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是著名的寻根之地。1991年4月起，洪洞县政府举办了首届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节。每年都有大规模的寻根祭祖活动，涉及18个省500个县市的812个姓氏。

这是因为据史料记载，在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的50年间，山西省洪洞县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八项移民活动规模涉及18个省、500个县市、812个姓氏。以下是家谱中记载的100个主要姓氏。

如此大规模的移民也应该从政策出台的原因说起

由于中原地区水灾、旱灾、蝗灾和各种规模战争等天灾人祸，繁荣昌盛的中原已成为一片荒芜之地，人民群众难以生存。因此，中原人民需要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

历史上，山西由于地形等因素，处于战乱影响较小的地区，成功地吸引了大批中原人迁往山西。因此，山西省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人口流入大省。

明朝初年，江山渐稳，统治者以平衡各地区、开发中原的思路，采取了引进官方移民的方式。

那么，作为人口大省，山西自然是人口外流的第一地。

根据统治者的意图，移民活动可以开拓领土，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促进整体繁荣稳定。然而，对于即将离开故土的乡亲们，特别是几千年来深受落叶返乡强烈思想影响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不得不承受特殊的痛苦代价。因此，寻根祭祖活动起步较晚。

而且，当时的移民政策是不人道的，几乎没有人性。

同姓同族的移民不得迁往同一地点。如果一个家庭有四个人，一个人不会搬家；如果一个家庭有六个人，就剩下两个人；如果一个家庭有八个人，就剩下三个人，依此类推。这种移民状况突然拆散了一个完整的家庭，使骨肉分离，非常痛苦。

老百姓抗拒不了官方意志，即使不想面对，也无法抗拒。

当他们即将离开时，他们的亲戚在大槐树下痛哭，并警告并同意他们的家人，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家在哪里，他们会以大槐树为标志，慢慢寻找。因此，对于那些搬出去的人来说，“大槐树”是家的方向和象征，这一直是一种强烈的现实感。

当时大家一致同意的第一代大槐树，在清朝汾河洪灾中被毁3次。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已经有400年历史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刺槐。

作为第一代大槐树的后代，他们继承了第一代古槐树与人之间的协议，指引着812个姓氏的后代回家。因此，“大槐树”自然成了北京、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18个省份的“根”之源。

从大槐树上流放出来的812个姓氏的人无疑在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客观地说，他们促进了南北、东西方的交流，加强了后世民族团结的局面，为各种无脑的“地区黑”提供了坚实的防御墙。他们的贡献值得尊重。

祭祖堂里供奉着所有从大槐树下迁出去的姓氏牌位，总共1230个，这大大超过了百家姓。

元朝末年，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仍，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巾军起义。元政府予以残暴的镇压，争域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战乱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在元末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贴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致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明朝灭亡元朝后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五十余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荫遮数亩’”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鹞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府在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办理移民，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集聚之地。

在中国北方地区，大量的民间家谱、碑文资料有详细记载，在地方志如《温县志》、《宝丰县志》、《宁阳县志》、《丹风县志》、《商南县志》、《山阳县志》等都明确记载了在山西洪洞大槐树下集中移民。至今在河北、河南、山东、东北等地区仍流传着一句民谣：“问我老家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

从山西迁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迁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

来源：洪洞县志

参考：孝义在京人员联合会的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