宦官，俗称太监或“老公”。文书上的称谓很多，例如有阉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太监、内监等等。这些男子生殖器官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这批人是历代王朝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属的奴仆。

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绝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内当差。

我国历代宦官的人数以明朝为最，号称l0万。清朝改革了明代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即宫规宫法，将明崇祯末年的9万多太监，削减为9000人。清朝太监的等级极其严格，清朝宫廷内没有管理太监的机构称“敬事房”，又谓“宫殿监办事处”。规定在督领侍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小太监之分。发展至清代末期，太监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就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又有首领、大师父、师父、带班、陈人、徒弟之别等等。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封建帝王是世袭的，皇帝唯恐他人篡夺自己的皇位。一般情况下，皇帝猜忌朝廷的文武外官，总防着他们有外心：但却认为朝夕侍候在自己身边百依百顺、出身低下而又没有后代的内官员可靠。而宦官则往往利用在宫廷中的这种特殊地位，攫取极大的权力，甚至操纵帝上。这些人数量不多，但奴性十足，狡黠阴险、残忍狠毒。一旦成为皇帝的心腹，更是谗谄佞邪，毫无顾忌。他们结成死党，挟持皇帝，假传圣旨，卖官鬻爵，贪赃枉法，陷害忠良，甚至可以废立以至杀死皇帝。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宦官专权曾演出了一幕幕祸国殃民的惨剧，其中以东汉、唐、明三代为最。秦朝的赵高，东汉的侯览、张让，唐代的高力士、仇士良、田令孜，明朝的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以及清代末年的李莲英，都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宦官。

清代末年，紫禁城的太监大多来自河北省河间府，多半都是贫寒人家的子弟，他们为生活所迫才应选入宫。当时有的只有10岁左右就阉割净了身，李莲英就是8岁净身，9岁进宫的。民国初年。一个13岁的小太监马德清就被送进了博仪的逊清皇室小朝廷当差。

说到净身，清光绪年间，北京有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就是专干这一行当的。有的说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还有的说小刀刘是六品顶戴。他们每年分4次，即每个季度给总管内务府送净好身的孩子，这是他们的职业。净身的“手续”则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在清初，对净身还有个规定，不能私自行事，按刑律规定，违者问斩。到了晚清就不那么严格了，也有个别人是父亲亲自给儿子净身的，上面提到的马德清就是在他9岁那年，被他父亲亲自切除了生殖器。解放后，据马德清老先生回忆，净身是他一辈子最伤心的事，是一场难忘的酷刑。

太监入宫后，其中有少数人靠着奉承和钻营的手段，慢慢爬上有权有势的地位，慈溜太后宠信的李莲英和小德张，便是其中突出的两个。一代权监李莲英，曾与袁世凯互相勾结，藉以大发横财，仅一次就接受袁的贿赂20万两白银。据说李莲英临死时，不仅有大量的地产，还有无数的玉器珠宝，4个继子分得了大量银钱财物，就连2个继女，也每人各得白银l7万两。当时李莲英得罪了不少人，慈禧死后，他于宣统元年(1909年)正月底即向隆裕太后告老出宫，悄悄地离开了紫禁城，然而他终于在宣统三年正月归天了，有说是得痢疾死的，有说是被人害死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葬在海甸区思济庄的坟墓被人挖开，竞只有人头，无身子，弄得人首异地，被人害死的可能性更大，结局归宿也够惨的！出时的小德张效法李莲英，一面讨好慈禧，同时又和光绪皇后后来的隆裕太后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终于爬上了大总管的地位。他的财产也无法计数，在河北省静海县以及京畿南苑都有他的地产，天津英租界里他曾置楼房12座，北京永康胡同有他宏伟的大宅第，此外还有当铺、绸缎店等多处。

但是，紫禁城内不少下层小太监，终日辛苦劳动，到暮年离开皇宫，也没见过皇帝一面；太监受污辱被损害乃至折磨而死的事，亦时有发生。例如晚清宫廷中被慈禧派往光绪身边的太监寇连材，因他深明大义，斗胆违例向慈禧上奏折凡10条，劝慈僖归政，并言不宜去忠直人而专用阿谀者。最后被慈禧以内监有言事者斩，按清朝成例，送交刑部命处斩勿论。据说寇连材问斩时镇定自若，死而无憾。

紫禁城内责打太监的事，屡屡发生，他们只要稍有“不规”或偶有“犯错”，慈禧即下令动辄责打和处罚。刑罚之残酷，无以复加，实在骇人听闻，有的还要株连他人。光绪末年，慈禧曾用“气毙”之刑，竞把珍纪宫中30来个太监活活处死，造成迫害太监的一大惨案。所谓“气毙”，是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人的口鼻耳封闭，再用杖刑责打而死。

另外，那些下层小太监一旦失掉服役能力之后，都要被逐出紫禁城。不少太监晚年以寺庙栖身。据调查，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期的太监寺庙约20多座。辛亥革命、皇朝覆灭后，尤其是在逊清小朝廷被逐出紫禁城后，太监这一不合理的制度，终于随之彻底废除了。

　　胡同是北京特有的。胡同的繁体字是“胡勐”。为什幺叫做“胡同”？说法不一。多数学者以为是蒙古语，意思是水井。

　　我在呼和浩特听一位同志说，胡同即蒙语的“忽洞”，指两边高中间低的狭长地形。呼市对面的武川县有地名乌兰忽洞。这是蒙古话，大概可以肯定。那么这是元大都以后才有的。元朝以前，汴梁、临安都没有。

　　《梦梁录》、《东京梦华录》等书都没有胡同字样。有一位好作奇论的专家认为这是汉语，古书里就有近似的读音。他引经据典，作了考证。我觉得未免牵凿附会。

　　北京城是一个四方四正的城，街道都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北京只有几条斜街，如烟袋斜街、李铁拐斜街、杨梅竹斜街。北京人的方位感特强。你向北京人问路，他就会告诉你路南还是路北。过去拉洋车的，到拐弯处就喊叫一声“东去！”。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

　　沟通这些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的街道的，便是胡同。胡同把北京这块大豆腐切成了很多小豆腐块。北京人就在这些一小块一小块豆腐里活着。北京有多少条胡同？“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

　　胡同有大胡同，如东总布胡同；有很小的，如耳朵眼胡同。一般说的胡同指的是小胡同，“小胡同，小胡同”嘛！

　　胡同的得名各有来源。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如手帕胡同，当初大概是专卖手绢的地方；

　　头发胡同大概是卖假发的地方。

　　有的是皇家储存物料的地方，如惜薪司胡同（存宫中需要的柴炭），皮库胡同（存裘衣）。有的是这里住过一个什幺名人，如无量大人胡同，这位大人也怪，怎幺叫这么个名字；

　　石老娘胡同，这里住过一个老娘－－接生婆，想必这老娘很善于接生；大雅宝胡同据说本名大哑巴胡同，是因为这里曾住过一个哑巴。有的是肖形，如高义伯胡同，原来叫狗尾巴胡同；

　　羊宜宾胡同原来叫羊尾巴胡同。有的胡同则不知何所取意，如大李纱帽胡同。有的胡同不叫胡同，却叫做一个很雅致的名称，如齐白石曾经住过的“百花深处”。其实这里并没有花，一进胡同是一个公共厕所！

　　胡同里的房屋有一些是曾经很讲究的，有些人家的大门上钉着门钹，门前有拴马桩、上马石，记述着往昔的繁华。但是随着岁月风雨的剥蚀，门钹已经不成对，拴马桩、上马石都已成为浑圆的、棱角线条都模糊了。现在大多数胡同已经成为“陋巷”。

　　胡同里是安静的。偶尔有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来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响）的声音，算命的盲人吹的短笛的声音，或卖硬面饽饽的苍老的吆唤－－“硬面儿饽－－阿饽！”。“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时间在这里又似乎是不流动的。

　　胡同居民的心态是偏于保守的，他们经历了朝代更迭，“城头变幻大王旗”，谁掌权，他们都顺着，像《茶馆》里的王掌柜的所说：“当了一辈子的顺民”。他们安分守己，服服贴贴。

　　老北京人说：“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真是北京人的非常精粹的人生哲学。永远不烦躁，不起急，什幺事都“忍着”。

　　胡同居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不高。蒸一屉窝头，熬一锅虾米皮白菜，来一碟臭豆腐，一块大腌萝卜，足矣。

　　我认识一位老北京，他每天晚上都吃炸酱面，吃了几十年炸酱面。喔，胡同里的老北京人，你们就永远这样活下去吗？

小云南即云南说，似有道理，而笔者不敢苟同。今滇省尚有云南驿、祥云县、云津桥等地名，独不见"小云南"之记载。

明初，朱元璋定鼎南京后，数次派使臣诏谕占据云南的梁王归顺，均遭拒绝，遂令傅友德、沐英率军征伐。傅友德征云南时带来的三十万大军，大部留驻云南，分拨于卫所。直到洪武末、永乐初，奉旨转驻山东各卫所军户一万五千余户，七万余人。这些军户虽大部分原籍并非云南，但长期驻守云南各地，妻室大部为云南土著之民之女，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子女是在云南出生，后来迁到山东而以云南为原籍，而迁居到山东的云南同乡们居地贯以小云南名之以示对云南故地的纪念，此为情理之中。但云南并非就是"小云南"。

小云南在山东说

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被多数人所认同。

现收藏在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王姓家中《王氏谱书》，即王春芳始修于1958年，王彦兴续修于1985年。其内容有谱序、世系等。谱书中所记王氏原居"山东小云南大榆树"，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迁居辽宁入旗。所记"小云南"人小脚指甲分辨复形的特征和王氏从满习俗为其他谱书所不多见。

又据李林所著《满族宗谱研究》一书中宗族迁徙篇所记："由山东迁居关外的汉人，在籍贯上有两种，一种是山东小云南，一种是原籍云南，又迁到山东。小云南究竟在何处辽宁省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由此来判断，所谓的'小云南'乃泛指山东登州、莱州、青州一带的地方，并非现在云南省地方。"

今吉林省吉林市第一商业局张锡印所藏《张氏家谱》记载，张氏迁吉前原居"山东小云南大榆树下"，于清道光年间迁居吉林。这亦把小云南定在山东。另有今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三胞亲友联谊会会长马镇洛先生所存《马氏家谱》所记，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

以上谱书记载，证实了小云南不在山西，也非指云南省而就在山东一说。并且，其地域范围在莱州、登州、青州即今山东半岛地区。

小云南在山东，已为大部分民间家谱记述佐证。那么小云南在山东何地呢

明朝初年，倭寇不断侵扰沿海地区，今山东青岛地区，北东南三面环海，以山为岸，港湾交错，岛屿罗布，是为海防重地，为防倭寇侵袭，自洪武中先后在登、莱、青三州，设置七卫、十二所，即安东卫分辖东海中所(在今江苏连云港市)，隶青州府。大嵩卫分辖海阳所、大山所。靖海卫分辖宁津所。成山卫分辖寻山后所、百尺崖后所。威海卫分辖金山左所、奇山所，隶登州府。灵山卫分辖夏河寨前所、王徐寨前所，隶莱州府。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开始在今山东即墨市东20公里边海筑城设防，并于建文四年(1402年)置鳌山卫(即今即墨鳌山卫镇)、分辖雄崖守御千户所(在今即墨市丰城乡雄崖所)和浮山备御千户所(在今青岛市浮山所)划境而治，直隶莱州府。直至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卫所等裁并于即墨县。

鳌山设卫后，明政府先后从云南乌撒卫等地调来许多军队，这些军队又自鳌山卫分拨到登莱青各卫所。其中仅鳌山卫辖墩堡四十余处，迁入军户约七万余人。这些军户的祖籍遍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四川乃至云南等广大地区。随傅友德平定云南后，便落籍云南守乌撒实行军屯。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入滇，至永乐初年，驻守云南长达20余年，第二代也已长成。况且当年从军之时大部分只身一人，少数妻室家小是在驻守云南后随军，而独身者则多与当地女子结合成家，故转驻鳌山卫后，他们多以云南为原籍。查今山东省《即墨市地名志》记载，今即墨市30个乡镇近1000个村庄，半数民户多称祖籍为云南，或云南乌沙(撒)卫。亦有云南"槐阴县"、"威宁"、"毕阳县"、"乐歌屯"、"照阳山前"、"狮子口"、"凤仪县"、"哥嘎县牛角胡同"。而多数家谱为"云南乌沙(撒)卫，大槐树"或"乌沙(撒)卫槐树沟、大槐树里头"等。独无"小云南"字样。其迁移时间多为洪武末至永乐年间。而以随徐辉祖自云南乌撒卫转防鳌山卫者为多。《明史·四川土司传》说，乌撒，元置军民总管府。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蛮夷复叛，傅友德、沐英，因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四府离四川较近，上报朝廷，请将四府改隶四川获准。直到清雍正年间鄂尔泰命改土归流，因东川距昆明近而距成都远，经奏准将东川、镇雄、乌蒙复隶属云南，乌撒则隶属贵州。又据明万历版《即墨志》载：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即墨县人口为13480户，126800人。这其中鳌山设卫后一次性自云南迁来军户就达7万余人，占当时即墨总人口的60%还多，而这些军户以鳌山卫为中心分屯在即墨东部沿海，北至雄崖，南至浮山，包含今即墨全境和青岛市区。明代，鳌山卫是即墨的政治、军事中心，自云南迁来的军户，集居在这一地区，为不忘云南故地又区别于云南，而以小云南之名称于此地，是在情理之中。今吉林省的九台市东北部、舒兰市的西北部、榆树市的西南部这一地区沿松花江两岸即有"小昌邑"之称，正史虽不见记载，民间却广为流传。其名则源于清代乾隆以后，这一带属奉天府永吉州巴彦鄂佛罗防御旗管辖，而这一带的居民80%是在清代康熙以后来自山东莱州府昌邑县，为不忘故土，故冠以"小昌邑"之称。

另据今山东省昌邑县《谭府万世谱书》所记"……余谭氏之相传，于元明之际，自小云南鳌山卫迁邑城之北、潍水之东，庄名海眼……"该谱系谭玉湘修于清朝光绪年间，谭春和作序。这一记载明确表述了谭氏迁昌邑之前，原居住在鳌山卫，而鳌山卫即设在小云南这一地方。这种表述再清楚不过的说明了小云南即指今山东省即墨市东部沿海和青岛市区。今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马氏家谱》序言中亦表述了马氏原居"山东即墨小云南马家庄"，于清代迁吉林省永吉县的缸窑，后又迁到舒兰县的白旗镇。这些都足以说明小云南在山东，而确切地点在山东即墨东部沿海一带。

在今山东威海、烟台、潍坊等地区以及今东北诸省，许多姓氏家谱和口碑流传提及"小云南"之名。可以想见，这些家族的祖先必是洪武至永乐年间集居小云南(鳌山卫)的军户，自明中后期自小云南又迁徙到各地，因而在家谱中则有山东小云南字样。笔者的祖先，则是于明洪武十四年随傅友德入滇，又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转防鳌山卫(自永乐以后鳌山卫地区开始有"小云南"之称)，又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北上，兄弟五人一迁北京上林苑，两迁潍邑(今潍坊)，一迁渔营，一迁海眼。笔者祖先即为海眼谭氏，又于清乾隆年间迁居吉林。

综上可知，"小云南"不在山西，也不在云南。小云南在山东，其具体地点即指今青岛市和即墨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心治所即今即墨市

小云南是由云南北归的兵户聚集居住区域,这些人通常戏称这样的地方是"小云南",在山东，其具体地点即指今青岛市和即墨市的东部沿海地区，其中心治所即今即墨市,在山东的潍坊等地也有由云南北归而聚居的区域,也叫"小云南"

　"胡同"，这两个字原是蒙古语的译音。《析津志》载称："通本方言"。是一二六七年元代建大都沿袭下来，至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所以，北京胡同是有久远历史的产物，它反映了北京历史的面貌，是有丰富内容摘编肖多少胡同？《析津志》载，当年元大都只有二十九条"通"。到了明代除了大街外，原来三百八十四火巷也叫胡同了。明嘉靖《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内城有胡同九百多条，外城三百多条。光绪年间统计，内城有一千二百多条，外城六百多条。一九四六年统计，北京共有胡同三千零六十五条。　北京许多胡同富有历史意义。作为元、明、清三代帝都的北京，如司礼监胡同、恭俭胡同（内宫监变音而来），织染局胡同、酒醋局胡同、钟鼓司胡同、惜薪司胡同、蜡库胡同、瓷器库胡同等等，都是历代内府太监的监、局、司、库，作各衙门所在地，显示了当时皇城的范围。过去，北京是由千百万大大小小的四合院背靠背，面对面,平排并列有序地组成的。为出入方便，每排院落间必要留出通道，这就是胡同。元代，北京的胡同间隔较宽,元大都基本上都是三进大四合院的距离。因此后代在中间空地建院，必赖小胡同为出入通道,这样就在许多有名的大胡同中产生了大量无名的小胡同，于是俗语有云:“著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赛牛毛”。截止到１９４９年,北京城区有名的街巷有6074条,其中胡同1330条， 街２７４条，巷１１１条，道８５条，里７１条，路３７条。习惯上人们把街巷之类统归于胡同。　　在北京,大大小小的胡同纵横交错,织成了荟萃万千的京城胡同深深，胡同深处是无数温暖的家,这就是北京人对胡同有特殊感情的根本原因。北京最窄的胡同是前门外大栅栏地区的钱市胡同，胡同中间最窄处只有４０厘米。还有些曲折幽深的胡同呈九曲回肠之状，如北新桥原有条九 道弯，实有２０多道弯，后划分成五条胡同；前门外也有九道弯，实则要 拐１３个弯北京街巷胡同同名称好比一部百科全书,既反映了历史沿革，又展示了社会风情，近年，被开发为一种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　　目前，北京古老破旧的大杂院正被现代化的楼房所取代，旧胡同也将 失去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不过，为保持北京的古都风貌，许多著名的胡同已被当作文物保留下来了，它为我们新兴的首都保存了一丝古老的色彩。现在，北京胡同文化发展已经开发出了一项旅游新项目——串胡同。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朋友乘坐北京古老的交通工具人力三轮车，经舒畅刹海西沿，过银锭桥到鼓楼，登楼俯看北京旧城区和四通八达的胡同，然后前往后海地区，参观京城古老的南北官房胡同、大小金狮胡同、前后井胡同，走进普通的四合院，和北京人聊一聊，了解普通北京人的生活，最后沿柳荫街到有“红楼大观园”之称的恭王府，体验旧时王公贵族的居住环境和御花园。外国朋友们在北京的胡同里留连忘返，连声称赞：“北京的胡同太美了，太迷人了!” 北京的胡同作为北京古老文化的载体，具有一种永恒的魅力。

东四大街远在元代就是十分繁华的商业街，当时称十字街。明永乐年间，在东四大街路口修建了东、西、南、北四座牌楼，即"东四牌楼"，东四地名因此而命名。"东四牌楼"均为四柱三楼式，东侧牌楼上书"履仁"，西侧牌楼上书"行义"，南北的牌楼上书"大市街"。这四座牌楼虽在1954被拆除，但东四地名一直沿用至今。

以东四命名的街道除南、北、西大街外，还有东四头条至十四条胡同。其中三条至八条胡同形成于元代，街巷严格遵循大街24步、小巷12步的规格。街区内排列整齐的胡同，布局规整的四合院，显现了完整的"鱼骨"式的胡同模式。

东四一带在元代是全城三大商业中心之一，直到明清时代仍然十分繁华。这里与朝阳门、东直门、崇文门相邻近，是粮食、木材和外地商品进京的必经之路。在朝阳门附近还有许多货栈、仓库，更加推动了金融和商业的发展。

昔时，这里有许多资金雄厚的钱庄和名声大震的店铺，如：富冠京师的"四大恒"钱庄，恒信公、华盛东绸布店，永安堂药店和以"大八件"著名的合芳楼，制黄白蜂糕的美蓉斋和瑞芳斋饽饽铺等。

元代灭之后，明代于永乐年间改建北京城，后又将南北大运河终点码头积水潭废弃，改在东便门外的大通桥为终点码头。这是东四地区继鼓楼、钟楼之后，成为北京最繁华商业街的首要条件。

元代时，朝廷在通州建有13座粮仓，当做储粮之用。

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明代将管理漕粮的总督仓场公署设在裱褙胡同。通州和北京都设粮仓。北京城的粮仓大多建在朝阳门内左右和东直门等处。

到了清乾隆年间，原通州的官仓只留两座外，其余多移至北京。北京有粮仓十三座，朝阳门内南侧有禄米仓，北有新太仓、旧太仓、南新仓、富新仓、海运仓等。

此外，虽然定东便门外的大通桥附近为漕运卸粮之地，但是由于粮多船多，大通桥一处不够使用。因此，必须有一部分漕粮在通州卸。而后改用大车、骡马驮运至北京进朝阳门入仓。

不管是在东便门外大通桥卸下的粮食，还是在通州卸下的粮食，都要改装车、马，运进朝阳门。众多的马夫，搬运粮食的夫役和管理粮仓的人员，就都聚在东四牌楼，喝水、吃饭、休息。

东四地区成为繁华商业区的第二个条件是，明代，东四牌楼以南有官妓院，有演奏乐器的娱乐之所。现在的内务部街，在明代时，叫"勾栏胡同"。现在的演乐胡同，是明代乐队演习奏乐的地方，现在的本司胡同，是明代管理官妓院、管辖戏曲、音乐活动的"教坊司"所在地。

此外，灯市口的繁华兴盛，对东四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明代，正月观灯是当时极盛的一种风俗。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时，每年正月就"放灯十日"以与百姓同乐。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就在东四牌楼迄南设灯市。

从正月初八日起，至十八日在此放灯。并赐百官假五日以观灯。当年，从二郎庙往西，其街很宽阔、整齐。街中列市，珠玉古玩、儿童玩具、日用杂品之货摊，应有尽有。

而且还有文娱玩耍之地，据《帝京景物略》记载："童子捶鼓，傍夕向晓，曰太平鼓"，有童子"跳白索"以为戏。

等到太阳西落，即满街张灯，从二郎庙往西观之，如同星月之街，五光十色，煞是好看。

各色纱灯上都画着山水风景、各种花卉和历史故事等图画。

更好看的还有冰灯"细剪百彩，浇水成之"，千姿百态。

在灯市期间，观者如云，游客若狂，老幼男女，从四面八方拥至灯市。其中有很多官宦、富豪、文人墨客也来此观灯。但是，灯市缺少卖茶水、饭食的店铺和货摊，观灯者就到东四饮宴休息，东四的商业自然大受裨益。

此外，东四东侧的三官庙庙会对东四的繁荣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官庙始建于明成化年间，供奉天、地、水府三元的神，故称三官庙。

这座庙规模大，香火旺。每逢开庙之时，香客拥挤不堪，东至朝阳门，西至东四都是人群。

据传说，明成化以后的皇帝都到三官庙上过香，三官庙庙会的兴盛，间接促进了东四地区的经济繁荣。鉴于以上原因，东四地区成为明代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