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变革论”者主张唐宋之际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阶级关系的变动而言，诸家意见各不相同，大致似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唐代门阀士族地主仍占统治地位，推行部曲佃客生产制，唐宋之际，衍变为官户统治和客户佃农生产制。

二、唐代是中世封建社会，佃户被束缚在土地上，是典型的农奴，宋代开始“近世”，佃户与地主是平等的经济关系。

三、汉唐间是奴隶生产制，宋代开始确立中世庄园农奴制。

由此可见，唐宋变革论的观点涉及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说唐代是古代奴隶制一条，本文略而不论。

自唐初建国至南宋灭亡，其间长达六百余年，如果以唐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时的情况相比。在长达四、五百年内，确是存在巨大差异。假使将中唐后的情况与五代及宋初相比较，那么，它们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唐初与唐末的差别更显著。陈寅恪先生说，唐史可以分前后二期，分野在唐朝中叶。“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所言极为中肯。现在，只就唐宋变革论所涉及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的状况略抒浅见如下。

一、 关于唐代门阀土族阶层地位的估计

主张门阀士族在唐代仍占统治地位的主要依据是：

一、士族把持朝政，唐代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崔、卢、李、郑四姓占六十六人，其中崔氏有二十三人。

二、唐代门阀士族经济实力的雄厚基础是封爵食邑制。

三、士族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山东士族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

众所周知，汉魏之际逐步形成并在西晋正式确立的门阀士族制度，有九品官人法保证士族政治上作高官、清官的特权，占田制和荫客荫户制使士族占有大批田地，免除赋役，庇荫亲属，奴役众多劳动者，享有经济上的种种特权。士族重视官、婚、望，以保持其合法世袭特权。

然而，门阀士族地主的盛世并不长，经过农民战争的打击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断火并，士族地主们的政治、经济实力逐渐丧失。唐朝不再存在九品官人法和占田荫客荫户制，士族没有了世袭特权。太宗贞观时修《氏族志》，高宗显庆时编《姓氏录》，既是压抑正在衰颓中的旧门阀士族势力，同时又是企图通过立法培植新的门阀士族。然而历史的发展已使唐代不再具备门阀士族再生的社会条件，所以在唐朝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稳定的新门阀士族。只是在唐初，旧门阀士族地主仍有一定的潜在力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尽管如此，旧门阀士族地主没有因此壮大门楣，起死回生。

说唐代门阀士族始终存在，有很大政治、经济特权，是经不起检验的。据统计。崔、卢、李、郑四姓在唐代任宰相者九十三人次，而在唐前期任相的是二十九人次（崔氏十一人，卢氏二人，郑氏一人，包括皇室李氏在内的李氏十五人），其余六十四人次均在中唐以后。如此看来，难道是门阀士族实力在唐后期有了复兴若然，其政治和经济基础何在呢有人说唐代藩镇也是门阀士族，这种“士族”与两晋南北朝以至唐代的旧门阀士族怎么能等同视之呢

说封爵食邑制是唐代门阀士族力量强大的经济基础，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王公贵族衣食租税早在西汉已很盛行，而史学界没有人认为那时存在门阀士族。唐代封爵很滥（中唐以后尤甚），食邑根本无法与汉、晋时代相比。何况唐代有封爵和食实封的人大多并非门阀土族地主，那些食封之家在唐玄宗时改向朝廷领取封户租谷，不能再派人直接向封户索取，正好标志着食封制的蜕化。因此，封爵食邑制在中唐后已显著走向衰落。当然少数残余现象长期存在，直至北宋前期仍未完全消失。如果认为唐后期四姓担任宰相者多，是有封爵食邑制为其经济基础，显然并不符合历史真相。若再由此推论，认为门阀士族地主在中唐后曾经复兴，那就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人们乐于引用南宋郑樵和王明清的言论，说明唐代旧士族的力量始终强大。特别是郑樵所说，隋唐以上“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五代以后谱书散佚，其学不传，用以证明谱学与门阀士族共存亡。实际情况并不尽然。谱学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表明它并非门阀土族地主所专有，唐代主要官修谱牒在《氏族志》和《姓氏录》之外，还有《姓族系录》和《元和姓纂》等，在“冠冕之家，兴衰不一”条件下，官修姓氏书有如柳芳所说，“凡四海望族则为右姓，不通历代之说，不可与言谱也。”

官谱不究血统渊源，明显不同于士族谱。贞观氏族志草稿说，“营户、杂户、慕容商贾之类虽有谱亦不通”，许敬宗嫁女给奴隶出身的禁卫大将军钱九陇，为钱氏“曲叙门阀”，说明唐初以来诸色人都各有谱牒，谱学内涵已有了重大变化。

官谱在中唐后已很少修造，私谱修撰却是方兴未艾。颜真卿撰《颜氏世系谱序》，于邵写《河南于氏家谱后序》，大宦官仇士良同样有家谱，众多宗法性的家谱并没有因唐末大乱而废弃。洛阳周氏避乱徙广陵，“谱牒存焉”。由于私谱的广泛存在。才使通晓谱学的吕夏卿在北宋时有可能撰写出唐代世系诸表。北宋前期，江西欧阳修、四川苏洵都在分房编修族谱，仍采用中唐以来的传统修谱方案。苏洵说，唐宋之际谱牒暂废原因，一是官僚士大夫不讲，二是新贵们不愿谈及贫贱的祖先。王安石撰许氏世谱，自曹魏许据以下直至北宋仁宗时之许元等人。——胪列名字官称。如果唐末以后不存谱牒，他决不可能源源本本编写谱牒。可见强行把谱学兴衰与门阀士族地主的盛衰划上等号，显然缺乏说服力。

姓氏中之地望、族望原是门第之象征。南北朝时期，同一门望之中还区分高下等第。唐代门阀士族衰颓，分居各地同一宗姓之人只是沿用旧望，已无多大实际意义。唐人刘知几说门望多伪，“碑铭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袁氏系于陈郡。杜氏称之京兆。北宋宋祁说，唐人所好，“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南宋赵彦卫也说，唐人“推姓显于一郡者谓之望姓，如清河张、天水赵之类。世人惑于流俗，不究本宗源流，执唐所推望姓，认为己之所自出，谒刺之属显然书之”。大量事实表明，郡望遗风在我国长期残存，显然不能以之为门阀士族兴盛的证据。

以四姓“男女婚嫁，不杂他姓”，皇室也难以与之通婚娶，证明门阀士族势力至晚唐时仍很强大，亦不稳妥。事实上，唐初以来不少新兴勋贵都与四姓通婚，唐睿宗、玄宗、肃宗、德宗、顺宗、宣宗的女儿都曾出嫁崔氏、卢氏子。公主出婚其他旧族子弟为数更多。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唐高宗以来，公主出嫁时，“以贵加于所尊”，竟让舅姑降礼答拜，公主身死，丈夫要服丧三年。类似情况，自然会导致旧士族家庭的强烈反感，何况李唐政府曾宣布四姓为禁婚家，他们由于政治上的衰败和社会生活中长期产生的积怨，再加上公主倚仗皇威，羞辱舅姑与丈夫的行动．出现不愿与皇室联姻的情况并不足为怪。

那么，对于唐后期诸旧族人士所拥有的实力该如何看待呢我认为正确认识衣冠户的登场是解决这一疑难问题的诀窍。衣冠户正式取代了门阀士族。成为宋代官户的前身。

众所周知，门阀士族在其盛世合法享有免役特权。随着其衰败，免役特权就消失了。唐初以来，只有五品以上高官依法豁免其家赋役，这批人中固然有的出身旧门阀士族，而更多的人却并非如此。某些家庭连续几代为高官或宰相，却并没有跻身于门阀士族。唐代前后三百年间，所有新进人士没有一个姓氏被社会上公认为门阀士族，比诸两晋南北朝时期常有一些姓氏崛兴加人士族行列的状况大相径庭。门阀士族的不景气实在是昭然若揭。

当然，旧门阀士族诸姓氏在唐代并没有消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还相当强大，即使经过唐末农民军的大扫荡，在五代十国时以及赵宋统一南北后，从《太平寰宇记》所列宋初诸州郡的郡姓，从《宋史》列传中，都不难发现南北朝以来很多门阀地主的后裔在宋代（尤其是北宋）并没有亡绝。神宗时，王存编修《元丰九域志》不列郡姓，书成上表时，特别说明“氏族所出”，已“非当世先务”。它说明姓氏学的衰微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不能认为唐末社会大乱以后便不复存在了。

门阀士族长期崇尚儒家经学，有文化素养。在他们失去政治、经济诸特权后，被迫参加科举考试。赵郡李德裕自称其祖父李栖筠在玄宗天宝末，以仕进无他路，参加进士试以步人仕途。事实上，当武则天执政以来，河南郑繇、郑遂初，河北崔日用、崔沔、崔浞，关中韦虚心、韦述等旧族子弟业已纷纷参加进士考试，只是在天宝以后，旧族子弟举进士者为数增多。德宗贞元以来。宰相多以翰林学士充任，而翰林学土常由进士出身。人们注意到范阳卢氏在德宗以后中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旧族崔氏也存在类似现象，与其把这类情况说成是门阀士族势力的强大，毋宁说是旧士族子弟所采取的应变措施。

隋唐之际创建的科举制，进士科最受重视。所试时务策与诗赋。并不是旧门阀士族地主子弟所熟谙的通经明礼。他们既不能平流进取以致公卿，只好利用家传旧文化，随时应变以猎取名位。于是，他们和庶民地主的子弟同时趋向进士科应试，史家们通常称之为士庶合流。

唐武宗诏书宣布，凡是进士及第者称为衣冠户，其家享受轻税免役特权[16]。进士及第便成为一种殊荣。必须注意，会昌诏书是在社会上已有不少冒牌衣冠户免役的情况下，才明文规定真假衣冠户的界限，法令不允许以假乱真，可以看出，衣冠户在此之前实际是早已存在了。

衣冠户不考究每个人的家庭出身，只看他是否进士中第。由是，同是衣冠户的人，他们原先各自不同家庭出身的界限消失了。组成了新的地主阶级阶层。我们决不能因为衣冠户中有的原是旧门阀士族地主的子弟，便断定衣冠户仍是士族地主，或者说衣冠户的存在，乃是门阀地主力量依然强大的体现。

在地主阶级专政的时代，封建政权要不断从地主阶级中提拔统治人才，并给予一定的特权，科举选人适应了庶民地主力量壮大的社会需要，那些中了进士的衣冠户。不论他们原来的家庭出身如何，“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无畏无忌”。即使在混乱的唐末五代十国时期，衣冠户依然合法存在，宋人张纲的远祖在南唐时，“尝以衣冠户携是书（指唐朝告敕）免充军名。”说明十国的江淮以南地区，也同样存在衣冠户。赵宋建国后的五、六十年内。随着科举制的发展，每年经由进士科入仕的人数成倍地增长。宋真宗时，衣冠户名称尚见于史册[19]，仁宗以后，正式为官户（品官户）所取代。因此，宋初编撰《刑统》，其中所说官户，仍只是沿袭唐代属于奴婢贱人的性质。显而易见，唐宋变革论者关于旧门阀士族消失于唐末，宋初已出现新官户的论点，很难令人折服。

二、唐代部曲与佃农

说唐代是农奴制时代，便要讲清楚广大农业劳动者是被束缚在地主土地上耕作，子孙世袭，可以买卖，但却不能任意屠杀。

部曲佃客生产制的主张者以为部曲、佃客是典型的农奴。事实上，唐代的部曲和佃客身分不同，他们之间差异很大，是否农奴，需要逐一验证。

唐代部曲的定性资料，集中记载于《唐律疏议》中，它表明部曲原则上由奴婢放免而来，是私家所有，身系于主的贱人（家仆）。他们不像奴婢那样是主人的资财，但可以由主人变相买卖，主人强奸部曲妻女无罪，可以随意将所放客女及婢留为妾。反之，部曲奸主，纵逢国家大赦，也不许宽恕赦原。只有主人谋反逆叛要颠覆国家政权时，才允许部曲告主。凡此种种，说明部曲对主人有强烈人格隶属关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部曲和农业生产有着具体的联系。

唐前期的部曲既不受田，也不纳课，律疏的有关记载，或是西州出土文书，乃至其他史书所记，都未见部曲和土地有什么联系，更谈不上被束缚在土地上耕作。既不参加农业生产，自然不能说他们是农奴了。史籍往往是部曲、奴婢并称，通常被用于从事家务劳动，纵使个别部曲参加过农业生产，就其整体而言，很难说他们是依附农民，而只能说他们是合法的封建依附者。中唐以后，部曲数目更为减少了。

顺便指出，当时社会上被视为资产的奴婢．其中确有一些被用于从事农业生产，但并不能称之为农奴，何况奴婢用于农业生产在全社会中所占比例极小。社会历史的发展很不平衡，除了奴役严重的奴婢而外，有的奴婢在中唐后发生了分化，出现了雇佣现象，甚至开始涌现依附关系甚强的人力、女使。到北宋中叶以后，人力、女使的数量有了较大发展。这样的一批人，同样也并非农奴。

所谓部曲佃客制的佃客在唐代是否农奴呢回答也是否定的。

毋庸讳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存在过类似于农奴的法定田客，他们父子相承，身分卑贱，必须经过放免才能为良。这类田客在唐代早巳不再存在。

《唐律疏议》卷27记“官田宅私家借得令人佃食，或私田宅有人借得亦令人佃作”，表明唐初以来官私田地出租已相当普遍。官田通常包括职分田、公廨田、驿田、屯田等，佃作者是“人”（民），不是贱隶。史称职田“亦借民佃植，至秋冬受数而已。”西州出土开元十九年（731年）文书记公廨田、职田，“不得抑令百姓佃食”。可见租佃官田者是“民”、“百姓”。私田出租同样是“令人佃作”。天宝十一年（752年）诏云：“王公百官之家”，广置庄田，“别停客户，使其佃食。”说明租佃官私田地的是乡村下户和客户，他们都是良民。

安史之乱后，代宗敕令所有在各地居住一年以上的客户，“自贴买得田地有农桑者，无问于庄荫家住及自造屋舍”，一律编附当地户籍，征调赋役比当地居民（土户）减半。住在庄荫家的客户仍是百姓齐民。其后，豆卢革说，他在“鄘州虽有两三处庄子，缘百姓租佃多年”，他曾“纵田客杀人”，这都说明租佃的田客仍是百姓。

封建社会里地主占有大量田产用以剥削少地无地的农民，这是中外历史上所共有的。在我国，不仅唐代没有，即使汉魏六朝时也并不存在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农奴制。唐代的佃农比以往的田客荫户更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唐代佃农（包括半自耕、半佃农）不是贱口，他们和庶民地主在名义上所尽义务和享受权利相一致，而以往的田客只注地主家籍，是法定的贱口。这一巨大变化和门阀士族在隋唐之际的地位密切相关，从隋代依豪强为佃农的浮客到中唐时广泛发展的客户佃食制，标志着门阀士族的衰颓和彻底崩坏。

二、唐政府对地主的佃农人数没有任何限制，而在过去，对田客人数有着明文的具体限额和等级规定。

三、自唐睿宗、玄宗以来，官府公开允许各地按照本乡原有习俗发展租佃关系。此乃史无前例的创举，它反映全国范围内的租佃早已自发地盛行。所以，玄宗天宝诏称“远近皆然，因循亦久”。租佃方式的千差万别，充分体现了辽阔地域内各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唐五代两税法时期，朝廷不再限制土地兼并，土地集中由是更为加剧。晚唐时，有人揭示说，民有五去，包括了“势力侵夺”和“降人为客”，可见很多佃农乃是破产农户。

唐代佛道盛行，寺观占有大量田地，通常由僧俗劳动者（佃入。即种田人）从事耕耘，西州出土文书中的“佃人”也肯定包括了佃农在内。江南潭州大沩同庆寺，“僧多而地广，佃户仅十余家”，诗僧齐己即是佃户胡氏子。可见寺观与世俗地主一样，租地者常为贫苦百姓，而不是过去那种只注家籍的卑贱田客。

吐蕃占领河西时期，敦煌出现了一批寺户，这批人看不出与北魏“遍于州镇’’的寺户有何前后承继与演变之痕迹。敦煌寺户因缺乏牛粮种子向寺院有关负责人借麦。他们身分世袭，地位低下，却自有一定经济。其时，吐蕃尚处在奴隶制时代，敦煌寺户很可能是其势力进入河西后，汉蕃文化合流的产物，他们也并非是奴隶。在张议潮收复瓜、沙等地后，不再见寺产名称’新出现的常住百姓，其地位较寺户有所提高。在江南朗州桃源观，“有观在山，有户在疆”，天宝中，敕取近三十户，“蠲免租赋，永充洒扫。”诸如此类的寺观户并非是直隶于寺观的农业劳动者。

说唐代是农奴制，宋代是租佃制，其主要依据除了部曲、佃客外，还有陆贽所说：“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罄输所假，常患不充。”如果说这里描述的租佃劳动者是农奴，那么，北宋苏洵也曾概括说：富家地多，“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苏轼亦云：富户“役属佃户，有同仆隶。”被视为“奴仆”、“奴隶”的佃农与陆贽所称“私属”性的佃农到底存在什么根本性差异呢

说宋代是契约租佃制，唐代是农奴制，也是说不通的。早在汉代，中原内地已有契约租佃，在混乱的十六国时期也并未停废。现在已发现西州大量唐前期的租佃契，敦煌出土了唐后期的租佃契，怎么能否定唐代存在契约租佃呢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十二月，诏令诸路所在旷土召人佃种，“明立要契，举借种粮，及时种莳，俟收成依契约分。”这是赵宋最早提到租佃契约的记载。然而，有更多的租佃关系并未明言立有契约，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存在契约。李唐屡次发诏令依乡原例出租荒废田地，这在赵宋亦不乏其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五月，曲赦河北、陕西、京东路被虏人户所抛下田产，许诸色人住佃。“本县量给牛粮种子及功力，依乡原例，或以四六或以三七均分。”分成租原则上是以契约为依据的。

唐朝建国后，轻便的曲辕犁开始取代以往笨重的长辕犁。全国各地生产发展虽不平衡，但地无分南北，包括半自耕、半佃农在内所有编户齐民原则上不许随便迁居。众多破产农民常不顾禁令四出奔逃，以往括逃通例是就地落籍为民，从事农业。自玄宗开元中括客以后，客户正式合法存在。人们乐于引用宋仁宗天圣时，针对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地区的田客不能随意起移，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37]用以说明宋代佃客有迁徙自由，不同于唐代农奴式的佃客固定在土地上。我们认为唐代的客户含义与宋代不尽相同，但其中大部分无疑是佃农。唐代不见有客户随意迁徙的资料，也没有不许迁徙的记载。即使在宋代，上述诏敕也只能说明江淮以南的自由迁徙，华北广大地区亦无明文记述。作为国家编户的唐代佃农大概难以随意迁徙，地主的压力和国法都是不轻易允许外迁的。

封建时代的劳动者对于各种类型的拥有土地的地主。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唐代和宋代的佃农同样也不能例外。这并非是将唐、宋间的租佃关系凝固化和等量齐观，但可以肯定，唐、宋间的佃农不是农奴与自由佃农的差别，即使同样在唐代或两宋，由于国土辽阔，各地区乃至同一地区之内，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大致说来，唐前期的广大农民有耕地者较多。中唐以后，破产农户转为佃食客户的人数大增。唐、宋时期，仍然有少数使用奴隶耕作。就是使用佃农劳动，各地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唐、宋之际川、陕一带的客户便是世代相承，不能随意转移，甚至随田买卖，客户身死，其妻不能任意改嫁，子女婚娶也常受主人阻挠。凡此种种，体现了租佃制发展不平衡状况。其后。元代有随田佃客，明清时，不少地区存在佃仆制，从而也可说明笼统地强调宋代佃农已如何自由，甚至说成平等的经济关系，是不恰当的。

总之，唐、宋变革论者认为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观点，在我看来，还不如唐中叶变革说有力，因为旧门阀士族地主的退出历史舞台，衣冠户的登场．体现了地主阶级上层的重大变化，至于地主阶级中数量最多的庶民地主在均田制崩坏以后，人数已显著增多，在唐、宋之际并没有发生重大的变更。农民阶级方面，广大民众贫困破产。日趋沦落为佃食客户，也是肇始于唐代中叶。手工业者的服役。也是由唐初的番役制逐渐衍变为中唐以后日趋广泛的纳资代役及和雇制（同时也有现役制并存）。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婢，同样是在中唐时开始出现了雇佣现象。往后的历史发展，北宋时，官户取代衣冠户，佃农客户广泛取代了唐代土客对称的客户。北宋中叶以后，农业与手工业中的雇佣现象更为广泛。这些当然也是变化，但唐、宋之际并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动时期。阶级关系而外，诸如府兵制和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制衍变为两税法，募兵制的全面确立，官制中使职差遣的盛行，科举制逐渐成为人仕主要途径，如此等等，其重大变革都发生于唐代中叶。唐、宋之际虽然继续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但其性质也都不如中唐变革那么深刻而有重大意义。

刘

一、得姓来由

刘氏为全国第四大姓。据史籍记载，它的源流较多，其中最古老一支源头，可追溯到距今五千多年前的黄帝时期。黄帝之玄孙，陶唐氏帝尧(名伊祁放勋)，他的第九个儿子源明，受封到刘地山西平阳(今山西临汾县)，以地为氏，故为刘姓。所以刘姓以帝尧为太始祖，“源明”为大始祖。

史书又记述，周成王姬诵，封王季儿子于刘邑(河南偃师西南刘聚)，其后裔以邑为姓；东周末年，周匡王姬班，把他的小儿子封到刘邑号称刘康公，两者均成为源于姬姓之刘。

同时又有赐姓刘的。项羽在鸿门设宴款待刘邦，范增指示项庄席间舞剑，借机谋害刘邦，项伯暗使刘邦随从樊哙入帐对舞，救了刘邦。刘邦登基后封项伯为射阳侯，赐姓刘。另有齐人娄敬劝说刘邦建都长安，被刘邦重用，封他为关内侯，也赐姓刘，改名为刘敬；还有一个东汉舞阳人王常，起兵反王莽，积极支持刘秀，参加了昆阳大战，立了大功，后被更始帝刘玄赐姓刘。

还有三国蜀将刘封，原姓冠，因为刘备收他为养子，改姓刘。再者少数民族也有改姓刘的，又还有一些冒姓刘的。

上杭刘氏出于黄帝，陶唐氏帝尧裔孙。刘氏旧谱序记述：昔先王建德以立基，赐土以立国，因生以授姓，俾本支百世相联，族属不散，以报祖功而传子孙者也。俾姓大始祖源明，出于尧，终于虞之世，以陶唐为号。陶唐后有累公，学养龙，为养龙氏。从事夏孔甲，能饮食龙，夏嘉之，赐曰御龙氏。以代豕韦之国，寻迁鲁国，至商复承其国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后杜伯之子隰叔去周适晋，为士师，以官为士氏，至士会由晋奔秦，后士会归晋，惟据秦不归者，复姓为刘氏。迨后刘清迁沛，至刘执嘉有子四：名伯、仲、季、交。刘季由以平民崛起为天子，汉朝分封刘姓，刘氏支派蔓延天下。

二、郡望、堂号、家训

关于郡望堂号，谱序中也有记述。其郡望有彭城、中山、琅琊、沛国、弘农、河间、梁郡、顿红、南阳、东平、高平、东莞、平原、广陵、临淮、兰陵、东海、丹阳、宣城、南郡、高堂、高密、竟陵、长沙、河南计25望。彭城为最著。

刘姓堂号亦不少，其中最普遍的有：彭城堂、正字堂、藜阁堂、敦睦堂、后继堂、怀贤堂、继崇堂。刘氏堂联(又称祠联)也很多，内容大都为姓氏来源，先祖业绩勋功等，如：

藜阁家声远；彭城世泽长。

彭城世泽；铁汉家声。

彭城世德；禄阁家声。

禄阁校书，藜焰照十行之简；

玄都种树，桃花赋千植之诗

。

除泛指刘姓郡望家声，又有专为表彰先祖——西汉著名学者刘向和唐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刘禹锡造诣高深的。

汉景帝刘启，他的薄、王两皇后生14子，其名顺序为荣、德、阙、非、辙、端、组、胜、法、越、奇、乘、舜、烟，除辙继位称帝外，其余皆封郡王。景帝作有家训诗，汉亡，皇室各支裔孙纷纷散居各地，他们都把此诗作为教育儿孙的传家宝。明万历二年，举人刘连城认为皇帝家训无普遍意义，他为家谱写了一首家训诗，后世留传很广，有一定影响。其诗曰：

骏马骑行各出疆，任从随地立纲常；

年深外境皆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

早晚勿忘亲命语，晨昏须顾祖炉香；

天公佑我卯金氏，二七男儿共炽昌。

三、刘、唐、杜、范同出一源

唐诗人杜甫曾作过这样两首诗：其一《敬寄族弟唐十八》“与君陶唐后，盛族多其人，圣贤冠史籍，枝派罗源津……”开头一句刻意指明杜姓与唐姓同宗，同是陶唐氏的后裔；其二《重送刘十弟判官》“分源豕韦派，别酒雁宾秋，年事推兄黍，人才觉弟优……。”这是杜甫与刘十弟以宗兄弟相称，话别的诗。据史载，唐姓的主要来源有四：最早一支是帝尧之子丹朱，舜时封丹为唐侯，今湖北随州一带建唐国，裔孙以唐为姓；二支是源明18世孙刘累，后裔商朝时被封到豕韦(河南滑县)称豕韦氏，后徒居于唐(今山西翼城县)，建唐国，为晋之唐姓；三支是刘累另一支后裔被封到唐州(河南方城县)，其后代以居所为姓，成为唐姓；第四支是周成王把唐地封给自己的弟弟叔虞，再建唐国，称唐叔虞。这说明杜诗印证了这一史实。

杜姓与范姓的来由又如何呢周成王灭唐，成王把一支周大夫贵族，源明57世孙刘累后裔致禄封迁到杜城(今陕西西安东南杜陵)，建杜国，称杜伯。按《纲鉴》载，周宣王四十三年(前785)宣王无端杀(后)杜伯，族人四散逃奔，杜姓自此而始。杜伯六世孙士会，字大禄，号伯元，仕晋为晋大夫，晋王赐他食采邑于范，自此士会又叫范会，也就有了范。姓刘、唐、杜、范，实出一源，均为帝尧苗裔，自古就被人们视为一家。

上杭刘氏皆为源明嫡裔，属彭城郡。它们有四个支派：一为千十郎，迁胜运里官田村；二为十郎、十一郎，迁来苏里田背村；三为杭邑东门祠刘四郎派；四为刘友明迁南阳东山村。从官田、田背《刘氏族谱》，可以清楚地看出，刘氏从得姓大始祖源明公开始，一代代南移直至上杭县官田村与田背村的历史。

四、彭城刘氏迁上杭

源明公传至80世孙刘清(又名康)，迁徐州沛丰中阳里，生子刘荣，讳丰，字仁号，传说他为人乐善好施，感动仙人指点，至江西宁都太华山铜鼓洞，入洞天葬，获得好风水。82世孙煓字显初，名执嘉，生四子：伯、仲、季、交。83世季公，即汉高祖刘邦，为西汉开国皇帝。传至136世孙刘祥，官封枚州刺史，其子天锡，唐僖宗时任按察使，因黄巢起义，为避乱于唐僖宗元符二年(857)弃官奉父南迁，从彭城迁入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定居，传到152世刘韶，字仑，谥宗臣，又名昭伯，入仕，初任四川重庆山台县正堂，后升迁虔州判官，为官清正廉洁，赐紫金光禄大夫兼司农讲学士。卒以王礼葬之，生铁封墓，世号铁墓(现江西宁都县，北门外获护乡)，地名获护塘，现修复完好。公生八子，五府道、三县令，迁居江西瑞金东门外垂金塘背。子孙居官者三十余人，从事商贾者数十人。贸易累中，富贵胜于都城，有“羊眠褥子，犬眠毡”之说。传至159世刘兴汉，名九郎，生六子：长子千十郎，字丑汉，生于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官授花县知府，为官清正廉洁，因遭贪官诬害，于南宋理宗绍定已丑岁(1229)，携子孙一路南行来上杭乾田(今稔田镇官田村)，择地创居，为上杭官田开基始祖。官田刘氏开基之初，人丁不甚兴旺，一直到千十郎六世孙文甫，号竹塘，讳炳明，中宪大夫，妣李氏生八子：百一郎、百二郎、百三郎、百四郎、百五郎、百六郎、百七郎、百八郎。八兄弟繁衍为八大房，各大房裔孙播迁情况概述如下：

1、百一郎，讳忠道，明中顺大夫，妣黄氏十一娘，生四子：文益、文义、文俊(讳秀实)、满全。文益官授赣洲巡道，妣李、张氏，生三子：石崇、遥孜、满子。裔孙居赣洲河口樟贡乡焉凹；文义妣黄氏生三子：万一、万二、永贵(文贵)，万一郎裔孙全峰居永定湖雷，昆峰妣蓝氏生四子：圣、贤、道、德，合家迁居广东揭西陂尾楼。昆峰十一世孙(千十郎26世)兴讫迁居砂膀越古晋美记园；兴珍迁居砂膀越古晋；兴八迁居马来亚吉隆坡；兴门妻李氏，生建方、南辉二子，南辉居马来西亚。秀实字文俊讳时乘，官授四川顺庆知府，继任江西饶州知府，妣吴、廖、陆三氏，裔孙一支居官田，秀实之孙克宽(千十郎十世孙)迁永定高陂。克宽公曾孙(千十郎13世)奇峰，字子才，迁居广东揭西。秀实十一世孙公恒迁居宁德福安。满全、洪武八年官授赣州知府，妣黄氏生观受、五四、得兴三子。裔孙分居上杭临城西郊仙人栋、老君村和长汀四都、广东龙川苏雷洞、龙岩的连坑、赖坑、马坑以及南京、台湾、马来亚等地。

2、百二郎妣赖氏、陈氏生三子：四九、仕清、仕贵；长房四九公，妣黄四娘，生四子：里哥、乌子、棉子、细人。明洪武九年，合家迁居广东长乐(今五华县)旗潭松柏嶂开基，裔孙乔、英兄弟居旗潭，其它分迁龙川苏雷、河源、归善九了杵下(现紫金县九阿杵)。次房仕清公，妣黄氏，生二子：长公、少翁，裔孙均迁居广东棉洋湖；仕贵妣黄氏生二子：与禧、与仁，与禧妣黄氏生六子：福生、松孙、大满、四哥、福仄、福佑，合家移居广东得兴后又迁河源沙溪。河源沙溪裔孙分居三角塘、忠信及龙川县苏雷洞、石狗岑等地；与仁批郑氏生三子：受、福、诚。裔孙分居稔田丰朗、连四、严坑、化厚，广东大埔湖寮、揭阳，福建闽侯、永安、沙县，江西、丽洲、石门等。

3、百三郎妣郭氏生三子：太一郎、太二郎、太三郎；妣兰氏生二子：千一郎、千二郎。太一郎裔孙居上杭庐丰、长汀及武平象洞。太二郎迁居广东。千一郎迁江西，迁二郎裔居上杭才溪、南阳，长汀古城，江西瑞金、上饶，闽北松溪、政和、建瓯，台湾台北。

4、百四郎妣黄、郭氏，生三子：千一郎、千二郎、千三郎，迁居庐丰德里。千一郎裔孙迁通贤，千二郎妣黄氏生四子：万一、万二、万三、万四郎。万一郎字承信，妣丘氏、沈氏，生四子：四八、五一、五二、五九从德里迁本县丰头桥、梅坝苦竹凹，后再迁白砂岑背村定居。四八公妣林七娘、杨三娘，生三子：允受、允忠、允孜。四八中年携林妣往广东大埔经商未归，传说生六子：百一郎、百二郎、百三郎、百四郎、百五郎、百六郎。裔孙分居广东大埔、饶平、饶阳等地。万二郎迁广东，万三郎裔孙迁长汀涂坊，万四郎迁广东韶关。千三郎裔孙居上杭庐丰德里，百四郎裔孙分迁浙江、永嘉、平阳和福州等地。

5、百五郎妣赖十一娘，生子海通(名三五郎)，裔孙居官田山下，才溪中寥、白砂大田，外迁浙江、广东、台湾等地。

6、百六郎妣邵八娘生四子：三七郎、三八郎、四二郎、四六郎，居上杭溪南斜坊(现永定仙师华坊)。三八郎裔居华坊大阜，四六郎居峰市，其裔孙十五郎，迁居广东大埔青溪园埔坪；三八郎裔文海于明正统年间迁居台北嘉义市开基，生四子：文科、文甲、文甫、文忠，裔孙众多；四六郎裔孙分迁广东潮州、深圳、清县，台湾台北、浙江江山县、江西饶州等。

7、百七郎，妣吴二娘，迁居永定县洪山乡拓林开基，生二子：三一郎、四二郎。三一郎一脉迁长居长汀童坊乡大埔村；四二郎裔孙居永定拓林上塔、彭祖田下、崩逢下，上杭下都、白砂、才溪、杭邑东门，并外迁广东韶州信宜县、饶塘、陆丰、河源以及省内福州虎头山、闽侯县鸿尾乡等。

8、百八郎字法镇，妣丘石娘，生子德明迁连城县罗坊肖坑开基。裔孙分迁广东及台湾等地。

官田始祖千十郎，卒于宋咸淳七年(1271)葬于稔田化厚村树子里龙舌冈，猛虎过江形，墓前华表一对，联曰：“世锦宏开花县黄堂乌；先灵永裕桂林玉笋泥金”，气势雄宏。官田“刘氏家庙”建于元至正十七年(1357)，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因属棉花滩淹区，厅堂上下180平方米，1999年在原地升高重建，其余附属工程正在筹划中，每年春分后五日定为各房远近裔孙统一扫墓祭祠时间，尊祖敬宗之情溢于言表。

上杭来苏里田背村刘氏的来由更有一番周折，要从大始祖源明说起。源明公159世孙六郎仰汉，生荣八。165世念二郎生十郎、十一郎。时蒙古族进入中原，建立了元王朝，元吏在江西经营田粮，恣意盘剥，民不聊生，蔡五九起义抗元，浙江行省平章领兵进剿。161世刘十郎、刘十一郎兄弟为避战祸，携眷及仆张四郎，身怀万金，于元仁宗延二年(1315)夏，从江西瑞金塘背，长途跋涉，入冬始抵上杭来苏里田背村(今属中都镇)定居，为不忘故士，把新开基地也称圹背，后始转音为田背。十郎、十一郎在田背均被裔孙尊为一世祖。

田背一世祖十郎，妣梁七娘生二子：十四郎、百五郎。长十四郎妣范九娘，裔孙一脉移居蓝溪镇湖里村开基。次百五郎妣赖四九娘，裔孙居田背，生三子：小四、小五、小六。小四裔孙居竹山下，裔孙再迁临城上登。小五郎裔孙居田背，妣邱氏生三子：万七郎、万八郎、万九郎。万七郎裔孙迁居南靖县，万八郎妣朱一娘、兰二娘生子六一，裔孙居田背。万九郎妣傅七娘，生三子：源清、源性、源海，裔孙居田背。十郎裔孙分迁上杭城关、武平小兰、长汀露潭、江西龙泉、奉新、万载、广东仁化、湖广桂阳、平江、福州，四川遂宁，广西等地。

田背一世祖十一郎妣郭七娘生五子：念二郎、念四郎、念五郎、三五郎、三六郎。念五郎孙裔孙永定洪山石杰村。念四郎裔孙迁居城区临城西郊诸村，并在东门外立祠，裔孙分迁居上杭才溪、官庄，武平高梧、十方与台湾等。三五郎，携郭七娘金骸迁居广东嘉应州长乐棉洋约罗迳坝圳上(现五华县棉洋乡坑口)开基，裔孙分迁：广东的揭西、陆河、陆丰、惠东、汕尾、肇庆、台山，广西，台湾和新加坡、泰国等地。三六郎裔孙居中都田背，裔孙分迁上杭的上都、临城、城关，武平小澜，长汀，永定，广东松源、韶州英德、佛山，江西赣县、吉安府福县、庐陵，浙江建肯，四川巴县、湖南平江、长沙，江苏南京。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汀县河田镇蔡坊村刘齐湖到上杭谋生，在城关定居，已发展到第四代。六十年代，其堂侄刘如松大学毕业后到上杭任教，也定居城关，已发展到第三代。属彭城郡。

刘氏城关祖祠：有八座，其中较大的有四座。上中街官田千十郎总祠(现被建招待一所大楼)；下中街中都田背十一郎公总祠(现县供销办公楼)；东门外念四郎公总祠(现党校集资楼)。临江路，原农业银行前面，十郎、十一郎于康熙三十年(1691)建有总祠为“思敬堂”。

刘 氏

（彭城郡）刘姓分布很广，人数很多。汉朝皇族姓刘，汉高祖是刘邦。刘姓来源有四：一是古帝尧（即陶唐氏）的后代受封于刘（在今河北省唐县），周宣王时灭国，逃往秦国的子孙便以国名为姓；二是周匡王封其少子于刘（在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子孙以地为姓；汉高祖赐娄敬、项伯缠为刘氏；四是汉高祖刘邦曾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冒顿，其后代随母姓刘。

李济博士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说：“初期之刘氏，发见于陕西、甘肃，至西历纪年前三百年（即周赧王时）始向河南、江苏南西方移动，嗣由江苏一族创立汉朝，其裔再向中国各地播迁。”

兴宁《刘氏族谱》称：“汉兴……大封同姓，以镇天下。……卯金之裔，由是遍布天下矣。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义，海内骚然，居民流离转徒，于时有翰林学士视察使刘天锡，弃官，奉父刘祥之命，避居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之石壁，号为东派，后世遂以刘祥为宁化始迁之祖。于是枝叶繁衍……，蔚为汀闽望族。”至宋嘉定（1208年）之后，刘氏东派后裔，又从宁化迁上杭，有的从上杭徒广东兴宁、平远、梅县等地。明清两代，有的再渡海迁台湾。

收藏目录：

《龙兴祠刘氏联修族谱》不分卷，缺册，藏2册（225×320）

主编:刘颂尧、刘醒夫,刘建澜、刘后泉等,

民国卅六年，木刻版，源明堂

《松山刘氏族谱》1册，（190×265）

主编：刘森祥，1994年武平腾飞电脑承印

《南靖刘氏族谱》1册（295×210）

编者未注，清抄本

《刘氏历代源流族谱》1册，（360×260）

主编：刘龙生，民国十五年抄本

《南靖金山刘氏族谱》1册，（185×255）

编者未注，清宣统叁年抄本

《闽城刘氏试馆名谱》1册，（215×290）

主编：刘文熔，民国廿六年活字铅印版

还有一个哦!

史通

《史通》，唐刘知几撰，为中国及全球首部有系统地之史学理论专著，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由於《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於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编辑] 写作动机

[编辑] 总结以往的史学

史评著作之缺乏在此书面世之前，中国已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史学家，产生了大批的史学著作，据《隋书·经籍志》史部，史部分十三类，共著录817部，13264卷。由于作者众多，传世久远，诸书在编撰体例、写作技巧、史料真伪、史观正否等等方面千差万别，客观形势要求对中国史学史作一个完整之总结，对大量史籍之优劣良莠加以评定，《史通》之出现，无疑是作者本身精通史学以及刻苦钻研的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说，与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编辑] 上拟春秋

《史通·序》尝云：此书多讥往哲，喜述前非，获罪於时，固其宜矣。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由是观之，史通之作，刘氏亦有上拟春秋之意。

[编辑] 不满前人的著述

刘知几自幼酷爱史学,博览群书， 是纠正累积各史著在史学方法及理论架构上的杂乱， 从而探求真正的史学理论。 故刘氏在《史通》道：「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 其义不纯，思辨其指归，殚其体例。」 故此刘知几欲透过《史通》建立自己的史学理论。

[编辑] 挑战当时制度

刘知几身为史官，他感到史馆修史的限制， 以致不能满足他对编撰史著的极高要求， 因此刘知几辞去官职，私撰《史通》。

[编辑] 史馆修史之限制

他虽在史馆二十多年，其卓越的历史见解事事受制於监修大臣，诸如张昌宗、张易之、武三思、箫至忠之流，刘知几的主张往往与之不合而受贬抑，故反对众家修史，提倡一人自撰，并退而私著《史通》以发挥自己的史学才能与识见。另外，他认为在史馆修史有许多弊病，例如史馆人品繁杂，颇多庸碌之徒，在史学上之认识难以统一。二来史馆缺乏制度的规范导致分工不明，三来史馆材料缺乏，难以编撰。四来权贵干涉修史，令史馆不敢直书其言。

[编辑] 史通之得名

他表示《史通》之命名原因为：「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於白虎观，因名曰《白虎通》，余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

[编辑] 史通内容与史学理论的确立

史通全帕共有二十卷，原有五十二篇，但当中「体统」、「纰谬」、「驰张」三篇已失传。全书可分为内篇三十六篇及外篇十三篇。内篇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而外篇主要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

[编辑] 体裁

刘知几认为唐以前史籍虽然繁多，但大多出於模仿以前的史书，假如探索当中的源头并归纳起来，只有六家，而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仍有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加以阐述。

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叙述断代史书的体例、类别。按六家的体例分为二体一一编年体、纪传体。在杂史中，按其内容分为小录、逸事、地理篇等十种

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断限、编次、题目、称谓、载言、载文、书事、烦省十六篇评论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

核才、辨职二篇，论史官的才具及人选。指出史家须有才、学、识三者，才能担当写史的任务。才指才干；学指知识学问；识指史观和笔法，即「善恶必书」。

采撰一编，论编撰方法与资料搜习。刘氏提出编纂前要广博地搜集史料，且须慎重的选择史料。

叙事、浮词、摸拟、言语、因习、邑里六篇，论叙述方法和写作技巧。

人物、品藻二篇，论对於历史人物的记载和品评的。他认为记载人物应看其重要性，包括「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他又认为不应只记载人物，还要品评人物，指出他们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补注一篇，论史书的注文。刘氏把史书的注文分两类，一是解释，二是补充。刘氏推许解释的注，以之为注家的正体。对于补充事迹的注，刘氏则予否定。

鉴识、探赜二篇，论评论史书时应注意的问题。刘氏说明只有知识而没有鉴别便没有多大用处。他认为，必须对事物有精到的研究，才能有合适的看法。刘氏又指出，研究前人的著作，切忌妄加推断，歪曲古人的意旨。

自叙一篇刘氏自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经过及撰著史通的动机、意旨和感想。

外编则综论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一些具体问题。

古今正史叙述断代史书的著作情况，并分析其源流。刘氏将唐代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大类，在正史中再接其著作的源流分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

史官建置、忤时二篇论述历代史官建置的沿革、官修史的弊病。刘氏肯定设官修史的重要，但他认为揭露了官修史的五个主要弊病：

一是史官众多，互相观望；

二是史料缺乏，难以编撰；

三是权贵干涉，不敢直书；

四是监修牵掣，无从下笔；

五是缺乏制度，职责不明。

疑古、惑经、申左、杂说上、杂说中、杂说下、暗惑、汉书五行志错误、五行志杂驳九篇，专论历史著作的优劣和杂评。刘氏在疑古‧篇对尚书及论语提出十条批评，在惑经篇对《春秋》提出十二条批评。他不但批评孔子，又指责孟子、司马迁等对孔子的赞誉，大胆突出。

在申左篇中，评论春秋三传的优劣，他表扬左传而贬抑公羊及谷梁传。 在杂说上、中、下三篇及暗惑篇里，杂评诸书记载的得失，并提出许多关於史书的体例、内容、编纂方法以及读史、评史等方面的意见， 汉书五行志错误篇专评班固所著汉书五行志的缺点。五行志杂驳篇专评春秋时代五行的记载的得失。

点烦一篇删改史书的烦文（指有标点符号的文章）。由于许多古经书所著之标点符号（点、注）均是错误的，致令读者误解原文，故刘氏便把其中之标点符号完全删去。

史通虽只有四十九篇，但内容十分全面，一方面对以往旧史作出全面总结及批评得失；另一方面则对当代修史的错误加以纠正，可谓达到「扬榷利病」的目的。

[编辑] 史学理论的确立

一．史之体裁

六家、二体

刘知几认为唐代以前的史籍虽多，但整体多出於模仿，要探索本原，归纳起来只有六家：

尚书家（记言）

春秋家（记事）

左传家（编年史）

国语家（分国纪事，是国别史）

史记家（纪传体通史）

汉书家（纪传体断代史）

由於六家中只有左传家及汉书家有史书继承其体裁，故又写成〈二体〉一篇详述。他又以编年史、纪传史视为史家正体，称为「正史」，其他则称为「杂著」，如笔记短书、方志、家谱以及专详地理都邑的记载都是「杂著」。

刘知几又认为编年及纪传二体各有优劣，可以互补不足，所以应二者并重。他於〈古今正史〉一篇中，兼举《春秋》为正史，不从当时《隋书．经籍志》所列正史仅有纪传体史书的做法，实为创见及持平之论。

二‧极崇断代史

《史通》推崇断代史而反对通史的写作体例。首先，他认为通史浩翰难读，断代史较易为学者探讨：「言皆精练，语甚该密，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再者，后一朝修前一朝的历史，时间不远，史料易得，故主张修断代史。

他反对修通史，是由於通史涉及上下数千年之史实，在《四库提要》中提到：「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而鉴於通史年月悠长，史料多已失传，其可采录者往往为旧文，难得新异，所以并不主张修通史。

由於刘知几极度推崇断代史，因而亦严守断代史书所述之朝代为断限，认为不宜涉及前朝，以免重复。故此，他批评《汉书．古今人表》，因其涉及汉以前的人物，又主张删除纪传史中的「天文」（违反断代史书的体例）、「艺文」、「五行」三志。

三．史之篇章

对载言的看法：纪传是记事之书，不应载言。载言的做法使文辞与史实夹杂，切断了史实的连贯性，使读者糊涂。主张史书中的「列传」或「本纪」只记史事，载言之体宜另立一章，题为「制册章表书」。上述建议虽未为后者采用，然而后人编《经世文篇》，与史传相辅相成。

对「表」、「书」、「志」的看法：「表」只是重复列述「本纪」、「列传」所载，故无大作用。至於书、志方面，他主张删除纪传史中「天文」、「艺文」、「五行」三志。

增加「都邑」、「氏族」、「方物」三志：都邑载官阙制度，朝廷礼仪，可反映统治者的经营策划和一般物质的建设情况。氏族分辨华夷及士庶之别。世家大族为统治集团之核心，故记载之可反映社会真实的面貌。方物土贡反映经济状况。

论赞：旧史惯例，每於叙事之末便发一论，如史记有「太史公曰」。《史通》认为这是后世文士以空言作史论的不良风气，既烦琐又无大意义，故大力斥之。

四．史之书法 刘知几提出正名、抉择、直言三大原则：

正名：项羽非正式的君主，故史记不应将他列入本纪，而应划入列传。

抉择：别辨贤愚善恶而加以批评。

直言：善恶必书，不因个人感情而歪曲事实。

五．史书文字 刘知几认为史书应以简洁为主，反对烦冗。他认为文字该婉曲，以求「意在言外」。同时他还主张「朴、真、今」三原则，即是：

朴而不华，浮词宜删

事必直叙，以求真实

不用古语，改用当代文字写史，是为「今」

六．史书的采撰 在采辑史料方面，刘知几认为宜广泛搜集资料及博览群书。同时应以私家著述为佳，反对官家修史，因官家修史有太多客观环境所制约，令作史者不能发挥所长。

七‧反对文人修史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因易流於浮夸，「词没其义，繁华而失实」与史实不符，故竭力主张史学应摆脱文学而独立，反对文士修史，这种见解是针对当时一般专务词藻，忽略史实的文士写作而提出的。

八．总结旧史得失 刘氏总结旧史的利弊得失，尤注意史书材料的真实性。指出旧史多有失实，例如修史者往往慑於君主的权威，不能直书史实。又或歪曲前朝事实以迎合君主心意；记事时慿主观爱恨，失去是非的公正；记事时不是全面了解事物真相，而仅凭片面传闻，必然有失实之处；以及书中有太多隐讳及夸饰，很难保存事实的本来面目。

[编辑] 评价

史通是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史学评论钜著。此书之所以受后世所推崇，是由於刘知几作了以下的贡献：

刘知几在《史通》一书中总结了唐代以前史学发展。如在「六家」、「杂述」、「二体」等篇总结了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和体例；在史官建置、核才、辨职、忤时等篇总结了设官修史的教训；在本纪、世家、列传、表 历、书志、断限、编次、载言、载文、书事、烦省等篇总结了纪传史与编年史的体例、内容及编纂方法等等。各项总结里都分别指出其得失利害，对促进史学发展，实有重要作用。

他在书中提倡直书、实录，斥责歪曲和捏造历史的人。这观点与唐以前社会环境有莫大关系，盖因唐以前是魏晋南北朝年代，常经历改朝换代，篡位者又往往要史家对本朝饰善讳恶，对敌国则诬陷诋毁。

提倡疑古、惑经，启后世考证辨伪之风，此於史学之贡献极大。

刘氏提出疑古、惑经之论，唤醒学人以实事求是之精神，寻求古人古事之真相。虽然刘氏推崇孔子，但他仍认为孔子亦有缺点，他说：「孔子斯验世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对孔子撰著的《春秋》，他亦提出批评，除惑经篇集中地列举十二条，在其他篇里也间有陈述。刘知几不但批评孔子的春秋，而且对那些不加思考、一味赞扬《春秋》的著名学者如孟子、左丘明、司马迁、班固等，也予以批评。这种观点在当时责有很大的创意，且对后世有影响：

至宋而怀疑风气风盛。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而别为考异三十卷，阐明对史料取舍的原因，可见一斑。

清代学者之考证辨伪，深具怀疑精神，致力於考订工夫，且不仅於史事多所订正，即一般古籍亦有所辨正。如胡应麟《四部正伪》、宋濂《诸子辨》、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及崔述《考信录》等。

在史料工作方面，刘氏主张要广搜博采，又要细心鉴别真伪，慎重取舍。他认为，若不徵求异说，采摭言，则内容贫乏，难以成一家之言，但若只求聚博为功，而不别加研核，又会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故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

在史书的体例方面，刘氏深入分析史书的体例。他对六家二体之评价甚为详尽。他以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详颠末，国语国别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有其局限；惟独左传经年纬月，叙时事则铨次分明；汉书纪志表传，举一朝则起讫完具。

在内容方面，他亦有不少建议，如刘氏强调都邑、氏族、方物之重要（增加三志）。宋郑樵之作《通志》，便有氏族略、都邑略；而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又别立土贡考，皆承刘氏之主张而增辟。

刘氏又提倡删去天文、五行，艺文志则应只胪列当代学者所著之书即可，不必重刊前代书目。《明史·艺文志》即只记有明一代之著述，不愎上涉前代可见其受刘氏之影响。浦起龙史通通释认为后妃外戚不称纪，传后无复赞语，灾难无五行谶纬之记，均受刘知几之影响。

在文与史的关系方面，刘氏揭述经、文与史分述之观念。

刘知几反对文人修史，主张史学脱离文学，以免「文非文，史非史」之弊。此与今日之史学观点相合。

史通大惑经篇，谓春秋所载，不尽合史实。又有申左篇，谓左氏有三长，而公、谷有五短。盖公、谷多微言大义，而左氏详於史实，自史学立场言，自是左氏可信，二传当存疑也。其疑古篇，於古代经籍，并疑问之，实明白确立了史学脱离经学的影子。

第五，提出合理的史学方法

史通一书最大的贡献，就是对史学方法的讨论。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甚有系统和全面，从史料的范围、史料的采辑、史料的鉴别、史料的区分，到编纂的次序、史事的判断人物的评论、篇幅的剪裁、文字的修饰等，都有创造性的研究和规划，例如载言、编次、称谓、采撰等篇，都是讨论史学方法的。刘氏所提出的史学方法，对后世史家有很大的影响，把史学又向前推进一步。

第六，提出史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刘知几认为历史家要有科学的修养、公正的态度及实事求是的精神。书中畅论史家必须具备「三长」，即才、学、识三个条件，所写的历史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他说：「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史才，主要是指史家的才干；史学主要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至于史识，主要是指史家的史观和笔法，也就是「善恶必书」的「直笔论」，刘氏强调「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上述之言为后世史家所公认，由此可见刘氏识见之高超。

第七，开辟史评的道路。

史评包括两种，一是对史事的评论，一是对史书的评论，评事产生很早，有史书即有对史事的看法，如孔子《春秋》的褒贬书法，就是对史事之评论，后来各种史书都有著者的论赞。而中国最系统有和全面的史评，首推刘知几《史通》，而后方有宋吕夏卿《唐书直笔》，吴缜《唐书纠谬》。直至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才开始把史评列为史部分类的一门，后来目录书也有称为史学的，所以说史通一书为中国一切史评书开了正确的道路。

第八，史学见解影响后世。

修史者唐以后之史书，采史通之见解者，以欧阳修《新唐书》为最多，如关於书志之见，欧阳修颇能师其意，《新唐书》而后，刘氏之学说，始大盛行而流传于世，

如后唐诸史，有论无赞，有韵之赞全删，俪语之论删改，皆受其影响。而刘氏倡断代史，贬通史，后世官修史多为断代史，通史地位日渐低落。

[编辑] 总结

1．《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又评论古人得失。……其贯穿古今，洞悉利病，实非后人之所及。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自有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

3．王维俭《史通训故》序：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於后学。

4。高国抗《中国古代史学史概要》：有如司马迁的史记在历史编纂学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一样，刘知几的史通则在史学理论上树立了一块里程碑。

[编辑] 目录

史通 原序

卷一

史通 内篇 六家第一

卷二

史通 内篇 二体第二

史通 内篇 载言第三

史通 内篇 本纪第四

史通 内篇 世家第五

史通 内篇 列传第六

卷三

史通 内篇 表历第七

史通 内篇 书志第八

卷四

史通 内篇 论赞第九

史通 内篇 序例第十

史通 内篇 题目第十一

史通 内篇 断限第十二

史通 内篇 编次第十三

史通 内篇 称谓第十四

卷五

史通 内篇 采撰第十五

史通 内篇 载文第十六

史通 内篇 补注第十七

史通 内篇 因习第十八

史通 内篇 邑里第十九

卷六

史通 内篇 言语第二十

史通 内篇 浮词第二十一

史通 内篇 叙事第二十二

卷七

史通 内篇 品藻第二十三

史通 内篇 直书第二十四

史通 内篇 曲笔第二十五

史通 内篇 鉴识第二十六

史通 内篇 探赜第二十七

卷八

史通 内篇 摸拟第二十八

史通 内篇 书事第二十九

史通 内篇 人物第三十

卷九

史通 内篇 核才第三十一

史通 内篇 序传第三十二

史通 内篇 烦省第三十三

卷十

史通 外篇

校勘记

[编辑] 参考书籍

〈国史纵论〉下编，作者郑佩华、吴美英、黎惠贤。p334-338

刘氏的来源主要有三：

1、出自祁姓，为炎帝尧陶唐氏之后。相传祁姓是黄帝的后裔所分得的姓氏之一，后来祁氏被封于刘国，亦即今定州唐县。其子孙以国为姓，相传姓刘。史称刘氏正宗，这就是陕西刘氏。

2、出自姬姓，为周太后的后裔。相传周武王去世后，周成王继位，封王季的儿子于刘邑，其后裔以邑为氏，世代相传姓刘，这就是河南刘氏。

3、出自他姓，为他族、他姓改嫁或赐姓刘。据史书记载：

一、汉高祖刘邦实行和亲政策，以皇室宗女嫁于单于为妻。依照匈奴的习俗，贵者皆从母姓，单于的子孙于是皆从刘姓。于是便生成这支刘姓。

二、据史籍记载，齐人娄敬在洛阳向刘邦献入关中建都之策，得到刘邦的重用，刘邦称帝后，赐姓刘氏，其后保持此姓；刘邦为了感谢项伯在鸿门宴上对他的救命之恩，赐他刘姓。

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将鲜卑族的复姓独孤氏改为汉字刘姓，成为当时大姓之一。其他入迁中原的少数民族也有改作刘姓的。

刘

刘姓是赣南客家的大姓，也是有资料可查最早南迁到赣南的汉姓大姓氏。至于刘姓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相传晋襄公死后，其儿子夷皋还小，大臣们都主张立晋襄公的弟弟公子雍为晋君。于是执政大臣赵眉派人去秦国接公子雍回国继位。晋襄公的夫人缪赢知道此事后，天天抱着太子夷皋去宗庙里哭闹。赵眉等人被她闹得没办法，只好立小孩为晋君。这时公子雍已经由秦军护送来到边境，赵盾就亲率晋军去阻挡。秦人一见赵盾出尔反尔，非常恼火，双方在令孤一带交战起来。秦军准备不足，打了败仗。而由赵盾派去接公子雍的士会也只好留在秦国。其后裔也就成为了刘氏-----意思是有“留”成刘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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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姓为古帝尧的后裔之姓。尧姓祁，传说尧的后裔祁刘累为夏养龙，因饲养不善，死了一条母龙，他怕夏帝惩罚，就偷偷逃到河南，他的子孙就以刘为姓，这是中国最早的刘姓。刘累后裔中的一支被周成王封为杜伯，杜伯儿子的曾孙士会因国内动乱逃到秦国，士会后来又回到国内，但有儿子留在秦国，留在秦国的后裔恢复刘姓，居住在今陕西一带。西汉时，刘邦赐刘姓与一些少数民族和项伯之族，后刘邦与匈奴结亲，将皇室宗女嫁给匈奴单于为妻，因匈奴跟母姓的习惯，所以匈奴人有许多均姓刘。由于汉朝的强盛，刘姓人口也随之极大的发展起来，早期刘姓主要在北方发展繁衍，晋朝开始刘姓迁往福建，约在唐朝时迁往两广。在中国历史上，刘姓称王称帝者多达66人，先后建立有西汉、东汉、蜀汉、汉、前赵、南朝宋、南汉、后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