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有些名人名字中带有“之”字大都是信奉天师道的暗语。

东晋南北朝时期很多名人中带有“之”子，其实是宗教的一种暗号，隐晦的称呼，类似于佛教中“释永信”中的“释”字，法海中的“法”字、现代空昙法师中的“昙”字。

著名的人物有裴松之（《三国志》注释作者）、刘牢之（东晋名将）、寇谦之（北天师道首领）、王羲之（书圣）、王献之等。

其中晋琅琊王氏一族中很多人的姓名之中带有“之”字：王羲之平辈的人中有12人；王羲之子侄辈中有22人；孙子辈中有12个人；曾孙辈中有13人；玄孙辈中有9人；五世孙中有4人。一大群带有“之”字的王家人，五代人72人带有这个特殊的字。（北天师道首领寇谦之像，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亲自为其修建新道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带有“之”字的人是不是辈分字？

在中国辈分字之中，有的辈分放在了最后一个字，按照这样的模式：姓+辈分+名，或者姓氏+名+辈分；第一种比较常见，第二种也有不少，相对于第一种则少很多。

道教和佛教之中是有辈分的，这是正规弟子的辈分字。而“之”、“道”是天师道的暗示，并不是辈分字。如少林寺弟子有70个辈分：

祖慧智子觉，了本圆可悟，周洪普广宗，道庆同玄祖，

清静真如海，湛寂淳贞素，德行永延恒，妙体常坚固，

心朗照幽深，性明鉴宗祚，表正善喜祥，谨悫原齐度，

雪庭为导师，引汝归铉路。

《敕赐祖庭少林释氏源流五家宗派世谱之碑》，1782年乾隆皇帝的敕令。

自然天师道也有自己辈分字，天师道又称正一派，辈分如下：

守道明仁德，全真复太和，

 志诚宣玉典，忠正演金科，

 冲汉通玄(元)韫，高宏(弘)鼎大罗，

 三山扬妙法(愈兴振)，四(福)海涌洪波。

三山滴血字派，源于天师道（正一派）给弟子取名的依据：

守道明仁德，全真复太合，

 至诚宣玉典，忠正演金科，

 冲汉通元蕴，高宏鼎大罗， 

三山裕兴振，福海启洪波，

 穹窿扬妙法，寰宇证仙都。

这是正规的天师道弟子取名辈分依据。显然一些魏晋时期名人名字中的“之”字不是辈分字（琅琊王氏五代人姓名中带有“之”字），也不是道家弟子的辈分字。这是那些信奉天师道的人，又不是弟子，则就采取另外一种方式，名字之中带有“之”、“道”等字，以和正规弟子区分，也表明信仰的程度足够深。（张道陵像，创立天师道，第一任天师）

从民间到帝王——天师道崛起之路。

西汉张良的第八世孙张道陵在东汉时期来到巴蜀之地，开始创立了“天师道”，又称正一派、正一盟威道、五斗米教。五斗米教的来源主要是要进入天师道成为弟子，必须缴纳五斗米，因此得名“五斗米教”。

张道陵在四川传播道教思想，将原来四川各地巫教扫荡一空，在当地民间的影响力非常大。

东汉时期天师道的三代祖师分别是张道陵、张衡、张鲁，历史上赫赫有名，张鲁是天师道第三任天师，依靠众多的天师道弟子拥护割据一方，成为东汉末年的一方的小霸主。

曹操打败张鲁天师道（五斗米教）的割据政权之后，他将张鲁及其主要的教众迁徙到洛阳、长安、邺城这三个地方，都是曹魏政权的重要城市。

天师道也因此得以从巴蜀之地开始向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传播。第三代天师张鲁的儿子第四代天师张盛到江西鹰潭龙虎山弘扬道教，这是天师道开辟江南传教的圣地。张盛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天师，在魏国初年就跑到吴地龙虎山传教，可以说预知魏、西晋的短暂昌盛，少数民族侵袭，北方大乱等历史混乱局面。

天师道由于曹操的迁徙行动，使得天师道在民间广泛传播，到东晋时期已经传播到司马皇室，很多世家大族一族都信奉天师道，著名的家族有：

琅琊王氏、孙氏，陈郡谢氏、殷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丹阳许氏、葛氏、陶氏，东海鲍氏。

这些家族绝大多数人信奉天师道，名字之中带有“之”字司空见惯，因此上文中所说琅琊王氏众多带“之”的名字并非王氏一家，其他上述东晋世家大族中的很多男性名字中也带有“之”字。

门阀士族的大家族这么多人信奉天师道，说明天师道在第三代天师张鲁之后，第四、第五、第六代天师时期，已经传播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上层建筑之中了。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对天师道推崇有加，他对建立北天师道的寇谦之十分信任，亲自为寇谦之创立天师道道场。第六代天师张椒则和王献之等名人是好友。天师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王朝几乎通吃，都对它非常推崇。（天师道第六代天师张椒像，和王献之等名人是好友）

因此，一些世家大族都信奉天师道，名字中带有“之”子自然见怪不怪了。

为何“之”字在名字之中不避讳？

西晋、东晋时期对名字避讳非常看重，皇帝的名字中的字，所有臣民都需要避讳；长辈之中有的名字的字，子孙辈也要避讳。

不过天师道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非常盛行，它也享有特权，其中“之”、“道”等字是不用避讳的，是信奉天师道暗示，所有人皆可用，不用避讳。

据史记记载，项氏世世代代为楚将，其家族被封于项国，是天下项姓的祖先。项氏以封地为姓，故姓项，为周公长子伯禽的后裔。（一说，项姓，原本来源于楚王室芈姓，后被封于项地，所以姓项。） 项燕为安平侯项承的长子。燕为辅楚大将封楚阳侯，燕生七子：从长至幼依次为：荣梁乐权柱楫柏。 燕长子项荣生二子:籍(项羽），箕（项庄）；庄妻胡氏，子二：明，昕。明娶吕氏生儿子：彰、隆；隆生二子：镇、次子居济阳；镇封楚胜君娶邱氏生二子：延、安 燕次子项梁，娶韩氏生子二:长子简，字正，为春胜君，娶荀氏生子三：暄，曜，眆。项暄生子三，长岸、 次峨、三峰。项岸娶雍氏，生子二，叔，叙。迁汶水。叙为中山王相，娶吴氏，生子二：张，弼。迁汝南。 燕三子项乐，除秦苛政有功，封西咸阳君、楚武功王，娶鲍氏，生子一项它，项它封西平王鲁信君； 燕四子项权，为西安王，娶陈氏，生子二； 燕五子项柱，东昌侯，娶康氏，生子二，长子项莱，为东平王。次子项英，为汾州王； 燕六子项楫，东平君，封济南王，娶钟氏，生子二：长子项元，为安胜君。次子项兑，为安陆君； 燕七子项柏，即项佰，为尚书，徐州侯，娶许氏，生二子：长项东，封昭信侯，东生子三：昂，冕，景。次子项本，西安君

鲍氏家族的来源出自姬姓，据《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载，春秋时，夏禹后人、杞国公子敬叔，到齐国出仕，食采于鲍邑，因以为鲍氏，称鲍敬叔。其子鲍叔牙、曾孙鲍国，世代为上卿；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南北朝时代北鲜卑族复姓俟[qi]力伐氏，迁居中原后改为汉姓“鲍”氏。各家的家谱不同可在查询。安徽有多少姓鲍的一般省级没有统计，你要找当地县志或地名志有统计数字。

“徽骆驼”与“绩溪牛”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四面群山环绕，层峦叠嶂，河流交叉，风景优美。长期以来它一直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和民情。但是，这里可耕土地非常少，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园”之称。即使是耕地，也是土质非常差，“骍刚而不化”，不适于耕种。而且遇到雨水丰富的季节，山洪暴发，耕地就被淹没，庄稼被洪水横扫一空；而到雨水稀少的季节，耕地就会缺水干涸而龟裂，只要有十天不下雨，山民就要仰天而呼，求神祈祷下雨。耕地如此之少，但是到明清时期，这里的人口却迅速增加，大大地超过了有限耕地的承载力，造成了严重的地少人多的矛盾。

正是在这种地少人多、农耕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造就了一群群 “徽骆驼”和“绩溪牛”。这里的“徽骆驼”和“绩溪牛”指的是走出家乡四处经商的徽州商人。以骆驼和牛来形容，一方面说明的是徽商创业的艰辛，另一方面指的是徽商具有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徽商创业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骆驼和牛是人们所熟知的两种哺乳动物。在风尘弥漫、干旱缺水的沙漠地区，骆驼是主要的畜力；在田园阡陌、春耕秋耨的农耕地带，牛是人们得力的助手。日久天长，在人们眼中，骆驼和牛便象征着吃苦耐劳和勤恳努力，体现了敬业、执著、拼搏、进取、友爱、和谐等等优秀品质。

明清以来，不少人在观察、了解、研究徽商后，都把徽商比作“徽骆驼”，这是对徽州商帮的形象概括，集中反映了徽商整体品质。

不过，在徽州六县当中，绩溪徽商的兴起要比其他县商人晚一些，所以，当徽州其他县的商人日趋没落之际，绩溪徽商却方兴未艾。这种后继之秀、乱世中争雄的徽商余辉同样令人们关注，折射在绩溪徽商身上的“绩溪牛”精神，也已成为中外学者争相发掘、探索和研究的对象。如今更多的时候，人们已不仅仅局限于绩溪商人，而是把它同样地形容于所有的徽商后起之秀身上。

无论是“徽骆驼”还是“绩溪牛”，它们都是对徽商精神的形象概括。在如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环境的优越远非明清时代所能比拟，然而，作为一种创业精神——徽商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去探究、学习和借鉴。概括起来，徽商精神有下述要点：

其一，卫国安民的爱国精神。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情怀。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二，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穷困的生存环境迫使徽商走出家门，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百折不挠，不成功决不罢休。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走上致富的道路，态度决定了一切。

其三，度势趋时的竞争精神。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其四，以众帮众的和协精神。徽商的和协精神不仅表现在家族中，也表现在一个个的商业团体中。即便在整个徽州商帮内部，也能做到同舟共济、以众帮众。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精神，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并在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其五，惠而不费的勤俭精神。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艰难，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精神教育子孙。

其六，以义制利的奉献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精神、讲求理性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水灾时，却又会慷慨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其七，贾而好儒的文化精神。“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路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理性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精神，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精神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精神，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其八，以众帮众的团队精神，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宗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有一吴姓徽商家族，族里长辈就曾制定这样的族规：凡是族中有些子弟不能读书，并且家里又无田可耕的，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外做生意，那么族里诸位有经营经验的长辈在外要么提携他，要么在其他亲友处推荐他，好让他能有个稳定的职业，可供其糊口，千万不能让他在外游手好闲，以致衍生祸患。

有位徽州商人名叫方用彬，他在经商过程中，结交了包括政府官僚、文人士大夫、缙绅商贾等等各界朋友。那么方用彬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儒商是怎样认识这么多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的呢？他是怎样建立这样一个广泛的交际网络的呢？要知道在当时交通、通讯都远远不如今天发达。答案就是除了方用彬本人喜好交游而且文学书画无所不通外，他的同宗同乡关系给了他许多接触不同人物的机会。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宗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生意，就停留，没生意，去苏州。跑来拐去到上海，托亲求友寻码头。同乡肯顾爱，答应给收留。

就拿歙县和休宁两县来说，明清时期，两县由于不少人在外经商，这些在外经商的人往往携带亲戚朋友出外共同经营。因此往往出现这种情况：一家创业成功，那么这家人不会独享，往往大家共同分享，规模大的甚至能携带千家百家，生意小的也能携带几家几十家共同致富。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宗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

相互提携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团队精神，在商场竞争中造成了一个集体优势。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宗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宗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宗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比如说，一旦出现一些不顾家乡的族人，族中一些长老就会百般对他们进行劝诫，说：“我们徽州家乡一直保留着千百年的祖墓，千百年的祠堂，千百户的乡村。这些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啊。假如你们背离了家乡，即使子孙可以长保富贵，但是他们在外地已成为孤家单亲，假设出现家业败落的情况，就会无依无靠。这种轻易背离家乡的事情，你可要谨慎地好好想想！”这些舆论说教再加上道德和宗族法规的制约，使宗族和乡缘之链坚实而牢靠，也就使徽商的团队精神愈加发扬，团队力量也就愈加壮大。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精神，他们在挫败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北京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精神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宗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不做“茴香萝卜干”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对所从事职业具有的一种执著的信念和深深投入的意识。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则民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路。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圆满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拜师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罢休。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探视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健妇持家身作客，黑头直到白头回。儿孙长大不相识，反问老翁何处来。”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民国《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家门。每每离开家门，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精神。徽商的敬业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前赴后继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往往一村甚至一乡都是一个家族，所谓“千丁之族，未尝散处”。他们宗族观念浓厚，宗法成为维系家族关系的纽带。同样，在经商中，宗法在族人中同样起着重要的关联作用，往往出现“举族经商”的情况，族人之间在经商中相互提携、相互关照。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江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前仆后继，勤恳敬业，潜心经商。譬如祁门倪国树，颇具经商才能，曾贩木饶河，后不幸溺死在一处渡口。其子起蛰当时还在襁褓中，长大后立志继续父志，努力学习经商，经商中不图厚利，往往以义为利，声名远播，最后成为一名富商。在徽州《许氏家谱》中，还记载了一段更为感人的“家庭创业史”：许氏家族中有一人名叫许道善，年轻时曾在清源经商，因为他善于经营，赢利累至千金，在当地商人中名列前茅。后来中途回家，商业随之中断，家中逐渐困顿。道善看着儿子们渐渐长大，于是决心复出经商。他命儿子永京主持家事，自己只身前往临清经商。不久，因遇骚乱，道善所带资金耗竭，又染病不愈，竟客死异乡。其子永京为了振兴家业，毅然继承父志，告别母亲与妻儿，循着父亲的足迹出外经营。没想到他这一去就是几十年，最后也是死于异乡。永京的儿子长大成人后，母亲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命他继续出门经商，完成爷爷和父亲未竟的事业。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家终于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家业重新振兴起来。这样的事例在徽商中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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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姓的起源与家谱 篇1

鲍氏

分布地区

山西上党郡，山东东海郡，山东泰山郡，河南河南郡。

历史来源

「鲍」源出

一﹕出自「姒」姓，以国名为氏。据《元和姓纂》和《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夏禹后人，杞国公子敬叔，到齐国出任，食邑于鲍邑。因以鲍为氏。其子鲍叔牙，曾孙鲍国，世代为上卿。二﹕为鲜卑族复姓所改。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南北朝时，北魏有代北复姓「俟力伐氏」随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定居中原，代为汉姓「鲍」氏。又代北复姓有「鲍俎」氏。

得姓始祖

鲍叔牙·夏禹裔孙敬叔之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其父敬叔被封于鲍，叔牙开始以封邑为氏，称鲍叔牙。叔牙少时与管仲友善，管仲家贫母老，他常给以资助，遂成莫逆之交。襄公乱政时，管仲随公子纠奔鲁，他随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被杀，小白得内援回国，被立为齐君，拟任他为上卿。他力劝桓公将囚拘的管仲开释，使之代己位，而以身下之。管鲍之交，世传美谈。鲍姓子孙也就尊这位德行高尚的鲍姓先人为其得姓始祖。

迁徙分布

先秦时期，鲍姓很少为人所知，其主要活动在山东地区。宋朝时期，鲍姓大约有8万1千人，约占全国人口的0．11%，排在第一百三十二位。当时鲍姓第一大省是安徽省，约占全国鲍姓总人口的30%。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安徽、浙江、江西、山东、江苏等。明朝时期，鲍姓大约有8万4干人，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0．09%，排在第一百五十位以后。在全国的分布主要集中于浙江、安徽，这二省约占全国鲍姓总人口的66%。明时浙江为鲍姓第一大省，占鲍姓总人口的43%。其次分布于陕西、江苏、山东、江西等。全国形成以浙皖苏、陕西为中心的两块鲍姓分布区。

当代鲍姓的人口大约有67万，大约占全国人口的0．054%，为全国第一百七十九位姓氏。自宋朝至今l000年中，鲍姓人口的增加率是呈下降的态势。鲍姓目前主要分布于浙江、山东、青海、江苏，这四省大约占全国鲍姓总人口的46%，其次分布于湖北、安徽、河北、河南，这四省的鲍姓又集中了23%。浙江为鲍姓第一大省，占鲍姓总人口的`15%。全国形成了以东部浙苏、西部青海为中心的两块鲍姓分布区。鲍姓在人群中分布频率示意图（见图179）表明：在青海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和东北部、黑龙江西北和东部，鲍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一般达到0．26%以上，中心地区可达鲍4．2%以上，以上地区覆盖面积约占了全国总面积的12．2%，居住了大约在浙沪苏、山东南端、安徽大部、赣闽北部、吉林中部和东段、黑龙江中部、南、四川西部、云南西北，鲍姓占当地人口的比例在0．13%一0．26%之间全国总面积的12．6%，居住了大约30%的鲍姓人群。

家族名人

鲍照：字明远，东海（今江苏省涟水）人，南朝宋文学家、诗人。出身寒微，一生怀才不遇，羁族他乡，受尽坎坷。所作乐府诗多写边塞战争和征夫戍卒之情景。七言乐府对后世影响尤大。代表作为《拟行路难》，表现强烈的愤世激情。有《鲍参军集》。

鲍叔牙：春秋时齐国的大夫，以知人著称。少年时和管仲友善，后因齐乱，随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则随公子纠出奔鲁。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任命他为相，他辞谢，保举管仲。后来齐国经管改革，日渐富强，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首霸。

鲍慎由：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省）人，北宋学者。哲宗时进士，累官工部员外郎。曾从王安石、苏轼学，为文汪洋闳肆，诗尤高妙。有《夷白堂小集》。

鲍廷博：字以文。清朝安徽歙县人。家中藏书极富。乾隆时茧访遗书，廷博进家藏书600余种。又校刊《知不足斋丛书》30集，每集8册，收书200余种，在清代丛书中，以精善见称。著有《花永轩泳物诗存》。

鲍姓的起源与家谱 篇2

历史来源

「鲍」源出;

一﹕出自「姒」姓，以国名为氏。据《元和姓纂》和《通志．氏族略》所载，春秋时，夏禹后人，杞国公子敬叔，到齐国出任，食邑于鲍邑。因以鲍为氏。其子鲍叔牙，曾孙鲍国，世代为上卿。

二﹕为鲜卑族复姓所改。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南北朝时，北魏有代北复姓「俟力伐氏」随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定居中原，代为汉姓「鲍」氏。又代北复姓有「鲍俎」氏。

家族名人

鲍叔牙

春秋齐大夫，生卒年不详。少与管仲友善，知管仲贤而贫，分财多与；后鲍叔牙事齐桓公，管仲事公子纠，公子纠死，管仲囚，鲍叔牙乃荐管仲于桓公，卒佐桓公成霸业。世多称其知人而笃于友谊。

鲍靓 神仙太守

鲍姑

地望分布

山西上党郡，山东东海郡，山东泰山郡，河南河南郡。

■历史名人

鲍宣：渤海高城（今河北省盐山东南）人，西汉大臣。好学明经，举孝廉为郎，官至司隶。常上书谏争，其言少而文多实。曾批评西汉末年“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鲍永：上党屯留人，汉初大臣。更始时任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封为中阳侯。汉光武时出任鲁郡太守，封关内侯。后又出任司隶校尉，东海相、衮州牧等。

鲍昱：上党屯留人，东汉大臣。任汝南太守时，因郡多陂池，岁岁决坏，他征发民工，用石头建造水门，拦泄得法，民以殷富。迁司徒，又代牟融为太尉。

鲍恢：扶风（今陕西省兴平）人，东汉官吏。光武时，被鲍永辟为都官从事，抗直不避权贵。帝告诫贵戚，当敛手以避二鲍。

鲍信：泰山人，东汉末官吏。任骑都尉，避董卓之乱，引兵回乡，旋为济北相，与袁绍等共讨董卓，后为黄巾军所杀。其子鲍勋刚直守正，曹丕时拜侍御史，出为右中郎将。

鲍照：字明远，东海（今江苏省涟水）人，南朝宋文学家、诗人。出身寒微，一生怀才不遇，羁族他乡，受尽坎坷。所作乐府诗多写边塞战争和征夫戍卒之情景。七言乐府对后世影响尤大。代表作为《拟行路难》，表现强烈的愤世激情。有《鲍参军集》。

鲍靓：晋代道教徒。字太玄，东海人，或云陈留人，或云东海陈留人，或云上党人。汉司徒鲍宣之后。据《晋书》等记载，5岁时对父母说：“我本是曲阳李家子，9岁坠井死。”父母寻访得李氏，推问，果符其说。靓兼学道教和儒典，明天文、《河图》、《洛书》。迁南阳中部都尉，为广东南海太守。曾入海遇风，煮白石充饥。曾与许谧往还。曾见仙人阴长生，得受道诀。为许迈、葛洪之师，葛洪之岳父。享年百余岁。或云年过七十而尸解。或云后还丹阳，卒葬于召子冈。或云于罗浮山得道。

鲍姑：名潜光（约309-363），上党（今山西省长治）人，晋代广东南海太守鲍靓之女，医家葛洪之妻。鲍姑从小生长于仕宦兼道士家庭，深受道教影响，后从夫在广东罗浮山行医炼丹。鲍氏医术精湛，尤长于灸法，以治赘瘤与赘疣擅名。她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当地盛产的红脚艾进行灸治，取得显著疗效。“每赘疣，灸之一炷，当即愈。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家。

鲍防：襄州襄阳（今湖北省襄樊）人，唐代大臣。玄宗时进士，累官至工部尚书，所至皆有政绩。工诗，喜将针砭时弊入诗。

鲍超：字春亭，后改字春霆，四川省夔州（今奉节）人，行伍出身，清朝湘军将领。曾救曾国藩于安徽祁门脱险，旋升提督。所部号“霆军”，为湘军主力。

鲍叔牙：春秋时齐国的大夫，以知人著称。少年时和管仲友善，后因齐乱，随公子小白出奔莒，管仲则随公子纠出奔鲁。襄公被杀，纠和小白争夺君位，小白得胜即位，即齐桓公。桓公任命他为相，他辞谢，保举管仲。后来齐国经管改革，日渐富强，齐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的首霸。

鲍敬言：晋朝思想家。他的“无君论”思想，部分内容保存于葛洪《抱朴子·诘鲍篇》中。其“无君论”思想，在当时玄学泛滥中放一异彩，闪烁着朴素唯物论的光辉。

鲍慎由：处州龙泉（今属浙江省）人，北宋学者。哲宗时进士，累官工部员外郎。曾从王安石、苏轼学，为文汪洋闳肆，诗尤高妙。有《夷白堂小集》。

鲍象贤：明朝时歙人，曾先后在七省十二任为官，有“仕不择地，官不择位”的名言，曾领兵镇守南北边陲，卒赠工部尚书，立坊旌表。

鲍承先：明末清初应州（今山西省应县）人，初为明将，曾任参将。后降后金，曾献离间计，使崇祯误杀清之大患袁崇焕。后又建汉军八旗，他隶正红旗，官至宰相。现北京鲍家街即其府第。山西应县鲍氏即其后裔。

鲍廷博：字以文。清朝安徽歙县人。家中藏书极富。乾隆时茧访遗书，廷博进家藏书600余种。又校刊《知不足斋丛书》30集，每集8册，收书200余种，在清代丛书中，以精善见称。著有《花永轩泳物诗存》。嘉庆十九年（1814年）逝世。终年86岁。

鲍先志：湖北省麻城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军政治委员兼川东军区万县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万县地委书记，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南京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