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姓的来源

汉族说法：

1 来源于一种称为蒲草的植物。东晋时期怔北大将军、冀州刺史

苻洪的家中有一个水池，里面长了茂盛的蒲草。很多人看到以后都感

到奇异，于是人们就把他家称为蒲家。得到蒲姓。

2 同样来源于蒲草。传说古时西羌族的酋长的家中有一个池子，其中生长的蒲草长约五尺，节子象竹节一样，人们于是把酋长一家称

为蒲家，后来他们家也以蒲为姓。

3 来源于封邑名。相传夏朝时舜帝的子孙被封在蒲坂，于是他的

子孙就把蒲作为自己的姓氏。

蒲氏家族，跟一种叫作“蒲”的水草很有关系，因为当初如果不是突然有五丈高的蒲生长在他们先人居处的水池里，则这个家族不可能会以蒲为姓。

关于蒲氏的得姓经过，《十六国春秋》的《前秦录》上有一段记载，说明得最为清楚：“其先有扈氏之苗裔，其后家池生蒲，长五丈，时感异之，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另外，《晋书苻洪传》也指出：“其先家居池中生蒲，皆长三丈，因号蒲家，遂以为氏，后为苻氏”。

当时，不管蒲氏先人家池中的蒲，究竟是五丈高还是三丈高，这种情形的确令人惊异，则是完全一样的。蒲姓的人得姓于此，也真可以说是饶富趣味了。

蒲氏血缘所出的有扈氏，根据考证，是上古圣君夏禹的苗裔，三代以后，世代都是西羌的酋长。正由于他们世居西羌，又出现于南北朝所谓胡人纷纷入侵中原的时候，所以常常被人误会他们也是外来的胡人，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实际上，蒲姓的人都是最为光荣的炎黄子孙呢！

蒲氏之实际上为黄帝的子孙，而不是后来外来的种族，可以在《路史》一书上找到有力的证据，该书指出：“系出姒姓，有扈氏后，世为西羌酋长。”

上古的另一位圣君虞舜的后裔之中，据说也有以蒲为氏的。《万姓统谱》一书指出：“夏封舜于蒲州，因氏，望出河东”，即为明证。

古时以蒲为名的地方，大致有两处，一处在现在河北省长垣县，是春秋时代卫国之地；另一处在今山西省隰县的西北，俗名斩祛垣，则是当时晋国的一个邑。以蒲为姓的虞舜后裔，究竟跟这两个地方有没有直接的关连，就没有确实的资料可资考证了。

回族说法

回族中的“蒲氏为唐宋时回教商人常用之姓。”（《中国伊斯兰史存稿》）早在南宋时，福建泉州就已经是“回半城”“蒲半街”了。蒲姓的来源也比较广。如回回名“普刺”（蒲拉）就可以转化为蒲姓。同时，蒲姓又“是由Ahu的读音而来，而阿拉伯的人名之前，多加 Abu一字，中国读其音为’阿蒲’，后省其’阿’，则视为其姓’蒲’了。”（《回教徒与中国历代的关系》）作为地名和部族名，也是蒲姓的一个来源。如北宋前后把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称为“蒲克”，把沿海地区的外国人（多为穆斯林）和居住地称为“藩浦”、“蒲（铺）速满”等，这些“浦”和“蒲”后来都变成了蒲姓。此外，中国在北宋时对留居中国的外国人实行了一整套的“都蕃”和“蕃长制”管理。这期间，外国人凡加官进爵或入籍注册，就有可能被冠以一个特定的中国姓氏——蒲姓。如蒲思马应、蒲河散、蒲麻勿图婆离、蒲希密等（均为回回名前冠蒲姓）再有，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载：“蕃俗，本占城人（今越南平定省一带），宋元间因乱，挚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蕃邦、蕃浦。今编户人所，三亚里皆其种类也。其人多蒲姓……其言语像貌，与回回相似。”这一部分蒲姓，是越南穆斯林带入回民中的。

蒲姓回族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和甘肃天水地区。蒲氏家族是我国穆斯林后裔中的名门望族。宋、元时期在粤闽地区孚负盛誉，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航运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据初辑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总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宗支图”所记，蒲氏在广东的后人计有八房，其中三世伯蒲蔓房往海南贸易，迁居今海南岛儋县，其后人大部分就地汉化、黎化（改姓符）；一部分迁往三亚羊栏。现羊栏蒲姓回族有两支，即大陆蒲姓与占城蒲姓，互相可以自由通婚。以上内容，抄来的。

家谱一般分两部分，悬挂中堂的谱幕，谱幕只记录去世的族人，按家族大小可分三年、五年、十年一续不等。

第二部分是谱书：

谱书同谱幕不同，所有家族成员，无论是生是死、尽具所知，当祥细入册，包括先人照片、先进业绩、妻子姓名，娘家住址、姑太太出嫁哪里，姑爷姓名、外甥姓名以及在世族人的祥细情况当全部入册！

扩展资料：

家谱作用：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记载，通过家谱，能够了解当时的历史面貌、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了解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情况。

相传它是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和正史、方志一样重要的历史典籍，是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家谱是一个巨大的资料宝库，可供从事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民族学、文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学、姓氏学的研究人员从中查询资料，寻找依据，进行研究。

家谱的作用主要有：

1、宗法思想研究资料。

家谱和宗法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宗法制度是封建王朝维护其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而家谱的族规、族约、家法、乡约等，正是加强宗法制度的有力工具。

2、家庭道德研究资料。

族规、家规中保留了许多对我们今天极为有益的东西，如孝父母、和夫妇、勉讳书、尚节俭、戒赌博、戒*秽、戒懒惰、戒奢侈等，对我们建设现代家庭道德和精神文明都有很好看借鉴意义。

3、家族制度研究资料。

家族制度是利用血缘关系统治族人的社会制度。在许多家谱中都有家族制度的极为详细的资料，如家族的组织系统、家族的财产管理、家族的赈济方法等，为我们研究家族在古代社会中的地位、作用、组织形式、管理方法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4、经济史资料。

家谱中保存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家族的集体田产如祠田、坟田、庄田、山林等的数量、形成、经营、管理、收支情况等。有的家谱还记录了家庭成员经商、贸易的事迹。这都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经济史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5、人口问题资料。

家谱的中心部分是家族人口的世系传承，在家谱的“房派图”、“支派分布图”、“迁徙图”、“先世考”、“世系图”以及家谱的一些序跋中，记录了家族人口的数量、迁徙、分布、婚姻状况等资料，可提供人口学研究者使用。

6、历史人物传记。

家谱是世系的记录，许多家谱中既有简单的世系，又有十分详细的传记、行状、墓志、年谱等，对研究历史人物及其家世大有帮助。

7、民族史资料。

有的家谱记载历史上少数民族情况甚详，更有些少数民族家谱，它们是研究少数民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如清代蒲慎斋纂修的《泉州蒲氏族谱》是回族家谱，记述了当地回族的一些情况；而辽宁《庄河金氏家谱》则是满族家谱，金氏是康熙皇帝四辅政大臣之一鳌拜的后裔。

8、地方史志资料。

家谱是地方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方志中所包含的内容如选举、职官、人物、户籍、祠宇、碑记、艺文等，在家谱中也是重要内容。

9、教育史资料。

家谱中一些重要的章节载录了许我教育史资料，如在族规、家法、仕宦录、科甲记、教育志、族墅、传记等就载有宗族教育、学校、科举、劝学措施、教育方法的内容。

10、民俗学资料。

家谱还是一个民俗学资料库，一些家谱在家礼和人物传记里记录了许多民俗内容，尤其是在家礼中的婚礼、葬礼、祭礼等中，本地的风土人情、本族的礼仪风俗都有相当的体现。另外，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民俗、岁时习俗、社会习俗、精神习俗等在各地家谱中都有记载。

11、宗教史资料。

有些家谱是信仰宗教者的家世记录。在这些家谱中，他们对本家族所信仰的宗教一般都给以说明，同时表达他们的宗教观。还有的对本族人的宗教活动、宗教礼仪和习俗详细记述。

12、华侨史资料。

中国沿海地区一些省份的家谱涉及族人出国谋生的历史，包括出走原因、人数、时间、侨居地区分布、职业、所在地生产、生活情况及与家乡、家族的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联系，这为我们进行华侨史研究提供了素材。

13、重大历史事件资料。

中国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都不同程度地记录在家谱中，虽然这些记录并不完整系统，但却十分具体，也是研究者获取资料的一个途径。

除以上所述外，家谱还能提供有关古代妇女、古代伦理道德、遗传学、人才学等多方面的史料。由此可见，家谱作为史书之一，其作用是相当突出的。

家谱是一个家族的发展史。一个家族要发展壮大，除需要雄厚的物质条件外，还需要足以“强宗固族”的精神条件，而良好的家风的形成，正是这种精神条件的基础和内容之一。家谱中所保存的家规、家训以及治有格言等，从一开始就以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态度来讨论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的建设。

-家谱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出生于公元 1640 年，卒于 1715 年，终年 76 岁。蒲松龄一生屡试不第，贫困潦倒，后人用 8 个字便概括了他的一生：读书、教、著书、科考。蒲松龄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文人家庭，由于家道中落，请不起教书先生，便随父读书。他自幼聪慧过人，经史过目不忘。 18 岁完婚，应父母之命，娶本县文人刘国鼎的次女刘孺人为妻。 19 岁初应童子试，便以县、府、道三试第一考中秀才。文章深受山东学政施愚山先生的赏识，一时名声大振。为了求取功名，实现理想， 20 岁的蒲松龄与同乡好李友梅、王鹿瞻、张历友共结“郢中诗社”，潜心治学。现在淄川的留仙湖、般阳河等地就是他们当年经常活动的地方。 25 岁时蒲家因妯娌不合，兄弟分家，蒲松龄只分得“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生活陷入困境。迫于生计，于康熙九年应同邑好友孙蕙的邀请，到江苏宝应为知县孙蕙做幕宾。那段时间蒲松龄开阔了眼界，写下了不少诗文，但也饱尝了寄人篱下之苦，加上思乡心切，第二年便辞幕还乡了。

归来后的蒲松没有考取功名，便屡屡设帐于缙绅之家，其中约三十年的时光是在淄川大家毕际有府上为塾师，在毕家他结识了当时的一批著名文人如王士祯、高珩、朱缃等，这对于《聊斋志异》的创作和传播有极大的影响。71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他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72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著《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今人搜集将其编定为《蒲松龄集》。

蒲松龄 74 岁时妻子刘氏因病去世，他悲痛欲绝，倍感人生苦短，就这样过了两年，蒲翁也于康熙五十四年即公元1715 年正月 22 日，在故居聊斋与世长辞。蒲翁墓中出土的东西，有锡酒壶、锡酒杯、旱烟袋、念珠、宣德炉、四枚寿山石印章，还有其夫人用的铜镜、耳勺。一代文学大师走完了他坎坷的人生，但是他为后人留下的财富却是永不磨灭的 !

蒲松龄故居

位于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蒲松龄故居是一座幽静古朴的庭院。院落座北朝南，前后四进，西有侧院。门楣上悬挂着郭沫若题写的匾额“蒲松龄故居”，院内月门花墙，错落有致，山石水池，相映成趣。北院正房三间，为蒲松龄的诞生处和其书房“聊斋”。室内陈列着他74岁时的画像，上有其亲笔题字。南院有平房两间，旧称“磊轩”，是以蒲松龄长子蒲箸的字命之。西院系新建的陈列室，蒲氏家谱、手迹和其多种著述以及英、俄、日、法等外文版本。聊斋正房后为6间展室，展出了中外蒲氏研究家的多种论著，以及当代文化名人老舍、臧克家、丰子恺、李苦禅、俞剑华、李桦、戴敦邦等书画家为故居所作的书画、题词100余幅。1977年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柳泉 又名满井，在淄川区蒲家庄东侧约百米的山谷中。据载，早年井中清泉涌流，外溢为溪，大旱不涸，古称满井。最初蒲家庄也由此得名满井村，至明朝末年，蒲姓日繁，因而村始易为今名。当年井四周有翠柳百株，故后人又称之为“柳泉”。相传蒲松龄曾多次在此设茶招待过往行人，搜集创作素材。蒲松龄酷爱此地，自号“柳泉居士”。1980年，柳泉旁新建草亭、凉亭，井口围加了栏杆，井旁“柳泉”石碑为著名文学家沈雁冰所踢写。柳泉北面原有一座龙王庙，也叫满井堂，庙西庑原有《新建龙王庙碑》一块，碑文系蒲松龄所撰。现庙已无存，碑已移存蒲氏故居内。

蒲松龄墓 位于淄川区蒲家庄东南约500米处。墓地四周系砖石砌围墙，内松柏树10株古木阴翳，郁郁葱葱。墓院系蒲氏老林，内有古墓几十个，蒲松龄墓在墓园北侧，封土高约两米，墓穴呈头向西南，足向东北之势。墓前立清雍正三年（1752年）同邑后学张元撰文的《柳泉蒲先生墓表》。1954年建立了一座四脚碑亭，1979年又在亭前建立沈雁冰撰写的《蒲松龄柳泉先生之墓》碑。

聊斋园 位于淄川蒲家庄村东，建于1987年，占地面积约2．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6100平方米。聊斋园分为艺术陈列馆、狐仙园、石隐园、聊斋宫、满井寺、观狐园六部分。艺术陈列馆共三个展室：第一、二展室陈列反映蒲松龄生活的诗词、文稿及颂扬蒲松龄的图画、诗歌、书法等艺术作品；第三展室展出了18组蒲松龄生平塑像，形象逼真。“狐仙园”内建筑错落有致，小巧美观，包括共笑亭、留仙桥、柳拉碑、奇幻门、聚仙峰、卧狐、独眼狐等景观。“石隐园”内建有远心亭、同春堂、迟月亭、九回廊、文梓树、蔓松桥、霞饴轩及各种石景等，并有假山、怪石及花草。“聊斋宫”内有《罗刹海市》、《席方平》、《画皮》、《娇娜》、《尸变》等聊斋故事艺术雕塑作品，并采用灯光、音响、**特技等现代科技表现手法，再现了蒲松龄笔下神鬼狐妖的艺术形象。“观狐园”内。

蒲 松 龄 书 馆

蒲松龄书馆坐落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西南昆仑路旁、王村镇西铺村西铺大街。原系明末户都尚书毕自严故居的一部分。先生一生的职业是教书，他在其三十二岁时，应好友毕际友[公元一六七九(康熙八年)至一七0九年(康熙四十八年)]之聘离开家乡淄川区蒲家庄，在此设馆教塾三十余载。直到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一年），先生在度过了近四十年的塾师生涯，七十一岁高龄时，才撤帐归里田园，连续教了三十八年的书。在漫长的三十八年中，先生凭着自己的才能，栖身于王村西铺的高墙内，寓居于毕家的松龄书院，领衔伴读在绰然堂，可以说，西铺是先生的第二故乡。

弹指三百余载，当年先生执教著《聊斋》的书院——“ 毕尚书府”，几经蹉跎岁月的风风雨雨，历尽沧桑，到文革时期一度破败不堪、面目全非。

春风又绿“江南”岸。从一九八五年以来，淄博市人民政府暨周村区人民政府为弘扬民族文化，保护民族遗产，加强蒲学研究，纪念一代文化伟人，相继拨款四十九万元，分两期工程对蒲松龄书馆进行了彻底修复，并作为淄博市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对外开放。

来到蒲松龄书馆，踏上西铺这块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一条名曰：“松龄路”的新拓宽的长三百米，宽六米的高标准水泥路引我走向蒲松龄书馆。

这是一座具有浓郁明清朝代风貌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2 千平方米，现有建筑面积765平方米。馆内共有大小建筑22间。抬眼望， 前门上横挂着一块漆黑乌亮的牌匾，上书“蒲松龄塾馆”五个姿媚酋劲、超逸入神的镏金大字、熠熠放光，夺人耳目。旁边则有社会各界损资碑记。(左图为前门）

拾级而上，进门向里走，迎面便是古朴宏丽的绰然堂。原有牌额上题“绰然堂”三个隶书大字，落款崇祯甲戊白阳老人题（白阳老人即毕自严，该匾原件现存蒲松龄故居）。它是幢三间高大的大厅房。先生来到毕府，便选定了绰然堂设馆住教。但见青砖灰瓦，飞檐斗拱，端庄俏拔，气势壮观。北房二间，东边暗间，作先生的写作和住宿的地方，著名《聊斋志异》及大量诗词皆出于此，中外间作为学生们肄业的课堂。现有塑像来体现当时的情景。身临其境，可以看到几个毕氏子弟正伏案忙于学业。有的诵书、有的习字，还有的在沉思。先生则侧耳倾耳，神态怡然。

绰然堂（董建生/摄）

先生一生从教。他经常结合幼年学生的接受能力，专意编写与教学有关的通俗读物。如他在58岁时，编写了两部这样的书。一是著《小学节要》，对当时塾馆所用的道德教材删繁就简，取其中精要缩编而成。二是选编了《宋七律诗选》，对其教学所用的宋诗去粗取精，择选佳句，选择了22首作为学习宋诗用。先生教书，有别于其他人多数的塾馆教书先生。他厌恶旧式教学那种墨守成规的死记硬背，不满故弄玄虚的“师尊”，毅然与学生平等相处，诚心以待，既悉心教育引导学生刻苦攻读学业，又不压抑孩子们天真活泼的纯洁童心。正是这种实际感受，使他写下了至今脍炙人口的《绰然堂会食赋》。赋文幽默，风趣，生动描述了孩子们每当吃饭时《出两行而似雁，足乱动而成雷》的场面。

据记载，绰然堂曾于”清光绪三十年倾圮“，今在原址重建是以纪念蒲松龄创作写书育人三十年之业绩。

转过“绰然堂”向北，正对的是省书法家朱学达题“振衣阁”门前楹联上书：万卷书当南面窗、一帘风拂北窗凉。这是在绰然堂后修建的一幢与之对称的砖木结构双层楼阁建筑，阁上花窗雕棂，舒朗明快；阁下朱红漆柱承托重荷。整个阁的外壁饰有飞檐、禅兽、雕栏、花棂。“振衣阁”是“毕尚书府”藏书之地，有万卷诗书”，可供先生任意博览，成了先生的文库。它为先生搜挟奇闻异事、著书立说提供了不少文献资料。因此，素日里的软事传闻便很快在天才的笔下“遂以成篇”。

振衣阁（董建生/摄）

走进下层阁楼里，墙上挂有先生的画像。他身着岁贡生服（生前没坐官，71岁官府授贡生）。正襟端坐，室内设有古玩架、先生曾用过的双耳瓶、暖手炉、笔筒架等陈列其上，给室内增添了一份古色古香的典雅。

万卷楼（袁鹰/摄）

登上阁楼上层，园内别致的圆心亭、绚丽的霞绮轩、奇特的卧龙石等大小各异、二十余景历历如画，尽收眼底，教人心旷神怡，难怪多次被先生写进其作品中呢。

这振衣阁是先生写作的地方，先生知识渊博，却屡试不第，一生怀才不遇，从而激起了他愤世嫉俗的思想感情，决心以志怪的艺术，假笔于花妖狐魅、精灵怪异以超尘绝俗的笔，游刃于鬼狐世间，抒发自己内心愤郁的情感，并暴露和鞭挞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抚慰善良人受创的心灵。他在一道题为《感愤》的诗中曾这样写：“漫问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怜恨不休”。道出了先生发愤著书，妙笔写尽人间不平事，“生花”绘出月下女儿情，不成书誓不罢休的志向和决心。

先生白天舌耕育桃李，夜晚在此挥毫泼墨、洒洒点点笔耕著文章，他聚平生之力完稿并日臻完善了《聊斋志异》一书。于是灯下写道：“……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此外，先生还在余暇，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文、铭、、书启、引、序、疏等。如今振衣阁里有蒲松龄伏案写书的塑像和有几面本书的书架。桌子上则摆有先生生前的若干手稿、著作等。

见情思景，可以想见，先生每每写得倦了，就走出来在这“万卷书档南面窗，一帘风拂北窗凉”的振衣阁上调理一下文思。

驻阁凭栏，会看到楼下有一株冠径85米的“蝴蝶松”（五针松）形态奇特，别具风韵，它那虬曲的枝丫，树冠如伞，虽不见当年色凝翠碧的繁茂风姿，但仍似超然挺拨，挥身欲跃。宛若一只振须展翅、翩翩欲舞的巨蝶，又尤如先生那“愤世疾俗”的风骨和顽强性格。全让它再现出来！给人以跃跃欲试、奋飞博击之感而顿然精神抖擞。据传，先生下课、写作之后，常来这蝴蝶松下，观赏解闷、寄托情思。

下的楼来，阁旁东西两侧各有一间青砖白缝的厢房。东厢房内有根据聊斋故事制作的工艺人物造型。可以看到红玉、冯相如、郎玉柱、颜如玉同登一堂，人物情态各异、栩栩如生；西厢房内，陈列着全国各地书画名家之精品、荟萃四壁。这些作品匠心独运，情溢笔端，其中一幅“诗书传世醒人志，画幅纵留天地久”，倾吐了对先生之敬仰，抒发了对《聊斋》之厚爱。

漫步于蒲松龄书馆，使人们仿佛看见“婴宁女笑站柳梢迎远客，留仙翁漫步书馆盼知音”。睹物思人，不免发些思古之幽情，驻足追思，展开先生塾师生涯的冗长画卷，星转斗移，日炎月明，尽力度过了三十八个春秋，同时完成了《聊斋志异》、《蒲松龄集》中的大量篇章。但是，先生人生道路的主流，不是吟花咏月，不是小说诗赋，而是在乡土教育和急庶民所需等社会活动上做出的贡献。他的教书思想、方法、作风和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至今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明崇祯十三年（ 1640年）

农历四月，蒲松龄生。

明崇祯十七年（ 1644年）

清顺治元年

蒲松龄 5岁。

李自成军陷北京，崇祯帝自缢。清兵入关；李自成军败走。清定都北京。

顺治 14年（1657年）

蒲松龄 18岁。与刘氏成婚。

顺治 15年（1658年）

蒲松龄 19岁。初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进学，受知山东学政施闺章。

顺治 16年（1659年）

蒲松龄 20岁。与张笃庆、李尧臣结郢中诗社。

顺治十七年（ 1660年）

蒲松龄 21岁。应乡试未中。

康熙元年（ 1662年）

蒲松龄 23岁。长子蒲箬生。

康熙二年（ 1663年）

蒲松龄 24岁。应乡试未中。

康熙四年（ 1665年）

蒲松龄 26岁。在本邑王村王永印家坐馆。

康熙九年（ 1665年）

蒲松龄 30岁。八月，应江苏宝应知县、同邑友人孙蕙之聘，南游做幕。

康熙十年（ 1671年）

蒲松龄 31岁。春、夏在宝应、高邮。秋辞幕返里。三子蒲笏生。

康熙十一年（ 1672年）

蒲松龄 32岁。四月，随本邑缙绅高珩、唐梦赉游崂山。秋应乡试未中。

康熙十二年（ 1673年）

蒲松龄 33岁。在本县丰泉乡王观正家坐馆。

康熙十四年（ 1675年）

蒲松龄 35岁。应乡试未中。四子蒲筠生。

康熙十八年（ 1679年）

蒲松龄 40岁。开始在本县西蒲村毕际有家坐馆。三月，已作成之狐鬼小说初步结集，定名《聊斋志异》。高珩为之作序。

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

蒲松龄 44岁。作《婚嫁全书》。长孙蒲立德生。

康熙二十三年（ 1684年）

蒲松龄 45岁。作《省身语录》。

康熙二十六年（ 1687年）

蒲松龄 48岁。春，结识大诗人王士祯。夏，王士祯来信索阅《聊斋志异》。秋，蒲松龄应乡试，因“越幅”被黜。

康熙二十九年（ 1690年）

蒲松林 51岁。秋应乡试，再次犯规被黜。

康熙三十二年（ 1693年）

蒲松龄54岁。春，山东按察使喻成龙慕名邀请，到济南作客数日。馆东毕际有病逝，蒲松龄作《哭毕刺史》八首。

康熙三十六年（ 1697年）

蒲松龄58岁。选《庄列选略》。朱缃寄诗、札，续借《聊斋志异》未读到的稿本。

康熙四十一年（ 1702年）

蒲松龄63岁。暮春赴济南，滞留数月，应乡试未中。王观正病卒。

康熙四十五年（ 1706年）

蒲松龄67岁。作《药祟书》。朱缃抄录《聊斋志异》全书毕，题诗三首。

康熙四十八年（ 1709年）

蒲松龄70岁。岁暮，撤帐归家，结束在毕家三十年的西宾生涯。

康熙四十九年（ 1710年）

蒲松龄71岁。十月，与张笃庆、李尧臣同举乡饮介宾。

康熙五十年（ 1711年）

蒲松龄72岁。五月，王士稹病逝，蒲松龄有《五月晦日夜梦渔洋先生枉过，不知尔时已捐客数日矣》四首挽之。十月，赴青州考贡，为岁贡生，受知山东学政黄书琳。作俚曲《墙头记》。

康熙五十二年（ 1713年）

蒲松龄74岁。八月，刘氏病卒。

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

蒲松龄76岁。正月，病逝。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室名聊斋，淄川蒲家庄人。生于明末，卒于清初，终生科举不第，以教书为业，晚年成岁贡生。旧志称其“性厚朴，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所著有诗词、文赋、杂著、俚曲、戏等，其文言小说《聊斋志异》脍炙人口，广为流传，饮誉海内外。

书香世家

淄川蒲氏，自元代迁来，原籍何处，文献无征。其远祖蒲鲁浑、蒲居仁曾并任般阳府路总管，名载邑乘，但无任职年代。墓在城西北店子村附近，旧有华表翁仲，俗称“石人坡”。故其民族成分引发学术界争议，“蒙古、女真、回族、汉人”多说并存，至今尚未定论。

《蒲氏族谱》记载，相传蒲姓为元世勋，宁、顺间曾遭“夷族之祸”。邢戮之余，只遗“藐孤”，时方六七岁，匿于外祖杨家，改随母姓，元亡后，始复姓蒲，名璋（即其始祖）。其后子孙日繁，所居满井庄因而易名蒲家庄。至明万历间，全县诸生八名补廪者中，其族竟占六人。嗣后科甲相继，称为望族。自蒲璋至蒲松龄历十一世，其世系为：

璋—子忠—整—海—臻—永祥—世广—继芳—生汭—盘—松龄

蒲松龄的高祖世广，是族中第一位廪生，才冠当时，所生四子中一人为训导，三人为庠生，而后世子孙中在明清两代出了（三名）县令以及教谕，训导等职的进士、举人、贡生、廪生与庠生数十人；其曾祖继芳（行二），庠生，所生五子均为入泮；其祖生汭，所生五子无一采芹者；其父盘，字敏吾，配孙氏、董氏、李氏，少力学而家苦贫，遂弃学经商，数年称素封。业余不忘经史，博恰淹贯，宿儒所不能及。但长子早丧，四十余仍无子（曾过继嗣子），散金行善，救济乡里，后连生四子（三人进学）。生平“主忠厚”，值战乱，策划守村，出资助修城垣，故而名载县志“隐逸”中。

励志向学

明崇祯十三年庚辰四月十六日夜戌刻，蒲松龄诞生于蒲家庄内故宅北房中。此时，其父正梦见一位偏袒上衣、乳际粘有一贴圆如铜钱药膏的病瘦和尚进屋。而蒲松龄身上也“果符墨志”，故其以“病瘠瞿昙”降生自况。

蒲松龄在兄弟四人（兆箕少亡，过嗣者兆兴回归）中排行第三（董氏次子），上有兆专（李氏所生）、柏龄两兄，下有一弟鹤龄。因家境渐落，不能延师，兄弟四人皆从父读。蒲松龄天性聪慧，经史过目能了，尤得其父钟爱。

清顺治十四年，18岁的蒲松龄与本县丰泉乡大刘（今罗村镇道口村）“文战有声”的庠生刘国鼎次女成亲。

次日，新婚后的蒲松龄初应童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藉藉诸生间。其制艺《早起》、《一勺之多》，大为山东学使施闰章称赏。其批语：“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又掉臂游行之乐。”

越岁，踌躇满志的蒲松龄与同窗挚友张笃庆（历友）、李尧臣（希梅）、王鹿瞻等结为“郢中社”。每聚首则放怀吟咏，寄兴唱和，诗成共载一卷。旨在长学问，消躁志，相互切磋，以补文业。

其后，蒲松龄岁岁游学在外。先去城西沈家与宁绍道参议沈润之子沈天祥（燕及）“共灯火”；又应李尧臣之邀，于康熙三年春到城东李家与之“共笔砚”。此间，虽经兄弟析箸之变，然而蒲松龄却未改求学之念。为惜时笃学，他曾接受同在李家假馆的外甥赵金人（晋右）的建议，作《醒轩日课序》以励志。再后来，面对分家后“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的现状，尤其是弱妻幼子及窘困的家境，迫使蒲松龄不得不违心的终止了在李家的借读。自康熙五年前后，他便到城西王村课蒙，开始了他的熟师生涯。这是他的初馆阶段。

游幕宝应

康熙九年秋，蒲松龄为了全家五口人（已有二子一女）的生计，也为了开阔眼界，应聘于同邑进士、江苏宝应县令孙蕙（树百），南下宝应县署作幕宾，帮办文牍。他骑马南行，从益都县颜神镇（今博山区）西南青石关入莱芜县境，经沂州进苏北，渡黄河（清初由苏北入海），最后到达宝应。

宝应乃苏北古邑，隶扬州府辖，由于地处淮河下游并临大运河，当水路之冲，因而迎送官员驿站供应繁重；且遇连年水灾，土地村舍俱淹，百姓号寒啼饥，流离失所。孙蕙自康熙八年任此灾邑，处境困难，蒲松龄的到来确实帮了他的大忙。次年春，孙蕙被调兼署高邮州署。

蒲松领代孙蕙共拟书启、文告等稿90余篇，大都体现了州县官吏的艰辛、难以强项的处境与灾区的惨状、百姓的困苦，为孙蕙赢得了一定的政声。

南游期间沿途登眺以及苏北水乡的秀丽风光，激发了蒲松龄的文学创作热情。而他亲眼目睹了仕途险恶与社会的黑暗以及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灾民惨状，都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更深广的生活感受。

然而，这种代人歌哭的差事，终究难圆自己的科举梦。他决意辞幕，并于康熙十年初秋北归。

八年窘困

南游归来的七八年间，是蒲松龄人生道路上最艰难的阶段。他满以为凭自己的才智，会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而一展鸿图，但却事与愿违，使其感慨万千。其诗句“世上何人解怜才”，“痛哭遥追阮嗣宗”，“独向陇头悲燕雀，凭谁为解子云嘲？”抒发了他壮志难酬且不为世人理解的苦衷，表露了他蔑视世俗庸人并以怀才不遇的杨雄自比的清高情怀。

这期间，他曾随淄川文人领袖高珩、唐梦赉等游览齐鲁山水，东去劳山，南登泰岱。但仍靠辗转设帐于丰泉乡王家等缙绅之家维生。

科举无望，难达青云之志，而灾年频仍，缺乏充饥之粮。中年的蒲松龄身负重担，在人生道路陡坡上艰难挣扎。

设帐西铺

康熙十八年，已届“不惑”的蒲松龄应同邑毕家聘请，设帐城西西铺庄。毕氏乃淄川四世一品的“名门望族”。馆东毕际有（载积）之父毕自严（白阳）是明崇祯间户部尚书。毕际有原任江南通州知州，康熙二年罢归，优游林下，诗酒自娱。他与王士祯、高珩等诸多名门多有交往联姻，就连任淄官吏亦多与攀结。毕家财力富足，居第宏大。除尚书府外，有绰然堂、振衣阁、效樊堂、万卷楼等，第后石隐园方广十亩，厅台廊榭，竹石花树，景色怡人。

蒲松龄为毕家教授八个弟子，还兼职大量应酬文字，并参陪迎送接待，因而博得了信赖。他与老少东家相处融洽30年，同时也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读书、应试、著书的安定的生活环境。

科场偃蹇

由于毕家的优越条件和厚待，蒲松龄能在教书并处理杂物之余，得以安心预习举业，以图博得一第。但其命运不济终身未能如愿。他参加乡试的确切次数与不中的原因难以说清，仅就有记载的二次都是因为犯规而被黜。

第一次在康熙二十六年秋其48岁时，因“闱中越幅（在考场书卷时，误隔一幅，不相接连）而被黜。其词《大圣乐·闱中越幅被黜，蒙毕八兄关情慰藉，感而有作》称：“得意疾书，回头大错，此况何如！觉千飘冷汗沾衣，一缕魂飞出舍，痛痒全无”。将其在考场发现自己“越幅”后的震惊状态及颓丧心情表露无遗。

第二次在康熙二十九年秋其51岁时，因故未获终试而被黜。其词《醉太平· 庚午秋闱，二场再黜》称：“风粘寒灯，谯楼短更。呻吟直到天明，伴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回头自笑艨腾，将孩儿倒绷。” 这两次失败，对他及家庭打击太大了。尽管其不死心，然而妻子却出面干预了，劝其说：“君勿须夏尔！尚命应通显，今已台阁矣。山林自有乐地，何必以肉鼓吹为快哉！”他认为妻子说的对，可每见儿孙赴试，自己便心生欲念，往往情见乎词，而刘氏总漠置之。

屡试不第，使他抱恨终生。其诗词及《聊斋志异》的《叶生》、《王子安》、《贾奉雉》等诸多篇章中对此都有深刻的感受与逼真的描写。

志异著述

蒲松龄的科举梦想破灭了，而其著述之心却始终未泯。他从年轻时即着手创作的《聊斋志异 》 ,一直断断续续未能结集。来到毕家后条件好了，有石隐园的美景，有万卷楼的藏书，再加馆东的支持，他决心续写完成这部巨著。从此他便集中业余的精力投入到搜集素材与构思创作中。“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寒来暑往，日复一日，“集腋成裘”，“浮白载笔”，终于完成了他的“孤愤之书”。后来，他还以淄川方言撰写了《墙头记》、《慈悲曲》、《姑妇曲》、《磨难曲》等十四种通俗俚曲及《闹馆》等戏三出。其救世婆心显而易见。他在创作小说、诗文、俚曲、戏的同时还编撰了《日用俗字》、《农桑经》、《药祟书》等多种科普资料工具书。充分体现了他的为民思想。

笃重交游

蒲松龄在西铺期间，由于馆东的乡宦地位条件，更因其诗文尤其《聊斋志异》的广泛传播，使其声望与交游日渐扩大。他不仅与本邑友人、省内资深的名士交好，而且还受到邑侯、宪台的青睐。其中的李尧臣、张笃庆、赵金人、高珩、王敏入、王观正、王永印、沈天祥、邱希潜、安于拙、袁藩、毕盛钰、毕盛统、华世持、韩逢、谭再生、张元、杨万春、唐梦赉、钟辕、朱缃、吴木欣、张贞、李之藻、汪如龙、张嵋、时惟豫、喻成龙、黄叔琳 、王士祯等，他们同孙蕙与毕际有父子一样，都曾对蒲松龄的生活、举业、思想乃至写作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及作用。因而蒲松领与他们的交情深厚，其著作中多有记载。

岁贡暮年

至康熙四十八年，70岁的蒲松龄结束了在毕家的塾师生涯，撒帐归里。自此能心境闲暇，安居斗室，日以抱卷自适，或东阡课农，或时邀五老斗酒相会。

先是，他几个可爱的稚孙皆以痘殇，令他伤心不已，后来，与他共患难的妻子又不幸病逝，更让他痛不欲生。它饱含深情撰写了《述刘氏行实》缅叙妻子美德，还满怀悲伤作《悼内》等诗八首以挽悼。当江南画家朱湘鳞为其画像时，他亲笔题跋两则。妻子去世使他失去精神支柱，年后他去看望刘氏坟墓，又写诗《过墓作》怀念亡妻，读来催人泪下。康熙五十四年春节，邃于易理的蒲松龄自卜不吉。正月初五，他率儿孙为父盘上祭日坟，似冒风寒，医投理气之剂，自是食量尽减。至二十二日竟倚窗危坐而逝。

蒲松龄科举不第，无缘官场，终身清贫，仅靠教书为生。然而，他却没有颓废，更未流俗，而是集中业余精力，勤奋著述，无偿地为后世流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文学瑰宝。

据同邑文人张元（清雍正三年）所撰《柳泉蒲先生墓表》载，聊斋著作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志异》八卷；还有碑阴所附：“杂著”五册（《省身语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各一册），“戏”三出（《考词九转货

是的，在古代，泉州是全世界最大的对外港口

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关系密切。福建的长乐是郑和下西洋的开洋起点，长乐的太平港曾经是郑和舟师驻泊港；而泉州，则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起锚地及多次下西洋的途经地，也留下了颇为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实物史迹。

福建的历史记住了那个身影

郑和下西洋与福建关系密切。福建的长乐是郑和下西洋的开洋起点，长乐的太平港曾经是郑和舟师驻泊港；而泉州，则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的起锚地及多次下西洋的途经地，也留下了颇为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和实物史迹。

泉州市文史专家陈鹏曾著文《郑和与泉州史迹探索》，谈及多处郑和在泉州留下的历史遗迹。其中包括“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行香”、“泉州清净寺礼拜”、“九日山祈风”、“琅山三宝宫设坛奉祀”，以及“青阳石鼓庙分香”和“深沪三保街扎营”等多处遗迹。这些遗迹都有相应的实物或历史文献资料相印证。去年，泉州开始进行第一次全市性的“郑和在泉史迹”普查工作，并因为历史上郑和留下的多处遗迹，成为央视拍摄专题片《1405—郑和下西洋》的主要景地。

而福建的长乐，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开洋起点，长乐太平港是郑和舟师驻泊港；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在长乐候风时镌立石碑《天妃灵应之记》；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回国后，在长乐南山三峰塔之东建造了天妃行宫；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三清宝殿铜钟，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铸造的；此外，长乐目前还有郑和驻军过的“十洋街”、郑和题改塔名的宋代三峰塔、郑和祭海神的又一妈祖庙———文石天妃庙（1956年倒塌，2001年在原址复建）、郑和修葺过龙峰书院所在游览地———三宝岩、三宝岩郑和雕像与近年新发现的樟港显应宫“巡海大臣”郑和塑像等等遗迹。

现存最珍贵的文物要数省级文保单位———《天妃灵应之记碑》。这是郑和于明宣德六年十一月第七次出使时镌刻，全文1177字，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和所历诸国及在长乐活动情况，几百年后成为国内研究郑和下西洋最珍贵的实物资料，现保存于长乐郑和史迹馆内。

郑和为什么选择福建

郑和为什么选择了长乐和泉州？换言之，郑和为什么选择了福建？

历史学家认为，福建对郑和下西洋有几大贡献———

一是为郑和下西洋打造了出洋海船，而且，福建的气候特别适宜船队集结和开航。

福建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以外，还有雄厚的造船力量作为后盾。福建山多地少，耕地不足，沿海百姓以海为田，出海捕捞，驾舟出国，通商贸易，系其主要职业。福建有广大山区，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为发展造船业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福建造船历史悠久，经验丰富，长乐是最早的造船地点，泉州也是福建有名造船旧址，福船早已相当著名。据考证，由于郑和船队每次均由福建长乐太平港五虎门启航出洋，为方便郑和下西洋，一部分宝船即在太平港建造。

郑和研究专家认为，从数量上看，郑和每次下西洋的船数都在48艘至63艘之间，而有关记载表明，福建五次共修造了380艘，已足够永乐时期六次下西洋之用；从建造的时间看，五次修造宝船均是为郑和下西洋的任务所需的，而且五次建造宝船的任务均由福建来承担；从建造的地点来看都在驻泊基地长乐。在《重篡福建通志》卷二百七十一中就如此明确记载：“七年（1409年）春正月，太监郑和自福建航海通西南夷，造巨舰于长乐。”

二是为郑和下西洋输送大批人力。

福建的泉州和长乐在当时是海滨邹鲁和鱼米之乡，可为郑和下西洋提供各种航海、贸易、翻译人才，补充海上给养。宋元时期，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空前繁荣；虽然在明代开始衰落，但经济仍非常发达。

近年来，泉州文史界的一些发现也表明，郑和下西洋时曾在泉州招收过船工。从去年在安溪发现的清末同治年间手抄本《邓氏族谱》记载的内容可以推断，邓回便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随郑和下西洋的泉州人。

福建人王景弘近年来也引起了很多历史学家的关注。对指挥七下西洋的大规模航海活动而言，仅凭郑和一人的航海技能与经验，是难以独力承担的。有着“正使”身份的福建人王景弘是郑和的得力助手，他是历次航海的首席航海家，曾经亲自率领船队巡航东西洋各处，也曾数次单独负责起奉使海外国家的任务。

三是接待和护送来华各国使臣。

郑和下西洋后，大大推动了中外和平友好交流，促进对外经济贸易，许多国家的国王及其亲属、使臣纷纷随同郑和宝船来华朝贡，从福州或泉州上岸，然后再由驿道进京。

郑和七下西洋开创了世界航海史之先河，因为每次出海都和福建发生紧密联系，也给福建的造船业、航海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明朝王应山在《闽都记》中就曾记载提到，郑和在长乐造船，使贸易如云。（郑理）

5月16日，“郑和下西洋与华侨华人”系列活动在长乐开幕。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我国内地及台港澳地区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位嘉宾参加活动。（新华）

郑和与泉州史迹

◇圣墓行香

郑和1417年第五次航行圣地麦加之前，也慕名至泉州东门外灵山拜谒先贤墓，当时地方官蒲和日为之勒石为记的行香碑迄今仍旧竖立在迥廊西侧。碑文为：“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厮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据《蒲氏家谱》记载：“日和，字贵甫，寿晟公次子……至永乐十三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圣墓立碑犹存。”◇泉州清净寺礼拜

泉州涂门街的清净寺，又名“圣友寺”。郑和作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到泉州著名的清净寺去做礼拜，这是势在必行之举，《西山杂志》有相关记载。◇九日山祈风

《西山杂志》记载，郑和船队“至泉州寄泊，上九日岩祈风至清真寺祈祷”。《郑和史迹文物选》一书认证九日山“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也曾到此设祭，以求得一路平安，往来康济”。◇接官亭与郑和堤

惠安百崎是“九乡郭”回族乡，流传着开基祖郭仲远与郑和穆斯林的兄弟情谊，并引以为殊荣。民间称这里的接官亭与郑和堤，便是二人情谊的见证。◇《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是中国第一部关于海洋地理的世界地图。图示郑和下西洋所经的地理区域及航行线路等，是研究中国航海史、中西交通史和海图制图史的珍贵资料。图中所示当时隶属泉州的地方有：崇武所、泉州卫、巡检司、永宁卫、深户巡检司、金门千户所、加禾千户所、大武山等八处。

据《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记载，南宋末年蒲甫山从广州迁至顺德县之蒲庐。三传至蒲胜，又迁往南海之西鸦。因无户籍，「托人檐宇，他族实逼」。后由于与杜胜宇有结兰之谊故，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再迁至甘蕉村。又传至第三代蒲观美时，尽管田地广僻，家室安居，但「仍挂籍于人，借户输税」。对未能注籍编图，焦虑万分。直至永乐22 年(1424年)，才得以蒲镜兴开户于南海甘蕉籍，编为沙丸堡之十图十甲。自此时起，才感到「乡园已异旅居，井里益相守望」了。关于这一问题，可参阅科大卫〈明清珠江三角洲家族制度发展的初步研究〉（《清史研究通讯》第一期1988年1月）一文。 在回族官宦之家，也有记家谱的习俗。如《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初辑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清光绪七年（1881年）和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之间曾三次重修。 蒲氏的第二代至第七代都相继为宋代的地方官员：第二世祖蒲继志为南宋广东常平盐司提举管军千户侯；第三世祖蒲祖雄为云南曲靖宣慰使；第五世祖为广东梅州刺史；第七世祖为广东道宣慰使，宋亡后，隐居乡间，以耕种为业。　第八世祖蒲秋涛，迁居广东顺德蒲庐，后终于迁往南海县沙丸堡甘蕉村（即现里水镇甘蕉管理区），便定居于甘蕉。 蒲氏家族是我国穆斯林后裔中的名门望族。宋、元时期在粤闽地区久负盛誉，对东南沿海地区的政治、经济、航运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据初辑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宋支图"所记，总修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南海甘蔗蒲氏家谱》，蒲氏在广东的后人计有八房，其中三世伯莪蔓房经海南贸易，迁居今海南岛儋县，其后人大部分就地汉化、黎化（改姓符）；一部分迁往三亚羊栏。现羊栏蒲姓回族有两支，即大陆蒲姓与占城蒲姓，互相可以自由通婚。唐代来华的蕃客在各地定居后,广置田宅,建立家室。到宋代时,“土著蕃客”的比例不断增加,蕃客与汉人通婚的现象比较普遍。如宋高宗绍兴年间,“大商蒲亚里,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讷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宋会要辑稿》“绍兴七年”条)。通过海路,阿拉伯、波斯等国使臣、商人仍源源不断地来华,他们因向往中华文明,或因经营商贸,不少人留居中国不归。如《宋史·大食传》中所载:至道元年(995年)大食商人蒲希密来华经商,留居广州五年不归,其子蒲押拖黎奉母命前来寻访;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大食国人无西忽卢华,虽已高寿一百三十岁,“自言远慕皇化,附古逻国舶船而来”广州居住。著名回回人蒲寿庚的先祖玛呿阿,“慕孔子之道,始自西域而归中国”。《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寿庚之父开宗,由广州迁泉州,寿庚于南宋末掌泉州市舶司,以其拥有之海舶降元。广州、泉州、扬州、杭州等沿海城市,均有大批穆斯林聚居。“住唐”,即留居中国不归,是域外穆斯林商人的一种时尚。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载：“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宋代，中国与西域的陆路交通不如海路发达，在东南沿海一带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集居了大量的大食人，其中不乏香药巨商与医家，且人数日增。由於海上交通频繁，宋皇特命在广州、杭州、泉州等沿海地设“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及对外文化交流。载入史册的有福建蒲氏家族。《宋会要稿·蕃夷七》记载的蒲寿庚，也是宋代著名香药富商。《蒲氏家谱》有“家居西板”，“世秉清真教，天下蒲氏皆一脉”之记载，蒲氏家族兴盛于宋元，衰落於明清，世袭经商大食香药。19 40年 ,罗先生“途次桂林 ,由门人彭林与贾援二君 ,传录适自福建德化新所发现之《蒲寿庚家谱》。因证明其族上世 ,原自西域入蜀 ,至寿庚父仕宾 ,始迁居晋江。寿庚与其兄寿二系之子孙传演 ,及其信奉回教 ,与华北发展等 ,乃至明初寿庚曾孙之遭受禁抑 ,及其参与山东卫所诸史实 ,皆得依次考释。其后余复偶于广州大北门外 ,发现广东蒲氏宋元二代诸祖墓。并获读南海《甘蕉蒲氏家谱》与崖县三亚港《通村蒲氏简谱》。因知此广东蒲氏 ,其先世亦为宋代自阿剌伯等地东迁 ,广州光塔即为其族先代所建 ,而三亚港诸蒲氏 ,其人种则至今仍具阿剌伯人特征焉。因并加考证 ,依主题而称之曰《蒲寿庚研究》。此盖以幸睹新所发现之族谱 ,与其他有关文籍 ,故得略为补阙。要于桑原氏书 (即日人桑原藏著《捉举泉州市舶使西域人蒲寿庚事迹考》——引者注 )之精湛 ,无所掩也。”[3]《蒲寿庚研究》于19 55年由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出版委员会出版。19 59年由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推荐 ,获哈佛燕京学社补助 ,由中国学社再版。除此之外 ,能体现罗先生在谱牒研究中学术新发现的还有《族谱中关于中西交通若干史实之发现》(载《历史语言所集刊》19 68年第 40本 )、《中国族谱所记基督教之传播与近代中国之关系》(载《东方文化》19 69年第 7卷第 1期 )、《中国族谱所见明代卫所与民族迁移之关系》(载《大陆杂志》19 69年第 39卷第 10期 )等。所有这些 ,都是罗先生对史学研究的重大贡献。 蒲寿庚，这是回首这段历史时不能不提及的人物。蒲寿庚是阿拉伯人，其祖父由西域先到占城经商，接着到广州从事香料贸易，后来其父蒲开宗又从广州举家迁到泉州东南郊法石云麓村定居。就是在这里，蒲寿庚展开了人生最辉煌的一页，他“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家资累巨万计，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成为蕃商首领。宋咸淳十年（1274年）被授予福建招抚沿海都制置使，宋景炎元年（1276年），被任命为福建广东招抚使兼福建市舶司提举，元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又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在海上丝绸之路最鼎盛的一段时光中，这个蒲寿庚财源滚滚，风光无限，泉州成了他大展才华的极佳舞台。不仅他一人，其兄、婿、子等人也重权在握或富甲一方，相当显赫。　　走在泉州街头，常能蓦然见到浓眉、大眼、高鼻梁、头发卷曲的男人女人，那一脸别具一格的异域风味总是让人先一怔，然后又会心一笑。的确没什么奇怪的，除了蒲氏后裔外，泉州还有许多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与当地汉人通婚留下的后代，金、马、郭、铁、杨、丁、葛、米、闪——在这些已经十分汉化的姓氏下，都不难寻到异族的血脉宗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