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宝马、奔驰、阿尔塔纳等知名企业的炫目光芒相比，匡特家族的知名度显然低得多。但是，这个家族却是这些著名公司的大股东。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低调是匡特家族每个成员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是沉默的背后却是匡特家族借着战争大肆敛财，带着宝马从危机走向盛世，将家族企业的触角伸向各行各业的传奇历程。台上戏子风光无限，台下导演默默无闻。作为操控者，匡特家族在名和利之间架构了微妙的平衡，成为德国最成功的商业家族之一。

匡特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德国一个叫普利茨瓦尔克的小镇。小镇位于距离柏林西北约130公里远的地方，这里有一家奥古斯特和路德维希·德雷格纺织厂。1865年，16岁的埃米尔·匡特在那里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不久，他开始参与管理。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对军服的需求猛增，普利茨瓦尔克的纺织业因此一直很景气。1879年，工厂的主人路德维希·德雷格去世。年轻有为的埃米尔·匡特开始正式管理工厂并在一年后娶了路德维希·德雷格的女儿海德维格。3年后，埃米尔和他的内弟马克思·德雷格用3万5千塔勒买下了这家工厂，由此开始了匡特家族的创业历程。因为和当地其他制造商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纺织厂的产品销路一直不错。在埃米尔·匡特的管理下，公司的效益也蒸蒸日上。渐渐地，匡特家族控制了三家实力强大的纺织厂，实现了行业垄断。匡特家族的事业版图自此开始开拓。 作为匡特家族第二代***，京特·匡特不仅继承了埃米尔·匡特的事业，还继承了他的商业天赋。京特组织能力强，善于协调，他不仅是精明的商人，对国内的形势也有准确的预测，更擅长和政府搞好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这个野心勃勃的商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当时德国仓促参战，战备物资严重不足。为保证满足军需，德国政府规定某些原料和重要物资的生产由国防部领导，一些经济界人士从旁协助。京特·匡特因提供军服成为其中一员，他在战争中寻找发财的机会。戈洛·曼曾说：“战争使强者更强，使已经开始衰退的弱者更弱，这是一个老经验。”这句话用在京特身上非常贴切。

1918年，德国战败投降。德国经济遭受致命打击，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疯狂掠夺下，德国绝大部分中产阶级变得一贫如洗。而实业家京特是属于在通货膨胀年代能够“残酷地掠夺”的那些人。他不仅利用货币大幅贬值摆脱了原有债务，更利用投机大捞一笔。当时，京特已是许多公司的小股东，他的财产处在一个安全的港湾。可他却轻蔑地说自己：“杂七杂八地拥有20多种不同的股票。”虽然从风险分散的角度来讲，这是理智的投资方法。但是京特关心影响力和权力胜于资金安全。他抱怨说：“我在哪里都没有讲话的权力。”于是，在经过缜密的研究之后，坐拥巨额财富的京特盯上了蓄电池厂股份公司（AFA）。他发现，尽管货币急剧贬值，这家公司的股本从战前以来就没有增加过。因此，它的股票具有相当大的实物价值。京特开始有系统地通过交易所购买AFA的股票。他不声不响地扩大着自己的控制性股权，同时尽量不让AFA的创办人、70岁的老谋深算的阿道尔夫·穆勒有所察觉……几番周折，京特终于成为AFA的大股东。这次收购计划的成功是匡特家族发迹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家族第一次买下了一家具有世界影响的公司。作为织布厂厂主，匡特家族已经是军方供应商。现在，它首次参股一家有着多年担任军工业配件供应厂经验的工业企业。之后的几十年，AFA都是匡特王朝的核心。

几年后，京特又成功控制德国最大的军工康采恩（康采恩是经济垄断组织的一种，以实力最强的垄断企业为核心，联合其他相关企业组成的企业集团）——德意志武器和弹药厂（DWM）。这两个军工企业集团在非战时期经营困难，但战争时期却贡献超乎想象的利润。 在京特看来，竞争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但血拼到底大打价格战的竞争却是有害而无益的，最重要的是保持恰到好处的合作。京特开始组织不同公司的联合。比如从购买原料来说，钢铁制造业、纺织业分别联合在一起，共同购买所需的原料。在买进原料之后，再开始竞争。他认为，合作和竞争的有机结合才是促进商业和经济发展的理想途径。事实证明，这的确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法，京特很快成为了行业领导者。

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京特遵循的策略是：对一切政治事件早做思想准备。京特不惹是非，但暗地里始终提防不被一些事情卷进去。这位实业家不属于那些在经济危机中置身新运动前列的人。他爱国，但是他更爱他的商业利益。1931年，在希特勒上台前一年半，京特·匡特正式拜访希特勒。希特勒想向他了解如何能解决德国的经济危机。京特认为这场灾难的起因在于产品过剩，以及缺乏明确的规划。他提出“扩大公共投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就业岗位，拉动内需”的经济改革策略。这项经济改革策略深受希特勒的认同。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在他的领导下，1933，1934，1935，仅仅三年，德国就从全世界赤字和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变成世界上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

1933年，京特·匡特加入纳粹党，并重启军工品生产。二战开始后，他被任命为国防经济负责人。他控制下的A FA提供海军潜艇蓄电池，对德军在大西洋(600558,股吧)海战取得绝对控制权起到重要作用。1944年，A FA甚至参与了导弹的研制。这时，由于大部分德国青年都上了前线，京特·匡特的工厂出现严重的劳动力匮乏。匡特家族开始使用强制劳动，即使用大量的集中营囚犯。这些集中营囚犯干着高强度且毫无安全保障的工作，食物医疗等通通匮乏。最后这些工厂变成了“死亡工厂”，成千上万的战俘在这 里 走 上不归路。

1941年，京特收购了一家制药厂——比克·古尔登厂股份公司。京特觉得，参与一家制药厂，是一种在战时跟和平年代都能获利的投资形式。多年以后，以比克·古尔登公司为核心的阿尔塔纳集团，在匡特家族的第四代人苏珊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45年，希特勒自杀，看是无坚不摧的“第三帝国”即将分崩离析。在俄国人来临之前，京特·匡特躲到巴伐利亚的一个小镇。一年后，京特·匡特被美军逮捕。在纳粹期间制造大量军工产品，使用强制劳动牟取暴利的京特本应被当成战犯来审判，但此时德国经济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重建战后秩序的重要性超过了对“第三帝国”企业家的追责。在美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关照”下，京特·匡特被一个地方法庭判定为法西斯的“胁从者”，竟然无罪释放。

京特·匡特能逃脱法律制裁还有一个家庭原因。他的前妻玛格达嫁给了纳粹二号人物戈培尔。当希特勒服毒自尽后，一心追随“元首”的戈培尔夫妇称将身边六个未成年孩子全部毒死后双双自杀。京特·匡特很自然地将责任推到戈培尔身上，称戈培尔为了争夺对继子哈拉尔德(为京特和玛格达所生)的抚养权而逼使他加入纳粹党。这个说法获得了哈拉尔德等人的证明。因此，这个理由在法官面前拿到了同情分。

在监狱生活的那段日子，京特·匡特并未停止思考他的企业王国如何重建。老天似乎也格外关照这位企业家。不仅在军事审判中京特幸运免罪，而且在他重掌企业时正好遇上货币改革。1948年，西德政府为抑制通货膨胀，发行“西德马克”取代原帝国马克：100个帝国马克兑换650个帝国马克。这项改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将钱存在银行的节约者损失惨重，欠债者得到了好处。京特·匡特高达1200万帝国马克的债务变得轻而易举就可还清，而他持有大批的证券及地产、工厂等实际资产都大幅升值。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及其盟国急于扩充军备，又令京特·匡特的军工厂起死回生。 1908年，京特的第一个儿子赫尔穆特降临。最迟从这一天开始，京特就开始考虑如何让公司世世代代延续下去的问题。2年后，京特的第二个儿子赫伯特降临。京特毫不怀疑自己的生活充满幸福和成功。但是，在京特37岁时，他的妻子安东妮病故，京特遭遇命运第一次的沉重打击。显然，京特并没有被这次打击打倒。直言妻子是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真爱”的京特很快有了第二次的婚姻。这次，他娶了后来被称为“第三帝国”的“第一夫人”玛格达。玛格达为京特生下了他的第三个儿子——哈拉尔德。

当京特的财富与日俱增的时候，在家庭内部，问题和麻烦也越来越多。安东妮去世不久，赫伯特被检查出视网膜出现问题，视力将会越来越差。京特认为视力将会影响赫伯特管理家族企业，他开始重点培养赫尔穆特。京特带着儿子环游世界，增长见闻，送赫尔穆特到国外学习，提高语言等各方面的水平。匡特家族接班人的培养工作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1927年，刚到巴黎准备学习语言的赫尔穆特因为盲肠炎去世。临死前，赫尔穆特对京特最后讲的完整句子是：“我真想帮您从事您那伟大的事业，我亲爱的父亲。”这一次沉重的打击之后，京特并没有在生活中重获幸福。和丈夫没有共同语言的玛格达成为一名通奸者，恋上了一位出身上流社会的大学生。在被京特发现自己不忠之后，玛格达和京特离婚。后来，她嫁给了纳粹二号人物戈培尔。

频遭变故的京特再没有新的婚姻。在事业之外，他把生活重心转移到培养赫伯特。他把赫伯特安排到不同国家学习语言，并要求其在自己的工厂和朋友的工厂继续锻炼深造。京特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曾经希望赫尔穆特要做的，现在命中注定由他的弟弟赫伯特承受。这个17岁的少年将接过此重任。”这位创业者问都不问赫伯特自己的想法。而他的另一个儿子哈拉尔德，因为戈培尔的权力关系，已由玛格达带在身边抚养。哈拉尔德在母亲和继父的影响下，后来参加了多次纳粹的侵略战争。

对善于掩藏自己生意的规模以及盈利的京特来说，他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子承父业的思想。而他最大的痛苦则是担心他的毕生心血会在他身后瓦解。1954年，京特在一次旅行中死去。他留下一份契约，遗产作为整体，平均遗留给赫伯特和哈拉尔德。这个家族掀开了新的一页。 50年代中期，赫伯特将企业触角伸向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宝马公司）。彼时宝马公司管理很差，经营很不成功。1956年，宝马公司的年终财务报表显示当年的财务亏损为600万西德马克。尽管如此，该公司的股价还一直涨到票面价值的180%。赫伯特对宝马的收购遭到了哈拉尔德等人的反对，但他收购宝马的决心异常坚定。因为没人给赫伯特提供资金，银行都离他而去，赫伯特决定冒险，投入了自己私有资产作为赌注。赫伯特用自己的资金扩大了宝马的股本。如果公司失败，他也将破产。当时，没人相信宝马会起死回生。但赫伯特坚定地说：“诚信和良好的声誉肯定能让宝马公司再次辉煌，这就是我挺身而出承担责任的原因。”直到现在，宝马的员工仍觉得赫伯特的影响无处不在。这不仅是因为他在公司监事会的声望，因为他为公司设计的肾形水箱的商标，还因为公司的员工知道，是他把大家带向了成功。赫伯特的妻子约翰娜曾回忆说：“我们家族史上有两个重要阶段：一个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公公京特·匡特发展和扩大企业规模的时期；另一个是我丈夫挽救宝马公司的时期，这在当时需要非凡的勇气。最初几年非常困难，我们遇到了很多麻烦。但他不把任何警告放在眼里，也不顾许多人给他的衷告，他豁出去干了。我认为，后来的成功证明他是正确的。”如今，宝马集团有了，宝马、Mini和顶级的豪华车劳斯莱斯。

1970年曾任宝马公司首席执行官并把公司变成了强大的汽车制造商的埃伯哈德·冯·金海姆回忆赫伯特时说：“在选拔高级管理人员时，他的判断正确而果断，简直令人不可思议。当时，他的视力不好。有许多次他仅靠声音就能非常准确地评价一个人。他的决定常常令所有当事人、或者是在场的人揪心。但是一两年之后，发生的事恰恰在他的预料之中。他选拔高级管理人员的方法也是对公司的一大贡献。” 1982年，赫伯特因为心脏病去世，匡特家族进入第四代。赫伯特的女儿苏珊·克莱滕和儿子斯凡特·匡特成为匡特家族在宝马公司股权的主要继承人，他们也继承了匡特家族的许多传统和特点。匡特家族影响企业的方式，有很大的稳定性。如果他们先前同意了一种策略，他们是不会受短期收益变化影响。于1999年出任宝马公司的约阿希姆·米尔贝格曾说：“有这么一个大股东，他能够提供一种连续性，能用长期的眼光看待汽车工业这种长期投资的生意，还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呢？事实上，这对于宝马公司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资产。”而这，恰恰是苏珊回答匡特家族成功的秘诀所在：“匡特家族有一条原则，我父亲把它传授给我们，就是公司拥有者和管理者没有必要什么都管。有些事情最好让第三者去做。这个人要有特别的素质，能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经营。当然，他们需要一定的自主权，我们应该给他们这种权力……匡特家族的特点在于，我们能够支持有事业心的人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此外，匡特家族还有另一个传统：不论是在哪个行业，纺织、药品、化学制品或汽车，匡特家族从不用自己的名字作标志，他们始终在幕后工作。实际上，除了宝马汽车，没有多少人知道其他公司和匡特家族的联系。比如，有谁知道万莱克时装的后盾是匡特的德尔顿公司呢？有谁知道维塔·比尔埃克蒂丁和穆蒂·桑诺斯托尔公司背后有匡特的阿尔塔纳呢？

匡特家族的新一代宣称，他们将开创家族历史的新篇章，而且信心十足。第四代匡特家族掌门人是否能更上一层楼呢？苏珊说：“我父亲当时遇到了一个特殊机会。机会来了，他发现了，并紧紧抓住了它。当然，我也会寻找类似的机会，我认为我已经开始寻找了。这个机会是否和我父亲当时的一样并不重要；我要说的是，我并不想盲目地超越我父亲。我只是希望，一旦有了机会，我也能像父亲一样紧紧抓住它。”

源流一

源于姬姓，出自周武王之子邘叔的封地邘国，属于以国名为氏。据史籍《新唐书》的记载，周文王的继承者周武王姬发成功克商之后，大举分封诸侯。他将其第二个儿子姬诞封在故邘国旧址(今河南沁阳西万镇邘邰村)，重新建立了姬姓邘国，称邘叔。后来，邘叔的子孙后代就以故国名为姓氏，有的称邘氏，有的则去邑称于氏，史称于氏正宗，是为河南于氏。

源流二

源于复姓淳于氏，出自唐朝避唐宪宗名讳改姓，属于因谥改姓为氏。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所定的皇族七姓中，有复姓淳于氏。到了公元805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后，因为“纯”、“淳”二字同音，为避讳皇帝名讳，遂将复姓淳于氏改为单姓于氏。由此出现复姓淳于氏家族所演化的于氏一族。

宋朝时期，该支于氏族人中有部分人又恢复为复姓淳于氏，世代相传至今。该支于氏、淳于氏同宗同源。

源流三

源于鲜卑族，出自南北朝时期拓拔鲜卑万忸于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据史籍《路史》记载，鲜卑族拓拔部的万忸于氏族人原为山东于氏汉族人，后随鲜卑改称万忸于氏，亦称万纽于氏、勿忸于氏。北魏王朝建立后，在北魏孝文帝拓拔·宏(元宏)在太和十器公元493～496年迁都洛阳入主中原后，大力推行汉化改革政策，万忸于氏又恢复为于氏。这一支于氏虽然是从鲜卑族的万忸于氏所改，一向也被当作外来的姓氏看待，但在实际上，他们仍然是汉族于氏的后代，只是在汉朝之时，有一位名为于公的后代族人跟着拓跋鲜卑离开了中原，随北魏道武帝拓拔·珪迁徙至代北地区(今山西代县、繁峙、五台、原平一带，即河西走廊)，并且为了适存于鲜卑族环境而改为鲜卑姓氏“万忸于”。

到后来鲜卑族的拓跋·珪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北魏王朝，万忸于氏族又“重回娘家”，复为单姓于氏。

源流四

源于有熊氏，出自远古黄帝裔孙的封地商于，属于以居邑名为氏。传说，黄帝有一个裔孙被分封在商于(今河南淅川)。在其后裔子孙中便有以先祖封地名称为姓氏者，称于氏，这于氏之始，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1]

源流五

源于满族姓氏尼玛哈氏Nimaha Hala见于《皇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满语“鱼”，满族最古老的姓氏，唐末女真“通用三十姓”之一——尼漫古。金旧部“尼庞古”，以部为氏。世居辽阳，后改汉字姓俞、于、余。金朝著名人物有参知政事尼庞古鉴，东北路招讨使尼庞古钞兀。 镶红旗希姓，人数极少。世居辽阳地方。

布尼氏Buni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隶属于镶白旗。散处于佛讷赫村（又作胡讷赫，今吉林省敦化西北，一说在黑龙江宁安西南）、公额理等地方。

于佳氏Yugiya Hala世居不详，后改汉字姓于。

玉库勒氏 Yukuli Hala 又作俞窟里、俞库勒，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

世居洪爱（待考）、虎尔哈松花江、空科巴赛，后改汉字姓于。原隶正白旗，

后改隶镶白旗。

尼玛奇氏 Nimaci Hala 见于《满汉名臣传》和俄国学者《满族的社会组织》，

满语“山羊皮”，世居不详，人口非常少，后改汉字姓颜、于等。

著名人物有：西宁镇总兵、骑都尉又一云骑尉达三泰。

裕瑚鲁氏 Yuhulu Hala 见于《清朝通典·氏族略·满洲八旗姓》，以地为氏，

散处裕瑚鲁(待考）、长白山(长白山女真三部聚落地，包括鸭绿江、讷殷、朱舍里: 长白山女真朱舍里部聚落地，吉林省临江市以北，松花江上源塞朱伦河（二道江）流域、虎尔哈(今黑龙江省黑河市对岸俄罗斯地区)、讷殷(部族名、江名，长白山三部之一，今吉林省抚松县东南松花江上游流域)、黑龙江、洪科、安褚拉库( 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聚落地，今吉林省安图县西南，松花江上游二道河一带、)英额和罗等地方。正白旗、正红旗、镶蓝旗、镶黄旗、镶白旗、正蓝旗均有分布，另外镶白旗和镶蓝旗的包衣里也有裕瑚鲁氏。

于氏 Yu Hala 本汉族（尼堪、抚顺尼堪）姓氏，见于《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隶属于正白旗及正蓝旗包衣。世居沈阳及抚顺地方。

源流六

源于狄族，出自南北朝时期高车民族，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高车民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活跃于中国北部和西北部的游牧民族，自号“狄历”。高车，在春秋时期称赤狄，到了西晋朝以后，塞外各民族称之为敕勒，实际上是北朝人对漠北一部分游牧部落的泛称，因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南朝人则称其为丁零，漠北人又称其为“铁勒”、“狄历”等，都是同一个民族种群的不同称谓。

在高车民族中，有一鲜于氏部落，亦称宣于氏，在南北朝时期能人辈出，后在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过程中，改汉姓为于氏、鲜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七

源于契丹族，出自辽国时期官吏大于越，属于以官爵称号汉化为氏。大于越，是古契丹民族所建大辽国的最高官位。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耶律亿)在后梁末帝朱友瑱公元916年建立了大辽王朝，年号“神册”。之后，辽太祖于北面官院所在地设置了“大于越府”，置有“大于越”之爵。大于越之称，实际上是契丹族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职官名称，按《辽史》的记载：“太祖以遥辇氏于越受禅，因称。终辽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鲁、屋质、仁先，谓之三于越。”在整个辽国时期，大于越仅授予功勋最大的契丹贵族，地位十分显赫，爵位在辽国百官之上，与帝位平等，亦称“并肩王”。辽国的大于越府故址在林东(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保大公元1125年，辽国被金国所灭。

辽国灭亡之后，在曾为大于越的“耶律曷鲁、屋质、仁先”之后裔子孙中，皆有以先祖官爵称号为姓氏者，汉化称于越氏，后省文简化分衍为单姓于氏、越氏，世代相传至今。

源流八

源于蒙古族，出自元朝时期钦察蒙古玉里伯牙吾氏家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蒙古族玉里伯牙吾氏家族，始祖系元朝武平王东路蒙古元帅不花铁木耳，其侄燕铁木耳、撒敦、侄孙唐其时均世为元朝丞相，权势薰天数代。不花铁木耳共生有九子一女，在元顺帝孛儿只斤妥欢·贴睦尔继位后，玉里伯牙吾氏家族受到太师巴邻·伯颜势力的打击，只好退而返回江南封地。元朝末期，玉里伯牙吾氏家族为躲避红巾军起义而逃到庐州(今安徽合肥)，后取家族姓氏首字“玉”的谐音汉字更姓为余氏、俞氏，其扈从和家丁则更为汉姓于氏，统称为“铁改余氏”。

这支蒙古族余氏、俞氏、于氏后来多托称汉族，今广泛分布在西南、中南、东南各地。

源流九

源于蒙古族，属于汉化改姓为氏。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

⑴蒙古族乌梁海氏，元朝时期蒙古部名称，族人以部为氏，内扎萨克之喀尔沁土默特左翼都统皆乌梁海氏，乃元朝大臣济喇玛之后裔，世居喀喇沁、乌噜特氏、阿尔泰山氏、唐努山氏、黑龙江、西伯利亚等地。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Ulanghai Hala。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吴氏、乌氏、于氏。

⑵蒙古族人巴延达哩，在明朝时期为著名的牛人，即勇士，明朝时赐其汉姓为于，名忠。

⑶蒙古族札哈齐特氏，亦称扎哈齐特氏，世居土默特(今内蒙古卓素图盟土默特右旗)。后有满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Jahacit Hala。蒙古族札哈齐特氏在明朝时期即冠汉姓为于氏，满族扎哈齐特氏则在清朝中叶以后亦冠汉姓为于氏。

⑷蒙古族兀良哈氏，在名时期即改汉姓为于氏、乌氏、吴氏、魏氏等。另外，在兀良哈部中还有一个分支兀日罕氏，亦称乌日罕氏，后多冠汉姓为于氏、吴氏等。

⑸蒙古族于聪氏，在明朝初期太祖皇帝朱元璋所颁布的“禁胡姓”严诏之下，即有取姓氏首音之谐音汉字冠改汉姓为于氏者，世代相传至今。

⑹蒙古族扎格斯沁氏，世居辽东西部(今辽宁地区)，明朝时期即冠汉姓为于氏。

源流十

源于匈奴，出自汉朝时期匈奴民族当于氏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当于氏，为汉朝时期匈奴民族中的一个部落名称，以部为氏，游牧于河西地区，后留驻于大宛郁城一带(今俄罗斯列宁纳巴德)。公元前105年，匈奴乌维单于之子詹师庐即位单于，因年少即位，史称“儿单于”。

后逐渐融入汉族，省文简化为单姓于氏，世代相传至今。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英纯良（行五）（国民党北平行政长官）

妻子：居志存，号承宣 英木兰（女）圣名德兰修女 丈夫：王继昆1989年卒　女：王xx　子：英树人　　英敛之（赫舍里·英华，字敛之）（行二）

创办《大公报》及辅仁大学

妻子：爱新觉罗·淑仲 英千里，名骥良辅仁大学校长，马英九老师

妻子：蔡葆真 英七香（女）早逝　　　英若敬子早逝　　　英若勤英健

英明 （女） 英若诚：翻译家

吴世良(妻)：周恩来翻译 英达

前妻：宋丹丹

妻子：梁欢 英如镔(满名巴图）

英如镝 英小乐（女）　英若聪英壮

英凡 （女） 英若采（女）　　　英若识英宁

英悦 （女） 英若智　　英若娴（女）　　英茵　　　　英木狄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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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2

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3

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4

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5

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十二金钗：林黛玉、薛宝钗、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李纨、妙玉、史湘云、王熙凤、贾巧姐、秦可卿。　

十二丫环：晴雯、麝月、袭人、鸳鸯、雪雁、紫鹃、碧痕、平儿、香菱、金钏、司棋、抱琴。　

十二家人：赖大、焦大、王善保、周瑞、林之孝、乌进孝、包勇、吴贵、吴新登、邓好时、王柱儿、余信。　

十二儿：庆儿、昭儿、兴儿、隆儿、坠儿、喜儿、寿儿、丰儿、住儿、小舍儿、李十儿、玉柱儿。　

十二贾氏：贾敬、贾赦、贾政、贾宝玉、贾琏、贾珍、贾环、贾蓉、贾兰、贾芸、贾蔷、贾芹。　

十二官：琪官、芳官、藕官、蕊官、药官、玉官、宝官、龄官、茄官、艾官、豆官、葵官。　

七尼：妙玉、智能、智通、智善、圆信、大色空、净虚。　

七彩：彩屏、彩儿、彩凤、彩霞、彩鸾、彩明、彩云。　

四春：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　

四宝：贾宝玉、甄宝玉、薛宝钗、薛宝琴。　四薛：薛蟠、薛蝌、薛宝钗、薛宝琴。　

四王：王夫人、王熙凤、王子腾、王仁。　

四尤：尤老娘、尤氏、尤二姐、尤三姐。　

四草辈：贾蓉、贾兰、贾芸、贾芹。

四玉辈：贾珍、贾琏、贾环、贾瑞。

四文辈：贾敬、贾赦、贾政、贾敏。　

四代辈：贾代儒、贾代化、贾代修、贾代善。　

四烈婢：晴雯、金钏、鸳鸯、司棋。　

四清客：詹光、单聘仁、程日兴、王作梅。　

四无辜：石呆子、张华、冯渊、张金哥。　

四小厮：茗烟、扫红、锄药、伴鹤。　

四小：小鹊、小红、小蝉、小舍儿。　

四婆子：刘姥姥、马道婆、宋嬷嬷、张妈妈。　

四情友：秦锺、蒋玉菡、柳湘莲、东平王。　

四壮客：乌进孝、冷子兴、山子野、方椿。　

四宦官：载权、夏秉忠、周太监、裘世安。　

文房四宝：抱琴、司棋、侍画、入画。　

四珍宝：珍珠、琥珀、玻璃、翡翠。　

一主三仆：史湘云--翠缕、笑儿、篆儿。贾探春--侍画、翠墨、小蝉。贾宝玉--茗烟、袭人、晴雯。林黛玉--紫鹃、雪雁、春纤。贾惜春--入画、彩屏、彩儿。贾迎春--彩凤、彩云、彩霞。

第一代：

金台侯金刀杨会、杨桂荣；

第二代：

金刀王杨会之子：火山王杨衮、杨嗣；

第三代：

火山王杨衮之子：杨继忠、杨继孝、杨继仁、杨继义、杨继康、杨继凯、杨继业、杨继亮、杨继祖、杨崇训；

第四代：

火山王金刀王杨继业之子：忠孝侯杨延平、义勇侯杨延定、忠武将杨延光、杨延辉、杨延德、金枪将保灵侯杨延昭、敏烈侯杨延嗣、杨延顺、杨延兴、银枪将假六郎假杨景杨延惠、杨延琪、杨延瑛、杨延琼、杨延琅、杨排风；

杨崇训之子：杨光扆；

第五代：

忠孝侯大郎杨延平之子：杨宗显、杨传永、杨德政、杨宗广、杨充广；

义勇侯二朗杨延定之子：杨宗魁；

忠武将三郎杨延光之子：杨宗宪；

四郎杨延辉之子：杨宗孝、杨宗峰、杨宗原；

五郎杨延德之子：杨宗槐；

保灵侯六郎杨延昭之子：定国王平南王杨宗保、杨宗勉、杨宗政、杨宗奎、杨秋菊、杨心茹；

敏烈侯七郎杨延嗣之子：杨宗英；

八郎杨延顺之子：杨宗连、杨宗飖、杨宗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