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除巴金外，还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国当代作家。

2、1921年4月1日，第一篇文章《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发表在《半月》刊第17号刊载上。1922年冬，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预科和本科班（英文）肄业。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长篇小说《灭亡》，引起文坛的关注。1932年5月23日，长篇小说《雾》出版。1933年1月，长篇小说《雨》出版；5月，长篇小说《家》出版。1935年3月，中篇小说《电》出版。1936年4月，《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出版。1938年3月，长篇小说《春》出版。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1954年9月15日—29日，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60年4月，散文集《赞歌集》出版；同年，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1979年12月，杂文集《随想录》（第一集）出版。1982年10月，《随想录》（第三集）出版。1983年起，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90年，获得苏联人民友谊勋章；同年获第一届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1998年3月，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003年11月，被国务院授予“人民作家”荣誉称号。2005年10月17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

3、《家》，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为《春》、《秋》。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开明书局于1933年5月出版首本《家》单行本。该小说描写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歌颂青年一代的反封建斗争以及民主主义的觉醒。《家》被认为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8位）。

《家》作者是巴金。

《家》，中国作家巴金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其他两部为《春》《秋》。最早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原篇名为《激流》。

《家》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是成就高、影响大的一部巨制。作品取材于中国的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通过这个大家庭的没落与分化来描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这部作品奠定了巴金在中国文坛中的巨匠地位。

作品影响：

《家》中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

《家》是巴金创作的激流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作品取材于中国的一个封建的大家庭，通过这个大家庭的没落与分化来描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这部作品奠定了巴金在中国文坛中的巨匠地位。 《家》写出了高府中一代年轻人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同时，也写出了在高府的底层，人们正在或先或后的觉醒。地火在缓缓然而持续地燃烧。如果说大哥高觉新并未觉悟新生的话，那么二哥高觉民在抗婚上已有了由民自主的觉悟。三弟高觉慧更如一团火，为高府后院带入了光明。觉慧是高府中最早的觉醒者，因其觉醒之早，故堪称“慧”。他对高家旧秩序已不存任何幻想。他敢于宣传新思想，抨击旧道学、旧秩序。 解放前夕，巴金一直处于高产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以及长篇小说《憩园》、《寒夜》，此外，他还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等。 《家》于1931年在《时报》开始连载时，篇名为《激流》，在写作过程中，巴金 的大哥李尧枚因投机生意失败而自杀了。在巴金的记忆中，大哥是旧制度下的牺牲者。在听到噩耗的那天晚上，他辗转难眠，决定调整《家》的结构，把大哥作为主要人物原形来写，他要把一个垂死制度牺牲者放到人们面前。由于写的都是熟悉的人物、事件和生活，《家》的创作十分顺利，许多部分和情节一气呵成。 《家》不仅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新文学史上的里程碑。 开明书店1933年5月出版《家》单行本，在以后的十几年里出版了33版，销售数十万册。该书1949年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仅北京一地就印行了15次。它还先后三次被改编拍摄为**，并多次改编成话剧、戏剧、电视剧、舞剧等，风行了半个多世纪。 至解放前夕，巴金一直处于高产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后两部《春》、《秋》以及长篇小说《憩园》、《寒夜》，此外，他还写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等著作，并翻译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等等。 1944年，40岁的巴金与萧珊结婚了，这对夫妻从此相濡以沫，直到1972年8月13日，55岁的萧珊离开人世。 解放以后，巴金被卷入社会政治活动中，先后担任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联副主度等职务，他不得不参加各种会议、活动和应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他写了很多符合形势需要的应景文章。多年后，他反思这个时期的写作说“……我过去也是一个‘歌德派’”。 “文革”开始以后，巴金被作为“牛鬼”，接受批斗和改造。在此期间，无论巴金个人还是他的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劫难。种种批斗和折磨、殴打、羞辱让巴金夫妇吃尽了苦头，巴金只有“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 1973年年底，他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 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自身处境与经历的关系，他似乎置身其中，与作者产生了深深的共鸣。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巴金相当长一段时间集中在了对“四人帮”罪行的批判上。 《家》是巴金用来批判封建宗法专制制度的一件利器，于是他选取了作品中最富朝气的觉慧作为执行批判的代理人，（偶尔叙述主体有所变换，但大多数时候都是用“第三代”的目光来审视这个即将崩溃的家族），用他的视角对全书中的人物进行描述和品评，借他的思想独白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因而，这个人物成为全书中著墨最多的人物，俨然是小说的中心。作者希望通过觉慧的思考给读者指出一条新生活的道路，但由于作者自己在创作当时也处在人生的迷茫之中，因而作品中的觉慧虽然热情激进，却缺少实在感，缺少真正的生命力度，显得有些虚浮苍白。 《家》另一个第三代代表觉新并不是作者要褒扬的人物，但他的命运悲剧却是批判封建宗法专制的有力罪证，因而作者用在这个人物身上的笔墨仅次于觉慧。而从艺术角度而言，这个人物则堪称是全书中最成功的人物——由于觉新是以巴金刚刚辞世的大哥为生活原型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凝聚着作者对自己最亲爱人的深切痛惜，对他的刻划涓滴无遗地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最真实的往往也是最动人的——长房长孙的觉新虽然令人有“怒其不争”的痛感，但却受到绝大多数读者及评论者的关注，成为这部作品中最重要的人物形象。 至于《家》中第三个重要人物高老太爷，则是作品中“封建宗法制度”的具象化。因此，这一人物开篇便处于不容争辩的被否定的地位——即，他是一个先验的被批判的客体。为此，在作品中作者极力将之塑造成一个可憎的、专制独裁的家庭暴君，一个代表整个封建阶级的罪恶典型。为了突出这一形象的“恶”，达到批判封建宗法专制的目的，作者有意无意地回避对这一人物性格复杂性的揭示，使之成为一个近乎于“类”的存在。 在作品中，高老太爷出场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大多是介绍他简单的行动，或以觉慧（作者）的眼光去评判他，仅仅潦潦几句的概括而已。如年关敬神一节，几次提到“老太爷”，但只是这样一些句子：“老太爷一出现，全个堂屋立刻肃静了。”、“依旧是由老太爷开始向祖宗叩头。老太爷叩了头就进房去了。”“克明又进去请了老太爷出来……他笑容满面地受了礼，便走进自己的屋里去了。”再如作品写到老太爷为了觉民逃婚而大发雷霆时，有一段议论：“他只知道他的命令应该遵守，他的面子应该顾全。至于别人的幸福，他是不会顾到的。他只知道向觉新要人。他时常发脾气，骂了觉新，骂了克明；连周氏也挨了他的骂”。这段评论显然是把高老太爷作为一个批判的靶子在进行抨击了，在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觉慧式的愤慨，但更应该把它当作是作者对他所憎恨的封建制度的统治者的抨击。于是在这样的描写中，“高老太爷”成为一个“类”的符号；并且，在小说的大部分时候，他是处在这样的地位的。 经过这样地人物塑造，《家》的确完成了政治批判的目的。然而，在这一批判目的完成的同时，高老太爷的形象却不免因而显得有些单一、扁平。虽然由于作者难以完全抛却与祖父的亲情，因而在某些地方流露出对这个人物复杂的感情色彩，使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矛盾性和立体性，但却并未达到挖掘人物的应有深度——就一部巨著来说，这不免是

《家》是巴金的作品。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除巴金外，还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国当代作家。

1933年5月，长篇小说《家》由开明书店出版，该作品描写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罪恶及腐朽。

《家》作品影响

《家》中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

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老舍的《茶馆》与《骆驼祥子》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综述

一、主要情节与主题

《家》是巴金的代表作，是他长篇系列小说《激流三部曲》（包括《家》《春》《秋》）中最成功的一部，也是现代文学中描写封建大家族兴衰史的优秀长篇。它深刻揭示了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家族制度的特征、弊端和罪恶，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一座丰碑。

《家》中的故事发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风起云涌、激烈动荡的历史转折时期。背景是中国当时还很封闭的内地——四川成都。那里有一个官僚地主阶级的大家族——高公馆，公馆中除了老太爷，还有五房分支。小说主要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经，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新文学问世以来，以揭露旧家庭旧礼教为题材的创作很多，但以长篇系列小说的形式和如此浩大的规模，对封建家族在现代逐步走向崩溃过程做系统深入描写的，《家》以及《春》《秋》还是第一次，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诅咒。我有过觉慧在他的死去的表姊（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在1931年年底写完了《家》，我对于不合理的封建大家庭制度的愤恨才有机会倾吐出来。所以我在1937年写的一篇“代序”中大胆地说：“我来向这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I’accuse（我控诉）。”我还说，封建大家庭制度必然崩溃的这个信念鼓舞我写这部封建大家庭的历史，写这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叫做《激流三部曲》，《家》之后还有两个续篇：《春》和《秋》。

（选自《和读者谈谈〈家〉》，《巴金研究资料》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第五单元家族的记忆《家》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我所写的应该是一般的资产阶级家庭的历史。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逼近它自己亲手掘成的墓穴。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青年的生命怎样在那里面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叛徒，一个幼稚的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在那旧家庭里面我们是闷得缓不过气来了。

（选自巴金《关于〈家〉十版改订本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

巴金是在五四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当时“我如饥似渴地抢购各种新文化运动的刊物，一句一行地吞下去，到处写信要求人给我指一条明确的出路，只要能推翻旧的，建设新的，就是赴汤蹈火，我也甘愿……我们是五四运动的产儿，是被五四运动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可以说，是“五四”给了他一双看世界的眼睛。而他自己的家族故事则为他提供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实的材料库。正是通过讲述这样一个“小社会”在1919—1924年间的故事，巴金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五四运动的产儿”的不无矛盾的社会观和文化观。

一方面，小说描写了高家四代人的生活，并将他们设置为新旧两大阵营。一边是以高老太爷、冯乐山、高克明、周伯涛以及高克安、高克定为代表的老一辈统治者，他们专横颟顸，虚伪顽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以及小说中所有不幸的制造者，而以高觉民、高觉慧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则以叛逆者的形象构成与父（祖）辈的尖锐对立：

他（觉慧）把祖父的瘦长的身子注意地看了好几眼。忽然一个奇怪的思想来到他的脑子里。他觉得躺在他面前的并不是他的祖父，这只是整整一代人的代表。他知道他们，这祖孙两代，是永远不能够了解的。但是他奇怪在这个瘦长的身体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会使他们在一处谈话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敌人。

这一场景成为小说中人物关系的一个颇有意味的象征。人生道路与价值观念的不同自然是二者之间最大的分歧，但在小说中，道德风貌的高下被认为是区分两代人的最大标志。接受“五四”新思想的年轻一代代表着正义、良知，而老一代则代表着虚伪无耻和残忍邪恶，二者善恶分明。小说中总是立足于年轻人的叙述视角将这一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立足于“五四”新文化、全面批判和否定封建家族制度以及传统的儒家思想观念的价值立场。由这种立场出发，小说猛烈地抨击“巫师捉鬼”和“血光之灾”的封建迷信，对丧礼和婚礼繁琐的风俗也大加嘲讽，斥之为“滑稽”。“从情绪上来说，这部小说是一张控诉状，写出了旧家庭制度的一切罪恶，如爱情的不自由、个性的压抑、礼教的残忍、长者的绝对权威和卫道者的无耻。”见罗成琰、阎真《儒家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而配合着这种情绪，小说采用了一种相当感情化和色彩化的语言，书中人物常常以情感夸饰的直白句如“我痛苦……我控诉……”来形容他们的心理状态，表达他们的个人心绪，从而使这种个人宣泄变成一种社会抗议行为。而所有其他复杂的人生情绪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种情感化色彩化的语言形态是在激进的反传统反专制的30年代文化心态下形成的，但同时它又成为这一种文化心态能够延续和发展的基本载体。”见许子东《巴金与“青年革命心态”》，载《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5页。

这样一种情节模式正是现实生活的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家》所诞生的时代，正是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内忧外患、落后挨打的形势下寻求自强自立、重建文明的时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洋务运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维新变法改革制度文化的努力，皆相继归于失败。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却流于形式，中国社会陷入更加混乱失序的局面。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看来，在于中国自身，正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阻碍着中华民族走向强盛。中国要想摆脱落后的命运，必须与这个传统彻底决裂。而这种决裂只有通过对传统的全盘否定和极力丑化才能实现。因此，在他们的笔下，传统成了罪魁、元凶、魔鬼、食人者。“启蒙思想家们几乎一开始就被安置在替辛亥革命补理论课，为民主共和制所象征的意识形态寻找价值合法性的角色位置上。”见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第321页。但是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是不可能轻易消失的，它必然会与新兴力量产生尖锐的对立和冲突。而社会现实中的矛盾往往会转弯抹角地凝结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观念，意识形态中的对立观念又势必表现为作品形式结构上的特点。《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正是现实中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矛盾的具象化，而小说中子一代的出走与封建家长的死亡、封建大家族的崩溃，正是对这一矛盾的想像态解决。

《家》这种讲述家族故事的模式在启蒙主义话语中非常典型，它对后来的家族小说创作起了极强的示范作用。对传统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批判和彻底否定也成为这类小说一个持久而强大的主题。像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都是如此，而《家》中父子对立的结构模式也被或多或少地继承下来。

二、人物形象的塑造

1．觉新

高觉新称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少有的塑造成功的典型人物之一，有着阿Q一样令人说不尽的复杂内蕴。关于他的性格，研究者多将之定为懦弱和自我压抑，认为“这是一些习惯于自我克制，自我贬抑，习惯于在逼仄的角落呼吸有限的空气，极力把自己的存在缩小到最大限度的人们，他们过份地谦抑，缺乏自信和强烈的旺盛的生活欲，随时准备向一切横逆低头，为一切人牺牲。”见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6页。但这只是高觉新性格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是充满胆气和魄力的，在现实的困难面前，可以说他比《家》中的任何人都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挑战。在不到20岁的年纪，父亲去世，他就平静地把大家庭的担子放在自己年轻的肩上。在军阀混战、城中大乱的危险时候，只有他一人挺身而出留在前院，不顾个人安危守住了公馆。他是高家的顶梁柱，家中大大小小的事都少不了他，就连亲戚家的事情，也往往要他出马。在公司里他是一个自信、能干的职员，同事找他诉苦，老板也找他出主意，而他心平气和的一席话就“说得黄经理满意地摸着八字胡直点头”。这样的人何曾懦弱呢？他在生活中的妥协和退让，并不像汪文宣（《寒夜》）那样出于人格的卑屈和性格的软弱，而更多地源自他头脑中浓厚的礼教观念和维护家族和睦的良苦用心。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要求子孙们“入则孝，出则悌”，凡是与这一原则相抵触的都必须牺牲。生活成长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高觉新不能不深受影响。他所有可称之为“懦弱”的行为都与他对长辈的绝对服从息息相关。他顺从父亲的意志，毫无怨言地放弃学业，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长辈选定的姑娘结婚；他遵从爷爷的命令，劝觉民答应冯家的婚事，因为“爷爷的命令不能违抗”；他不信什么“血光之灾”，可瑞珏被逼去城外生产，他却不说一句反抗的话就忍受下来，因为他“担不起那个不孝的罪名”；克明吩咐把觉慧的每封信都交来过目，他也一一照办，因为“三爸是家长，他的话我们不能不听”。在这种道德信条之下他不能违抗长辈的命令，他只有牺牲自己的利益和意志来换取家族的安宁。另外，作为高家的长子长孙，觉新对他的家族怀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他的心目中，家族的荣誉和安宁高于一切。为了能拥有一种“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睦气氛，他总是克己让人。他所处的位置使他比别人更多地承受各方面的明枪暗箭，他的反抗只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更多的敌人。为了大家庭的安宁，他只有处处退让，事事容忍，自觉地恪守和维护家族秩序。他对陈姨太、王氏、沈氏的挑衅极力忍让，陪她们打牌，买东西，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极力敷衍她们。在王氏故意将自己儿子的脸打肿却诬陷觉民时，觉新不是没有是非观念，但为了家庭的和睦，他只能逼觉民赔礼道歉。觉民不从，他就主动去替他挨骂。在他的忍让背后，是他不惜牺牲自己，维持大家庭和睦安宁的良苦用心。这种自我牺牲、克己退让的生活当然令他痛苦，因而他常常长吁短叹，但当弟弟们劝他拿出勇气为自己争取幸福时，他就又想起自己肩上的责任，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觉得自己“除了牺牲以外，再没有别的出路”。

然而，身处文化转型时代的高觉新与父辈的最大不同在于，他再也不能像父辈那样从这种自我牺牲自我奉献中获得道德的自足感和做人的自信了。在新与旧的夹缝之间，传统的伦理道德虽然还在影响着大多数中国人的观念行为，但它却失去了原来作为社会价值信仰体系的神圣性，由它所提供的生命和生活意义、道德伦理法则也失去了往日的吸引力。具体到高觉新，他的种种牺牲、忍让便丧失了意义，它们换来的不再是尊崇，而是弟弟们无情的否定和激烈的批判。几乎在每一次他为维护大局而做出让步和自我牺牲的时候，两个受到“五四”新文化影响、站在新文化新道德立场上的弟弟都会愤怒地指责他这不过是一种懦夫行为，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害人害己。而且，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梅的悲剧，瑞珏的惨死，都使他意识到传统价值观念的荒谬。它们从内外两方面对觉新固有的信念形成了强有力的否定和瓦解，摧毁了他的价值信仰，使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可悲地位，他不可能不因此而焦虑和痛苦。

这种痛苦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无论是出于本能抑或自觉，觉新都必然要寻求新的出路。他贪婪地阅读本地报纸上转载的北京消息，积极购买新思潮杂志报刊，都可以视为他寻求新的人生支柱的努力。在很多时候，他也确实站在新的价值立场一边。在弟弟妹妹叛逆行为的关键时刻，总是他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觉慧的离家出走，若没有他在经济上的全力支持是不可想像的。然而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同样不能给他以真正的安慰。长辈的责骂自然在意料之中，家里其他人也为此而讽刺他，挖苦他，辱骂他——他成了两个兄弟的挡风墙和受气筒。他因此而深深烦恼。然而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更为强大的拆解力量仍然来自于他自身。每当他顺从弟弟的心愿，或不得不支持他们的叛逆行为时，传统的伦理规范和价值准则又反过来啮食他的心。觉慧等人离经叛道、胆大妄为，令他惊恐不安，生怕他们有什么闪失，因为“爹临死时把你们两个交给我，我如果不能够好好地保护你们，我将来在九泉之下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他老人家？”更重要的是，深受礼教和传统价值规范熏陶的他也不可能不对这种试图推翻旧的家国形式、崇尚个体自由的新思想新观念怀有疑惧之心。他的位置决定了他不可能像觉民、觉慧一样很快地崇信一种全新的价值体系，更多的时候，他还是习惯于站在旧的立场上。作为自幼在中国传统氛围中长大的青年，觉新比别人更能体会到中国文化和传统社会的魅力。他对新的价值体系并不能完全认同。这样，他又丧失了从新的文化价值观念中汲取力量的可能性。尽管那是一种崇尚个体力量，张扬个性，充满进取精神和个人英雄主义气概的文化体系，但对并不笃信它的觉新而言，它同样不能给他带来自信与精神满足感。

表面上看来，这种文化上的两难不过使他人格分裂：“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但透过表象，我们不难发现，它们带给他的其实是作为一个人的最深的痛苦——他丧失了生存的价值标尺，因而无法从他的任何生命活动中获得幸福感。正如他自己所言：“我不是奢侈家，不是命运和自然的爱子。我只是一个劳动者。我穿着自己的围裙，在自己黑暗的工厂里，做自己的工作。——然而我却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幸福的劳动者。”沉重的痛苦感、绝望感正是觉新这一人物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特征。关于他的心理状态，书中随处可见的是这样一些语句：

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永远不会有幸福。

我是不要紧的。我这一生已经完结了。

我的心已经老了，我的心境已经到了秋天。我的生命也像到了秋天，现在是飘落的时候了。

我会留在笼子里，我会永远留在笼子里。

我这一辈子是完结了……我晓得我不会活到多久！

的确，“当一个人无法意识到自我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候，他在人生面前就永远是被动的、消极的，并且在精神上是茫然的。在这时，人生对他只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见王富仁《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在痛苦和绝望中备受煎熬的觉新也曾试图以“作揖主义”“不抵抗主义”调合两类人群、两种价值的矛盾，然而他的努力只能是徒劳无功罢了。因为这两种文化是绝对调合不到一块去的。而他本人，也只有终身在这种被撕裂的充满绝望的痛楚中苦苦挣扎。死亡也许是这类人惟一的解脱。其实年纪轻轻的觉新就不止一次地想到过死。这一人物形象的生活原型，巴金的大哥，后来也的确死于自杀。

然而这种痛苦并不仅仅是个别现象，而是所有处于文化转型夹缝中的中国人都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困境，其中折射的是整个民族在现代的苦涩命运。鲁迅不也多次慨叹过自己处于“明暗之间”的“中间物”的尴尬吗？从这个意义上讲，觉新这一人物形象有着极为深刻的时代与文化意义。

2．觉慧

觉慧是一个寄托着巴金理想主义激情的新人形象。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他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者，他充满激情与反叛精神，憎恨一切违背人道、戕害人性的旧道德、旧礼教。作家把他写成了新生力量的代表，“大胆，大胆，再大胆”是他面对强大的传统势力时鼓励自己的信条。他有平民思想，平时坚持不坐轿子，并爱上婢女鸣凤。他下决心不去做高老太爷所期望的那种“绅士”，也反对大哥觉新的“作揖哲学”与“不抵抗主义”，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自己把幸福拿过来”。他敢于对抗封建家长的旨意，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社会革命活动中。他支持和帮助觉民逃婚，不怕冒犯尊长，在高老太爷病危之际，他敢于坚决反对驱鬼捉神的迷信把戏。最后，他又毅然从封建家庭中出走。他是封建大家庭的第一个叛逆者。当然，他也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他幼稚单纯，思想中既有“五四”青年的叛逆精神，也有那一代青年的弱点和历史局限。比如，他对鸣凤的爱情就远不如鸣凤对他那么坚定和忠贞。尽管他的爱已经摆脱了封建的取向，开始把人的价值放在中心位置，但他实际上并不能逾越那一道阶级的天堑。在关键时刻他一直犹豫不决，反而在痛苦之余决定“把那个少女放弃了”。小说没有回避他的缺点，而是深刻揭示了他当时悲愤欲绝的心理状态，以及他由衷的自我谴责：

我是杀死她的凶手。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我们这个社会都是凶手！……

她平日总相信我可以救她，可是我终于把她抛弃了。我害了她，我有责任。我的确没有胆量……我从前责备大哥同你没有胆量，现在我才晓得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们是一个父母生的，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我们都没有胆量……我也恨我自己！……

这些都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

3．女性形象

对大家族中女性命运的关注也是《家》的一个重要主题。她们多是些旧女性，虽然时代变迁，但她们大多仍一成不变地囿于家庭与礼教的牢笼，演绎着女性千百年来不变的沉默、匮乏、痛苦的主题。在青年女子方面，巴金写了梅、鸣凤、琴，也代表了几种不同的性格和命运。梅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在包办婚姻和家长专制的制度下，她失去爱情，又很快青年孀居，之后，“陪着那个顽固的母亲，过那种尼姑庵式的生活”。不如此，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按照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女人应该“从一而终”，青年孀居几乎就等于进了活棺材。对于这时的梅来说，死固然是痛苦的，然而从某种意义讲，生却显得更为残酷。因为她失去的不仅是爱情和婚姻，而且随之而去的还有她的青春、享受的权利、生的欲望和希望。尽管时代变化了，“五四”新文化的春风也已经吹进她的生活，但对在旧礼教、旧道德环境下长大的梅来说，那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她的命运正如她自己所说：“一切都是无可挽回的了。不管时代如何改变，我的境遇是不会改变的。”“我的一生已经完了”。她冲不出禁锢着她的环境，更走不出自己心中无形的锁链，最后只能抑郁而死。

鸣凤是作家为我们提供的另一个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她是高家的婢女，生活在这个黑暗王国的最底层，整日小心翼翼地过着劳累、卑微的生活。太太、老爷们的责骂对她来说是家常便饭。与觉慧的爱情，给她的生活带来一缕阳光，使她感受到了生命的欢乐。但是，在幸福快乐的同时，她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恐惧与渺茫。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没有资格获取真正的幸福的。后来，高老太爷果然要把她当礼物送给封建遗老冯乐山做姨太太。她的苦苦哀求丝毫不能改变高老太爷法律一般的命令，而她又不愿意因为自己毁了觉慧的前程。作者在抒写鸣凤的遭遇时，突出地表现了她心灵的美。小说中，鸣凤之死是写得最为动人的篇章。其中，有她大段的独白：

他是属于另一个环境的。他有他的前途，他有他的事业。他应该做一个伟大的人。她不能够拉住他，她不能够妨碍他，她不能够把他永远拉在她的身边。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她应该去了，在她的生活里她应该永久地去了。事情已经到了这样，如果不牺牲他，便无可挽回了。然而对她来说，他比她自己还更宝贵，她甘愿牺牲她自己。她这样想着，就定下了最后的决心。

作为一个贫苦、善良、美丽的婢女，鸣凤的爱充满了奉献精神。她的爱情的主要内容就是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来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绝不愿意以牺牲他为代价，换取自己的幸福。最终，年仅17岁的她选择了投湖自尽。这样一个纯洁美好的人物形象的毁灭，就是对封建专制制度最强烈的血泪控诉。

三、艺术成就

《家》不仅在思想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结构上，它借鉴了《红楼梦》的写法，将高家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或缩影来写，从中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中国的整个社会动态，反映出时代的本质规律。发生在高公馆新旧之间、主仆之间，以及主子内部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对抗，就是当时社会上各种尖锐矛盾的缩影，而高家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也集中体现了几千年中国社会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则。

《家》里的人物众多，大大小小的事件有上百件，但作品始终以觉新等三兄弟的生活道路以及他们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将众多的事件贯穿起来，使整部小说紧凑周密、有条不紊，同时又波澜起伏，曲折有致，显示了作者高超的构思能力。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家》的成就也非常突出。无论是作为封建家长代表的高老太爷，还是作为“五四”新人代表的觉慧、觉民，还是作为历史的“中间物”的觉新，以及众多的女性形象，都刻画得栩栩如生，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风貌和精神特点，为新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光彩。

巴金在作品中抨击黑暗，追求光明，描绘光明与黑暗展开搏斗的中国社会。不过，他不是冷静地审视，他的作品里充满了爱和憎的主观的激情。他写小说就像给一位知心朋友写长信倾吐心曲，热情坦率，情感充沛，语言汪洋恣肆，如行云流水一般，表达对旧制度的强烈的憎恨和反抗与变革的热情，赞颂美丽的青春，抒发对年轻的生命的热爱：

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构思。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像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跟活人完全一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欢笑，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

（选自巴金《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往往具有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特别能引起青年人的共鸣与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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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随着新文学运动的成长发展，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艺术风格，并且通过不同的创作途径，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最初，是“五四”的风暴，使他们的思想受到震动和鼓舞，同时激发了他们对于新文学的兴趣。从二十年代中后期起，他们陆续投身于文学工作；到了三十年代，就成为深受欢迎的著名作家。他们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继承发扬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和为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呼号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原则，把新文学创作推向新的水平。其中，取得了突出成就的，是巴金、老舍、曹禺三位作家。

巴金，原名李芾甘，一九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目击封建大家庭内当权势力的种种腐朽丑恶生活，青年们受压迫以压牺牲的遭遇，“下人”们的极为悲惨的命运；这使他产生深切的激愤。在“五四”浪潮冲击之下，他由最初朦胧的觉醒进而形成了强烈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早年的这些生活和思想经历，在他后来的创作中都有反映。一九二三年，他从封建家庭出走，到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一九二七年初赴法国，在更为宽广的天地里，接触到各种社会思潮。其中，最吸引他的是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揭示的民主主义理想。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注：《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一些俄国虚无党人的主张和行为，也使他受到鼓舞。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复杂的思想影响的深浅不同的印记。

巴金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一九二七年的旅法期间。当时，正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大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蓬勃展开的大好局面一下子跌进失败的深渊。革命转入低潮。美国 不顾世界舆论的 ，处死巴金奉为“先生”的无 主义者凡宰地的消息，更使他感到震惊和悲痛。这些，都给他最初的创作带来一种特殊的不安、骚乱的氛围。早期作品《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等都写一群知识青年在军阀统治的环境中所从事的种种活动。作者揭露封建军阀统治的残暴与不义，怀着很大的热情塑造了杜大心、陈真、吴仁民、李佩珠等人物形象，赞美他们憎恨黑暗现实、追求光明未来和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样的思想主题，和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任务是一致的。因此，作品在当时不资产阶级青年读者中曾经引起较大的反响，有助于激发读者变革旧现实的热情；而通过上述人物的失败和牺牲的命运，客观上也显示出了个人反抗的悲剧。但这些正面形象的思想性格中都有以“救世主”自居、脱离群众和狂热、偏激等毛病，他们自由散漫，肯定行刺暗杀等个人恐怖手段，视牺牲为自己唯一的神圣责任，这正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弱点和错误。作者在描写中对他们采取了无批判的态度，事实上就是赞扬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极端民主自由的思想。在《爱情三部曲》的第三部《电》中，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作品从工会，妇女协会、学校等各方面错综地描写了某小城市中一个激进团体的反军阀活动，着重写了团体内部一群青年的生活、斗争和死亡。虽然其中的阴郁气氛已较最早的《灭亡》等作品有所减少，但从这个寄托了作者理想的革命团体的活动中，却可更具体地看到思想方面的弱点和生活方面的破绽。这里没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没有坚强的群众基础，只有一些彼此思想接近的青年，凭着自己的热情和勇敢就企图在残暴的反动统治下立刻打开一个局面。作者对那种只是出于狂热，并不能给革命事业带来切实好处的单纯的献身精神，也采取赞美的态度。这是一些瑕瑜互见的作品，在主要是鼓舞读者向黑暗现实展开斗争的同时，也不免会发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在写作《爱情三部曲》的同一个时期里，巴金曾于一九三一年冬到一个矿区生活了短时期。两年后利用所得的素材写成《萌芽》(《雪》)，因遭禁，两度改名后自费出版。前此的小说《砂丁》，已经写了矿工的苦难；而到《萌芽》，则进一步写出矿工们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和团结一致地进行的斗争。面对着新的生活题材，作者一时来不及充分熟悉，因此有些人物形象写得不够真实，但是，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仅开拓了新的描写领域，而且把憎恨黑暗现实的 同对工人生活斗争命运的真挚关切结合起来，表现了较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这是巴金创作的一个发展。

他的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包括《家》(一九三一年在《时报》连载发表，一九三三年初版)、《春》(一九三八年初版)、《秋》(一九四年初版)三部，内容是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和分化来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作者以很大的 对封建势力进行揭露，歌颂了青年知识分子的觉醒、抗争并与这种家庭决裂。对题材的熟悉的作者感受的深切，使这部作品获得强烈的感染力量。在对青年进行反封建的启蒙教育方面，《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家》，曾起了很大的作用。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注：《〈激流〉总序》)。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 。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作者通过这些描写，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和悲愤，并向垂死的制度发出了“我控诉”的呼声。

有关巴金的小说《家》的论述

《激流三部曲》是巴金的代表作，它包括《家》（1931年在《时报》连载，1933年5月开明书店初版）、《春》（1938年3月开明书店初版）、《秋》（1940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作品通过一个大家庭的没落，揭示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及其罪恶；也描写了革命思潮激荡下的年青一代，歌颂了他门的觉醒和抗争。

作品以“五四”新思潮冲击下的四川成都为背景，写了豪门高氏的腐败和溃烂。表面上它是诗书传家，历代为官，实则家内各房之间明争暗斗。家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维护封建礼法，压制一切新生事物，不惜牺牲青年的幸福和前途。作者歌颂了青年的反抗精神，鞭挞和批判了封建家族的罪恶。

《激流三部曲》以《家》为代表，以其强大的感染力和批判精神，曾教育和激励过无数青年走上革命之路。在《家》里，作者描写了众多的青年男女的形象，表现了他们的压抑、反抗和斗争。高家三兄弟是作者着力描写的人物。

大哥觉新，是《家》中第一个重要人物，是作者着力塑造的主人公。在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熏陶和毒害下，觉新失掉了反抗精神。他善良、待人诚恳，受过新式教育，在他心中善恶和是非的界限是清楚的。但他不敢反抗，用“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对待一切。觉新与表妹钱梅芬恋爱，就因为两位母亲在牌桌上斗气，钱母用拒婚来做报复手段，便扼杀了这段恋情。对此，觉新并不反抗，父亲为他订了李家的亲事，他只能点头表示顺从，然后回房蒙头大哭。他不反击，也不想反抗，只悲悼自己的命运。然后结了婚，忘掉了另一个少女。在这个大家庭里，谁都可以在觉新身上出气。两个弟弟做了祖父、叔伯父不高兴的事，便责骂觉新，命令他去管教弟弟，他便按长辈的话去做。如觉慧参加学生运动，被祖父训斥，觉慧分辩了两句，祖父便叫来觉新，加以训斥，并叫他看管弟弟。觉慧对此不眼，依然要出门去，觉新也没有办法，只是说：“结果不过是我多挨几次骂就是了。”在哥哥的感比下，觉慧同意暂不出门。觉新是旧礼教下的受害者，值得同情；但同时他又扮演了一个旧制度维护者的角色。他的不抵抗，再典型不过的是瑞珏的。祖父后，陈姨太为了“复仇”，造出了“血光之灾”的迷信说法，不许瑞珏在家里生小孩。虽然觉新觉得是“一个晴天霹雳”，但还是和平地接受了，没有一句反抗的话。尽管两个弟弟极力反对，多方劝阻，觉新还是把瑞珏送到城外荒郊的茅屋中去，不敢承担“不孝”的罪名。瑞珏就是这样了，被封建迷信断送了生命。对于两个弟弟，觉新是爱之甚深的。他的性格也是复杂的。诸如觉民的逃婚，觉慧的离家出走，他都曾暗中支持。觉新是以巴金的大哥为原型塑造的形象，作者对他充满了爱和同情。

觉民和觉慧，则是家庭的两个叛逆者，两个人道主义者，是高家两个出门不肯坐轿子的人。他们接受“五四”民主精神，敢于反抗家庭，反抗封建的束缚，有正义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斗争。在婚姻问题上，觉民不像大哥那样逆来顺受、任人摆布，敢干自己决定恋爱和结婚。与琴相爱，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的，用逃婚抗拒包办婚姻，使祖父屈服，为他解除婚约。最后，得到个人的幸福，不像觉新和梅那样成为悲剧，表现了觉民的反抗精神。觉慧更为勇敢，他参加学生运动，办刊物，宣传“五四”精神。反对大哥的“作揖哲学”和“无抵抗主义”，在这高家的封建堡垒里，他“不顾忌，不害伯，不妥协”，是民主力量的代表，最后离开家庭，表示与腐朽、反动的大家庭决裂。

如果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觉民与觉慧的性格上，有很大差异。觉民更为成熟，办事也更为冷静、沉着。例如，在逃婚的前前后后，周密安排，取得成功。觉慧则更为激烈，更为热情，虽然不乏幼稚的表现，他毕竟是高家最富斗争性和反抗精神的人物。他是作品中第二个主要人物，是作者笔下新思想的代表。比起觉慧来，觉民的心胸不够宽阔，对剑云的冷淡，带有妒忌的味道。沉浸在和琴的爱恋中，对周围有些冷淡，连民主运动也很少参加。而觉慧则更热情坦诚，勇于斗争，有时不免急躁，但那年青人的激情，最为可贵。他最富正义感，全力帮助觉民的逃婚，对于祖父的恼怒、三叔的教训、继母的央求、大哥的劝说，都不动摇，终于使觉民取得斗争的胜利。表现了觉慧性格中可贵的方面。觉慧与鸣凤的恋爱这件事，反映了觉慧性格的一个方面。写觉慧与鸣凤的感情，小说中极为细腻真实。开始，觉慧头脑中出现了两个少女的面影，认为“这简直不是爱，不过好玩罢了”。

觉新是长子长孙，早熟而性格软弱，受过新思想的熏陶却不敢顶撞长辈，年轻时与梅表妹相爱，但却接受了父母的安排另娶了珏。婚后他过得很幸福，有了孩子，也爱自己美丽的妻子，但又忘不了梅，特别是出嫁不久后梅就成了寡妇，回到成都，两人的见面带给他无穷的痛苦。

觉民与觉慧在外参加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遭到爷爷的训斥，并被软禁家中。觉民与表妹琴相爱，但爷爷却为他定下亲事，觉民为此离家躲避，觉新夹在弟弟与爷爷中间受气。

觉慧是三兄弟中最叛逆的一个，他对家中的丫头鸣凤有朦胧的好感。高老太爷要将鸣凤嫁给自己的朋友孔教会会长冯乐山做妾，鸣凤在绝望中投湖自尽，觉慧决心脱离家庭。

高老太爷发现最疼爱的儿子克定骗妻子的钱去组织小公馆，并在外欠下大笔债务，老四克安也大嫖戏子，在此打击下一病身亡。

《家》这个作品也许不是巴金最好的作品，但却绝对是最有人缘的一本，可是它的问世并非一帆风顺。最初在《时报》上连载，每天一千字左右，后来因为战争中断过一段时间，《时报》又换了编辑。巴金突然接到一封信抱怨小说太长，报社不想继续登下去。收到信后巴金将剩下的稿子全寄了过去，并声明如果报纸愿意登完，他可以不要稿费。用他的话说，“为读者写作”的他“总算尽了作家的责任”。这样，《家》才得以完整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