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证明，我国商代已知道竹子的各种用途，其中之一就是用作竹简，即把字写在竹片（有时用木片）上，再把它们用绳子串在一起就成了“书”，汉字“册”即由此而来。竹简和木简为我们保存了东汉以前的大批珍贵文献，如《尚书》、《礼记》和《论语》等都是写在竹简和木简上的。殷商时代用竹简写的书叫“竹书”，用竹简写的信叫“竹报”。竹笔的发明在文化史上也具有开拓性的一页，在殷代文化遗迹出土的甲骨、玉片和陶器上都可以看出毛笔书写的朱墨字迹。湖北曾侯乙墓和汀鄂出土的春秋战国墓的文物中也有佐证。利用竹子的另一项伟大成果是造纸。早在9世纪我国已开始用竹造纸，比欧洲约早1000年。当然竹纸的大发展还是此以后。关于用竹造纸，明代《天工开物》中作了详细记载，并附有竹纸制造图。用竹造纸，标志着我国古代造纸技术的巨大发展和成就，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繁荣。实际上在竹纸出现以前，制纸工具也离不开竹子。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下简称北大汉简），竹质墨迹，书体为隶书。

北大汉简共编号3346个，其中包含完整简和残断简。完整简1600余枚（如经进一步拼缀复原，完整简应在2300枚以上）。在可考的西汉时期典籍类简中，是数量较大的一批。 竹书内容丰富，基本涵盖了《汉书·艺文志》所划分的六大门类。其中属于“六艺”类的有小学著作《苍颉篇》、古史书《赵政书》；属于“诸子”类的有《老子》、《周训》和古小说《妄稽》；属于“诗赋”类的有《魂魄赋》；属于“兵书”类的有少量“兵阴阳”文献；属于“数术”类的有三种《日书》类选择文献和《堪舆》、《雨书》、《六博》、《荆决》、《节》等数术文献；属于“方技”类的有记录一百八十多个医方的古医书。 北大汉简中的诸子类著作首推《老子》。这是继马王堆帛书本、郭店楚简本之后出土的第三个《老子》古本，也是保存较为完整的汉代古本。与北大简本相比，郭店本和马王堆本虽然年代较早，但郭店本的内容仅为传世本的五分之二。马王堆本虽是全本，但残破较甚，在甲、乙两本可互为补充的情况下，仍有不少残缺的文句。北大简本《老子》经拼缀后共有完整简218枚，保存近5300字（含重文），对理解文意有影响的阙文仅占全书篇幅的百分之一。其中还保存了“老子上经”和“老子下经”的篇题，“上经”相当于传世本《德经》，“下经”相当于传世本《道经》。 其体裁更类似西汉初期北方黄老学说的取舍，由此可以对西汉初期黄老学说南北两派的融合演变乃至地位嬗变考证提供证据。战国时代至汉初，黄老学说流传的主要渠道还是民间私学，《史记·乐毅列传》曾记载，乐毅有乐臣公、乐瑕公两位“善修黄帝，老子之言”的后人，他们在公元前228年秦灭赵国时避难于齐国高密，当地黄老之学遂极为兴盛。西汉开国功臣曹参相齐时，曾接受胶西黄老学大家、乐臣公高徒“盖公”的进言“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公元前193年（汉惠帝二年），曹参拜相，以“无为清净”之术治天下。北大负责《老子》释读的韩巍说：“以无为的道家学说，主张道与德无间，把后者引申为义、礼、法，兼采儒、法等家，着重社会政治思想伦理的北方黄老学说，最终成为西汉前期政治指导思想的主流。” 另外，北大简本《老子》每章之前均有分章符号，其章节划分与传世本有所不同，为探讨古本《老子》分章问题提供了最为齐备的资料。文字内容与传世本及郭店、马王堆本相比，也多有不同之处。因此，北大简本在《老子》一书的文献整理、校勘上具有较高价值。这将在战国中期的郭店楚简本、秦代至西汉早期的马王堆帛书本与传世各种《老子》版本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老子》一书形成、发展、定型的过程。

其次有篇题为《周驯（训）》的古佚书，存竹简200余枚，近4800字。《周驯》篇发现将“还原先秦道家原初面目”

全书采用“周昭文公”以历史典故训导“龏（恭）太子”的形式，记载了上至远古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若干重要史事，并论述治国为君之道，其成书年代可能在战国晚期。这篇文献是早已亡佚的《汉志》诸子类道家之下著录的《周训》十四篇。

第三卷收录《周驯》，《周驯》在《汉书·艺文志》中有著录但早已亡佚，北大简本《周驯》分为 十四章，采用“周昭文公”于每月“更旦之日”（初一）和“岁终享贺之日”训诫“龏（共）太子”的形式，通过讲述古代圣主贤君的故事来阐发治国为君之道。该 书的重新问世，让西汉国家藏书中的一部重要典籍失而复得，使人们对汉人眼中的道家有了更加真切而丰富的认识，也将引发学界对早期道家学派面貌的新一轮讨 论，推动战国秦汉思想学术史研究走向深入。《周驯》讲述的一些史事，如吴王阖庐之墓被越人盗掘、秦献公死前废除以庶子殉葬之制等，都是传世文献未曾记载 的，为研究先秦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

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赵昌平对这批竹简最感兴趣的是《周驯》，它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有载录，却在以前从未有见。学界曾因《周驯》的内容与今天对道家的印象相去甚远而致疑。赵昌平认为，细研《汉书·艺文志》“道家类”的著录，会发现不少品种都非后世印象中的道家。譬如《管子》，后世艺文、经籍志多列入法家，而《汉书·艺文志》正列入道家。这些情况说明，后世关于诸子百家的认识，恐怕与其原初形态相去甚远。“《周驯》的出土，恰恰印证了《汉书·艺文志》论道家所说，道家出于史官。后人心目中独任清虚的道家，其实是先秦道家中‘放者为之’的末流。因此，《周驯》的发现，有助还原先秦道家的原初面目 。”

北大竹书本《周驯》，与《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但早已亡佚的《周训》为同一种书。《周驯》现存竹简211枚，近5千字，另有约40余枚竹简、千余字的内容散失。全书主体分为十四章，采用“周昭文公”于每月“更旦之日”（初一）和“岁终享贺之日”训诫“龏（共）太子”的形式，通过讲述古代圣主贤君的故事来阐发治国为君之道。所引述的历史故事上起尧舜，下至战国中期的秦献公，其中有些见于传世文献而互有出入，更多的故事则是前所未见。从《周驯》记载的史事以及文字、用词、语法各方面的特征看来，其成书年代应该在战国晚期。

根据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改编的《汉书·艺文志》，在“道家”类中著录有《周训》十四篇，书名和篇章数都与竹书《周驯》相同。《汉书·艺文志》称道家源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竹书《周驯》的内容也符合这个描述，可以认定与《周训》是同一种书，属于汉代所说的道家。该书的文体和内容与以往学界公认的道家文献相比有很大差异，但其中有些文字见于《太公》、《文子》等道家文献。道家中的“黄老”一派，宣扬治国用兵、君人南面之术，有“道法结合、兼采百家”的特点。竹书《周驯》的形式和思想主旨也与之相符。该书的重新问世，让西汉国家藏书中的一部重要典籍失而复得，使我们对汉人眼中的道家有了更加真切而丰富的认识，也将引发学界对早期道家学派面貌的新一轮讨论，推动战国秦汉思想学术史研究走向深入。《周驯》讲述的一些史事，如吴王阖庐之墓被越人盗掘、秦献公死前废除以庶子殉葬之制等，都是传世文献未曾记载的，为研究先秦历史也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

其三是篇题为《妄稽》的古佚书，存竹简110余枚，近3000字，记录了一个士人家庭内部因妻妾矛盾而引发的故事，情节曲折、语言生动，应是所知时代最早、篇幅最长的古小说，属于《汉志》“诸子”十家之中的“小说家”。以往出土简帛文献仅见天水放马滩秦简中有一短篇志怪故事。北大汉简《妄稽》篇使人们看到西汉时期篇幅较长、文学性和故事性较强的世俗题材小说。另外还有数十枚竹简，从内容和体裁看，也属于诸子类的古书。其中有部分内容见于《韩诗外传》、《晏子春秋》、《说苑》等文献，但并不完全一致，还有一些内容则为未见。但这些竹简多有残缺，无法复原完整的篇章。 北大汉简中有一篇文学作品，存竹简50余枚，约1200余字。通篇采取“魂”与“魄子”对话的形式，其构思奇特、气势恢宏、词藻丰富、铺陈排比，文体应属于汉赋，暂题为《魂魄赋》。经对比发现，其体裁和部分文句与枚乘的代表作《七发》相似，但多有不同之处，可能是同时代人的作品或后人模拟之作。在以往出土战国秦汉简帛资料中，诗赋类作品仅有银雀山汉简《唐勒》，尹湾汉简《神乌赋》和敦煌汉简《风雨诗》等少量发现。

《唐勒》属于赋体，被认为是战国晚期宋玉的作品，但残断较甚，难以复原全貌。北大汉简《魂魄赋》，是已知出土简帛文献中年代最早、篇幅最长、保存最为完整、文学水平最高的汉赋，对于研究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史有研究价值。 竹简于2009年1月11日入藏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历史系朱凤翰主持竹简的整理。考古文博学院文物保护教研室胡东波副负责竹简的文物保护。随后历史系邀请简牍保护专家对竹简进行了大致清点，并针对竹简的保存状况指定了保护方案。同时，对竹简入藏时的状态也进行拍照，以保存第一手资料。

竹简保护和整理小组决定在2009年3月中旬启动对竹简的清理和拍照工作。

2009年3月13日至30日，完成了竹简的清理和拍照工作。胡东波负责竹简的科技保护和采样。韩巍和陈侃理负责组织协调及后勤保障。考古文博学院和历史系的部分研究生承担了辅助工作及竹简数据登记等任务。

竹简入藏时，其原始状态已遭破坏，竹简本来的排列顺序已完全被打乱。所幸这批竹简保存质量较好，清理工作没有遇到太大困难，且无需经过脱色处理即可直接拍照。拍照后的竹简用玻璃片捆绑加固，按拍照顺序编号并附加号码签牌。对全部有字简和无字简（包括残断无字简）都给以编号，共编号3346个。长沙简牍博物馆的宋少华研究员与该馆汪力工、金平和胡冬成三位简牍保护专家，承担竹简的清理工作。在清理竹简的同时，还对残留的泥土、编绳、丝织品和漆器残片等进行了科学的采集和保存，以供取样检测。

竹简拍照工作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委托上海龙樱彩色制版有限公司承担，采用超高像素数码摄影，以获得高清晰度的数码照片。拍照后印制出的照片样本图像清晰、色彩逼真，为整理出版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竹简拍照完毕捆绑加固后，由部分研究生对其简长、简宽、契口、编绳位置等数据进行测量登记，并记录简单的释文，以便核对。然后分别放入容器中，用纯净水浸泡保存。

在工作过程中，工作人员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逐渐确定这批汉简的内容为各种古代典籍，而非以往常见的律令、文书档案和遣策，可称为“西汉竹书”。

自2009年4月中旬至5月底，由朱凤翰主持，韩巍、陈侃理参加，完成了对竹简内容的初步分类和分篇工作。分类工作首先根据竹简的长度、形制、文字书体，然后参考文字内容等因素进行；同时还对部分对残断竹简进行了缀合、编连。本阶段工作完成后，学者们对这批竹简的性质和内涵有了初步的整体把握，确定这批汉简包涵六大门类、近二十种古书，为进一步的释读、整理奠定了基础。

自6月开始，汉简的分类释读工作展开。首先选择这批汉简中内容比较重要的《老子》、《仓颉篇》等文献作为第一阶段的研究重点。由朱凤翰负责《仓颉篇》，赵化成负责《赵正书》、阎步克负责《周训》，韩巍负责《老子》，李零负责《日书》等数术文献（陈侃理协助）。至10月初，《老子》、《仓颉篇》、《周训》、《赵正书》的初步释文已经完成，《日书》等数术类文献的整理亦有进展。 这批汉代竹简入藏后，根据以往出土饱水竹简保护的经验，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1、入藏时基本状况：汉简入藏时竹简处于饱水状态，已经过初步清洗，洗掉了大部分的泥土，并且已打开混合放置在九个塑料容器中，有极少量编绳残留。原持有者为了防腐，将其浸泡在乙二醛溶液当中。汉简竹子表面颜色变浅，接近竹子本色。以单个个体计算，保存状况可以分为三个等级：简体保持完整的约占整个竹简量的50%，简体柔软，边角锐利，没有明显的烂角，分劈现象；残损20%以下的约占总量的20%，部分简存在烂角，少量出现一端有分劈现象;残损较为严重的（长度不足80%）约占30%，多存在烂角，分劈现象，许多长度不足4-5厘米。汉简字迹基本保持完好，极少量字由于简体糟朽出现缺损。部分红色颜料有些浮动，可能与颜料层较厚，颜料胶结物失去作用有关。2、清洗与固定：为了便于整理和以后进一步保护工作的需要，请简牍博物馆有关专家使用纯净水对竹简进行清洗。拍照以后，根据竹简保存情况，用玻璃片双面或单面捆绑固定，并附加编号签牌。3、浸泡保存：根据以往出土饱水竹简保护的经验，特别是长沙走马楼竹简保护工作的经验，在脱水保护工作之前，仍采取浸水保存。同时，纯净水浸泡，可以帮助脱去原持有者使用的乙二醛，为下一步脱水保护提供方便。竹简避光保存，器具经过消毒灭菌，再将竹简浸入纯净水中，配合使用低浓度季铵盐类防腐剂。工作人员定期检查和更换保存液。浸水竹简保存的库房环境保持在20℃，并且以窗帘遮光。4、安全管理：竹简存放库房有24小时监控录像，所有进出库房的工作和研究人员采取实名登记，并记录出入时间。为了防止竹简保存液受到污染，所有进入人员在查看竹简时均戴口罩。5、下一步保护措施——脱水保护：在汉简释读编缀之后，制定保护脱水方案，进行脱水保护。

根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至九册，列举如下：

1、《孔子诗论》、《缁衣》①和《性情论》。

2、《民之父母》、《子羔》、《从政》、《昔者君老》和《容成氏》。

3、《周易》、《中弓》、《恒先》和《彭祖》。

4、《采风曲目》、《逸诗》、《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②、《柬大王泊旱》、《内豊》、《相邦之道》和《曹沫之陈》。

5、《竞内建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季庚子问于孔子》、《姑成家父》、《君子为礼》、《弟子问》、《三德》和《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

6、《竞公疟》、《孔子见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平王问郑寿》、《平王与王子木》、《慎子曰恭俭》、《用曰》和《天子建州》甲乙。

7、《武王践阼》、《郑子家丧》、《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和《吴命》。

8、《子道饿》、《颜渊问于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书乃言》、《有皇将起》、《李颂》、《兰赋》和《鶹鹂》③。 备注：①《缁衣》的“缁”原从纟从才。以“缁”代替，下同。②《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的“脽”原从月从隼。由于无相应字符，以“脽”代替，下同。③第八册即将出版，内容由濮茅左提供。

9、《成王为城濮之行（甲、乙本）》、《灵王遂申》、《陈公治兵》、《举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称》、《史蒥问於夫子》及《卜书》。 《孔子诗论》，马承源释文考释。存简29支，完简1支，约1006字。内容可分四类：第一类不见评论诗的具体内容，只是概论《颂》、《大雅》、《小雅》、《国风》。第二类是论各篇诗的具体内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数篇诗为一组，一论再论或多次论述。第三类为单简上篇名是《国风》的。第四类是单支简文属于《国风》、《大雅》，《国风》、《小雅》等并存。

《孔子诗论》与《子羔》、《鲁邦大旱》篇在字形、长度、简形上一致，整理者认为三者内容有区别，而按整理前后先发表《孔子诗论》。

《缁衣》，陈佩芬释文考释。存简24支，完简8支，计978字。其中重文10字，合文8字。简文均为单面书写，书于竹黄。完简长543厘米，满简书写，两端不留白，简文结构稍长，笔画较粗，横竖匀称，三道编线。简文中有分章符、重文符、合文符，结构严谨。全文以“子曰”为各章起首，章末字下有墨钉，以示结束，全篇有23章。

《性情论》，濮茅左释文考释。可按文意排列的竹简40支，完简7支，另有严重残损者5支，计字1256个。简长57厘米，为第一批收购中最长的竹书。书体工整严谨，字距划一，属此类书体的还有《周易》、《恒先》，当为同一人书写。

简文与郭店简的《性自命出》篇大体相同。《民之父母》，濮茅左释文考释。共14简，397字，基本完整，保存良好。无篇题，由整理者根据简文主题而定名，内容大体见于《礼记·孔子闲居》及《孔子家语·论礼》，为孔子与子夏关于“五至”“三无”及所谓“五起”的问对，于认识儒家道德观有重要参考价值，亦有助于澄清《礼记》及《家语》的面目。

《子羔》，马承源释文考释。共14简，395字，无完简。篇题书于第五简的背面，内容为孔子答子羔问尧、舜禅让及禹、契、后稷依次为天子事，与《大戴礼记·五帝德》及《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五帝系统不一，但有关此五位帝王的事迹，则与通常所说不异。

《鲁邦大旱》，马承源释文考释。共有长短简6枝，残存208字。内容记述鲁哀公就鲁邦大旱事求教于孔子，孔子答以祭祷无助于事的问对，以及孔子与子贡关于此事在民众中的影响的讨论。

《从政》（甲乙篇），张光裕释文考释。以竹简长短不同，又分为甲乙两篇。甲篇简18枝，519字；乙篇简6枝，140字。文中提出从政者应致力于“敦五德，固三誓，除十怨”，并作了具体解释，与《论语》、《礼记》等儒家典籍的相关说法可互相参证，为儒家政治思想方面的新资料。

《昔者君老》，陈佩芬释文考释。简4枝，158字。无篇题，整理者根据首句内容而定名。四简均不能连读，缺失数无从估计。内容大略为国君自衰老至崩逝，太子朝见过程中之礼仪规范的有关记述。

《容成氏》，李零释文考释。有篇题，共存完残简53枝，约2200字。内容为有关上古帝王的传说，可分为七部分：第一部分讲容成氏等21位最古的帝王；第二部分讲帝尧以前的高辛氏；第三部分讲帝尧；第四部分讲帝舜；第五部分讲夏禹；第六部分讲商汤；第七部分讲周文王和周武王。文中谈及禹分九州，其州名与《尚书·禹贡》等书所见有异。文王平九邦一事，邦名向所未闻，汉儒不能详其说，于此文可以得到补足。 《周易》，濮茅左整理、注释。共58枚简，涉及34个卦内容，1806字，是已经公布的三批竹简中篇幅最大的一篇。它是迄至二十一世纪初发现的最早《周易》文本。完简长44厘米，三道编绳，每简书写约44字，书体工整严谨，字距等同。竹简中所出现的红、黑六种标号，为历史文献中首见。这些标号反映了阴阳转换、互为因果的易学理论。

《中弓》，李朝远整理、注释。战国佚书，共28枚简。中弓是孔子弟子，孔子比喻他为“犁牛之子”，称他是有德行的弟子之一。全文采用问答形式。

《恒先》，李零整理、注释。共13枚简，为战国道家佚书，是一篇首尾完整的道家著作。497字，完简长395厘米。三道编绳，书体和《周易》相同，当为同一人所书。第三简背有篇题“恒先”两字。

“恒先”是指先天地而生，独立不改，周行不殆，为永远创造力的“道”。

《彭祖》，李零整理、注释。战国的道家佚书，存8枚简。彭祖，名篯铿，也称彭铿。因世居彭城，所以称为彭祖。彭祖是古代传说中的寿星。楚竹书中关于彭祖的记载，说明在战国时代已经开始有彭祖其人的传说。《采风曲目》，马承源释文考释。存6简，残损过甚。最长简为561厘米。内容是五声中的“宫、商、徵、羽”四种声名及各所属歌曲的篇目，尚未发现“角”的声名。

《逸诗》，马承源释文考释。残简2篇，无篇名。

《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陈佩芬释文考释。共10简，共388字。均单面书写于竹黄，字体工整，字距划一。内容由《昭王毁室》和《昭王与龚之脽》两篇文章文章合成。《昭王毁室》叙述昭王新宫建成后，因服丧者诉说亲人葬在新宫下而毁宫。《昭王与龚之脽》内容多残，不能通读，略述昭王因大尹之言，先不见，后才见龚之脽。

《柬大王泊旱》，濮茅左释文考释。23篇，总601字。竹简两端平齐，长24厘米，字体舒展，工而不苟，字距相近。竹简无标题，整理者以全文首句为篇题。柬大王即楚简王，简文记载楚国在面临王病，国家大旱的重患交迫下，楚简王及同僚所表现的无奈。内中涉及有关军事、官制、医学、气象、宗教等方面内容，应非儒家专属文献。

《内豊》，李朝远释文考释。共10支简，完简4枚，长442厘米。第一简背原题内豊。所记内容多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等相关，论“为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道”，凡事但言在己者，不论在人者；并以“君子曰”敷论孝子事父母之道。李朝远认为或与《礼记·内则》有关。

《相邦之道》，张光裕释文考释。残存4简，共107字，原无篇题，整理者以末简记孔子与子贡答问，涉及相邦之道，因以名篇。

《曹沫之陈》，李零释文考释。共45支简，内容记鲁庄公与曹沫之问对。前12支简论政，后33支简论兵，篇题《曹沫之陈》，应是归为兵家之说。 《竞内建之》，陈佩芬释文考释。共10简，简长428至433厘米。书体工整，字距基本相同。第一简后有篇题。记述隰朋和鲍叔牙与齐桓公的对话，劝诫桓公行先王之法，善待百姓。

《鲍叔牙与隰朋之谏》，陈佩芬释文考释。共9简，共340字，简长404至432厘米。书体工整，字距相同。有篇题，内容亦为鲍叔牙与隰朋直谏桓公要借鉴夏商周代兴的原因，并警惕竖刁与易牙。

《季庚子问于孔子》，濮茅左释文考释，共23简，完简长38厘米。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篇首句而定名。记载季康子以币迎孔子归鲁之事，全篇以问答形式，记录了孔子对治国兴鲁的看法。

《姑成家父》，李朝远释文考释。残简和完简共10简，完简长442厘米。原无标题，整理者据篇首四字而定名。内容与春秋中期晋国三郤有关，记述三郤在见恶于晋厉公之后的行事。

《君子为礼》，张光裕释文考释。共41简，完简541至544厘米。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孔子之间的答问。

《弟子问》，张光裕释文考释。共25简。内容为孔门弟子与孔子之间的答问。

《三德》，李零释文考释。残简和完简共22简。原无篇题，整理者补加。简文内容多言天地与刑德之关系。

《鬼神之明·融师有成氏》，曹锦炎释文考释。共8简，完简长53厘米。《鬼神之明》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简文内容主题定名，为《墨子》佚文，有关鬼神有所明和不明的问题；《融师有成氏》原无篇题，整理者据篇首数字而定名。叙述上古传说人物故事。《竞公疟》，濮茅左整理、注释。原题，篇题位于第二简上段背部。本篇残存13简，总489字，其中合文二、重文一。缀合十例。缀合后推断，完整竹简两端平齐，满简书写，原长应约55厘米，三道编绳。“竞公”即齐国国君齐景公，公元前547至前490年在位。简文记载了围绕齐竞公病甚，而引起的朝廷内部激烈争议之事。老臣晏子直谏齐竞公，使祝、史两大夫得免，割、棃受处。简文为研究齐国历史、宗教、哲学、医学、治国策略、以及《晏子春秋》的取材、成书年代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史料。

《孔子见季桓子》，濮茅左整理、注释。篇题取用全文首句，原无篇题。共27简，总554字，其中合文6组。在流传过程中折损严重，存简也无完整者。根据竹简的现状可知：原完简两端平齐，长约546厘米，三道编绳。本篇为儒家的重要佚文。全文以对话形式记载了孔子与季桓子的有关讨论。时间约在公元前505年（鲁定公五年）至前496年（定公十四年）的十年间。篇末附有《季桓子与孔子的相关系年》。

《庄王既成·申公臣灵王》，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9简，由《庄王既成》和《申公臣灵王》两篇合成。前篇《庄王既成》的首句与后篇《申公臣灵王》的首句同在第四简上，篇间由墨钉划分。《庄王既成》三简半，简长约33米余，皆完简，两道编绳。共93字。第一简背有篇题“庄王既成”。记载了庄王与重臣子桱的对话，讨论的中心是楚之后人如何保住霸主的地位。《申公臣灵王》五简半，原无篇题，佚书，全篇117字，是一篇完整的史籍。记载了王子回与申公相争王位，结果申公愿为君王臣事。

《平王问郑寿》，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七简，皆完简，原无篇题，简长约33厘米余，两道编绳。佚书，共173字。记载了楚平王因国之祸败事而问郑寿，郑寿与平王有间，郑寿告有疾，不事到端正事。

《平王与王子木》，陈佩芬整理、注释。本篇共五简，皆完简，原无篇题，简长33厘米，两道编绳。佚书。记载了楚平王命王子木至城父事。有关事迹亦见于《史记·楚世家》、《左传·昭公十九年》。

《慎子曰恭俭》，李朝远整理、注释。本篇共6简，第三简背有篇题“慎子曰恭俭”，简长32厘米，两道编绳。佚书，共128字，合文二。文中提出了“恭俭以立身，坚强以立志”“均分而广施”等思想。慎子即慎到（约前395-前315年），战国时赵国人，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负有盛名。

《用曰》，张光裕整理、注释。本篇共20简，原无篇题。佚书。文由“民之初生”起说，多谈及民生国政大事。文中多警世之语，如：“唇亡齿寒”、“莫众而迷”等，强调慎言的重要。篇中诸节之间，每见叶韵，对楚方言音系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天子建州》甲乙两本，曹锦炎整理、注释。甲本完整，共13简，全篇407字。乙本11简。《天子建州》分为两章，章未均有章节号标注。儒家文献，所记主要关于礼制，其中有些内容可以在今本大、小戴《礼记》中见到相似记载，从其内容和篇章结构分析，属“礼家杂记”，为研究先秦时期的礼学提供了资料。也对了解和研究荀子思想及其学术传流也有一定帮助。《武王践阼》，陈佩芬释文考释。存15简，原无篇题。全篇以问答形式，记述了师尚父告武王以丹书，武王铸铭器以自戒之事，内容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篇相合。

《郑子家丧》，陈佩芬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各7简，原无篇题。全篇记述了郑子家丧，楚国以子家颠覆天下之礼为由，出兵围郑，晋人救郑，晋楚战于两棠，晋人大败。其相关内容，可与《左传》、《史记》等相互参照。

《君人者何必安哉》，濮茅左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各9简，原无篇题。全篇记述了范乘因君王爱玉而力谏君王之事，今以范乘醒君之言为题。

《凡物流形》，曹锦炎释文考释。凡甲、乙两本，甲本存30简，乙本存22简。“凡物流形”为原有篇题，书于甲本第三简简背。全篇多以“问之曰”起首，有问无答，“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层次清晰，结构严密。其体裁与性质，与屈原名篇《天问》极为相似。

《吴命》，曹锦炎释文考释。存九简。“吴命”为原有篇题，书于第三简简背。全篇大致可分为两章：第一章记述吴王率军北上，至陈国境内，引起晋国恐慌，晋军遂派遣使臣与吴交涉周旋，终使吴军离开陈国；第二章为吴王派臣下告劳于周天子之辞，文句大致同于传世本《国语·吴语》。

汗青

“汗青”就是史册。

为什么将史册称为“汗青”呢？说到这，就要了解古代的书是怎么写成的了。在纸还没有发明之前，人们主要是在一条条劈开的竹片子上写字和记事，这种用来写字的竹片称为竹简。

可是，用作竹简的青竹表面比较光滑，好像涂了一层油似的，用毛笔蘸上墨汁后怎么也写不上字，后来人们发现，只要用火来烤一烤这青竹的表皮，将其中的水分烤干就很容易写上字了。

因为在烤青竹时，从表皮里渗出的水分就像人的皮肤出汗一样，又因为古代的竹简所写的书卷，绝大部分是历史，于是人们便将竹简编成的历史书籍称为“汗青”。

古代用于书写的竹简，是削制成的狭长竹片(也有木片)，竹片称简，木片称札或牍，统称竹简。

竹片做成的书，称做“简策”。将木片做成的书，称做“版牍”。 当时的加工工艺落后，竹简比木牍更易加工，成本低廉，制作简易，竹性阴，也不易朽腐，而且毛竹到处都有。木牍是皇家才用的起。

竹简，就是竹书，它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书籍。没有竹简，很多历史之谜，就难以解开。也可以这样说，没有竹简，就没有我国早期的历史。

竹简的历史渊源

在竹简图书出现的前期，我国并不是没有文字，但那些刻在金属上、石头上的东西，带有档案性质不说，因为篇幅有限和阅读、携带的不便，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严格地说，它们都不能称书。只有到了竹子作书的时代，我国的文字才有了真正的载体，才让我国的那段历史得以保存。

竹书就是将竹子劈成长条状，上面写成字。一根竹片称为“简”，多根“简”用绳子编起来就是“册”，“册”字就是竹简穿起来的象形字。如今我们说的“账册”、“书册”以及“纪念册”等，都是这个意思。册，也成“编”，或者“篇”，用丝绳编的称丝编，用皮绳编的称韦编。

编好的竹简卷成一束，就是一卷，长文可以分成多卷。篇、卷、册这些量词至今还在使用，意思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还有与书有关的字，诸如“籍”、“簿”等，都是竹字头，也是这个道理。

现在我们经常使用的词语，像“著于竹帛”、“罄竹难书”、“汗青”等，都与竹书有关，汗青”一词，也是出于秦代。

竹简表面很光滑，不易写字，而且容易被“虫蛀，所以人们就把新鲜湿润的青竹片放到火上烤一烤，这就是“杀青”或者“汗青”。“汗”，就是烤青竹时，青竹上冒出的水珠，像人出的汗一样。这就是“汗青”的来历。

竹木简

将字写在用竹、木削成的片上，称“竹木简”，如较宽厚的竹木片则叫“牍”。竹木简是古代用竹简和木简写成的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竹子和木头都是常见而易得的东西，古代缺少合适的书写材料，人们就把竹子和木头削成狭长的小片，在上面写字著书。用竹子削成的狭长小片叫“竹简”，用木头削成的叫“木简”。每根简上通常只写一行字，多少不一，最多的有40多字，最少的只有一二字，一般写20多字。

现在的书籍开本有大有小，古代的竹木简也有长有短，最长的3尺，最短的只有5寸。写一部书要用很多简，把这些简编连起来就成为书了。编连竹木简多用麻绳，也有的用丝绳（称“丝编”）或皮绳（称“韦编”）。一册书根据简的长短，决定用几道编，一般用二三道编，多的用四五道编。现在的“册”字，就是一个象形字，很像一根根简用绳子编连起来的样子。

《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指的就是用竹木简做成的书。商代的甲骨文中，也有这样形状的字“〓”，即“册”字。可见，竹木简书籍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

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人们已经普遍用竹木简做书籍了。约春秋、战国之际，还出现了写在丝织品上的书——帛书。帛书比竹木简轻便，而且易于书写。不过丝织品价格昂贵，所以帛书不及竹木简书普遍。东汉时出现了用纸抄写的书籍，纸既轻便又易于书写，价格也比较便宜，于是逐渐流传开来。到了晋代，纸书完全取代了竹木简书和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