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清张氏一支始祖于明初自山西洪洞迁居临清县古城内；临清另一张氏始祖系出山西洪洞，于明初奉旨迁徙临清县清源居住；兖州张氏一支始祖讳马荣，于明初自山西洪洞迁居兖州县马家村，后历数代，移居张家楼村；定陶张氏一支始祖讳三老，明洪武年间奉旨迁居定陶县湾子张村；定陶张氏另一支始祖讳四老，字开基，原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明初奉诏迁居山东定陶县陈集东张庄、张胡同庄．迄今已传二十一世；定陶张氏一支始祖讳宽，于明初自山西洪洞铁板桥迁居定陶县江山寺村；定陶张氏另一支始祖讳瑞、讳诚兄弟二人，于明初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迄今已传十三世；滕县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迁居滕县兴仁乡东谷山村；汶上张氏一支始祖讳为众，于明永乐年间自山西洪洞张家大柚迁居兖州府运河西寺前铺（现属嘉祥县），后迁居汶上县南旺乡；曹县张氏一支始祖讳志善．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县老鹳窝张嘎村迁居曹县西三张村；曹县张氏另一支始祖讳有道，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张嘎村迁居曹县白堂村；曹县张氏另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县迢居曹县韩集镇；曹县张氏另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初年自山西省洪洞县老鹳窝东迁到山东曹州府李庄集村，后又东移二里建村为黎阳村(梨元村)；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永乐年间自山西洪洞迁居北文庄村；莘县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迁居莘县张铁炉村：莘县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初年自山西洪洞县迁居莘县单庙乡新庄、张鲁回族镇张湖涯、樱桃园乡耿王村；莘县张氏另一支始祖讳化龙、讳化虎兄弟二人于明洪武初年自山西洪洞迁居莘县张化龙村；莘县张氏另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初年自山西洪洞迁居莘县樱桃园乡将军寨村；郓城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县迁居郓城县西何庄，嘉靖年间，复迁张庄、张兴庄．因善做豆芽，俗称豆芽张庄，另一支东张庄因善做豆腐，俗称豆腐张庄村；郓城张氏另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县迁居郓城县张尔略屯、张光裕屯、张问屯村；郓城张氏另一支始祖讳昆仲三人，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迁居山东曹州府郓城县廪南村石佛庙，四世祖善路，迁居张李庄村；郓城张氏另一支始祖讳福林，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老鹳窝迁居郓邑南关外龙王庙居住，永乐年间迁张胡同村；枣庄张氏一支始祖于明初自山西洪洞迁居枣庄县东谷山村；嘉祥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永乐二年自山西洪洞县老鹳窝迁居嘉祥县王固堆头乡苦水庄村；，嘉祥张氏一支讳开幕于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县迁今孟故集乡岳楼；嘉祥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永乐年间自平阴县石峡迁居于城北张楼；肥城张氏一支始祖兄弟三人讳伯巧、讳伯敬、讳伯能，于明永乐年间自山西洪洞迁居肥城县石横乡大留村；益都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居益都县东高乡大王村：武城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迁居武城县李家户乡：夏津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迁居夏津县；平原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迁居平原县；莘县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初年自山西洪洞迁居莘县单庙乡新庄村；曹县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洪武初年自山西洪洞迁居曹县黎阳村；平阴张氏一支始祖于洪武二十五年自山西洪桐迁居平阴县石峡村；莒县张氏一支始祖于明初自山西洪洞迁居莒县；菏泽张氏一支始祖讳则，于明初自山西洪洞铁板桥迁居菏泽市北杨张村；莱阳县双山村张氏始祖于明洪武三年自青州府乐安县碑次口村迁居于此；潍坊张氏始祖讳明善于大明永乐二年自莱州府潍县徙业来龙潭；邹平张氏始祖自明洪武初年从枣强迁居邹平县柳泉村；嘉祥张氏一支始祖讳盛恒于明朝永乐二年由燕京迁卧龙山镇张庄村；济南张氏一支始祖讳梦笔自洪武年间洪桐大槐树迁居于此；莘县张氏一支始祖讳得山于永乐年间迁居河店潘庄；即墨张氏一支始祖讳自当于洪武初年迁居于此，四始祖迁居松庄；临沂市张氏一支始祖于明中期自曲阜迁居葛家王平村；苍山县张氏一支始祖于西吴元年为躲避战乱自济南长清迁居尚岩镇；夏津县张氏一支始祖讳洪于永乐年间自山西洪桐大槐树迁居于此；栖霞张氏一支始祖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桐大槐树迁居于此；临朐张氏一支始祖讳荣明初自浙江钱塘迁居于此；宁津张氏一支始祖于永乐二年自日照迁居于此；日照张氏一支始祖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桐迁居于此；高密张氏一支始祖讳孝于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桐迁居于此；平阴张氏一支始祖讳五伦于洪武元年自山西洪桐迁居于张家庄；沂水张氏一支始祖于明初自山西洪桐迁居沂水西；淄博张氏一支始祖讳时能于洪武二年自邠州（现陕西彬县）迁居于寿光后移居淄博；肥城张氏一支始祖讳奉先于元顺帝至正年间自山西洪桐迁于此；栖霞张氏一支始祖讳允明于正德年间由江苏杨州迁居于此；莱阳张氏一支始祖讳仲即于明永乐年间迁居于此；泰安张氏一支始祖讳士忠于明永乐年间迁居于此；嘉祥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朝洪武二年自山西洪洞县迁南旺湖张井，二世祖于明朝建文二年迁于西张庄；嘉祥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由山西洪洞县迁与城西北顺河集；汶上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朝洪武九年自山西洪洞县迁汶上南旺湖内；老僧堂张氏一支始祖讳诗脱兄弟三人于明朝洪武年间自山西洪洞县迁居顺河村；老僧堂另一张氏始祖于明朝永乐二年自汶上县迁居今孟姑集乡张庄，至三世祖迁张村；嘉祥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朝洪武三十年自山西灵石县迁居张庄；嘉祥张氏一支始祖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居城北昆村（大张楼）；嘉祥张氏一支始祖讳任秀于明朝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先迁居城北张庄；嘉祥张氏一支始祖于明永乐二年由山西洪洞县迁居任城西张庄村；济宁张氏一支始祖讳禄自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于永乐六年（1408年）被封于任城西张庄；嘉祥张氏一支始祖讳源于明朝永乐二年自曲阜春亭庄迁居张家村；嘉祥万张张氏一支于明朝正德五年由万张迁此立村取名张家庄；平邑卞桥西京卜村张氏始祖讳会元于清朝初年从兖州张家楼迁居于此；

祖上有一传说，当年郭姓18兄弟自洪洞县大槐树下分别。相传，当年他们将一口大锅砸成十八片，各自带一片开始迁移。若锅片保存完好，将来子孙当带着锅片相认，锅片能拼在一起，就是本族之人，当以兄弟相称。

若锅片遗失，带此传说认亲，知道此家族传说者，也当以兄弟相认。

本人河南舞钢郭姓人氏。家族长辈告知，我们这一批姓郭的原本来自漯河舞阳，祖上是山西人。明代从山西迁出来，清乾隆时期，迁来舞钢。据考证，全市几千舞钢人应属同族。

这就是我们这一支的事儿了，不知道有没有真兄弟也知道咱们家族的事儿。

家谱序言,族谱序言,原文 一、家之有谱，犹国之有史。史所以纪一国之事迹，谱所以叙世代之源流。盖祖宗以一人之身，散而传之千百人之身；且四方错落，有见面莫相识，尊卑莫能辨者；虽一本之亲，几何不秦越视之，世序之淆乱散涣极矣。家谱之修，上以敬宗，下以收族。大宗小宗列其序，昭穆世次绘为图。由本支百世，上而溯之，同出一源，此涣而受之以萃之义也。稽吾族自始祖讳泰公──系出豫章，原籍赣州府安远县杨家寨黎木社庄，于前明嘉靖年间迁徒北流，侨寓县西门刘家井，继迁六贡桥——燕翼贻谋，创业垂统，是为吾族之一世祖也。厥後皆耕读为业。五传至高祖象家公，家日益饶，复迁翰堂，遂卜居焉。是时土寇窃发，蹂躏乡里，公设法捍御，赖以保存者甚众。迨伯祖复斋公、叔祖著斋公以晋秩请封。追源溯流，欲创修家谱，志焉未逮。迄今又数十余年，生齿日繁，支派愈盛。族愈远而支愈分，更再踵而不修，则一脉之贻如同陌路，无以动其水源木本之思，又何以笃其睦族敦伦之谊。爰是悉心采访，详加纂辑，务令昭穆不紊，世次井然。凡祖宗之行述、事迹、名号、爵秩与历代墓所、祭产及生忌年月之可以考查者，悉行纂录，寿诸枣梨，传为家乘。由今日逆而溯之，原其本出自一人。自始祖顺而推之，溯其流一十三世。所以联属族人，使览斯新谱者，父兄宗族俨在庭帏，长幼尊卑秩然不紊。俾咸之一本之谊，共敦九族之亲，而尊祖敬宗，敦伦收族之心有不感发而兴起者乎。

大槐树的传说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朱元璋派宋国公冯胜将军西征，平定河西诸路。明王朝废除了元朝军政机构永昌路和西凉府，在凉州设立了凉州卫，属陕西行都司管辖(明甘肃属陕西布政使司)。

凉州卫的治所凉州，在地理位置上历来是抗守河西走廊咽喉的重镇和多民族争夺的要地，凉州的得失关系着西北边防的大局。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残元势力还很大，而且西北的重点就在凉州之北。如果残元势力占据了凉州，从战略上来说明朝将处于极为不利的 局面。因此，明王朝特别重视凉州的安危和布防。在凉州的东北面从东向西，在汉长城的基 础上增修了百余里坚固的边墙，东接古浪，西连永昌；沿长城设有报警的烽火台和驻兵的 逻铺。公元1377年，驻凉州都指挥濮英出于军事防务的考虑，对凉州城进行了大规模的加固 增修，在原有城墙的基础上又增高了1米。公元1391年，凉州总兵宋晟 在 武威城原有东南北三门的基础上增辟西城门，并修建了东、南、北三大城门楼，修建了吊桥 4座，挖了深6米多的城壕，在城墙四周修建箭楼、逻铺共36座，在北城墙的西边独建 一高楼，用来眺望远方，警报敌情。公元1574年，甘肃巡抚廖逢节、总兵石茂华又历时两年 ，用砖包砌了城墙。至此，凉州城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城汤池”。在增修加固城池的同时， 发动民工修堡筑寨，设立保甲制度，联防自卫，堡、寨联为一体，平时耕种，战时据守自卫 。因此，凉州(从明开始)以堡、寨命名的村庄遍布全境。堡寨保甲的设置，对保境安民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各种措施得力，加上明对驻守武威的将领也慎于选派，如濮英、宋晟、姜、达云、毛忠等都是熟悉边情、勇敢善战的优秀将领，因而在残元势力接连窜扰，不断进攻 凉州的情况下，明朝取得了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充分发挥了凉州这一军略要地的重要作用。

明初，由于元朝残余势力和一些少数民族的经常入侵，战争频繁，户口锐减，严重地影响着 生产的发展和边防的巩固。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统治者开始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实边。初期曾 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一带的数十万居民迁移到河西一带，屯田生产，充实边防。中后 期，因京畿连年荒歉，也曾移民凉、甘一带以解温饱。当时移民由地方政府管理，移民垦种田地，谓之“民屯”，开始3年不纳赋税，3年后征税也比较轻；不在额的荒地，可任人开荒耕种，永不纳税。由于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移民和当地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恢复。

凉州至今还保留着一些“屯地”、“屯庄”、“吴家屯庄”等地名，许多家谱、族谱都记载 其祖先徙居凉州的事实，民间也广泛流传着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的说法。这些情况实际 上就是明朝实行移民实边政策的历史反映。特别是大槐树的传说，有着非常确切的实证。

万民萦怀的大槐树，在山西省洪洞县城北二里的广济寺旁。树旁有石碑一座，碑冠在盘龙细 雕 之中篆刻“纪念”二字，碑阳镌刻“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文记载着明朝移民实边 和移民就食的情况。明初移民时，在广济寺设局驻员，各地移民都到大槐树下集中，然后编 排队伍，分赴各地，再由接受移民的地方政府集中安置。在凉州至今还有“发放”、“安置 ” 等乡村名称，这些地方实际就是当时移民管理安置机关所在地。移民们离别养育了自己的故 土和亲人，到千万里之遥的陌生之地去生活，毕竟难以割舍。古人分别时曾有折柳相赠之习 惯，“柳”者留恋之意。移民们则带上一株槐树苗木，种植在新的土地上，以表示“怀念之情。移民活动多在晚秋进行，此时槐叶凋落，树上老鸹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凝 眸高耸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鸹不断发出哀鸣，令他们不忍离去，潸然泪下，频频回首 。从这里迁徙四处的人们，寄居他乡，把洪洞大槐树、老鸹窝的故事流传给后代，聊解思念 故土之情。“问我故乡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问我老家在哪里，大槐树下老鸹窝。”天长日久，洪洞大槐树的故事便妇孺皆知。从洪洞带到各地的槐树苗木也在新的土地上生根成长，枝繁叶茂。武威境内槐树遍布，据说与此有关。在武威众多的槐树当中，尤以城东10公里处清水乡张清堡大槐树最为著名，它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树围69米，树高15米，树冠高大，枝叶繁茂，每年都有新枝抽发，前去观赏者不绝，还有人焚香叩拜，这也算是对祖先的怀念。1989年4月21日，武威市二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国槐为市树，充表达了广大凉州人民热爱国槐、缅怀祖先的心愿。现在，凉州城区各街道槐荫蔽日，嘉树葱郁，把古城妆点得美丽多姿。

明朝在移民屯田的同时，兴修了许多水利设施，设立了专门管理水利的机构，把水利纳入移 民屯田统一管理，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很发达，在沿边地区设了“茶马司”，专理茶马互市，还设有专门的茶马集市。明朝于洪武五年(1372)创修了兰州黄河浮桥， 开辟了由兰州直通河西的官马大道，沿途设置了许多驿站和递运所。这些措施对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商业流通，加强民族团结，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明朝还非常重视发展文化教育。武威现存的古建筑有文庙、海藏寺、大云寺、莲花山、罗什寺、金塔寺等，都是明朝新修和增修的。凉州是全国保存明代建筑最多的地区之一。

　　山西洪桐移民的历史背景－大槐树传说

　　转自：袁氏家谱 编辑：admin 时间：2006年3月8日16:52

　　明朝洪武、永乐年间大规模地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这自然要从元末年间的历史谈起。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

　　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断，民不聊生，使河南、山东、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区“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人民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国的残暴统治，仅至正元年( 1341)，山东、河北、湖广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义，以后人民起义更加频繁，力量也越来越大，至正八年方国珍在台州起义，至正十一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义，号称红巾军，徐寿辉在蕲州起义。至正十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起义，第二年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起义，其后十余年，特别是刘福通的红巾军与军决战于两淮、河南、山东、河北等地，广大农民纷纷响应，元军出其精兵锐将与农民军决战，攻城略地，掳掠杀人，干尽了残暴之事。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脱脱传》)，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元史察罕帖木儿传》)，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壮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纪》)，后来元军正规军精兵使尽，无力把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一些地主武装，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配合元军与农民作战，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终于把红巾军镇压下去。在这些战斗中，元军和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豫、鲁、苏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余有十八家。(《明在祖实录》卷五)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也载：“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后来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这样元末长达十六年的兵乱才算结束。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旱蝗、疫也接连不断。黄、淮河又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据《元史》载，仅元朝末年的雨旱灾，山东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两淮地区8次。(《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没民庐、死者众”(《元史顺帝本纪》，“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几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至正元年，汴梁、钧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仪封县大水害稼。六月癸丑夜，济南山水暴涨，冲东西二关，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卧龙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没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无算。三年二月，巩昌宁远、伏羌、成纪三县，山崩水涌，溺死者无算。五月黄河决白茅口。七月，汴梁中牟、扶沟、尉氏、洧川四县，郑州荥阳汜水、河阴三县大水。四年五月，霸州大水。六月，河南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数百家。济宁路兖州、汴梁、鄢陵、通许、陈留、临颍等县大水害稼，人相食。七月，滦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庐舍漂没甚众。东平路东阿、阳谷、汶上、平阴四县，衙州西安县大水……五年七月，河决济阴，漂官民亭舍殆尽。十月，黄河泛滥。七年五月黄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决，陷济宁路。六月己丑，中兴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没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是月，胶州大水。七月，高密县大水。九年七月中兴路公安、石首、潜江、监利等县及沔阳府大水。夏秋，蕲州大水伤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县骤雨，水暴涨，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七月，衙州西安县大水。十三年夏，蓟州丰润、玉田、遵化、平谷四县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巩县大雨，伊、洛水溢，漂没居民，溺死三百余人。秋，蓟州大水……十六年，河决郑州河阴县，官署民居尽废，遂成中流。……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广平郡邑皆水。秋，蓟州县皆大水。十八年秋，京师及蓟州皆大水。十九年九月、济州任城县河决。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泽县大水。二十三年，孟州济源、温县大水。七月，河决东平、寿张县，圮城墙，漂屋庐，人溺死甚众。二十四年三月，益都县井水溢而黄。怀庆路孟州、河内、武陟县水。七月，益都路霆光县、胶州高密县水。二十五年秋，蓟州大水。东平须城、东阿、平阴三县疔决小流口，达于清河，坏民居，伤禾稼。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东明、曹、濮，下及济宁皆被其害。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许。漂东关居民数百家秋七月蓟州四县、卫辉、汴梁、钧州大水害稼。八月，棣州大清河决，滨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无遗。济宁路肥城县西黄水汛溢，漂没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齐河县境七十余里亦如之"。(《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这类记载比比皆是。特别是河南地区几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滥。中书省户部曾上言："连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顺帝本纪》)当时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说中原地区“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元史纪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区不但水患严重，大蝗灾也频频而至，从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灾计有十八九次。(《元史五行志》)元时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开、滑、浚三州元城十一县，水旱虫蝗，饥民七十一万六千九百八十口”。(《元史顺帝本纪》)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饥荒就达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饥。十八年“京师大饥，彰德亦如之”。至正十九年冀、鲁、豫大饥，通州民间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出现“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同时，危害极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东、河北、陕西以及南方诸省。(《元史五行志》)

　　以上种种，兵乱水旱蝗变疫相辅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为州，如“降徐州路为武安州”。(《元史顺帝本纪》)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粮剧减也不得不把许多州，府降格，名城开封由上府降为了下府(《明太祖实录》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属州县“户粮多不及数”，“凡州改县者十二，县并者六十”。(《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国各地仍把不足3000户的30余州降为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纷纷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凉情形，中原地区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六)，“多是无人之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劳动力严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芜，财政收入剧减，直接威胁明王朝统治，就连朱元璋也深知：“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采纳了萄州苏琦(《明太祖实录》卷五十)，户部郎中刘九皋(《明史食贷志》)，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实录》)，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靖难之役”，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仍又有永乐迁民之举。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从北京进取南京，所过河北、河南、山东、皖北、淮北等地，与政府军反复拉锯作战，进行了四年的战争，这就是中原地区盛传的所谓“燕王扫碑”。当时一部分地区的老百姓也自行组织武装，拒抗燕王军队，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恢复生产的愿望。

　　根据《明史》记载，燕军在战争中，抢掠屠杀甚为严重，如“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明史恭闵帝本纪》)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仗，燕王“乘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明史成祖本纪》)中原地区的老百姓自动帮助政府军抗击燕军朱棣胜利后，对忠于建文帝的军队和百姓杀无遣漏，河北、山东等一些族谱中记载，燕兵所至，村城成墟，当燕王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把抵抗，燕王无标转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带人杀的只留狐、刘两家，山东临清县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杀，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因此，靖难之役“，加剧了中原地区荒凉局势，民非杀即逃，这也是永乐移民的又一原因。

　　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连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说：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这虽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词，但也说明晋垌带比较安定，再加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万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却达四百零三万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总和。(《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极不平衡。据《明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人口却多达40304万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总和还多25万。再从人口密度来看，同样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这样，山西“地狭人稠生计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连朱元璋也认识到“山西民众而地狭”。这时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应从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郑州知州苏琦提出“时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晋府致仕长史桂彦良上《太平治要》20条。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户部侍郎刘九皋又奏请迁移山西之民以实中原，终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认可。于是拉开了—场轰轰烈烈移民活动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说是从洪洞大槐树下迁走的，实际上远远不止如此。根据《明史》记载，“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办法进行移民。这个范围是相当大的，包括现在的晋中、晋南、吕梁和晋东南等地区。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区划，所谓太原指太原府，辖6个州20个县；平阳即平阳府，辖6个州29个县；泽是泽州，为省直隶州，辖4个县；辽是辽州，省直隶州，辖2县；沁指沁州，省直隶州，辖2县；潞是潞州，省直隶州，辖6县；汾指汾州，省直隶州，辖3县。这样，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个县。在当时关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条件下，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没必要也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树下是当时最大的移民“点行地”，在后来的历史上影响特别大，移民后裔们自然也就乐于认同这样一个出发地了。

　　关于移民的次数，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经学者们的反复考证，洪武、永乐两朝共有17次。简单的情况是：

　　洪武六年(1373年)，从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凤阳垦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从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凤阳垦荒。因为是冬天，政府发给移民过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从山西招募24万户百姓从军，后又都复员为老百姓，就地安置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从山西的泽州、潞州，挑选“田少丁多”或无田之家，迁往彰德、正定、临清、归德、太康等地垦种。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张从整等116户自愿外迁屯田，户部给予奖励，让他们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军都督朱荣向朝廷报告：由山西迁居到大名、广平、东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给他们26万顷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军都督府佥事李恪等迁移山西百姓，到彰德、卫辉、归德、临清、东昌等地栽桑种枣，垦荒种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冯胜、傅友德与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从军，共设16个卫所。大约是平阳府选了9卫，太原、辽、沁、汾选了7卫，每卫5600人，共有9万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军都督佥事李恪、徐礼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户，分别迁至彰德、卫辉、广平、大名、东昌、开封、怀庆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马步官军266万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户部核实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迁至北平各府、州、县。

　　永乐二年(1404年)九月，从太原、平阳、泽、潞、辽、汾、沁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从以上地区移民1万户，充实北京。

　　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湖广、山西、山东等县吏李懋等214户人愿到北京为民，户部给他们发了安家费。

　　永乐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户部从山西的平阳、泽、潞及山东的登、莱等州，招募了5000户到北京的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阳、大同、蔚州、广灵等府州，向朝廷申请到北京、广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宫等府州县为民，开荒种地，依律交税，得到政府的奖励和资助。

　　综上所述，明初从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近半个世纪中，从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数百户，甚至上万户，前后人数达到100万以上。回顾我国历史上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汉代仅限于屯垦戍边，并没有形成全国规模；三国割据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垦兴盛，但安史之乱以后废弛；宋代重文轻武，屯田时盛时衰；元代全国兴屯，但很快天下大乱。所以说，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官方移民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时候还创造了一个词叫“解手”，一直流传到现在仍然使用，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百姓们被迫登记以后，为了防止他们途中逃亡，官兵们把他们反绑起来，然后用一根长绳串连起来。那时候，迁徙路上，到处是一串串的移民，他们一步三回头，天愁地也愁。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人们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绳子拴几个甚至几十个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报告说：“老爷，请解手，我要大小便。”这样子日复一日，人复一人，次数多了，日渐简化，只要说上一声：“老爷，我要解手。”

　　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洞迁至山东曹县黄岗集落户。当时很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岗上安下家来，取名“袁家固堆”，并题词曰：“洪洞分枝老门第，曹州安居旧家风。”

　　陕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较多，大概是与山西一河之隔距离近的缘故。据征集的谱谍看，武功县的戴氏、麟游县的赵氏、邢氏、扶风县的刘氏、彬县的陈氏、固源县的郑氏、米脂县的杨氏、并氏、眉县的刘氏，其先祖都是明初从洪洞迁去的。

　　综前所述，洪洞大槐树下的移民，当初直接迁入地是豫、鲁、冀、京、皖、苏、鄂、陕、甘、宁、晋等省市。然而数百年间，峰回路转，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辗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东北、港台等地。特别是近几十年里，迁移的浪潮此起彼伏。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关东”、“下南洋”，建国后的城市知青“支边”、“上山下乡”，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国留学、探亲、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迹，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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