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地名“海东”现在是在什么位置？

栏目：资讯发布：2023-12-04浏览：1收藏

古地名“海东”现在是在什么位置？,第1张

古地名“海东”即江南的朐阴，你可能姓王，现将“莒州望族考略”附后，可以自己对照。

莒州望族考略

莒县在北周时期改南青州为莒州。隋唐直至清代一千多年间，莒时属青州，时属密州，时改城阳州，但大多属青州府；时领四县，时领三县，时领两县，时废时置。

隋代以莒为州，设刺使；唐代置莒州，州制在沂水，莒属；宋代属密州；金代时改城阳州，时又改莒州；元代以州治莒，领莒、日照、沂水、蒙阴四县；明代以州治县，领日照、沂水两县，属青州府；清代仍以州治县，属青州府，1730年（雍正八年）升为直隶州，仍以州治县，领沂水、日照、蒙阴县，1734年降为散州，仍称莒州。1913年改州为县。

莒州姓氏在近两千年的发展变迁中，各个氏族往来迁徙，氏族、名望、郡号等情况，宋元以前的已不可考。明清以后的姓氏，在莒县图书馆的一些氏族人的家谱中有记载，可以查考。这期间，形成的名门望族、赫赫大户、官宦名流，足可以震撼八方。现结合家谱、史志等资料对莒州名门望族作一考察，相信不仅可以丰富莒文化的内涵，从不同侧面，以历史这面镜子，了解莒地氏族兴替、繁衍生息、政治经济和人文发展等方面的情况，而且可以承前启后，更好地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促进当地社会和谐发展。

今天，莒地的姓氏已达450多个，人口110万，政治、经济和文化进入最好的发展时期。一些名门望族，由于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今天我们仍然知道的不多，以下列出的这些姓氏，仅作为抛砖引玉，提供给有识之士，如有出入，敬请指正。

一、庄氏

莒邑望族大店庄氏，明洪武初年，徙自江南东海郡，已六百余年。始祖瑜，二世分五支，除世居大店外，长支海后，分住西北庄、河湾、林后、墩后、滩井子、老龙腰、西小庄、大官庄、薛家窖、孙家略庄、赵家楼、东莞、陈村、沂水清泉庄、城西乡波头汪、三山、马鬃窑、文家山后、碥山、齐家庄子、马家庄、兰墩官庄、塔巷、刘家石沟、宣文岭、中泉庄、竹园、范家柳叶、南道口、寨里河、朱家庄子、王家垛庄、莒州城里、诸城贾悦街、盛京（沈阳）、盱眙县等。二支涟后，分住纸房，莒州南关、将军山前、朱家庄子、井子、仕沟、滩井子、夏家沟、塔巷、鸡山、毛家堰、南小官庄、西小官庄、巷庄、田家村、水沟坡、沂水鹤水庄、山西、南京三河南、河北金家屯等。三支浩，失考。四支秀后，分住莒州城、石城、宣文岭、沙埠子、庄家庄、庄家埠墩、陈家埠墩、史家坡子、街疃、薛家窑沟西、小公塾、解家庄、周家坡子、王家坡子、四角岭、十字路、相邸、坪上、何家店、将军山前、仕沟、莛宾集前、水磨、小官庄、兰墩官庄、砖疃、南道口、墩庄子、下河、营子官庄、时家庄、老龙腰、沙汪头、店头、略庄、庞家垛庄、田家村、吴家朱流、朱楼、孙由集、云里庄、红沟官庄、西安庄、青州府、前横山、河阳河东、黑涧庄、双石头庄、北大崮庄、前葛杭、后葛杭、七宝山、山头渊、河南庄、匣石头、寨西庄、招贤西北汶村、三十里铺、岳家沟、城北堆子河、沂水司马庄、坦埠、珠宝庄、刘家店子、薛家孟堰、赵家孟堰、日照邵家沟、关东老城桐家庄子、埠宁县二套孙家崖村等。五支伸后，住汲家庄子。

明清两代，庄氏族人科甲连第，是四百余年的仕宦望族。族人中有进士七人（其中翰林一人）举人二十八人，岁进士十人，拔贡十二人，岁贡十九人，副贡三人，恩贡、优贡各一人，庠生九十三人，国学生、太学生、监生等二百零四人，所授官职巡按一人，道台二人、知府八人、知州六人、知县十六人、翰林院编修一人、县教谕十六人、训导二十六人、守备二人、兵部主事一人、工部主事三人、兵马司副指挥三人、礼部主事四人、刑部主事一人、内阁中书六人，其他二十五人，受朝廷封典三十三人。

庄氏家族为莒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有较大贡献。十世庄咏，清乾隆戊申科进士，历任县知县、沧州知州、河间府知府等。著有《学庸固知录》、《杜津浅说》等，收入山东文献书目。十一世庄瑶，清嘉庆丁丑科联捷进士，任工部都水司主事等职、乡试童考官、河南河北道等。十四世庄陔兰，清光绪甲辰科进士，授翰林编修国史馆协修，晋侍读学士。后东渡留学日本，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山东省议会副议长、国会议员、省图书馆馆长、孔子第七十七代嫡裔孔德成国学老师等职，书法善颜体，在鲁南有较大影响。

二、管氏

莒北小窑管氏，莒州望族。原籍胶东，宋时因避金乱，迁居江苏海州。明洪武二年迁于莒北双凤山后，辟地结茅立村，村名双山后。始迁祖三公四公失讳，子孙追谥曰：“滨海公”，五世失讳，至六世分为八支。长支迁居庞庄，三支、四支失讳，二支、五支迁居大窑庄，六支仍居双山后，七支迁居罗宅，石灰坡。八支迁居小窑村。

莒北小窑管氏，有“一门五进士”、“叔侄三翰林”之佳话，其功名集中在光绪年间，人数不过五、六，名次却列京榜，而且连属同支。据管氏族人称：其祖清、咸、同间尚是烧窑、放蚕之户。至管钿、管镇时，发家而求儿孙追名发迹。为求学不惜耗银财。尊师重教，家教严格。

管廷献，管镇之子，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探花。官翰林院、国史馆编修、江南道监察御史，永平府知府等要职。管廷鹗，管镇之子，光绪二年丙子科进士，点翰林历任翰林院编修、山西省学政、山西、河南乡试正考官、国子监祭酒、光禄、太常、大理寺正卿……

管廷纲，管镇之子，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初任广西省雒客县知县，后任广西省警察总巡。管象颐，廷献子，光绪十六年庚壬科进士。历任清廷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宣统三年派理江南财政。民国建元曾为众议院议员。袁世凯任总统时，令其任财政次长，颐拒而退职。

管象晋，管镇次子廷俊（廪生少亡）之子，光绪廿四年，戊戌科进士，点翰林。历任编修、知府等职。

三、张氏

莒州望族。张氏始祖如玉，始居城阳，二世宗愈始迁日照占籍太平桥。即：海曲太平桥张氏。三世衮；四世莘卿，五世长暐、次晔；暐子：行简、行信。莘卿、暐、晔、行简、行信五人号曰五贤。晔子：行敏、行正、行义，避元兵，迁海东清河村；七世复回日照太平桥。自一世至六世在金俱有封赠，载金史。明天启间有数支自日照迁莒张家庄（今名张家围子）。始迁祖失讳，无从查考，传系云字辈，即日照谱之十二世。始迁祖以下分三支，长支孟廌居张家庄，次、三失讳无考。居张家庄的又分二支，据1933年日照县太平桥张氏七修族谱载，长支传至三十世。据1993年张家围子谱序载，已续至廿六世。（将太平桥谱中的十二世云字辈为始迁祖，列为一世，可将现谱所列世代减去十一，即是迁莒后的世代）。

明清以来，张氏单传到五世祖后才兄弟二人，六世后共五人，祖孙父子一门四进士，两登相位，参知政事。《沂州府志》载：张莘卿，字商老，天德三年中进士，仕至朝散大夫熏骑都尉，镇西军节度副使。张暐，字明仲，张莘卿长子，正隆五年进士，调陈留主簿，淄州酒税副使。张行信，字信甫，暐次子，泰定中进士。张行，简字敬甫，大定十九年进士。

四、莒州张家营张氏

张家营张氏，自明洪武廿五年从顺天府宛平县棋盘街来张家营，一世张胜，字开亭，授都指挥使。二世强；三世宠；四世续儒；五世胤，五世分五支；六世献祯，袭至六世都指挥使，清入关明灭，削籍为民。七世垣。世居张家营村（现属沂南县蒲汪镇）。

五、刘氏

峤山小沂水刘氏，汉室苗裔，系出于莒郡望彭城（有大元元贞二年主千户刘旺的立石和乾隆五十三年谱碑汉室苗裔碑文为证）。元朝居小沂水，始祖进，生五子：长用（乐农桑）、次文（莒州盐局税务体领、充盐局官）、三聚（充莒州盐局办课官）、四泽（充莒州首吏、改充莒县县尉、又充三县提领）、五旺（主千户）。各支派徙居上庄、小河、菜园（菜园一世、二世、三世失考，三世生五子：长顺、次、三无后失传、四辰、五仲）顺自菜园徙居后车疃，辰自菜园徙居前车疃，仲居菜园村。后世子孙有德行可称爵位可述后勒之石者三十二人。

以下结合彭城刘，略考东莞莒刘勰、城阳王刘章、小沂水刘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供参考。

彭城刘，即始祖刘邦，长子齐悼惠王刘肥，刘肥生九子：太子刘襄、次子刘章、三子刘兴居、四子刘将闾、五子刘志、六子刘辟光、七子刘贤、八子刘昂、九子刘雄渠、二世次子、刘盈为孝惠皇帝。城阳景王刘章，生一子刘抚（彭城内史），刘抚之后，一支为未出仕留名，为刘穆之的父亲，穆之生三子，长子刘虑之、次子刘式之、三子刘贞之；一支是刘爽（山阴令），其子刘仲道（余姚令），仲道生五子：刘钦之、刘秀之、刘粹之、刘恭之、刘灵真。刘灵真乃刘勰的祖父。刘勰父刘尚，宋越骑校尉。刘勰，字彦和，南北朝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人。著有《文心雕龙》，其远祖为汉城阳王刘章。

从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刘章入主城阳国，到西晋永嘉年间五胡乱华，江北莒县刘氏大族随琅邪王司马睿南迁止，共计500年的时间，刘氏族人在此期间在莒地繁衍生息，人口定在不少数，可惜莒县刘氏家族谱没有保留下来，所以刘勰远族世系已难已确考。近年，在莒县峤山杜家沂水村的小刘家沂水刘氏，存一乾隆五十三年的谱碑，上书“汉室苗裔”其碑文载：“吾族隶莒始于朱虚侯之封，固汉室之支派也，第以物换星移，阅数朝兴衰升降，泽既斩而世乎，已莫可考焉……”朱虚侯，即城阳王刘章之早封号，“小沂水刘氏”在明清以后的多部刘氏家谱中记载，是元朝时期刘氏的祖居地。可见，应与刘勰为同一汉室支派，是城阳王刘章的后裔。

六、日照刘氏

自汉隶籍于莒。委因元社将屋，刘氏迁居徐州府砀山县大刘家村。红巾（徐刘）乱起，刘氏又逃居东海当芦村。始祖刘思源，遵奉朝廷诏命，于洪武三年（1370年），同祖人复由东海迁居日照喜雀窝，后人为这里取名喜鹊窝，后因祖居失火，住宅西移，改称草涧。二世祖福、禄、寿、喜、诗、书、忠、厚。福、禄二祖同迁大刘家沟。（今三庄镇刘家沟），福祖又避匪，率三子恒公迁居诸城逄哥庄（现属高密市）将长子志干、次子志贞托付二世祖禄。寿公迁刘家庄（今三庄镇刘家庄），僖公居日照草涧庄，诗公迁注州（今黄墩大株州）、书公迁莒县（明谱载，书公分居西刘家沟；碑刻载，书公迁莒县）、忠公迁临沂（兰山全刘庄）、厚公迁沂水（刘家店）。

刘福后人，刘必显，为刘家第一个进士，明朝天启（1624年）中举，清顺治九年（1652年）中进士。官至员外郎。刘必显生四子，长子刘祯，次子刘果，三子刘棨，四子刘棐。刘祯贡生，考授从六品。刘果顺治十一年中举，康熙三年中进士，官至江南提学道。刘棨（刘统勋之父）康熙十四年十八岁中举，十年后中进士。官至天津道副使。刘统勋，雍正二年中进士，官庄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是乾隆朝最受乾隆器重的重臣之一。刘墉（刘统勋之子），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官庄东阁大学士。刘环之，刘墉之侄，十八岁中举，廿八岁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官至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

七、沈刘庄刘氏

原籍海州人，始迁祖兴元，初迁于莒箕山阴之徕庄，赘于窦民，以功至莒密二州总管。二世、三世袭职。元末流离。五世宽，迁居屋山阴沈刘庄，据《重修莒志》载传至廿十世。有祖堂一所，祭田三十亩。

八、丁氏

丁氏远祖丁兴，世居湖北武昌。元末天下纷乱，持铁枪投朱元璋麾下，有“铁枪丁兴”之称，太祖呼为“黑丁”，以军功除淮安海州百户，子孙世袭而安居其地。明朝初年，沿海边境不时为倭寇所扰，故设卫所以防之，信国公汤和巡边，为坚壁清野之计，今临海居民内徙，始祖丁顺亦在应徒之数。丁顺初来日照定居于城南刘家寨迤东二里许。今丁家楼的东北隅，后人呼其丁家庄。始祖之后传四世，名讳均失记。清康熙年间，初修家谱时，以丁良儒为一世，二世丁尧，三世以后记载明晰。明末，丁尧受“大马徭”之困不支，几倾家荡产，不得已携家迁往涛雒镇。丁尧有子四；长介、次佩、三少亡、四珩。丁珩念先荫凋零，因成代业农，屡受官府之迫胁与豪强欺凌，几倾家，乃一意儒业，以冀读书人仁以解所处困境。丁氏从明初迁日照近二百年，才从事笔耕，始有文墨。丁珩有二子：长允元，次元登，乃到丁允元于明天启甲子秋举于乡，旋中崇祯辛未科进士。此为丁氏有功名之始，家声稍振。丁允元有子十二：长泰、次春、三时、四易、五昱、六早夭、七晨、八早夭、九晟、十景、十一昆、十二昂。丁时元之子丁士一，康熙丙武科进士，官至江西布政使，为清代丁氏官品之极。有“祖孙父子兄弟叔侄同进士”匾额，祖孙系指允元、士一，父子系指时、士一，兄弟系指泰、时，叔侄系指泰、士一。从丁允元至其曾孙，已达一门六进士，（丁续曾康熙巳未科进士，丁勺曾康熙戊戌科进士。）

据查，清代全县中举者179人，丁氏占49人，中进士者41人，丁氏有14人。近代主要名人：长支十三世丁惟汾，为国民党创始人之一。十四世丁履俱，曾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三支十五世丁肇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为世界贡献卓著。

九、王氏

张仙王氏。王氏得姓于周灵王，太子晋，繁衍太原，北宋时有官于江南的朐阴（海东县），罢官后即赴居云台山下当路村，元末王良臣兄弟七人，同时迁徙，始祖良臣则迁莒州的张仙村（现五莲县七宝山镇）至三世分前后三支，老大生三子为前三支，老二生三子为中三支住崖头，老三生四子（一少亡）为后三支，前支居住前张仙、窝疃、窑头、黄龙汪、张老庄、邢家沟、泥沟河、官山沟；后支居后张仙、中村、錾子崖、仲崮、北杏、崖头、小湖、小雹泉，其他散处各村。据《重修莒志》载：时已传至廿十二世，始祖祠在中村，支祠在北杏，三在仲崮。据《张仙王氏族谱》载：现传至廿三代。

主要名人：清末：王献钦，任江苏宿迁县县令；近代：王尽美，祖谱上叫王瑞俊，字灼斋，又名烬美、烬梅。莒县北杏村人，（今属诸城市）中国***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

十、宋氏

黄埠宋氏始迁祖失讳。明成化七年由江苏省京东八里庄迁莒北黄埠，分二支，长支在岔河，二支在大罗庄。据《重修莒志》载，宋氏传至22代，分居东西黄埠，招贤镇、岔河、大小罗庄、东双庙、石汪峪、吉兰、前集、姜家庄、窑头、当门、源河等庄。

主要名人：宋平，莒县招贤镇大罗庄村人，为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延琴，莒县招贤镇大罗庄村人，抗战前中共莒县特别支部的主要负责人。宋维运，莒县招贤镇大罗庄村人，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莒地稻改最早试种成功者。

十一、李氏

水由、江庄李氏，明末由本省长山县迁莒，居水由村。一世失名，三世管，四世孟德，五世玉焕、玉任，分支玉焕迁居后江庄，后分住段家村、西湖、传家官庄、长安坡、埠堤、松园、略庄、西庄、陵阳、饽椤沟等庄。玉任后迁莒公婆山河北，又分住白家湖、解家庄、燕子湖等庄。据《重修莒志》载，李氏已传至十七世，四世孟德有连环铁甲传世。

李孟德，历任江南新安卫守备，康熙五年，诰授明威将军。其子李玉诰封宣武将军，其子李焕诰封武德将军。

十二、战氏

北汶战氏，明洪武初年来莒，后分住北汶、岔河、招贤、西双庙等村。据《战氏族谱》载，一世祖战完，故后葬于莱阳县房野村，因战完之妻姜氏携五子迁莒，故清乾隆年间修《战氏族谱》时，即以战完为一世始祖，完生五子：长懋易、次懋书、三懋诗、四懋麟、五懋孔；懋书生四子：长国儒、次国士、三国彦、四国策；国儒生三子：长维藩，次维宁、三维杨；维宁生三子：长和中、次启中、三钦中。和中生一子凯，钦中生五子：长子捷、次子奏、三子靖、四子烈、五子略；凯生一子锡侯；捷生五子：长子锡卿、次子锡伯、三子锡铤、四子锡黻、五子锡缨；烈生一子锡九；锡侯生四子：长子旭、次子晟、三子普、四子旸；锡伯生二子：长子睿、次子智；锡廷生五子：长子霈、次子云、三子霯、四子雷、五子淮；锡九生五子：长子龙韬，次子龙池，三子龙标，四子龙章，五子龙光。云生二子：长子岱森，次子嵩森。

战氏家族，自明代迁莒，历三世至战国儒，于天启五年考中岁贡，授郓城县训导，四世战维宁崇祯十五年岁贡。进入清代后，五世战钦中，于康熙廿一年考中岁贡，授冠县训导；六世战捷，康熙廿五年拔贡，授巨野县教谕；七世战锡伯，清乾隆元年岁贡；战锡九，乾隆七年岁贡，授临朐县训导；八世战云，乾隆三十七年恩贡。九世之后直至清末，从史籍和族谱中没有发现考中功名和外出做官的人。战锡侯虽是庠生身份，一生从未做官，但是雍正《莒州志》的主要分纂者，他广览博采，收集大量资料，使之流传于后世，贡献突出。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鸡是健啊，深圳姓氏家谱溯源之何氏

何希望和我们一样对“寻根”有兴趣的朋友，提供你所知道的深圳人的姓氏知识———家谱、家训、老照片，或特殊姓氏在深圳等故事。

深圳何姓元勋：何真

对族谱多有研究的彭全民告诉记者，东汉时何姓就到了广东，不过那时深圳地区何姓并不多。随着罗湖笋岗“元勋旧址”的发现，笋岗何氏的历史才被逐渐揭开。

何真是东莞县茶山乡（今东莞市茶山镇）圆头山村人，元末当上盐场的一个小官吏。时局动荡，以母亲年老多病为由弃官回乡，聚众自保。他和东莞另一名叫王成的豪杰有矛盾，而王成势力很大，贿赂广州府帅以“用兵割据”为由逮捕何真。何真只好带着全家人从老家逃到泥岗附近的小山附近。当时还没有笋岗的地名，而山上长着白笋。

以此为据点，何真联结泥岗、上梅林黄氏、皇岗村的庄氏、下沙村的黄氏等当时的宗族大姓，东山再起。他以泥岗附近为据点，逐渐控制了岭南地区。部下建议何真“效法赵佗，自立为国”，何真不敢，就杀了这名部下，献给统治者表示忠心。那时，广东大部分地区因为何真的治理与维护，基本上没有遭到兵火的洗劫，他被封为“东莞伯”。

何真在当年隐居之地建立了一座“笋岗老围”，将母亲与两个儿子接来居住。彭全民说，何真之所以立村笋岗，是因为竹子的生命力很强，很快就能成林，“何真希望自己的子孙像竹笋一样茁壮成长，越发越多”。

从此，何氏族人就在深圳土地上生息。明代中，何真的四世孙何云霖将当年的老围修建成城寨式的村庄，门匾上刻上“元勋旧址”。现在，何氏族人已经分散到各地，而这座目前市区内最古老的村寨建筑，掩映在周围新建的民居中，显得朴素而安静。深圳何氏．唐“庐江何”之后

深圳古何氏族人的主脉，追根溯源是唐末“庐江何氏”之后（庐江郡：秦代九江郡在楚汉之际分出一部分为庐江郡，今安徽省庐江一带长江以北地区），为避战乱辗转迁徙而来。

“笋岗何氏”是直接迁入广东再迁入深圳地区的。

有史学家说，深圳笋岗何氏家族的第三十八世祖何楷，是在唐朝末年黄巢起义的时候，从庐江郡避乱迁到广东番禺县清水濠的。

历经南汉，到了北宋初年，四十二世祖何迥又带着四个儿子迁到广东南雄府定居。

宋末，何家五十二世祖何贵迁到了东莞县南浦和茶山。

元末，东莞何真率众保乡卫土，他的次子何华及其母迁居到深圳笋岗定居。并很快发展成深圳地区的大家族。

而“坪山何氏”则是先迁入他省再辗转来到深圳地区的。

他们是庐江何氏的另一个分支，为避黄巢战乱，先迁到福建宁化石壁乡。明朝初年，迁入广东兴宁县，到清朝初年，才迁入深圳坪山界脚村。（张雪松）

“何”姓、“韩”姓

“近音”亲

何姓祖先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周文王，是黄帝的后裔。而何姓本身是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才出现的，历史2200多年。

“韩”“何”发音接近，何氏的得姓，有个“将错就错的故事”———《姓纂》中记载“周成王弟唐叔虞裔孙韩王安，为秦所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遂为何氏。”被秦国所灭的韩国子孙纷纷离开河南老家分散于各地，有部分跑到江淮一带。由于当地人念“韩”和“何”的发音十分接近，亡国之痛中的韩国子孙也就将错就错，以何为姓。

所以江淮流域的江苏和安徽两地何姓人家最多，成为何姓发源地。在江苏的东海，以及安徽的庐江和合肥，何氏是当地望族。

“我生也晚”的何氏，起初显得有些默默无闻，但到了汉代以后，却一再被他姓和外族所冒姓。《汉书五行志》：“何苗，本姓朱，冒姓何。”《五代史》：“吐谷浑亦有何氏。”

汉代有朱姓混入，明代还有锁姓混入的何姓很快庞大起来，成了一个著名的姓氏。而何姓一再增加新鲜血液的发展过程，也给后世的子孙带来不少困扰———姓何的人要想追溯自己的真正来处，恐怕得多费一番工夫。

很古之时，何氏就曾向岭南迁徙。据说，早在1700多年以前的东晋初年，就有何姓之人去福建开垦。不过，这个说法一直都没有找到可靠的证据。（霁虹）

颛顼与鱼叉

(一)

●罗清明

鲧的父亲是颛顼，按传说，颛顼还是黄帝的孙辈。古人眼中，颛顼又是指什么呢？在《辞海》里，颛为颛谨、善良，顼释为谨貌、自失貌，如头顼顼。颛字在篆刻里找不到古人的手记。顼字则为：

金文里的顼的篆刻左上部为王字，意指先王，即先辈的意思。右上角为游水的鱼，中部为手持鱼叉，下部为人的足。整个字要表达的意思是：用鱼叉叉鱼的先王（这里的先王为先人的意思）。

从考古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早在1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已有骨锥、骨针了，也有脱柄骨鱼镖与绳索了。金文里的“顼”是指远在旧石器时代的先祖。把“颛顼”定义为一个个体人格的先辈，是与金文里对“顼”的定义相违背的。

脱柄骨鱼镖与弓箭是复合型工具，是到了用火以后的年代才发明创造的。

将颛顼释为谨、善良、头顼顼（缩缩），是指一个人在河里湖边用鱼叉叉鱼时的形貌，为了看清水底的鱼而又不惊动鱼类，必须要倍加小心。那个年代的人类，由于会用火、会人工生火，又制作了石斧、弓箭和脱柄骨鱼镖，无论天上地下水里，都可获得食物，无论荤素，都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绝。这时的先民，似乎过上了太平日子，这就是舜日尧年的最鼎盛时期，这时候的人类，无须为食物与生存而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颛顼———这个解决了从水里取得食物的先祖，再一次将人类的食物源扩大到了以前可望而不可及的江河湖海。是舜解决了火种的保留、“汉”解决了人工取火后的又一个重大发明。创造用脱柄骨鱼镖抓获鱼类的人，成了先民崇拜的先王。他是尧崇拜，舜崇拜，汉崇拜的继续，是先祖先王崇拜的继续。

颛顼是禹的父亲，是比禹更前的先祖，为什么后人将颛顼定义为在禹之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庄姓高贵。

庄氏作为地方望族理应出身高贵，庄姓，古代乃王公贵族之姓氏，因此庄姓高贵。

高贵就是高尚可贵，以庄严或壮丽为特征的学习他舍己为人的高贵品质。

　　常州现存同科举有关的街坊，仅有4处，即双桂坊、椿桂坊、早科坊、世科坊。历史最长的是双桂坊，在北宋乾德五年（967），在此后居住的宋维、宋绛兄弟二人，双双蟾宫折桂，同登进士第。常州官府令改“来贤坊”以纪其事。无独有偶，宋景元年（1034），又是在此居住的丁宗臣、丁宝臣兄弟二人同科高中进士，官府将来贤坊更名双桂坊，名声大振，至今已966年。椿桂坊之名由来，亦有一段佳话。北宋崇宁二年（1103）居住在此的张彦直及其子张守，父子同榜，6年后，张宰、张宦、张宇三兄弟又同科中进士，父子5人金榜题名，乡里甚感荣耀，常州太守徐申在此建坊旌表，取灵椿丹桂之意命名椿桂坊，历代相沿，至今891年。早科坊，原名灶窠巷，南宋宝元年（1253），霍端友（崇宁二年状元）六世孙霍超龙荣登进士第，是年霍超龙年仅18岁，少年高中，皇帝宋理宗喜其年少有为，命郡守将此巷改名早科坊，至今747年。世科坊名，来源于“世科第”牌坊，该牌坊是庄氏家庭所建。庄氏是常州的望族，名场盛极一时，族中中举者、为官者颇多。“世科第”的意思就是世世代代有人登科及第。该牌坊上记有庄氏104名有功名的成员姓名。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建坊时，常州知府祖进朝、武进知县贾国栋均为其题词、题名。在“世科第”牌坊附近，还建有一座“翰林坊”亦为庄氏所立，可见庄氏名声之显赫。

　　常州还有好些同科举有关的坊名已经失传或废弃。如状元坊有两处，解元坊有两处，还有进贤坊、世进士坊、正素坊、翰林坊、示化坊、兴贤坊、传胪里等。

　　http://hibaiducom/xinrugao/blog/item/c7d968cb2196fbf852664f32html

作者：管理员发表时间：2005-06-14 16:54

民风民俗

一、宗族

宗族，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单位。它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及社会基础。县人称宗族为“家族”。

旧时，同姓同宗的族人修建的宗祠遍布城乡，各宗族由族人推举德高望得、辈分高的成年男人为族长。族长负责修建宗祠，主持每年春秋祭祀，管理宗族公产，制定族规，编修族谱，调解族人之间的纠纷等。族长在族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为维护封建礼教和个人利益，在祠堂可任意笞责和处罚违犯族规的族人，霸占族人中统房的财产，欺侮族中妇女，而不受法律的约束。

为各自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各宗族之间相互械斗时有发生。有的宗族还与毗邻县同姓同宗的人“合族”或“联宗”。如：1972年齐福乡水口店蔡氏宗族曾与武胜、南充县的同姓人“联宗”。民国时期，凡新县长上任，要登门等待访名门望族的族长，以求得他们的支持；有的族长将其族规呈报县府批准备案，冬至祭祀必宴请县、乡长，以获得官府庇护。各乡（镇）、保基层政权多操纵或掌握在当地有势力的宗族之手中。酉溪乡长罗升平是罗氏宗族的头面人物，太平乡罗氏宗族的地主豪绅占有全乡百人巡视七十的地土。还有石垭乡的庄氏、坪滩、顾县的杨氏、苟角的秦氏、兴隆的谢氏、罗渡的陈氏、赛龙乡的蔡氏、中和乡的段氏、临溪乡的江氏、高兴乡的吴氏、阳和乡的贺氏宗族等，在当地宗族中势力极大。因此，县人中曾流传有“太平、酉溪的‘罗’（指罗氏）—打不得”，“白庙‘田’（指田氏）—租不得”，“苟角的‘琴’（指秦氏）—弹不行”，“石垭的‘桩’（指庄氏）—搬不得”，“齐福、赛龙的‘菜’（指蔡氏）—撇不得”，“中和的‘理’（指李氏）—‘断’（指段氏）不得”，“高兴的‘屋’（指吴氏）—住不得”，“阳和的‘祸’（指贺氏）—惹不得”，“顾县、坪滩的‘羊’（指杨氏）—牵不得”，“罗渡的‘橙’（指陈氏）—摘不得”，“兴隆的‘谢’（指谢氏）—道不得”，“洗马滩的‘河’（指何氏）—过不得”等歇后语。

各宗族素有编修族谱的传统。族谱是记载一姓切系源流，祀典、族规、家法、族俗、职业、教育、艺文、历代西口系统和族中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有的宗族派人去祖籍寻根访祖，抄录族谱，或由祖籍长辈派人送来族谱，本籍族长续修新谱。各个宗族都有手书、木刻或石印版本的族谱发给族人，以敦睦族谊，铭记祖训，使子孙后代不忘祖先创业的艰苦。各种族谱皆载有四言、五言或七言律诗的宗族字辈次序，嘱子孙后代按辈分取名，以免乱宗。如：黄氏有“一日光代，万世履隆，崇文承大，积厚祚洪”16个字辈；蔡氏有“臣国士子一，二三开才奇，学仲惟忠教，荣显光祖基”20个字辈；顾县的杨氏有“再政通光早班胜秀，清源汝治泽涵流”等字辈。同姓不同宗者的字辈迥然不同。

解放后，在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民主土地私有制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宗祠公产按《土地法》规定征收，族长制彻底废除，封建宗族势力随之土崩瓦解。本县多数姓氏保存的族谱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视为封建毒物而付之一炬，尚存族变量极少。仅老、中年人仍袭用宗族字辈取名，青少年随时代变化，或随父姓，或随母姓，取名建国、跃进、红卫、永红、卫东、革新等带有时代烙印的名字较多，很不按辈分取名，而取单名者比比皆是。1976年后，乡村中又出少数和姓氏联宗亲，摘抄续修族谱以及办“清明会”的现象。

（一）宗祠

明、清时期，外省移民迁徙岳池，一姓世系的族人多聚居于同一村院或一坝一沟，后来子孙繁衍，便散居各乡谋生。同一宗族的子孙为祭祀祖先，遂集资修建祠堂、家庙。祠堂设有神龛，供奉祖先牌位，于春、秋季隆重祀祖。人多的宗族除老祠外，还建有新祠，还建有新祠、支祠。人少的姓氏不建祠堂，只办“清明会”。

旧时，县境祠党甚多。县城有李氏宗祠（下南街），王氏宗祠（万兴街、北街），何氏宗祠（西街），黄氏宗祠（下南街、凤鸣街），郭氏宗祠（北街、万兴街），林氏宗祠（文星街），范氏宗祠（西街口），陈氏宗祠（会府街），曾氏宗祠（小北街），康氏宗祠（下南街），董氏宗祠（上南街、万兴街），戴氏宗祠（小东街）等十八家宗祠。乡村有西板龚氏宗祠、坪滩粟氏宗祠、酉溪罗氏宗祠、白庙唐氏宗祠、顾县杨氏宗祠、红星李氏宗祠、齐福蔡氏宗祠、临溪江氏宗祠、优龙乡氏宗祠等五十余家较大宗祠。此外，还有洗马慕家庙、东板郭家庙、高升唐家庙、观桥姜家庙、催龙向家庙、天台朱家庙等十余座家庙。

各宗祠拥有多少不一的会田和房屋作为宗祠公产，由族长掌握，或由族人推选经理执年管理。会田多租给贫困族人耕种，所收租谷用于祭祀祖先、救济鳏孤独的族人和资助、奖励族中穷苦子弟读书。每年清明、冬至节，备牲醴香果在祠堂或家庙举行祀典。清明节祭扫先祖坟墓，中元节请僧道做盂立盆会，冬至节祀祖后大办宴席，族中耆老和成年男人皆去祠堂赴宴。有的宗族清明、冬至不设宴，发给胙肉票至经理执年处换钱。本县《黄氏族谱》曾记载：“民国14年（公元1925年）建立黄氏宗族自治会、制定会章，将祠堂改办不学，提倡宗族自治”。民国时期，裕民周氏宗祠、高兴张氏支祠、醋溪罗氏宗祠的族长曾捐祠产兴办小学，各乡祠堂相继改办私私塾或小学。从闽西汀州迁徙来的何氏族人，清乾隆年间在县城西街兴建何氏宗祠，内有上厅、下厅、厢房和天井，建筑雅观，雕梁画栋，是县城较大的宗祠之一。解放前有会田三百余亩，每年清明和冬至节有一千余人参加祭祀。

1950年后，宗祠按《土地法》征收再分给农民居住或作公房，宗祠不复存在。

（二）族规

岳池各宗族的谱牒中皆录入族规，并将它刻于木匾挂在祠堂，作为教训子孙，统治族人的金科玉律。族规、家训、家法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旨在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以封建礼教速缚族人，其中教育子孙勤耕苦读，节俭持家，敬重尊长，和睦乡邻仍为县人承传。

《黄氏族谱》中录有“春秋须荐祖宗香，敦孝悌，明礼让，戒嫖赌，职业当劝士农工商”。“凡考上北京、省府高等学堂者，族上帮银钱助学，以鼓励人才”等族规条文。

《何氏宗谱》中“家训”写道：“忠孝为先，耕读为本，手足相亲，克己厚人，乐善好施，和睦乡邻，子孙后代，牢记祖训”。

《张氏族谱》中“家法”记载：“凡在外嫖赌者，杖六十，子孙纵容妻室辱骂父母及尊长者，杖三十，妻室加倍杖责；子孙恐被父母之病所传染而不肯竭力服侍者杖六十；欺侮族中孤寡者杖四十；族人有为匪盗、抢人财物者处死刑”等条文。但张氏宗族并未按照“家法”施行。

各宗族族谱中的族规、家训和家法大同小异。清代和民国初期，凡违犯族规、家法的族人。由族人在祠堂当众施以笞刑。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各宗族在祠堂处罚族人渐少，直至土地改革运动后，封建族长制知名度废除，族规也荡然无存。宗族观念逐渐淡化。

婚姻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之世象从古至今，没有变故。传统婚姻在岳池已有悠久的历史。解放以前，婚姻男女不能自主，凭媒妁之言，依父母作主。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1950年5月国家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后，婚姻男女才有了婚姻自主的权利。解放前后，由于时代的不同，婚姻习俗也有很大的殊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一、说媒

男女婚配，得有人说媒，俗言道“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上无媒不成亲”。说媒之事一般是已婚妇人所为，故将说媒的自然数“媒婆”。民间有专门从事说媒的，也有间或做媒的。岳池说媒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托人说媒，男女双方的任何一方相中了某男子或某女子，就托付最挨手的亲友运河探听对方有否诚意应亲，若有，就续谈下去，否则，就悄然作罢，以免张扬伤脸；另一是媒人见有男、女可相婚配的，便萌意从中说媒。说媒的过程大多是，媒人先去女方家或较富贵之家探定后，才去其对方搭说，若双方基本承许，媒人就竭力撮合，直至男女完婚。收养的童养媳和亲友间、邻里间订的童子婚姻，若事先未通过媒人撮合成的，到完婚时，要确定人做媒，俗叫“安媒人”。

二、访人户

岳池县境内素来有访人户的习俗。

当通过媒人说媒，男女双方基本意开亲后，女方（或上门的男方）家从稳妥起见，约集数量不等的同族长辈或精灵的亲友由媒人带路，到相亲的对方家探访其家境，伺机面视其男子（或女子），民间称之为“访人户”。

三、合八字

解放前，在男、女双方基本立意订亲后，首先得把男子和女子用天干地支表示出生年、月、日、时合起来的生辰八个字拿去求八字先生排成四柱，以生日为中心，以阴阳五行相生相克推算出两人的个性、财运、富贵、寿合、婚姻相伴凶吉、子息的贤肖情形进行照应，俗称“合八字”。

四、开庚

解放前，男女婚配在经过媒人的不断撮合和已访上人户、合上八字后，就即开庚，今叫“订婚”

五、报期

民国年间，男女婚配当男方确定的迎亲时间及其迎亲事宜用红纸开列成期单以书纸的形式，交媒人送给女家，叫做“报期”，又叫“送期”。

六、哭嫁

解放前，女子出嫁过门前，通兴哭嫁。女子在出嫁前的半个月，至少也在前四天，就开始哭嫁，哭不来的，请人随教随哭。每天早、晚各哭一次，一次坐在床上哭两、三支歌。第一次开口哭嫁，俗称“开声”，哭的时间要早，鸡叫头遍就开始哭。传说因此时大地字根表哭起来四邻才听得到，出嫁后，娘家才吉利，尤其是大户人家、贵富人家更讲究这一点。

七、过礼

解放前，男女婚配，兴过礼。

八、婚宴

解放前，岳池县境内，举办婚姻喜事，兴吃喜酒。

九、拜香火

解放前，岳池县境内姑娘在出嫁的头一天晚上，要拜别家祖亲人，俗称为“拜香火”。

十、坐歌堂

解放前，岳池城乡，姑娘出嫁兴坐歌堂。

女家在新姑娘过门的头一天晚上拜香火后，在堂屋中间镶几张方桌，摆上糖食、盐菜、瓜子、花生和茶水款待前来参加坐歌堂的姑娘大姐和客人。坐歌堂时，新姑娘搭上盖头帕由女傧相搀扶从闺房走入堂屋坐入止方的中位，陪歌客人围桌就坐，桌上坐了不的便散坐于堂屋内的两侧。

十一、迎亲

解放前，岳池县境内把男方接新娘过门称为“迎亲”。

十二、闹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