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姓姓源有二：①源出于姬姓。西周有戴国（在今河南民权县东），与周王室同宗，春秋时期，为宋国所灭，为纪念故国，国人遂以国名为姓，称为戴氏。②源出于子姓。宋国国君死后谥号为“戴”，史称宋戴公，他的后世子孙就以其谥号“戴”为姓，亦称为戴氏。《元和姓纂》、《姓氏考略》、《通志·氏族略》等书都持此种观点。

按戴氏家乘记载:微子第七世孙撝(官卿大夫)于民有功,逝后谥号为戴,戴公之孙宣公以戴为姓,从此戴姓产生。

由此可知：

戴姓第一人名叫：微子撝。

如果你问四川人，他的祖辈从何处来？他们多会回答是从湖广麻城县或麻城孝感乡而来。此说可征诸县志。如民国《南溪县志》称：“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 又如民国《荣县志》曰：“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 又可见之家谱记载。如内江《周氏族谱》：“洪武出治，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诏旨令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填实四川。我祖奉命襁负其子，入川于红合乡落业。” 又如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 由此可见，麻城县曾有过孝感乡，其地名并非虚构。然而查检当今麻城市行政区划或乡镇名录，是找不到孝感乡这一建置和地名的，使得许多寻根者断然否定曾经有过孝感乡的历史存在。

在当今麻城市版图上找不到孝感乡，并不意味着古麻城县没有孝感乡。光绪《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 载：麻城县在“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注：此处之“里” 为里甲，110户为里，里分10甲）孝感乡在明初即见记载，至成化八年裁撤并入仙居乡，作为建置和地名在明代虽只存在百余年，然其影响却延绵数百年。

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北，北境与河南省接壤。因地处偏僻，政令难施，嘉靖二十一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全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读史方舆纪要》）李大夏等人的意见得到巡抚湖广副都御使陆杰和巡抚湖广监察御使史褒善的赞同。但建县主张也受到地方官吏和乡民阻挠，勘测地界亦无法进行，使建县之事不得不暂中止。嘉靖二十六年，黄州知府郭凤仪上书再陈建县事，得到麻城籍户部尚书耿定向的大力支持。特致函前湖广右副都御使冯岳以争取支持。嘉靖三十九年，耿定向在京城又与新任湖广巡抚刘伦面商建县事宜，刘伦很为重视，并即将建县之事交麻城县令苏松筹办。不久，刘伦离任，建县事再被搁置。次年，耿定向奉命视察西夏，途中偶遇新任湖广巡抚张雨，又与张雨洽谈建县问题。此际监生王国任联络了一批蓍宿联名上书，于是巡抚张雨令下属集议建县事宜。黄州知府应明德、同知袁福徽、巡按湖广监察御使唐际禄、布政使徐南奎、按察使刘斯洁均赞同建县，建县之议至此遂定。嘉靖四十一年，礼部尚书徐阶竭力襄助，嘉靖四十二年春，经户部复奏，朝廷批准正式建县。拟析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滠源乡八里甲，黄冈上中和乡十二里甲为新建县属地，定名为新安县，嗣后改名为黄安县（今红安县）。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一。

据《麻城县志》、《红安县志》载：麻城县原有版图面积4500多平方公里，现约有3607平方公里，析出仙居乡千余平方公里（原孝感乡面积为千余平方公里，占麻城县总面积的四分之一）；黄安县原有版图面积约1976平方公里（民国时期划出180平方公里与河南新县及湖北大悟县，现版图面积为1796平方公里）。由此可知，黄安县有近半人口和土地是从麻城县柝出，而孝感乡为麻城县边隅，地接河南，相当于今红安县七里坪以及城关（姜家畈）一线东南的大部为原孝感乡属地。原孝感乡小部属地留在了麻城县。如麻城《邓氏宗谱》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而邓家磅村自孝感乡划入黄安后一直属麻城浮桥河乡。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二。

黄安县自建县至晚清，一直设置三乡（亦称为里）未曾更易，即沿用原乡里之名-----太仙（太平乡、仙居乡的缩称）、中和、滠源。民国时实行县、区、会、甲建制，全县设10区，笫五区名为仙居区；1929年5月红七军在黄安建立苏维埃政权，全县亦划为10区，第五区仍名仙居区。1947年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立黄安解放区，全县划为7个区，其中有名太仙区者，乃沿袭明清旧称。这里所称之仙居乡，实为原孝感乡旧土，原孝感乡已是有其地而无其名。此乃史有孝感乡证据之三。

据上，可以确切地说，移民圣地孝感乡地跨今红安县、麻城市，大部分在麻城市境内。

　　摘录的“湖广填四川”，希望有用：

　　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在今天的四川汉族地区，如果你去访问一些老人，问他祖籍何在，十有八九会是同样的回答:"我家祖辈是湖广填四川迁进来的。如继续问:"你是否知道为什么你们的祖辈会有湖广填四川的行动呢"往往还是同样的回答:"八大王剿四川嘛!"由此可知，大多四川人都认为境内的汉族人的祖辈都不是四川土著，而是从湖广迁入的。而迁入的原因又是因为八大王即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张献忠起义不久，即以八大王为称）剿四川。这种说法的影响很广很深。

　　所谓"湖广"，是指湖广行省。元初时管辖今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六省区和四川局部；元末时辖今湖南、贵州、广西、海南四省区和湖北、四川、广东三省局部；明朝时辖今湖北、湖南两省。

　　唐代的巴蜀地区在全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居于最前列。到了宋代，其经济文化的发展仍在全国处于先进行列之中，特别是南宋时期，巴蜀地区的人口占整个南宋的232%，可是其财赋收入却占整个南宋1/3，供应的军粮也占1/3，是南宋坚持抗战的主要经济基地，乃至有"蜀亡则宋亡"之叹。

　　四川历史上历经七次大移民。第一次是在秦灭蜀、巴之后，秦移民万家入蜀，约四、五万人；第二次是从西晋末年开始，全国性的北方人口南迁，在此期间，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移民大量从秦岭进入四川；第三次在北宋初年，又发生了全国性的北民南迁，在这个时候，陕、甘移民入川；第四次是元末明初，以湖北省为主的南方移民入蜀；第五次是清代前期十余个省的移民入川，这次以湖北、湖南（当时行政区叫“湖广省”，还辖广西一部份）移民最多，移民人口达100多万，而今民间传说的“湖广填四川”，是在老川人血泪快要流尽的时候发生的大移民，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即指这次前后长达一百多年大移民。第六次是抗日战争前期到全国解放，有不少人逃难或“南下干部”定居四川；第七次是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叶的三峡大移民，有许多人落户四川。

　　那么，为什么会有"湖广填四川"呢？

　　（一）、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在巴蜀军民尽最大努力坚持了长期的抗金战争，终于取得了使金兵未能进入四川盆地的巨大胜利之后，又坚持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抗蒙战争。这场战争基本上是在盆地内部进行的。蒙古军先后曾三入成都，而蒙古大汗蒙哥也被击伤而死于钓鱼城下。长期的拉锯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从整个四川地区来看，以至有"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虞集:《史氏程夫人墓志铭》，见《道园学古录》卷二〇）的记载。这些文字难免有某些渲染夸张的成分，但经济极度残破，人口急剧锐减则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因为在近50年的拉锯战中，除了战火的破坏，还有长期战事带来的农业生产的凋残而严重缺粮，"沃野千里，荡然无民，离居四方，靡有定所，耕畴不辟，堰务不修，秋不得收，春不得种"（见上引吴昌裔疏），这是当时必然存在的现实。此外，宋朝官军中也有不少军队在战乱中趁火打劫，残害百姓，或"剽掠于民财"，或"焚毁于仕族"，以至"骚动惨于敌祸，……故田里有内敌甚于外敌之谣，此害非一日矣"（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这些记载都出于当时的蜀人笔下，应当是可信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元代巴蜀地区的人口锐减到不足南宋时期的十分之一，具体数字见前《民族与人口》一章。

　　面对宋元之际巴蜀地区如此严重的残破局面，元代的统治者除了实行屯田用以保证军粮的基本需求之外，没有采取由官方出面组织移民的措施。没有劳动力，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所以，在元代的将近100年间，巴蜀的经济一直未能得到较明显的恢复。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的统计材料，四川行省在元代向中央政府所上交的赋税收入，在全国10个非少数民族省区中居于倒数第三，仅占全国岁入的096%。此外，据《元史食货志》的资料，四川行省在各省区之中，酒税占倒数第三，醋税占倒数第一，商税占倒数第三。这种情况较之南宋时期占整个南宋王朝岁入大约三分之一的地位，简直是降到不能再降了。

　　元代末年，红巾军农民大起义的烈火四处燃烧，原来属于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以后在重庆自称陇蜀王，再改元称帝。明玉珍是湖广随州（今湖北随县）人，他的军队也基本上是湖北地区的农民。明玉珍不仅带来十几万军队，也有大量少田缺地的农民随之进入人少地广的巴蜀地区开垦务农。这应是著名的"湖广填四川"的开始。如吴宽在《刘氏族谱序》中所说:"元季大乱，湖湘之人往往相携入蜀"（见《匏翁家藏集》卷四）。明玉珍的"大夏"政权只存在了两世9年，就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所统一。明代初年，湖广地区的移民继续大量入川，到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四川人口就上升到146万，外地移民，特别是湖广移民占了这一时期所增加人口的主要部分。正如光绪《潼川府志》卷五所载明人王维贤《九贤祠记》所说:"元法，军所至，但有发一矢相格者，必尽屠之。蜀人如余玠、杨立诸公坚守不下，故川中受祸独惨。明初，中江县开设，土著人户业七八家，余皆自别省流来者。"这些移民，不久也就成为四川人。

　　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曾在一篇奏疏中记录了蜀中父老的一段回顾:"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乡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康熙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户部题本》）所谓"湖广填四川"这一大规模的移民运动，就是这样开始，而在元末明初进入了第一个高潮。

　　这是在元代末年、明代初年、清代初年连续进行的长期的移民运动。民间的有关传说较之历史的真实有明显的扩大与渲染，也有一定的偏差。"张献忠剿四川"这一历史事件也是发生过的，民间的传说较之历史事实有失误，也有一些歪曲。参见袁庭栋：《张献忠论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如果把这些偏差或失误排开，就可见到所谓"湖广填四川"原来是连续进行了多年的人口与文化的大融合，对巴蜀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四川人十之八、九不是老川人，多半是湖广移民的后代南宋时四川近一千万人，至1234年蒙古人入侵到宋亡，人口耗减大半，1282年全川只剩60万。1362年随州明玉珍在重庆开创夏国，不少楚民入川，1371年明军灭夏后，继续大量移民，到1401年才接近尾声，明末四川约有400万人。

　　在明末清初，四川遭受了一场大浩劫。在这个地域上，长期处于大规模的战争之中：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1644年第二次入蜀后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次年十一月，张献忠在西充阵亡，使川人死亡过半；1647至此650年，明军内部争权夺利，战火不断；1650至1659年，张献忠余部孙可望、刘文秀进入四川，在川北与清军激战；1660至1664年，清军镇压义军，搜捕明军残余分子；1673至1680年清军平西王吴三贵叛乱，攻入四川，其叛军与清军的“三藩之乱”历时七年。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

　　（二）、瘟疫、灾害接踵而至

　　在大规模的战争中，不断地轮番拉锯撕杀，尸横遍地，瘟疫随战乱接踵而至，“大头瘟”、“马眼睛”、“马蹄瘟”等瘟疫使许多人病死，“死者朽卧床塌，无人掩埋”，“人皆徙散，数百里无烟”。顺治初年，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四川，“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大荒，饿死者日无计数”。不仅如此，又遇虎灾，“数年段绝人烟，虎豹生殖转盛，昼夜群游……”，“川南死者十二、三……”；“……川北死者十一、二……”。

　　(三)、人口锐减

　　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的巡抚张德地写道“沿途瞻望，举目荆榛，一、二孑遗，鹑衣菜色”，“在川省镜内行数十里……居民不过数十人，穷赤数人而已”，在顺庆(今南充)、重庆看到“舟行数日，寂无人声，仅存空山远麓……”，它反映了当时四川“民无遗类，地尽抛荒”的惨景。据有关史料记载，经过“三藩之乱”，四川官府所掌握的税户仅9万人；《营山县志》载：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存粮花户仅143户，819人。四川真正是“土满人稀”了。

　　（四）、政府鼓励

　　清王朝取得全国政权后，为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采取“安民、惠民、安帮定国”的思想，实行“招辑流移，各令复业”，“凡各处逃亡民人，……广加招徕，编入甲保”，“永准为业”，“开垦水旱田地，三年起科，五年升科”，“奇荒田耕种，六年起科，荒地耕种，十年起科”，“零星地土听民开垦，永免升科”，同时，官府给以耕牛、种子、口粮等帮助。

　　由于中央政府大力倡导、各个地方官员努力推行的招民垦荒、南方诸省的战争破坏，形成了移民的大气候、大环境，从而形成前后分三个阶段，持续达一百多年的“湖广填四川”。

　　初期阶段大体是顺治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一年。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攻克成都，并控制全川，大规模的战争结束，招民垦荒提上议事日程。从陕西临近移民入蜀的垦荒者，遇到许多困难，而政府政策不配套，又遇“吴三贵之乱”，时达七年，他们多死于战乱，致使这一时期的移民受到很大挫折。康熙年间，多半是奉旨入川。所以民间盛传自己的祖先都是一队队由官府把双手反解在背上，捆着上路入蜀的，途中要小便时，由官差松开双手才方便，所以川人把解小便称为“解手”，走路习惯把手背在背上（它会遗传吗？）。

　　第二阶段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至乾隆六十年(1795)。

　　清政府吸取过去教训，制定并完善了移民的有关政策，以“安民为本”，使移民大潮一浪接一浪，持续达一个多世纪。又据《营山县志》记载：雍正六年(1728)，全县民户3897，人口22533，乾隆年间，县内增加楚民17户，到乾隆六十年(1795)民户3914，人口22669，由此可见，营山是在1728年达到移民高潮。

　　第三阶段是嘉庆元年(1796)至同治年间。

　　这—时期，清政府对移民采取不禁而止，听其自然的态度，而这时四川白莲教起义，战火又起，因而，只有小量的移民入川。

　　去年以来，由于工作的缘故，两度进入湖北境内。第一次由河南信阳经湖北孝感到武汉；这次则来了个顺序颠倒，先由武汉到孝感，紧接着直奔信阳。

　对于湖北，应该说并不陌生。且不说23年前曾借道武汉去东北当兵，仅是族谱里关于先祖迁徙轨迹的记载，就足以勾起我对湖北的强烈兴趣。

　按照我们重庆开县岳溪镇“塝上李”族谱的说法，我们这一支李氏后人的根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先祖孜公系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今甘肃天水秦安县）第十五代孙。宋灭唐，李姓大祸，孜公从陇西郡移居江西南昌府丰成县湖茫里。元朝大德年间，孜公第十世孙鼎公从湖茫里迁移到湖北孝感洗脚河世居。清朝顺治初年（一六四五年），鼎公第五代孙李和钦从孝感洗脚河孤身入川，来到今重庆开州区岳溪镇楼房坝生息繁衍，至今已二十余代，人口逾两万。

　呵呵，这么说来，我们这些李氏后人也称得上皇室后裔了。这当然是扯淡，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真不如先祖李和钦由湖北入川定居这件事更让我萌生一探究竟的冲动。

　很长一段时间内，严格说是结婚生子之前，我对祖籍的概念仅仅局限于四川或重庆。2000年初秋时节，母亲和继父从渝东北老家赶到位于大兴安岭林区深处的加格达奇，照顾即将临盆的小儿媳，期间母亲提到我们李家后人正在张罗整理族谱，还要派人去湖北寻根祭祖……正是从那时开始，我才知晓湖北竟然与我们家族有着那么深的渊源。

　大概两三年后，族谱修订完毕。此时我已调到哈尔滨工作，母亲和继父再次从老家赶来照看年幼的孙子，顺便带来了装帧精美的族谱，我也第一次看到了关于先祖由鄂入川的记载，并牢牢记住了“湖北孝感洗脚河”这个地名。

　从这以后，对于荆楚大地，对于湖北人，莫名其妙地多了一层好感。有时和湖北籍的朋友聚会，我会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声称自己是湖北人，还像模像样地讲几句湖北话，经常以假乱真、蒙混过关。当然，这并非什么难事。毕竟，无论是气候、自然环境还是语言、生活习惯，湖北与川渝有很多相似之处。

　有一段时间，每每遇到湖北的朋友，我都会问相同的问题：孝感在哪里？洗脚河又是一条什么样的河流？

　我问得含糊，湖北朋友的答案亦不清晰：历史上麻城有个孝感乡，如今麻城归黄冈管；湖北有个地级市叫孝感，你问的是哪一个？洗脚河？有这条河吗？怎么没听说过……

　后来查了一些资料，基本确认族谱记载的“孝感”应该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麻城孝感乡”，即现今麻城市鼓楼街道办事处下辖的沈家庄一带。

　至于族谱中提到的洗脚河，其正规名称叫举水河，发源于大别山南麓麻城境内，全长1657公里，素有“鄂东第一河”之称，是长江主要支流之一。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时，很多移民就是从麻城高岸河码头上船，沿举水河进人长江并继续西上，最终经三峡进入四川。

　“举水河”被称为“洗脚河”，流传最广的说法是这样的：移民们故土难离，临别依依，路途遥遥，前途茫茫，出发之前，人们把双脚伸进举水河里细细地洗，让清澈的河水为自己洗去尘土，洗去霉运，带来平安和好运，然后换上一双新草鞋，踏上漫漫长途。渐渐地，在举水河洗脚，换新草鞋，就成了入川移民出发前的仪式。久而久之，人们就根据谐音，把“举水河”称作“洗脚河”。

　也有一些入川移民把这条河叫做“喜鹊河”。因为民间认为，喜鹊是吉祥之鸟，是报喜之鸟。传说喜鹊搭的巢里，有一棵吉祥的瑞草，这棵瑞草放进水里，它不会顺水漂流，而是溯流而上。入川移民也正是将要沿着长江溯流西上。于是人们根据谐音，把“举水河”叫做“喜鹊河”，表达了对迁徙四川途中能够平安吉祥、顺顺利利、开创出一片新天地的美好愿望。

　这些与先祖有关的传说或记载，进一步加深了我对湖北的好感。2016年8月下旬，当我第一次经河南进入湖北境内，当我在孝感市孝昌县城官塘湖公园慢跑，当我听到当地人说着和重庆老家方言发音十分相近的话语，心里倍感亲切，感觉像是回到了故乡的怀抱。

　得知我的先祖由麻将孝感入川定居，一位在沈阳工作时的黄冈籍老战友、如今转业到武汉工作的老大哥十分惊喜，再三鼓动我 “去麻城老家看看”。

　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自然可以称之为“老家”。但时间相隔实在过于久远，此“老家”非彼“老家”，去与不去，何时前往，都显得不那么重要和紧迫了。

　何为老家？什么叫故乡？或许只是个时空概念罢了。落实到一个具体地方，对先人而言是故乡，对后人来说则可能是异乡。从这个意义上讲，故乡和异乡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今日之故乡，明日之异乡，因人而异，变幻反复，如此而已。

　天涯何处是故乡？天涯无处不故乡。

　2017年4月26日于湖北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