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段史的始祖到底是不是汉人？学术界分歧颇大，各持其说，原因是这方面原始史料的缺乏。明军平定云南之后，傅友德等人将有关文献焚毁殆尽，其后果，就是云南600余年(包括大理300余年)历史无从依凭，给历史学者的研究工作带来了重重困难。

　　　　段氏之先，有说为西北武威或天水之汉人，又有说为滇地土著，莫衷一是。反正大理皇帝自认是汉人的遗裔，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同时也与当地白蛮大户联姻，一如秦末汉初的南越王赵佗所为。笔者倾向于认为段氏始祖是汉人，而段氏的民族属性当是白蛮。

　　　　段氏源于姬姓，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及《通志·氏族略·以名为氏》所载，春秋时，郑武公的小儿子叫共叔段，其支孙以祖父的“段”为氏。又据世系表上说：段氏，姬姓，郑武公少子共叔段，其孙以王父名为姓，世居武威。清朝道光年间的《云南通志》上说：“段思平者，其先武威姑藏人，汉太尉段颖之后，云南段氏由姑藏而来”。

　　　　清朝张澍在《姓氏寻源》中说：“云南蛮段氏，魏末段延没蛮，代为酋帅。裔孙凭入朝，拜云南刺史，本出武威。”这就是云南段氏的来历。意思是段延陷在了云南，成为这里少数民族的头领。而段氏始祖段延则是出自武威的地道汉人，是共叔段子孙西迁武威后的后裔。武威段氏，即在甘肃的武威郡姑臧或是天水，两汉以后，姑臧段氏“子孙散处”，其中一支或南下云南，这是极有可能的。大理国后期改洱海以南诸赕为天水郡、改善巨郡为成纪镇(为天水郡所辖县)，揭示了云南段氏与西北段氏的特殊关系，也反映出了大理段氏对其祖籍西北的心理认同。

　　　　西汉文帝时，段印任北地都督，其子孙始居武威，玄孙段颖任武威太守，子孙遂在此世居，日益族大人众，形成武威郡望，尊段颖为开基始祖。最先到达云南的是魏之段延，据《玄峰年运志》，到唐时“有名(段)俭魏者，佐阁逻风有功，六传至(段)思平而有国。”据《段氏家谱》，段俭魏是汉代武威太守段颖的第17代子孙。

　　　　清朝冯苏在《滇考·段氏大理始末》这数千字的长文中说：“段氏之先为武威郡人。唐天宝末，段俭魏佐南诏王蒙氏有功，赐名忠国，擢清平官。六传生思平。”这就要说说大理段氏先祖中的著名人物段俭魏。

　　　　段氏作为白蛮大姓，隋朝即已世居洱海周围，南诏时期是贵族世家。唐玄宗天宝年间，唐兵进逼南诏王畿，南诏王阁罗凤派遣儿子凤伽异带领大军将段俭魏迎战于西洱河，大败唐兵。于是，段俭魏由南诏大军将升迁为清平官(相当于唐的宰相)，赐名忠国，并被推崇为开国元勋。大理太和村至今尚存的《南诏德化碑》，碑阴题刻南诏官员名姓，排在第一位的段忠国，就是段俭魏。

　　　　段家世世是南诏的重臣，担任清平官、大军将、军将等职，南诏设置通海节度使，多由段氏所主。据统计，段氏在南诏担任清平官的有名者5人，大军将7人，入唐使6人；刻在《南诏德化碑》上的功臣就有10人。

　　　　段俭魏五传至南诏布燮(清平官之一)段保隆。段保隆的儿子段思平是很有实力的通海节度使。这时的南诏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的衰微境况，南诏亡后接着是郑买嗣、赵善政、杨干贞等走马灯似的过渡政权，其中剑川节度使杨干贞建立的大义宁国，“贪虐无道，中外咸怨”。远在滇东的段思平巧妙地联合了那里的37部蛮，挥戈洱海，于937年推翻了大义宁国，建立起大理国，定都羊苴咩城(城址在今大理古城及其周围一带)。

　　　　认为段氏先祖本乃当地土著，这种说法也有一些论据支持。比如，大理段氏有父子重名、连名的习俗，以重名制为主，连名制为辅，绝异于汉族。

　　　　但是，笔者不太赞同这种说法。关于重名制，笔者以为可能是段氏先祖在武威时，即有此种取名习俗，大理国前几代皇帝的父子名字中都有“思”字，这是北方少数民族(如鲜卑)姓名中的习俗。由此，有些学者以此证实：大理段氏来源于甘肃武威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甘肃武威在公元前后一两百年，确有这样的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段氏先祖久居于此，所以也受这种习俗的影响。“连名”是指儿子会从父亲名字中拿一个字来作为自己的“正名”(此风俗各地皆有，包括日本、东南亚等)，从历代南诏国王的名字，可以清楚看出。笔者以为，大理段氏的这种连名制，可能与段氏先祖遵从土著习俗，力求融入当地社会有关。

　　　　段氏是汉裔的论断，多见于明代以后的文人著书，所以大理段氏是汉人后裔的论断，有人认为起源于明代的《玄峰年运志》。《玄峰年运志》上说：“段氏之先，武威郡白人也。”意思是段氏的祖先是武威这个地区的白族人。中国甘肃刚好有一个武威，所以不少人考证，段氏源于甘肃武威。但是，“白人”，既然是源于武威郡，甘肃武威又何来“白人”？坚持段氏是汉裔的人认为，这里的武威，也许是大理段氏在云南后来改定的地名。

　　　　总之，建立大理国的段氏，民族属性是白蛮，这点无可争议；其始祖是不是汉人，反正后来的段氏已是经历民族融合，成为新民族白蛮中的大姓，因此对其始祖也多究无益。

　　　　白蛮出身的段思平，建立了大理王朝，其子孙相继统治了317年(937—1054年)。大理王朝被蒙古忽必烈灭亡之后，有更多的白族人改姓段氏。如今在大理一带，多为段姓。

1、山西省霍州市下乐坪段氏辈字：

国、振、际、培、可、士、英、志、书、远。

2、云南省墨江县段氏辈字：

明、其、思、为、以、宗、守、芳、尚、之。

3、湖南省洞口县段氏新旧辈字：

子应祖永崇，德泽远立本，起鸿壬申昌，

隆盛庆熙延，肇基敦睦厚，家学大显荣。

4、新化段氏辈字：

延祥自吉泰，绍绪振先声。允佩前人训，常储后代英。

传家敦孝义，翊治笃忠贞。仁美绵遗泽，刚方继令名。

5、江西省都昌县段氏辈字：

至则正濇穆，列信敏安直，温简廉宽栗，毅环吉表鋋，思课世日元，甲保恺悌均，瑄鍧茂仁义，桂华升世德，本自远云庆，万载嗣兴隆，谟训守为典，嘉猷代建功，运会际雍熙，安敦业恢洪，积厚永延祚，平康集祜同，弘仁图报国，履恕重亲民，宝露滋兰芷，春辉润柏松，千秋彰彦杰，泰顺步鹏程。

6、湖南省黔阳县段氏后续的辈字：

允佩前人训，常储后代英。传家敦孝义，翊治笃忠贞。

仁美绵遗泽，刚方继令名。豫章垂荫远，京兆肇基宏。

奕叶昭勋业，蕃枝合本茎。诒谋勤佑启，积善久昌荣。

7、湖南耒阳段氏辈字：

京兆蟠基茂，人文世泽洪。诗书隆道德，俊秀振宗声。

绍业徽先绪，昌言育后英。旭阳呈瑞彩，雏凤起飞腾。

8、洞庭湖区(酉阳堂)段氏辈字：

廷若尚文明，一士钟泽相。

光祖修心德，传家孝友先。

立朝崇正学，经世在名贤。

9、湖北省大悟县段氏辈字：

天、彦、纯、才、宏、祖、绪(世)、守、光、先。

10、湖北省英山县段氏辈字：

再肇祚永芳，光昭大茂昌，宗传元立德。

11、江苏丰县赵庄镇段堤口村段氏（凤集堂）辈字：

闻、人、东、方、效、法、古、先、哲、德、九、广、大、景、文、逢、圣、世、

素、裕、经、纶、本、恒、存、道、义、新、荣、连、立、昌、厚、忠、贞、传、家、远

12、云南金平县段氏辈字：

星立明正、字洪文士、金有绍德、继永和昌

13、河南省邓州市段氏辈字：

丙、中、吉、道、传、

14、重庆渝北段氏辈字：

宪、学、登、友、三

成、州、佐、治、平

前、辉、一、美、善

传、代、复、净、荣

15 、四川德阳中江段氏辈字

仁、宗、友、以、世

文、尚、大、囯、振

一、三、顺、宗、德

成、立、启、开、元

如、敦、诗、书、易

本、志、学、先、贤

16、河南信阳市商城余集镇段氏辈字：

思，荣，先，祖，德

光，大，定，成，明

17、湖北大冶段氏辈字：

宗，启，继，绍，辛;

久，敦，合，肆，册

18、山东曹县段氏辈字:

陵，联，荣，花，方

培，启，修，君，良

19、湖北江陵、监利、汉川、洪湖四地联宗（京兆堂）段氏辈字：

江陵：长、嗣、启、远、昌，秉、恢、承、亮、泽。

监利：正、大、振、家、声，甲、第、光、先、德。

汉川：启、贤、良、奇、功，纪、盛、唐、凤、庭。

洪湖：振、文、章、华、国，书、礼、传、家、先。

以上四地，从“泽、德、庭、先”后开始，统一使用派语：

同、 宗、 迪、 慧、 颖， 经、 纬、 兴、 康、 邦，

祖、 训 、育 、英、 才， 后、 能、 谱、 瑞、 芳。

20、山东省庆云县前段村段氏辈字：

如、景、斯、齐、德

扩展资料

段姓，大理国国姓，先祖出自姬姓周王族支系，源于姬姓郑氏。段字的本义是锤击、锤炼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 对段字所作的解释是：“段，椎物也。”朱芳圃在《殷周文字释丛》中讲得更加明白具体，他说：“金文段，象手持椎于厂中捶石之形。”段字是象形字，一般认为段字的左边像山石或山崖的形状，右边的象形则是用手持锤击之。由此可知，段字的来历当与开采石料、打磨石器有关，它的起源应该是非常古老的。

远古祖先在人类历史的最早阶段就学会了使用和制造工具，在悠久漫长的史前时代，人类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公刘》所记述的是后稷的曾孙、古代周族的首领公刘率领族人自邰迁豳，安定居处，开基创业的事迹。到达豳地之后，派人横渡渭水，采运石料。按郑玄和孔颖达的说法，他们采来的碫石是用作椹质。所谓“椹质”，就是锻造金属器具用以承受锤击的砧垫。

“段氏”的出现，始见于《周礼·考工记·轴人》：“段氏为镈器”。晚清学者孙诒让解释段氏的含义说：“凡铸金为器，必椎击之，故工谓之段氏，锻则所用椎段之具也。”这里所讲的“段氏”，是指专门从事锻铸的工匠和管理人员。“段氏”对于创造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推进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段姓是汉字姓之一，在《百家 姓》中排第218位。2006年中 国段姓人口排名第81，在韩 国也有分布。

参考资料：

正史、方志、家谱，向被称为研究历史的三大主体资料。正史（此处指官修的全国性史书，非指文献学所谓的纪传体史书）研究全国，方志研究地域，家谱研究家族。而研究地方的资料，可以称为地方文献，一般认为以方志、碑刻、谱牒三类为主。

　　山西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地处北方草原与中原的衔接地带，对邻近的河北、中原、关中而言，山西海拔较高，与四边有黄河、太行山、长城之阻隔，易守难攻，为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古代中国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治世之重镇，乱世之强藩”。研究山西，对于华北乃至中国历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山西的资料，产生并集中留存于山西地域，可以统称为山西地方文献。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域，从广义上来说，方志、碑刻、谱牒、文集、日记、文书、档案、书信、口述资料、图像、传说、实物遗存、报刊杂志等，均应属于这一范畴。从狭义上来讲，主要包括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类。

　　山西特殊的地理形势，域内保存了较为丰富的地方文献，尤其以现存碑刻资料全国领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如火如荼推进的过程中，一批又一批省内外以及国外学者关注及投身山西研究，因而山西地方文献的收集利用及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由于山西地方文献体量庞大，目前所见整体探讨的文章较少。故笔者不揣浅陋，结合自身十多年收集、研究山西地方文献的经历，粗撰浅文，重在叙述，以期为山西研究者起到一定目录索引作用，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所谓的山西地方文献，仅从狭义来讲，同时基于研究古代山西历史（秦统一到1912年清朝灭亡）及山西地域社会具有资料利用价值。

　　一、方志

　　1949年以前编撰的地方志，称为旧志。据1998年出版的《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李裕民先生统计，山西现存旧志中的政区志有458种，专志有20余种。20年过去了，发现《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地方志》所列现存方志也有不实者，如万历《乡宁县志》和顺治《乡宁县志》实为一种；而多种现存方志陆续被发现，如民国《石膏山志》、民国《沁县启蒙乡土志》、乾隆《景毛小记》、乾隆《湾里庄志》、同治《湾里庄续志》。加上私人及国外收藏的，笔者推测山西现存旧志不会少于500种，约占全国现存旧志的二十分之一强。主要是明代后期、清朝、民国成书的，以清代为最多。

　　山西旧志，现存者均已列入珍贵古籍，少见流传。有两套方志丛书集中收录。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62种，凤凰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173种、省志辑2种。

　　山西旧志的整理，包括影印、排印、点校、点注、标点、翻译、辑录几种方式，或正式出版或内部印行，或线装或胶装，或铅印或油印。（一）影印。如嘉靖《山西通志》，雍正《朔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嘉靖《太原县志》，万历、顺治、咸丰《太谷县志》，康熙《阳曲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永和县志》，乾隆《重修盂县志》，乾隆《泫志拾遗》。（二）排印。主要是原晋东南地区，现长治和晋城两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将域内的府州县志绝大部分都已经排印线装出版，内部印行。（三）点校。省志如成化、万历、康熙、雍正、光绪《山西通志》；府志如雍正《朔平府志》，万历、乾隆《汾州府志》；州志如弘治《潞州志》、万历《应州志》；县志如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四）点注。如万历《太原府志》，万历《潞安府志》，道光《大同县志》，光绪《蒲县志》，民国《襄陵县新志》，光绪《太平县志》，民国《翼城县志注释》。（五）标点。如顺治、乾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蒲州府志》，万历《代州志》，万历《泽州志》，民国《洪洞县志》。（六）翻译。如乾隆《浑源州志》，民国《翼城县志今译》，民国《永和县志》。（七）辑录。如《永乐太原府志》就是辑录《永乐大典》残本中的《太原府志》；《汾州府志·平遥编》是辑录万历和乾隆《汾州府志》点校本中的平遥内容而成；《宁武旧志集成》中的《三关志·宁武地理总考》就是辑自明代廖希颜《三关志》。此外，《静乐旧志集成》（康熙、雍正、同治）和万历《忻州志》是影印和标点相结合，一页分成上下两栏，下栏为影印一页，上栏为对应的简体文字，标点竖排，优点是可以对照影印版。

　　利用山西方志，当然刻本或影印本最好，但刻本越来越珍稀少见；影印本成本较高，过去印量小，有的也不易找寻。可见编辑影印出版现存山西方志全集是绝对利好的一件文化盛事。近年来出版的《山西文华·史料编》影印了数种山西旧志，如万历《潞安府志》、康熙《平阳府志》、雍正《朔平府志》、雍正《泽州府志》、乾隆《汾州府志》、乾隆《蒲州府志》、光绪《代州志》、光绪《解州志》、光绪《直隶绛州志》。两套山西旧志丛书《中国方志丛书》（山西省）和《中国地方志集成》（山西府县志辑、省志辑）除去重复者仅有一百余种，只占山西现存方志的四分之一，且版本均是清代民国的，早期版本少。好在一些国内外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文化学会网站可以在线阅读部分珍贵的山西方志原版。在原件及影印本见不到的情况下，点校本或标点本就派上用场了，这也是山西旧志整理的主要方式。任根珠先生《西樵志语》一书中所收的文章《山西新方志事业综述》［1］10-11统计，截至2002年，山西旧志点注或标点的有101种。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统计的山西旧志整理点校有129种，时间显示截至2010年。据笔者收集，截至目前，山西旧志点校或标点本（不包括影印）有190余种，加上整理的专志，至少有220种以上，约占山西现存旧志的五分之二强。如果加上影印单行的，足有一半以上。

　　山西旧志整理以长治市最有功效，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将府州县志多数版本均标点排印线装内部出版，本世纪前后新加点校、标点整理，除却长治、平顺两县外，其余市县的府州县志现存旧志所有版本均已正式出版，均是合订一两册。太原市及辖县点校或标点出版《太原府志集全》4种、《太原古县志集全》12种，前者合订1册，后者合订3册，实现了旧志中的政区志全部正式整理出版。此外，介休市、寿阳县、静乐县、汾阳市、孝义市、交城县、广灵县、应县、代县、繁峙县、翼城县、乡宁县、霍州市、吉县、隰县、永和县、沁水县均已将辖区内的旧志标点整理出版，其中交城、静乐、广灵、隰县、沁水合订1册，寿阳合订2册，翼城一套5册。加上影印，绝大部分县市均整理出版至少一种旧志，但也有极个别县到目前为止尚未整理出版任何一种旧志。

　　山西旧志编撰过程中，涌现出修志名家、晚清乡宁人杨笃，一生修志（包括参订）13种，山西11种、河北2种，是公认的中国古代修志最多的个人，其中山西11种为光绪《山西通志》、光绪《代州志》、光绪《壶关县续志》、光绪《长子县志》、光绪《续修黎城县志》、光绪《屯留县志》、光绪《长治县志》、光绪《潞城县志》、光绪《天镇县志》、光绪《繁峙县志》、光绪《五台县志》。山西旧志中的名志如成化《山西通志》、光绪《山西通志》、康熙《平阳府志》、乾隆《汾州府志》、光绪《五台新志》等等。山西旧志整理过程中，大概以李裕民先生点校整理最多，如成化《山西通志》、万历《汾州府志》、雍正《朔平府志》、天启《文水县志》、康熙《宁乡县志》、万历《繁峙县志》、雍正《岳阳县志》、民国《安泽县志》、光绪《山西通志·古迹考》。利用旧志编撰的资料书，有：李裕民《山西古方志辑佚》和《晋志钩沉》，郭展翔等《山西方志物产综录》，山西省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利用山西旧志的工具书，有：李裕民《现存山西地方志总目提要》，刘纬毅主编《山西文献总目提要》、《山西方志概述》，祁明《山西地方志综录》、《山西方志要览》，池秀云《<山西通志>人物传索引》、张国淦《山西方志考》、赵保平《晋中地方志总目提要》等。整体研究山西旧志，成就较大的学术成果是新近出版的刘益龄《山西地方志史》，全面梳理山西地方志发展史、编撰史，总结特点，辑佚志文，附录现存及亡佚志书目录，形成最新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山西整理的旧志，除去影印的，主体是点注或标点，按通行古籍整理原则方法点校的较少，且在整理过程中录文、标点诸方面，错误屡见，利用时一定要仔细，最好查对原刻本印本或影印本。可见，全部影印很有必要，影印同时或随后再认真点校出版，将极大方便社会大众阅读利用。

　　二、碑刻

山西境内碑刻受到重视，古已有之。如成化《山西通志》卷十七即为《碑目》，分17类，载碑刻600余通简目，包括碑名、时代、撰者姓名。清末光绪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持编纂《山右石刻丛编》，收北魏到元末840余年720通碑刻，录尺寸、字体、地点、碑文及考证。光绪间方志家、乡宁人杨笃编纂《山西通志》的《金石记》（后辑为《山右金石记》单行问世），共有七卷，收录汉至元山西碑刻1550余通，列碑名、时代、撰者姓名、地点、考证按语，所收碑刻现已大多亡佚。民国间，山西各地编辑多种《金石志》、《金石记》、《金石考》、《金石类编》，如《阳城县金石记》、《汾阳县金石类编》、《定襄金石考》、《介休金石略》，多收录碑文，略加考证，为时人及后人研究山西地域文化保存了弥足珍贵的资料。

　　山西现存的碑刻年代久远、序列完整、数量庞大，支撑了山西区域社会史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及研究持续深入推进。最早有东汉碑碣，尤其是宋金元时期的碑刻在同期全国数量领先，明清民国时期的碑刻比比皆是。现存1949年之前的碑刻至少有3万通以上。三晋名碑如太原晋祠《晋祠之铭并序》、临猗《密云太守霍扬碑》、闻喜《玄宗御书裴光庭碑敕》和《平淮西碑》、夏县《司马温公神道碑》、新绛《碧落碑》、稷山《姚天福神道碑》、万荣《汾阴二圣配飨铭》、浮山《大唐龙角山庆唐观纪圣铭》、翼城《裕公和尚道行碑》、大同《大金西京大慈恩寺重修大殿记碑》（俗称《朱弁碑》）等。

　　利用碑刻，最好查看原碑、拓片及碑文较清晰的照片，如果尚不具备这些条件，那么使用出版的碑刻书籍就成为最主要的途径。山西出版的碑刻合集，首推《三晋石刻大全》，从2009年《临汾市洪洞县卷》出版开始，现已出版近60个市县区，山西现有119个县市区，接近一半。基本是每县一册，洪洞县、襄汾县、孝义市、泽州县、朔城区等5个县市是上下两册；仅有吕梁市汾阳市为上中下三册；有的县出版了续编，如大同市浑源县、灵丘县和临汾市浮山县、曲沃县。《三晋石刻大全》分县编排，书首有全省、全市、全县碑刻总况说明，可以先行了解，内容包括现存及亡佚碑刻，有标点的录文，简要解题，附录部分拓片及拓片局部，但多数碑文未录碑阴题名，主体是人名，也多有捐资商号、组织、个人及资金，这是研究基层社会史、商业史的好资料，实为明显的缺失遗憾。当时编撰原则不收墓碑，但多数县均收了不少近些年刊立的纪念碑。所谓大全，其实也不可能齐全，如上述灵丘、浑源、浮山、曲沃均已出版续编一册。《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泽州县卷》（2册）比晚出的《泽州碑刻大全》（4册）所收碑刻要少些。《三晋石刻大全》出版之前，曾编撰出版过《三晋石刻总目》9册，除了忻州、吕梁以外均有，每市一册，算是清家底，但《总目》错误很多，利用时也要注意。但《三晋石刻大全》毕竟成为研究利用山西现存碑刻时优先使用的碑刻资料书，其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三晋石刻大全》出版工作中，晋城市6县区全部出版，临汾市出版数量最多，17县市目前已经出版13县，而忻州市出版最为迟缓。

　　除《三晋石刻大全》独领风骚后，全省碑刻总汇还出版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及《续一》、《续二》3册，选萃类的《山西碑碣》与《山西碑碣续编》。市域碑刻选萃如《晋城金石志》、《晋中碑刻选粹》、《临汾历代碑文选》、《河东百通名碑赏析》。县域碑刻汇编如《泽州碑刻大全》、《高平金石志》、《灵石碑刻全集》、《灵石古韵》（碑石卷）、《介休碑传集》、《偏关古碑文集》，选编如《乡宁碑文选》（上集）、《尧都历代碑刻选萃》、《临县碑文大观》、《沁水碑刻蒐编》、《陵川历代碑文选》、《尖草坪区碑碣》。村域碑刻全集，如《古村郭峪碑文集》。流域碑刻汇编，如《盂县乌河石刻》。

　　山西出版的专题碑刻之书，如《山西地震碑文集》、《山西戏曲碑刻辑考》、《晋商碑刻资料选编》（一）、《山西清代神庙戏碑辑考》、《晋祠碑碣》、《河东盐池碑汇》、《河东出土墓志录》、《河东水利石刻》、《河东地区书院碑刻辑考》、《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广胜寺文献碑刻汇编》、《五台山碑文》（同书名两种，忻州市文物局和五台山佛教协会各编一种）、《五台山佛教》（繁峙金石篇）、《五台山碑文选注》、《阳城汤庙碑拓文选》、《太行山成汤庙碑刻资料集》、《三晋石刻大全·长治市长治县炎帝碑陵卷》、《晋城佛教金石录》、《高平诉讼碑刻辑考》。《中古陇西牛氏碑刻集录》卷三收近年晋东南出土的唐宋上党牛氏墓志81方。市县文史资料也有碑刻专辑，如《忻州文史》有《古碑文录》5辑5册，介休、襄汾、平遥文史资料也出版过碑刻、碑碣专辑。还有碑刻工具书可供利用，如《<山右石刻丛编>、<山西通志·金石记>石刻分域目录》。［2］45-48研究山西碑刻的书如《漫谈山西碑刻》、《金石证史：三晋碑志中的历史细节》等。

　　分市县的《三晋石刻大全》和其它山西碑刻书籍，整理工作都相当不易，但录文及断句常有错误，利用时务必引起注意。利用碑刻时，如果能亲临碑刻放置的原址，综合考量碑刻、建筑及场域的相互联系，实现在地化，充分结合所在区域社会文化，这样更有助于理解领悟碑刻反映的文化信息。

　　三、谱牒

　　魏晋隋唐是门阀社会，谱牒流行，但几乎均散亡不见。赵宋以来，聚族、修谱大受提倡，新的谱牒被陆续修撰，记录了千年历史，中国南方数量多、质量精于北方。山西现存的谱牒，宋金元代罕见流传，以明清及民国为多，尤其是清代民国最多。尽管历代战争、自然灾害及其他原因损毁许多，但辗转遗留保存下的谱牒数量也不少。或刻本或铅印或抄写，多数藏于私家，现在图书馆、博物馆也有不少收藏，如山西省社科院家谱研究中心、闻喜县档案馆、山西大学图书馆等。至于数量究竟有多少种，没有确数，保守估计2000种以上应没问题。《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谱牒”有461种，分现存、待访、亡佚三类，附简要提要。《中国家谱目录》及《中国家谱总目》收录山西家谱较多。著名者如闻喜《裴氏世谱》、代县《冯氏族谱》、代县《杨氏族谱》、代县《崔氏世谱》、五台《徐氏宗谱》、五台《赵氏宗谱》、崞县《徐氏宗谱》、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忻州《朱氏家谱》、忻州《陈氏族谱》、繁峙《宫氏族谱》、太原《王氏家谱》、榆次《常氏家乘》、灵石《王氏族谱》、灵石《陈氏家乘》、灵石《何氏族谱》、灵石《梁氏家谱》、寿阳《祁氏世谱》、徐沟《乔氏家谱》、祁县《罗氏族谱》、祁县《温氏家谱》、离石《于氏宗谱》、交城《安定王氏宗谱》、石楼《杨氏家谱》、乡宁《石涧村杨氏家谱》、襄垣《连族谱牒》、武乡《信义程氏族谱》、沁县《吴氏人物志》、沁县《东山赵氏家谱》、沁县《魏氏宗谱》、阳城《黄城村陈氏家谱》、盂县《续修张氏族谱》、平定《窦氏族谱》、平定《周氏家谱》、平定《郗氏族谱》、洪洞《韩氏家谱》、曲沃《靳氏族谱》、闻喜《赵氏家谱》、闻喜《郭氏家谱》、河津《平原薛氏族谱》、荣河《徐氏家谱》、稷山《段氏家谱》、夏县《涑水司马氏源流集略》、运城《河东路氏谱牒》、运城安邑《仝氏族谱》。譬如民国定襄《邢氏宗族世系图谱》卷二为《墓志文》，汇录了邢氏历代先人的碑铭墓志百余篇［3］64，价值就很高；光绪运城安邑《仝氏族谱》抄本对于廓清山西晋南及豫西女真族后裔仝氏价值较高。近些年，一些旧谱牒被陆续发现，或被影印、复印，尤其是一些新修的家谱族谱全部或部分承用老谱内容，也算老谱牒继续得以传承。但总体来看，1949年以前的家谱损毁的远多于现存的，造成山西地域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看来非常有必要由山西省级文化部门出面组织或规划设立一个大课题，逐步收集山西现存家族谱牒，也可分地区进行普查，编撰总目、内容提要，最好能先影印再点校，最后出版《山西现存谱牒汇编》，这必将是嘉惠学界、社会大众的文化功绩。

利用家谱资料，除查找新旧谱牒外，山西还出版过几种家谱文化的书，可以参看，如《临县家谱文化》、《盂县家族文化》、《山西盂县姓氏源流考略》、《娄烦文史资料》第六辑《娄烦碑谱文化》、《关氏三千年》，《洪洞大槐树寻根》、《洪洞大槐树志》（上下）收录了不少当地的谱序。山西学者张海瀛、李吉在山西家族、谱牒研究方面较有成就，张海瀛著有《族谱姓氏研究集》、《源晋姓氏与寻根》、《太原王氏史略》、《太原张氏史略》，还有《缅晗集：张海瀛谱牒研究文选》，主编过《中国族谱集成》；李吉著有《姓氏族谱与寻根文化》、编著《郭氏史略》。研究山西家族的成果，如周征松研究河东裴氏，著有《魏晋隋唐间的河东裴氏》、《中国姓氏谱：裴》、《家族史研究及其他》，利用了大量碑刻谱牒资料；李红《隋唐河东柳氏家族研究：以世系、迁移、婚宦、家族文化为中心》；谢振中《河东望族 万荣薛氏》。山西省社科院曾建立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收藏家谱资料近3000种，还有缩微胶卷近千盘，出版过《中国家谱目录》，影印出版《中国族谱集成》（全100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名人家谱丛刊》（全285册）、《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全137册）、《历代姓氏文献丛刊》（全93册），出版期刊《谱牒学研究》四辑、《谱牒学论丛》七辑。

明初，晋南洪洞大槐树移民、晋北马邑圪针沟移民，均是政府组织的移民活动，后裔遍及全国诸多省市县，所以有很多谱牒都自称是大槐树移民后裔，洪洞大槐树成为全球华人老家、汉民族的精神家园，这是山西及各地谱牒常见的现象。［4］72-75其实，山西古代长期地处边防地带，因为官、驻军、经商、逃荒而移入的民众历代有之。如晋南、晋东南多有河南、山东移民；而晋中人因经商移民外地，晋北、晋西北民众“走西口”及三年困难时期移居内蒙古很多，1949年前晋中、晋南、晋东南南下干部留居华中、华南、西南的人数也不少。尤其在两省交界处，移民活动更是频繁。通过阅读相关谱牒，上述历史信息及特点均能清晰呈现。

　　谱牒的通病，记载常有夸大溢美的成分，追溯远祖，往往攀附高贵贤能，利用的前提务必要考证鉴别、去伪存真。但谱牒集中记述家族，是为一家的历史，可以弥补正史、方志记载不足，是研究姓氏家族渊源、迁转、家规、世系、成员功业事迹、地方社会的珍贵资料。

四、文集

　　文集也称别集，是个人所撰诗文总汇。对于研究人物的生平经历、家族世系、交游师承、思想主张、学术成就、活动空间、区域社会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尤其是古代那些未能通过科举进入仕途而长期居于民间基层从事文教事业的文士，他们的文集对于研究地方社会更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4］72-75这里所说的文集，立足于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有价值，故而也把晋人诗文总集及选集也包括在内。晋人文集，以明清及民国留存为最多，这是和全国一样的普遍现象。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著录的“别集”有687种、“总集”68种，部分亡佚不存，这些数据也太会准确，其中有些书严格来讲不算诗文集，收录有些宽泛，但也大致能反映晋人诗文集现存状况。

　　晋人诗文集，收入丛书中的，如民国《山右丛书初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点校本）收录十余种，如《文潞公集》、《松龛全集》、《庄靖先生遗集》、《西台集》等。近年山西出版的大型丛书《山西文华》，已经出版的文集有《王绩全集》、《温庭筠全集校注》、《元好问全集》、《薛瑄全集》、《祁寯藻集》、《祁韵士集》、《陈廷敬集》、《吴雯集》、《张慎言集》等；山右历史研究院编辑出版的《山右丛书二编》，收的文集有《忠正德文集》、《拙庵集》、《敝帚集》、《梁园寓稿》、《涂水先生集》、《孔文谷集》、《孔文谷续集》、《孔文谷诗集》、《大椿堂诗选》、《条麓堂集》、《条麓堂续集》、《仰节堂集》、《苍雪轩全集》、《大司马张海虹先生文集》、《张忠烈公存集》、《张司隶初集》、《句注山房集》、《孙忠靖公全集》。晋城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出版的《晋城历史名人文存》，收录《鹤栖堂诗集》、《陵川集》、《庄靖集》、《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常评事集》、《泊水斋集》、《六砚草堂集》、《艳雪堂诗集》、《东谷集》。李豫主编《阳城历史名人文存》共收录明清时期阳城28人37部著述，另收入阳城诗歌总集7部，收录明清阳城诗人130余人作品近千首，包括《泊水斋文钞》、《泊水斋诗钞》、《东谷集》、《归庸集》、《桑榆集》、《午亭文编》等。徐永忠主编《高平历史文化资料》，收录高平籍文士文集，有《司昌龄诗文集》、《高平祁氏三世遗稿》、《张立本诗集》、《知常先生云山集》、《蒲溪吟社三家诗抄》、《刘宫詹天先生文集》、《毕振姬文集》。田同旭主编《沁水历代名家文存》收录沁水县8位古代名家传世11种文集。《介休近代艺文丛稿》收《介休诗略》、《介休续诗略》、《介休金石略》、《庄镜集》等10余种。

　　单行的晋人文集，如《郭弘农集校注》、《司马光集》、《文彦博集校注》（《文潞公集》、《文潞公诗校注》）、《元好问全集》（《元遗山诗集笺注》）、《郝文忠公陵川文集》、《郝经集编年校笺》、《郝经集校勘笺注》、《薛瑄全集》、《王家屏诗词译注》、《王家屏奏疏译注》、《王琼集》、《霜红龛集》、《傅山全书》、《西北文集》、《午亭文编》、《孙嘉淦文集》、《于成龙集》、《康基田和折遇兰诗集笺注》、《霞荫堂诗集》、《泊水斋诗文钞》、《吴琠文集》、《六砚草堂诗集》、《砚樵山房诗稿》、《程昆仑先生诗文集》、《徐继畲集》、《张瑞玑诗文集》、《曹润堂诗集》（影印）、《剑虹斋集》、《晚香诗钞存稿》、《吴庚诗文选》、《杨笃诗文选》、《卧虎山人感慨集》、《陈敬棠诗文辑》、《敬业文集》等。

　　还有一些家族、地域诗文汇编，如《皇城陈氏诗人遗集》、《夏门梁氏诗歌集释》、《润城古代诗文选编》（润城、西坡、北音、上庄、中庄、下庄、屯城、上伏、下伏卷，共4册）、《沁水历代文存》、《潞安诗钞》、《河汾诸老诗集》、《秀容诗文存》、《忻县古迹名胜诗文录》等。

　　上述晋人诗文集，基于研究山西地域有价值而言，主要是那些多年生活于山西的官员、文士，所记所写多关涉晋人晋地，利用价值自然较高。而一批常年在外地为官的晋人文集，对研究山西地域文化的价值反而不高了。反而，一大批曾经为官、寓居山西的外省籍官员、文士，他们的诗文集，也应多加关注，尤其是他们在晋地任职寓留时为晋人撰写的序跋、志铭及唱酬、观瞻诗文，对研究山西区域社会历史具有重要的资料利用价值。

　　山西的地方文献，除却上述四种之外，比较集中的还有地方史籍，也可以单独归为一类，集中记录晋地历史，价值也很高，整理出版的如《晋乘蒐略》、《晋政辑要》、《交山平寇本末》、《牧爱堂编》、《河东盐法备览校释》、《山西宁武府忠义孝弟祠观法录》、《晋游日记》、《山西票商成败记》等。

　　上述方志、碑刻、谱牒、文集四大类山西地方文献，多是正式出版的，也包括部分内部编印的，仅是列举笔者所藏及所知，不可能齐全完备，难免挂一漏万，但肯定具有一定代表性。加上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多有作者后裔及地方文化爱好者参与，收集有一定难度，有时需要亲临当地寻访。山西研究地方文化的机构，主要是省市县各级三晋文化研究会、地方志办公室、政协文史委、档案馆、图书馆，民间地方文献收藏者、爱好者及书商书贩也广有存藏，这些都是征集时应优先考虑的对象。

　　近40年来，一批批山西地方文献得到整理出版，为研究古代山西历史及中国历史提供了系统的基础资料，但整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错误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的文化发展需要，亟待将山西地方文献科学整理乃至总体编辑出版，编印《旧志集成》、《石刻大全》、《谱牒汇编》、《文集汇编》等等之类总集、汇编性质的地方性丛书，这必将是嘉惠当代、利在千秋的文化盛事。

很高兴能够帮助您寻找家族谱系。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和记录的限制，我无法直接提供您完整的家族信息。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建议和资源，帮助您进一步探索您的家族谱系。

1 寻找族谱和史料：首先，您可以尝试寻找家族的族谱或相关史料。这些史料可能由家族中的长者或历史学家保存，或者可能存在于图书馆、博物馆或在线数据库中。您可以联系家族成员或通过互联网搜索来找到这些资源。

2 参考历史文献：另外，您可以查阅历史文献，以了解您的家族在过去的背景和地位。这些文献可能包括地方史志、历史档案、报纸和其他相关资料。这些资料可能会提供有关家族成员的职业、社会地位和生活情况的信息。

3 寻找墓碑和纪念碑：在一些情况下，家族成员的墓碑或纪念碑可能会包含有关家族的信息。这些墓碑或纪念碑可能位于家族墓地或当地的公共墓地。您可以尝试在这些场所进行调查，以找到有关您的家族成员的信息。

4 在线数据库：最后，您可以尝试使用在线数据库来搜索您的家族谱系。这些数据库由历史学会、基因谱系组织和志愿者维护，其中包括许多家族的历史和族谱信息。您可以通过搜索引擎或特定的家族历史网站来访问这些数据库。

希望这些建议能够帮助您找到有关您的家族谱系的信息。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帮助或建议，请随时与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