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槐树移民：世界移民之最

在人类迁徙史上，洪洞大槐树下的迁徙无疑是范围最广、规模最大也最为惨烈的一次。这次移民是有其历史背景和历史原因的。

元朝在中国的统治只有89年，虽然盛极一时，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贵族及封建地主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引起连年不断的战乱。元顺帝时，元丞相伯颜因农民起义首领朱光卿、棒胡是汉人，竟奏请朝廷，杀尽天下张、王、刘、李、赵五姓(当时汉人中以这五姓最多)人。这一血腥恐怖政策终于激起了元末大规棋的农民起义。

战乱之外，水灾、瘟疫也接连不断。黄河、大清河、小清河等多次决口，使中原之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成荒墟。“道路皆棒塞，人烟断绝”，是当时中原地区的真实写照。

除水灾之外危害较大的是蝗灾。从至正元年到25年：大蝗灾计有18次，中原地区从元统三年到至正末的13年中，就有15次大饥荒。至正19年，山东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人吃人）”的惨状。

此外，明朝洪武年间发生的“靖难之役”，对山东的影响也非常大，四年的战争加剧了齐鲁大地的荒凉局面，出现“千里无鸡鸣”、“人烟绝迹”的悲惨境况。

山东省临清市寨村光绪四十年写的《李氏族谱》记载关于“靖难之役”说，为争夺皇位，燕王朱棣向南京政权发动战争，持续四年，杀掠无数。想当时，或杀，或剐，或逃，以至“道路蓁塞．田畴草莽，干村辟荔，魂哭鬼狂”，“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元末明初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

为了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路决策，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相继实行了大移民政策。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从山西未遭战乱、人丁昌盛、经济富庶的地区，强行迁徙出大批百姓，迁往人烟稀少的河南、河北、山东等18个省份。“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从洪武元年（1368年），到朱棣永乐十四年（1416年），近50年间，这样大规模的移民，前后竟有18次！涉及800余姓氏，上万个家族，包括汉、蒙、回三大民族。

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古老传说铭记移民之痛

关于当年明官府组织大规模移民，在民间流传着许多传说。尽管都无从考证，但却铭记了人们对大移民的难以言说之痛。

“洪洞大槐树迁民并非只迁洪洞人。洪洞大槐树是山西迁民的聚集地，迁出的居民是以太原、平阳（今临汾）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为主。据粗略估计，至少有数百万。”刘中平对记者说，“当时，曾有移民的记录，具体记载着所有移民来自哪里、迁徙到哪里，可惜在文革时期被毁了。”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河南和山东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复仇的传说。”刘中平说。

据说，元末时期，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而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大海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

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以，只好移民。

另一个说法是，朱元璋曾因为屡屡打不下山西，便迁怒于山西人，发誓将来得了天下，非把山西人迁到异地他乡不可。

“其实，这些传说都无从考证，但却被民间百姓津津乐道。”刘中平如是说。

洪洞县志办主任张青认为，“明代大移民是一段写满血泪的悲壮历史，背井离乡，诀别故土，先祖们怎能不寸心如割，于是大槐树就成了古槐后裔任祖归宗的根。但也不能否认移民政策带来的积极作用。大量移民垦田，使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手工业、商业得到了繁荣，人口增长迅速，对于当时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较合理地布局了人口生存的空间。”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

向山东移民的明朝官方记载只有两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根据《明史)、《明实录》、《日知录之余》等正史及笔记史料的记载，洪洞大槐树移民分布在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当时，向山东移民最多的是东昌府（今聊城）、济南府、兖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分布在如今的一百余个县市。

但是，向山东移民的官方记载只有两次。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第一次向山东移民是明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迁往临清”；第二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迁往东昌（今聊城）”。那么，为什么后来移民后裔遍布山东呢？

“山东人祖先多数可追溯到山西大槐树！这是因为，当年除了直接迁民外，还有很多次间接移民。”刘中平说，“此外，因最初迁往山东的移民主要分布在鲁西、鲁西北和鲁西南一带，而这些地方多为黄河泛滥区，土贫地瘠，饱受水患之苦，成为移民自发的再次迁徙的一个固有原因。山东当地的原住民对外来人口的排斥，也成为移民再次迁徙的一个因素。而明朝初期朝廷在迁民时曾规定‘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致使许多同姓同宗的家族分居异地，为日后寻亲归祖埋下了伏笔。同时，明朝官府还曾根据现实情况，组织了多次省内的迁徙。如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将登州、莱州二府无地居民5635户迁至东昌府；洪武二十八年，又将青州、兖州、登州、莱州、济南五府家有五丁以上以及无田的农民1051户、4666口迁至地广人稀的地区等。”

山东省嘉祥县地名办公室在地名普查中发现，全县70%的自然村是洪武、永乐年间为山西移民设置的。

滕州市地名办公室也在地名考查中发现，该县共有自然村1200余个，其中明代建立的有687个。现存425部族谱和碑文中，有225个部族明确记载是洪武以及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来。

而冠县近3000个村庄中，有近1700个是明代建立的；郓城县1300余个村庄中亦有535个是明朝建立的；定陶县1000余个村庄中有386个村的祖先来自洪洞县。

民间家谱记载先祖渊源

山东许多地区的民间族谱、家谱中，都对先祖的渊源有所记载。有的移民与家人约定以某种物品为记号，作为后人寻亲的物证，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

山东省曹县的《王氏家谱·序》中，记载了“一枪王”的故事。谈到王氏始祖王良于洪武二十五年，举家由洪洞迁居这里。由于王良一路上总带着一支长矛，于是就为庄子起名为“一枪王”。以后繁衍到20余世，仍然是衣冠争荣，宗族旺盛，由“一枪王”变成了“千家王”。

山东定陶县“弯子张”庄的《张氏谱序》记载说，始祖张三老，本住山西泽州阳城县，自明时洪武年间，迁居于定陶县。当时一家人从官府领了席片耕具，顺东南而来，千里迢迢，跋山涉水。终于来到沙山寺北约1公里的地方。当时这里完全是一片荒地，只好用席子搭棚，挖土坑当炉灶，勉强建成一个家。而窝棚四周则是荒草茫茫，渺无人烟，只有几只狐兔，间或出没草丛间。刚来的那天晚上，一家人望着天上的星星，回想千里之外的故乡，心里别提多难受了。没想到五更天的时候，忽听到东南方向有公鸡打鸣。张三老想：“有鸡就有人家。”天刚放亮，就到鸡鸣的地方去找，果然有人家，乃是李氏始祖李庆，而且是张三老的表兄。于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表兄弟抱头痛哭一场，又搬到一处居住。

山东曹县刘庄的《魏刘氏合谱·

序》也记载道：予族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士,大明洪武二年(1369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历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住一村。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铜佛为记，传流至今500余岁依然存在。据后人回忆，始祖兄弟二人，名为光祖、亮祖，铜佛则可能是一个模样的两尊佛像。但更多的人以槐树来纪念这次移民。至今，在很多移民后裔生活的地区都种有槐树就是最好的例证。

为何都从洪洞大槐树出发？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如人口稠密程度、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刘中平对记者说。

临汾历史悠久，东倚太行，西临吕梁，尧帝曾在此地活动并建都，因此后人称临汾为“尧都”。如今，在临汾的东南西北入口处，均可看见一个气势宏伟的大牌坊：天下第一都。因其“南通秦蜀，北达幽并，东临太岳，西控汾河”，因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为河内重地，其北部30公里处即为洪洞。闻名海内外的明代大移民的出发地就在这里。

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寺旁还设有较大规模的驿站，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据史载，明初从山西迁民，不管老百姓家在何府何州何县，都要先集中到洪洞县去。洪洞县城北，当时有一古刹名叫广济寺，为唐朝贞观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寺旁有一棵大槐树，“树身数围，荫蔽数亩”。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寺旁经过，唐宋时期官府在此设立了驿馆，办理四方来往的公差事务。

“当年，明朝官府选定洪洞县作为大移民的集结地，是考虑了众多因素的。”刘中平对记者说。

“首先是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洪洞县位处晋南临汾盆地，是当时全国的中心地带，是向各地区移民的最佳位置，成本比较低；其次，当时洪洞县地区人口稠密，户均10口人以上，具有先天的人口优势；第三是交通优势，当时山西省惟一的一条官道经过从洪洞县的广济寺旁经过；此外，这里还是晋南的行政中心，设有规模较大的驿馆，具备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组织基础。”

当时，明朝廷采取的移民办法主要是军屯（将军队迁至某处后就地转民）、商屯、民屯等，还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发放衣物、路费、农具以及承诺免赋役三年等，但更多的是采取招诱、征派的强迫办法。

而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的导游张**还向记者介绍了一种传说。“因大家不愿意离乡背土，官府就散布谣言说，‘除了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的不迁，其他地区的居民都必须限期迁离。’于是，人们纷纷拖家带口赶到洪洞县广济寺一带，结果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聚集在大槐树下的时候，官府调动大批官兵将人们围住，登记在册，全部强制迁徙。”尽管这个无从考证，但却在民间流传甚广。

据说，民间广为流传的“解手”的说法和“背手”的习惯也是源于这次大移民。“为了防止移民逃跑，官兵用绳子将人们的手反绑起来，一串一串相互连结。由于路途遥远，走的时间长了，人们就习惯了背着手走路。在押送过程中，人们需要大小便时，便央求官兵将手解开，如此次数多了，就简化为‘解手’。”导游张**如是说。

山东曾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有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标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

“这个传说亦不可信，但却饱含了人们对强制移民的痛恨。”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根祖文化部副部长罗红玲说。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

洪洞大槐树

古大槐树，又称洪洞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二公里的贾村西侧的大槐树公园内，这里洪洞虽然没有什么宏伟的建筑，但是不论严寒的冬天，还是酷热的炎夏，游客络绎不绝，有的赋诗题词，抒发“饮水思源”之幽情，有的仰望古槐，盘桓眷恋，久久不肯离去。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晚秋时节，槐叶凋落，老鸦窝显得十分醒目。移民们临行之时，凝眸高大的古槐，栖息在树杈间的老鹞不断地发出声声哀鸣，令别离故土的移民潸然泪下，频频回首，不忍离去，最后只能看见大槐树上的老鹤窝。为此，大槐树和老鹤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问我祖先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这首民谣数百年来在我国许多地区广为流传。（据我老家的村民说，我们村就是那个时候从大槐树迁移出来，以充实北部边防的，村里的家谱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记起的。）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边防巩固，社会安定。

民国二年，宦游山东的贾村人景大启告老还乡后，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竖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五个隶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三间，以备寻根游人歇憩品茗，茶室楣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二十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誉延嘉树”，另一面刻有“荫庇群生”。八十年代初，洪洞县政府重修并扩建了大槐树公园。

在这里还流传着一些有关迁徙的故事。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命山西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第三镇兵进攻山西革命军，所到之处肆意抢掠。到洪洞后，士兵来到古大槐树处，纷纷下马罗拜，互相传言：“回到大槐树老家了。”不但没抢掠，而且将财物供施于大槐树下。大槐树“御灾抗患”之功为人们所称道。

传说当年移民时，官兵用刀在每人小趾甲上切一刀为记。至今凡大槐树移民后裔的小趾甲都是复形（两瓣）。“谁是古槐迁来人，脱履小趾验甲形。”你若有兴趣，不妨自我查看。

当时，为防止移民逃跑，官兵把他们反绑，然后用一根长绳联结起来，押解着移民上路。人们一步一回头，大人们看着大槐树告诉小孩：“这里就是我们的老家，这就是我们的故乡。”至今移民后裔不论家住在何方何地，都说古大槐树处是自己的故乡。由于移民的手臂长时间捆着，胳膊逐渐麻木，不久也就习惯了，以后迁民们大多喜欢背着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袭了这种习惯。

在押解过程中，由于长途跋涉，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报告：“老爷，请解手，我要小便。”次数多了，这种口头的请求也趋于简单化，只要说声“老爷，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词。

迁民到了新的居住地点，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思念，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名，如北京郊区有赵城营、红铜（洪洞）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洞等地迁去的。

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四百五十姓，供奉着他们的牌位，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他们都是六百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公诸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竞修家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

悠悠六百年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孳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二十多个省，四百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

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鸽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愿大槐树与海内外同胞永远根连根，心连心。

大槐树楹联

香挹行襟留快饮；

荫清古道倚斜阳。

茶可解饮，碧乳澄香通世味；

亭堪楼迹，绿槐夹道识乡情。

柳往槐来，到此应生离国感；

水源木本，于今犹动故乡恩。

举传嘉树；荫庇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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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结论：家谱是农业社会的残余，在工业化社会里是行不通的，只能作为某种怀旧的情怀出现。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一个大家族聚族而居，可以四世同堂、五世同堂，家族中的成员几乎全部是务农，依靠土地而生存，家族中的成员几乎不外出，几乎不迁移，一些村落可能离县城很近，但是村中的人可能一辈子不去县城一次；家族男耕女织，自给自足，需要和外界交换的物资很少；家族中的事务基本自理，族长对于族人有很大的司法权、行政权，官府对此也是支持的，一方面降低了管理难度，二来也节约了大量的行政和司法开支。以至于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古代政府不是把家庭当做社会的细胞，而是把家族当做社会的细胞，政府的施政必须以乡间的缙绅、族长作为基础。

古代社会理想的男耕女织的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的家族才有修家谱的可能和必要，族谱是维持一个大家族向心力和秩序的诸多工具之一，除此之外还有祠堂、族规、辈分、祖坟、族学等等。

祠堂（祠堂在古代家族中拥有非常神圣的地位）

但是这样的大家庭实际上只有农业社会才有可能存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农业社会逐渐弱化甚至解体：土地不再是谋生的唯一手段，甚至不是主要手段，大批的家族成员进入城市，甚至定居在城市，不再以血缘关系将自己归类，而是把自己归属为行业、公司、商社、单位、政党等等现代化的、更加高效的组织；家族成员外出频繁、迁移频繁，安土重迁的思想基本被放弃；家族中的族长对于外出的家族成员几乎不再有约束力，更不要说司法权和行政权了，即便对于仍旧在农村居住的家族成员，也几乎没有司法权，现代化的政府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了最基层。传统的家族迅速解体，小家庭成为社会的主流。现代政府认为，现代社会的细胞是家庭，不需要家族作为辅助管理手段。现代社会的准绳是法律，不是族规。违反族规的人，族长除了道德和舆论手段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力可以处置对方。

在此情况下，一个大家族的祠堂、族规、辈分、祖坟、族学等等对于现代人来说没有任何的吸引力和约束力，族谱也是如此。很多农村人进城之后，第一代人知道自己的辈分，但是他们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就有相当多的人不按辈分取名字了，等到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恐怕连自己的辈分都不知道了，严格地讲，这种不按辈分起的名字是不合格的，难以进入族谱的。

我国目前城市化率为47%，目前世界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发达国家一般都在80%以上，我们国家一直把城市化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而城市化正是这种旧式家族的杀手。大规模的城市化完成后，旧的大家族，以及与此相关的族谱、祠堂等，只能以“文化遗产”的面目出现了。

经常看古装电视剧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历朝历代的君主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避讳皇帝的名字，用其他意思相同的字代替，如果实在找不到就用其它的字代替，那么就要换另外一个词，反正无论怎样，都不能用皇帝的名字，如果出现了，那就是大罪，轻者流放重者抄家。

清朝历史上出现的文字狱，就是因为文字被曲解而造成的冤假错案，但是我们讲的不是文字狱，而是另一个因文字而获罪的，就是族谱修订。原本统治者是提倡民间修族谱的，觉得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弘扬宗族理论。但在乾隆年间，有地方官员发现，很多地方的百姓，同姓不同宗的家族一起建宗祠，而且为了攀附权贵甚至还随意篡改家谱。于是地方官员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乾隆皇帝，要求整顿这种现象。因此，就有了后来乾隆皇帝颁发的谱禁政策。

这个政策对全国范围内的很多贵族都实行禁止频繁随意修家谱的要求。若是已经修过族谱的宗族，地方政府要仔细核查，族谱里是否有存在藐视皇权的字眼，如果有，不仅族谱要被销毁掉，而且族内人员还要全部下狱追究责任。政策上写的是禁止随意修改，就是说，如果有正当理由还是可以修正族谱的。如果宗族主动配合官府的审查，然后按照官府的意思来重新修订，还是能够安稳度日，最起码不会惹来官司。

比如徽州的张氏，因为在谱禁政策实施时，主动配合政府，灵活的运用文字修改族谱，坚决不触碰清朝的敏感区，修正之后主动交由官府审阅。所以族谱得以保存至今，族人也幸免遇难。张氏的后人都还能拿出当年的族谱出来。反观福建的胡氏兄弟修族谱，他们觉得把自己的祖先名字给改了，是对祖先的不敬，而且家谱按当时社会的风俗是不能外传的，所以他们觉得应该没什么隐患，就按照自己祖先的原名修订。结果他们家的族人就惨招下狱，族谱也被毁。

只能说他们生不逢时，生在一个君主专政的年代，成为了政令的牺牲者。据史书记载，在清朝的后期，不仅皇帝的本名要避讳，甚至连他的祖父外祖父的名字全都要一起避讳。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说你家族里的爷爷早已作古，但他名字里有一个字和当今的皇帝的名字里某一个字相同，那么你就必须把你爷爷在族谱里的名字给改了。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后代给祖先改名字，多少是有点不太尊重，违背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礼仪。

虽然清朝的谱禁政策，清政府干预过多，使很多宗族下狱，造成文字狱，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这个政策并不是完全错误，最起码它打击了当时民间的攀附权贵之风，整顿了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用强硬的律法政策规范了民众的道德风向，使他们不跟风，不趋炎附势。

  金寨修谱，家谱是宗族传承的文字记录，一般聚居稳定的广大农村基本上都有修订家谱的习惯，城市中与老家联系紧密、传统意识较强的居民也会在老家续家谱。

  尤其是二零零零年以后，民间修谱大热。一个企业家不修谱，村里老人家都会给你找麻烦，挣了钱你为什么不修谱？”

  对于现代某些宗族热忠于修祠堂而言，修家谱是一项繁杂浩大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完成的文化工程；而修建祠堂是一项比较容易且工期较短的宗族内有钱者的活动，两者相比前者是隐性的；后者是显性的，更能突显宗族在地方的颜面，有能体现宗族内捐资兴建者的面子和地位！

  以前都是按姓氏聚族而居，各方面比较便利。现在村也拆了，人也散了，意识也单薄了，自利心更强了，宗族意识淡薄了，姓史祖宗忘怀了钱权取代了族权。家谱国际整理了现代人不修谱的八大原因：

  要钱就不要修。有的人说，修谱要钱吗，要钱就不要修！这类人对不修家谱还是比较坚持的，少部分人还会劝说他们的族人联合抵制修谱。

  没有儿子不要修。很多家谱都是只有男子才能上谱，他们觉得亏了。

  远离老家，不想与老家人有关系，不要修。这些人没有故乡情，认为离开老家，户口也不在老家了，从此与家族一刀两断。

隋唐五代以后，修谱之风从官方到民间更加盛行，家家都有谱，层出不穷。每一次都成为同姓同族人之间的盛事，每一次都成为宗族交流的盛事。

族谱中记载的祖先对众人的教诲，是我们祖先的教诲，是我们文化的结晶，是我们家族的光荣和原则。比如，诸葛亮给全家人立的规矩。君子之行，静以修德，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成为诸葛世家子孙的行为准则。

家谱是一种民俗文化，家谱，就是家信，就是家史。家谱越老，意义越大。孔家的家谱绝不仅限于孔家，而是关系到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影响的历史。山西乔氏家谱反映了山西发展史的一部分，也反映了山西乃至中国商业史的一部分。历朝历代的官员和鸿儒的家谱，是哪个时代的官史记载的参考史。当然，对于绝大多数家庭和家族来说，其作用没有那么大，那么重要。但它也是反映当地情况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反映家庭内部的传统教育。从这个角度看，建立家谱是必要的。这不是政府的事。乡镇和县城的档案，甚至局级以上单位的大事，以及国家大事，都是各级政府的事。家谱是老百姓的事。如今，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民族重视修家谱、建新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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