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刚出版时胡汉民担任编辑,宋教仁担任《民报》庶务，也就是主编，主要负责人。

      《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1905年11月创刊于东京，是一个大型月刊，革命派在海外的主要宣传阵地，创办于辛亥革命时期。前身为宋教仁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支那》，因第二期因载《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等文，尚未发行即遭日本政府没收，杂志被查封。同盟会成立后，将其改为《民报》作为会刊。孙中山为其撰写发刊词，提出了“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该报的创办及其宣传壮大了革命派的声势，也壮大了同盟会的队伍，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但是其宣传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过分强调了排满而陷入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后期该报大谈佛法，进步性锐减。该报最高发行量达到17万份，第6至24期由章太炎主编。

原文：

《书 怀》

 胡汉民

要将文字无穷恨；

换取人间彻底痴。

赏析：

此联为承接关系的复句，如话的联意中，有忧虑，有愤懑，借这副联语以发泄，舒展胸中的块垒，婉曲可讽，“无穷”、“彻底”二字十分透彻怅然，将作者以文字抒发心中恨、表达情绪如痴如狂的状态抒发出来，十分撼人。

人物简介：

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幼名胡衍鹳，后改名胡衍鸿，字展堂，晚号不匮室主，[1]  汉民是他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时所用的笔名。出生于广东番禺[2]  ，祖籍江西吉安。资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国民党早期主要***之一，也是中国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中举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赴日本留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加入中国同盟会，任《民报》主编，从此成为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主持编写了《总理全集》。曾先后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华革命党、广东非常大总统府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3]  曾任国民政府主席。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5月12日突发脑溢血病逝，享年57岁。为纪念胡汉民的贡献，国民政府于广州市设立汉民路（今北京路）；在台湾，高雄市及新北市中和区亦有汉民路。

1921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当了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任总统幕僚长。一天，孙中山来到胡汉民的办公室，顺手打开一个公事箱，发现里面有好几份自己签发的手令，满面怒容，大声斥责：“你竟然敢擅自扣发我的手令！”胡汉民始终凝神倾听，待孙中山停下来后，他问：“先生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吗？”孙中山两眼定定，高声答：“没有了！”只见胡汉民将那个公事箱反个底朝天，将扣下的孙的手令倒了一桌，逐封评论说，这是人事不当的任命，那是时机不合的调遣，胡汉民脸红耳赤地辩解：即使是在专制时代，也有大臣封驳诏书，请皇帝收回成命的故事！先生还记得你在起草中华革命党的誓词也有“慎施命令”一条吗？孙中山为之语塞，无奈地说：“说来说去还是你对，我说不过你。”胡汉民仍不罢休，说：“先生应该说一句‘你是对的’才合理。”

办公室的气氛越发紧张，此时墙上的大挂钟响了起来，一个叫李宗黄的参议走过来圆场：“下班了，一起到太平馆吃肥鸽，由我请客。”孙中山高兴起来：“好啊，一齐去，不过该由我做东，因为今天是我的错。”胡汉民笑着说：“太平馆吃客多，太杂乱了，先生不宜。若先生真想吃，我让太平馆送外卖到司令部吧。”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逝。1925年六月二十七日，代大元帅胡汉民发布政府改组令，本以为自己有望执牛耳，谁知却是汪精卫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升上宝座的汪精卫顾虑胡汉民的资望比自己高，一直找机会除掉胡汉民。1925年八月二十日早上8点，廖仲恺偕夫人何香凝乘车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越秀南路89号）时，突遭枪手袭击，送医院后终告不治。廖的死轰动全国，政府成立了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和蒋介石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据查，廖案最大的嫌疑人是胡汉民的族弟胡毅生等人，时机来了，汪、蒋二人密谋藉口胡汉民是廖案的主谋，加以捕杀。

1925年八月二十五日晚上，由汪、蒋派遣的五十多个黄埔军校学生军直扑胡汉民家，并指示若“逃捕”即可就地处决。是夜胡汉民刚刚就寝，听到门外嘈杂的声音，赶紧下床，穿上衣服匆忙从后门逃出。因事出突然，跑到街上不知到哪里是好，稍加思索，推测此事极有可能是与汪精卫有关，一时性起，直奔西华二巷的汪精卫家！汪精卫妻子陈璧君见胡汉民急装而来，喘息未定，非常诧异。听了胡汉民的一番诉说后，陈璧君怒不可遏，立即打电话给汪精卫，质问道：“胡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你要派人深夜前去缉捕？”汪精卫正等待军队的消息，以为胡汉民不是束手就擒便是被就地正法，振振有词：“反动派就要捉，捉了就要杀！这样做是大快人心！”陈璧君回望胡汉民一眼，低声告诉说：“胡先生现在我们家里。”汪精卫气得掷下话筒。是夜，陈璧君怕生意外，让胡汉民住了下来。

抓捕胡汉民的消息不胫而走，广州城被闹得沸沸扬扬。汪精卫、蒋介石恐怕引起事端，暂将此事搁下。以后胡汉民在古应芬等人的保护下入住黄埔军校，苏联，离开了这块差点掉了性命的是非之地。

　　1，国名党党务派别，有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派（其中还有二陈兄弟的CC系，复兴社系），以胡汉民为首的广东系，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还有西山会议派。

　　2，军队系统派别，有蒋介石的中央军（内分何应钦系和陈诚的土木工程系），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阎锡山为首的晋绥军，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即大西北军），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紘的桂系军队，湘军（早期3大派系，即谭延闿系，程潜系，唐生智系，后来前两系瓦解，唐系演变成以何健为首的新湘军），滇军（早期领袖龙云，后期首领卢汉），粤军（旧粤系领袖李济深，后被陈济棠取代，陈被蒋解决后，大部分由余汉谋统率，还有张发奎，吴奇伟，薛岳

　　3个小派系自成一系），川军（早期有刘文辉，刘湘，邓锡侯，潘文华，杨森，刘存厚6大派系，后来刘湘死后，其部分裂成王陵基，唐式遵等部，而刘存厚去职后，所部被孙震领有）。此外还有盘踞西北的马家军（占据青海的马步芳，马步青兄弟为青马，占据宁夏的马鸿逵，马鸿宾兄弟为宁马），占据贵州的黔军（以王家烈为首），占据陕西的杨虎城的17路军（亦称小西北军），占据新疆的盛世才军队。此外比较小还有从大西北军叛变出来的占据山东的韩复榘部，从李济深粤军中分裂出来的19路军，首领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被蒋介石在北伐中收编的原张宗昌的直鲁联军残部演变而来的徐源泉部，方振武部，上官云相部等。

　　3，国民党中央特务系统，早期是三大派，即二陈CC系把持的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总干事张冲。邓文仪任科长的南昌行营调查科，还有就是戴笠任处长的复兴社特务处。后来邓文仪因南昌机场失火事件调查不力被撤职，南昌行营调查科并入复兴社特务处。抗战爆发后，CC系的党务调查科改组为中统，复兴社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军统内戴笠之下还有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毛人凤为首的浙江派，唐纵为首的湖南派。抗战胜利后，中统改为党通局，徐恩曾免职，叶秀峰继任局长。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先是由郑介民接替死去的戴笠人局长，后来郑出任国防部二厅厅长，转往军事情报系统，唐纵改任内政部政务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改搞警察工作，保密局局长由毛人凤继任。国民党逃台后，党通局改为内政部调查局，保密局改为国防部情报局。这两个机构至今仍存。

　　至于你说的奉系军阀和直系是北洋军阀中的派系，还有一个就是皖系。这3大系构成了北洋军阀的主体。其中只有以曹锟，吴佩孚，孙传芳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的嫡系。张作霖不属于北洋嫡系，是在东北以胡匪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军阀集团，属于北洋旁系。奉系早期领袖为张作霖，主要军事骨干为张作相，吴俊升，张景惠，孙烈臣，汤玉麟，杨宇霆，重要文臣为王永江，臧世毅，鲍贵卿等。张作霖死后，其子张学良继位，奉系被国民党招安，改为东北边防军，改称东北军派系，也称新奉系，首领张学良，重要将领为万福麟，王以哲，王树常，何柱国，于学忠，刘多荃，鲍文樾，缪激流，容臻等。主要文臣有刘永清，莫德惠，高崇民，还有张学良的心腹，东北军特务系统首领黎天才和外交情报首脑阎宝航。

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6月在广州的中执全会决定将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在选举国府主席的会议上，与会11名委员(国府委员共16人)全票选举汪精卫为第一任国席。7月1日，中民成立。在随后成立的国民上，汪精卫也担任了主席。至此，汪精卫成为新军政领袖。 在孙中山逝世前，其主要助手有负责的胡汉民，负责财政的廖仲恺，负责党务的汪精卫，负责军事的。当时的资历声望比不上前三位，尚不具备担任领袖的实力。可是就实际地位和影响而论，汪精卫与廖、胡不分伯仲，为什么他能一跃而成为孙中山的“人”呢？ 国民成立之时，适值国内革命运动之际，这是一次以国共合作为主要标志、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有广大众参加的伟大运动。孙中山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体现了这次革命的根本特点。当孙中山在世时，可以凭藉他的崇高威望，排除干扰，领导革命运动按预定的方向发展。可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内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日益明显，原来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重新抬头，活动日趋嚣张。此时的国民面临严重挑战，对外必须坚持反对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对内必须加强统一战线，维护党内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最需要的是一位既能保持三大政策的连续性，又能调和内各派势力的关系，稳住政局的首脑人物。 在当时的国府委员中，真正的左派人物仅廖仲恺等人，虽然他们遵从孙中山的主义、政策、遗嘱并为之而奋斗，但作为势力，他们在领导层中因其态度的“过激”，不易被全体成员所接受，处于少数地位。 在国府委员中，可以出任国府主席的人选还有胡汉民。胡汉民是元老，辛亥革命胜利后就一直在中担任要职。在国民成立前，他是广州大元帅府的代理大元帅。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胡汉民基本上是站在孙中山一边，支持改组和联俄联共决策的。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他也看到要摆脱的困境，需要借助苏俄的援助和党的力量，但他又认为必须对之加以防范。在的左中右三派中，胡汉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态度影响着天平的升降，关系着今后三大政策的实现程度。在孙中山逝世后，自认为是正统派的胡汉民，看到许多党员担任了的领导职务，以及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崇高的理想，越来越赢得民心，这将对要掌握国民革命运动领导权的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联共政策日渐怀疑，由对苏联和党的利用防范转为反对。加上胡汉民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和，与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冲突也逐渐激化，所以若是由正在向右靠拢的胡汉持了国民的话，势必不利国共合作的坚持和三大政策的执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宣告不做官吏、当时在中没有担任实际职务、“唯与三义是奉”的汪精卫，受到了各方势力的重视。汪精卫活动的一大特点，是具有过人的应变能力，善于“相机而变”。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他一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党如果加入，“本党的生命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凭借他多年追随孙中山的经历，知道的改组势在必行，才抛弃自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投入改组的准备活动中。孙中山逝世前后，汪精卫又以其特有的敏感，去迎合时代的潮流，表现出新的姿态。在一段时间内，他不断发表左派言论，高呼“要将军阀和国际一齐打倒”，只有“永绝军阀祸根，方能解除痛苦，团结自救”。他开口就是改组精神，言必称拥护农工运动，文必举国民革命大旗。一时间他不仅得到了左派的信任，得到了国际代表和中国党的支持，也博得了广大工农民众的好感。另一方面，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能透彻地揣摩孙中山的思路而著称，他多次根据孙中山的口授由自己代拟的各项文件，孙中山极为中意，故后来成了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这一切均使他在内也具有一定的威望和资本。再加上在左右派斗争中他所做出的“无所偏颇”的超然姿态，亦争取到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成为能为各派势力同时接受的主要人选。 在为赞扬一位新领袖的过程中，苏联顾问鲍罗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拥有所急需的和军事援助，再加上孙中山生前对他的信任，在孙中山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鲍罗廷的话还有很大的影响力。国民革命运动中，许多重要决定实际上是他做出的。在年6月召开的国际第五次之后，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原则是：联合左派，促使中派左倾，孤立右派，通过使的纲领和政策左倾的办法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按照这个精神，鲍罗廷当然得支持既有利于维护国共合作，又能调和左右派矛盾的人选。所以还在孙中山病重期间，鲍罗廷就曾对汪精卫透露了支持他为新领袖的信息，这也是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期间态度左倾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对政策有一定影响力的党人也认为汪精卫“当他还革命时，会把苏联顾问和我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而“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立场”，从而支持汪精卫，否定了胡汉民。 另外，汪精卫在改组国民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幕后活动，为自己当选国府主席费尽心机。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的领袖欲望迅速膨胀，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是上急剧左转，事事向鲍罗廷请示，在各种场合做出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姿态，俨然是总理遗志的继承、捍卫者。其次是排挤自己昔日的战友、现今的竞争对手胡汉民，私下改动胡汉持国民中政会的人选，交给报纸发表，却不让胡知道，以此架空胡汉民。第三是亲自到潮汕去见军方实力人物许崇智，为自己的当选拉住关键的一票。更让人产生垢病的是，在投票选举时，汪精卫自己投了自己一票。虽然这一票不是他当选的主要因素，但一向自命清高的汪精卫急于上台的迫切之情却也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当时负责唱票的会议秘书伍朝枢过后对人说：“我对汪本来相当敬重，但由此次选举来看，完全表现他是热心利禄的人，我从此就鄙视汪兆铭了。” 与汪精卫相比，胡汉民就显得书生气十足。在当时的形势下，胡汉民不是没有顺势出任领袖的欲望，可他不愿为此而挖空心思使手腕，只想让别人捧他，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以这种君子风度参加最高权力的角逐，加上立场上的不识时务，在这场争斗中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胡汉民的个人素质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领袖。李宗仁曾评价胡确为一守正不阿、有为有守的君子。然胡氏的器量亦极狭隘，恃才傲物，言语尖刻，无家风度。他说：“当时党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觉得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因胡的天赋，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的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由于人缘太差，造成人们对胡汉民“恶感多而好感少”，转而拥护善于蛊惑人心的汪精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