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产生于夏，盛于魏晋南北朝，普及完善于宋。

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中国原始社会逐步解体，进入了奴隶社会，确立了王位世袭制。随之产生了记述夏朝世系的家谱。至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家谱只是记述士大夫身份的一种特殊标志。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6年），氏族宗法组织瓦解，抛弃了公侯子孙的贵族世统本系。至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族谱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崇尚的宗教文化。以后，随着封建门第制度法制化，官修世族大地主的合谱盛于魏晋南北朝（公元265年～589年）。隋唐两朝（公元581年～907元），推行科举制度，士族势力日渐衰弱。至唐朝中期，族谱由以前的官修合谱逐步转向私家修谱而兴盛起来。宋朝（960年～1279年）受“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支配，私修族谱逐步普及和完善。明、清至民国，宗族活动盛行，私修族谱有增无减。

中国族谱随奴隶社会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产生于夏朝

中国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们以血缘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居住在一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家族、氏族村落，形成氏族公社。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以维持氏族成员的共同世系和区别于其他氏族。氏族内的重要事情，都按照一定的习惯和世系安排。

夏朝，中国原始社会瓦解，进入了奴隶社会，并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为了明晰王族世系，子孙继位，产生了记述王族世系的“家谱”。《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

周朝，以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建立，使嫡长子成为土地和权位的法定继承人。与之相应形成了“尊祖敬宗”的祖先崇拜，从而巩固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家谱迅速发展。周朝家谱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贵族出于尊祖敬宗和炫耀祖先，在鼎彝礼器上铭刻自己的家系。这些鼎彝铭文，先叙述祖先名字及其美德、功勋庆尝，最后为铸器人的名字。这类铭文鼎彝按辈份作为祭器陈列于宗庙，这就是周代的私修“家谱”。

二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设立史官，记录、整理、保管各贵族的家谱。周王朝中央设有小史掌管王族家谱，负责定位王族世系，区分王族成员的辈份和血缘关系，遇有祭祀，则告诉君王其先祖的死日、名字等。周王朝中央还设有太史、内史，记录、整理、掌管诸侯卿大夫的谱系资料。各诸侯国也设工、史之类的官，记录、管理谱系资料。http://wwwdoc88com/p-1146349882708html

三是出现了一批谱学著作。这些著作中要数《世本》的成就最大。《世本》记录了自三皇五帝一直到春秋战国时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流源、迁居本末、生前创制、死后名号以及其事迹，集各代、各家分散和世系于一书，使之流传后世。

中国族谱随封建门第制度法律化，世族大地主修谱盛于魏晋南北朝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实施官僚制度。氏族宗法组织随之瓦解，但血缘宗法思想并没有削弱。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君臣等级和血缘尊亲观念进一步得到增强。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及地主势力发展，他们往往几代宗族不分居，结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还与大官僚、大商人纠合，结成集团，在政治上垄断政权，把持仕途，占据中央和地方要职，形成门阀。东汉后期，三公九卿太守州牧，多数由这些高门弟子担任，门第制度已成为世家大族垄断统治政权的基础；阶级矛盾激化，世族大家以保卫乡土、宗族为名，笼络人心，组织宗族武装，维护自己的势力；世族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利用宗族关系控制大量劳动力，为其奴役。曹魏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使门第制度法律化。当时中正品第人以家世、才干、品德三项标准并列。到西晋，世族地主专政，把家世提升为主要的甚至惟一的标准。上品高官全为世家大族垄断，寒门、中小地主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家谱自然成为九品中正选择官吏的主要依据。世族大地主利用宗族血缘关系和宗族思想，笼络族众，组织宗族武装遍布全国。族谱也自然成为其有力的工具。当时赋役苛重，大批族人农民只好投奔同宗大地主，转为“私属”，供其奴役剥削。族谱自然成为维护这种局面的工具。为了适应这种需要，魏晋南北朝官府设立“谱局”，诏令专职修家谱。家谱也作为重要文献，保存在各级官府中，出现世族地主家谱的鼎盛。当时修谱以贾弼最有名，他广搜世族大地主的百家谱记，在东晋政府的支持下，撰定《百家谱》，共100帙，712卷。包括18州，116郡大族。

中国族谱随科举制度的推行，私修族谱盛于唐

隋唐两代，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不再以族谱为依据。族谱的作用下降，但氏族门阀观念仍然很盛。唐太宗命修《氏族志》，收集全国的氏族家谱，考证其世系，定为9等。并提出“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把皇族列为第一等武则天时，又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均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官以上者，皆升为士族。唐代中央政权编修的谱牒，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变化。

由于唐皇朝的倡导，并编修大量官谱，社会上私修族谱之风甚盛。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就是那些百代无闻之族，一朝暴贵，也无不追求本系，妄承先哲。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士族势力的衰退，逐步改变了过去绝大多数是官修百家姓氏渊源的合谱状况，私修家谱逐渐兴盛起来。可惜唐末乱世，世家大族家谱大都散失无存。

随“三纲五常”宗族伦理思想的奉行，“家自为说”私修族谱普及完善于宋

宋代以後，中国社会奉行“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宗法家长制的统治思想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机体。以族谱选官和婚配的作用逐步消失，修谱的目的主要是敬宗收族。朝廷不再设“图谱局”，官府再不修谱牒。世族之家的修谱逐步减少，并转向一般官僚地主之家以至普及到百姓之家。私家修谱一般是本族人自己修，而且是挑选受过一定教育在本族有一定威望的人撰修。宋初，文学家欧阳修、苏洵主持修本族族谱，开创了宋代族谱的先河。其後，许多士大夫纷纷为自己的家族修谱。从此，族谱从过去的“奉敕修定”，转向“家自为说”私修，形成了私修族谱的盛行。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中国族谱随宗族活动的盛行，明清修谱卷帙浩繁

明代，朝廷置宗人府，编修皇族谱牒，称玉牒。清代自顺治始，开设玉牒馆，由大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尚书等主持修牒。时，玉牒为皇族成员发放俸禄、赐官封爵、指婚定名的基本依据。

明清两代，私修族谱更是卷帙浩繁。家谱、宗谱、族谱、支谱、世谱等名目繁多，并产生专记人物生平事绩的“年谱”。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世家谱》，改变了唐及以前只收录直系长子长孙的做法。北宋至明清民国，合族修谱，支庶兼收，续修不断。明中期，规定每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谱例规定严明，内容丰富。且随宗族活动的变化，修谱南方盛于北方，南方宗族聚居之风盛于北方，特别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很多商人借助宗族活动开展商业活动。海外华侨成立宗亲会，集合同姓人士，不论亲疏，不分派别，建立宗祠，共祀其受姓的始祖，以此联络感情，弘扬祖德，团结互助，发扬民族精神。这些宗亲活动直至民国时期仍有增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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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十帅家谱（二）

励双杰

第二部，勉帅李兴锐《浏东六碓李氏家谱》

湖南浏阳《浏东六碓李氏家谱》十二卷首一卷，光绪二十七年部香堂木活字本，李兴灿等纂修，十二册。

勉帅李兴锐，有资料这样介绍：李兴锐（1827-1904)，字勉林。湖南浏阳人。早年随曾国藩镇压太平军，1870年任直隶大名府知府，旋调江苏，与彭玉麟规划长江水师，修筑沿江炮台。1875年总办上海机器制造局，1885年参加查勘中越边界，后历任津梅关道、长芦盐运使、广西布政使。1900年擢江西巡抚，浚治鄱阳湖，导水人江，整顿厘捐，创设农工商局等。1902年诏行“新政”，他奏请开特科，设银行，修农政，讲武备等。1903年署闽浙总督，次年任两江总督，旋病卒，谥勤恪。

从这里看，“勉林”是他的字，再查，连《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七·列传二百三十四》都说他“字勉林”，但家谱世系记载：“兴锐，字晋初，号勉林”，应是号而并非字。修这部《浏东六碓李氏家谱》时，李兴锐尚在世，他在首序中说：“道光甲午始叙次宗谱，勒为成书，爰议嗣后每阅三十年重一修定，今又其时也。兴锐方驰驱王命，未获躬与其役”，是没有参与这次修谱，但他又说：“昨庚子冬，兴锐奉巡抚江西之命，取道里门，展修祀事”，说明在修谱的前一年，他回过一次家，参与了家族的祭祀，家族中总不至于连他的字、号都会搞错，象这样一个光祖耀宗的人物，家族是没有理由不慎重的。所以说，仅这一点，也可显示这部家谱的那么一点重要来，现正在重修《清史》，《浏阳六碓李氏家谱》略可补前人所误。

李兴锐元配萧氏，继配马氏、姚氏，但只有元配萧氏生了一儿一女，儿子昌濬的第三个女儿嫁给了同乡、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刘人熙的儿子刘瑞浺。

说到李兴锐，顺便还可以再说一下同族的李鸿球。李鸿球虽与李兴锐同族，却已在五服之外，从辈份上排，李鸿球是李兴锐的孙辈，生于光绪二十五年，修谱之时，虚岁三岁。

李鸿球，字韵清，室名海棠书屋，剑花楼。早年习经济，好收藏。去台湾前曾在北平、汉口、郑州、上海等地供职于银行及信托公司，任经理等职。后任世界书局总经理，创办大中书局，任董事长。曾居欧洲数年。著有《天涯浪迹记》、海棠书屋力学杂录/诗存》《董其昌书画年谱》、《古钱今话》、《古印综述》、《剑花楼书画录/古钱币/古印鉥/古铜镜》、《中国古兵器》、《吴佩孚年谱》等。

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在介绍该馆藏品时说：“本馆藏有中国历代钱币甚丰，计自上古原贝、骨贝、铜贝、刀币、布币、圜钱、纸钞、银锭、元宝、银洋、铜币共三万余件。其来源有各界人士捐赠者，有向收藏家价购者，政府拨交拨赠者，而民国八十三年本馆价购李鸿球先生遗藏古钱一七八三件，使本馆钱币收藏更趋完整，成为中国钱币收藏之重镇，而侪名于世界搜藏中国钱币最富的博物馆之一。本馆所藏古代钱币之中，有周代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即为原李鸿球先生收藏中之精品。其形制为耸肩、尖足、圆档；此布币的首部有銎，是为空首。此件耸肩空首尖足无文大布是典型的春秋时代布币，属于大型布钱，形制完美，造型古朴，极具苍浑之美。”可见李鸿球藏品不但丰富，而且质量极高！

李鸿球去台湾后曾在“民国六十年”编印《旅台六碓李氏承先启后册》平装一册，台湾家谱收藏家廖庆六先生的“万万斋”有藏。这册名为《承先启后册》的家谱我没有见过，不知道是不是根据旧家谱续编的。以我的猜想，当年李鸿球匆匆忙忙离开大陆来到台湾，带上家谱的可能性比较小，待大局已定，至1971年以前，再要想得到一部家族的老家谱，几乎蜀道难，难以上青天。这个迷，以后有机会得请廖庆六先生来破了。

相比之下，咱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大陆人那可是太幸福啦。别跟我抬杠啊，我也知道1971年前后上下左右大陆人民提起家谱是谈虎色变的。可我在2003年的1月25日还是得到了这部《浏东六碓李氏家谱》，这一年的大年三十是1月31日，也就说，再过六天就要过年，给我送谱来的湖南浏阳老黄，雄纠纠气昂昂的背来五部家谱共一百零几册，结好账我要送他走，却发现火车票、汽车票啥的都是爆满，买不到了，飞到长沙的飞机票倒还有，可老黄不干，说我这次的利润也就够一张机票钱，总不能白干吧？既然到了你的地盘，你得给我想办法，可不能不管我。讹上我了。我没办法，只好四处打听，恰好有一个搞运输的朋友手下还有一个司机要到湖南醴陵送一趟货，醴陵跟浏阳不远，最后老黄是跟着那货车走的。老黄回到家，打来电话千恩万谢，说你那朋友不但白让我坐车，路上的伙食都是他招呼的，没要我钱，你得代我谢谢他。敢尽这次是净收入净利润，瞧把老黄乐的。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10 页： 李兴锐，字勉林，浏阳人，素治湘军军需，廉勤为曾国藩所赏，洊授知府，奏调直隶差遗。勉之为循吏，后赞日本使事，擢道台，历桂、赣等省藩皋。庚子擢赣，擢移粤、晋、闽督，卒于两江任。兴锐当官无赫赫名，而直实，每奉命按事，未尝代同官复掩。能饮，日尽百觞，予尝问以变法利弊，兴锐曰，此官此人变，犹不变也。至今尚思其言。

第三部，颂帅卞宝第《江都卞氏族谱》

江苏扬州、仪征《江都卞氏族谱》二十四卷首四卷，清道光十年庚寅木活字本，春田、泰徵等重修，今缺卷首一、卷四，存二十八册。

“卞”姓的家谱比较少见，2007年孔网曾出现过一部三十八册的近年新修江阴《卞氏》，原四函，因为少了二个函套，被我以较廉的价格买到。这事被江苏江阴的一位家谱收藏家知道，以为我是经过我的江苏朋友阿风才搞到手的，打电话责备阿风“人家卖国你卖省”，几乎把阿风气得吐血。这话说得极有杀伤力，基本达到了柔道红带、围棋七段的功力，但他没想过孔网是天下人的孔网，人人都可以参与，用不着别人帮忙。何况出省又非出国，既然流到了市场，只要还在中华大地上，谁藏都一样。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收藏近几年新修的家谱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之一是稀见姓的家谱，如果碰上也偶尔笑纳一、二部。因为在此之前我还没有《卞氏谱》入藏，得这一部江阴《卞氏》，也是聊胜于无罢了。后来才意识到江阴《卞氏》只是个先声，没多少日子，就在南京文庙得到了这部缺了二册的道光十年《江都卞氏族谱》。

上海图书馆有此本递修的同治十三年、光绪元年、光绪二十五年三部，其中光绪二十五年本有四十二册，其目录如下：“卷首一、二载忠贞世纂、卷首三初辑谱牒、卷首四徵述录，卷一荣赠录(诰命、旌奖、题赠)，卷二规范录(条约、宗规、格言、宗法、宗训、家训等)，卷三源流录，卷四祠墓录，卷五继美录(修谱旧序、旧例、义例、凡例、历修总目、杂记、书札、书後、後跋)，卷六显著录，卷七世德录(列祖传赞铭状)，卷八清芬录(贞孝节烈)，卷九里居录(迁徙侨寄)，卷十世守录(发祥录、衍庆录、归化录等)，卷十一同宗纪略，卷十二高淳、丹徒、阳湖三族纪略，卷十三至二十七世系表。”

我所藏谱因缺卷首一，已无目录。此本所存卷首二为“忠贞世纂续编”，可知卷首一即为“忠贞世纂”；卷一与卷三合装一册，而卷二有二册，我所藏本卷三为“规范录”，卷二才为“源流录”，可知光绪本与此道光本的卷二、卷三内容对调；卷四“祠墓录”缺。余除卷数不同，内容基本相同，只不过略有增删而已。

颂帅卞宝第，字颂臣，号娱园，咸丰辛亥举人。曾先后任刑部主事，郎中、御史、府尹、直至闽浙巡抚、湖广、闽浙总督等职。《清史稿》说卞宝第“有威重，不为小谨，驺从甚盛，所至诛锄奸滑，扶植良愿，民尤感之”。有“公敬历内外，管领封疆，关于国计民生，先后政迹，昭垂国史”之名。在官廉俸外一无所受，人莫敢干以私。为地方兴学兴利。著有《方岳采风录》、《闽浙猷轩录》各一卷，《抚湘公牍》四卷，《疏稿》十二卷。今卞宝第故居犹存。

卞宝第生于道光四年，道光十年本谱纂修之时，他还不过七岁，详卷二十三中关于他的世系记载极简：“宝第，行尊，光河次子，字 ，生道光甲申十一月初九日午时。聘高氏”，唯一有价格的信息是已经给他定下了娃娃亲。而他父亲卞士云的世系记载就较详：“士云，行贤，原名荣贤，新盘公子，仪封公孙，时敏公曾孙（此亦为本家谱特色之一，从曾祖、祖、父记起，其它族人亦如此），字光河，号季青，生乾隆戊申五月十三日未时，道光癸未科进士，诰授奉直大夫，山东道监察御史，前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戊子科四川典试副使，前翰林院庶吉士。配吴氏，生乾隆辛亥九月廿四日申时，诰封宜人，例晋封恭人。生二子：宝书、宝第”。卞士云虽没有参与修谱，但谱中关于他的文篇收录了不少，仅在卷五《继美录》，就有《松泉寄光河书》及《光河覆松泉书》。

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卞孝萱先生也是这于这个卞氏家族，他在邵文实《在人虽晚达，于树似冬青——卞孝萱教授访谈录》中说：“我出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家世渊源对我的成长有很大影响。卞氏于东晋时避乱南迁，传承过程中，代有名人。远的不说，清末扬州卞氏就有‘两世开府’之称。两世指我的族祖卞士云、卞宝第两代。”只是修谱之时，他远未出世，谱中自是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不过，他曾利用光绪二十五年修本《江都卞氏族谱》做过一些研究，他说：“我还写过一篇《利用〈卞氏族谱〉解读〈黄侃日记〉——家族文化个案研究之一》……我据光绪二十五年己亥重修《江都卞氏族谱》，先编制仪征卞氏四世主要成员简表，继据族谱考出静仪之夫、卞宝第第三子卞绥昌生平，知其与静仪同年，二十二岁卒；静仪乃四川永宁道黄云鹄女。研究黄侃及读其《日记》者，多为文史后辈，对于《日记》中频繁出现而不治国学的卞昌、卞缙昌（女）、卞斌孙、卞孙、卞寿孙等人，感到茫然，我利用《卞氏族谱》，解答了人们心存已久的疑惑。”

现在想来，还有一桩极巧合的事，那天我刚到南京文庙，就接到了江苏常州家谱收藏家朱炳国先生的电话，他说已跟卞（孝萱）老通过电话，卞老同意给他主编的《家谱与地方文化》再写篇文章，言下极为开心。我才挂了电话，就看到摆在地摊上的这部《江都卞氏族谱》，因为缺了二册，摊主底气不足，并没有开出高价，稍一还价即就成交。文庙我去过也就三、四次，没买到过一部家谱，只有这一次，才把颂帅、卞教授家族的家谱捧了来，有时候想想，凡事皆有定数，不是你的，强求都是无用；是你的，她就会在那个地方等着你，别人想带都带不走。

《近现代名人小传》上册 217 页： 卞宝第，字颂臣，扬州人，以翰林御史外任监司，擢疆圻，终于闽浙总督任。宝第强毅，官台谏日，强击不避贵要。及为疆吏，颇偏听执拗，有谮建宁令者，谓其衰颓，属藩司易人，藩司谓令方壮，人言弗足信，不纳，以履历陈览曰，是必捏书者，竟撤之。及至省投谒，则一翩翩一少年。宝第大慙沮，而卒假他事劾罢之，其横若此。故人称之曰“卡（当为‘卞’字误）牛”。颇嫉李鸿章，遇海防事，辄云，此合肥老儿言，何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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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耕女织，分工清晰；

从属于农业，不占主体地位；

为了养家糊口之用，产品归自己所有

大部分自产自销，仅有一小部分拿到市场上出卖；

手工，生产过程简单，规模小，技术单一。

春秋末年（公元前475年），中国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由于奴隶制度的崩溃，新兴地主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及士阶层的壮大，私学的大兴，扩大了教育对象，使得更多的人掌握了原来为贵族所垄断的文化与道德等方面的知识，为更多的家庭实施学前教育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儿童的学前教育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一、封建社会的学前家庭教育

在封建社会，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子女与社会最早的接触点，也是我国古代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场所。

1．封建社会学前家庭教育的目的

(1)为培养统治人才服务

在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多重视教育，设立学校，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学校教育为封建社会培养“建国君民”的统治人才。在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本教育学著作《学记》中曾经说过：“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记》，《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汉代太学的设立也能够说明这一点。太学是封建社会一种重要的官学机构，它的最初设立动机，就是西汉武帝接受当时著名的教育家董仲舒的“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班固：《汉书•董仲舒传》卷56，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12页。）的主张，为造就官僚后备军而设立的。隋唐以后，虽然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学校日渐成为科举的附庸，但其最终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培养统治人才。

学前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它的目的自然是与学校教育的目的一致的，都是为培养封建社会需要的统治人才服务的，因此封建社会的许多家庭在实施学前家庭教育的过程中，长辈们常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教育儿童，以日后求官进爵的知识启蒙儿童。同时统治者亦非常重视学前家庭教育，视其为封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造就官僚后备军的人才教育的开始。

（2）齐家治国的基础

《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孔子也说：“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顾炎武：《日知录•家事》，《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可见，古人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并把它作为今后出仕、治国安邦的基础与管理才能的一种检测。同时，由于“天下之事，莫不有其初。家之立教，在子生之初。”（丘：《大学衍义补》卷首，四库全书本。）故家庭对幼童的学前教育，又是家庭教育的基本内容与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讲，为日后能够齐家治国奠定基础，也是学前家庭教育的目的之一。

家教与治国的逻辑联系为纽带的宗法政治统治，皇位实行嫡长继承制，百姓以血缘关系亲疏。家庭内部以父权实施家长制管理，国家最高统治者则以君权实施“家天下”的统治，父权与君权名异实同。秦以后虽实行郡县制，但仍以家庭（家族）为国家对臣民进行统治的中介。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的地方行政，一般都以县为最下级的行政单位，然而县境广阔，人口众多，要实行有效统治，还必须依靠地方自治性质的乡村组织。由于中国农村社会聚族而居的特点，家族成为乡村组织的基础。乡村组织对百姓实行的是族权与政权的联合统治，因此，国家的统治归根到底是要依靠家庭组织的力量。“家之不宁，国难得安。”由此，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提出国之本在家，欲治其国，须先齐家的观点，并赋予家庭人口生产、物质生产、教育三重职能，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具有特殊的意义。

（3）光耀门楣

如果说齐家治国是政治家为古代学前家庭教育制定的终极目标，那么光耀门楣则是普通家庭实施学前教育的实质动机与最切近实际的目的。有一则民间笑话：有位父亲让其心爱的儿子骑在脖子上赶路，一位道学先生见了，指责道：“骑父作马！”然而道学先生的话音刚落，小孩便喊道：“望子成龙！”小孩子的话道出了当时做长辈的普遍心态，而这种心态又是与希望家族兴旺发达的企盼密切联系着的。

将个体的光荣与家庭的荣耀联系起来，根源于中国社会的特点。中国古代是个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制订法律，惩罚罪犯，都不只限于个人，总要牵连整个家族，所谓“一人当灾，全家遭殃”，一人犯法，轻者罪及三族，重者株连九族。同样，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人出人头地，不仅是个人的荣幸，也是全家的荣耀，如在科举时代，若家中有人高中举人、进士，则朝廷以大红喜报报喜，整个家族都将沉浸于喜气洋洋之中。正是由于个体与家庭间这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使得学前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显得格外重要。家中长辈都视子女为私有财产，希企通过家教早日使子孙“成龙”，以达到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的目的，同时，子孙们亦以身许家，把光耀门振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方式。

2．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

综观上下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期的学前家庭教育，其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思想品德教育、生活常规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身体保健等方面。

（l）思想品德教育

中国古代向以思想品德为教育内容的主体，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第一》，《论语译注》（杨伯峻），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页。）行指品行、德行，意思是说在品行、德行修养有余力时才可以学习文化知识。以品德为先不仅是数千年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主旨，而且也成为学前家庭教育的“纲领”，汉时王修曾教育自己的儿子：“未必读书，并学作人。”（王修：《诫子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后汉文》。）南宋教育家朱熹亦说：“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7，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页。）在家庭中对幼儿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主要是使儿童形成初步的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这种德教内容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①孝悌

《吕氏春秋•孝行》中说：“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可见，注重孝道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西周以后，孝悌之道更是成为古代道德的根本，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培养幼儿的孝悌观念，也就成为学前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

对幼儿进行“孝”的教育，主要是要求幼儿从小养成不违父母意志，服从父母绝对权威的习惯。如清代学者李毓秀在其所著《弟子规》中曾说：“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居家杂仪》中也指出：“凡诸卑幼，事无大小，无得专行，必咨禀于家长。”这些要求均是为了突出父母的绝对权威。

对幼儿进行“孝”的教育，还要求幼儿自小养成敬奉双亲的习惯。《孝经•纪孝行》中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意思是说，孝子的事亲之道，主要是平时对父母态度应恭敬，不得懈怠，尽己之能侍奉父母并使其得到快乐。《礼记•曲礼》中也要求儿子对父母应做到“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即冬天应使父母温暖而不受寒，夏天应使父母凉爽而不受热，晚上要为父母铺好床，早晨要向父母请安。东汉时的黄香可以说是实行这种孝行的典范，“香九龄，能温席。”（王应麟：《三字经》，《中国封建蒙学文化评述•附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据说黄香9岁时，对父亲非常孝顺，寒冬时能用自己的体温为父亲暖被窝。因此他就被列为古代廿四孝之一，成了封建社会儿童学习的榜样。

注意从小培养儿童孝顺双亲的品德，是我国古代尊老孝亲传统道德意识的体现，同时，以此作为儿童道德意识形成的起步，亦符合儿童道德形成的规律。当然，封建社会的“孝”从本质上说是“借正父子之论，“以严君臣之分。”突出父权的“孝”，旨在强化对皇权的“忠”，而且这种“忠”、“孝”是不问是非的“愚忠”、“愚孝”，它完全扼杀了儿童的个性与自由，成为制造奴性和奴才的渊薮，这是我们应当批判的。

如果说孝是用以维系纵的家庭关系，占主导地位，那么悌则是用以强化横的家庭关系，居辅助地位。对幼儿进行悌的教育，主要是要求孩童自幼兄弟友爱，为兄者爱护弟弟，为弟者敬爱兄长。据说东汉时大文学家孔融4岁时，就能把大的梨子让给兄长吃，而自取小的。这则“孔融让梨”的故事在封建社会曾广为流传，并在学前家庭教育中作为进行悌的教育的典型事例而屡被引用。

家庭教育中强调悌德的培养，目的是为了使兄弟和睦，家族兴旺，个人日后能在社会上立身。三国时向朗曾告诫其子说：“贫非人患，惟和为贵。”“九族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向朗：《遗言诫子》，《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北齐教育家颜之推则明确指出：“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二亲既殁，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颜之推：《颜氏家训•兄弟》，《颜氏家训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7、40页。）如果兄弟阋墙，则子侄亦不相爱，当有外祸来临之时，还会有何人援手相助？《魏书•吐谷浑列传》中还记载了一则故事：吐谷浑国的国王阿豺有20个儿子，他在病危时便把儿子们叫到面前，说道：“你们各人拿我一枝箭，在地上折断。”他的儿子都把箭折断了。随后他又对其母弟说：“你取19枝箭来，合在一起把它折断。”他的母弟怎么也折不断。阿豺便说：“你们明白吗？单独一枝箭容易折断，把多枝箭并在一起就很难折断了。只有你们同心协力，然后国家才能够巩固。”这则故事正是寓意着兄弟团结才有力量的道理。

②崇俭

我国古代是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农村的稳定决定着朝廷的安危。农业生产艰辛，丰收得之不易，一如唐诗中所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故珍惜粮食，崇尚俭朴就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封建社会中，父辈创下的家业，小辈坐享其成，难知其中的艰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传家集》卷67，《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如果不使自己的子弟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败家之子，这也是许多家庭重视对儿童进行崇俭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使幼儿树立崇俭的观念，封建社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家庭中经常教导儿童俭朴是一种美德，奢侈则是最大的罪恶，如宋代文学家陆游在《放翁家训》中曾告诫后辈：“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认为生活的清贫、俭朴，常促人奋进、成才，而专尚奢侈则会使人堕入深渊。明末清初的朱柏庐在其家教名篇《朱子家训》中也曾要求子女：“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为了培养儿童的俭朴生活习惯，对于幼儿的饮食与衣着，古人主张不能过于讲究，如《礼记•曲礼》中曾规定：“童子不衣裘裳。””这不仅是因其过暖不利于儿童发育，更主要的是因其华贵不利于儿童养成崇俭的习性。清代的唐彪对此说得很明白，他说：“童子幼年，不可衣之罗绮裘裳，恐启其奢侈之心，长大不能改也。”（唐彪：《人生必读书》，《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③诚信

诚信就是诚实无欺。明人李贽说：“夫童心者，真心也。”（李贽：《焚书•童心说》，《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8页。）幼儿的天性纯洁美好，“绝假纯真”，然而由于不正确的影响或幼儿自身因自夸或惧过之故，有时也会说谎，这是日后欺诈之心生长的萌芽，长此以往，其“童心”将逐渐失却，“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李贽：《焚书•童心说》，《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8、49页。）要卫护此诚实无欺的“童心”，使之不失，长辈首先应该从正面进行教育。而由于幼儿年幼无知，难辨是非，长辈又应以自身诚实的行为来引导幼儿，《礼记•典礼上》中说：“幼子常规毋诳。”视，同示。元人陈释为：“常示之以不可欺诳，所以习其诚。”（陈：《礼记集注》，《四书五经•礼记集注》，中国书店1984年版，第4页。）春秋时期的曾参在这一方面，曾为人们作出了榜样。据《韩非子•外储说上》中记载：有一天，曾参的妻子要上街去买东西，小儿哭嚷着也要跟妈妈一同去，曾妻便哄孩子说：“你留在家里，妈妈回来杀猪给你吃。”等到妻子购货回家后，曾参便要捉猪杀之，其妻赶快制止他说：“我刚才只不过和孩子说着玩罢了，你怎么真的要杀猪？”曾参则说服妻子：“小孩是不能欺骗的。小孩年幼无知，只会学父母的样子，听父母的教诲。如今你说话不算数，哄骗孩子，实际上是在教孩子说谎。为母者欺骗了孩子，其子便会觉得母亲的话不可信，以后再对他进行教育，就不会有效果了。”于是曾参最后还是把猪杀了。

《韩诗外传》中也记载了一则孟母教子无欺的故事：孟子幼小的时候，有一次看见邻居家在杀猪，便问母亲：“他们杀猪干吗？”孟母随口答道：“给你吃。”继而又很后悔，她想：自己这是在用假话去欺骗孩子，也是在教小孩不诚实。于是便去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以免对孩子产生不良的影响。一旦小孩由于某种原因说了谎时，父母则应该及时训诫，予以纠正，以杜绝此类事的再度出现。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曾记载史学家司马光儿时的一件往事：当司马光只有5、6岁时，一次剥核桃吃，不会去皮，其姐要帮助他，他执意不肯。后来一婢女帮他用热水把核桃烫一下后，很容易剥去了皮。等姐姐再来时，见他已将核桃皮剥去，便问他是谁帮他剥的，司马光回答是自己所为。恰好父亲在旁边目睹了此事的经过，听到司马光的回答便厉声训斥：“你怎么敢胡说？”司马光从此再也不敢说谎了。

④为善

善，在封建社会主要是指合乎道义、合乎礼仪的事。古代学前家庭教育中非常注意使幼儿养成行善去恶的观念，经常教育幼儿除在家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外，在外凡是合乎道义的利人之事告应为之、由于孩童年幼，不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善事，故许多家长都非常重视教育幼儿行小善成小恶，积小善以成大德。如三国时的刘备曾遗诏教训后主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刘备：《遗诏敕后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清人张履祥在《训子语》中亦说：“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西汉的贾谊在《新书》中还曾记载了这样一则古人教子为善的故事：春秋时期的孙叔敖，幼时在外玩耍，见到一条两头蛇，回家后向母亲哭诉：“我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必死，今我见到一条两头蛇，恐怕我活不了多久。”母亲问他蛇在哪儿，他说：“我怕别人又看见它，已将它打死埋掉了。”母亲说：“你不必担忧，凡积善行善的人，老天爷会予以保护的。”古人重视教育幼儿为善积德，积小德成大德，这无疑是很可取的。

（2）生活常规教育

封建社会的家庭对学前儿童实施生活常规教育，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礼仪常规的训练和卫生习惯的养成。

一般有族谱的人家都是祖上出过牛人或者家族当家人比较重视的人家。因为族谱是中国传统家庭宗法制的产物，需要一定的文化和物质基础。如果家道中落，或者本身不具备相应物质文化条件就没人有能力、精力来写族谱。你们家可能是其中一种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