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长的家谱孔子世家谱108卷共计154册

栏目：资讯发布：2023-12-04浏览：3收藏

世界上最长的家谱孔子世家谱108卷共计154册,第1张

世界上最长的家谱是《孔子世家谱》。《孔子世家谱》有108卷，共计154册，一直记载到二十世纪初，共记载了80代孔家后人的故事。孔府一直都有撰写家谱的习惯，一直从北宋坚持到民国，历经853年，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世家谱》的篇幅有多长。

一、《孔子世家谱》的撰写者是谁

《孔子世家谱》的撰写者是所有的孔家后人，因为《孔子世家谱》共经历了853年，而且还一直记载到了民国，所以一个人是无法完成的，需要所有孔家后人的努力。《孔子世家谱》记载了八个辈字，分别是公、彦、承、弘、闻、贞、尚、胤，以共后辈起名使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到56代时，孔子的子孙孔讷又在族谱加了两个辈字，分别是希和言。

二、《孔子世家谱》共分为几集

孔子世家谱共分为四集，分别是初集、二集、三集、四集。初集记载了孔府的各位祖先，包括始祖孔子和中兴祖孔仁玉，其中，孔子在初集的卷一，孔仁玉在初集的卷二。二集记载了中兴祖孔仁玉的后支派，共有三十四个派。三集记载了中兴祖的前支派，共有十个派。四集记载了孔府的各个分支，共记载了两卷。

三、《孔子世家谱》的入谱标准

虽然所有的孔家后人都可以进入族谱，但如果没有按照辈字起名，则不能进入孔家族谱，需要把名字改成带有辈字的，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孔家族谱。另外，如果进入族谱后不遵守规定，也会被踢出族谱，所以孔家后人基本都是按照辈字起名的。除此之外，异姓养子者、入赘夫婿者、子随母嫁者都不能进入孔家族谱，这是入家谱的最基本规定，也是入家谱的最基本条件。

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家谱是记载某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

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作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可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家谱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家谱是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之一。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致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与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宋代修家谱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以保持家族内部的团结互助。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家谱。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进入明清以后，官方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

流传至今的祖传家谱很多都出自明清时期，但是，明清两代家谱造假现象却是络绎不绝，一些姓氏家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不少家谱为“光宗耀族”，往往攀附帝王、名臣为自己先祖。旧时甚至出现过所谓的职业“谱师”，专门帮人在修谱时添入名臣名人作为“先辈祖宗”。这种族谱造假的行为，自欺欺人，颠倒基本事实，即是对先人的极不尊重，甚至是侮辱，也不利于家风的传承。为了提高家谱的“产量”，“谱匠”创造的家谱都有一定的框架和模式，比如“谱匠”习惯于用华美的诗词歌功颂德，也喜欢把家谱中的先祖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名人，这也是他们认知中最古老的时期。

现存的古老家谱大多数属于明清时期纂修。如果从科学角度探讨家谱的真实性，结果可能让人很失望。根据专家考证，现存明清时期的家谱中，先祖内容大多都是虚构，谱中第一位先祖往往附会历史名人。在古代战乱频繁情况下，想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族谱是非常困难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稳定，近几代的家谱世系真实度还是很高的。

一、姓氏来源 1、远古黄帝有儿子叫昌意，昌意的长子叫颛顼，继承帝位。次子叫安，封于西戎，后来建立了安息国（在今伊朗高原），他的子孙就以安为姓。到古代汉武帝时开始派使者至（安息国以后，中国与安息国始有往来。安息国王传位到太子安清时，他不愿当国王，而想当高僧，于是他就出家为僧。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回到中国河南洛阳，宣传佛教，随后定居下来，他的子孙也就世代相传姓安。 2、后魏安迟氏改为安氏。二、郡望堂号汉置武陵郡，现在湖南省淑浦县。据《唐书世系表》记载：“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于中国，以安为姓。”望出姑臧、河内。

安姓典故

源自轩辕；望出武陵。端溪石砚宣城管；王屋松烟紫兔毫1。注释：1唐代诗人安鸿渐《题杨少卿书后》诗联句。画超溪径外；诗在颐山中2。注释：2指清代画家安广誉与明代进士安盘二人的事典。长髯太保3；千岁老翁4。注释：3宋代名将安俊，字智周，太原人。官至陵川防御史。久在边地，羌人识之。知环州，种世衡得俘虏，问：“尔畏谁？”答：“畏安太保。”种指安，说：“此长髯将军正是。” 4战国时琅玡乡阜人安期生，卖药海上，受学于河上丈人。时人称他为千岁翁。秦始皇东游，请与语三日夜，赐以金璧，值数十万，出阜乡亭，皆置之而去。后始皇遣人求之，不可得。石刻二字蕴厚意5；胸剖一刀揭沈冤6。注释：5宋代长安石工安民，熙宁间颁蔡京所书元佑党碑，刻石于州县，民被役。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闻者愧之。 6唐代右骁卫将军安金藏，长安人。在太常工籍，时唐睿宗为皇嗣，被诬谋反，武后命治罪。金藏请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刀自剖胸，肠出。武后感动，不疑皇嗣。命医治愈其伤。后为右骁卫将军。博通群史，荣居司马7；屡建宏功，耻同禄山8。注释：7唐代金部郎中安得裕的事典。 8唐代名人安袍王的事典。

作者： 22216316 2004-10-21 16:58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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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寻山东省日照安氏家谱[江苏北部安氏家谱]

安

姓氏起源：关于安氏的姓氏来源说法为下：远古黄帝有儿子叫昌意，昌意的长子叫颛顼，继承帝位。次子叫安，封于西戎，后来建立了安息国（在今伊朗高原），他的子孙就以安为姓。到古代汉武帝时开始派使者至（安息国以后，中国与安息国始有往来。安息国王传位到太子安清时，他不愿当国王，而想当高僧，于是他就出家为僧。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回到中国河南洛阳，宣传佛教，随后定居下来，他的子孙也就世代相传姓安。后魏安迟氏改为安氏。

聚集地：堂号据《唐书世系表》记载：“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于中国，以安为姓。”望出姑臧、河内。

历史名人：历代名人安清－一字世高。安息国太子。原来他已经继承了王位，但为了能回到中原来，就将王位让给他的叔叔，出家为憎，信奉佛教。精通梵语，念经修行。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到中国河南洛阳来宣传佛教。定居下来后，为了传教的需要，他又工读汉语，通晓汉语，译梵本为汉语，译《修行道地经》等30余部，皆属小乘。安重荣——字铁胡。五代后晋朔州人。后唐时任振武巡边指挥使。后归后晋石敬瑭，任成德军节度使。石敬塘投降契丹后，起兵反之，次年战败被杀。但他这种民族气节，得到了后世的景仰。安民——宋朝陕西长安人。是个有名的石工，当时著名的石碑，都出自他的刀笔。安维峻——字晓峰。甘肃秦安人。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上疏痛斥李鸿章挟外洋以自重，投降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因言冒慈椿而被革职。后隐居柏崖，闭门著书。著有《四书讲义》、《诗文集》。

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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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第一进士周仪籍考

——兼论桂庄书院（紫阳书院）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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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周仪作为邵州历史有载的第一个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因其早年苦读于扶夷江畔一石洞，生世颇有几分传奇色彩。周仪当年苦读之石室，一般认为在今邵阳县塘渡口书堂山，在清朝时当属武冈州塘田团内，故很多人以为周仪即今邵阳县塘田市镇人，实误。本文将从民间传说、周氏族谱、历史记载和遗迹、人物关系等多个角度，证明邵阳第一进士周仪其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

横空出世的进士周仪和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

肇庆七星岩石刻

周湛子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性刚毅，勇于为义，宣和初，因平武冈峒獠叛，以功擢武功大夫，德州刺史，后死于靖康之难。紫阳周氏，由周仪起，三代三进士，时称“宋三周”。对于“宋三周”，《同治武冈州志·名臣传》甚至将之与唐之张九龄兄弟和宋之“三苏”相提并论：“殆与张曲江苏眉山颉颃矣。” 后又有周昉，族谱载为周仪第六代孙、周钦之曾孙,字晦叔（又字景玄、仲朗），生卒年不详。道光《宝庆府志·选举表》载其为“上舍第释褐”。宋太学“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上舍第释褐”，即上舍第出身直接授予官职。上舍第也等同于进士出身。周昉是证明其祖先周仪籍在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的关键人物。周仪籍武冈紫阳乡对于周仪确切籍贯，光绪《湖南通志》云其为邵阳人，“周仪，邵阳人，读书于武冈紫阳石室，后徙武冈，以原籍田庐分赡宗族——姓谱”。《宝庆府志》说周仪为“武冈人”，又对旧志说周仪为邵阳人做了解释，“仪以雍熙登第，（武冈）其时尚属邵州，故旧志皆作邵阳，政可两存也”。同治《武冈州志》之《名臣传》只说其“所居有紫阳山，山有石室”，紫阳山在紫阳乡，那么周仪应该就是武冈紫阳乡人。南宋《舆地纪胜》之《荆湖南路·武冈军·人物》有载：“周仪，紫阳人，登雍熙甲科。”《舆地纪胜》成书于南宋中期，和周仪时代较近，可信度高。紫阳，即紫阳乡，周仪为当时的武冈紫阳乡人，应当无误。宋初武冈县属邵州，崇宁年间升武冈县，置武冈军，和邵州互不隶属。宋初武冈县直辖唯两乡，其西为儒林乡；其东即为紫阳乡，合龙管、龙江、永丰、长溪直至白仓而下，至塘渡口、白羊铺，北至今隆回三阁寺乡，绵延两百多里。今之隆回县三阁司乡，邵阳县之塘渡口、白仓镇、黄亭市镇、蔡桥乡、塘田市镇、金称市镇与新宁县之丰田乡、马头桥镇当时都属于紫阳乡。马头桥镇其时当属紫阳乡长溪里

有关周仪的本地民间流传

新宁县马头桥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有关周仪的传说。说周仪的先祖在武冈县紫阳乡长溪里三星团（实为山心团）一个叫三峒陇的山村（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居住，世代耕读为乐，幼时在家勤学苦读，日夜不倦，后又到离祖宅不远的扶夷江畔悬崖旁的一个石洞里潜心苦读，并在洞里遇仙翁点化，由此学业大进，后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考中进士，官至谏议大夫。周仪做官昌言无忌，刚正不阿，生活清廉，又好施舍，退休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桥命名。

周氏族房谱

周氏族谱诚公坟山

周氏族谱紫阳书院图

据《周氏总族》，隆回县高平周氏始祖为周朝，字祥光，所谓“尚书公”，原住武冈紫阳乡石洞桥。又查《湖南周氏源流》：“邵阳周氏，始迁祖诚公，原籍江西泰和圳河江，其子玉喜于唐末卜居武冈紫阳乡州尾头，孙仪公。” 武冈《周氏合修族谱》又云，仪少有异禀，博学力行，自入石孔即“翠岩”，读书其中，与一老翁讲古道今，自后文思大进，登宋梁灏进士。后致仕，回家建石室书院讲学，门徒数百，湖南名士多受其学。周仪生活清廉，又好施舍，并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今马头桥即以其所修之一桥命名。关于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的说法亦见于周仪后裔应森公支系房谱。

翠岩

因靖康之乱，陈与义“遂避乱襄汉，转湖湘，逾岭峤”，来到武冈紫阳山，有《书堂山石室铭并序》，序文里说到的周公谏议，“嘉祐名臣”当为周湛，因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而嘉祐元年为公元1056年，时间相差七十余年，设若周仪30岁中进士，而到嘉祐元年则已过百岁矣，又怎么可能为“嘉祐名臣”？周公谏议，周湛曾官迁“右谏议大夫”，可见在紫阳山石室读书的应是周湛。而周湛在紫阳山石室正是效仿其父周仪在马头桥坪山之翠岩石洞苦读的做法。

周敦颐与马头桥

周氏族谱载周仪致仕归乡后在其宅下叠修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这三座桥经过多次整修至今仍在。马头桥在三桥的最下游，族谱说，桥上书有“周氏垂建马头桥”字样，桥头有濂溪先生周敦颐撰写的马头桥记事碑。有人误以为这桥是周敦颐所修建，实误。查同治《武冈州志·艺文志》记载：“马头桥记碑：周濂溪撰在州溪南里，字漫漶莫能辨。”说明周敦颐只是为桥撰记事碑罢了。“溪南里”，下辖“架冲团”、“城头团”、“三心团”（三心团实应为山心团，因境内有山心寺得名，盖同音误传，“三”、“山”本地同音）和“油头团”。而其实，马头桥就在“三心团”内，当然州志说在溪南里也对。“周氏垂建马头桥”里的周氏当指周仪及其宗族后代。

山心、石洞、马头三座石桥

马头桥周氏宗祠大门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一

马头桥周氏宗祠对联二

周仪致仕后在家乡建立石室书院，即紫阳书院的前身，后被其后周昉改为桂庄书院，桂庄书院遗址在今坪山小学内。

周敦颐一生致力于文教，每为官一地，首推兴教办学。度正《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邵之学在牙城之中，左狱右庾，卑陋弗称。先生始至，伏谒先圣祠下，起而怵然，乃度高明之地，迁于城之东南，逾月而成。”建成后，周敦颐又自撰《邵州新迁学释菜祝文》和《告颜子文》，以昭告先圣先师，“又属荆湖北路转运使孔延之作《邵州迁学记》”。周敦颐在邵州（今邵阳）兴教办学，将州学迁址重修，此亦即朱熹所说的周敦颐“迁尚书虞部员外郎通判永州，权发遣邵州事，新学校以教其人”。“新学校以教其人”，这是周敦颐在邵州的主要功绩。周仪为雍熙二年（985年）乙酉梁灏榜进士，周敦颐生于1017年，两人年龄差距较大。笔者以为，两人在现实中有过交往的可能性不大。治平四年，即公元1067年，周敦颐来马头桥时，周仪应当已经过世了，不过石室书院还在。周仪和周敦颐同为周姓，又都是湖南人，周敦颐在知永州前的嘉祐六年通判虔州，而周仪子周湛亦曾知虔州，时间当在周敦颐任前，周仪作为前辈乡贤，周敦颐在未到邵州前即当有所耳闻。当周敦颐见到石室书院，见到周仪捐建的马头桥之桥头马头栩栩如生，心中之感慨和对前贤周仪的景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然后应周仪后人之请为马头桥记碑，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又马头桥镇南50里的新宁县城犁头湾石崖有周敦颐书“万古堤防”四字，有莲潭菴，为纪念周敦颐泛莲于此。清代周诰编有《濂溪志》，中有《周子遗事》，记载：“周子尝过新宁邑，至莲潭，见水深千尺，因镌‘万古堤防’四字于石崖。”又道光《宝庆府志》之“艺文略·金石”：“宋莲潭石刻，今存。在新宁治北夫夷江岸，石壁斗立，相传周子权邵州军时书‘万古堤防’四字镌于上。字画遒劲，水涸时可见。旧志云：末有‘古舂陵周某某题并书’九字，今不能识矣。……其曰莲潭者，亦以周子得名也。”那么，周敦颐到马头桥和到新宁城北犁头湾，当在同一段时间行程前后。周昉与桂庄及桂庄书院同治《武冈州志·文苑》载：“周昉，字晦叔，仪之后也。嘉定间登上舍第，官内史，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为桂庄书院，自称桂庄主人。”这一段记载非常明确，嘉定年间，周昉回祖籍隐居，可知他的先祖周仪就是宋紫阳乡三峒陇人（即今新宁县马头桥镇石洞村）。《周氏合修族谱》有《昉公传》:“周昉字晦叔，望公之孙，道公之子。公天资不俗，禀性非凡。少时喜读书，好结友。慕朱熹之理学，绍仪公之高风。尝于紫阳先世所居之地，辟室为桂庄书院，自称为桂庄主人。” 同治《武冈州志·疆域志》之“三心团”有：“有白石水，有山心寺社仓，有宋周昉故里，有故桂庄书院，有周昉墓：在燕山菴左，有群玉林、清风峡：上有张声远、史弥宁、张同器、郑域磨崖题刻，俱见金石卷……”

山心寺社仓，在山心寺旁边。社仓，即义仓，清刘大櫆：“建社仓以备荒年，创书院以兴文教。”社仓是民办粮仓的一种，为南宋朱熹首创。查州志金石卷，有：“桂庄大字（今存）。在州溪南里石洞村山心寺。嘉定七年周昉刻石‘桂庄’二字，行书，大径一尺强，后书‘新除湖南提刑张声远书’、‘嘉定甲戌中秋桂庄主人刻于崖次’二十六字，楷书，凡一行。”

有“史弥宁桂庄石刻”:“史弥宁桂庄石刻（今存）。史弥宁撰，嘉定八年刻石，前书诗二绝，右题‘周晦叔桂庄嘉定乙亥中和节友林居士四明史弥宁清叔父’二十六字,俱行书，凡十四行，字数不齐。” 有“盱江张同器寄题晦叔上舍桂庄石刻，今存。” 有“武冈军判官郑域题桂庄诗刻（今存）。” 有“群玉林”、“清风峡”：“今存。二刻均在山心团。” 湖南提刑张声远除题行书“桂庄”二字外，还留题八景，分别是：诗壑、翼然、清风峡、小蓬莱、群玉林、隐真岩、葛梅洞，“为历来金石家所遗表”。

武冈州志艺文志金石

紫阳书院八景之二

史弥宁题赋桂庄二首为：“结屋山垣得许奇，岩犀环拥读书帷。阿姮定与君家厚，留下西风几万枝。”和“家有留馥紫阳乡，洗石疏泉著桂庄。看到花时秋更好，放开冷袖贮天香。”

史弥宁又有七绝，题为《周晦叔所宅之左，一坡隐然而高，有竹万箇，架小轩于翠雾苍雪间，日弹琴读书其下，轩外鸣泉清驶，若与弦诵之声相答，爱其境胜，为赋一绝》：“竹根碧涧落寒声，竹外双溪抵镜明。满袖天风吟不彻，坡头直有放多清。” 张国器题桂庄诗：“蟾窟移根不记年，英材杰出以储贤，树因地胜常常茂，花到秋来得得传。已把诗书供灌溉，定寻泉石伴丝弦，曾看攀折从君始，尚愿云仍与接联。” 从以上诗歌和题刻可知桂庄秀美奇崛之山水和清幽风景，而桂庄之建制规模，亦可模拟得之。张声远时为湖南提刑，史弥宁为武冈知军，郑域为武冈军通判，这些人和周昉交游，张声远更是远道而来，题刻吟诗于桂庄，可见周昉身份非同一般。《武冈州志》载周昉“官内史”，宋并无“内史”官职，隋朝确立三省六部制，三省为最高行政部门，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其中中书省的长官叫内史令，唐以后改称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周氏合修族谱》撰写有《昉公传》，说其曾“官兵部侍郎”。桂庄书院在桂庄内，因依周仪读书之“翠岩”石洞，故原来又称石洞书院、石室书院（据族谱，周敦颐过马头桥，曾在石洞书院讲学，笔者以为，当时的石洞书院应该规模不大，可能称之为书舍或书堂更贴切些），周昉改为桂庄书院。周氏族谱云，周昉曾“讲学于斯”。族谱又云，“宝庆丙戌，史弥宁来知武冈，重建军学，补修紫阳书院，与昉公来往甚密，为倡研理学，常啸傲于庄，以养性灵，以娱天年。” 族谱载周昉倾心理学，仰慕朱熹，而在史籍中，也有迹可寻。周昉除了和朱熹，还与陈文蔚、魏了翁等大文人也有过来往。陈文蔚生于绍兴二十三年（1153年），卒年不详，进士出身，是朱熹的学生，理学家，终身未出仕，一直从事教育。他有题赠周昉诗《寄题玉山周晦叔家似贤斋》： “人心殊嗜好，黑白互相形。农臭不自悟，荧荧飞青蝇。一日对此君，炯然又眼明。子猷虽借宅，绿阴仍满庭。雅净两龚洁，高寒伯夷清。可近不可狎，劲挺干青冥。世人景先哲，绘画劳丹青。想像不觌面，孔孟何由倾。安知君子交，日日与相迎。手种万苍玉，君家有典刑。清风流至今，修好无渝盟。”表达淡泊名利，鄙薄恶俗，固守高节的情操，与周昉共勉。其时，周昉应在江西玉山一带为官。当时有一个上饶-玉山诗人群体，大多数过着隐居的生活，甘于贫困，又固守高节。周昉在此间自然会受影响，而他本人醉心理学，生性淡泊，族谱传里说他“素性好义”，因而也容易理解他为什么致仕还乡，回“紫阳先世所居之地”，醉心于教育，醉心于山水之间了。魏了翁，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学问家，宝庆元年（1225）被贬谪湖南靖州达七年之久，其间有《渠阳集》，中有答周昉的书信《答周晦叔应辰》，应辰应该是周昉按周氏辈分所取的名字。族谱载周昉为周仪孙周钦的曾孙，查周氏应森公世系和辈分“祥、梦、应、康、世”，周昉正是“应”字辈。魏了翁在信里和周昉讨论理学经典：“……《乾》是四德，诸卦大亨而利于正，此非伊川臆说也，《彖辞》固已如此。《左传》以《随》为四德者，盖占筮者释辞类如此，《彖》固云大亨贞云云。先天之卦，《系辞》固有之，《参同》亦有此象。自希夷、康节始尽发其秘，必潜心玩索之久，乃可得之，非信笔脱口数可言也。伊川与濂溪指意元不同，濂溪盖通字对文耳。” 据武冈周氏族谱记载，朱熹曾讲学于桂庄书院，即紫阳书院。朱熹又自称紫阳朱熹，是因为其父朱松祖籍安徽婺源，曾在徽州府紫阳山老子祠读书（徽州也有一座紫阳山），有刻章“紫阳书堂”，朱熹为怀念父亲，亦表思乡之情，故自称为紫阳朱熹。因而，有人又尊称朱熹为紫阳夫子。后来书院兴起，各地为尊朱熹，取名为紫阳书院的很多。而武冈之紫阳书院，应非纪念朱熹曾到此讲学，而因本乡地名即为“紫阳”，而且武冈紫阳书院之名早在朱熹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在《文脉：千年湖湘书院图记》一书中，记载武冈紫阳书院是在淳熙到绍熙年间创立的。

紫阳书院原为私立，在南宋中期被改为军学，宋转运判官盱江邓均有《重修武冈军学记》：“……又增修武冈邑庠暨紫阳书院，于是士之瞻也，游也，息焉，莫不啧啧曰：‘懿乎此举也，’。” 后史弥宁知武冈军，又重修武冈军学，王之制有《武冈军修学记》，周氏族谱说法与此记文是一致的。据族谱，桂庄后被周昉改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现马头桥镇清时名为“山心团”，即得名于此寺。明成化十九年留有会稽童煊碑记，上载：“……昉公素性好义，将宅院田土山地，一慨施舍，易此庄为山心法华寺，简称山心寺，延僧供佛，与乐予之，桂庄即成古建筑佛地……”山心寺现为坪山小学，其景物大部分已废，石刻尚有“松坡”、“云梯”、“翠石”（翠岩之误），尚存大水缸一只（原一双），刻有“南宋宝佑戊午年正月廿八日山心寺百兆永远为记”字样。

宋文物紫阳书院水缸

较之祖辈“宋三周”，周昉名气似乎小得多，但他其实应该是紫阳周氏家族里官职最高，对朝廷政局影响也最大的一个人，但也可能是该家族在宋朝最后一位获取朝廷功名的人。据周氏家谱记载，“端平年间(1234年)，忽坐诬削籍,累及宗族”，宋邵州最为辉煌兴盛的紫阳周氏一门就此没落，让人嘘唏不已。

从与周昉交往这些人的年龄结构，和其曾祖周钦（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以及他回家乡马头桥三峒陇石洞桥后朋友作诗赋题碑刻显示的年份来看，笔者认为周昉的生卒年可能在公元1170年-1270年之间。

而桂庄书院也因周昉的过世而慢慢没落，不过，到明代时仍有紫阳书院在，但应该是迁移到别处去了。所幸书院去而文气留，马头桥人，紫阳人，武冈人，邵阳人，由此民智初开，民风始变。武冈，原为“黔巫东鄙，蛮獠杂扰”之地。紫阳乡，浙江诸暨有宋《武冈县令杨公墓志》，其中有云，“紫阳乡婆婆鬼啸聚滋炽，既不可以文谕，又不可以武胁”，可见当时紫阳乡民众之愚昧落后。而到南宋末，武冈的风气才开始改变，文天祥说:“虽洞窟林麓，人去其陋，遣子就学。”而石洞书院桂庄书院，可谓居功至伟。之后，马头桥一带尚学之风日盛，无论条件多么艰难，即便举全家甚至全族之力，都要遣子就学，而这也是马头桥一带至今仍人才辈出的最大原因吧。

桂庄书院已杳然远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古武冈紫阳周氏一门，即“宋三周”及其后人周昉等，其影响力之深远，几乎贯穿整个宋朝。其才华和智慧，光耀紫阳，亦光耀武冈，光耀邵州。乡人后世，以其为荣耀，也以其为榜样。昔有匡衡，凿壁偷光，又有车胤、孙康之囊萤映雪，而至北宋，则有邵州紫阳之周仪周湛父子之石洞苦读。期待新宁桂庄书院的文化遗产，及“宋三周”求学苦读的精神，激励后人，也期待新宁力兴文教，振兴书院学校，如张拭所言，以“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斯民”。

来源：武冈人网阿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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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格式大致排列如下：

（一）谱序：即家谱的序言。

（二）题辞：大多是历代皇帝或名人为本家族或家谱所写的赞誉之词，放在显著位置，用以炫耀家世。

（三）恩荣：也称告身、诰敕、赐谕、宸章、封典、世恩、公文、褒颂、恩荣录、恩纶录等，集中记载历代皇帝和地方官员对本家族或某些成员的褒奖和封赠文字，包括各种敕书、诏命、赐字、御制碑文、祭文，或各种匾额等，目的是通过重君恩来彰显祖德。

（四）凡例：也有的称谱例，主要是以条文形式阐明本谱的纂修原则、编写体例、收录范围、结构特点、各种著录规则，本谱中各类目的立类理由、适用范围，各种可入谱和不可入谱人物的标准，以及如何避讳等行文要求。

（五）谱论：也称谱说、援古，主要是收录前代名人学者关于谱学理论的简要论述，对修谱的作用、功能、意义、历史、原理、方法等加以阐述，其中尤以欧阳修、苏洵、朱熹、程颐、曾巩等宋代文学家论述最为普遍。

（六）图：明、清时代家谱的卷首，一般都有图版，其内容不完全相同，一般总具有祖庙、祖茔、祠堂以及水源或住宅四至方位图。

（七）节孝：宋代以至明、清，特别重视节孝，家族中出了节妇孝子，是全家族的荣耀，因此很多家谱在首卷都立节孝一章，对本族德行懿范者（如节妇、烈女、孝子）列传志行，内容包括年谱、寿序、墓志铭、祭文、行述、碑铭等。

（八）像赞：刊登始祖或著名祖先的画像，并附上赞语。正面为像，背面为像赞。

（九）考：有疑则考。一个家族，承传几百年、千余年，自然有些事情后世不太清楚，然而修谱时又必须写上，因此只得进行考索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