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沈本是中国法律近代化之父
沈家本: 中国法律近代化之父
1840年8月19日,位于江南古城浙江湖州城内的沈家——一个世代读书的人家里出生了一名男婴,他就是日后被人们尊称为中国法律近代化之父的沈家本。尽管沈家本生于灵秀的江南水乡,但6岁时便随父沈丙莹移居气象博大的京师,于是,沈家本的性格中便融入了南北两地迥然不同的风格。他自幼喜读书,但自我评价天赋不高,唯用功耳,“余喜书,暇辄手一篇。然健忘,掩卷不能举一字”。晚清时代西法和西学已经东来,青少年时期的沈家本却依然醉心于传统的学术和功名,对西法并未表现出特殊的兴趣,但其科举之路却极为艰难:17岁取得秀才资格,26岁成为举人,直到44岁才中了进士。
沈丙莹长期供职于刑部,25岁起沈家本亦循清例到刑部任法曹,一干就是30年,积累了丰富的律学知识和办案技巧,逐步历练成刑部里为数不多的专家型官员。难能可贵的是,30年的宦海沉浮并没有使他变成一个平庸的技术官僚,心中却仍然葆有理想。53岁时沈家本被外派到天津、保定等地任知府,又与西方文化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正面接触。他曾在日记中记录过自己第一次陪同直隶总督李鸿章(中堂)宴请外国人的新奇经历:“座次预订,以纸牌写衔名依牌自入坐,不让。食有食单,人各一器,一器至,人各自食,亦不让。酒五六种随意饮,亦不让。食毕,中堂即各散。” 这一连串的“不让”给熟谙中国官场等级森严规则的沈家本以极大的冲击,他还亲自处理了保定教案等一系列中外事件,并在义和团运动中一度被八国联军拘押险些丧命,亲身感受了国家落后之耻辱。
1901年,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定放弃祖宗之法,推行新政,老成稳健但又心态开放的沈家本有了用武之地。1902年沈家本被任命为修律大臣,全盘主持清廷变法之事。此时的沈家本已年过六旬,本该颐养天年。但他没有推辞,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以务实的精神,以超越同侪的开放心态,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他大胆延揽精通西方法律的人才,聘请外国专家,编译介绍东西各国法典和现代法学理论;创办法律学校培养法律人才;取法欧陆各国法制构建起全新的中国法律体系和制度,推动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引领着国家法制的进步。他不以民族主义的高调欺人或自欺,虚心但又不自卑,他说:“方今世之崇尚西法者,未必皆能深明其法之原,本不过藉以炫世之具,几欲步亦步,趋亦趋。而墨守先型者,又鄙薄西人,以为事事不足取。抑之西法之中,固有与古法相同者乎!…… 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当去而不去,是为之悖;彼法之善者当取之,当取而不取,是为之愚。夫必熟审乎政教风俗之故,而又内能通乎法理之原,虚其心,达其聪,损益而会通焉,庶几不为悖且愚乎。……古今中外只见何必存焉?”
在沈家本和其同仁的努力下,十数年间,中国传统的律政焕然一新,社会为此而进步。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沈家本也曾受到许多人的指责,甚至谩骂,他也为之心力交瘁。
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大清帝国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1912年2月隆裕太后携溥仪皇帝在紫禁城乾清宫颁布退位诏书,作为司法大臣的沈家本在场见证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次年,也就是1913年,在完成了上天赋予他的特殊的使命之后,沈家本决然地驾鹤西行,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沈家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知是否想到了由他所启动的中国法律现代化之路会是如此的艰难!艰难到他在世时所极力宣传的那些理论,一百年后的今天每隔一段时间就得重新普及一遍,而且每次普及还都会有争论。
生于1840年,卒于1913年,冥冥之中上天似乎早已为他安排好了使命。沈家本抓住了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成就了自己的功名。沈家本以自己卓越的立法贡献,奠定了在中国法律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并博得“中国法律近代化之父”的美誉。
沈家本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淳,别号寄簃,吴兴(今湖州)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法学家。
沈家本的著述十分丰富,现存《沈寄蓉先生遗书》甲编22种,乙编13种,还编有《枕碧楼丛书》12种。这些均为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法律史的重要资料。
(一)实行资产阶级法治主义�1、法的性质和作用的论述。
(1)性质:人们行为的一种规范,是衡量天下万物万事的一种客观标准。
(2)作用:治民和治国。“法者,民命之所系也,用甚重而其义至精”。
2、法随时变,“会通中外”。
法律应该随着古今形势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不能简单袭用。
3、在适用法律时必须统一、平等。
4、教化为先,以刑辅之。
立法、司法都离不开道德教化,只有十分注重道德教化,做到情法两尽,法律才能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
(二)执法适中,“平恕”为审断之本。
1、仁恕之心。--反对严刑重罚,要求用法从宽。
资产阶级轻刑主义法律思想
2、公平执法。--须依法断罪,反对比附。
“法律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
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废除比附援引旧制,功不可没。
(三)“有其法者,尤贵有其人”。有了好的法律,还要有好的执法人,才能推行资产阶级法治
他指出用人之法在于:一所有关键官吏,都应知法;二司法官吏应具有专门学识,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三设置律学博士,教授法学。
(四)法学盛衰说
--《法学盛衰说》,分析中国法理学发展过程,剖析了中国法理学不发达的原因。
1、法理学对于立法、司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2、“法学之盛衰,与政之治忽,实息息相通。然当学之盛也,不能必政之皆盛,而当学之衰也,可决其政之必衰。”。
局限:世局的变化“随法学为转移”。夸大法律作用。沈家本法律思想主流是民主、科学的,具有一定的人民性,特别是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法理与法学的进步思想性质。他的论著,是我们研究中国法理制度和法理思想史的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
沈家本(1840—1913),字子惇,又作子敦,号寄簃,浙江湖州人。晚清著名法学家,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历任天津与保定知府、刑部左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法部左侍郎等职。
出身刑部,旧律素养极深,在晚清的大变局中,担起法制改革的大旗,放眼世界,致力锻造融会中西、古今的新法制。在他主持之下,废除了传统酷刑,并将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传统法系改造为包括刑律、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在内的西方部门法体系;同时,创办京师法律学堂以培育法学人才,聘任日本法学博士来华参与修律,延请留学生翻译大批欧美与东瀛的新式法典。
沈家本引领时代,影响深远,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制现代化之父”。
李贵连教授是研究沈家本及其思想的权威专家,潜心研究寄簃之学近四十载。本书厚积薄发,资料翔实,在作者的逐步引领下,回顾沈家本不凡的人生轨迹,细察其心路历程,重新审视他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为司法改革、修订新律所付出的努力、立下的业绩。
今天的推送摘选自新民说最近推出的《沈家本传》,一部了解沈家本生平与其所作出的业绩必读之作。
前尘似漆渺难知
——三十年的刑曹和科举生涯
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湘黔之行后,沈家本开始步入中青年时代的科第及刑曹生活。这个时期长达三十年,科举与刑曹并行,个人和家庭变化都很大。科第方面,他轻而易举地考取了举人,但会试进士,却屡次名落孙山,直至过了不惑之年,才金榜题名,考取进士。刑曹生活方面,由于个人的努力,他很快以律鸣于时,成了一名精通律例、能得心应手处理各种复杂案件的刑部司员。这个时期,由于醉心科第,他为考取进士而被八股文所困近二十年。反复出入科场和三十年漫长的刑曹生活,使他的思想经常处于消极、悲观甚至绝望的状态。他毕竟是一个笃学深思的人,尽管处境不佳,有时甚至屡逢逆境,在经史考证和律学研究方面,仍然成就斐然。
一、乡试中举
同治三年(1864年),沈家本随父离开贵阳,在湖南长沙汇合母亲后顺江东下,直达上海。到上海时,沈家本与父亲分手,遵父命由海道北抵山东烟台,最后从烟台直达北京。
父亲丢了官,对他和他的全家,当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毕竟还很年轻,还有漫长的人生,有圆父辈之梦的机会。“我从雪中来,山围光璀璨。彳亍瓦砾场,掩映情尤惋。劫余灰未寒,旅梦凄欲断。……世事逢颠危,局外空扼腕。行止皆由天,喜悼亦各半。旅魂少安舒,壮游真漫汗。中夜起舞时,荒鸡隔岭唤。”[1]凄怆悲凉的歌声中,不乏青年的豪情壮志。归途都是壮丽的山川,大自然激发了他诗人的情怀:
二十七日磨盘山道中,乌踆东上,出行来第一遭也,慨赋长句
黔山高与蜀山连,千里沉阴不计年。
兵火难期他日靖,客旌却喜早春悬。
纵来嶂叠峦重地,好是云开日见天。
莫笑劳人情草草,一肩行李意萧然。[2]
车过雪山关:
石磴回盘鸟不翔,玉峰高迥接天阊。
层冰霤积千年雨,峭冷林飞六月霜。
古寺华鲸鸣乍遏,长途疲马走还僵。
何如塞外探奇景,万里寒云拥大荒。[3]
舟下空舲峡:
三峡猿声午夜闻,《竹枝》唱彻楚山云。
诗家妙悟新城老,言象胥忘自不群。[4]
来到岳阳楼:
湖水东流去,斯楼万古存。
五言高杜孟,千里下湘沅。
碧落浮空阔,青山入吐吞。
同怀渺何处,独自一凭轩。[5]
读了这些诗,笔者十分疑惑,浪漫气质的诗人,为何会与冰冷冷的法律结缘?但是二者最终结合了,这大概就是今人爱说的“二律背反”吧。冰冷的法律需要温暖的人文关怀。
在长沙,沈家本已有意单独入京:
到长沙后将入都
牂牁江口汨罗阴,杖履追随拓素襟。
曾结左思招隐念,更伤王粲远游心。
难忘积习担书簏,怕听哀歌扣剑镡。
此日挂帆江海去,春晖忍读孟郊吟。[6]
他如此急速进京,是为了什么呢?日记断记,诗文没有明确的回答。光绪十三年(1887年),他在刑部参加京察。京察前,他赋诗二首,诗前云:“腊八京察过堂,计自甲子到部八过堂矣。”[7]甲子年正好是同治三年,距光绪十三年,整二十四年。京察三年举行一次,所以光绪十三年的京察是第八次。以此计算,他这一年匆匆进京,显然是到刑部报到任职。另据《墓志铭》:“安顺公(按:指沈丙莹)以忤时解官归,公(按:指沈家本)才弱冠,即援例以郎中分刑部,公之学律自是始。”[8]从这节记载也可说明,他这次进京的目的是到刑部任职。
从上海到烟台,沈家本乘坐的已不是木船,而是洋轮。在烟台,他少作停留,拜访老朋友——心岸居士。
烟台访心岸居士留别三章
旧梦宣南记几回,雪泥天末断鸿猜。
三年磨蝎蛮中住,万里乘鳌海上来。
别久顿教惊喜并,语多总以乱离该。
时艰一面千金值,门外骊驹且漫催。
笔耒长悬研不肥,秋风依旧褐为衣。
桂林羞对银蟾照,杏苑空看玉燕飞。
游子生涯随处觅,使君高谊近来稀。
自怜卜式功名薄,望断蓬瀛青琐闱。
绿槐高处一蝉鸣,又敞离筵促去程。
静摄羡君成慧业,奔驰笑我为浮名。
广渠门畔车尘俗,镜海楼前水月清。
日下正多青鸟使,双鱼还许故人烹。[9]
战乱以后,老朋友骤然相见,喜悦之情,跃然纸上。他羡慕朋友不问世事、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为自己南北奔走求取功名而羞愧,同时对未来的前途感到渺茫。在老朋友的面前,他尽情地吐露自己的心事。
同治四年,浙江补行咸丰十一年辛酉科乡试。他到刑部时间虽然不长,也不能放弃这一机会。于是六月十九日,他由北京起程,先到天津。二十八日,他从紫竹林登上轮船“行如飞”号,七月初四日到达上海,初七日雇船前往湖州,十二日回到编吉巷旧宅。父子兄弟稍作团聚后,二十一日在其父陪同之下,前往杭州应试。
这是他等待多年,不惜千里赶赴,拼力为之一搏的考试。可能是太兴奋又太紧张的缘故,到杭州没几天,他的旧疾又发作了。一连几天,他的头剧痛,浑身发热,胸膈不通,饮食不进。一直到八月初八日开试,他虽然精神不支,痼疾未愈,只是为了这难得的机会,仍然扶病入场。
扶病入场
远逾江海赋归来,献艺风檐寸晷催。
扶病莫嫌腰瘦损,月明三五强衔杯。[10]
自咸丰季年以来,浙江乡试便因战乱而停止。乡试消息传出,全省士子云集,经历两度战火、已经残破不堪的杭州城顿时热闹起来。进场入考士子,仅绍兴一地就达二千二百多人,宁波次之,有一千六百多人,杭州又次,则一千有奇,台州来了八百多人。相比之下,嘉湖地区少多了,仅七百多人。金、严、温、衢、处五府人数最少。全省共约九千一百余人。近万士子,角逐有限的举人,这就是当年的科举考试。
初九日,天刚亮,试题发下来了。“头题: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11]首题: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三题:禹思天下有溺者一节。[12]诗题:红树碧山无限诗,得诗字”[13]。也许是积之日久,他吮笔挥毫,二鼓,文诗皆脱稿。第二天,誊正删补,便交卷出场。
十二日考《易》《书》《诗》《春秋》《礼》。《易》题为“君子黄中通理”;《书》题为“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怌之”;《诗》题为“自今以始岁其有”;《春秋》题为“秋,郯子来朝(昭公十有七年)”;《礼》题为“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也”。[14]
十五日第三场,“三鼓,题纸来,提笔直书,手僵痛亦不顾也。申刻完卷交进即出场。策题为经学、史学、考课、衣服、兵制”[15]。
多年苦读,他对这次应试似乎胸有成竹,三场一挥而就。出场后,他的心情很好,游西湖,访灵隐,登雷峰,拜岳坟。战火后的杭州,“沿堤至平湖秋月,惟存败壁,堤上柳树无一株存者,令人徘徊不忍去”。“昭庆寺止存铜佛一尊,雨淋日炙,无顾而问者”。“南北两山树木尚有存者,多被湘军砍伐作柴卖钱”。“登高一览,惟见残垣断壁,荒烟缭绕”。
凌波远眺,西湖风景如故,雷峰塔巍然独峙。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湖上感赋
山色湖光黯淡愁,西风容易又残秋。
荒亭寂寞泉空咽,断碣模糊客遍搜。
烟拥平桥天棘满,云封古殿瓦松稠。
我来欲问句留处,石径苍凉夕照收。[16]
飞英塔是湖州城的一大景观,也是湖州的象征。前几年,塔遭雷击,沈家本时在长沙,闻讯颇为不快,认为这是湖州文运衰败之象。应试后,他虽然胸有成竹,心中还是有难以压抑的担忧。重阳过了,报录人来到编吉巷口,这时才释怀,在近万士子的角逐中,他成功了。虽非解首,中式第六十二名,也不算后。他的朋友关梅生则中式第一百五十二名,湖州文运回来了。
编吉巷口人声嘈杂,贺客盈门。热闹一阵以后,再返杭州,拜见房师,翻读考卷。笔者手边有他头场的试卷。但是很惭愧,笔者不研读八股文,无法评论他的试卷。原文冗长,不便照录。下面将他的房师荐批录入如下:
全部三场荐批:“首艺理明机圆,词无庞杂,次、三清畅,诗妥。经艺稳洁一律。五策清洁。”
首场头题批:“一气挥霍之中仍处处典切,禀经酌雅,洁净精微。”
首题批:“清而腴,疏而畅,沙明水净,尘障一空。”
三题批:“从以是二字着笔,故语语有颜子在。不矜才,不使气,灵光四映,元著迢迢。”
诗批:“自然浑雅。”[17]
就批语看,是不错的。
人生总是悲喜相间。正当沈家本沉浸在中举后的欢乐中,从北京传来他父亲谋复职而失败的消息。沈丙莹送儿子到杭州应试后,即赴北京,经多方疏通,得两宫皇太后的召见,终于有机会述职、诉说贵州的官场和自己的在黔经历。按正常情况,能够得到引见的官员,一般都会给予留用。但沈丙莹的运气不佳,“引见后竟奉罢休之旨,下文竟难设法,为之焦灼”[18]。
更糟糕的是,父亲奉旨罢休尚未到家,四弟病危,旋即辞世。在此期间,一位与沈家本有着生死之交的朋友的死讯也传到编吉巷。他异常悲痛:
哭吉甫五首
(其一)
人生若浮云,聚散洵无端。
饥来驱我去,别君辞长安。
方谓暂分手,定知会面难。
踟蹰执君裾,欲去仍盘桓。
悲风飒然来,一语含辛酸。
生别意恻恻,死别泪澜澜。
神往形已隔,永诀当何言。
莫歌《蒿里》曲,曲罢徒增叹。
(其五)
海内索知心,知心久寥寂。
抱此孤介姿,所如遭挥斥。
惟君察区区,相视成莫逆。
君性厌纷华,我亦爱泉石。
我性恶浮薄,君亦喜朴直。
春华良可宝,努力崇明德。
置身三代上,颓风尽变易。
方期竟此志,骤来恶消息。
夜阑灯灺余,欷歔展遗墨。
平生道义交,斯人难再得。
我欲招君魂,迢迢关塞隔。
魂分好归来,枫月明故国。
穗帷旷遗影,犹自念畴昔。
梦绕松陵墟,人琴杳难识。[19]
有道是乐极悲生。造物主经常捉弄人,既给欢乐,又给人悲苦,总不愿意使人事事如意,一帆风顺。造物主让沈家本顺利中举,中举后的这些不快,似乎又向他预示:后面的路并不平坦。
[1]《偶存稿》卷八,《全集》第七卷,第117页。
[2]《偶存稿》卷八,《全集》第七卷,第118页。
[3]《偶存稿》卷八,《全集》第七卷,第119页。
[4]《偶存稿》卷八,《全集》第七卷,第120页。
[5]《偶存稿》卷八,《全集》第七卷,第120页。
[6]《偶存稿》卷八,《全集》第七卷,第120页。
[7]《偶存稿》卷九,《全集》第七卷,第134页。
[8]《吴兴沈公子惇先生墓志铭》,《全集》第八卷,第978页。
[9]《偶存稿》卷八,《全集》第七卷,第120—121页。
[10]《偶存稿》卷八,《全集》第七卷,第121页。
[11]《乙丑日记》“慢”作“恸”,补行咸丰辛酉科并同治壬戌恩科朱卷作“慢”。从朱卷。
[12]朱卷,三题全称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之急也。”
[13]《乙丑日记》“八月初九日”条,《全集》第七卷,第480—481页。
[14]《乙丑日记》“八月十二日”条,《全集》第七卷,第481页。
[15]《乙丑日记》“八月十五日”条,《全集》第七卷,第481页。
[16]《偶存稿》卷八,《全集》第七卷,第122页。
[17]朱卷后批语。
[18]《乙丑日记》“十二月初九日”条,《全集》第七卷,第488页。
[19]《偶存稿》卷八,《全集》第七卷,第122—123页。
《沈家本传(修订本)》
李贵连 著
沈家本是晚清爱国忠君并具有改良维新思想的新官僚,也是博古通今、连贯中西的法学大师。他对于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法学的繁荣和法律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彪炳史册的功绩。——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张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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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的世代相传实际就是书香门第的延续。剖析湖州的人才现象,人们惊讶地发现有许多名人出自世世翰墨、代代书香的家族。绵延千余载而不绝,代有名人的世家则首推沈姓。
湖州城的东南方向,菱湖西北两公里处,有一处地势略显高爽的村落,村名竹墩。竹墩人相传:古时,这里有6个凸起于沼泽之上的土墩,“竹”字有6划,竹依靠笋而生生不息,方音中“笋”又与“沈”同音,所以当他们的祖先从武康迁居过来时,便称此地为“竹墩”,希望家族能够兴旺发达。
如今的竹墩,和江南富庶地区的其它古村落一样,水泥新房包围着青砖老屋,清溪环碧,溪上的状元、养富、寺前等古桥,还有卧地的石柱、石碑依稀珍藏着这个小镇般的大村落的往昔气度。曾经气势宏大的沈氏宗祠,如今已被桑林覆盖。寻根访祖的天下沈氏后人,只能依稀寻觅过往的显赫。
好在竹墩出来的名人已是多过竹墩的竹子。出门闯天下的沈家人每逢年节总不忘按竹墩的习俗在门前高挂“竹墩沈”的红灯笼,恭恭敬敬地翻一翻那厚厚的一迭《竹墩沈氏家谱》。
《竹墩沈氏家谱》开卷便是南朝教育家沈麟士的《述沈氏祖德碑记》,在中国8000余种家谱中这也算得上是特例了。一般家谱,那怕是再寒微的家族,都要请有功名的人来写序,本族无人的话,就请地方官员或是异姓有功名的乡绅来捉刀。“天下沈氏出武康”、“天下沈氏出竹墩”的大族,要论文治武功和官阶大小,沈氏一门,前有封侯的沈约,后有榜眼沈树本,至于将军、翰林、巡抚之类的官员不计其数,却由一个教书先生来肇端族谱,而且世代不易。户因何在?
沈麟士修谱的那个时代正是讲究门阀等第的南朝,士族与庶族界限分明;就是士族之间,也有品第之分,王、谢世家端居榜首。武康沈氏家族虽然源出于东汉济阳太守沈戎,其后也世代为官,不过多为武将,在魏晋尚文鄙武的风气下,总有点抬不起头来。沈驎士则是沈氏家族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士。
兴文重教,实为沈氏家族长盛不衰的不二法门。沈麟士虽为布衣,但织帘抄书,以学问和教学为乐的风范,却永为沈氏后人所景仰效仿。
从沈戎迁居武康到初唐的六百年间,“武康沈”人才鼎盛。见史传者一百五十八人,其中三十八人有正传,一百二十人附传,另有皇后三人皇妃五人。
中晚唐时期,湖州东乡的陂塘搂港体系逐渐完善,东苕溪以东的湿地成为移民垦殖的沃土。“武康沈”的主脉便从余英溪畔迁徙至东林山下,在竹墩及其周遭的村落开启沈氏宗脉新的篇章。
继南朝齐梁间“武康沈”文化人才管涌喷发以后,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竹墩沈”也迎来了她的鼎盛时期。开启这一时期的便是一位居家课艺的翰林沈三曾。康熙十五年(1676年),沈涵、沈三曾兄弟同榜进士,同人翰林。沈涵曾任福建学政,督学兴学于外省。沈三曾丁忧归里后,便潜心教授子侄读书。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沈三曾的儿子沈树本高中榜眼,授编修,不久便以奉亲养老辞官回到湖州,主持安定书院几十年。沈三曾的孙儿沈荣仁、沈荣光、沈咸熙也连捷进士,成为翰林院的青年才俊。
与此同时,竹墩的沈炳震、炳巽兄弟,虽然功名不著,但学术成就斐然。前者有《唐书合钞》、后者有《水经注集释订讹》等著作传世。
武康镇旁有前溪,竹墩村边有清溪。两溪与东苕溪相连,“武康沈”与“竹墩沈”文脉相通。康熙四十八年,德清人徐倬主持双溪唱和,两地参与的沈姓文人多达三十余人,可谓隽秀云集,冠盖一方。
1911年11月5日,湖州教育会会长、竹墩人沈谱琴和湖州鲍山人、湖州府中学堂督学钱恂率领中学堂的学生军发动起义,驱走了清朝官员,宣布湖州光复。1916年,北京大学教授湖州鲍山人钱玄同(钱恂之弟)和竹墩人沈尹默(沈谱琴族侄)担任《新青年》主编,扛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在中国近代的风起云涌中,“竹墩之沈”续写风流,“鲍山之钱”新开篇章。
钱姓,也是湖州的著姓之一。据谈钥的《嘉泰吴兴志》记载,西汉谏议大夫钱林徙居乌程梓山(大致在今雉城镇西北一带)。到了东晋南朝时期,钱姓已成为与沈、姚、丘、钮并列的江表望族,“晋宋及陈世,有王、侯、牧、守甚众,衣冠之盛如此,而陈昭皇后亦为钱氏,宜为长兴著姓。”
隋唐以后,长兴钱氏逐渐散居湖州境内,迭有名人涌现,如唐朝诗人钱起、高僧道宣、郇国公钱九陇等。
如今天下钱氏多以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王钱镠(Liú)为宗,临安县城内尚有气势宏大的钱王庙,庙内陈列着各地的《钱氏宗谱》。而钱镠一支恰以钱林为四十三代祖。如此说来,天下钱姓的本宗应当在长兴。鲍山钱氏也应当是长兴钱氏的一脉。
鲍山钱氏到了清朝同治年间,出了一位进士,名叫钱振常。钱振常官做到了礼部主事,后来又担任了绍兴、扬州、苏州等地的书院山长,还是光绪帝师翁同龢的乘龙快婿,其学问博洽,显然是被公认了的。偏偏大儿子钱恂的功名只有秀才,举人是屡考不中,实在是家门的一桩憾事。于是对老来才得的小儿子钱玄同(本名师黄),便顾不上疼爱了,亲自督导。小师黄三周岁诵《尔雅》、四岁背《诗经》,九岁学《说文解字》,九岁习作文之法,十岁背《史记》、《汉书》……
就在小师黄在家苦读的时候,比他大上三十四岁的兄长钱恂参加了总理衙门的外交官考试,成为晚清最早的一批职业外交官。钱恂先后担任过驻英、德、俄、法等国使馆的参赞,驻荷兰、意大利的大使,游历了欧、非、亚许多国家,直到 1909年回到湖州,借居潜园。钱恂在国外二十年,大开了眼界。其夫人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被后人评价为:“无论从中国人接受近代思想的深度来看或者从介绍世界艺文学术的广度来看,这两部书在同时代人的同类作品中,超出侪辈甚远。”(钟叔河评语)。
钱恂在变,国内的小师黄也在变,他改号“掇献”了。这时候的钱玄同已是一位英气勃发的少年才子,读了许多革命党人的反清著作,对音韵学也产生了兴趣,“掇献”的名号便与其音韵学的研习有关。钱玄同一生的名号极多,每改一次,就表示他的思想有了新的转变。
钱恂担任过湖北省留日学生监督,他大力推动国内青年自费留学日本。单士厘认为,留日之风是钱恂创议而钱玄同率先实践的。1906年,钱玄同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
在日本,钱玄同改名“夏”,表明自己反清排满的思想。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与鲁迅、沈兼士等同为章太炎的人室弟子。
1910年,钱玄同回到国内,在湖州中学堂(后改称省立第三中学,现名湖州中学)担任国文教师。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当时正在该校就读,一代文豪的生花妙笔为我们留下了钱氏兄弟其时的风姿。
“这年秋老虎特别凶,虽近重九,犹如盛夏。我们常在街上看见钱老先生(钱恂)身穿夏布长衫,手持粗蒲扇,稻孙(钱恂长子)高举洋伞在钱老先生身后,钱夏和钱老先生并排,但略靠后,董大酋则在钱老先生之前。他们一行安步当车,从容潇洒,我不禁想起《世说新语》的一段小故事:陈太丘诣荀朗陵贫俭无仆役。乃使元方(太丘长子)将车,季方持杖从后,长文尚小,载著车中。两者相比,岂不有些相似么……
“钱夏先生代课时期,曾教我们以‘南中向接好音,法遂遣使问讯吴大将军’开头的史可法《答清摄政王书》,以‘桓公报九世之仇,况仇深于九世;胡虏无百年之运,矧运过于百年’为警句的《太平天国檄文》,也教过黄遵宪(公度)的‘城头逢逢雷大鼓’为起句的《台湾行》,也教了以‘亚东大陆有一士,自名任公其姓梁’为起句的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
“湖州光复,却全仗湖州中学的学生军。沈谱琴也担任湖州军政分司。”
1913年,钱玄同、钱稻孙随就任大总统府顾问一职的钱恂北上。玄同、稻孙都开始在北大任教。这时候竹墩沈氏三兄弟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也先后进入北大任教。谁也不曾料想,竹墩沈与鲍山钱的第三度相会,竟然会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准备了一批中坚骨干。
从1913年到1917年,湖州人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在他任内持教北大的湖州人有俞同奎、章鸿钊、崔适及“三沈”、“二钱”,除了崔老先生为宿儒外,其余都是留学归来的新派人物。到了1917年,钱振常的学生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学,又有湖州人朱家骅、沈迈士(也是竹墩人)、徐森玉进入北大任教。这个时候,北京大学总共才只有28位教授。湖州人云集全国最高学府的盛况比起清朝嘉庆六年(1801年)那次“五元会京师,同科五翰林”来毫不逊色,甚至更胜一筹。
更胜一筹,在于“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开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历》)
陈独秀当时在上海独立支撑《新青年》的编辑出版事宜,沈尹默以故友身份力邀陈应聘北大文科学长一职。《新青年》移至北京出版后,沈尹默、钱玄同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六教授担任轮流编辑,《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
《新青年》时期,沈尹默的主要贡献在于文学革命实践和介绍国外各种社会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学说,他的白话诗《月夜》被称为“第一首散文诗而备具新的美德。”
钱玄同则为新文化运动提出了许多响亮的口号,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第一次把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定为文学革命的首要否定目标;“汉字革命”,开启了文字改革运动的先河。而深厚的国学功底和语言文字学学术素养,使他的号召“学有本源,话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胡适《自传》)。这时候,钱玄同的名号开始启用,不久便响亮得超过了本名。
《新青年》南迁广州以后,北大四沈二钱归于沉寂,潜心于学术世界。钱玄同又改名疑古玄同,致力于文字改革,与另一位湖州人燕京大学教授陆志韦并为语言文字学的泰斗。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恢复旧名“夏”,以示气节,拒绝伪聘,1939年1月病故。沈尹默则致力于书法艺术及理论的探索,成为廿世纪最杰出的书法大家之一。
有了竹墩沈氏、鲍山钱氏等众多人才辈出的家族,上个世纪的上半叶,湖州人到了外地,一口湖州白是绝对不肯改 的,就象现在的上海人到了别地方仍旧讲上海话一样。不仅 是因为有沈尹默、钱玄同、陆志韦这样的名教授,朱家骅、张乃燕这样的名牌大学校长,当年名教授、名校长的社会影响力可以从蔡元培、李大钊、沈尹默、钱玄同等营救陈独秀出狱一事中看出一斑。更是因为有沈家本、胡惟德、戴季陶、张静江、吴鼎昌等一班高官和朱五楼、王一亭、顾叔苹、沈联芳等一批工商巨子的存在让湖州人傲气得很。
清帝退位的时候,责任内阁十位国务大臣中湖州人占了两位:司法大臣沈家本,外务大臣胡惟德。在接下去的北洋政府中,胡惟德担任过总理,沈迈士的父亲沈瑞麟当过代理外长,章宗祥是大理院院长(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有“国民党半个中央”的提法,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评委的湖州籍人士共有16人。因为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一职长期由湖州人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把持,所以又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是孙中山的重要助手,反清讨袁.经费的主要筹款人,也曾经是蒋介石的思想导师。另一位元老戴季陶则一直担任考试院院长。
湖州近现代的人才鼎盛,昭示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潜藏着巨大的社会能量。而当上海开埠,外面世界的各类信息潮水般涌人时,这股潜藏的能量被激发出来。封闭的旧中国被迫打开的窗口——上海,成为湖州各色人等一展身手的舞台。从王佐卿、陆心源投资办厂,王一亭、顾叔苹代理洋商业务始,数代湖州人在上海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洗礼,在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当年在会文路湖州会馆中济济一堂的,除了政界和工商界的人士外,还有藏书家周庆云、朱孝臧,书画家吴昌硕、钱病鹤,音乐家邱望湘、沈知白,翻译家包玉珂、周越然,摄影家蔡仁抱、刘旭沧,**编导沈西苓、潘孑农,文物鉴赏家徐森玉、张珩,小说家赵苕狂,戏剧家宋春舫等众多文化名流。裁缝的儿子潘德明,在完成全球第一个孤身周游世界的壮举后,也成了上海湖州同乡组织——湖社中的一员。
湖州人在北京和上海,北南交相辉映,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挥洒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为什么说沈本是中国法律近代化之父
本文2023-12-03 23:55:15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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