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齐长城传说故事梗要

有着2500余年历史的齐长城，是中国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多、规模最宏大的地表文物之一，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它承载着无数金戈铁马、刀光剑影、杀声震天、血染疆场、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除了它本身历尽沧桑、硝烟弥漫的史诗外，在齐长城沿线的民间还广泛流传着浩瀚如海的传说故事。这些内容丰富、文字朴实、情节感人、文笔流畅、琅琅上口的民间故事，有的以史实为毛胚渲染成具有神秘色彩的悲壮颂歌，也有的出于对统治者的憎恶而增加了浓厚情感的鞭打；既塑造了人们崇敬的栩栩如生的上层人物，更有生龙活现的百姓故事。这些民间口头文学，源远流长，世代相传，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极大的丰富了齐长城的文化内涵。由于数量极大，不能详列，现仅择其与齐长城有关的几则梗要介绍如下。

孟姜女哭的是齐长城

千百年来，在中国大地上，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流传很广，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长期以来世人错误地认为孟姜女哭的是秦长城，却不知实为齐长城。

这个故事的毛坯源自于“杞梁妻哭夫”的史实。始见于《左传·襄公二三年》（公元前550年），齐庄公发兵攻打莒国，齐军先锋杞梁在与莒国交战时战死，齐庄公班师回国路上，在莒城郊外遇到杞梁的妻子，向她吊唁，杞梁妻得知丈夫已经战死，悲痛交加，拒绝接受在郊外吊唁，齐庄公便到杞梁家设祭吊唁。

到了战国时期，《檀弓》一书引曾子的话中对这段史实增加了“其妻迎灵柩于路而哭之哀”一语。《孟子·告子下》记载淳于髡的话：“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从而把“哭夫”的史事变成了“悲歌”流行曲。

西汉时，刘向在《烈女传》中说：“杞梁之妻无子，内外无五属之亲，即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感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挥涕，十日而城为之崩。”至此，故事又由“悲歌”演变成了“崩城”。

东汉时，有《杞梁妻叹》琴曲，并称曲系杞梁妻自做。

西晋时，崔豹《古今注》中有：“杞植妻抗声长哭，杞都城感之而颓，遂投水而死”。是说杞梁妻高声哭倒了杞国都城。

到了唐朝，诗僧贯休作诗《杞梁妻》：

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

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

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

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

疲魂饥魄相逐归，陌上少年莫相非。

贯休竟把杞梁变成了秦朝人，并被筑在城墙里，其妻哭崩了秦长城。从此，杞梁妻及其后来演变成的孟姜女就与秦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既然杞梁和杞梁妻是春秋时期的齐国人，当然也就不可能事发在300多年后秦始皇修筑的秦长城。其实，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对此进行了系统地研究，写出了《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等一系列文章，断定孟姜女哭的是齐长城，而不是秦长城。

孟姜女投红石江而死

长清县与泰安交界处万德镇有个长城村，东西两侧山峦起伏，中间是宽二里左右的南北狭长平原，现在京沪铁路、京沪高速公路和104国道在此通过，齐长城自西向东经过该村，故原名长城铺。至今村边及两侧山上城墙遗迹明显。

这里自古就是南北交通枢纽。村内南北大街上原有古建筑群，街中央最高建筑为“过街阁”，即是齐长城的重要关隘。过街阁上下三层，底层拱形石门，阁上供奉玉皇大帝，阁下有石碑4通。过街阁在文革中被拆毁，遗址尚能辨认。

崇寿寺坐落在过街阁西北侧，占地一万余平方米，是最大的古建筑群。始建年代无考，明万历年间重修，现存完整的清代康熙廿七年重修碑。崇寿寺有正殿和东西配殿，正殿铜像三尊，每尊重约三千斤，莲花座高一米多。50年代初搬掉十八罗汉像，50年代末大殿建筑被拆毁。崇寿寺遗址被学校占用，寺内最后一名和尚现名赵学文，现在学校当瓦匠。

阁东南三十多米处是皇姑院，相传万历妹妹出家在此。村民赵殿义家至今保存着一块《重修皇姑院记》碑残片。

紧挨着过街阁原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姜女庙”，坐北朝南三大间，十九步台阶，三步两孔桥，庙前有三棵两合围的古柏，十余通碑。庙内塑孟姜女像，两侧童子塑像，墙壁上绘着孟姜女的故事画。五十年代末拆除庙内塑像，改作小学教室，1973年孟姜女庙被拆除。残碑碎块都被当作建筑材料用于砌井和民房。清道光《长清县志》引《旧志》说长城：“县治东南九十里。说者云县治迤南七十里五道岭，岭入东为长城铺，土人因长城而建姜烈女祠。”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从张夏到泰安道中的长城铺就是孟姜故里，其地有姜女庙。”

发源于泰山西麓的大沙河流经长城村东侧并有一水库，当地通名叫红石江。

长城村村民自古以来代代传说着孟姜女是本村人，当她闻讯丈夫死于修长城工地，悲伤欲绝，天天哭于长城脚下，最后投红石江而死。为纪念她的感人事迹，在红石江边修建了“姜女庙”。至今长城村还有三户姜姓村民，他们自称是孟姜女的宗亲。

馉饳汤旺

安丘县郚山乡大车山南有一座不太高的小山，靠近山顶西侧有一对石峰，恰似进山的山门，翠绿的北山坡上散落着很多圆浑的白色石块，远看很像撒遍山坡的饺子，当地称此山为“馉饳汤旺”（山东省胶东地区土语“馉饳”即水饺）。齐长城建筑在此山山脊上，坍塌后的长城遗迹至今清晰可见。“馉饳汤旺”这山名的来历记载着一个悲壮的历史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

当地传说，当年孟姜女的丈夫应征修筑长城，孟姜女常来给丈夫送衣食。可怜丈夫非常辛苦，想改善一下生活，特意包了馉饳（饺子）用瓦罐挑着送上山来。进得山门却四处找不见丈夫，再三打听才得知不堪劳累的丈夫已殉职。这消息如雷轰顶，悲痛如绝的孟姜女立刻栽倒在地，晕了过去，瓦罐被打碎，馉饳汤从山顶流下，撒满山坡，立刻变成了石头。

南修长城挡大水 北修长城挡大兵

齐长城起点处的广里和东障（古平阴）一带，广泛流传着“南修长城挡大水，北修长城挡大兵”，“铁牛上树，逢广就住”等古代兴修水利和齐长城时的故事。

这里代代相传说，古时候黄河（济水）“只保河西，不保河东”，所以广里、东障一带经常发大水，形成一片湖泊，水大时这里一片汪洋。正在田间秋收的广里村74岁老农刘太金说：“马山顶上有拴船缆绳的铁桩”。

这段故事是说古济水因西岸修堤坝挡水，造成东岸的的广里和古平阴处河水泛滥成灾，水大涨到海拔512米的马山顶上拴船的程度。果真如此，那么不要说广里、平阴，就连济南、泰安也都淹没在水下了！当然这仅是传说故事而已。

铁牛怎么能上树呢？原来是名为“铁牛”的孩子爬到树上躲避大水灾难。而广里是个走到这里要住宿的较大村落。

为了防止河水泛滥，齐国在济水东岸也修堤坝障水，后来把挡水的堤坝发展成军事用途的长城，即是“南修长城挡大水”的来历。“北修长城挡大兵”是说后来在北部山区修筑的长城不是用来挡水，而是专门用来防御外国侵略的了。

长城修到钉头崖 一降四十里

泰山西北麓，长清与泰安交界处有座海拔800米悬崖峭壁的山峰叫“钉头崖”，是齐长城经过的地方。

相传当年修筑齐长城时，修到这里因山高坡陡，悬崖绝壁，不仅建筑材料运不上去，空着身也很难爬上去。城墙迟迟修不上去，惹恼了齐侯，齐侯便把领修的将军斩首，将其头颅钉在悬崖峭壁上，杀一儆百，以威胁劳工必须把长城继续修上去。尽管如此，长城始终没能修上去，只修到悬崖峭壁下为止，从这里以东四十里没有城墙。从此，当地有了“长城修到顶头崖，一降四十里”的传说，流传至今。

实地考察也证实，从钉头崖至牛山口35里确实没有砌筑城墙。但是，传说毕竟是传说，这一段没修城墙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用海拔高达800至900米的山山相连的高山代替了城墙。

十二个太阳轮轴转

齐长城沿线老百姓广为流传说，当年齐国为了预防别国侵犯，征用大批劳工修建齐长城，当时天上有十二个太阳轮轴转，这样二十四小时就只有白天，没有黑夜，迫使劳工没有睡觉和休息的时间，修长城的人饥渴难忍，疲惫不堪，致使死亡时有发生，而死后尸体就被筑在城墙里了。这段故事是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不顾人们死活的憎恨而广为流传着。

齐长城考察期间，长城沿线村民多有反映说，七十年代扒土城墙造大寨田时，从城墙里挖出过人骨。据长清县广里村71岁老人李瑞桢说，1971年他曾亲身参加了长城起点“岭子头”处那口机井的施工，机井直径25米，深4米，取土时共挖出20余具人骨。

常将军的故事

沂水与临朐边界上穆陵关北侧原有“常将军庙”，内塑常将军铁像。穆陵关西55公里处长城线上有一座海拔478米的围子山，山顶上有“点将台”遗址，又称“斩将台”。穆陵关和斩将台这两处遗址记载着齐长城同一段故事。

穆陵关一带是齐国南部越、楚、鲁、莒进攻齐国腹地的重要门户，齐国在这里修筑了南北两道长城和两座关口，以加强防范。据说，这一战略设防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常将军。

战国时期，常将军领命修筑这一带长城时，擅作主张在大岘山和草山亭修了两道长城，建筑了穆陵关和大关。常将军的做法有违齐王意愿，于是以“误修长城”之名，被齐王斩首于“点将台”。此处始称“斩将台”。

后来，楚国果然发兵从这里进攻齐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苦苦厮杀，损兵折将，死伤过半才攻破穆陵关，当继续前进了55公里，又遇到了一道长城和大关。疲惫不堪的楚军便问当地民众：“到底还有多少道这样的长城和关口？”得到的回答是：“象这样的长城，共有十道！”胆颤心寒的楚军被吓呆了，不敢再贸然攻打，便撤退了。

齐王这时才明白，当时修筑两道长城是正确的，后悔误杀了常将军。下令建“常将军庙”，塑将军铁像，追思将军功德。

杨廷将军的传说

杨廷山坐落在沂水县富官庄乡与莒县东莞镇接界处，海拔3194米，西来的齐长城经此山脊东行1200米即是南北两条长城会合的三楞山，齐长城自三楞山进入莒县境内。杨廷山西侧小山头上有“斩将台”，杨廷山东侧莒县境内有一村庄叫“杨廷官庄”，“杨廷山”、“杨廷官庄”其名都来自杨廷将军。

当年，杨廷将军奉齐王命指挥修筑长城，杨将军充分利用地形，沿着群山山脊砌筑城墙，使长城更加险要，易守难攻。但是，这样做却违背了齐王从沂山往东一直修到大海的旨意，于是，杨廷将军被齐王处斩于这座山上，“斩将台”由此而来，然后，齐王命令在南侧平缓地上又修筑了一条长城。后来，楚国进攻齐国，先攻破了建造在平缓地上的长城，又进攻到北线山岭上的长城时，没能攻破。从此齐王认识到杨廷将军的做法是正确的，他幡然悔悟，为杨廷将军平反昭雪，把斩首杨廷处命名为“杨廷山”，杨廷将军住过的村子命名为“杨廷官庄”，以示纪念。

皇姑出家

长清与泰安接界处有个“长城铺”，现名长城村，因齐长城从该村穿过而得名。村中南北大街上原有一座高大的齐长城关门叫“过街阁”。该村老百姓流传着“南京到北京，过街阁最高”的说法。“过街阁”东南侧有座寺庙称“皇姑院”，是祭祀明代万历皇帝妹妹的。

当年，万历皇帝的母亲和妹妹一道来泰山进香，路过“过街阁”时突然从轿子里栽了下来，太医看后说：“皇姑不能婚嫁”，万历母亲便许愿女儿在此出家为尼，于是修建“皇姑院”，万历妹妹在此出家。从此以后，历代文武大臣凡路过“过街阁”时，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至今，村民赵殿义家还保存着一块《重修皇姑院记》碑的残块。

赵匡胤穆陵关大战韩通

沂山周围民间广泛流传着赵匡胤登基前在穆陵关大战韩通的故事。

宋太祖赵匡胤起兵创业之初，率兵征战，戍马疆场，来到穆陵关，遇到后周守关将军韩通据险抵抗。据说，韩通系长臂猿转世，平时手臂和常人一样，而战时臂长可达丈余，有万夫不当之勇。赵匡胤武艺高强，领兵与韩通激战穆陵关，但连战败北，损兵折将，便退至大关休整。由于连日交战的疲劳，很快进入梦乡，梦见皓首白须神仙授意：“韩通手臂虽长，已被吾缚住，明日再战，韩通可擒”。赵匡胤领悟，顿首叩谢曰：“神仙若助我一臂之力，战败韩通，夺得天下，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翌日再战，果然韩通神臂不能再伸展，被赵匡胤擒住。为报前仇，缚住韩通双脚，拴在马后倒拖着往南直奔，直至拖死。

现今穆陵关南沂水境内有马站、道托、韩家曲三个自然村。“马站”即赵匡胤住马休息之处；“道托”系赵匡胤倒拖韩通经过之地；“韩家曲”为韩通屈死的地方。

赵匡胤建立大宋登基称帝之后，感神恩德，下令重新修建东镇庙，塑沂山神像，传为佳话。

老子采药摘药山

安丘县柘山乡与召忽乡交界处有一座海拔4951米的摘药山，长城自东北方的城顶山而来，经过摘药山顶向西南李家顶而去，城墙遗迹高大。

传说春秋时期楚国道家创始人李耳（俗称老子）曾在此山采过药，故名“摘药山”。山的西北侧有一硕大山洞，相传为老子炼丹处，名为“老子洞”。

摘药山顶原有近百间古建筑群，规模可观，可惜现在多已坍塌，但古建基础如数尚存。唯有一座全部用块石砌筑、拱顶结构、上下两层的“金阙云宫”却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此宫上层奉祀老子，下层供奉玉皇大帝。这种安排不免使人费解，难道老子的地位比玉皇大帝还高？据传说，这是因为“先有老子，后有天”，故而如此。

摘药山下有大老子村，现为柘山乡政府驻地。全村4000多户人家几乎都姓李。据李氏家谱记载，自汉代起即有老子后裔迁此定居，至今李氏家族仍与河南、安徽的老子后裔有联系。

黄巢寨和黄巢墓

黄巢，山东曹州冤句人，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在公元875年发动农民起义，南破广州，西取长安，历经12省，转战数万里，浴血奋战达10年之久。后来败北退至泰山一带，企图利用齐长城之险重振旗鼓，东山再起，最终自尽于莱芜的狼虎谷。

长清万德镇与泰安道朗镇边界上有一座山，海拔6288米，齐长城由西侧夹子山而来，经过此山东去五花岩山。传说，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被官军追急溃不成军，便在此山安营扎寨。山名黄巢寨由此而得。

黄巢寨西有“一线天”和双重山门，北有点将台，东南则有一长500多米、岭脊平坦、不长树木只生野草的山岭，当地称为“跑马岭”，即黄巢军跑马练兵的地方。黄巢寨北麓万德境内有上营、下营等村庄，又有村名石胡同，原名石寨城。传为唐朝官兵围攻黄巢寨时驻扎和交战场所。

历城柳埠与泰安下港边界上有梯子山，西南东北走向的齐长城沿此山脊而行。山阴历城柳埠境内有山脊平缓的跑马岭，长约4公里（现辟为济南野生动物园），跑马岭西有黄巢村。传说黄巢在此驻扎和习武。山阳泰安下港境内有八亩地村，村南有黄巢墓，南北27米，东西14米，高625米。当地传说，黄巢兵败落荒而逃时，帽子跑掉了，士兵为了不让追赶他们的官军得到这顶帽子，便把帽子藏了起来，以后埋在这里，因此，黄巢墓实为黄巢衣冠冢。周围还有几个村子因黄巢而得名：扳倒井村因黄巢战败遁此，口渴难忍，天赐水井，但骑在马上够不着，士兵把马前腿扳倒便于黄巢舀水喝，故名扳倒井村；祥沟庄村名的传说是为了打击黄巢军的士气，唐僖宗亲笔题写“降寇庄”匾额，着人挂在该村头槐树上，但被老百姓偷偷换成“祥沟庄”，为黄巢带来吉祥，该村遂称祥沟庄；焦家峪是“造甲峪”的谐音，传说黄巢制造盔甲的地方；拉马峪则因为黄巢败退至此，人困马乏，拉着马经过此地而得名。

古今战场城顶山

安丘县辉渠、雹泉、庵上三乡镇交界处有一座山，因山顶上有齐长城而得名“城顶山”。山的走向呈东北西南向，长2800余米，宽1700余米，此山海拔446米，山顶平坦。长城自西北方的峰山经过望军顶来此，在该山转弯向南而去。

自古以来，此山为兵家必争之地。至今山上既有冷兵器时代用浑圆的大块玄武岩砌筑的城墙，也有现代战争使用过的石筑单人掩体，更有罕见的把古城墙中间扒空做大型防御工事。这里城墙纵横，军事设施遍地，简直成了军事设施博物馆。

据说，当初齐宣王在这里修建长城时，采用孙膑战法，将长城筑成“迷魂阵”，内藏玄机，敌人一旦闯入就会迷失方向，难逃灭顶之灾。至唐朝时，安绿山造反曾在此安营扎寨，被征剿大元帅郭子仪追急，仓皇逃窜误入迷魂阵而丧生。

1943年，爱国将领于学忠率原国民党五十一军激战七昼夜，突破敌军重围，血染城顶山，歼灭日寇千余人，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至今在人民中间广为传颂。

在北京八达岭长城附近的青龙桥南、居庸关以北，有一处地方叫"五桂头"，形容极为险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关沟七十二景之一。那里原先叫"乱北极沟"，传说燕王朱棣扫北，带领几十万大兵，一路所向披靡，可是过了居庸关，便被阻止在"乱柴沟"这道关口上，明军付台了很大代价，攻了数十天也没攻破，燕王十分恼火。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有人建议说："附近有火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兄弟曾在元朝当过小头目，独得一手施放火炮的绝技，可请来助战。"很快，燕王便重礼聘请这火氏五兄弟台山，为其效力。几天后，火氏兄弟运来大炮、火药，来到阵前，看好地形，对准目标就开始了。这火氏五兄弟不愧是神炮手，颗颗炮弹飞向元军阵地，弹无虚发，只 一阵工夫，那坚如铁壁的防线被大炮一一摧毁，元兵蒙将死伤惨重，剩下的弃关而逃。燕王率军乘胜追击，顺利地占领了"乱柴沟"关口。火氏五兄弟立了战功，却只是换来了短暂的荣华。后来燕王做了皇帝便一反常态，对火家五兄弟放心不下，认为他们实在不可靠，万一变心、造反，把大炮对准我燕王，我打下的天下岂不被他们夺走。所以，决定根除他们，便诬陷他们是"奸细"，要谋反等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拘捕并全部斩首，还把五颗人头挂在乱柴沟示众。这一举动引起了百姓的愤愤不平，指责燕王无法无道，忘恩负义。这怨恨之声很快传到燕王耳中，燕王深 怕百姓造反，为笼络民心，於是又把火氏五兄弟封为"五鬼财神"，并在关沟石佛寺偏西的地方立了"五鬼财神庙"，以享世代香火。"五鬼头"由此得名，后人觉得"鬼"字不吉利，便改成了"五桂头"现在，在京张旧铁路山洞洞口的岩壁上，仍可看到刻著的"五桂头"三个大字。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历史传承，强大的凝聚力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是中华民族历劫不衰，必将复兴的坚实基础，并造就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气质和生命底蕴。历史蕴含着一个民族世代的兴衰更替，以及透过事件表象所饱藏着的成败之道与内在规律，以历史作为审视现实的一个视角，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营养，是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的课题，学习历史具有极高的现实意义。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述了五千年的烽烟迭变，从史家巨制《史记》、《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到汗牛充栋的各类野史、笔记、演义，中国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的重视与珍爱，使之无愧于“历史的民族”的美誉。然正宗史著旧式的观念、晦涩的文字以及浩繁的卷帙，对现代读者来说无疑是一道与历史隔绝的鸿沟。为此，20世纪初，随着对19世纪苦难的痛定思痛、对旧史学的反省以及新世纪初新史学的落地而生，新式中国通史应运而生。所谓“新式中国通史”，从史书编纂体裁上是相对传统的旧史学而言的。新式《中国通史》问世之前，司马迁的纪传志表体通史、司马光的编年体通史堪为古代两大通史经典。至于各种《通鉴纪事本末》、《通鉴纲目》、《纲鉴易知录》之类的汇辑，皆可作为适应不同需要的通史典籍。而“新式中国通史”突破了古典模式，以“章节体”编纂为代表体裁。从史书编纂取材记叙内容上而言，传统通史性史书大多以记叙帝王政治史为主，而“新式中国通史”叙述内容的重点已由王朝转向国家，由传统“贵族精英”转向社会民众，由政治、制度扩展至文化、经济、社会、宗教、美术，大都不再以“褒贬人物、胪列事状为贵”。章节体裁的逐级分编、分章、分节列题形式，有利于叙述内容自由剪裁、有机编织的灵活优势，较之传统分卷更容易表述作者的意向和内容叙述的内在逻辑联系。

　　早在1900年，章太炎撰写《中国通史略例》时，已经就新编中国通史的宗旨、体例乃至具体篇目发表了相当系统的看法。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的宗旨，一是为了“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励士气”。其所拟议的体例，实际是试图综汇中国原有各种史书体例之长，推陈而出新。文内云：“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链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郑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然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四千年中帝王数百，师相数千，即取其彰彰在入耳目者，已不可更仆数。通史自有体裁，岂容为人人开明履历，故于君相文儒之属，悉为作表．其纪传则但取利害关系有影响于今日社会者，为撰数篇。犹有历代社会各项要件，苦难贯串，则取械仲纪事本末例为之作纪．全书拟为百卷，志居其半，志(表)纪传亦居其半，盖欲分析事类，各详原理，则不能仅分时代．函胡综叙，而志为必要矣；欲开浚民智，激扬士气。则亦不能如渔仲之略于事状，而纪传亦为必要矣。”1901年9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从世界史学变革的大背景上展开论题，文首指出，新旧史学特质上的差别，主要是；“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体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可见《中国史叙论》无疑属新编中国通史第一篇带纲领性的宣言书。梁启超于1918年致陈叔通书中透露了他规制的《中国通史》体例有载记、年表、志略、列传四类。1920年完成春秋、战国的《载记》、《年表》各二篇，语盲文学和三代宗教礼学《志》各一篇．1922年在南开讲演时还说“蓄志此业，逾二十年”(《中国历史研究法》)。只可惜章太炎、梁启超当时皆身系政治，心多旁骛，忙于社会活动，终究未能亲自担纲来实现编著《中国通史》的宏愿。

　　晚清学制改革，各类学堂，学校风起云涌，课程革新的需要，推动了以教科书形式出现的中国通史编著步入高潮．1896年、1898年李端棻、康有为先后向清政府呈《请推广学校折》、《请开学校折》。作为“晚清新政”的组成部分，清政府先后有壬寅学堂章程(1902年)、癸卯学堂章程(1904年)之颁．1905年上谕更明令废止科举，各类新学堂遂迅速兴起，数量呈直线上升之势．在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堂章程》(阳历为1904年1月)中即规定小学历史课程的目标是“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名人之事迹……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中学的目标是“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辩文化之由来，使得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国民之志气”。〔2〕历史课程既为所颁新学制必开的课程，因此编写中国通史教材成了当时急不可待的教学必需。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就曾因此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

　　虽然整个20世纪，各种中国通史编著本，其中绝大多数或起于教学需要，或被各级学校采用为教科书，但是，20初以来问世的中国新式“历史教科书”与新式“中国通史 ”不能等同视之。否则，20世纪中国出版的所有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教材都可称为“中国通史”，这显然难以成立。以一般认识而论，可说前者不能充当后者，而后者可以充当前者。正因如此，鲜有严谨的学者将夏曾佑的《中国历史》三册（即《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1904～1906），吕瑞廷的《新体中国历史》（1907），章嵚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三册（1908），潘武的《历史教科书》（1913），钟敏龙的《新制本国史教本》三册（1914），傅运森的《历史教科书》（1923），顾颉刚、王钟麟的《本国史》（1923），王钟麟的《新时代本国史教科书》二册（1927），周予同的《开明国史教本》（1931）等名家名教材当作“中国通史”论著视之。〔3〕而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四册（1923年初版），王桐龄的《中国史》三编和第四编上册，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等等中国通史著作，大多作教材或讲义之用。〔4〕20世纪初～30年代初冠名为“中国通史”的通史论著以黄现璠、刘镛合著的《中国通史纲要》上、中、下册（1934年7月完成）、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三册（1935年8月完成）〔5〕为序。被日本学术界誉为“中国通史权威”邓之诚曾为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作序，言：“近代恒重视历史一科，重其能随时代思想以前进也……。盖史学之专研，已成为一世之风尚矣。独惜中国通史之编纂，尚未为学者所注意，坊间所见之本，非稗贩东西洋陈籍，以其见解为见解，即徒事零星掇拾，详则嫌于支蔓，略则嫌于挂漏，求其详略得宜，去取适当，足以发扬中国文化，供一世参考，及自修者，殆无有也……世固尊重中国史学，而为史学见端之通史，及独付阙如，非可惜之甚者耶？黄君现璠刘君镛专意读史，以其专研之暇，共成中国通史纲要三册。虽仅备纲领，而首尾贯串可观，遍及各个时代之制度沿革社会进化，而因果关系一目了然，取材皆注其出处，使读者可以由是而知中国史之梗概，更可由是而加详加博，可谓繁简相驭，条理分明者矣。予喜其有益于教课者之参考，及自修者之探导，故乐为之序，倘因是书行世，而发见通史之需要，尤为切至……”。〔6〕可见邓之诚当时并未将问世的中学、高中教科书视为：《中国通史》著作。这从黄现璠于1933年7月所撰《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文对中国历史教科书问世以来中学常用的51本历史教科书直言不讳地点评中同样可见一斑。文中说道“我国之有历史教科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办中学始。自此至今（即1933年——笔者按），约三十年。在此三十年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一以欧风美雨之侵入；一以国体政权之改变，多所兴革，花样翻新；历史教科书，当亦混入旋涡，时常改遍。兹将其改编经过分为三个时期。第一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自光绪二十八年至民国二年（1902～1913年）；第二社会文化叙述时期，自民国三年至十六年（1914～1927年）；第三新史学时期，自民国十七年至现在。”帝王政治叙述时期“经时十二年，出版教科书约十三部，在此十三部著作中，一言以蔽之，‘帝王政治’而已。盖前三部记载，全为帝王家谱，后十部虽稍改进，然大部分材料，仍偏重政治，谓之为‘帝王政治叙述时期’，谁曰不宜。本期教科书，除吕瑞廷《新体中国历史》，夏曾佑《中国历史》，章嵚《中国历史教科书》外，皆无足观。且最错误者，是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盖本国历史，原有其特别的目的和效用，教科书正为实现此目的工具。外人著述，无论如何，必不能准此目的。”〔7〕黄现璠于文中对吕、夏、章三氏所撰历史教科书的推荐，主要是以体裁、内容编辑新颖为其评判标准的，而他对“采用日人著述为蓝本，改作教科书，或直接用之为教科书”的现象甚感不满，主要是针对柳诒徵、吴葆诚等人借胎日人之作出世的教科学以及直接将日本富山房编纂的《中国历史问答》翻译后当作辅助教材而言的。例如，1902年9月，柳诒徵出版的《历代史略》六卷，即是他在南京江楚编译局担任分纂之职时以日本近代东洋史泰斗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卷四至宋代止）为基然后再增辑元、明两卷汇编而成的。次年，柳氏在南京思益小学堂讲授中国历史，用的课本即为《历代史略》。黄现璠于文中明确地指出了当时中国名贤异口同声推崇的日本东洋史家桑原骘藏所著《东洋史要》四卷的不足之处，同时向史学界发出了振聋发聩之声：（《东洋史要》）“上古史，尚插以神话；文化材料，多付阙如；且重要史事，亦多遗漏，实非完善之作。不过在当时教科书中，称为善本，名贤同声推重，几至人手一简，可知国人历史知识，在日人之下，由来已久。呜呼！亡国非一道，救国亦多端，吾国史学家，其知猛醒焉末？”文中还说“民国十年瑞典人Ande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新石器文化，然当时教科书亦未采用。至民国十七年，即本期教科书，始多记载地下发现之石器，开前此未有之记录。再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党治国，历史记载多含党义，故本期所谓新史学，实以‘石器’、‘党义’而得名，并非如鲁滨逊之所谓新史学也。不过本期作者，注意地下遗物，可谓走入研究史学之新途经矣。”〔8〕由此又反映出黄现璠新史学观念与众不同之一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