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的末期，国家飘摇不定，随时都有倒的可能，那么在这时期还有没有名仕出现呢？其实不管是乱世还是盛世都会有名人出现，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张之洞》，按照当年明月的排法，全是袁崇焕一类的人，无法改变历史的走向，他身上始终有时代的局限性。从他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化即可得知。继续读，始终是一位风云人物，当时的先行者。张之洞在历史上的地位，张之洞后人有多少现状！

张之洞清朝末代丞相一生政绩颇丰，兴办新式教育，发展军工及重工业，为整个中国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仅如此，现在武大，华农等多所高校都是张之洞创办的学校的前身。

张之洞共有13个儿子，这些儿子们后来有些结婚生子，继续延续张家香火。张之洞是清朝时期著名的洋务运动代表人物也是晚清名臣，对整个教育，重工业等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张之洞于1909年去世，那么去世后其后人怎么样了呢

张之洞嫡孙女、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公认的中国心理学奠基人张厚粲被聘为阳明心学与当代社会心态研究院学术顾问。

5岁上小学，21岁大学毕业，虽然没从事传统文化研究，但还是深受影响。张厚粲说，1948年大学毕业并留校任教，负责心理学的教学。心理学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她因封建官僚家庭出生和资产阶级余留两个身份，作为一号批判对象被批斗了20年。

1980年代，张之洞孙女的身份不再困扰张厚粲，于是开始前往贵州寻觅先辈留下的足迹。那时，贵州的道路可没这么好，总是颠簸得不行。老人以洪亮的嗓音表达自己对贵州变化的惊喜。

儿子：张权，后结婚生子，生有两个女儿，取名张遵颜，张遵领(张之洞的孙女)。

儿子：张仁蠡(是第十三个儿子)，生有一女张厚粲，现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心理系教授。

儿子：张厚珹，张厚珕，现在北京自来水集团公司担任工程师。

儿子：张厚玫，在美国发展多年，是一位计算机工程师。

曾孙：名叫张法鹤，一直在台湾发展。

张之洞后人活跃于各行各业，为着中国发展努力奉献着。100多年前，张之洞大力推行者新政，发展实业，兴办学校搞教育，练习新军提高军队战斗力，修铁路，加强市政建设，发展商务，张之洞是在湖北大力推行新政的，但是他不仅推进了武汉这一块的建设更是推进了整个中国的近代化建设。

在张之洞1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主办单位邀请了张之洞的嫡孙女及张之洞创办的火药厂的首批负责人徐建寅的后裔来参与。

嫡孙女张厚表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祖父，张厚是张仁蠡(第十三子)的女儿。张之洞去世的时候，张仁蠡还是个9岁的小男孩，现在这个9岁男孩的女儿都已经是82岁的高龄人了。张厚一直从事着心理学工作，是心理学奠基人之一，不仅如此身兼多职，任过国务院参事，国际心理副主席等多个职位。

1837年，张之洞出生了，生在兴义府官舍(其父亲任知县的地方)，排行老四。张之洞出生于一个仕宦家庭，他的祖父及曾祖父，父亲都是通过科举入仕，任职地方官。张之洞自幼聪慧，天赋异禀，5岁的时候入私塾接受教育，13岁之前就将四书五经等在内的儒家经典学习完毕，不仅如此还学了史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类，甚至自学了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多本兵学名著。

1850年，13岁的张之洞回到家乡参加县试，中秀才;15岁参加乡试，中进士资格;27岁，中第三名进士及第，成功进入翰林院，开启了仕途之路。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启用退休老将，击败法军，同年设立学堂书院，武装及文事教育共同进行。

1889年-1907年，张之洞任职湖广总督，担任洋务派首领，这段期间，大力扶持民族工业，这段期间先后开办了铁厂，兵工厂，煤矿，织布局等工业企业，还建造了芦汉铁路，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1893年，张之洞创办自强学堂。

1898年，张之洞反对戊戌变法，提出自己的理论。

1901年，张之洞开始大力支持教育业，拟定学堂章程，创办师范学堂。

1907年，被授予大学士之位，同年与袁世凯一起被授予军机大臣知之职。

1909年，张之洞去世，享年72岁。

张之洞是病死的，病逝于1909年，享年72岁。张之洞是晚清名臣，特别注重教育和治安，张之洞创办了首个幼儿园，还创办了其他的一些教育机构，不仅如此，还修建了铁路，钢铁厂，棉纺厂，煤矿等多个工业机构。张之洞对于中国的工业发展有着很大的贡献。

当年，朝野评价张之洞的政绩，有人用的是“乏善可陈”四字。近年，一些研究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学者将张之洞称为超越孙中山、袁世凯的清王朝“头号掘墓人”。而张之洞的真正面目又是何样？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11期，作者王开林，原题为《张之洞：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

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晚清洋务派的总体评价不断走低，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也长期跌落不起，这位晚清儒臣、洋务巨擘被斥为“洋奴”、“汉奸”和“民族投降主义者”。但近年，一些研究晚清史和民国史的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张之洞的另一个角色定位上——他竟超越孙中山、袁世凯，被夸赞为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张之洞以良相自期、以忠臣自许，在湖北经营十余年，编练出一支精锐的新军，本想延长帝国的气数，结果事与愿违，一次擦枪走火就震断了王朝的筋脉。历史的玩笑开得如此之大，确实令人摸不着头脑。

其实，历史的真相是一幅幅若隐若现的拼图，瞎子摸象不行，盲人扪烛也没用，多保持一点耐心和好奇心则会收获更丰。我们通过史料去看“捉摸不透”的张之洞，面目未必清晰，但尽量寻找一些原始细节，加以比对和甄别，总比妄下定论更有意义，也更有趣味。

张之洞幕僚

赵凤昌曾是张之洞的首席幕僚，赵凤昌于1856年出生，常州武进人，于1938年去世，享年82岁。赵凤昌是清朝末年一位活跃的政治分子，是立宪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其早年时期，因担任张之洞幕僚而声名远播，后在辛亥革命时期，在《苏报》等案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赵凤昌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曾与政商教育等各界的高层人员接触，合辑《赵凤昌札记》，而这本作品成为了后人研究民国史的重要资料。

张之洞幕僚赵凤昌旧照

赵凤昌任幕僚期间，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戏语：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这虽然是一句戏语，但是足以看出赵凤昌对张之洞的重要性，对湖北新政的重要性。但是毕竟政坛黑暗，政敌多次攻讦，张之洞无奈最终只能罢黜赵凤昌，自此以后赵凤昌也就脱离了官府，退出了政坛。退出后的赵凤昌带着张氏的关系虽是布衣但是却一直活跃在沪上，其所居住的地方成为了一个关键的地方，不仅收集情报及内外信息，更是一个中转站，派往海外留学者的办事处。赵凤昌本人则凭借其能力建立了广泛的中外人脉，其影响也越来越壮大，最后其在戊戌变法，东南互保等案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除了赵凤昌，清末怪杰章鸿铭也是张之洞的幕僚之一。吴殿英也是张之洞的教育幕僚，张之洞最终能有这么大的成就，与其身边的能人将士是分不开的，张之洞识人知人用人，最终才能成就一方霸业。

张之洞是晚清名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教育业和重工业做出杰出的贡献。李鸿章也是晚清重臣，洋务派的其中一号大boss。两人同时入选晚清四大名臣。这两人关系如何呢？期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张之洞与李鸿章照片

张之洞在政坛上的发迹要晚于李鸿章，两人虽同为慈禧工作且重用，但是两人在政见及思想上不一致，曾多有争执，但是从两人的私交来看两人既不是同党也不是政敌;但从两人对兴办洋务这一层，这两人是属于同一战线的。李鸿章是洋务派的领头羊，张之洞是洋务殿军。从外交方面来看，李鸿章是中法之战，中日甲午战中主各，张之洞则主战。

从各个角度收到的信息都是两人关系不融洽，两人可以算的上是死对头。洋务运动前，张之洞负责守内陆，李鸿章主要海防。从朝廷的角度更偏向于李鸿章，到后期出面签约都是李鸿章出面的。后来洋务运动上，张之洞负责重工业，李鸿章负责北洋舰队。两人功劳不相上下，地位不相上下，但是李鸿章更深得朝廷的心。

但是张之洞有着一颗包容之心，张之洞先前任两广总督，后来被调为湖广总督，这个两广总督之职就由李瀚章接替（李鸿章的哥哥）。在交接工作的时候，发现省库有着200多万两的盈余银子，而张之洞则慷慨的让李瀚章用，这让他很是意外，此后不论是他还是他的弟弟李鸿章都对张之洞有所改观，李瀚章还帮助张之洞度过了一次弹劾。

张之洞和梁启超是两个立场上的人，代表着各自的利益主张。张之洞是封建地主利益的代表人，梁启超是维新派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两人在政见上不一，但是在才华上确是不相上下的。这两人之间还有着一段小故事呢。

梁启超照片

张之洞在湖北任总督，驻地武昌，在此期间兴利除弊，做了很多好事，于是名声在外，声名远播，其本人也成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一日，梁启超游历武昌，于是来拜见张之洞，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写着新会士子梁启超，要求拜见张之洞。张之洞是科举出身的所以看见这名片心中大不悦。

会见时，梁启超没有长揖也没有叩拜就昂然而入。张之洞看见梁启超小小年纪却颇有志气心中不免欢喜，于是打算考考梁启超的才学。于是做一上联，用天比喻成围棋盘，星辰比作棋子，通过这种形式来展现开阔的胸襟。梁启超一听就有了下联，他将地比作琵琶，路比作琴弦，通过这种形式来展现博大的胸襟。

张之洞再出一联，梁启超对答如流。张之洞对梁启超咄咄逼人，但是他每机智应对，通过诗对答表现了自己就算在大名人面前依然不畏惧，不卑不亢。

张之洞和梁启超的一番对答，张之洞为之叹服不已，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梁启超最后成为戊戌变法的一大能人也不是空穴来风的，其实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阶层之所以能够将中央集权、皇权集中发展到巅峰状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清朝官制的理性发展和系统完善。清朝官制分中央官职和地方官职，其中地方官职因为是维系封建统治的根本所在，乃系统治阶层延伸皇权统治的必要媒介，于是被特别重视。

而在地方官制体系中，又以“督抚制”为显要特点和重中之重。作为一省乃至数省的最高长官，清朝时期的“九大总督”为清朝的皇权稳固统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两江总督作为边疆地方长官，又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清史稿·志九十一·职官三（外官）》有载：

总督掌釐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标下有副将、参将等官。

这里对于总督的职权有着明确说明，这一省乃至数省的最高领导，拥有管辖辖区内文武官员的巨大职权。除了拥有和巡抚一样，处理辖区行政的职权外，还拥有统辖绿营官兵的武职官员职权。总督的职权基本相当于抗日战争时期乃至建国初期的西北局、东北局书记一职。

另外，在《清史稿》中，还明确说明了总督一职的品秩。

《清史稿·志九十一·职官三（外官）》有载：初沿明制，督、抚系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衔，无定员。顺治十年，谕会推督、抚，不拘品秩，择贤能者具题。康熙三十一年，定总督加衔制。嘉庆十四年，定以二品顶戴授者兼兵部侍郎衔，俟升品秩再加尚书衔。

也就是说，原本为正二品的总督一职，因为拥有对该管辖区内绿营官兵的统辖职权，一般会被朝廷加以“兵部尚书”衔，而更有利于职权的行使。所以，总督的品秩一般为从一品，乃系清朝“九品十八级”官制体系中仅次于正一品的高级官职，基本相当于现今的副国级干部。

也就是说，总督职权于只掌管一省政务的巡抚之上，总督兼管数省，同时在政务之外也兼掌军务与经济。而且，巡抚经过过加衔以后，品秩一般为正二品，也低于总督的从一品。

有清一朝，偌大的清朝疆域共有九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东三省总督和陕甘总督。

其中，两广总督乃系自清朝入关便设立的早期总督之一，历史悠久，于地方官员体系中，地位非同寻常！

《清史稿·志九十一·职官三（外官）》有载：总督两广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饟兼巡抚事一人。顺治元年，置广东总督，驻广州，兼辖广西。十二年，徙梧州。康熙二年，别置广西总督，移广东总督驻廉州。三年，复并为一，驻肇庆。雍正元年，复分置。明年仍合。七年，以苗患，令云贵总督兼辖广西。十二年，仍隶广东。光绪三十一年，兼广东巡抚事。

也就是说，两广总督之顺治元年创设，而后经过了长达百年的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兼领广东巡抚职权，监管广西、广西两省政务、军务、经济、外交等等大权的最高长官。

清朝历史上，共计出现了100多位两广总督，其中不乏乾隆皇帝宠臣富察·福康安、民族影响林则徐、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中的李鸿章、张之洞等等清朝名臣。

两广总督张之洞为黄飞鸿题的牌匾———'医艺精通'。

张之洞特意为曾氏家族新建的围楼题写牌匾，上书“永成保障”。

张之洞又特地为王致和的臭豆腐铺书写牌匾“素醇坊”(台湾)

广东“莲韬馆”木额匾为张之洞1888年亲笔书写

晚清四大中兴名臣，指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功劳，是参与攻灭了太平天国。为了奖励曾国藩，清廷将他封爵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在晚清中兴名臣中，曾国藩的爵位最高。

曾国藩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功劳，是率部万里西征，收复了面积达100多万公里的新疆，创造了晚清中国领土失而复得的奇迹。为了奖励左宗棠，清廷将他从一等恪靖伯晋升为二等恪靖侯。

李鸿章因此参与进攻太平天国，获得了一等肃毅伯爵位。当李鸿章于1901年病逝后，清廷将他晋升为一等肃毅候。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有爵位，只有张之洞生前、死后都没有获得爵位。

张之洞

这是因为，张之洞没有立过战功。

清朝时期，朝廷对爵位赏赐管理得非常严格。对于汉人来说，只有参加过战争、获得过战功的文臣武将，才有机会获得爵位。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3 人都是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经历过生死考验，且立下有目共睹的战功，这才得到清廷的封爵。

我们来看一下张之洞的简历，发现他多次与战争擦肩而过。

张之洞生于1837年9月，1863年考中进士，在殿试中考得一甲第三名的好成绩。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张之洞年纪太小，没有参加这3场战争。

鸦片战争

从1863年到1880年，张之洞当了17年京官。在这期间，中国进入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时期（平定捻军和收复新疆规模较小）。张之洞作为“清流”里的后起之秀，在朝廷里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经常对时政发表犀利的观点，逐渐进入慈禧太后的视野。

1881年，慈禧太后任命张之洞为山西巡抚。这是张之洞第一次担任封疆大吏。从1881年到1884年，张之洞一共当了3年山西巡抚。在最后一年任期内，发生了著名的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主要发生在越南北部以及中国东南沿海，与山西巡抚张之洞本无半点关系。由于张之洞力主抗战，被清廷从山西巡抚任上调任两广总督，督战中法战争。不过，张之洞所驻守的广州，与中法战争前线尚有很远的距离，张之洞没有到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机会，与这场战争擦肩而过。另外，对于清廷来说，中法战争是“不败之败”，颜面尽失，当然不可能在战后来论功行赏。

因此，张之洞不可能从中法战争里获得封爵。

从中法战争到1894年，张之洞历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任内主持洋务运动，搞得风风火火，效果显著，不管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可这些对于加爵没有任何帮助。

张之洞兴办的汉阳铁厂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廷将张之洞从湖广总督任上调到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来，署理两江总督。两江地区远离一线，没有战事。张之洞只是负责筹措兵饷、调度军械，但他没有置之度外，而是向清廷和李鸿章提出了许多建议。比如提醒清廷注意加强盛京、天津等地的防守；建议李鸿章“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当日军围困旅顺后，建议李鸿章、李秉衡紧急救援旅顺……可惜的是，这些建议没有被当事人接纳，不了了之。

1896年，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其后，张之洞积极支持维新变法，并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试图营救他的得意门生杨锐，却没有成功。

1900年，发生了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慈禧太后命令各路大军进京勤王。张之洞没有搭理，而是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等东南地区的总督、巡抚一起，签定了《东南互保章程》，与各参战国达成协议。

八国联军

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是张之洞生平经历过的最后一次战争。这时候，清廷对全国的控制力进一步削弱，张之洞有没有获得爵位，已经不重要了。

1909年10月4日，张之洞病逝于白米斜街寓所（今北京西城区什刹海湖畔白米斜街11号院），享年73岁。

清廷追赠张之洞“文襄”谥号，这个谥号，与左宗棠一模一样。在清朝时期，“文襄”谥号通常授予给具有大学士背景又有军功在手的大臣。

　　产生原因

　　1)太平天国运动和外国侵略冲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2)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维护清王朝统治

　　3)顽固派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外洋事物

　　4)总理衙门设立后，以慈喜为首的满清统治者．暂时支持了后实力且受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

　　5)工业革命的扩张，“中外和好”局面的形成为洋务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可能

　　[编辑本段]持续时间

　　1861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

　　[编辑本段]产生过程

　　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目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帮助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武器不行，枪炮寙（yǔ）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3卷）。奕欣看到曾李两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

　　奕䜣等人认为，只要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以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封建统治便可长治久安，并认为筹办洋务，必定能得到列强的支持。

　　以大学士倭仁为首的顽固派，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外侮。他们攻击洋务派学习西方先进生产技术是“陈甚高，持论甚正”，然而“以礼义为干橹，以忠信为甲胄，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成庚申之变”。洋务派与顽固派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总理衙门是推动洋务运动的中央机构。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慈禧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保持清朝的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暂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编辑本段]中央及地方代表势力

　　在中央，不久前成立的总理衙门办事大臣，恭亲王奕䜣成为洋务派在中央的代表势力。

　　地方上的代表人物中，多数与曾国藩有关：

　　奕䜣（1832－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异母弟，1851年（咸丰元年）封为恭亲王。1860年9月，咸丰帝于英法联军攻陷通州八里桥后逃往热河，令奕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10月24日、25日，奕䜣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奕䜣、桂良、文祥受命为总署大臣。8月，咸丰帝在热河病死。11月，奕䜣联合慈禧，利用领有重兵驻扎北京一带的胜保，发动政变，摘掉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赞襄政务八大臣。从此，慈禧垂帘听政，奕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奕䜣力主“借洋兵助剿”，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支持地方实力派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举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展洋务活动，成为清廷中枢主持洋务的首脑人物。1865年，因受慈禧猜忌，被罢去议政王职务。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免去一切职务。1894年，重新起用为总理衙门大臣，后又受命督办军务。1898年戊戌变法之初病死。

　　曾国藩（1811—1872年），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他崇尚程朱理学。1853年，咸丰帝任命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在湖南督办地主武装团练。他建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兵勇及其将领全用湖南人，因此被称为“湘军”或“湘勇”。湘军以地域的、封建的关系为纽带来巩固内部；以程朱理学作为思想武装；以抢劫掳掠和官爵鼓舞士气；将领大多数选自所谓“宿儒”、“生员”等地主知识分子。1854年2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约一万七千人。

　　江南大营溃散以后，清政府升任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曾国藩提倡“捕人要多，杀人要快”。这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被称为“曾剃头”。他举办洋务，建立新式军火工业，制造武器，武装湘军。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成为地方上势力最大的实力派。不久，他就病死了。

　　李鸿章（1823—1901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少荃，安徽合肥人，道光进士。1853年，在籍办团练，协助镇压太平军，屡遭失败，投靠曾国藩当幕僚。1861年在安徽按湘军编制，组织淮军。1862年4月，李鸿章和他的淮军调赴上海。4月25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代理江苏巡抚。在上海，李鸿章雇用外国侵略军头目训练淮军，招募外国工匠制造军火，加强了淮军的反动力量。1862年，淮军配合“常胜军”在江浙地区屠杀太平军。1865年，清政府派李鸿章任两江总督。第二年11月，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去镇压捻军。镇压捻军起义以后，淮军势力越来越大，大批淮军盘踞在长江中游，另一部分淮军驻扎在直隶、山东等地。李鸿章的势力遍及了长江和黄河一带。1870年，在曾国藩推荐下，李鸿章代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管军事、经济、外交等大权，成为反动统治阶级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从70年代开始，他陆续开办军火工厂和筹建北洋海军，同时，又开办一些民用工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对于外国侵略，他一贯妥协退让，投降卖国。从19世纪70年代起到他临死前，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签订的一系列丧权卖国条约，大多是他直接参与或亲手签订的。

　　左宗棠（1812—1885年），清末大臣，洋务派地方代表。字季高，湖南湘阴人。1860年为曾国藩推荐，统领部分湘军，曾自募约五千人，组成“楚军”，左系湘军形成。1862年初，经曾国藩举荐，升任浙江巡抚，与法国组织“常捷军”，陷宁波、绍兴等地。1866年以闽浙总督身份创办福州船政局。次年调任陕甘总督，“身虽西去，心犹东注”。督陕甘期间，曾办兰州制造局，因西北盛产羊毛，又办兰州织呢局。1875年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率军入疆，进攻阿古柏反动政权。1878年收复除伊犁以外新疆全境，建议设立新疆行省，开发新疆。1881年升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1884年中法战争中是主战派，督福建军务。次年因病退职死。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在70年代以后裁撤洋员，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的“非洋人洋匠不可” 的情形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具有一定的自力更生办洋务的思想特点。张之洞像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1863年成进士，先后任湖北学政，四川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等职，1882年任山西巡抚。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力主与法决战，清廷授以两广总督之职，张捐银三千两奖给抗法将领刘永福，并奏请起用前广西提督冯子材督师。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大败法军，张之洞名声大增。他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在湖北建成湖北织布局，汉阳炼铁厂，汉阳兵工厂等，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要人。在维新运动中，张之洞加入“强学会”，当获知慈禧太后反对变法时，张之洞便退出“强学会”。并下令禁查上海《强学报》压制湖南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张之洞力主痛剿。清庭发布宣战谕旨后，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同英国等订立所谓“东南互保”的章程。1908年，张之洞受命督办粤汉铁路和湖北境内的川汉铁路，次年10月病死。谥号“文襄”，其文稿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编辑本段]实践过程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洋务运动前期，洋务派以“自强”“求富”为旗号，采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

　　1861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军械所，任用中国工匠，仿制西式枪炮，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工业。从1862年起，用三年时间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洋务运动后期，洋务派为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燃料、运输等方面的困难，打出“求富”的旗号，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

　　下面的这份时间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洋务运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内容：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清政府新设立的外交机构。

　　1862年，在北京设立专门培养翻译翻译人员的“同文馆”，这是清代最早的“洋务学堂”（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1863年，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第二年又在广州设立一个“广方言馆”。“广方言馆”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

　　1865年，在上海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内设翻译馆；同年，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制造局。

　　1866年，在福州建立马尾船政局。

　　1870年，在天津建立军火机器总局（后改名为北洋机器制造局）。

　　1872年，在上海建立轮船招商局；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出洋，由容闳指导选派。

　　1875年，建议在各省设立洋学堂；创立科举考试中“洋务进取”一项。

　　1878年，在兰州建立兰州织呢局，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毛纺织厂。

　　1880年，在上海建立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同年，在天津设立京师学堂，购置军舰；设立南北电报局。

　　1881年，设立开平矿务局。

　　1882年，建立旅顺军港。

　　1885年，清政府新设立了海军衙门；在天津设陆军武备学堂。

　　1890年，在汉阳建立湖北枪炮厂；在湖北，江西设立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以上这些当然不是完整的洋务运动内容，而仅是列举了一些最重要，也最有代表性的内容，实际上当时小一点的厂矿企业还有不少。

　　安庆内军械所

　　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创设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事工业，也是洋务派创办的仿制西式武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炸炮等。“内”，表示这个军械所属于安庆军内的设置。1864年，湘军攻陷南京后，该厂由安庆迁到南京，改名为金陵机械制造局。

　　江南制造总局

　　又称江南制造局，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1867年，由虹口迁至高昌庙，经过不断扩充成为清政府最大的军事工业。该厂技术和机械设备主要依靠外国，除制造枪炮弹药外，也制造机器和修造轮船。1905年造船部分独立，称“江南船坞”，兵工厂部分人称制造局。后分别改称“江南造船所”和“上海兵工厂”。

　　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经营的设备最齐全的新式造船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聘用外国人担任技师。主要由铁场、船场和学堂三部分组成，1884年马尾海战中遭到严重破坏。后虽经恢复但大不如前，辛亥革命后，改称海军造船所。

　　汉阳铁厂

　　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炼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铁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五百八十余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三千人，每年出钢七万吨。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铁厂部分设备被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成立大渡口钢铁厂。解放后收归人民所有。

　　轮船招商局

　　简称“招商局”。中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李鸿章招商筹办。1873年1月成立。总局设上海，分局设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以及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1885年（光绪十一年）改为官督商办。1909年（宣统元年）归邮传部管辖。1912年改为商办，更名商办招商局轮船公司，后又改称商办招商轮船有限公司。1932年国民党政府收归国营，更名国营招商局，归属交通部。抗日战争期间，总局先迁香港，后移重庆。战后迁回上海。1947年共有船460艘，33万余吨。1948年成立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1951年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香港仍沿旧称。1985年成立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机器制造局

　　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是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公司，也是洋务派兴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它成立时买轮船3艘，到1877年收买了美国旗昌轮船公司，拥有轮船30多艘，形成一支实力较强的商船队。

　　中国海军新式军舰“南琛”号

　　北洋海军实力最为雄厚。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组成，拥有军舰25艘，官兵4000多人，由淮军将领丁汝昌任海军提督。与此同时，旅顺口和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竣工，整个北洋海防体系的建设宣告完成。李鸿章得意地说：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入可以驻守辽渤，出可以援应他处，辅以各炮台陆军驻守，良足拱卫京畿。”

　　为适应洋务运动的需要，洋务派还举办了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材、军事人材和科技人材；又先派几批留学生出国深造。

　　同文馆的建立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的同文馆。在清政府与外国订立《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时，竟连一个懂得外文的中国人都找不到，任凭侵略者的蒙骗。

　　1861年奕䜣奏请设立外语学校，培养外语人才和外交人才。1862年8月，同治帝正式批准成立“京师同文馆”。学员学习汉文外，主要学习外文。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丁韪良从1869年任总教习，总管教务达30年。总税务司赫德兼任监察官，实际控制了经费和人事大权。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俄文馆、德文馆和东文（日文）馆。只招收13、14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15—25岁的满汉学员，也招收不限年龄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初定3年，到1876年分为两种：一是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8年；一是年龄稍大、仅借中文译本学习天文、化学、测地等科的学生，学制5年。1867年时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学生最多时达120人。毕业生大多任清政府译员、外交官员和其他洋务机构官员。设有印刷所，翻译印《万国公法》及数理化和文史等方面书籍。1902年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编辑本段]失败原因及结果、性质

　　失败原因：

　　洋务运动在当时的中国，其失败命运是不可避免的。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甲午战争，洋务派标榜的“自强”“求富”目标未能实现，洋务运动基本失败。

　　洋务派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希望利用先进的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革不触动封建制度。 因为改革只吸收西方先进技术，但没有学习借鉴西方的先进技术，必定会走上失败。

　　结果：

　　洋务运动的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但它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未能挽救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命运和阻止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但是，它引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工业，培养了一批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了一些抵制作用，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性质：

　　洋务运动的性质是：自上而下的统治阶级自救运动。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的评价

　　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初时是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相提的。前者反映了国内阶级矛盾，后者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已十分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处在“内忧” 与“外患”频仍之时，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李鸿章说淮军遇到“内地贼匪”，自信能取胜，遇到外国进攻，“胜负即不可知”。洋务大员丁日昌说，他的船炮“可以靖内匪，不能御外侮”。洋务运动进行了30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于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实际上，洋务运动是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他没有能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仅仅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正因为这种阶级局限性，而让洋务运动最终成为了一次彻底失败的运动。

　　此外，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不彻底的批判，多少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最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 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外轮损失一千三百多万两，美国旗昌行因不堪赔累，被招商局归井。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争论的焦点是，洋务运动对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是起促进作用还是起延缓作用，由此，形成了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

　　1．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持此论者有祁龙威（当时署名“汉声”）、牟安世等人。

　　祁龙威认为：洋务运动“促进中国社会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依据有二：首先，“洋务运动所练的军队及所举办的军事工业，都具有半殖民地化的特征。第一，受外国侵略者所控制，成为西方资产阶级销售过剩军用器材，吮吸中国人民脂膏的‘好场所’；第二，只能够用以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而不能够用以抵抗外国侵略”。其次，“洋务派发展的经济企业，先是‘官办’，后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经营管理之权，操之于‘官’，直接与封建政权相联系，为封建统治服务。这些企业在经济上和技术上都对外国资本有紧密的依附关系，为西方资产阶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增开了‘方便之门’。这就决定了它们的性质，乃是具有封建性、买办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牟安世认为：洋务运动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首先，“在洋务运动时期，商埠由五口通商发展到三十六口通商。他们遍布中国沿海和边疆，并在不同程度上深入到中国内地”。这“实际上说明了不平等条约的网罗的扩大和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其次，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这期间加强了他控制中国财政大权，洋务派在这个时期的外交活动也处处依赖洋人，执行卖国投降政策”。再次，“进出口贸易在不等价交换条件下逆差越来越大”，严重影响了国计民生。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洋务运动并没有延缓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而是加速了它”。

　　2．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此说以孔令仁、李时岳、胡滨为代表。

　　孔令仁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因为：中国之所以会沦为半殖民地，“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打进中国的外来侵略者势力太强了，另一是中国太落后”。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认为沦为殖民地、遭到瓜分也是可能的。在这种厄运面前，各阶级都有自己的态度”。“洋务派在抵抗态度上没有广大人民坚决，但他们搞洋务，发展资本主义，讲求富强之术，改良军备，从长远观点来看，实在是抵抗外国侵略的有效方法，根本方法”，虽然由于各方面原因“大大削弱了它的成绩。但通过洋务运动，中国毕竟建立了一支新式军队，出现了一批近代企业，这支军队在抵抗外国军事侵略上是出过一些力的，这些近代企业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上也起过一些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洋务派对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作用，不是像清政府及顽固派那样起了推进作用，而是像广大人民那样起了延缓的作用”。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人物

　　中心

　　爱新觉罗·奕

　　地方

　　李鸿章：江南制造总局 轮船招商局 (江南制造总局)

　　左宗棠：福州船政局

　　曾国藩：安庆内机械所 江南制造总局

　　张之洞：汉阳铁厂 湖北织布局

　　……

　　以自强、求富为口号，建轮船招商局、安庆内机械所、江南制造总局、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福州船政局，建新式海军（包括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

　　是不触动封建根基的维护清统治的自强运动

　　失败标志：1895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中日甲午战争战败

　　[编辑本段]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异同点

　　（1）从性质来看：洋务运动是清朝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而实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戊戌变法既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又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2）从目的来看：洋务派创办洋务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朝统治；维新派的根本目的是：发展资本主义。

　　（3）从主张来看：都主张学习西方，但前者只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后者还学习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

　　（4）从活动方面来看：洋务派掀起洋务运动；维新派掀起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别号壶公、抱冰，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生于贵筑县(今贵阳市)。1863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67-1873年任湖北学政。1874年起任四川学政、山西巡府。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因力主抗争任两广总督。1889年7月调任湖广总督。1906年升任军机大臣。在督鄂17年间，张之洞力主广开新学、改革军政、振兴实业，由此湖北人才鼎盛、财赋称饶，成为当时中国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　

张之洞平生所为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其在中国教育由封建传统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其弟子张继熙曾说：“公常谓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故以兴学为求才治国之首务。”美国学者威廉·艾尔斯在其《张之洞与中国教育改革》一书中对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称赞 “在张之洞的一生中，中国教育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此，他的努力具有决定性意义” 。台湾学者苏云峰更是高度评价张之洞对中国教育改革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湖北教育改革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是由于张之洞的领导，而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贡献，并不限于湖北一地，而是具有全国性意义。正是由于张之洞的贡献，而使中国教育始走向近代化道路。” 在督鄂期间，张之洞致力于改造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在张之洞的领导下，湖北教育通过由低等向高等、由普通向专业、由省城向州县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一个地区性的现代教育体系，其教育规模和质量在当时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在张之洞本人的具体策划和亲自指导下，湖北地区先后成立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武备学堂、农务学堂。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湖北工艺学堂也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在张之洞的策划和指

导下诞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