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家谱小编相信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家谱其实是一个人家里的根源，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当然了，小编也是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人为了能够弄清自己家庭的根源，会不顾一切的去寻根缘，去找到很多有关自己家族的事情，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中国姓氏家谱的发展历史是怎样的？到底中国的姓氏发展经历了哪些过程呢？

家谱的历史是十分悠久的。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问题，学术界大致有宋代起源说、战国秦汉起源说、周代起源说、殷商起源说等四种，虽然起源时间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已有文献作为立论的基础。其实家谱的起源可能要更早。(友情提醒文章字数比较多，看完大概需要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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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谱的滥觞

最早的家谱很可能出现在大禹时期。我们知道，大禹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的创建者，也是王位世袭制的始作俑者。这一时期，由于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王位的传承不再与贤能与民意相关，而是取决于血缘关系，于是血统的纯净、王族成员血缘关系的亲疏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家谱的诞生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司马迁在《史记》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楚世家》和《三代世表》等篇目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的世系和夏、商、周三代王室及楚国王室自始祖以下的历代世系。《史记》中世系追溯到的最早人物是黄帝。《五帝本纪》起自黄帝，《夏本纪》的前溯也至黄帝止，这与司马迁所说的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相一致，表明司马迁所依据的谱牒资料的终极追溯人物应该就是黄帝，所追溯的时代就是黄帝时代。这与后代家谱往往追溯至黄帝的做法也是相符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最初的家谱记载的世系应该始于黄帝时代，换句话说，最早的家谱可能出现于距黄帝时代不久的某一时期。

口述家谱

黄帝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传说时代，这一时期的历史并没有留下文字的记载，只有一些口耳相传的传说。没有文字，那么最早的家谱就应该是口述家谱。口述家谱就是通过人们的口耳相传将家族的世代谱系传承下来。关于口述家谱的存在，可以从少数民族的习俗中得到印证。在中原建立元王朝的蒙古人就有口述家谱的习惯，蒙古人有保存祖先的系谱、教导出生的每一个孩子知道系谱的习惯。这样他们将有关系谱的话语作为氏族的财产，因此他们中间没有人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和起源。据说成吉思汗就能将自己黄金家族的世系背诵二三十代。

口述家谱在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中是极为普遍的，有些民族为了便于记忆家族世系还实行了父子连名的取名习俗。所谓父子连名就是父亲的名字的末位(或二位)音节与儿子名字的首位(或二位)音节相同。采用父子连名的民族一般没有文字，世系都要依靠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记录，而使用连名，一方面便于记忆背诵，另一方面也便于辈分的确认，与中原地区家谱中的字辈谱有异曲同工之妙。

结绳家谱

在文字产生以前，先民们使用在绳子上打结的方法来记事，称为结绳记事。使用结绳的方法来记载世系，记录家族内成员的情况，便是结绳家谱。结绳家谱在我国的少数民族如鄂伦春、锡伯等民族中都曾采用。如在满族祭祀的神灵中，有位佛托妈妈，意思是柳枝娘娘，也尊称为子孙娘娘，是赐福降子的尊神，满族大祭的第三天晚上要为佛托妈妈举行单独祭祀。祭祀中的佛托妈妈是一个黄布制成的口袋，因袋口用布带抽紧而呈上尖下圆的形状，俗称妈妈口袋。口袋中装有长四五丈的彩丝索绳，俗称子孙绳或长命绳，绳上系有代表家族成员的小物件如五彩布条、小弓箭等。子孙绳平时不打开，装在布袋里供着。等妇女生小孩时，将布袋打开扯出子孙绳，悬挂在屋里。如果生的是男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一个小弓箭、小筐、小篓什么的，意思是男孩长大成人之后，不忘祖上的武功；如果生女孩，则在子孙绳上系上一条红布条，意思是表示吉祥如意，女孩子长大贤淑温柔。直到小孩满月之后，才能将子孙绳收起，重新装进布袋里，放回原处供奉起来，让其继续享受人间烟火。满族人通过这根索绳可以记载辈数、每一代有多少男女，而且还以此寄寓对后世子孙的希望。子孙绳越长，系物越多，则表示子孙繁盛，子子孙孙，绳绳相继。佛托妈妈的子孙绳实际上正是结绳家谱。

甲骨文家谱

商代甲骨文的出现，使家谱从口耳相传的口述家谱及结绳记事家谱阶段步入了文字记载的实物家谱阶段。中国现存最早的实物家谱便是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商代甲骨文家谱，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原始的实物家谱。我们知道，甲骨文主要记载的是商人占卜的情况，因此也被称为卜辞，但其中也有一些记载着人物世系的内容，这些记载了同一家族多代人名字的甲骨文就被称为甲骨文家谱。

说明：殷商牛骨刻辞

(骨版记录的是殷商贵族日常生活行事和天文气象等有关资料。在殷商甲骨刻辞中，一般记载的是占卜、祭祀、狩猎等活动；也有的骨版包含家族世系人名的内容，相当于带记事功能的甲骨文家 谱，可以说这是历史最悠久的实物文字家谱。)

根据对现有甲骨卜辞的研究，共有三件甲骨卜辞可以被认为是家谱。一件收于《殷契卜辞》，序号209；一件收于《殷墟文字乙编》，序号4856l一件收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序号1506。其中《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506号卜骨收录了儿氏家族11代13个人名，其中父子关系11人，兄弟关系2人，是现存最完整的商代家族世系。据考证，这份《儿氏家谱》刻于3200多年前的武丁时期，谱中的名字均不见于商代先公先王谱系，表明这些人可能并非是王室成员。这就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王室之外的显贵家族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家谱。

金文家谱

商代晚期，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实物家谱，这就是金文家谱。金文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因此所谓的金文家谱也就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家谱。

周代以后，人们普遍在青铜礼器上铸刻铭文以表达对祖先的崇敬，这些铭文一般先叙述祖先的名字及美德、功勋，然后是铸器人的名字，涉及到家族世系的比较多，因此金文家谱屡见不鲜。

西周时期确立的宗法制度是一种建筑在血缘关系上的等级制度，出于维护宗法制度的需要，记载血缘关系亲疏、嫡庶长幼的家谱在周代得到了很大发展。周代家谱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家建立了一套史官修谱的制度，设立专人负责周天子王室家谱的记录与管理。据《周礼·春官》的记载，小史是掌管谱牒的官员，专门负责定立王室的世系、区分王室成员的长幼次序与嫡庶亲疏，遇到有祭祀还要告诉周王其祖先的忌日和名字。各诸侯国也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诸侯国王室的谱牒和家族事务，如楚国就设置了三闾大夫之职，专门负责楚国王室的家谱记录与管理。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就曾经担任过三闾大夫，掌管楚国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牒。国家还设立官员负责卿大夫谱系的记录和管理，这个职位叫做太史。

随着家谱的发展，周代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谱学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帝系篇》。《世本》记录了自黄帝至春秋战国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迁居本末、生前创制、谥号及其他事迹，是一本万姓统谱式的谱牒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谱牒著作，是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谱学著作。《世本》分为《帝王谱》《诸侯谱》《卿大夫谱》《氏姓篇》《居篇》《作篇》《谥法篇》等十五篇。其中《作篇》中记载了中国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发明创造，如神农氏发明了琴，伯夷发明了打井，杜康发明了酿酒，蚩尤发明了用金属制造兵器等等。《帝系篇》是专门记载文字产生以前的传说时代血缘系谱的谱牒著作，实际上记载了黄帝的谱系，在这一谱系中共有男性38人，女性13人，记载内容特点鲜明。尽管这一谱系的可信性值得怀疑，但在谱学发展史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相传为荀子编修的《春秋公子血脉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谱为名的宗族史籍，其血脉二字，形象地揭示了家谱作为血缘系谱的特点。尽管此书如今已佚，但却是后世家谱称谱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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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隋唐——家谱的兴盛期

魏晋隋唐时期是中国家谱发展的繁盛时期，在这一时期，家谱受到了广泛的重视，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从选官到婚姻，都要以家谱为凭，家谱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谱发展的重要标志便是国家设立了谱局和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管工作。魏晋南北朝的谱局收藏的是百家之谱。按照规定，凡是百官族姓撰修了家谱的，都必须呈送谱局，谱局的谱官对私修家谱加以考核、审定，然后收藏在谱局中，成为官方承认的官籍，称为簿状。而百姓家中所藏的家谱则是私书，称为谱系。官籍与私书可以相互校检，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官籍；官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以确保家谱的可靠性。

家谱受到如此重视，与当时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从东汉以来，一些世家大族在政治上形成强大的势力，长期把持中央和地方的要职，如袁绍、杨震都是一门四世三公，其结果使门第观念开始形成。曹魏建立后，在选官制度上推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将各地人物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以备朝廷选拔官员之用。由于评定人物等级的中正都是由各地世家大族的人担任，结果原本应该以德、才为考核标准的评定变成了以门第高下为评定标准，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加速了门阀士族势力的形成。

门阀士族所拥有的特殊地位使得对门第的追逐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人们都以士族为荣，想跻身士族，甚至连皇室也不能免俗。

庶族要想成为士族，就要采用合族通谱的方法，也就是或用权势胁迫或金钱收买士族成员，把自己与士族合为一族，把自己的家族加到士族的家谱中，以达到成为士族的目的。例如彭城刘氏是当时著名的大士族，南朝刘宋的皇帝虽然也是彭城人，但却是庶族，与彭城刘氏并没有关系；但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的身份，强迫属于彭城刘氏的大臣刘延孙与自己合族，让自己的儿子与刘延孙序亲。因为是皇帝要与自己合族，刘延孙也没有办法，只得接受。又如北魏太武帝的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到邺。杜豹是魏郡庶族，魏太武帝嫌不光彩、没面子，就从杜姓士族中找了京兆杜铨负责迁葬的事，葬事结束后，魏郡杜氏也就与杜铨合族，成为了士族。

然而，世家大族并不愿意让低门第的家族有机会分享他们的特权，于是他们想尽办法，在士族与庶族之间建立起一道难以逾越的等级鸿沟，而家谱则成为他们维护等级门第的有力武器。

在编修家谱以维护门第的同时，士族对试图伪造家谱以混入士族的行为也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当时一些庶族为了提高门第而不择手段，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伪造家谱、冒充士族。梁武帝时，尚书令沈约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提到，当时有钱人往往行贿以求变更谱牒，大概花一万钱左右就可以修改谱牒。当然，这样做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严惩，直至死刑。南齐时，王泰宝向当时的谱学名家贾渊行贿，买袭琅琊王氏谱，企图以篡改家谱的手段把自己的家族加入当时江左第一高门琅琊王氏的家谱中，结果被琅琊王氏成员、尚书令王晏告发，贾渊被捕入狱，并差点被处死，只是由于贾渊的儿子向齐明帝叩头求情，叩得头破血流，齐明帝才免他一死。后唐时，名门柳膺将有关证明文书卖给同姓人柳居则，不料东窗事发，虽然幸运地遇大赦免于死刑，但罢官罚钱，搞得声名狼藉，可谓得不偿失。

由于谱牒在政治与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谱牒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谱学。魏晋时期最著名的有贾氏谱学与王氏谱学二家。当时，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是社会上的普遍现象，尤其是上流社会，人人都必须精通谱学，不然的话，无论是官场还是一般的社交场合，都将寸步难行。魏晋南北朝时，社会上的避讳之风盛行，日常交流时如果触犯对方的祖、父的名讳，对方就会当场嚎啕大哭，让人下不了台，就连皇帝也要小心，不能轻易触及别人的家讳。史载北齐孝昭帝高演，聪敏过人，与人交往，一旦知道了别人的家讳，就终生不会误犯。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要小心，而要做到这一点，精通谱牒是十分必要的。刘宋时的谱牒名家王弘，是王氏谱学的创始人，他能做到日对千客，可不犯一讳，被当时的人们传为佳话。是否精于谱学，对于官员的任职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任吏部尚书，征询原吏部尚书王晏的意见，王晏回答：萧鸾的才干是合格的，但他不熟悉谱牒，恐怕不能担任这个职务。齐武帝只好作罢。陈朝时，陆琼任吏部尚书，人人都认为他非常称职，理由就是陆琼详练谱牒。

由于家谱如此重要，因此家谱的编修受到极度重视，以至于魏晋南北朝时编修的史书也留下了家谱的印痕。《魏书》每一列传后均附有子孙名字、官爵，最多的竟达百人，如同家谱一般。《宋书》、《南史》、《北史》等也有类似情况。难怪清代史学家赵翼嘲讽《魏书》、《北史》是代人作家谱，王鸣盛则称《南史》不过是六朝人家传一部耳。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著名史学家郑樵曾说：谱系之学，莫盛于唐。其实，唐代之所以多次编制官修谱牒，其原因也还是出于对门第的追逐。

唐朝建立时，由于科举制的实行，士族的政治特权已经开始失去，但是士族依然享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势力犹存。唐朝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关陇士族的力量，但关陇士族的声望门第远不如山东士族，为了提高关陇士族的门第，贞观五年(631)，唐太宗李世民命令高士廉等编撰《氏族志》。高士廉等人很快就收集家谱，考订世系，将天下士族定为九等，修成《氏族志》。当唐太宗翻开《氏族志》时，不由大为生气，原来被列为第一等的仍是山东士族清河崔氏。震怒之下，李世民对高士廉等人训斥道：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受到训斥的高士廉等终于明白了今日官爵的含义。修订后的《氏族志》将出身关陇士族的皇族列为第一等，将外戚列为第二等，山东崔氏只得屈居第三了。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朝廷又下令编撰《姓氏录》。提议编撰《姓氏录》的是当时的宰相李义府，并得到了武则天的支持，原来李义府与武则天都是庶族，《氏族志》中没有他们的家族。新修的《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的以官职高下为等级标准，规定凡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升为士族，士兵以军功升到五品的亦可人流。李义府通过《姓氏录》如愿地使自己成为新士族，但过于宽松的标准使大批庶族都升为了士族，因此《姓氏录》受到山东旧士族的抵制，他们根本不承认《姓氏录》的权威性，嘲笑其为勋格，甚至以名列《姓氏录》为耻。

唐末五代时期，战乱频繁，门阀制度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大批旧士族成员被杀，所谓天街踏遍公卿骨，就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在这一过程中，谱牒也遭到焚毁，荡然无存，唐末五代之乱，亡失旧谱，上世次序不可复知。魏晋以来以维护门第为主要任务的官方谱学正式消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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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以来家谱的普及和平民化

在关于中国家谱起源各种观点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起源于宋代。持这一观点的人之所以会置魏晋隋唐时期大量关于谱牒的记载而不顾，坚持把宋代作为家谱的起源，有他们一定的道理。其实，我们现在的家谱确实是与宋代的家谱一脉相承的，而与魏晋隋唐的谱牒没有太多的传承关系。这一点，从现在存世的家谱大都起源于宋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

宋代的家谱是在一片废墟上重新建立起来的。唐末五代的战乱使原来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的谱牒都化为灰烬，而在战乱中崛起的新贵往往因为自己原来的门第并不高，也不愿提及自己的先祖，重修谱牒。因此从五代以后，人们对自己的世系已经搞不清楚了。五代时，后唐宰相豆卢革有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郭崇韬回答：谱牒在战乱中丧失了。曾听父亲说过，距汾阳王已经四代了。可见郭崇韬当时已经无法确认自己是否是郭子仪的后代了。

由于没有谱牒的记录，家族的世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人们对自己的父祖兄弟还能知道得清清楚楚，但是自己的祖先就不知道了；对家族中世系稍远一点的亲戚也有些分不清了，不知道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甚至不知道是不是有血缘关系，正如宋代大理学家张载所说：谱牒又废，人家不知来处，无百年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这种情况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于是编撰家谱又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宋代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的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局面已经不存在，社会上不再有士族与庶族的区分，官员的选拔也与门第没有关系，不需要再查看谱牒，因此，宋代家谱的编撰宗旨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预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在于鼓吹尊尊亲亲之道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谱，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纂修宗旨的不同，也影响到了编撰的体例。魏晋隋唐谱牒的重点在于对门第的标榜和维护，记载的内容包括姓名、官爵、生卒年、婚姻、迁徙、居住、支系、坟墓等情况，尤其对地望、家世、官爵和婚姻记载得最详细，在婚姻状况中还要记载岳家的门第。宋代的家谱主要是为了尊祖敬宗收族，记载的内容主要有祖先、世系、祠堂、居住、田产、坟墓等，尤其是与子嗣和血统有关的内容记载得最为详细，如义子、赘婿、继嗣、兼祧等情况都记载得一清二楚，而原本在魏晋隋唐受到重视的岳家的门第家世则一般不记录。

由于把家谱视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的工具，宋代士大夫对新修家谱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许多著名的士大夫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洵、黄庭坚、文天祥等都曾亲自主持家谱的纂修，欧阳修和苏洵还创立了新的谱例，提出了家谱的编修原则和具体方法，他们创立的私家谱法，成为后世家谱典范，对私修家谱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欧阳修和苏洵新编的家谱，都采用了小宗之法，也就是以五世祖作为家族的始祖。之所以只记载五世，与隋唐以前的谱牒都已经遭毁有关，五世以上的世系，实际上已经不大可能考订清楚了。加之唐末五代时期社会动荡，很少有家族能够保持世代富贵，追溯过多很可能会遭遇到几世贫贱的难堪局面，未免脸上无光。当然，也有的家族采用大宗之法，追溯数十代。

虽然宋代开始纂修的新型家谱与政治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考虑到修谱可以起到聚其骨肉以系其身心的目的，宋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私修家谱，这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当时私修家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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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家谱数量的大增

进入明清以后，统治者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中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清代不仅汉人修谱，满人也对修谱十分积极，由于清政府规定满人袭爵、出仕都要查验家谱，因此满人修谱的积极性甚至比汉人还要高。与宋代的家谱相比，明清时期的家谱体例更加完善，记事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注重伦理教化的功能。家谱的内容一般包括祖先名字、世系、事迹、官职、得姓源流、迁徙情况、祠堂坟墓、族规家训、人物传记、艺文著作等。

随着修谱的普及和人口的增加，明清时期家谱的规模越修越大，出现了会千万人于一家，统千百世于一人的统谱，一部统谱往往汇集了十几个省上百个支派的世系，蔚为壮观。这种风气一直沿续到近代，其中1950年纂修的《吴氏大统宗谱》，奉太伯为一世祖，列入者竟达503支，计40册，令人叹为观止。不过，如此大规模的统谱，其世系的可靠性往往难以确认。这种通谱联宗的风气，与当时修谱过程中喜好依附名人的做法有很大的关系。与宋代家谱基本上都采用小宗之法不同，明清家谱大多采用大宗之法，追溯世系动辄几十世，往往将历史上的本姓将相名人一网打尽。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利用通谱冒认名门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明代太仓孔渊是孔子的五十三世孙，他的父亲曾任元朝的通州税监，孔渊曾任太仓学官，他的儿子孔克让、孙子孔士学都是读书人，是个书香门第。不过到孔士学时，家境已经很贫困了，有个常州的孔姓富人，想与他通谱，被孔士学拒绝了。但孔士学死后，家人因为贫困难以生存，就把家谱以一船米的代价卖给了那个富人，那个富人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孔子的后裔。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也记载了一件借助通谱冒认名门的事：吴中有吴姓为让王之裔，然贫落不能支。又一吴，其起家甚微，而其姊归申相公，因得官鸿胪，骤为富人，浮慕让王，与通谱牒。旧吴反事之为尊行，过从甚昵。时相公堵李为奚谷者，作诗嘲之云：‘太伯之吴非此吴，圣贤不认认佣奴。只因太伯年深远，要认当朝申姊夫。一还有一个姓林的人，因为祖上出身寒微，深以为耻，竟冒认北宋著名诗人林和靖为高祖，并自己编造了一些名字，作为自己的祖先，而将自己原来的身世一笔抹去。但是，林和靖终身并未娶妻，隐居西湖孤山，以植梅养鹤为乐，世称其梅妻鹤子，史书上记载得明明白白，此人乱认祖先，结果被世人传为笑谈。不过，这些冒认名门的人采用的还算是和平手段，历史上还有为冒认名门而引发的惨案。曾有一个叫孔之仙的人，想冒充孔子后裔，自称是孔子四十九代孙，结果孔氏族长孔砒认为他属假冒，因此拒不承认孔之仙的圣裔身份，孔之仙恼羞成怒，竞将孔王比等一家11人杀害，制造了一起惨绝人寰的大血案。

由于人们常常以通谱、联宗甚至冒认名门望族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些贫困的文人竟然专以伪造谱牒为职业，他们事先将各姓在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开列出名单，当有人要他们纂修家谱时便根据需要将这些名人编人家谱。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名叫袁铉，袁铉读过很多书，但家里很穷，无法生活，就以帮人编撰家谱为生。不过，编造假家谱的做法倒也不是从明清才开始的，《梁书·侯景传》里就有类似的记载。侯景原本是北魏的一名戍卒，因为作战有功升为将领，后来投降梁，但不久又起兵叛乱，一度自立为帝。侯景称帝后，他的大臣左仆射王伟请他设立七庙，侯景不懂，就问：七庙是什么意思？王伟回答：天子要祭七世祖考，所以要设七庙。王伟向侯景要他七世祖先的名字，侯景回答：我只知道我的父亲叫侯标，前面几代就记不清了。侯景的党羽中有人知道侯景的祖父叫侯周，但其他几代就没有人知道了。结果王伟就为侯景杜撰了世系，以汉朝司徒侯霸为始祖，晋代名士侯瑾为七世祖。其实，南朝的几位开国皇帝大多出身寒族，他们的祖先世系也都是在称帝后编造的，如南齐高市萧道成和梁武帝萧衍，都说是汉朝相国萧何的后代，并说萧何的七世孙是西汉御史大夫萧望之，萧道成是萧望之的十八世孙，萧衍是萧道成的族侄，不过这二个世系经考证后也被证明都是假的。这种做法的流毒很广，现在存世的明清家谱中，唐宋以前的世系中常常可以看到不少名人，许多就是这样编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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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家谱的复苏和变革

新中国建立后，家谱的纂修出现了一个停顿期，除了1950年、1951年还有少量在建国前已纂修完成的家谱付印外，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当推翻三座大山的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在中国历经了千年风霜雪雨洗礼的家谱不幸被贴上了封建的标签，戴上了宗法制度帮凶的高帽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大背景下，不要说家谱的续修，就是收藏家谱也被视为是对封建主义的怀恋而受到严令禁止。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收藏为国内外之冠，然而，这些今天被视为珍宝的藏谱，当初却是上海图书馆的已故馆长顾廷龙先生带人从废品回收站和造纸厂的纸浆池边抢救出来的，而且还要打着保留批判封建主义材料的旗号。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也不断解放，对家谱的态度也从昔日的偏激走向公允，家谱记录家族历史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加之数十年的停顿也已经使家族世系面临着失忆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重修家谱的呼声渐起，一些地区陆续开始有了零星的修谱活动。到了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对家谱研究的升温和名人家谱的不断影印出版，使得人们对家谱的认同不断强化，而日益增多的海外游子寻根问祖的行动也对重修家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修谱之风终于开始复苏，一大批新修的家谱陆续问世，中国的家谱纂修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

与时代的发展相适应，一些新修的家谱也被烙上时代的印迹，出现了新的变化。虽然绝大多数新修的家谱还是延续传统的形式，但也有部分家谱开始使用新的名称。一种是套用村志的名义，名为村志，实为家谱。如《古山志》，实际是胡氏家谱；《俞溪头志》，实际是俞氏家谱；《下徐店村志》，实际是徐氏家谱。这些村志一般都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属村志范畴，一部分就是家谱。还有一种是用家族史或姓氏史的形式出现，如《赵氏志》《郭氏史略》《程氏史稿》《枫川陈氏族史》《中国吴氏通书》等。

在内容与谱例上，新修家谱也有不少变化。如传统的家谱是以父系世系为轴心的，而新修家谱中比较注意男女平等，世系排行中女儿也能入谱，如果是独生子女，女儿也作为世系传人记录。另外，在编撰体例上，部分新修家谱开始受到地方志体例的影响，诸如组织机构、医疗卫生等内容在家谱中也有出现。

…………定下后十四辈的字派，即“百、世、声、传、芹、藻、香，子、孙、繁、衍、邦、家、光。”为方便传之于后人，他还续了两句诗：“满庭玉竹宏光绪，之朝宗祝永长祥。”…………

很难找到确切的～

你可以上崔氏族谱站上询问崔氏族人，

://cszp/ 崔氏族谱

崔姓来源

一、出自姜姓，为炎帝神农氏后裔。

西周初年，有姜姓吕尚，字子牙，为官太师，也称师尚父，又俗称姜太公，因辅佐武王灭商有功，被封于齐，为诸侯国，建都营丘。

姜太公有一子名（亻及），周成王时为朝廷重臣，康王时为顾命大臣，死后谥号为齐丁公。

齐丁公有嫡子名季子，本应继承齐国君位，却让位于弟叔乙，自己食采于崔邑(今山东章丘县西北的崔氏城)，遂为崔氏，故崔氏的始祖为崔季子。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述为：“姜姓本炎帝，生于姜水，因以为姓。”姜姓部族是羌人的一支，姜、羌二字古音相同。

羌字从羊从人，表示族名；姜字从羊从女，表示族姓，他们都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

《说文》云：“羌，西戎牧羊人也……西方羌从羊”；《风俗通》谓：“羌本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而姜姓部族原来也居住在今陕西省扶风县一带。

《水经注·渭水》说：“岐水又东经姜氏城南，为姜水。”这里所记的姜水和姜氏城，可能就是姜姓部族最早活动的地区。

由于姜、羌同源，故《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姜姓之别也”；近代人章炳麟也指出：“姜姓出于西羌”，追其祖先都应是以牧羊为主或以羊为图腾的部族。

然而，姜姓部族很早就从羌人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居住地在羌人的东部，其经济生活也由游牧转变为以农业为主。

据传姜姓部族的始祖为神农氏，或称炎帝。

《说文》释“姜”字曰：“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帝王世纪》述：“炎帝神农氏，姜姓也……长于姜水，因以氏焉。”关于神农氏开始从事农业的故事在古代流传极广，可知以炎帝神农氏为始祖的姜姓部族，实为羌人中最先进入农业经济阶段的一支。

在中国古史传说中，最早、最显赫的氏族即姜姓炎帝族与姬姓黄帝族。

炎帝族的姜姓部落和黄帝族的姬姓部落原来十分接近，两族还有亲属关系。

《国语·晋语》曰：“昔少典氏娶于有（足乔）氏，生黄帝、炎帝。

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姜、姬两姓有密切的血缘关系，他们不但世为婚姻之族，而且不断争斗，其中最著名的是蚩尤与黄帝之战，或曰炎黄之战，战争的结局以炎帝族失败与黄帝族胜利而告终。

在史前时代，姜姓部族辗转四迁之地甚多。

在历史的进程中，炎帝的许多子孙分为很多支系，变易为其他姓氏。

姜姓较主要的一支即吕氏，据《吕氏世系表》载：“共工氏从孙伯夷，佐尧掌四岳，佐禹治水，封为吕侯，为吕姓之始。”《新唐书·宰相世系》记载：“吕氏出自姜姓。

炎帝裔孙为诸侯，号共工氏，有地在弘农之间，从孙伯夷，佐尧掌礼，使偏(通遍)掌四岳，为诸侯伯(通霸)，号太岳。

又佐禹治水，有功，赐氏曰吕，封为吕侯。”可见，吕姓，源自姜姓，是由古部族名和古国名、古邑名等而得姓。

炎帝的后裔，共工氏从(堂)孙伯夷，是帝颛顼之师，帝尧时辅政，掌管礼仪，帝舜时正式任命他为秩宗，并告诫他说：“伯夷啊，由你做秩宗，早晚都要小心恭敬，只有为玖清明才能正直。”伯夷牢记帝舜教诲，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禹代行天子之政时，伯夷尽心辅弼，成为禹的“心吕之臣”（吕，据许慎《说文解字》：“吕，脊骨也，象形。”《新唐书·宰相世系》：“吕者，膂也，谓能为股肱心膂也。”心吕之臣意即心腹之臣)。

为嘉奖伯夷，帝舜晚年赐伯夷姓姜，赐氏为吕，并封他为吕侯，形成吕氏部族。

伯夷的后代，早年活动于甘青山岳地区，由于崇拜山岳之神，形成了四岳部落。

在尧、舜、夏禹时代，四岳成为部落联盟的山岳祭司，也是当时强大的部落之一。

吕与申，皆为四岳部落之后，属羌人的一支，是姜姓的主要分支。

《诗经·大雅·崧高》称：“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这里的甫就是吕，《尚书·吕刑》在《礼记·表记》中引作《甫刑》，就是明证。

)

原始社会末期，吕部族由羌人分出，与亲族申部族由甘肃东部东迁。

在申人迁至今陕西甘泉县之北的上申川时，吕人同时迁至上申川之北的吕川，即今志丹县东北的杏子河。

杏子河发源于靖边县的白云山，东流注于延河，后流入黄河。

吕人正是顺着延河河谷，东渡黄河，与申同时迁至今山西中部的吕梁山。

今山西乡宁县东南4公里地有吕乡废城，是吕进入山西的落脚点。

有人考证：“吕氏旧地，疑当在是”。

这里接近舜都蒲坂及夏都安邑，伯夷便在此接受帝舜的赐封，建立侯爵国吕国，世称吕侯。

吕人在夏、商时世有其国，后又东迁至汾水中游肥沃的平原，今存古吕城遗址。

《元和郡县志》记载：“霍邑西南十里有吕乡。”霍邑在今山西霍县西南。

商朝末年，吕国成为周人的同盟。

西周中期，吕国南迁至宛，即今河南南阳。

商周之际，吕侯支孙吕尚(据《竹书纪年·帝系名号归一图》，又称臧丈人、吕牙、吕望、吕消，后来人们又从其祖姓称他为姜尚、姜子牙、姜太公)在灭商建周的过程中建立了盖世功勋，成为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史记·齐太公世家》说他是“东海上人”，《吕氏春秋》说他“东夷之士”，《战国策》又说他是“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

而《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臣纂录古书及其国典籍而成的史书)则说：吕尚为“魏之汲邑(今河南卫辉)人”，西晋《太公吕望表》、东魏《太公碑记》、宋《太公舟人》诸文，均称吕望为汲入。

近年来，陕西省宝鸡市太公钓鱼台管理处曾为研究吕尚的籍贯，从豫南吕姓封地《西周时吕国南迁至宛即今河南南阳)，到古称东海郡的山东郯城，最后来到河南卫辉。

他们遍查各地，均未能查到说明吕尚籍贯的史实资料，更末发现任何历史遗迹，而关于吕尚为汲人，确有多方面的论证依据。

吕尚青年时期，家境穷困，曾在朝歌 (今河南淇县)屠牛卖肉，后又到孟津(今河南孟州南)司厨卖饭，他还在商朝做过官，因感商纣王昏残无道，辞官而去。

他曾游说诸侯，却无人欣赏，失望之余，遂隐居下来，此即《孟子》所言“太公避纣(乱)，居于东海之滨”。

后来，吕尚听说西伯姬昌(周文王)在西岐崇贤尚老，就千里跋涉，迁徙至今陕西。

这时的吕尚已届古稀之年，但他谙识典籍，见闻广博，胸怀治国之道，心藏用兵之术，兴世强国之心不衰。

相传，吕尚到陕西后，垂钓于渭滨，与姬昌出游狩猎相遇，两人一见如故，非常投机。

姬昌听了吕尚侃侃而谈的治国安邦之策，赞赏不已，遂同载而归，并高兴地对吕尚道：“我先君太公曾预言：‘当有圣人到周，周因而能兴盛，此即指先生吧我的太公期望先生好久啦!”姬昌尊吕尚为“太公望”，并立为掌管军事的“太师”。

吕尚辅佐西伯操练兵马，励精图治，西伯攻灭密须(今甘肃灵台西)、黎(今山西黎城)、崇(今陕西西安沣水西)，建丰邑(今陕西长安县沣河以西)，多出自他的谋略。

西伯死后，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尊吕尚为“师尚父”，迁都于镐(今陕西长安县西北)。

姬发继位后的第九年，在吕尚和周公的协助下，率军东征，进攻商朝，会盟孟津，当时有800多个大小不等诸侯背殷投周。

吕尚认为虽然灭亡殷商的条件基本成熟，但殷纣的实力还不可轻视，建议暂缓出兵伐纣。

又过了两年，殷纣王杀比干、囚箕子之后，招致天怒人怨、众叛亲离。

于是周武王以吕尚为国师，率部伐纣，由孟津渡河，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

周军在吕尚指挥下，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纣王之军如堤溃岸崩，纷纷倒戈。

纣王见大势已去，逃回朝歌城中，登鹿台自焚。

根据吕尚的建议，周武王悬纣王首级示众，到社庙前，祀告天地，宣布伐纣战争的最后胜利。

武王灭商之后，在各国拥戴下建立了周朝，他派人封比干墓，释放被囚禁的箕子，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朝歌，散发鹿台所藏钱财和巨桥国库所积粟米赈济贫民，又派人视察传国之宝——九鼎。

接着，吕尚又带兵东征商的亲族同盟军——淮夷、徐夷、莱夷以及奄、齐、郯、薄姑等17国。

周武王称王天下后，大封同姓宗族和异姓功臣谋士。

吕尚受封东夷族齐国故地，仍称齐国，他即是齐太公。

齐国为侯爵，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

齐国地处泰山以北，多处近海，地处僻远，发展农业的条件较差，受中原影响较小，东夷人的风俗习惯更为浓厚。

齐太公在打败了东夷人莱侯的进攻，安定了封国后，对于东夷人的风俗采取了保留与因袭的态度。

齐太公没有强制性也推行周朝的制度和礼仪文化，对于东夷人的传统习俗不是加以革除，而是加以因袭，只是对其君臣之礼略加简化。

在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方面，重视发展经济，利用靠近大海的条件，因地制宜，在注意发展农业均同时，还注意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齐民争为渔盐之利，齐文化更多地表现出许多工商社会文化的特点。

齐国很快成为经济、军事强国。

周武王灭商后不久便病逝，其子成王姬诵继位。

成王年幼，武王弟周公辅政，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蔡叔等怀疑周公有夺取王位的意图，对周公极为不满。

商王纣子武庚乘机拉拢管叔、蔡叔，又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郡，起兵反周。

周公率领大军东征，齐太公参与了平叛。

周成王策命齐太公对五侯九伯有征讨其罪的权利：“东到大海，西到黄河，南到穆陵关，北到无棣，在此范围之内的五等诸侯，九州方伯，若有罪，皆得以征讨他们。”齐国从此代替天子征讨不服从者，成为东方大国。

姜太公有个儿子叫（亻及），周成王时为朝廷重臣，周康王时为顾命大臣，死后谥号为齐丁公。

齐丁公有个嫡子季子，本应继承齐国君位，或许出自宽厚与世无争的秉性，或许厌倦了纷争的人世，看破了红尘；或许惧怕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担当兄弟反目为仇相互残杀，骨肉相残，杀庶逐弟的罪名，姜季把父亲传给他的齐国国君的位子拱手让给了弟弟姜乙，自己甘愿要了一个名叫崔的地方为食邑，过一种田园生活，崔邑即今山东章丘县西北的崔氏城。

其后，姜季子就在这里定居并繁衍生息，他的子孙逐渐以邑为姓，改姜姓为崔姓。

二、少数民族崔姓

据有关资料，现在彝族、 、蒙古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中亦有崔姓分布。

唐时新罗国有人姓崔，今朝鲜半岛崔姓是该地的主要姓氏之一。

清代高丽人崔姓共分四个支派，出易州、瓜克山、刚城府、得州等地，今为朝鲜族第一大姓。

清代满洲人有姓崔的，世居辽阳。

清代满洲八旗姓崔佳氏者后改为崔，如今满族仍有崔姓。

崔姓迁徒史

崔氏发源于山东省境内。

其后在汉晋南北朝、隋唐这段漫长的时期里，一直称盛于清和、博陵两部之间的武城安平两地。

其间，崔氏还繁衍到了河南、陕西、山西、甘肃等省。

东汉末年的时候，军阀混战，平州刺史崔毖率族人千余避乱入朝鲜，后发展成为朝鲜族大姓；西晋至唐代，崔氏还分布于今山西、浙江、江苏、广西、安徽、陕西、甘肃等省的一些地方；西晋时被列为北方氏族之首。

唐代以后崔姓大批南迁，主要分布于今天的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省。

宋代时，崔氏最集中的地方在清河和博陵。

宋代以后，崔氏分布地更广，有的于清代以后移居东南亚一些国家。

迁台及移居海外

崔姓移居台湾，多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康熙帝时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归顺后，清在台湾设府置县，招徕东南沿海居民到台湾垦殖，以开发、建设台湾的这一阶段。

现居台湾的崔姓居民大多是从广东、福建两省迁居而去的，现分布在台湾全省各地。

1949年，大陆解放，崔氏一些成员随 迁移至台湾，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崔书琴、崔垂言、崔百城等人。

此外，还有一些崔氏成员在中国近代时期移居香港和澳门，其中最具盛名的是澳门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澳门建筑置业商会会长、澳门基本法协会会长崔德祺。

自明末以来，东南沿海省份的一些崔姓人士为谋生的需要，漂洋过海，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

海外崔姓主要聚居地在今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崔氏与李、朴同是大姓之一，朝鲜崔姓也修有家谱。

如朝鲜朔宁《崔氏世谱》，三编，总目一卷，崔鹤九编，1913年朝鲜铜活字本，4册。

该谱以崔天老为始祖，崔善甫为一世祖。

分甲乙丙三编，各编又分上下，皆世传。

末册版心刻“朔宁崔氏谱总目”，内载行状、墓志等。

崔姓家谱介绍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牒、家乘、世谱，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的世系表谱，即用以记载宗族世系事迹的历史典籍，举凡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人口兴衰、人物掌故、风物人情都可以入谱，可以说是宗族的发展史。

家谱大致包括13项内容：序文；凡例；世系世表；源流、宗派；诰敕、象赞；别传、墓志；祠堂记、祠规；家规、宗约；家训、家范；义田记、义庄记；墓记、墓图；艺术、著作等，一般30年左右续修一次。

一位对谱牒研究有素的学者认为：“如果说，国家编正史、州县纂方志、家族修谱牒，构成中国宗法社会历史大厦三大支柱的话，那么就数量之多，影响之广来说，当首推谱牒。”前代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在治学中，也都重视使用家谱资料，以补正史之不足。

在历史上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族人流亡或迁徙，首先要携带的就是家谱。

《盱南崔氏族谱》(建昌崔氏)为清雍正年间崔仁懋等编。

该支崔氏奉崔伦为始祖，崔伦自唐代乾符年间由抚州青泥徙居南城之北港(即今崔坊)，是为建昌崔姓一世祖。

南城、南丰、新城、广昌、泸溪各族支派皆其后裔。

此家谱共16卷，卷一为谱序，卷二至十六为世传。

安徽太平崔氏《仟源崔敦五堂支谱》为民国十八年(1929年)崔森编，该谱记唐代崔群之后世居宣州，至元代寿一公始由宣城洪林桥迁太平东乡黟山之阳，为始迁一世祖。

传至第四世，分为东分、西分两派。

传至第八世，东分有（火+汉-氵），生五子：琬、珊、武、文、曼，遂为五房，此谱载蟆下五房之世系，故称“五房支谱”。

卷首外纪统谱世系(自汉代崔篆至唐代崔篆至唐代崔群)、内纪统谱世系(崔群到寿一之父省五)、人物类志，卷一敦五堂世系总图考，卷二至九二房至五房世系图考，卷十艺文，卷终墓图。

民国十三年(1924年)崔铸编的《仟源崔氏悼叙堂支谱》(共10卷，首一卷，终一卷)为《仟源崔敦五堂支谱》中第九世崔滚一支，这支谱，属东分。

“悼叙堂”即滚公支堂名。

卷首新序，卷一旧序、簪缨考，卷二至九世系图及世传，卷九至十墓图、契据、艺文，卷终为本支祠产及历置公产及创修支谱跋。

安徽无为《濡须崔氏宗谱》(八卷)，为崔筱云等编，民国十八年(1929年)三戟堂活字本。

该谱记载：南宋绍兴年间有舜民自铜陵迁无为，是为始迁祖。

但该支自舜民以后世系不详。

此谱以明宣德至嘉靖人崔彪为大房之祖，崔志清为二房之祖。

湖南宁乡《崔氏七修族谱》共25卷，末一卷，崔黼编，为民国二年(1913年)默荫堂活字本。

该谱以南宋时崔比为始迁祖，崔比自江西迁来宁乡。

所存各卷为乐吾房、举臣房、赞明房、让吾房、爱台房、斗宇房、养心房、少州房、少溪房之系图，以及世传、墓图，卷末为存族编(辑名存而传阙者)、收族编(辑远徙各处者)。

宁乡《崔氏八修族谱》系民国二年谱之重修本。

宁乡崔氏支系又有崔荫樾等纂修的《博陵崔氏四修云岫支谱》(10卷)，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戟堂木活字本。

该谱以南宋人崔比第76代孙崔守曾为宗祖。

崔守曾于明万历四十七年筑别墅于宁乡板石衡，题曰“云岫”。

卷一谱序，卷二系图，卷三至九行传，卷十墓图、字据等。

家谱可为研究社会变革和历史事件提供有力佐证。

如明朝初年的洪洞迁民，正史中虽然也有记载，但不甚详细，而家族谱 (尤其今河南、山东等地家谱)中记载得较为详备。

另据河南省孟津县大崔沟《崔氏家谱》记载：崔氏本居山西洪洞，迁于河南，相传；五门河北横岭，一居巩县白沙，一居孟津油坊街，一居洛阳太古庄，一居大崔沟，崔沟祖茔在村后北岭……今河南省巩义市《白沙崔氏源流》记载：白沙崔氏始祖崔思义，兄弟四人，原籍山西省潞安州等籍长子县：兴宁村。

元末战乱迭起，人民离散。

明太祖定鼎后，河南一带，地广人稀，官府组织移民。

其长兄思仁守祖业于山西，其三弟、四弟思礼、思智分别迁居河南温县南部驼坞村、遂平县沙河店。

二弟思义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迁居巩县白沙村，成为白沙崔氏始祖。

始祖下分五门，今已繁衍二十四世。

1995年统计，白沙计有崔氏后代 6000余人。

今河南省洛宁县、沈丘县、郸城县、宜阳县、洛阳市郊、偃师市、永城市、濮阳市区和山东省鄄城县等地的崔姓家谱，都记有明初洪洞迁民事，均将其支系自山西东迁之人奉为其始祖。

《盱南崔氏族谱》(建昌崔氏)为清雍正年间崔仁懋等编。该支崔氏奉崔伦为始祖，崔伦自唐代乾符年间由抚州青泥徙居南城之北港(即今崔坊)，是为建昌崔姓一世祖。南城、南丰、新城、广昌、泸溪各族支派皆其后裔。此家谱共16卷，卷一为谱序，卷二至十六为世传。 《仟源崔敦五堂支谱》 安徽太平崔氏《仟源崔敦五堂支谱》为民国十八年(1929年)崔森编，该谱记唐代崔群之后世居宣州，至元代寿一公始由宣城洪林桥迁太平东乡黟山之阳，为始迁一世祖。传至第四世，分为东分、西分两派。传至第八世，东分有熯，生五子：琬、珊、武、文、曼，遂为五房，此谱载蟆下五房之世系，故称“五房支谱”。卷首外纪统谱世系(自汉代崔篆至唐代崔篆至唐代崔群)、内纪统谱世系(崔群到寿一之父省五)、人物类志，卷一敦五堂世系总图考，卷二至九二房至五房世系图考，卷十艺文，卷终墓图。 民国十三年(1924年)崔铸编的《仟源崔氏悼叙堂支谱》(共10卷，首一卷，终一卷)为《仟源崔敦五堂支谱》中第九世崔滚一支，这支谱，属东分。“悼叙堂”即滚公支堂名。卷首新序，卷一旧序、簪缨考，卷二至九世系图及世传，卷九至十墓图、契据、艺文，卷终 为本支祠产及历置公产及创修支谱跋。 安徽无为《濡须崔氏宗谱》(八卷)，为崔筱云等编，民国十八年(1929年)三戟堂活字本。该谱记载：南宋绍兴年间有舜民自铜陵迁无为，是为始迁祖。但该支自舜民以后世系不详。此谱以明宣德至嘉靖人崔彪为大房之祖，崔志清为二房之祖。 湖南宁乡《崔氏七修族谱》共25卷，末一卷，崔黼编，为民国二年(1913年)默荫堂活字本。该谱以南宋时崔比为始迁祖，崔比自江西迁来宁乡。所存各卷为乐吾房、举臣房、赞明房、让吾房、爱台房、斗宇房、养心房、少州房、少溪房之系图，以及世传、墓图，卷末为存族编(辑名存而传阙者)、收族编(辑远徙各处者)。宁乡《崔氏八修族谱》系民国二年谱之重修本。宁乡崔氏支系又有崔荫樾等纂修的《博陵崔氏四修云岫支谱》(10卷)，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三戟堂木活字本。该谱以南宋人崔比第76代孙崔守曾为宗祖。崔守曾于明万历四十七年筑别墅于宁乡板石衡，题曰“云岫”。卷一谱序，卷二系图，卷三至九行传，卷十墓图、字据等。 崔姓名人 崔豳 唐代武城人，兄弟六人皆官至三品。四世同灶，和睦相处。唐玄宗谓"一门孝友，可为士族法。" 崔灵恩 南朝梁东武城人，遍读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初为北魏太常博士，后归梁，累任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官至贵州刺史。常聚徒讲学，着有《毛诗注》、《周礼集注》、《三礼义宗》。 崔广 汉初人，字少通，号夏黄公。与东园公、绮里季、甪里先生同隐居商山（今陕西省山县东），四人须眉皆白，故称四皓。 崔琳 唐代武城人。政事开明，开元（公元713-729年）间为中书舍人，累官太子少保。为唐玄宗器重，曾书其名，以金瓯覆盖之。 崔挺 北魏京师人，字双根，少好学，孝文帝（公元471-499年在位）时任光州刺史，大行开化之风，累官本州岛大中正、北海王司马。为官清廉，有人曾赠以玉璧，被挺推却，曰"昔无杨震之金，今岂有崔挺之璧？" 崔玄暐 唐代博陵人。长安初（公元701年）为天官侍郎，历任凤阁侍郎、中书令，封博陵郡王。其弟崔升，官至尚书左丞；其子崔琚，颇以文学知名，历官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其孙崔涣，官至御史大夫；曾孙崔郢，自商州防御史兼殿中侍御史，升监察于史。后人称五龙。 地望分布 河北省清河至山东省临清一带地区 河北省蠡县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