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志》：“蜀自汉唐以来，生齿颇繁，烟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后，丁口稀若晨星。”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在这些踌躇满志的官员眼中，四川不知是怎样的丰肥沃土。然而当他们骑马、坐轿赶到新的官邸以后，才发现传说中的天府之国竟然是这般的荒凉残破、千疮百孔。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他说：“我被皇上荣幸地任命为四川的最高地方官员，来到这片饱受战火摧残的地方一展宏图。但现在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使我感到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下官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四川天府之美名，惟有招徕移民开垦土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张巡抚还在奏折中提及了一些移民办法。比如，可以命令与四川相邻各省的地方官清查那些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四川原籍人口，加以登记注册，然后由四川“差官接来安插”。或者直接由政府出台一项移民政策，通过行政手段把人口密集省份的人民移来四川。康熙皇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也正为全国的税收和重建问题焦头烂额。他接二连三地接到四川地方官的奏折，召集相关部门听取有关汇报，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陕南包括如今陕西省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清初，这里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这里人户稀少，田地大多荒置，呈现出一派“虎迹狼蹄多于人迹，千里幅员。大半黄茅白苇”的荒凉景象。群山环抱之中的陕南，其封闭的地形并未让它免遭战乱的困扰——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农民运动的兴起与失败、明朝政权的垂死挣扎以及清初三藩之乱，陕南都被殃及。虽然在明代有大量流民曾进入秦巴地区开荒种地以求谋生，人口有所增加，但历经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口锐减。陕南受害之烈，比四川有过之而无不及。《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汉阴县有户六百七十，口三千五百七十六”。明末农民起义，清初吴三桂反清，陕南均是大战场，人口锐减。《嘉庆汉阴县志》：明末汉阴县城“破颓者仅存十余间”，“土著无多，所存十之一、二”。原本就人烟稀少的陕南各地，此时更成极度荒僻之地。丘陵山地固不待言，即使河谷地带也人口稀缺。这点从康熙初年陕南部分府县的编户里数也不难看出：汉阴4里，旬阳4里，镇安2里，商南1里，山阳2里，平利1里，白河1里。由此可见清初陕南萧条荒敝之程度。据移民史专家曹树基估计，当时陕南大约有70%的人口或死于战乱，或转徙他乡。

人口的锐减，严重地影响到陕南山区的开发进程。为了避免土地荒置，同时也为了增加赋税，清初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优惠经济措施，以增加战乱地区人口。顺治六年（1649）朝廷颁布《垦荒令》，顺治十四年（1657）户部颁布《垦荒劝惩则例》，明文规定奖励垦荒有功者，并把垦荒的多少与户口的增减作为对地方官的考核依据，康熙时进一步修改垦荒条例，规定了各种优惠政策，鼓励招徕流民开垦荒地。这些优厚的招垦政策及陕南适宜的气候、肥沃的土地，无疑对人口密集区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东南各省尤其是湖广地区亦因祸连兵结，灾荒不断，灾民逃荒者成群结队，急于寻找适宜的土地安家立业，内拉外推之下，故继“湖广填四川”之续，终于促成了清朝“湖广填陕南”的移民浪潮。当然，陕南在清代之所以会成为重要的人口迁入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初陕南地区赋税较低，地租极轻，这对于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相应赋税沉重地区的无地或少地农民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

当然，此次“湖广填陕南”除采取优惠经济政策招徕移民外，朝廷还采取了强迫迁移的政策，顺治、康熙两朝，朝廷两次强迫迁海，使福建、广东、江浙等濒海居民辗转迁入内地。移民历经千辛万苦进入秦巴山地，大致是由东至西，先自平原，再进深山。至乾隆年间，移民基本上填充了汉水谷地和秦巴山地的老林地区，陕南的移民潮流，大致在道光年间进入尾声。

在这次移民浪潮中，前文提及的湖南长沙吴氏家族的部分后裔也成为这支移民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吴氏始来陕南只有吴尚锡一人，进入汉阴堰坪后站稳脚跟后，立刻回故里招徕其他吴氏四大房族。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三十四年（1769），长沙吴氏家族五大房（高桥坝房、金井房、柳充房、大路房、高塘房）陆续迁徙到陕南，前后历时十四年之久。到咸丰年间，吴氏后裔在陕南者“丁口见千三百余”。直到现在，吴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吴氏宗族的人口在陕南的繁衍、增长其实也就是陕南地区人口在清朝中后期爆炸性增长的一个缩影。

汉水谷地与秦巴山地在乾隆至道光的近百年间接纳了大量移民，致使移民在当地人口中占有极高的比例：“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清初朝廷的招抚垦荒和强迫迁海政策使汉阴县人口从明万历朝的3570人猛增到清朝道光朝的123300人，成为“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的“五方杂处的”移民区。据各种文献资料，至道光年间，陕南各地客民占总人口的比例大致在80—90%。到达陕南并定居下来的客民，主要来自南方各省，其中以湖广最多。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到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由此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使陕南许多山区得到广泛开垦，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他们的耕作方式及蚕桑、茶叶、苎麻、纺织等农副业生产堪称为南方移民开发山区的典型。习惯于水田耕作的南方移民并不满足于在坡地上种植旱作物，而是利用他们原有的耕作经验，在其定居之地，修筑渠堰，饮水灌溉，种植水稻。这种情况遍及整个陕南。吴氏迁陕第三代裔孙、位至候铨知县的吴敦品为其家谱《先德录》所撰文“质美公行状”篇中介绍：

当是时，堰坪田无几，而秦俗又不谙沟泄之法，待雨以田，无雨则田石，于是相戒无田。公乃为杨氏及居人力言疏导堵泄之利，度远近沟渠道，深塘陂时蓄泄。杨用以饶，渠用以昌，不数年，堰坪山麓皆垦为田……若汉阴以南水利，实多我公绍之，夫吴氏乐利百年哉。

初来乍到的吴氏先民来到堰坪后，面临的是整片的山坡，本来就少地的堰坪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适宜种植的土地，而当地人也是靠天吃饭，有雨水就种植，没雨水土地就就荒废着。当时的艰辛可想而知，但吴氏先民克服重重困难，带领当地人兴修沟渠，垦荒造田，年复一年的围筑梯田，因地制宜的把南方的水田耕作方式嫁接在海拔500至600米的山坡上。修筑梯田始于乾隆年间，历经数代人营建，历时一百余年，至今250多年的历史，吴氏先民凭借着汗水和智慧开垦万亩梯田，谱写了一个家族波澜壮阔的百年移民垦荒史，成为清代前期湖广移民迁徙陕南生息繁衍的历史缩影。

“亩金有沃土，山中岂乐乡。所幸宜五种，食不止稻粱。”湖广移民的大量迁入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使陕更加趋向于“北方的南方，南方的北方”，成为一个南北文化交融的地区。

湖广填四川

“湖广填四川”是一个特定的称谓，它专指清代初年，四川因战乱人口锐减，从而由清政府在大半个中国推行的移民填川政策。这次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从顺治末年开始，一直持续到嘉庆初年，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其中，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是这次移民运动的高潮，四川人的祖先，绝大部分是在这时候背井离乡进入四川的。虽然当时共有十几个省份的移民被卷入这次移民浪潮，比如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福建、广西、陕西、贵州、云南、山西、河南、山东等，但因为当时移民入川的外省人以“湖广籍”最多，因而这次事件被历史学家和民间命名为“湖广填四川”。所谓“湖广”，是指湖北、湖南两地。在明清时期，湖南、湖北合称“湖广省”。

在一般人的记忆中，“湖广填四川”这一历史事件是跟明朝末年“张献忠剿四川”分不开的。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四川的父老乡亲能够讲述“张献忠剿四川杀得鸡犬不留”的恐怖故事。似乎“湖广填四川”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张献忠把四川的土著人口杀光了。张献忠是对四川造成过严重的破坏，但他在四川停留的时间前后只有几年，而明末清初四川大规模的战乱却持续了34年。因此，张献忠无疑成为了清初四川残破和人口锐减的替罪羊。

四川不愧为“天府之国”。当十一二个省份的一百多万移民来到四川安家落户（康熙二十四年，四川的人口只有1．8万余丁，折合人口9万余；然而到乾隆三十二年的时候，四川人口已达290余万），一个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时代来临了。“异乡人”开始在这片金色的土地上纵情舞蹈。他们从故乡带来新的物种、新的生产技术、地方戏、习俗、方言，然后在这个新的竞技场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随着漫长而艰辛的创业过程的逝去，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像汹涌的潮水如期而至。他们获得了财富，获得了新生，获得了主人的称谓，同时也获得了这片土地的嘉奖。

“湖广填四川”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一种不可估量的影响。从移民入川的第六代后裔开始，四川经过多文化、多民族的大融合以后，涌现出邓小平、朱德、陈毅、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巴金等杰出人物。他们中有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有在共和国元帅中占五分之二比例的开国元勋，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堪称“大师”的文学巨匠……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湖广填四川”对四川文化和人口质量的影响都甚为深远。

如果从清朝顺治末年移民填川运动开始时算起，那么至今已有340余年时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长达三个多世纪的时间可谓漫长。然而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三个多世纪的时光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仍然是短暂的。屈指算来，我们离祖先才不过十二三代，怎么对这件事就如此陌生和淡忘？要知道，四川现存的绝大部分族谱，都称那个首先来川“吃螃蟹”的人为“我入川一世祖”。也就是说，这个敢于抛离故乡投身新的陌生环境的人，是割断了与旧的土地、旧的家园的联系，毅然决然跑到四川来的。所以，我们这些移民后裔应当记住前人的恩德和勇气。340年的时间可能稍显漫长，但如果从移民尾声的嘉庆初年算起，其实也不过200年，跟美国移民运动迄今的时间差不多。

我赞同成都作家洁尘关于成都这座城市（乃至四川全境）与人群特性的看法：“有着适当的游戏精神和足够的自嘲能力，内心自信而不狂妄，在赞美他人和自我欣赏这两方面都具有比较合适的分寸感。这让这个城市包容，随和，不排外，不顽固。”其实，这也正是我想表达的观点。四川（主要是成都平原）在经历过“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荡涤以后，真的产生了一种“新四川人”和“新四川文化”。

一首关于成都的《竹枝词》这样说：“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按照这里的说法，成都是找不到十代以上的土著的（史料也称，成都在清代初年曾经13年无人烟）。那么这种包容和健康的心态从何而来呢？显然那是来自于移民社会长期的磨炼、实践和熏陶。四川的饮食文化、茶馆文化、休闲文化、民俗文化，无不渗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影响。（《湖广填四川》肖平／著成都时代出版社）

湖广填川有李姓、张姓、王姓等，湖广填四川，是指发生在清朝的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据说，有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十几个省份的居民也在移民行列之中。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描述“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其中，湖北15%，湖南10%，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戴姓姓源有二：①源出于姬姓。西周有戴国（在今河南民权县东），与周王室同宗，春秋时期，为宋国所灭，为纪念故国，国人遂以国名为姓，称为戴氏。②源出于子姓。宋国国君死后谥号为“戴”，史称宋戴公，他的后世子孙就以其谥号“戴”为姓，亦称为戴氏。《元和姓纂》、《姓氏考略》、《通志·氏族略》等书都持此种观点。

按戴氏家乘记载:微子第七世孙撝(官卿大夫)于民有功,逝后谥号为戴,戴公之孙宣公以戴为姓,从此戴姓产生。

由此可知：

戴姓第一人名叫：微子撝。

古墓群揭开湖广填川之谜

檀木湾郭子仪后裔古墓群之一郭干元墓碑记载郭干元祖籍湖北麻城，墓碑立于嘉庆２０年，距今近２００年，这块墓碑不同于其它墓碑，墓碑前有一个全封闭的挡风敝雨的花形石隔层，将碑文罩在隔层里，隔层雕刻精细，中间有一朵五瓣形的花朵，透过花孔可以清晰地看到墓碑上的文字。由于有隔层的保护，墓碑上雕刻文字的蓝色油漆虽经近２００年日晒雨淋却未剥落。

墓碑是立于嘉庆２０年，而郭氏家谱修订于民国七年，墓碑是揭示湖广填川的重要史料。据家谱记载，郭子仪第四代孙郭端夫在唐庄宗时，任鸿芦卿，谪守江西右庐陵。举家从山西汾阳迁往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延福乡，一直到郭子仪第二十六代孙郭弥都世居此地。因当时族繁人广，郭弥都于宋端平元年（１２３４年）举家迁往湖广（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落叶沙子场郭家嘴狮子岩几子湾。元末明初，四川盆地战乱不止，蛮匪横行，民不聊生，土地荒芜。老者饿死于沟渠，少者逃往他乡。眼看四川人口越来越少，弘治皇帝下诏移民。郭子仪第三十六代孙郭谟格由保甲推举奉诏于明弘治二年（１４９０年）弃湖入川，落叶檀木湾。这便是民间流传的“湖广填川”的一段史实。史料虽记载有：“元明之际四川人口显著下降”，“洪武十四年皆自别省流来”，但无详实文字，郭子仪后裔的迁移，正好给“湖广填川”一个具体说法。同时，郭子仪后裔由陕西长安到山西汾阳，由山西汾阳到江西、湖北、四川，相当于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绕了一个大圆圈！这为研究中华民族大迁移提供了一个重要史料。笔者也见过不少墓碑，但能象檀木湾郭子仪后裔古墓群这样追根求源的实为罕见。一般的古墓碑只记有一个大概，没有具体的入川前地名；一般的家谱也只能大概追踪到湖广近十几代，而“郭氏家谱”可追溯到上下数千年。况且郭子仪后裔古墓群不仅记载详实，而且与“郭氏家谱”互相印证，使其具有相当的文物价值。

“ 檀木湾古墓群”的发现使当地对自己祖辈知之不多的村民深感振奋，他们自发出钱出力对文革中拉去的墓群进行了修复，并召开村民大会，自发保护古墓群。经当地广播、电视、报纸等众多媒体的报道，古墓群也引起了市、县文管部门的重视，大英县已将其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当地还正在筹建郭子仪爱国主义思想研究学会，对郭子仪的爱国主义精神进行广泛的研究；市、县旅游办负责人对该墓群进行了考察论证，准备以古墓群为依托，将檀木湾开发为旅游风景区。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

据康熙二十四年人口统计，经历过大规模战事的四川省仅余人口9万余人，清朝康熙年间，经历过兵荒马乱，四川盆地终于平息下来，一批批新任地方官员也开始走马上任了。

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表露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康熙皇帝正式颁布了一份名为《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

湖广填四川的形式

当时朝廷颁发“楚民实川之诏”时，基层的实施部门采取武的办法强行捆押方式，把一个个村子围住强行入川，所以移民的原籍不仅大地名相同，连小地名也相同。

著名作家马识途的祖先来自麻城，那是在乾隆年间，马氏四兄弟从麻城奉旨垦荒，他们从长江溯江而上，到达忠州境，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以后这里的小地名就叫马家山和马家湾了。马氏四支人在长江边的平出村共繁衍后代千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