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微积分领域使用的符号仍是莱布尼茨所提出的。在高等数学和数学分析领域，莱布尼茨判别法是用来判别交错级数的收敛性的。

莱布尼茨与牛顿谁先发明微积分的争论是数学界最大的公案。莱布尼茨于1684年发表第一篇微分论文，定义了微分概念，采用了微分符号dx，dy。1686年他又发表了积分论文，讨论了微分与积分，使用了积分符号∫。依据莱布尼茨的笔记本，1675年11月11日他便已完成一套完整的微分学。

2、拓扑学最早称之“位相分析学”（analysis situs），是莱布尼茨1679年提出的，这是一门研究地形、地貌相类似的学科，当时主要研究的是出于数学分析的需要而产生的一些几何问题。

3、莱布尼茨亦是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高峰。承断了西方哲学传统的思想，他认为世界，因其确定（换句话说，有关世界的知识是客观普遍和必然的）之故，必然是由自足的实体所构成。所谓的自足，是不依他物存在和不依他物而被认知。

扩展资料

莱布尼茨曾经从一些曾经前往中国传教的教士那里接触到中国文化，之前应该从马可·波罗引起的东方热留下的影响中也了解过中国文化。法国汉学大师若阿基姆·布韦（Joachim Bouvet，汉名白晋，1662－1732年）向莱布尼茨介绍了《周易》和八卦的系统。

在莱布尼茨眼中，“阴”与“阳”基本上就是他的二进制的中国版。他曾断言：“二进制乃是具有世界普遍性的、最完美的逻辑语言”。

在德国图林根，著名的郭塔王宫图书馆（Schlossbibliothek zu Gotha）内仍保存一份莱氏的手稿，标题写着“1与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

事实上，说莱布尼茨看到阴阳才发明二进制完全是断章取义，相反手稿标题全文是：《1 与 0，一切数字的神奇渊源。……这是造物的秘密美妙的典范，因为，一切无非都来自上帝。》。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莫言，原名管谟业。

莫言，1955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东北乡文化发展区大栏平安村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亦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因此谱牒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还屡修谱牒，而且声势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谱牒中去。所以唐初的屡修谱牒，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1、唐初谱牒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谱牒共有三次。第一次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等主持撰修谱牒。高士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谱牒，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唐太宗命修谱牒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谱牒了。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谱牒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2、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谱牒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谱牒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旧士族不愿意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3、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着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着《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者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㟙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郎：《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4、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谱牒。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少手段。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30、40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

1997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了周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大名家名著文丛），该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上下两编，汇集了他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所发表过的大部分论文。 这个领域的著述有《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和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50、60年代撰写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文章多篇，对发展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有深入探讨。80年代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周一良曾多次到亚洲、非洲、欧洲国家及美国讲学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专著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世界通史》（与吴于廑主编）、《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日文治维新的几个问题》、《中日文化关系史论》、《中外文化交流史》（主编）、《唐代密宗》等；主要论文：《乞活考》、《论梁武帝及其时代》、《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中国的梵文研究》、《敦煌写本书仪考》等。

书目

《毕竟是书生》、《钻石婚杂忆》。

《中日文化关系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

《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 邓懿 周一良译、（美）约翰·惠特尼·霍尔

《周一良学术文化随笔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

《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

《周一良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周一良译、（日）新井白石著

《周一良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郊叟曝言》，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但不知何故，老一辈学者中除周一良先生外，其他人对此并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周一良先生始终没有停止对这一段史学史的思考。他撰写的第一篇史学论文就是《魏收之史学》。该文1934年发表于《燕京学报》第18期。当时他只是一名年仅21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然而直到今天，这篇文章都极具参考价值，研究北朝史、研究史学史不可不读。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他又连续发表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几篇有关史学史的文章。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录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中。在他的《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也有若干涉及史学史的条目，如“崔浩国史之狱”、“魏收袭用南朝史书”等等。

周先生在1999年撰写的简短的《学术自述》中，对一生的学术研究做了扼要的总结。其中对自己在史学史研究上的创获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在另一篇文章《我和魏晋南北朝史》中，他回忆当年听邓之诚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课时说：“燕京规定学期末不考试，写一篇学年论文。我在这课就写了一篇《魏收之史学》。魏收的《魏书》受人诽谤，我从几个方面论证了《魏书》并非‘秽史’，实际上是替他平了反，做了一篇反面文章。后来这篇文章登在《燕京学报》，那时我二十一岁。这就是我最初关于魏晋南北朝史著作的开始。四十七年以后，我为《百科全书》写‘魏书’这一条，重翻旧文，发现其中颇有余季豫先生《四库提要辩证》所未及道者，因记以自勉。”在文章后半部，他又再次说到史学史研究：“我对魏晋南北朝史没有总体的看法，也没有计划一个一个问题地突破。但是，我觉得在‘通古今之变’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因此也有逐步深入的倾向。比如说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从《魏收之史学》到《论崔浩国史之狱》，一直到最后《论南北朝史学的异同》，这中间就在逐步融会贯通。” 大家都知道，周先生学问渊博，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及中外关系史众多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但是他在总结学术生涯时却总是提到史学史研究。在1995年出版的《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中，他把上面提到的所有史学史论文都收录了进来。这些都说明他对自己在这个方面的工作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若要回顾周一良先生所走过的学术道路，对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上的贡献就必须给予足够的关注。

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次给予全面总结的是《隋书·经籍志》，后来又有刘知几的《史通》。《隋书·经籍志》限于体例，较为简单，不如《史通》细密。《史通》对从古至今，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发展从多个方面做了介绍、评判。但是，刘氏其实并不理解这一时期史学的特殊意义。只是因为魏晋南北朝距离他最近，他掌握的材料最多，所以才使得《史通》的论述自然地以魏晋南北朝为主。与之相比，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关注显然已经是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了。他晚年的史学史文章标题多有“魏晋南北朝”诸字，反映出作者的意图是力争从总体上把握这个时期史学的基本面貌。

在《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一文中，他提出这一段史学发展有若干特点。首先是史部著作的独立。“从典籍的分类来看，史学著作摆脱了隶属于《春秋》、作为经部附属品的地位而独立了。这也就意味着，史学从而成为独立的学科。”史学的第二个特点，“是继承先秦以来太史记录当代史事的传统而加以改革，设立专职史官，不再兼管天文历法，四百年间没有中断。”第三个特点“表现在史书的种类与数目，比起前一时期，史部著作数目骤增，性质复杂多样，门类异采纷呈。”第四个特点，“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的，是编年体与纪传体两者并重，相辅而行。”第五个特点，“是出现一个分支——谱牒之学。这几百年中，家谱、族谱大为兴盛，数目骤增，种类繁多，谱学成为世代相传的专门之学。”最后一个特点，“为以前所未有的，是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中正式占一席地，有关僧人与道士的传记开始出现。由于大量佛经译为汉文，僧人感到有必要编制目录，作为史学分支之一的佛经目录之学，也建立起来。” 对这些特点的总结反映出他所注意的并不局限于个别史学家，也不局限于某一部史学著作，而是要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宗教、史学著作的体裁、史官制度等大的方面着眼。这使得他与前代学者有了明显的不同，甚至也与他自己年轻时写《魏收之史学》时不一样了，在境界上显然是更高了。

诸葛亮

诸葛亮应该说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伟大的政治家。在他二十七、八岁时，刘备三顾茅庐去找他。然后，他就作了非常有名的《隆中对》。《隆中对》把当时中国国内的形势作了很细致深入的分析，指出了北方怎么样，南方怎么样，然后西方怎么样。跟刘备建议取荆州，取巴蜀，然后三分天下，跟曹操、孙吴抗争，这是很不简单的。当时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对全国的局势作出这样细致深入的分析，而且最后历史的发展可以说基本上按照诸葛亮所预见的情况发展下去，形成所谓三国鼎立的局面，从这点上讲，我觉得诸葛亮一个年青的知识分子、一个年青的政治家能做到这样英明的预见，最后形成三国这种政治局面是很了不起的。这是从政治上讲。

另外一方面，他到四川、云南执行民族政策。“七擒孟获”事是裴松之《三国志》注里边的，而陈寿《三国志》中并没有把这事记录下来。但是既然有这种传说，就说明有这种可能，也反映当时诸葛亮对待南中少数民族情况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政策，可以说是以心服人，不是以力服人，是以德服人。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跟少数民族搞好团结，长期和平共处下去，最后达到融合。他在四川立足，云南成为他很重要的后方，直到今天云南少数民族还对他非常崇拜，非常敬爱，这不是偶然的。虽然“七擒孟获”是个故事，正史里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传说，反映一定的事实，特别是从千百年来西南少数民族对诸葛亮崇拜的情况，可以想象到他在民族政策方面的伟大见解跟实践结果的情况。

另外从军事方面来讲，陈寿说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好像他不大能够打仗。蜀汉在战争方面不是太成功，当然有种种的原因，不能完全归罪于诸葛亮一个人，恐怕跟它的地理情况，跟他手下的人才等等各方面都有关系。但是有一点应该看到，就是他几次出祁山北伐，实际上我看是一种以攻为守的办法，他这样攻并不是真正一定想要打到长安，打到洛阳，但是出兵这种姿态，这种举动，就使得北方对他另眼看待，对他不放轻举妄动，这样就保住了西南四川云南一带地方，所以把诸葛亮北伐看作一种战略，利用这个办法来维护住这个政权的立足点，维护他的地位，这样看也许更适合些。

诸葛亮给人的形象，现在一般都是从小说，戏剧方面传达过来的。我觉得是不是还有一点应该考虑，就是诸葛亮是一个讲究法治的人。本传上讲他“循名责实”就是法家的态度，他“严刑峻法”，有功必赏，有过必罚，非常严格，老百姓都很怕他，但是同时也很敬爱他，我觉得这是诸葛亮的一个方面。是不是还有另一个方面应该考虑，就是他曾经讲过两句很有名的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什么叫“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呢我体会这是道家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一种思想，一种“淡泊”、“宁静”的想法。所以诸葛亮这个人应该说他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在安邦治国方面，是采取“严刑峻法”的办法。另外，他在为人方面有道家的一面。他的治家、人生观我觉得恐怕应该同时注意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特怔。可惜诸葛亮的著作今天留下来的不多，有些是假的，不可靠的。我想，如果他要作诗，写文章的话，恐怕很可能会更多的流露一些道家的思想，而不是商鞅，韩非的那种想法。所以今后研究诸葛亮，我觉得还可以从这方面多下些功夫，研究研究他的心态，研究研究他的思想深处是不是有几种因素混合在一起的，而不仅仅是一个讲严刑峻法的人。当然现在我们老百姓心目中的诸葛亮就是羽扇纶中的那种形象，这当然是从小说、戏剧里边来的，这说明小说戏剧对于宣传历史人物，对于进行历史教育还是很有用的。

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

周树人

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 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 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 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周作人

作者简介：

周作人 （1885～1967） 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他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周刊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写了大量散文，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在他的影响下， 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一个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此时直至40年代所写的散文，格调 “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影响日益缩小。 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周 建人

周建人（1888—1984年）字松寿，又字乔峰。浙江绍兴人。鲁迅之弟。1920年入北京大学攻读哲学。早年从事生物学的研究。1921年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妇女杂志》、《自然》杂志编辑、撰稿人。1023年任上海大学、安徽大学教授。大革命失败后，曾为鲁迅与中国***人的交往担任通信联络及掩护工作。 1932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任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编辑。 1945年与马叙伦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任中央理事。 1946年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当选为理事。 1948年加入中国***。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浙江省副省长、省长，民进第三至五届中央副主席和第六、七届中央主席，民盟第三届中央常委。为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 1984年 7月29日病逝于北京。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生物进化浅说》，译有达尔文《物种起源》。

鲁迅共有181个笔名

181个

周树人（公元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去世），原名周樟寿，后改名树人，字豫才，鲁迅是他1918年4月2日为《新青年》写稿（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的笔名。鲁迅笔名之多，堪称我国著名作家之最，在世界伟大作家中也是极少见的。

笔者最新收集到的鲁迅笔名共计181个：

一字笔名有16个：卂 飞 树 俟 独 洛 干 豫 L 干 敖 隼 旁 迅 直 庚；

二字笔名有116个：翁隼 唐俟 旅隼 朔尔 家干 苇索 杜斐 何干 一尊 余铭 译者 张沛 阿二 阿法 苗挺 直入 明瑟 罗怃 佩韦 周树 周悼 庚辰 庚言 孟弧 封余 荀继 茹莼 树人 候堂 飞斐 冬华 乐文 洛文 乐贲 乐雯 品音 记者 家斡 宴教 冥昭 焉于 黄棘 梦文 雪之 常庚 曼雪 崇巽 符灵 康郁 隋文 越丁 越山 越侨 越容 楮冠 鲁迅 尊古 游光 遐观 编者 虞明 豫才 燕客 霍冲 孺牛LS 丁珰 丁萌 士繇 EL 及锋 之达 子明 丰瑜 元艮 元期 不堂 中头 中拉 长庚 公汗 风声 巴人 龙刚 尤刚 且介 且文 史赉 史癖 白舌 白道 令飞 自树 许遐 许霞 鲁行 迅行 独立 姜珂 洛丈 神飞 敖者 莫朕 桃椎 索士 索子 晓角 动轩 仲度 华圉 阿张 豫山 樟寿 豫亭 符买 俟堂；

三字笔名有37个：华约瑟 齐物论 唐丰瑜 唐元期 黄凯音 戛剑生 康伯（白）度 隋洛文 葛何德 董季荷 敬一尊 朝花社 编辑者 编纂者 纂述者 杜德机 何家干 何家斡 即鲁迅 张承禄 张禄如 周玉才 周动轩 小孩子 丰之余（瑜） 韦士繇 邓当世 白在宣 周树人 周樟寿 周豫才 宓子章 赵令仪 某生者 倪朔尔 栾廷石 孺子牛 ；

四字笔名有5个：宴之教者 宴之敖者 ELEF 旅沪记者 楮冠病叟；

五字笔名有7个： 朝花社同人 中国教育社 奔流社同人 诸夏怀霜社 译文社同人 铁木艺术社 旅沪一记者；

六字笔名有1个：上海三闲书屋。

其中的笔名注解：

阿张、周豫才、豫山、周树人、樟寿：鲁迅原名阿张、周樟寿、豫山、周树人，1881年9月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张之洞来访，于是其祖父便以所遇为孙取名“阿张”，之后又以同音异义的字取作大名“樟寿”，号“豫山”。

豫亭、豫才：鲁迅7岁进私塾就以“豫山”为名。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同学们常以此取笑他，便请祖父改名，后改名豫亭，再改豫才。1892年进“三味书屋”读书时，改名豫才。

树人：1898年，17岁的鲁迅离开了家乡，来到南京，投奔一个名叫椒生的叔祖，入了江南水师学堂。周椒生本人在水师学堂做官，却对这种洋务学堂极为蔑视，认为本族的后辈不走光宗耀祖的正路，而跑到这里来准备当一名摇旗呐喊的水兵，实在有失“名门”之雅。为了不给九泉之下的祖宗丢脸，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名字，遂将“樟寿”的本名改为“树人”，取“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意。

鲁行：鲁迅在1907年他曾用过“鲁行”做笔名，“鲁”是因他母亲姓鲁，“行”是奋发勇进之意。

苇索、桃椎、符买：他有苇索、桃椎、符买等笔名，据《黄帝书》记载：上古时代有神荼、郁垒两位神仙弟兄，有捉鬼的本事，二人常在度朔山的桃树下检阅百鬼，并将一些无道之鬼用苇索绑起来喂老虎。根据这个传说，我国民间有了如此一习俗：在门上悬两块桃木木板，上荼神佘，符买二神大名，用来镇邪怯恶。这两块桃木，就叫桃椎或桃符。显然，先生以苇索、桃椎、符买为笔名，正表明他为民除害、声张正义的理想。苇索：“坚韧不折”义。桃椎：“驱邪除害”义。

雪之：鲁迅先生还有个笔名“雪之”，立意颇深。其时，教育总长章士钊赞美文言，反对白话运动，并以“二桃杀三士”的典故为例撰文立说，可惜，他把勇士的“士”误解为读书人，为此，鲁迅写了篇杂文，题目就叫《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并以笔名“雪之”发表，意思和文章相互通联：为三位被“误杀”的读书人昭雪。

俟堂：《俟堂专文杂集》，题记鲁迅所藏古砖拓本的辑集，收汉魏六朝一七○件，隋二件，唐一件。鲁迅生前编定，但未印行。俟堂，鲁迅早年的别号。

鲁迅、迅行：1907年又因鲁迅先生的慈母姓鲁，所以他取其母姓，又录“迅行”，取其“迅”字，含二而一，谓之“鲁迅”。1918年5月，在钱玄同的激励和介绍下，鲁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首次使用笔名“鲁迅”。 “鲁迅”这个广为人知的笔名，是他发表《狂人日记》时第一次使用的，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先生解析，“鲁”是他母亲姓氏，我国春秋时期，“周”与“鲁”是同姓之国，取“鲁”则在于纪念感怀母亲养育教诲之恩。“迅”原是他幼时乳名，又含迅捷进取之意，表明他誓与反动腐朽的旧时代彻底决裂，积极进取的鸿鹄之志。他的母亲叫鲁瑞。“愚鲁而迅速”是他笔名的主要缘由。在“鲁迅”之前，还曾用过“迅行”的笔名。许寿裳曾对此作过解释：“（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迅行”的含意是奋发、勇进并对未来充满希望。

唐俟：鲁迅读佛经抄古碑取笔名“唐俟”，意为“待死堂”。1918年5月15日，鲁迅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

宴之敖者：鲁迅曾用过“宴之敖者”这个奇怪的笔名，它源于：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进了北京的一个大院子，同享天伦之乐。然而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治家时挥霍无度，月月亏空，家庭间的矛盾日益激烈。最后，鲁迅在家里竟连饭也吃不到，只得自备饭菜。鲁迅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其中包含多少无奈、痛苦和辛酸。据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先生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欪……）；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按周作人之妻为日本人。《铸剑》原名《眉间尺》，作品中的人物“黑色人”名叫“晏之敖者”，而“晏之敖”正是鲁迅的一个笔名。

孺子牛：为表达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热爱，他从自己著名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中摘取“孺子牛”、“孺牛”为笔名，意即坚持站在劳动者一边。

阿二：“阿二”原是旧社会统治阶级对下层拉黄包车车夫的贬称，他就选用“阿二”作笔名，意即坚决站在劳动者一边。

巴人：在发表不朽名著《阿Q正传》时，他取笔名为“巴人”，喻意十分清楚，即“下里巴人”。以示他对标榜所谓“阳春白雪”的封建正统文艺的嘲笑，坚定不移、立场鲜明的公开站在劳苦大众一边。

旅隼：为了向恶毒攻击他的政敌表示坚决回击、应战的大无畏精神，他用“旅隼”作笔名，“隼”是一种可以捕猎的勇猛的雄鹰，“旅隼”就表明自己具有搏击长空、克敌制胜的信念和勇气。

许遐：许广平的小名叫许霞，鲁迅干脆取“许遐”作笔名。

唐丰瑜、丰之瑜：针对文坛某些人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他又取笔名“唐丰瑜”、“丰之瑜”；

尤刚：“刚强不屈”义。

敬一尊：“回敬一杯”义。

白在宣：“公开宣战”义。

华圉：用“谜语”起的也不少，如“华圉”是隐“当时中国（华）是个大监狱（圉）”之意。

何家干：在与敌人斗争周旋中，鲁迅既沉着应战，又鄙夷幽默地对敌人进行辛辣嘲讽。当时，国民党的“检查官”四处伸出触角，寻查迫害鲁迅，可他并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用“何家干”作笔名发表文章，嘲弄反动派及其所豢养的鹰犬：“你知道是何家所为？”

隋洛文、洛文：隋洛文是“堕落文人”义。1930年，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遂取笔名为“隋洛文”、“洛文”以示抗议。鲁迅也用“隋洛文”作笔名，用以影射浙江党老爷许绍棣通缉他的罪名“堕落文人”。

公汗：1934年，叭儿狗纷纷狂吠，处心积虑地攻击、诽谤鲁迅是“汉奸”，于是鲁迅就针锋相对，巧妙的以“叭云汉奸”四字各一半组成“公汗”作笔名，戏弄、正告反动派及其奴才走狗：“你对这个‘汉奸’如之奈何”？

虞明、余铭：“虞明”、“余铭”系“愚民”之谐音。

韦士繇：“韦士繇”系“伪自由”之谐音。

丰之余：“封建余孽”义。他也用过“丰之余”，这是他对创造社人定他为“封建余孽”的反嘲。

康白度：他用过“康白度”（Comprador）作笔名，这是回敬林默讥他为“洋行买办”的即兴反攻。

晓角：是早晨报晓的嘹亮的号角，它是鲁迅生前所用的最后一个笔名，表明他晚年在病魔缠身，自知不久于人世间，仍念念不忘唤醒国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去冲破旧社会重重阴云霾雾，为迎接黎明的到来而奋勇斗争。

栾廷石：鲁迅先生写杂文曾用个笔名叫“栾廷石”，含有瞧不起栾廷玉之意。

诸夏怀霜社：1936年10月18日，鲁迅已经生命垂危，当时任《译文》杂志主编的黄源前来看望，并诉他托他在《译文》刊登的广告登出来了。这则广告是《介绍〈海上述林〉》一文。《海上述林》是鲁迅为瞿秋白烈士所编的一部译文集，他还用了“诸夏怀霜社”的名义出版。“霜”是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意即全中国都怀念瞿秋白。没想到，这则广告竟成为鲁迅先生一生中最后看过的文字。第二天（即1936年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鲁迅就不幸与世长辞了。

参考资料：

《罗摩衍那》写的是罗摩与妻子悉多悲欢离合的故事，中间穿插了不少小故事，描写自然景色和打仗的场面又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所以很长。它的内容大致如下：在名为《童年篇》的第一篇里，提到蚁蛭仙人把自己创作的长诗教给两个学生(后来说是罗摩的双生子)，让他们唱给罗摩听。而罗摩的故事则从这篇的第五章开始，由罗摩二子朗诵出来。内容以罗摩的出生和结婚为主，说罗摩是十年王经过祭祀天神后所生的长子，他因武艺超群，折断神弓而娶得邻国的公主悉多为妻。悉多是邻国的国王遮那竭耕地时在犁沟里被发现的(悉多即犁沟之意)，她的母亲是大地，父亲就是遮那竭。第二篇《阿逾陀篇》主要讲十车王宫中的矛盾与罗摩的被流放。十年王年老后，决定立罗摩为太子，但他的小王妃吉迦伊却在驼背侍女的煽动下，以过去老王曾答应要给她两项恩赐为借口，胁迫老王流放罗摩十四年，立自己的儿子婆罗多为王。十年王痛苦地应允后，不久即死去。罗摩出走后，弟弟婆罗多在位期间，供奉着罗摩交给他的一双作为替身的鞋子执政十四年。

第三篇到第六篇的主要内容是：罗摩夫妇和弟弟罗什曼那被流放到森林后，悉多不幸被十首罗刹王罗波那抢去，罗摩兄弟四处寻找未获。后来，罗摩帮助一个猴王夺回王位，并结成联盟。神猴哈奴曼侦察到悉多被囚禁魔宫后，猴子们立即为征讨罗刹国的罗摩大军造桥过海。罗摩大败十首摩王罗波那后，派人从魔宫接回悉多一并启程返国。

罗摩回国登基后，他统治的时代出现了太平盛世，全诗到此本已结束。第七篇估计是后加的，在这一篇里，罗摩的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从一个被迫害的受难者变成了封建专制暴君。如其中谈到罗摩即位若干年后，听信了所谓人民的意见，怀疑悉多居魔宫不贞而将她遗弃；十几年后，悉多的不白之冤仍得不到昭雪，最终不得已求救于地母，让大地裂开，纵身跳了进去。作品的最后结局是全家在天堂重新相聚。

《罗摩衍那》是一部巨大而又庞杂的史诗，最初只是由口头流传下来，经过长期增删写定后仍无定本。大家公认，七篇中第二篇至第六篇是全书较原始的部分，第一篇和第七篇晚出，可能是后加的。最早的部分估计成于公元前三、四世纪，而最后写定是在公元后二世纪，也就是说全书形成的过程长达五、六百年。因此关于它的思想内容和反映的社会面貌众说不一。印度教徒把它看作是圣书，因为罗摩是大神毗湿奴的化身。西方有的学者认为悉多原意是田地里的垄沟，垄沟象征着农业技术，史诗影射的是农业技术从印度北方传到南方的过程。有的学者则认为《罗摩衍那》是一部战胜艰苦和强暴的英雄颂歌，歌颂罗摩为家族和好，政权安定而作出的自我牲，赞扬他支持正义战争，关心平民利益，在奴隶社会中站在平民的一边。他是原始公社制社会解体并向奴隶制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氏族上层阶层的进步势力的代表。但也有学者指出，《罗摩衍那》不是奴隶社会的产物，而是封建社会的。罗摩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以农业为主，而罗波那是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从肤色和家谱等来看，罗摩是属本地的原始居民，而罗刹王罗波那实际上是婆罗门，是外来的靠游牧和吃肉为生的雅利安人(注：操印欧语，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从中亚高原南下，在印度河流域定居下来。)的代表。因此罗摩与罗波那的斗争实质上是本地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与外来的从事掠夺的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罗摩终于战胜了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罗波那。另外还可以看到，书里宣扬的道德信条已相当系统，类似我国汉代的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似乎已属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了。所以说，整个一部《罗摩衍那》歌颂的是新兴地主阶级，而且通过宣扬一夫一妻制，强调妇女的贞节等来维护王位继承的纯洁性。(注：参看季羡林：《罗摩衍那初探》，1979年版。)

以上各家说法各有根据，但差别却很大。这是因为这部史诗并非毕其功于一役。它最早可能源于原始公社社会解体并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民间口头创作，后来经过奴隶社会的崩溃和封建社会的建立这一漫长的历史道路，才形成在这个样子。所以从思想内容上看，既有民间的可贵因素，又有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宗教思想。例如罗什曼那在批评罗摩相信命运时说的：

那精力衰竭的胆小鬼，

他才受命运的播弄。

那些自尊自重的英雄汉，

完全不把命运来纵容。

还有一个名叫 波厘的婆罗门对祭祀的看法：

人们常举行阿湿吒迦祭，

来祭自己的那些先祖，

请看这粮食真倒了楣，

死人哪能吃什么供物

这些具有无神论观点的话和看法都反映了民间进步的思想，是史诗中难得的精华。

但在同一史诗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封建糟粕，就在主人公罗摩身上便有前后相矛盾的性格，即从一个品德崇高的被迫害的受难者一变而成为封建专制的暴君。特别是在第七篇里，糟粕更多，其中竟插进了这样一个故事：罗摩当政时，一个刚刚死去独生儿子的婆罗门，要求罗摩救活他的这个孩子。罗摩四出访求孩子死去的原因，发现是由于一个低等种姓的首陀罗模仿高等种姓的婆罗门修炼苦行所致，便残忍地把他杀死，从而换来孩子的复活，罗摩的这种行径竟得到天神们的一致称赞。作者插进这个故事的意图是很明显的，目的在于维护种姓制度，使低等种姓的广大群众永远处于贱民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