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巩县注溪镇衙院村，这是一个典型的思州风格的村寨，门对龙江河，依山而居，全村姓田，其户口簿上的族别是土家族，但是找不到相关的土家族服饰，语言是通俗易懂的思州方言。所以在交谈过程中，不存在语言的差别。

当追溯家族的历史时，这里的田姓显得非常自豪，因为他们是当年思州土司的后裔，明代最后的思州土司田琛是他们的直系祖先。

田氏土司第一代先祖，记载为田宗显，田宗显的籍贯，资料中为陕西雁门郡，现在在岑巩田家的神榜上，田家的郡望为雁门堂。

应该说，思州真正的有案可查的历史人物，应该是田佑恭。在目前我们看到的万历本《黔记》大事记卷上里面，是这样记载这件事的。

徽宗：丁亥，大观元年，番部长田佑恭入朝，后加注释：佑恭即思州田氏祖。

在这里，田佑恭成了田氏先祖，这种身份在正史上，显然更可信一些。

田佑恭是典型的“南人”血统，依照现在的民族成分划分，应该是“土家族”。北宋大观元年（1107），思州蕃部长田祐恭内附。

宋徽宗显然对来自西南田佑恭的归诚大为满意，政和八年（1118），田祐恭授封为思州刺史，建思州治、始有印信，领务川、邛水、安夷、思邛4县。由于田祐恭屡次率“思黔土兵”为宋王朝“平叛”效力，立下大功，被封为少师思国公保安蕃部、奉宁军承宣使和知思州军民事，加贵州防御使。

田景贤是思州田氏中一位重要的人物，至元十四年（1277），田景贤被授予思州军民宣抚使，隶属于湖广行省。田景贤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把思州的统治中心搬迁到清江城（现岑巩县思旸镇）。田景贤把目光落在了这里，建立起新的军事基地。之后，果然势态如同自己所料，他的黑色蛮兵顺利地拿下南方，兵锋直指广西。

宋末元初，是田氏势力大发展的时期，领地大大扩展，星罗棋布，犬牙交错，东至今湖南省湘西广大地区，南达今广西桂林之北，西到今贵阳一带，北抵今四川重庆边缘，领镇远府、务川县及蛮夷长官司六十六个，在今岑巩、玉屏、万山、镇远、三穗、天柱、湖南省新晃一带曾设台蓬若（峨）洞住溪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黄道溪长官司、野鸡坪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平溪等处蛮夷军民长官司。

兴盛往往是衰败的开始。当田氏土司辉煌的时刻，分裂也出现了。田氏分家，昔日的田氏领土一分为二。至正二十五年（1365）六月初二，朱元璋平陈有谅，略地湖南，思南宣慰使田仁智谴都事杨琛纳土归附，朱元璋以其率先来归，仍授思南宣慰使。是年七月初九日，思州宣抚使田仁厚谴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泉纳款，于是，朱元璋命改思州宣抚司为思州镇西等处（一载思南州镇西等处）宣慰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从此，思州田氏正式分为思州、思南两部。

思州土司的彻底没落是在明代初年。明永乐九年（1411），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构怨结仇互相残杀，战事不停，且屡不接受朝廷禁令，明成祖朱棣为了“不可令遗孽（田氏）重踵为乱”，并达到在其领地建郡县的目的，决定解决田氏两家（思州、思南）的争端，命镇远侯顾成率兵5万执田琛送京师。永乐十年（1412），田琛被朝廷革罢、伏诛。同年三月初五日晨，以灭伦罪执田宗鼎。永乐十一年（1413）三日，乃废思州、思南二宣慰司，把二田领地分置为八府：思州宣慰司地置思州、黎平、石阡、新化（今锦屏现地）4府；思南宣慰司地置思南、镇远、铜仁、乌罗（今松桃县地）4府。八个府均由朝廷派流官直接治理。府下仍设长官司（土司），形成“土流并治”的局面。

田琛的轻率带来的后果是巨大的。田氏家族在思州的统治不复存在，之后，田氏家族部分没有被捕的人员摘下了“高贵家族”的桂冠，为了逃避朝廷的追捕和社会的歧视，他们隐藏了显赫的家族身份，隐蔽在普通的人群中，直到明帝国的灭亡。明代末年，田氏土司家族的直系后裔田惟栋把家从田家院迁移回故地，这块地方应该是原来田氏土司的私有庄园，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衙院——意思就是衙门大院，能够叫这个名字的，与田氏宣慰使的记忆有关。土地依旧，而田氏的威严已经荡然无存，田氏家族只能以普通百姓的身份，回忆祖上那显赫的辉煌。

三通学·郑樵与《通志》

《通志》二百卷，是我国古代继《史记》之后，又一部纪传体通史。

作者郑樵字渔仲，号溪西遗民，因其在夹漈山结庐读书、讲学30余年，故时人又称他为夹漈先生，他是福建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据近人考证，他生于北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卒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59岁。他一生不事科举，专门读书。16岁丧父之后，更加远离人事，与堂兄郑厚筑室夹漈山，“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并认为，“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夹漈遗稿》中《献皇帝书》)虽然，其堂兄郑厚中途弃学就仕，但这丝毫没有动摇郑樵读书的初衷，他一直在这里潜心用功了30来年。在这30来年中，他边读书边著述，名气越来越大。这时，他有感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诗：“恐君百岁后，泯灭人不闻。赖藏中秘书，百代无湮沦。”他把自己的著作抄写了一份，并写了一通《献皇帝书》，一齐上奏朝廷。他在《献皇帝书》中，详叙了他的治学和著述情况：

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

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 《书辨讹》，作 《诗传》，作 《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按即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宋避“匡” 字而改。)

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仪》，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

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 《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 《梵书编》，作 《分音》 之类。

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 《春秋列国图》，作 《分野记》，作 《大象略》; 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本草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 《采冶录》，作 《畏恶录》。

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 《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 《图谱志》，作 《图书谱有无记》，作 《氏族源》; 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见 《夹漈遗稿》卷二)

据上可知，郑樵在30年间，共完成了四十二种著作。他当时还有一些未完成的著作，他在《献皇帝书》中继续写道：

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 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同上)

这里提到了八种书，合已完成的四十二种，恰是五十种书。

据《宋史》卷四三六《郑樵传》，我们知道郑樵向朝廷献书是绍兴十九年(1149)的事，其时，郑樵46岁。由于其所上书，“诏藏秘府”，郑樵“益厉所学”(以上引文均见《宋史·郑樵传》)。他在继续完成未竟著作的同时，逐步产生了修一部“可为历代有国家者之纪纲规模”的史书的打算。(见《夹漈遗稿》卷二《寄方礼部书》)由于历史上的前车和现实处境，郑樵向朝廷提出了两点要求：①史书“非有朝廷之命，樵不敢私撰也”。(同上)②“庶沾寸禄，乃克修济”。(《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其实，郑樵的要求并不高，他只是希望朝廷援引对待陈烈、徐积与胡瑷的先例，“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或者援引唐朝对待蒋乂、李雍的先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校雠，亦可以博极群书”(《夹漈遗稿》卷三《上宰相书》)郑樵所要求的，不过是要解决温饱和著述的笔札而已，元人修《宋史》，据此说郑樵“独切切于仕进”(《宋史·郑樵传》)，实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无稽之谈。

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于侍讲王纶和贺允中的推荐，宋高宗赵构召见了郑樵，并授他为右迪功郎、礼兵部架阁。这是朝廷较低级的文职官员。但由于遭人弹劾，郑樵连这个芝麻官都没有当成，最后“改监潭州南岳庙，给札归抄所著《通志》”。(《宋史》卷436《郑樵传》)这时，他已55岁。回家以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通志》的撰著和抄写，完稿后的次年春天，即绍兴32年(1162)三月，郑樵便与世长辞了。

《通志》共有本纪十八卷，世家三卷，列传一百十五卷，载记八卷，年谱四卷，略五十二卷。本书上起三皇五帝，但其下限全书并不一致。郑樵说：

《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通志·总序》)

《通志》的纪、传等部分，主要取资于宋及宋以前的正史，郑樵虽对旧的史文有所剪裁，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因袭而缺乏新意。而其书的二十略则不同，二十略是郑樵用毕生精力研究的成果。二十略共包括： 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这二十略都源于郑樵相应的著作，郑樵在《上宰相书》中透露了这一信息，他说：

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 之类，则《礼乐志》可知; 观樵《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 观 《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机、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 《夹漈遗稿》 卷三)

可以看出，《通志·二十略》，几乎都是郑樵已有著述的改易，或者说，其内容全部本之于郑樵的已有著述，而这些著述恰是郑樵30年潜心研读的结果，都是他的真知卓见。

对于这二十略，郑樵颇为自负，认为是“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又说： “其五略(按指礼、职官、选举、刑法、食货)，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同上)郑樵的话显然过于夸张，其实，在所谓“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十五略中，天文、艺文以及灾祥，在郑樵以前的史籍中都有相应的“志”，尽管所记内容的范围、角度或有差别，但它们不属郑樵创造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礼略、谥略、器服略等，都在《通典》中属于《礼》典的内容，它们显然也不是郑樵所创造。但在二十略中，确有“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的内容，这就是郑樵所增益的都邑、氏族、六书、七音、校雠、金石、图谱、草木昆虫八略。不过，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即已提出，史书“盖可以为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则氏族志，三曰方物志。”(《史通》卷三《书志》) 可见在这八略之中，其发明权也不都属郑樵。属于郑樵独创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是《校雠略》、《金石略》与《图谱略》。

以性质而论，《校雠略》应是我国第一部目录学研究的理论性著作，它探讨了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和文献的著录等等问题。汉代刘向编制书目以前，必先进行校雠(即今天说的校勘)，这虽是简册时代的特殊情况，但郑樵仍守其遗制，视目录为校雠，《校雠略》 的取名盖本于此。

书有散佚，自古皆然，故孔子有 “文献不足”，“杞不足微”之叹。但从历史上考察，郑樵认为，不少亡书只是散在了民间而已，其实并没有亡。他说：

古之书籍，有上代所无，而出于今民间者。《古文尚书音》，唐世与宋朝并无，今出于漳州之吴氏。陆机《正训》，隋唐二志并无，今出于荆州之田氏。《三坟》 自是一种古书，至熙、丰间始出于野堂村校。按漳州《吴氏书目》，算术一家有数件古书，皆三馆四库所无者，臣已收入求书类矣。又《师春》二卷、甘氏《星经》二卷、《汉官典义》十卷、《京房易钞》一卷，今世之所传者，皆出吴氏。应知古书散落人间者可胜记哉! 求之之道未至耳。(《校雠略·亡书出于民间论一篇》)

他在《校雠略·收书之多论一篇》中，亦明确指出，堂堂的天府，不能尽有天下之图书，别无它因，“患不求耳”!“是求之道未至耳”!那么，怎么访求民间的遗书呢郑樵提出了八种方法，这就是：一即类以求，二旁类以求，三因地以求，四因家以求，五求之公，六求之私，七因人以求，八因代以求。

所谓即类以求，说通俗点，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向相应的专家去访求。郑樵举例说：“凡星历之书，求之灵台郎;乐律之书，求之太常乐工。灵台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星历者;太常所无，然后访民间之知音律者……”，这就是即类以求。

所谓旁类以求，就是某些专业用书，和另一些行业的人有关系，可向这些相关的行业去求。如“凡性命道德之书，可以求之道家;小学文字之书，可以求之释氏……《周易》之书多藏于卜筮家，《洪范》之书多藏于五行家……”

所谓因地以求，是指地方文献，则在其地访求。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

所谓因家以求，即求之于某些文献作者的后代或家乡。郑樵举例说，如《钱氏庆系图》，即可求于忠懿王之家;《章氏家谱》，即可求之于申公之后。他说，徐寅的 《文赋》，今蒲田有之，以其家在蒲田;《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即求之于有关官府，这主要是指“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版图之书等，因这些书大都是官府必备必用之书，只要这些官府未经兵火洗劫，一般都会保存的。

所谓求之私，即面向民间，面向民间的私人藏书家。据郑樵说，这些私人藏书家向来都准备两个书目，其中一个书目是专门给别人看的，一般不载奇书秘籍;而另一个书目则是秘不示人的。郑樵说：“若非与人尽诚尽礼，彼肯出其所秘乎”足见向民间求书并不容易，但却是一条重要途径。

所谓因人以求，即因某人有名家之旧藏，迹其所从来，专追寻这些旧藏的下落。郑樵说：“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若迹其守官，知所由来，容或有焉。”

所谓因代而求，即是按其书时代的远近而求之。一般说来，“书之难求者，为其久远而不可迹也，若出近代人之手，何不可求之有”(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求书之道有八论九篇》)

郑樵的求书八法，并不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一生求书的经验总结。他在《与景伟兄投宇文枢密书》中说：“家贫，无文籍，闻人家有书，直造其门求读，不问其容否，读已则罢，去住曾不吝情。”(见《夹漈遗稿》卷二)因此，他熟知求书的途径和方法，这八法，应该说都是经过他实践证明而行之有效的。

郑樵同时指出，求书只凭个人之力是微乎其微的，因而他向朝廷提出了“求书遣使，校书久任”的建议。就是说，国家需要设立求书之官，派遣他们到民间去求书;国家还需要设立校雠之官，使他们久任专职，成为这方面的专门家，这将对搜天下遗书大有好处。郑樵说：“汉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久矣。至成帝时，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遂有《七略》之藏;隋开皇间，奇章公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后嘉则殿藏书三十七万卷;禄山之变，尺简无存，乃命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朝，遂有十二库之书;唐之季年，犹遣监察御史诸道搜求遗书。知古人求书欲广，必遣官焉，然后山林薮泽可以无遗。”(《校雠略·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一篇》) 可见郑樵的求书遣使说，是从历史上总结而来的。至于校书久任，郑樵列举了司马迁父子、刘向父子等，以为“若欲图书之备，文物之兴，则校雠之官岂可不久其任哉!”(同上)久司其职则必学有专功，这对保存和整理文献当然是极重要的。他在《编书必谨类例论六篇》 中指出：

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有世守之能。人守其学，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

这里虽然强调的是“编书必谨类例”，即注重图书分类，但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就必须要“明书”，即了解有关图书的内容，而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学有专长。从这个逻辑关系上看，郑樵显然认为学有专长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其它都无从说起，这是与“校书久任” 的观点一脉相承的。

在具体著录图书方面，郑樵首先强调对图书进行分类，他认为：“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同上)把图书分类比喻作率领军队，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很恰当的，也很形象。试想军队若是没有队列，岂不成了乌合之众同样，图书如不进行分类，也便成了一堆乱书，无法利用。

对于著录图书，郑樵还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

首先是著录图书时的“类书”与“类人”问题。所谓“类书”，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而所谓“类人”，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都用同一大小的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就是采用的后一种办法。郑樵批评说：

《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 “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 如李邕作《狄仁杰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邕狄仁杰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乃王睿撰，若从《唐志》之例，则当曰“王睿炙毂子杂录注解”五卷，是王睿复为注解之人矣。(《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

郑樵通过对《唐志》的批评，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以人类书”的原则，就是著录时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它将避免不少不必要的混乱。

郑樵第二个意见是，著录图书时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揣测书的内容。郑樵举例说：

《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按《刊谬正俗》当入“经解类”。(《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

郑樵在这里提出了著录图书必须认真核实内容的原则，不能掉以轻心、马虎从事。这一原则无疑是很重要的，它将保障著录图书，特别是在图书分类上少出错误。

郑樵的第三个意见是，编次书目不要失书。他说：

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也

郑樵举例说，《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郑樵反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宋《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以上引文均见《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这一意见和前面的意见很有关联，但侧重点却不完全相同。因为很清楚，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上条强调的要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靠这种认识来把握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这样才有可能保证著录全面，不使任何一方面偶或遗落。

郑樵最后一个意见是，“编次必记亡书”。著录已经亡佚的书，不是为了备篇幅，而是为了以后访求遗书提供依据和参考。

郑樵的 《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皇皇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自身实践的经验总结。他结合历史，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提出了一些卓有见地的看法，这正是《校雠略》的价值所在。

在《通志》二十略中，郑樵既设了《艺文略》，著录古今图书，又在《艺文略》之外，设了本可包容于《艺文略》的《图谱略》和《金石略》，其中的深意很值得研究。尤其是《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图谱总计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收《应端图》一种; 《刑法类》亦仅路仁恕《五刑旁通图》一种;其《时令》、《算术》、《食货》三类，也是各著录一种图书。至于《论语类》，也不过 《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如《易类》、《诗类》、《经学类》、《小学类》等，也都同此，大有强为立目之意。那么郑樵为什么非要立《图谱》一略呢 究其原因，大概有三：

(1)从学术上说，郑樵深诋刘、班。他说：“歆、向之罪上通于天。汉初典籍无纪，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艺文》之目，递相因习，故天禄、兰台、三馆四库内外之藏，但闻有书而已”。(《图谱略·索象》)很清楚，郑樵把图谱不传的原因，全部归罪于刘向父子及班固等人。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同上)郑樵列举了两个实例，以说明图谱的重要：

张华晋人也，汉之宫室，千门万户，其应如响，时人服其博物。张华固博物矣，此非博物之效也，见 《汉宫室图》焉。

武平一唐人也，问以鲁三桓、郑七穆春秋族系，无有遗者，时人服其明《春秋》。平一固熟于《春秋》矣，此非明《春秋》之效也，见《春秋世族谱》 焉。

使华不见图，虽读尽汉人之书，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使平一不见谱，虽诵《春秋》如建瓴水，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图谱略·原学》

勿庸置疑，对某些问题，图谱的确有直观的效应，如器物形状、地理方位、宫室布局等，较之文字，图至少可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特别是器物的形状、文字很难曲尽其妙，在这方面便非图莫属了。但图与文字不同，文字是人所共识、人所共用的，而画图则需要一定的技艺，因而较为难传。郑樵似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力诋刘、班，这当是他立《图谱略》的原因之一。

(2)从时代背景上说，郑樵的一生，主要处于靖康之变以后、高宗中兴的时期。由于宋金战事的需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指出：“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事实上，自从宋与辽、金南北对峙以来，宋便十分注重辽、金的地理形势。如北宋神宗熙宁间，沈括使辽，他便在道图其山川险易迂直，成《熙宁使契丹图抄》，上之朝廷。南宋张棣的《金虏图经》，顾名思义，其书原必有图，可惜图于今不传，而记述由宋至金的驿站里程文字，却完好地保存《三朝北盟会编》与《大金国志》之中。在《图谱略》中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等等，不用说，显然都具有重要的军事和实用价值。这应是郑樵立《图谱略》的又一个原因。

(3)从个人情怀上说，郑樵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而一个一心想报效朝廷的志士。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金人俘虏而北，这时，郑樵与他的堂兄郑厚给在朝显宦宇文虚中写了封信，他们在信中慷慨陈辞说：

然则厚也樵也何人也 沉寂人也，仁勇人也，古所谓能死义之士也。谓人生世间一死耳，得功而死，死无悔!得名而死，死无悔!得义而死，死无悔! 得知己而死，死无悔! 死固无难，恨未得死所耳。今天子蒙尘，苍生鼎沸，典午兴亡，卜在深源一人耳。厚兄弟用甘一死，以售功、售名、售义、售知己。故比见阁下，以求其所也。(《夹漈遗稿》卷三《与景韦兄投宇文枢密书》)

字里行间充满了为功名、大义的献身精神。可惜的是，郑樵兄弟的愿望未能实现，更可惜的是，宋作为失败者，将淮河以北大片领土归属了金朝，连京城汴梁都成了金朝的南京，宋高宗只好避居杭州，更名临安，成了宋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乔木之思，《东京梦华录》等著述，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不过，文字毕竟是文字，不如《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来得更直观。值得注意的是，《图谱略》首先著录的恰是这些宋宫阙图之类，其用意是不难理解的。这也应该是郑樵为什么要立《图谱略》原因之一。

从实际情况看，图和文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特别是图的直观作用，是文字很难取代的，因此，郑樵重视图的著录和流传显然是很有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至于谱，则是文字表述的一种体裁，谱在一定的程度上把文字的表达与图表的直观结合了起来，对叙世系，年谱等都有很好的效果。魏晋南北朝时，注重门第，因而谱学兴盛。但“自唐末之乱，士族亡其家谱，今虽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而废绝。”这是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说的话，说明谱学在北宋时已经衰微。但自吕大防于元丰间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又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再度兴起。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也是采用的谱表形式，以后刘恕的《疑年》、《略年》相继而出，都说明北宋后期谱表这种形式又开始在学术界勃兴，郑樵重视图谱，亦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金石学是宋代兴盛起来的一门科学。近代大师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之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秘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 (恕)、欧阳永叔(修)辈亦复搜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焉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是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种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 又说：

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猷;观唐人书踪，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 (同上)

这里，郑樵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首先，方册在流传过程中不能不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讹误，而金石则大都是原物或原物拓本，没有或少有方册在流传过程中所造成的那些弊病。其次，方册是古人的“语言”，只闻声，不见其形，而金石文献则大都是古人原作，时代风貌具存。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而这正是金石文献的独家特点。

由于金石文献大部分同时又是文物，因此，它不是《艺文略》所完全包容得了的，因此《艺文略》不能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等等。换言之，《艺术略》只著录“书”，而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但是，金石文献又是极其珍贵的文献，如果说在宋以前，人们对这些文献的价值认识还有不足的话，那么宋人已完全认识了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大规模地临摹、著录、评论、考释这些文献，以至形成了一个新的学科，即金石学。郑樵《金石略》的创立，敏锐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这是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还不能不提及，靖康之变以后，宋金划淮为界，不仅宋都汴京的大批金石收藏被金人席卷而北，而且，尤其为历代皇帝珍视的泰山及其山上的石刻，也都落入了金人之手。至于宋金石家的个人收藏，也因颠沛流离，损失惨重。因此，《金石略》的编撰，便不能不另有深意了。

郑樵的《通志》，是继司马迁《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它的主要成就在于其中的“二十略”。宋末元初，《通志二十略》首先被单独刊行，很反映了人们对这一书的基本看法。当然，这不是说其纪传部分毫无价值，事实上，郑樵对正史史文的任何损益，都可反映出他对历史的看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只是这些纪传文字，毕竟主要因袭旧史史文，故不大被人看重罢了。退一步说，即便 《通志》纪传部分的史文价值不大，但其体现出来的“会通”思想，也是在史学史上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的。

德川家宗家家谱

清和天皇——贞纯亲王——源经基——满仲——赖信——赖义——义家——义国——新田义重——得川义季——世良田赖氏——教氏——家时——满义——政义——亲季——有亲——松平亲氏——泰亲——信光=一色宗义之女——亲忠=铃木重胜之女——长亲=松平近宗之女——信忠=大河内满成之女——清康=青木贞景之女——广忠=水野忠政之女传通院——德川家康

初代征夷大将军安国院东照大权现德川家康

生卒：1542-1616，1603-1605在位

正室夫人：筑山殿源氏（今川义元之妹）1579赐死

继室：旭姬（丰臣秀吉之妹）

次代台德院秀忠

血统：德川家康=户冢忠春之女宝台院西乡——秀忠

1579-1632，1605-1623在位

正室：崇源院阿江与藤原达子（浅井长政与织田阿市之女）

三代大猷院家光

血统：德川秀忠=正室阿江与——家光

1604-1651，1623-1651在位

正室：本理院藤原孝子（关白鹰司信房之女）

四代严有院家纲

血统：德川家光=青木利长之女宝树院阿乐——家纲

1641-1680，1651-1680在位

正室：高严院浅宫显子（伏见宫贞清亲王之女）

五代常宪院纲吉

血统：德川家光=本庄宗利之女桂昌院阿玉——纲吉

1646-1709，1680-1709在位

正室：净光院藤原信子（关白鹰司房辅之女）

六代文昭院家宣

血统：德川家光=冈部重家之女顺性院阿夏——甲府藩主纲重=长昌院阿保良田中氏——家宣

1662-1712，1709-1712在位

正室：天英院藤原熙子（关白近卫基熙之女）

七代有章院家继

血统：德川家宣=胜田著邑之女月光院阿喜世——家继

1709-1716，1712-1716在位

正室：净琳院八十宫吉子（灵元天皇之女）

八代有德院吉宗

血统：德川家康=正木赖忠之女养珠院阿万——纪伊藩主赖宣=中川氏——光贞=净圆院阿由利巨势氏——吉宗

1684-1751，1716-1751在位

正室：宽德院真宫理子（伏见宫贞致亲王之女）

九代淳信院家重

血统：德川吉宗=大久保忠直之女深德院阿须磨——家重

1711-1761，1745-1760在位

正室：证明院比宫培子（伏见宫邦永亲王之女）

十代浚明院家治

血统：德川家重=梅溪通条之女至心院阿幸——家治

1737-1786，1760-1786在位

正室：心观院五十宫伦子（闲院宫直仁亲王之女）

十一代文恭院家齐

血统：德川吉宗=谷口正次之女深心院阿梅——一桥德川宗尹=细田氏——治济=岩本氏——家齐

1773-1841，1786-1837在位

正室：广大院藤原寔子（右大臣近卫经熙养女，萨摩藩岛津重豪之女）

十二代慎德院家庆

血统：德川家齐=押田胜敏之女香琳院阿乐

1793-1853，1837-1853在位

正室：乐宫乔子（有栖川宫织仁亲王之女）

十三代温恭院家定

血统：德川家庆=迹部正贤之女本寿院阿美津——家定

1824-1858，1853-1858在位

正室：天亲院藤原任子（关白鹰司政熙之女）

继室：澄心院藤原秀子（关白一条忠良之女）

再继室：天璋院源敬子（萨摩藩岛津齐彬之养女，岛津忠刚之女）

十四代昭德院家茂

血统：德川家齐=梶胜俊之女妙操院阿登势——纪伊德川齐顺=实成院阿美佐松平氏——家茂

1846-1866，1858-1866在位

正室：和宫亲子（仁孝天皇之女）

十五代庆喜

血统：德川家康=正木赖忠之女养珠院阿万——水户德川赖房=谷氏——高松藩主松平赖重=土井氏——松平赖侯=樋口氏——赖丰=汤浅氏——水户德川宗尧=德川吉孚之女美代姬——宗翰=榊原氏——治保=一条道香之女八代姬——治纪=外山氏——齐昭=有栖川宫织仁亲王之女登美宫吉子——庆喜

1837-1913，1866-1867在位，大将军取消，改称公爵

正室：贞肃院藤原美贺子（左大臣一条忠香之养女，今出川公久之女）

十六代家达

血统：德川吉宗=谷口正次之女深心院阿梅——一桥德川宗尹=细田氏——治济=丸山氏——田安德川齐匡=篠崎氏——庆赖=高井氏——家达

1863-1940，1868-1940出任德川家宗家当主，1929-1940日本红十字会会长，1903-1933贵族院议长

正室：藤原泰子（左大臣近卫忠房之女）

十七代家正

血统：德川家达=泰子夫人——家正1884-1963，1940-1963在位，悉尼总领事，加拿大公使，土耳其大使，1946-1947贵族院议长

正室：源正子（岛津忠义公爵之女）

嫡子十八代继承人家英，早卒

十八代恒孝

血统：见德川庆喜血统。水户德川治保=前田氏——高须藩主松平义和=平松氏——松平义建=古森氏——陆奥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新选组的支持者）=会津松平容敬之女——松平恒雄（驻美国英国大使，参议院议长）=锅岛直大侯爵之女信子——松平一郎（东京银行行长）=徳川家正公爵之女丰子——恒孝

1940-今，1963-今在位，日本邮船社长

正室：寺岛幸子（萨摩藩士寺岛宗从伯爵之女，母亲为细川护熙首相的亲姑姑）

嫡子德川家广

织田家家谱

　　平重盛——织田亲实——亲基——亲行——行广——末广——基实——广村——真昌——常昌——常胜——教广——常任——胜久——久长——敏定——信定——信秀

织田信秀

生没年：1510-1551

父：织田信定

弾正忠

1527-1538 胜幡城主

1538-1539 那古野城主

1539- 古渡城主

正室：土田御前（父：土田下総守政久）

1534-1582 信长

？-1558 信胜（信行）

1543-1614 信包

？-1555 喜六郎秀孝

庶出：

？-1574 信広

？-1556 守山城主 安房守信时

1545-1570 野夫城主 信治

？-1570 小江木城主 彦七郎信兴

？-1574 半左卫门秀成

1547-1621 长益（有楽斎）

？-1582 又五郎长利

女子（神保氏张夫人）

犬山殿（犬山城主 织田信清夫人）

女子（小岛城主 斎藤秀龙室夫人）

女子（大桥重长夫人）

1547-1583 阿市（浅井长政与柴田胜家夫人）

？-1582 阿犬（尾张大野城主 佐治八郎为兴夫人）

女子（苗木城主 苗木勘太郎夫人）

小幡殿（小幡城主 织田信成夫人）

乃夫殿（津田元秀夫人）

女子（津田出云守夫人）

信徳院殿（小林城主 牧长清夫人）

女子（饭尾尚清夫人）

沓挂城主 中根信照

1552-1573 栄轮院殿（小田井城主 织田又六郎信直夫人）

织田信长

生没年：1534-1582

父：织田信秀

幼名：吉法师

1578 正二位

1917 赠正一位

正室：浓姫、帰蝶1535-？（父：斎藤道三）

侧室：原田直子（兄：原田直政）

1554-1647 信正

侧室：吉乃-1566（父：生驹家宗）

1557-1582 信忠

1558-1630 信雄

1559-1636 徳姫 冈崎殿（冈崎信康夫人）

侧室：坂氏

1558-1583 信孝

侧室：某

1571- 信秀

侧室：兴云院殿 阿锅-1612（父：高畑源十郎）

1573-1615 信吉

1576-1602 信高

？-1643 康清院殿 振（小川城主 水野忠胤和佐治一成夫人）

侧室：土方雄久之女

1574-1624 信贞

？-1609 信好

？-1600 长次

1558-1641 相応院殿 冬姫（蒲生氏郷夫人）

1567-1616 秀子 上野御方（筒井定次夫人）

1574-1623 玉泉院殿 永（加贺金沢藩二代藩主 前田利长夫人）

1574-1653 报恩院殿（丹羽长重夫人）

侧室：慈徳院殿（信忠乳母）

？-1603 三之丸殿（豊臣秀吉侧室和関白 二条昭実北政所）

1567-？ 阿鹤（中川秀政夫人）

女子（万里小路充房夫人）

？-1608 月明院殿（従三位権中纳言 徳大寺実久夫人）

？-1571 养女龙胜寺殿（武田胜頼夫人、生父：美浓苗木城主 远山友忠）

养女某（大纳言 二条昭実侧室）

养女某（滝川一益夫人）

养女某（畠山昭高夫人）

养女某（筒井顺庆夫人）

不详所出：

1568-1585 羽柴秀胜

？-1582 犬山城主 源三郎胜长

织田信忠

生没年：1557-1582

父：织田信长

幼名：奇妙丸

初名：信重

1577 正三位

1577 左近卫中将

婚约者：松姫（父：武田信玄）

正室：塩川长満之女

1580-1605 秀信

1581-1625 秀则

女子

织田秀信

生没年：1580-1605

父：织田信忠

幼名：三法师

1596 従三位

1596 中纳言

正室：豊臣秀胜之女

织田信孝

生没年：1558-1583

父：织田信长

幼名：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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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织田家家谱 ——转贴

1568-1582 神戸信孝

岐阜城主

正室：神戸具盛之女

羽柴秀胜

生没年：1568-1585

父：织田信长

义父：羽柴秀吉

幼名：次

丹波亀山城主

権中纳言

正三位

妻：毛利辉元之养女

织田信雄

生没年：1558-1630

父：织田信长

义父：北畠具教

幼名：茶筅丸

初名：具豊、信意、信胜

1571-1582 北畠具豊

1585 正二位

1585 内大臣

大和松山藩初代藩主

正室：千代御前 雪姫（父：伊势国司 北畠具教）

1583-1610 秀雄

-1574 但马守 高雄

1586-？ 阿小姫

女子（义父：豊臣秀吉）

？-1641 女子（加贺守 佐佐一义室）

继室：木造具政之女

1584-1626 信良

侧室：某

1590-1674 高长

长雄

女子（丹后守 土方雄氏夫人）

女子（生驹直胜夫人）

女子（佐佐木政胜夫人）

侧室：津田氏

？-1666 伊予守 信为

？-1651 侍従正五位上 良雄

织田信良

生没年：1584-1626

父：织田信雄

上野小幡藩初代藩主

1623 従四位上

1623 左少将

正室：大纳言 久我通兴之孙女

1625-1650 信昌

侧室：某

猿千代

女子（骏河府中藩主 徳川忠长夫人）

女子（能登守 稲叶信通夫人）

织田信昌

生没年：1625-1650

父：织田信良

幼名：百介

1626-1650 上野小幡藩二代藩主

1648 従四位下

1648 兵部大辅

正室：某

1643-1714 养子信久

女子（高家 织田长迢夫人）

织田信久

生没年：1643-1714

父：大和松山藩二代藩主 织田高长（信长之子信雄之子）

义父：织田信昌

幼名：左门

1650-1714 上野小幡藩三代藩主

1657 従四位下

1692 越前守

正室：能登守 稲叶信通之女

1661-1685 信盛

1663-1693 信知

侧室：某

1661-1731 信就

信允

女子（筑后守 木村纯尹夫人）

织田信就

生没年：1661-1731

父：织田信久

幼名：八、伊织、帯刀

1714-1731 上野小幡藩四代藩主

1714 従四位下

1722 侍従

正室：某

1703-1733 信房

信常

信乗

1713-1762 信右

长顕

女子（津田正春夫人）

1723-1764 信富

长季

织田信右

生没年：1713-1762

父：织田信就

1731-1759 上野小幡藩五代藩主

1736 従四位下

1736 兵部大辅

正室：常陆府中藩三代藩主 松平頼明之女

侧室：某

1741-1757 従五位下越前守 信贲

女子（九鬼隆贞夫人）

信尹

1723-1764 养子信富

织田信富

生没年：1723-1764

父：上野小幡藩四代藩主 织田信就

义父：织田信右

1758 従五位下

1758 和泉守

1759-1764 上野小幡藩六代藩主

正室：某

1745-1783 养子信邦

养女某（上野小幡藩七代藩主 织田信邦夫人、生父：织田信乗）

织田信邦

生没年：1745-1783

父：高家 织田信栄（信长——信雄——高长——长政——信清——信荣）

义父： 织田信富

幼名：五百八

1764-1767 上野小幡藩七代藩主

1764 従五位下

1764 美浓守

1767 因明和事件取消当主之位

正室：织田信乗之女、织田信富养女

信易

1751-1818 养子信浮

织田信浮

生没年：1751-1818

父：高家 织田信栄

义父：织田信邦

1767- 出羽高畠藩初代藩主

1772 従五位下

1775 左近将监

正室：土佐守 一柳末栄之女

女子（淡路守 田沼意明夫人）

继室：长门守 相马恕胤之女

继室：能登守 小笠原长恭之女

信美

侧室：某

民松

长义

长郷

织田信美

生没年：

父：织田信浮

幼名：百太郎

1818-1831 出羽高畠藩二代藩主

1831- 出羽天童藩初代藩主

正室：某

信学

织田信学

生没年：1819—？

父：织田信美

-1868 出羽天童藩三代藩主

1868 奥羽镇抚史先导

正室：系子

信敏

寿恵丸

织田信敏

生没年：1853—1870

父：织田信学

1868 出羽天童藩四代藩主

养子信恒

织田信恒

生没年：

父：相马诚胤（源氏佐竹义重——岩城贞隆——佐竹义隆——义処——相马叙胤——徳胤——恕胤——祥胤——益胤——充胤——诚胤）

义父：织田信敏

农林政务次官

日本放送协会理事

子：信正

织田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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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找到这2个 今川不好找啊

田姓的起源与发展- -

田姓是我国大姓之一，在当今中国大陆姓氏中排名第五十八，在台湾排名第七十九。田姓源头众多，历史最久远的当属出自妫姓的一枝。妫姓相传是舜的后裔。武王灭商后，为便于国家的治理而追封上古圣王的后裔，妫姓中的妫满因此被封为陈侯，其所在的陈，大致位于今天河南开封以东，至安徽亳县以北，都城宛丘，就是今天河南周口市淮阳县。妫满史称胡公满、陈胡公。其后裔以陈为姓。春秋时，陈历公之子子陈完为避祸逃亡齐国，齐桓公封他于田，陈完以地为氏，改称田氏，田完成为田姓始祖。此事在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通志·民族略·以国为氏》载：“田氏即陈氏，陈历公子完，字敬仲，陈宣公杀其子御寇，敬仲避祸奔齐，遂匿其氏为田。”《姓纂》载：“妫姓，舜后，陈厉公子完，字敬仲，仕齐，或号田氏，……”《通志氏族略》载：“田氏即陈氏，陈厉公子完，字敬仲；陈宜公杀其太子御寇，敬仲惧祸奔齐，逐匿其氏为田。陈、田，声近故也。”《姓氏考略》载：“陈公子完奔齐，以陈氏为田氏，田陈相近，故可互称，望出北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载：“完，奔齐，以国为姓，既而食采于田，又为田氏。”

田姓另一枝较早的源头可追至传说中农神田祖，《姓氏急救篇》中记载田祖的后裔以田为姓，但这一说法缺乏充足的史料佐证。

田姓自得姓后，其发展是十分迅速的。除了田姓人自身的繁衍外，其他各姓和各族人出于各种原因的加入也促进了田姓的发展。如《金史》记载女真族的呵不哈姓改为田姓。金朝建立后，由于受宋文化的影响，开始有女真人改姓汉姓，金初的世宗、章宗等，为禁止这种行为曾明令，“禁止女真人得译为汉姓”、“犯者抵罪”。但此举并未收到多大成效，女真皇族中的一些人冲破禁令，改姓汉姓，致使百姓纷纷效仿，到金末时已经有数十个女真姓改为汉姓，呵不哈姓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改为田姓的；宋朝庆元年间，绍兴年间进士，宁宗朝官拜左丞相的留正因为“庆元党禁”而遭罢逐，到绍兴隐居。明朝洪武初年，其后裔去掉留字上的卯，以田为姓；还有一支田姓是明初大臣黄子澄的后裔。“靖难之役”后，朱棣击败惠帝，随后便对主张削藩的大臣进行屠杀，黄子澄被俘后不屈而死，其子为避祸而改为田姓，其后裔就以田为姓；土家族中的田姓人很早就见诸于史籍，如《南齐书》等史籍中都有记载。目前脉络较为清晰的土家族中的田姓是湘西的一支土家族田姓，清朝江苏无锡人顾彩《容美纪游》中称容美当时的司主叫田舜年。有学者根据田舜年编修的《容阳世述录》和《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史籍由田舜年一支田姓依次上溯为田甘霖、田玄、田楚产，田宗愈、田九龙、田世爵、田秀、田保富、田潮美、田胜贵、田光宝、田乾宗(土家浯名为田先什用)和元朝的墨施什用，墨施什用再往上的裔承关系已难以考证，不过由此可以得知，这支田姓诞生于元朝；台湾原住民中也有许多田姓人，台湾原住民中田姓的来源有多种，其中一枝比较特殊，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一位纹面老人叫田贵实，他的父亲叫西畔·乌茂，并不是姓田，日本侵占台湾时，将大批高山原住民强行迁至平地，田贵实的父亲就在当时被强迫迁下山，并被取了一个日本名字“材田三郎”，抗日战争胜利后，户籍人员进行姓名登记时，他的父亲告诉户政人员喜欢种田，因此就被登记为田姓，井因为人多、钱多、土地多而被登记为“田三多”。

三百多年前，朝鲜国高官田好谦致士还家，银丝华发垂垂老矣，含饴弄孙。

人至暮年总会想起很多往事，孙儿们常常听祖父念叨故国旧事，每每谈及，祖父的目光总是望着遥远的故乡——华夏大地。

早年他因意外流落异国，转眼已风烛残年，却无法落叶归根。儿孙绕膝也难解心中郁结，幸而有生之年无法完成之事，尚可托付于后世子孙。

指着故乡的方向，他一遍又一遍地嘱咐：那是广平府风正村，我们的祖先就在那里，千万不要忘了。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回去认祖归宗，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根。

田氏田好谦这一分支，远离故土，在朝鲜国定居，三百多年间逐渐发展成一个大家族。他们被冠以韩国田氏家族之名，却深知根在中国。

他们牢记祖训，跨越近四个世纪，开始艰难曲折的寻根之旅。

庞大的田氏家族发源于华北平原，后迁徙移居到全国各地，其中一分支就搬迁到了河北风正村，在这里落地生根。

风正村田氏家族绵延几代，家世平平，到明朝时家族方兴盛起来。明朝商业发达，田家也开始经营生意，经历了几代人的努力，家族生意逐渐做大。

发展到田好谦祖父一辈，开始走入官场。他的祖父在朝廷身居要职，由此一来，家族生意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

到明崇祯年间，田家的生意甚至做到朝鲜附近，开始跨国贸易。

一日田好谦奉命前往朝鲜附近的岛上，结算来往账目，谁料此行成他人生的转折点。此时明朝已是穷途末路，清军虽未入关，但皇太极早已称帝建朝，大局已定。

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并通知朝鲜王朝进贡朝贺。然而朝鲜仁祖一心效忠明朝，誓死不从，皇太极盛怒之下派兵攻打朝鲜。田好谦一行人措手不及，在岛上遇袭，被清军俘虏。

清军见他相貌端正、气度不凡，而且并非朝鲜人，乃大清子民，于是便将他放了。身无分文的他无法还乡，就流落到了附近的朝鲜国。

当时的朝鲜王朝，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全国皆使用汉字。田好谦流落到朝鲜后，因为汉字写得好，被一将军收入门下。

他从小饱读诗书，深谙中华传统礼节，做人行事彬彬有礼。同行的还有十几个中国人，他身处众人间如鹤立鸡群，卓尔不凡。

人品才学俱佳，将军非常尊重他，待他与旁人不同，经常向他请教问题，还帮助他适应当地生活。

国家正处于混乱阶段，一时之间也无法回去。既来之则安之，生活工作尚可，于是田好谦就安心留下了，等到时机成熟再回去也无妨。

可没想到他的后半生，再也没机会踏上家乡的土地。

在朝鲜停留八年期间，将军对田好谦像朋友一样，给了他很多帮助。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让他彻底得到了这位将军的信任。

将军事务繁忙，顾及不暇，谁知他的部下趁机发动叛乱，企图夺权。田好谦得知后沉着应对，利用自己的智勇和谋略，帮助将军顺利度过危机。

这让将军更加对他刮目相看，并且非常感激，一心想要提拔他。但是他一直推辞，只说是报将军知遇之恩，还谦逊地说自己朝鲜语欠佳，难以担当重任。

不过金子散发的光芒，始终会吸引到更多的人。他在将军手下尽心做事，多次立功。胆大心细还有智谋，锋芒毕露，很快就受到了朝鲜孝宗的赏识。

孝宗将他调到身边，委以重任。凭借自己的才智和胆识，他的官位也一路擢升，逐渐成为朝鲜王朝重要官员。

一朝流落他乡，人生地不熟，只能小心翼翼地摸索。幸好田好谦机智聪慧，化险为夷，最后还能在朝鲜国有所作为，实在是难得。

虽然在朝鲜的生活和事业顺风顺水，但他心里却一直想回国，也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一直认为待在朝鲜只是权宜之计，有朝一日还是会重返家乡。

可事与愿违，田好谦等了一辈子，也没能再见故乡的亲人一面。

田好谦在朝鲜做官期间，娶妻生子。他的妻子是浙江人氏，所以他很满意这桩婚事。不过早年他在家中已娶过一妻，并育有一子。

他后娶的妻子温柔贤惠，生下七个孩子，为后来田氏家族在朝鲜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田好谦子孙后代众多，晚年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

他彻底在朝鲜落地生根了，眼看自己年事已高，返乡无望，心里十分难受。为了缓解思乡之情，每到家乡祭祖之日，他都会将全家老小带到海边，朝着家乡的方向跪拜。

年纪越大，田好谦就越是容易情绪激动。他每次向孙子们说起往事，眼泪就止不住的下来。孙辈们不忍看祖父如此伤心，依着他的回忆和描述，照葫芦画瓢在家附近建了一个假的“风正村”。

重病的他一直咽不下一口气，嘴里嘟囔着要回家、回去、故乡……他的家人将他抬到“风正村”，迷迷糊糊的田好谦以为真的回到了故土，心满意足，那之后没多久就安心地走了。

田好谦的灵魂，想必早已飘回了自己的家乡。

他的子孙们也被祖父感动，一直铭记他的遗训，要回到风正村，认祖归宗。这逐渐成了他们家族的祖训，代代相传，正是由于田好谦的坚持，才最终指引田氏家族找到自己的根。

落叶归根，是中国人刻在灵魂深处的执念，古人尤其看重。到了今天，即使很多年轻人说并不在乎，其实一旦到了那一天，想到的还是魂归故里。

田好谦去世后，留下了丰厚的房产和地产，田氏在朝鲜的发展越来越好。他的子孙后代都非常有出息，因此官位得以传袭下来。

他们没有放弃过寻根之路，清康熙年间，田好谦的儿子田得雨出使京城，一到地方他就四处托人打听“风正村”的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探听到两位田家后人的消息。

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如果贸然前往恐会误了出使之期，在得知他们的住处后，田得雨只能寄去书信。

远在风正村的田家收到信时，急忙赶往京城，但此时田得雨早已返回朝鲜，他们也就彼此错过了。不过两家并没有断了书信来往，并将所有信件小心保存下来，只可惜两边从始至终都没能见上一面。

田得雨返回朝鲜后，同家人商量，将寻根的任务写入家谱，留与子孙后代。并且田家子孙死后，墓碑上一定要刻上“广平府田氏”五个大字。

田得雨是朝鲜著名的大将军，曾立下赫赫战功，他的墓碑，至今还保存完好。

如此，远在朝鲜的田氏子孙，每一代都将自己是中国人刻在心中，从未忘记。经过了367年，期间两家的书信往来一度因为战乱而中断。

不过双方都没有放弃过，直到2004年，分离了将近四个世纪的亲人才得以相见。韩国的田氏家族赶到河北风正村，两边一起举行了认祖仪式，双方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

寻回根的韩国田氏家族，在当地创办风正小学，设立奖学金。除此之外还尽力促成韩国企业与当地的合作，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继田好谦离散之后，这长达367年的分离终于结束，流浪在外的田氏子孙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

他乡再好，终究不是自己的故乡。生于何地，也将死于此地，这是千百年来每个中国人，最简单最纯粹的想法。

亲身经历过离乡背井之苦，才更懂得落叶归根这四个字有多么重要。无论身在何处，永远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这样的归属感是任何情感都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