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十种文化的交融

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市，地处太平洋西岸环渤海弯边的华北平原东北部，位于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总面积119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剖析和阐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厢文化、寺庙文化、移民文化、军旅文化、漕运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个方面融合而成的。

1、海河文化

天津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直接影响着天津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天津城市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河海交汇形成的水文化。以此为滥觞，又派生出运河文化、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说：“水”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一要义。水文化的流动性，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天津从村落开始，就借助与水密切相关的鱼盐之利而发展；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天津又和黄河、长江水系相连，南粮北运以及盐业的发展，使天津成为河海交织的航运码头，从而促进了漕运、商业、贸易的发展。天津在明清两代是拱卫京师之门户、河海转运的枢纽、贸易繁茂的商埠。在当时，粮、盐贸易为其两大经济支柱，而鱼、盐是天津两项重要的财源。

2、城厢文化

老城厢是天津形成和发展的摇篮，从建城以来，直至20世纪20年代，老城厢始终是天津市的中心区。1901年，城墙拆除，在原址建成东南西北四条马路。老城分四个居住区，即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筑风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建筑宏伟，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区，地势低洼，是贫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素有“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贱，西门贫”之说。

城厢文化属于上层儒雅文化，如果说：明正德十一年（1516），天津记载中的第一座官署园林——浣俗亭（筑于户部分司官署内），开创了天津上层儒雅文化建设的先河；那么，天津城四面的门额——“拱北、定南、安西、镇东”——和鼓楼上津门诗人梅宝璐撰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则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里是文风鼎盛、名流荟萃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庙、问津书院、会文书院、中营小学等为天津教育的发展居功至伟。严修、张伯苓、林墨青、刘宝慈等教育家，在老城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有名人故居多处，如著名书法家华士奎、实业家范竹斋、古文字专家王襄、教育家马千里、书法家孟广慧、小说作家刘云若等人的故居。还有大院宅第多处，如仓廒街徐家大院、北门里卞家大院、东门里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门里祁家大院、二道街于家大院、东门里杨家大院等

3、寺庙文化

有些学者认为，从信仰习俗层面分析，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点是妈祖崇拜，因而说“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城”。天津妈祖文化虽地位显赫，但并不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在天津，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以及外来宗教文化各行其是——以天后宫为代表的妈祖民俗文化、以祭祀孔子的文庙和祭祀关羽的武庙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大悲院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玉皇阁、吕祖堂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清真大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以及以望海楼、老西开教堂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在这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状况。究其原因，一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发展时间不长，传统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罢黜百家，因而缺乏束缚力；二是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土著人口较少，故而风俗与信仰处于混杂和互不相扰的局面。

旧时，天津民间信仰多种神灵，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门，孤独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惧灾祸的避祸心理，加之各地移民来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间宗教传说，就形成了天津民间的多神崇拜。随着文明普及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庙为名的街巷，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却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上和记忆中。

4、移民文化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是说，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谋生出路，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二是以码头苦力、人力车夫、家庭雇工、理发、垃圾清理、废品回收为生；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中层移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们荟萃津门，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层移民——军阀政客、清朝遗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绅，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总之，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5、军旅文化

十五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犹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作为军事卫所，戍守的军士成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历代屯田士兵、漕运水手，以及李鸿章驻津的淮军、袁世凯在津训练的新军，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两代，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以扶弱济贫、打抱不平为尚。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都显示出天津人勇猛顽强的性情。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典型地体现出天津哥们儿的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闲事、火气暴烈，甚至“逞强好斗、滋事挑衅”的风气。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形成了早年青帮、脚行、混混儿等得以在天津码头独霸一方的社会环境。

　　韩

　　姓氏起源：

　　出自姬姓，以邑为氏或以国为氏，为唐叔虞之后裔。曲沃武公灭掉了周成王之弟所建立的韩国，封其小叔叔姬万于韩，称为韩武子，武子的曾孙韩厥以封邑为氏，称韩氏。韩厥7世孙建立韩国，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后，其宗室子孙遂以国为氏，称韩姓，并大都聚居于颖川郡。

　　是周代晋国的始祖唐叔虞的后代。唐叔虞是周成王的弟弟，叔虞儿子被称为晋侯。晋侯的后代毕万，曾被封在韩原。毕万的后代就用封邑为名"韩"作为姓氏。

　　以国为姓。韩国为战国七雄之一，开国君主是春秋时晋国大夫韩武子的后代虔。韩被秦灭后，韩国国君的后代，有的就以国名"韩"为姓。

　　以少数民族的复姓改为韩姓。后魏，鲜卑族有二字姓"大汗"氏，孝文帝改革时，以"汗"与"韩"音相近，改单姓韩。

　　以人名为姓。传说，上古时黄帝有子昌意，昌意生子韩流，其后有韩经，尧时为仙人，韩经之后遂为韩姓。

　　聚集地：

　　迁徙分布

　　秦灭韩，"尽其地为颖川郡"，并以韩国旧都阳翟为治所，此后，"颖川"便成为韩氏的发展繁衍中心。秦汉时期，韩氏播迁于今江苏、浙江、四川、山东、甘肃、河北、北京及北部一些地方。其中，韩襄王子孙韩王信于西汉初逃到匈奴，其子颓当、孙婴于汉文帝时归汉；西汉末年，颓当的玄孙韩骞，避王莽之乱，徙居南阳堵县。唐宪宗时，河南河阳人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是为韩氏入广东最早者。唐朝末年，河南固始韩氏随王潮、王审之入闽，在福建安家落户，清代康熙年间，大陆韩氏已有迁入台湾者，此后，有的向海外发展，移居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及欧美一些国家。

　　台湾的韩姓，多在台北、基隆、阳明山、新竹、台南、台中、高雄等地，人数最多的是新竹县。台湾文献所载，韩氏由闽、粤入台，始于清康熙年间。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朱一贵起义有位叫韩任贤的义民已住在下淡水港多年。当然，这位韩任贤并不是韩氏入台的始祖，在他之前还有先人，有待进一步考据。不过大陆韩姓大批入台则是清康熙之后的事了。

　　堂号

　　"泣杖堂"：汉朝时候，韩伯愈最孝。一次他犯了过，母亲用拐杖打他，他的眼泪像下雨一样掉下来。母亲很奇怪地问："我过去打你，你都是欢欢喜喜地接受，今天为什么掉泪呢？"伯愈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对母亲说："娘呀！过去您打得疼，我知道母亲健康有力，所以喜欢；今天杖落在我身上，我一点儿感不到疼了，我知道母亲体力衰弱了，所以难过得掉泪。"

　　"昌黎堂"：唐朝大文学家韩愈，河北昌黎人。他一生从事古文运动，反对骈体文的华而不实，主张恢复秦、汉时的散文体。历史上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韩姓堂号也为"颖川"、"南阳"。

　　家乘谱牒

　　山西：汾阳韩氏支谱不分卷、汾阳韩氏支谱四卷、洪洞韩氏家谱

　　上海：松江韩氏支谱二卷、韩氏文若公支宗谱

　　江苏：韩氏宗谱二卷、韩氏家乘十二卷、云东韩氏家谱五卷、晋阳韩氏世谱

　　浙江：萧山义桥韩氏家谱十卷、湘南韩氏宗谱六十八卷、相韩家谱、咸安韩氏宗谱十六卷

　　安徽：韩氏宗谱不分卷、南阳郡韩氏族谱

　　甘肃：礼县韩氏家谱不分卷、韩氏世系源流四卷

　　江西：袁郡韩祠主谱三卷、韩焕先祠主谱四卷、韩氏族谱、韩氏荣公支谱

　　历史名人：

　　韩 信：西汉初期官至大将军，封为楚王，后贬为淮阴侯。著名军事家。他智勇双全，治军严明，辅佐刘邦平定天下，屡建奇功，运筹帷幄于千里之外，有"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之颂。与张良、萧何并称"兴汉三杰"。著有《兵法》三篇。

　　韩 愈：唐朝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首，首开宋明理学之先河。他还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被称为"百代文宗"。

　　韩世忠：南宋大将。他与岳飞同是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先在河北屡败金兵，后驻镇江曾以八千兵迎击金兀术，激战黄天荡，金兵闻之胆寒。

　　韩 非：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创始人韩国公族，与李斯同师事荀卿。他纵观天下形势，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缘道理以从事"，实现"法、术、势"合一，以收"道法万全"之效果。

　　胡

　　姓氏起源：

　　关于胡氏的姓氏来源说法为下：

　　根据《元和姓篡》等史籍记载，胡氏的姓源可以追溯到上古圣君虞舜的妫姓后裔。这样说来，其胡姓始祖，应当是三千多年前被周武王封为陈地的胡公满了。胡公满是虞舜的第三十三代孙，周武王的东床快婿，被封为陈侯。由此可见，中国胡氏的先祖是正统的虞舜后裔，黄帝子孙，并非后来入侵中原的"五胡"后代。

　　胡氏还有两支源于古代的国名。周代有两个胡子国。一个在今河南，是西周初分封的周朝同姓诸侯国。它曾参与以楚国为首的联军去攻打吴国，后来又跟随楚国与吴国作战，楚国回师途中顺便吞并了胡子国。另一个胡国是归姓，在鲁定公时被楚国灭掉。这两个胡子国亡国之后，王族子孙都以原国名为姓，又形成两支胡氏。

　　在胡氏中，曾经出现过复姓胡母氏。胡母氏这一复姓，得姓于齐宣王之时，距今有两千四百八十多年的历史。胡氏复姓，开始也很盛行。秦时，有太史令胡母敬，汉时有胡母生和胡母班。晋代以后，胡母复姓渐渐被"胡"这一单字姓氏所代替。由于其后世子孙大多改姓为胡，使得胡母复姓所传日渐减少。这大概是这一胡母复姓传之不多，至今仍然为数稀少的原因之一吧。

　　胡姓中，除了源自黄帝后裔的这一支外，外族改姓胡的也为数不少。汉代以后，特别是五胡乱华之时，进入中原的外族，纷纷"改姓胡氏"，为汉族胡氏冲添了新的成分，使得后来胡姓的繁衍，又多了一支世系。

　　聚集地：

　　迁徙分布

　　至于胡氏的源地，当然是周初的封地陈国了。即今天的河南省淮阳县。从此之后，胡氏以此为源地，其后世子孙逐渐向四处延伸。经过数代的繁衍，先后南达新蔡，北到山西，并成为当时的胡姓望族。再以后，又由新蔡和山西两地的胡姓向其他各地迁居、繁衍，致使遍及了全中国。

　　胡氏南迁，始于西晋末年。胡氏的后代，从中原渡江南下，先迁到安徽，然后又从安徽再迁至福建。最后由福建迁居入台湾。台湾的胡姓，至今已遍及全省。不过，居住较为集中并且人数最多的，则是台南、台北、彰化和新竹等地。

　　三、堂号

　　胡氏堂号主要是"澹安堂"。得名是由于宋朝胡诠所著的《谭安集》。

　　四、家乘谱牒:无。

　　历史名人：

　　胡姓始祖，虽然可以追溯到周代的满文公，可谓渊源久远。但是胡氏在早期能够名垂史册的，却并不多见。能数得上的，只有春秋时期的名士胡衍。他以其大义化解蒲邑之危而名盛于世。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然而到了秦汉，胡氏有极为出色的表现。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学篇》七章，称为"秦篆"（即后来所称的小篆）；经学家胡母生，著《春秋公羊传》。胡安，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曾在白鹿山聚徒受经，司马相如便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胡烈，则是一位出名的好官，他在担任襄阳太守时，筑堤灌园，曾被老百姓歌颂为"譬春之阳，如冬之日。"

　　唐宋时期，是胡姓人氏才华横益、人才辈出的兴盛时期。唐代时有诗人胡曾，宋代教育家胡安定，经学家胡安国，学者胡直等。宋代教育家胡安定，开创宋代理学的先声，曾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主张，并且把讲学分经义和治事两斋，严立学规，以身示范。至于胡安国，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宋朝在王安石施行新法的时候，曾废弃先秦时期最为精辟的智慧结晶"春秋三传"，将之摒诸学宫的大门之外。要不是胡安国的矢志"抢救"，今天呈现在国人面前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很可能就是两样了。胡安国对于整个中华文而言，可谓是功高五岳，难怪他身后会被从祀于孔子庙，千秋万世受人瞻仰。

　　元代之后，史学家胡三省，明时文学家胡应麟、胡震亨，清时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军事家胡林翼等，也是胡氏中名垂千秋的人物。

　　明代在文化领域较有成就的胡姓人物有学者胡居仁、胡直，伊斯兰教学者和经师胡登洲。明末有胡正言，擅治印、绘画，与刻工汪楷等合作，改进了彩色套版印刷术。

　　近现代的胡姓名人主要有：国民党右派首领胡汉民，著名学者胡适，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胡正详，小说家胡也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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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之眼，即天津永乐桥摩天轮，是世界上唯一建在桥上的摩天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