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有关资料：罗姓在现今中国姓氏人口排列位于第22位，约占全国汉族人口的086%，预计人口数约有1000余万。罗姓还遍布港澳台地区以及韩国、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

　　罗氏后裔世代繁衍枝繁叶茂，尽管他们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尽管他们迁徙到域外番邦世界各地;无论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无论时光流逝岁月蹉跎，散居各地的罗氏后裔，都坚定地认准豫章(今江西南昌)是天下罗氏的发源之地，罗珠公是天下罗氏之祖。

　　罗珠公，字怀汉。仕汉惠帝，先为“治粟内史”，后改为“大农令”，故世称为“大农公”，罗珠与灌婴平定九江郡。汉景帝时，在南昌一带置“豫章”郡，建筑城堡，并环城广种豫章树(樟树)。其后世子孙，遂被称为“豫章罗氏”。

　　《江西通志》载：罗珠“汉高祖时跟随灌婴，平定豫章，有功德于民”。

　　据罗氏22世孙罗新会罗龙胜为《罗氏家谱》作序解说：“豫章罗氏者，始自黄帝有熊氏，姓公孙。再传颛顼高职氏，姬姓，皆有圣德帝天下。颛顼之裔黎回代司祝融。回后季连，芈姓。连后鬻熊，佐周有功，以熊为氏，孙熊绎封于荆楚，┅┅遂国于罗，以国为氏。子孙奔散于江汉之间。汉罗怀，为梁王相，食采于豫章。父君用为武陵令。用子珠为大司农，自长沙奉命守九江，遂籍豫章。豫章之裔出大司农者，子孙特盛焉!”

　　北宋丞相司马光为追念罗珠的崇高品德，卓越功勋，作诗赞曰：“起家内史，职在司农，留侯推毂，灌侯共功，相度豫章，仡仡崇墉，勋成辟谷，邈矣高风。勋在汉室，泽及生民，媲美后稷，于今为烈，定太平功，建中兴业，寿而且康，厥后克昌。”

　　千百年来，民间世代流传“天下罗家无二派”的名言。自罗珠之始，家族繁衍，分支发展脉络清晰，家谱记载严谨有序，至今已有70余代。

　　罗氏发源之初，各分支自行起名，并无统一的排行字辈。至宋代，第40代后裔罗盛得任吏部侍郎，着手统一天下罗氏排行字辈。他把对罗氏子孙的殷切期望，写成一首四十个字的五言古诗。“盛应实用君，成彦伯公叔。以德懋宪光，秉兴克允福。亨运会时来，贤嗣序昭穆。富有本日新，得业是常禄。”(大意：罗氏兴盛依赖你们，仿效前辈成为俊彦。凭借德行光耀家族，依靠奋斗追求幸福。亨通机运时常来到，贤能后裔继祖传宗。根基厚实每天进步，受业创业发达永恒。)

　　由于罗盛得的显赫地位和社会影响，所以这首五言古诗成为罗氏统一字辈。自此开始，散居各地的罗氏家族后裔基本按照统一字辈起名，记入《罗氏家谱》。至今全国各地的罗氏后裔，主要是：运、会、时、来、贤、嗣、序等辈。

　　到了明代，儒学训导罗文溥仿照罗盛得，也作一首四十个字的五言古诗，为罗氏家族延续制定字辈，两者合并共计80代。“忠孝全鸿烈，芳名振豫章，立朝荣甲第，奕世萃冠裳，理学家声远，英才国瑞长，灵礽同绍述，庆衍发麟祥。”(大意：忠孝两全满门忠烈，芳名远播豫章之罗。高官满朝荣耀门第，显贵辈出世代相承。理学世家声名远振，英才俊杰国运久长。灵敏聪慧后裔光大，繁衍兴旺家族吉祥。)

　　罗文溥制定的字辈，其中特别指明罗氏家族发源于豫章，“芳名振豫章”。

　　自豫章罗氏一世祖罗珠公始，由于做官、经商、谋生、避祸等等原因，罗氏后裔逐渐迁徙五湖四海，散居九州各地。逐渐形成5个郡望，即豫章、襄阳、河东(太原)、齐郡(济南)、长沙。今国内的四川、广东、湖南、江西、湖北、贵州等6省所聚居的罗氏，约占全国罗氏总人口的75%。

　　据古代史书和各地罗氏家谱的记载，大致可以看出豫章罗氏迁徙的概况。以豫章(江西南昌)为发源地，至东汉末年，罗氏后裔主要聚集在襄阳、长沙、豫章三个地方，开始进入四川，随后又进入贵州。

　　至唐代中页，罗氏后裔遍布江西及湖南、湖北，开始进入福建。宋末元初又由闽入粤。

　　罗姓迁居台湾，目前所见文献记载最早始于清朝雍正初年。福建漳州罗氏与郭、何二人一道到台湾基隆开垦。雍正八年广东人罗朝章在台湾新竹红毛乡开垦。雍正十一年有福建泉州人罗合泉在台湾彰化县东螺西堡新庄仔庄开垦。此后大批罗姓子孙迁入台湾，与当地民众一起建设台湾，生息繁衍。今天罗姓人口在台湾排名第十八位。

　　自清朝开始，居住在广东梅县、大埔、及福建宁化等地的罗氏，曾多次向海外迁徙。主要迁往南洋的文岛(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祖籍广东嘉应州梅县石扇堡的罗芳伯在西婆罗洲(今加里曼岛)建立了一个共和制的兰芳国，实行“兰芳大总长制”，立国时间达一百零八年(公元1777～1885年)。目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还居住着数十万罗氏后人。

　　韩国是豫章罗氏海外后裔的主要居住国家。据统计，全罗南道、全罗北道共居住罗氏后裔60万人。韩国的罗氏分为“锦城罗氏”和“罗州罗氏”两大分支，均自认是豫章罗珠公后裔，均自认江西南昌是寻根问祖之地。

　　摘录于《锦城罗氏大同谱》卷一《姓原考》：“珠公在汉初事高祖有功，封于豫章郡，是为豫章罗氏。……遭黄巢乱，徙往各处，中国之罗皆一本。”

　　据《锦城罗氏大同谱》卷一《先系考》记载，罗至强是“锦城罗氏”一世。罗至强，唐代人。曾任尚书左仆射、兼侍中侍郎、御史中丞大夫、黄州团练副使、按全州致讨司马事。罗至强避难逃至韩国，有两种说法。一是反对唐太宗征伐高句丽的廷议，二是由于战乱。由于史料缺乏，难以定论。

　　罗至强驾船到达韩国，在发罗县(今罗州)定居，后来在新罗朝廷任左丞相。罗至强官居高位，显赫一世。于是家族繁荣，根深叶茂，人丁兴旺，形成浩浩荡荡的“锦城罗氏”。

　　《罗州罗氏大同谱》记载罗富为“罗州罗氏”始祖。“旧文记载，始祖讳富，奉命出使东渡，未及返命，宋亡，仍居艅艎，后贯罗州。”(译：历史文件记载，始祖罗富，奉朝廷之命出使，东渡韩国。还来不及返回复命，北宋灭亡，于是仍然居住在艅艎，最后定居于罗州。)

　　《罗州罗氏大同谱》对始祖罗富特别注明：“本是中国人仕宦，来渡东方，定居罗州，丽朝出仕，官至正议大夫监门卫上将军和金紫光禄大夫门下平章事。墓所在罗州艅艎面涌珍洞子坐之原。”

　　韩国《李朝姓原杂记》更加明确指出：罗富是江西南昌人。“罗氏由中国豫章东渡而来，有讳富者，是高丽正议大夫监门卫上将军，为始祖，贯罗州。”

　　罗富本是武官，又是宋朝使者，留居韩国之后，因此受到高丽朝廷重用，荣华富贵。虽远离祖国，却光宗耀祖，使豫章罗氏发扬光大于异国他乡。

　　国内《罗氏族谱》记载凿凿：罗富是江西南昌东岗罗村人(今罗家集罗家村)。其父：“罗廷重，北宋庆历元年应茂才异等试簿将作终严州通判。”其母：“樊氏，进贤县人。”

　　罗富是罗廷重次子，“仕萍乡令。大观二年明堂恩进武骑尉，加云骑尉升奉议郎。”

　　国内《罗氏族谱》和《罗州罗氏大同谱》相互吻合，历史纪年和相关史料以及传说相互应证，韩国“罗州罗氏”是江西南昌罗家集罗家村罗氏后裔和分支。

　　2006年至2007年间，南昌县莲塘镇小蓝村(柏林罗氏)曾经迎接数批韩国罗氏寻根问祖代表团。据《罗氏通谱》记载，“一世祖珠公世系，传至十六世祖绥公字均章生二子：企生、遵生、忠孝一门，分成南昌柏林罗氏两大支派”。由此可见，莲塘镇小蓝村并不是豫章罗氏最早的发源地。

　　地方志准确记载，我们今天说说的的南昌城是在“公元637年(贞观11年)从灌城西迁至东湖太乙观西”。既然南昌城是“西迁”，那么罗珠公与灌婴一道所筑“灌城”就应该在今日湖坊乡一带。所以，豫章罗氏最早的发源地应该是罗家集一带，即东岗罗氏。至今，韩国罗氏还流传说他们的祖先在“豫章东20里”。

　　(二)

　　“天下罗家无二派”，罗氏后裔无论如何背井离乡漂泊异国他乡，他们永远铭记列祖列宗延续罗氏家谱。他们的心中永远保持着对“根”的思念，永远保持着对“发祥地”“发源地”的崇敬。由此，“豫章罗氏宗祠”成为天下罗氏顶礼膜拜的圣地。祠堂是宗族的象征，古人说“追源溯本，莫重于祠”，“无祠则无宗，无宗则无祖”。古时候，人们认为祠堂是祖宗灵魂的栖息所在。

　　“豫章罗氏宗祠”始建于西汉景帝年间，大约公元前150年。据《豫章罗氏宗祠重修祠志序》记载：“吾罗姓豫章始祖，讳珠、字怀汉公，本诸学问文章，发为功名事业。佐汉高开国，内而治粟，外而太守。继灌侯之后，竟筑城之功。望重奇勋，贤称大隐，藉以家于豫章。厥后，子孙济美，忠孝一门，遂有‘豫章世家’之誉。

　　太尉周亚夫奏以公筑豫章城功绩，奉敕建祠祀之以崇明德。”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尉周亚夫(周勃之子)上奏提议，皇帝准奏降旨，可见由此“豫章罗氏宗祠”地位之高。北宋徽宗赵佶特为“豫章罗氏宗祠”御制诗曰：“罗氏大宗祠，晋唐柏垂丝，始代不迁祖，万古常如斯”。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74年)，“豫章罗氏宗祠”因年久颓废而重建。

　　明代末年，“豫章罗氏宗祠”毁于兵燹战火。

　　自清朝嘉庆十九年至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豫章罗氏宗祠”迁址重建，规模宏伟，蔚成大观。

　　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豫章罗氏宗祠”重修。

　　1931年，罗氏后人集股募捐，“豫章罗氏宗祠”再次重修。

　　民国期间政府所颁“产权证”复印件至今依然存于《罗氏家谱》。由于历史的原因，“豫章罗氏宗祠”早已烟消云散。据《豫章罗氏宗祠产权证》记录，其原址具体方位：东临子固路(民德路口至“福辉大厦”);南临民德路(“南昌市第二按摩医院”及“家常饭酒家”大部;西接“凤凰坡小学”;北即“福辉大厦”围墙)，占地面积约10亩。

　　“豫章罗氏宗祠”是天下罗氏之根，另外还有两处重要的“罗氏宗祠”是罗氏分流的重要见证：“呈坎罗氏宗祠”和“石壁罗氏宗祠”。

　　一、呈坎罗氏宗祠

　　安徽黄山市的呈坎罗氏宗祠，规模宏大，装饰精美，整体上仿照曲阜孔庙等规制，四进四院，轴线对称，是中国祠堂建筑的最杰出的代表，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列为“国家文物保单位”。

　　唐朝末年，呈坎罗氏始祖文昌公、秋隐公为避黄巢之乱，从江西南昌举家逃难。见此地万物中和，风水奇佳，于是定居下来。罗氏兄弟通晓风水理论，把原名“龙溪”改为“呈坎”。整个村落按《易经》：“阴(坎)，阳(呈)，二气统一，天人合一”的八卦风水理论选址布局，依山傍水，形成三街、九十九巷，宛如迷宫。呈坎罗氏家族鼎盛于宋、元、明三个朝代，高官、隐士、富商、诗人、画家、高僧等等，英才辈出，各领风骚。《罗氏族谱》记载，仅在明代在朝为官者就达110多人。朱熹在《罗氏族谱》序中赞曰“以进士发科嗣世家业赫，为歙文献称首”。

　　二、石壁罗氏宗祠

　　客家罗氏始祖罗令纪(688—777年)，系豫章罗珠公第二十五世裔孙。其曾祖父罗万发，于隋开皇年间(580—600年)，由沙县徙居黄连峒。罗令纪协同巫罗俊率众辟地垦荒、开山伐木，致力开发黄连，使黄连于唐乾封二年(667年)建镇，开元十三年(725年)升镇为县，天宝元年(742年)更黄连县为宁化县。

　　宁化尚属初创时期，地广人稀山清水秀，各地罗氏陆续向宁化汇集。例如：唐乾符五年(878年)，豫章珠公第三十二世罗仪真因避黄巢之乱，携子罗景新由南昌西山迁虔州虔化县(今赣州宁都县)，历数十年，又迁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定居。元代战乱，豫章珠公第四十五世罗尚立由虔州迁居福建汀州宁化石壁村谋生。

　　罗令纪是福建宁化的开县功臣，福建宁化是罗氏在南方的播迁中心。后来广东和台湾等地的罗氏全都是来自该地，例如顺德、南海、番禺、河源、程乡(梅县)、兴宁、长乐(五华)、归善(博罗)、龙川等等。《嘉应州志》云：“梅州人民抗元的壮烈，地为之墟。闽之邻粤者，相率迁移来梅，大约以宁化为最多。所有戚友询其先世，皆来自宁化石壁人。”英国传教士肯贝尔早在1912年发表的《客家源流与迁移》一文中也说：“岭东之客家，十有八九皆称其祖先系来自福建汀洲府宁化县石壁村者”。

　　宁化石壁是世界客家人的祖籍地，宁化素有“客家祖地”和“客家摇篮”之称，由此衍播、散居在世界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家后裔有12亿人，其中客属台胞460多万人。豫章罗氏后裔是宁化石壁最早的开拓发展者最重要的群体，由此石壁也是世界客家罗氏总祖地。

　　“石壁罗氏祖祠”原建于后唐同光二年(924年)，传至明代永乐年间迁建于今址，至今已有600余年。“石壁罗氏祖祠”是石碧客家罗氏唯一总祠，也是世界客家罗氏总祠，总祠内设始祖罗令纪纪念堂。

　　(三)

　　祠堂常常会有一个“堂号”，实际上就是家族分流的一个名号。例如：唐朝末年，兵部尚书罗令则，从浙西北桐庐迁往浙东北慈溪。慈溪罗氏敬罗令则为“慈溪罗氏基祖”，其祠堂号称“嘉德堂”。 “嘉德堂”就是慈溪罗氏的名号。列举部分豫章罗氏支脉的“堂号”，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豫章堂、尊尧堂：豫章罗氏的嫡系的堂号。豫章本是罗氏的郡望，由此以郡望为堂号。宋朝时候，豫章人罗从彦是大儒陈颐、程颢的再传弟子。罗从彦谨遵师训，隐居不仕，广传朱熹的理学，著有《尊尧录》。由于罗从彦德高望重影响深远，所以嫡系罗氏亦称为尊尧堂。

　　柏林堂：南昌柏林罗氏的堂号。柏林公，名瑭，字公秀，珠公第十三世后裔，南昌柏林罗氏之基祖。幼居武阳之泗洲，因梦柏而移北林迁居，广种柏树於所居之左右。不数年，柏渐成林，于是改北为柏。罗瑭曾和许逊一道治水，享誉四方。于是其后裔堂号“柏林”。

　　明德堂：大埔豫章罗氏的堂号，是客家罗姓的一支。据清嘉庆六年(1801年)罗氏总祠“明德堂”会簿载：“吾族自豫章衍派迨宋季由闽人粤、散往四方，各世其家，各宗其祖，虽同出一源，无以联之……”。其后遂有兴建大埔罗氏总祠“明德堂”之举。据载，在该祠陈役主位的计有一十八个宗支。

　　贻谷堂：浙江上虞罗氏的堂号。《上虞罗氏谱》称“始迁祖”是南宋的罗元。罗元，行元一，字元善。由慈邑罗江迁居上虞三都永丰乡，是为迁虞始祖，开“贻谷”之名。

　　忠直堂：江西吉水竹溪罗氏的堂号。罗复仁(1306-1381)，明代著名廉吏，曾任弘文馆学士，与刘基同列。明太祖朱元璋为罗复仁题诗：“性虽粗率，忠直可喜。赐此布衣，放归田里。”取诗中“忠直”为堂号，以示荣耀。

　　世德堂：广东南海豫章罗氏堂号。元代罗宠为《南海紫洞豫章家谱》作序：“始至宋绍兴间，先世，讳点，居于江西，生子讳明，生孙，讳周易，咸失纪录，及曾孙讳裔，然后迁居于保昌珠玑里，生子，讳福。至孙，讳佑，又迁居于南海梓桐乡，实为保昌祖裔之孙也，是故有可考者，因以为始焉。生子讳芳誉，至元，祖兵，诗书第宅，几为之危。幸而成立，断简残篇，掇拾于灰烬，得存其一二，亦我豫章氏一脉之未绝也。”

　　罗宠，字承恩，号念公，南海紫洞罗氏第九代子孙。元朝英宗皇帝召他到京城，授以司务部高官。然而罗宠执意辞让，英宗皇帝只得准其还家，并赐手书“世德堂”作为罗氏宗祠牌匾。由此，“世德堂”成为堂号。

　　义恩堂：福建沙县罗氏堂号。据《沙县罗氏宗族谱牒》记载，其肇迁始祖为江西南昌柏林里人，可惜名讳已失，只知唐元和十五年(820)作官于沙县。居“罗巷”，肇启闽沙罗氏一脉。

　　肇光堂：福建省永安市大陶镇美坂(原名“尾坂”)村的罗氏宗祠名称。宗祠原为祭祀洪砂罗姓开基始祖“真辉公”所建。始建于明代，清代重修。所谓“肇光”，即“开始、光大”之意。

　　(四)

　　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以血缘文化这一特殊形式伴随着中华民族的形成、代表着中国民族传统的宗族观念。“血浓于水”，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是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全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今天，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依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和推动作用。

　　目前，全国各地都非常重视姓氏文化和祠堂文化的挖掘和利用。例如无锡市已经宣布将修复和恢复一批祠堂建筑，邹公祠、李忠定公祠、华孝子祠、张中丞庙、至徳祠(泰伯殿)、过马郡祠等。

　　中华民族(包括海外华人及汉族后裔)自古以来都有根深蒂固的观念：寻根祭祖，造化桑梓，报效祖国。南昌是天下罗氏的发源地，罗珠公是天下罗氏的始祖。重建“豫章罗氏宗祠”，使之成为天下罗氏寻根祭祖的圣地，对于广泛联系天下罗氏，对于南昌的建设发展，必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这正是笔者撰写短文的根本目的。

爱新觉罗宗谱》共8册，即：星源吉庆、甲册、乙册、丙册、丁册、戊册、己册、庚册。《星源集庆》册为直系皇室册，甲、乙、丙、丁册为宗室册，戊、己、庚册为觉罗册。《爱新觉罗宗谱》原称《玉牒》。清初沿袭明制于顺治九年（1652年）设宗人府，掌皇族属籍，并纂修皇族谱系《玉牒》。清代《玉牒》始修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嗣后每越十年续修一次，至1921年共修28次。清制定显祖（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以下子孙为宗室（黄带子），兴祖（努尔哈赤之曾祖福满）、景祖（努尔哈赤之祖父觉昌安）之子孙为觉罗（红带子）。宗室记入黄册，觉罗记入红册，共为《玉牒》。爱新觉罗氏之宗谱，1909年以后停修三次，最后一次修续的《爱新觉罗氏宗谱》是在1938年出版的，由《爱新觉罗氏宗谱》修谱处根据沈阳故宫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保存的《玉牒》，将直档所记者统行编列横表之内，并改称《玉牒》为《爱新觉罗宗谱》。

新宾境内的爱新觉罗氏祖努尔哈赤的三祖父索长阿后裔均为觉罗，记入己册。索长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三兄，“宁公台”六贝勒之一，居住在“六祖城”之一河咯噶善城。该城址初步认定为新宾永陵镇草苍北沟内的罗家堡子古城址。索长阿共生5子，长子履泰，次子务泰，三子绰奇阿注库，四子龙敦，五子飞龙敦。务泰生6子，长子隆苏，次子威准，三子望喜，四子务巴泰，五子僧额，六子洞峨洛。洞峨洛生5子，长子枯迈，次子龙锡，三子禄赫，四子图兰，五子图禄。龙锡生2子，长子阿哈，次子阿塔。

新宾支爱新觉罗氏始祖为阿塔。阿塔生于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满洲镶蓝旗人。由副理事官历任，康熙七年升山西巡抚，康熙八年降为四品官，康熙二十五年九月授永陵副尉，康熙三十年六月授永陵总尉。康熙五十六年卒，年85岁。生子13，长子德特赫，次子凤库，三子福海，四子缓山，五子留格，六子察馨，七子察库兰，八子特克新，九子尹登，十子察库丹，十一子哲尔恳，十二子巴图，十三子赛必图。阿塔由巡抚降为四品，康熙二十五年授永陵副尉，乃携家带子由京城赴永陵任上，途经新宾上夹河腰站村时，见此地山青水秀，即将家小安置于该村，他另携十二子巴图赴永陵上任。阿塔自京城来关外赴任时，共携来7个儿子，即留格、察馨、尹登、察库丹、哲尔恳、巴图、赛必图。除十二子巴图安置于永陵居住，余6子皆安顿在腰站村。五子留格居住在腰站村街里，六子察馨住前街，九子尹登住胜利村（距腰站2里）北山根底，十子察库丹住西头后街，十一子哲尔恳住村东头，十三子赛必图居后台子。这六支形成了今天腰站村满族爱新觉罗氏的六大支派。

阿塔举家迁回新宾后，即形成了新宾满族爱新觉罗氏宗爱新觉罗氏今天主要居住在上夹河、下营子、永陵、嘉新宾镇等乡镇。

《爱新觉罗宗谱》现藏新宾图书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共7册，缺第一册《星源吉庆》。近年来，肇恒奇、肇毓勇、肇祥祯等肇氏子孙均在续修宗谱。他们曾数次研究出版本支宗谱，肇毓勇已编出初稿，但终因无专人投入，以及经济拮据等原因，而未能实现。

爱新觉罗氏是满族老姓，有悠久历史。这个姓氏源于金代的“交鲁”姓，在金代为小姓。经元、明、清的三四百年间的繁衍，发展为满族重要姓氏。尤觉罗脉系是个庞大的氏族“哈拉”（hala），支脉繁多，分布也很广，分化出众多的子氏族“穆昆哈拉”（mukunhala）。

爱新觉罗氏最初使用的姓氏，据文献记载为佟。明朝人和李氏朝鲜人都留下了许多有关爱新觉罗氏家族的珍贵史料。如茅瑞征说：“奴儿哈赤佟姓，故建州枝部也。”傅国说：“万历戊午夏四月，故龙虎将军建酋佟奴儿哈赤初发难，袭我抚顺关，陷之。”张鼐说：“奴之祖曰佟教场，建州卫左都督佥事也，生佟他失。有二子，日奴儿哈齐，速儿哈齐。”曾经见过努尔哈赤的朝鲜主簿申忠一在万历二十四年从佛阿拉回国后，记努尔哈赤祖父名为“佟交清哈”，还说努尔啥赤自称佟姓。努尔哈赤在其致朝鲜国王的回帖中，也自称为“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在努尔哈赤家族早已改为爱新觉罗氏以后的十八世纪末，朝鲜史家李肯翊还坚持努尔哈赤佟姓之说。因此，可以肯定爱新觉罗氏早期本以“佟”为姓。

努尔啥赤之“佟”姓如何而来？这要从他19岁结婚时说起，他的结发妻子（元妃）是佟佳氏。佟佳氏之父为辽东巨富塔木巴彦，汉译为“佟巴彦”，努尔哈赤入赘佟家，遂随妻姓佟。此外，他为提高自己的地位和身份，提高声誉，也需要强调猛哥帖木儿家族的血统。猛哥帖木儿家族既以佟（童）为姓，那么与努尔哈赤既用“佟”姓又用“觉罗”，这是什么原因呢？“觉罗氏”就是金代的“交鲁氏”。努尔哈赤又以觉罗为姓，根据之一是他表彰功臣时多次赐姓觉罗。其继承人皇太极亦如此。另据乾隆上谕亦有“若我爱新觉罗姓之祭神”之语。据《金史》载， “夹谷曰仝”，仝者，同也，即夹谷汉姓曰仝，同同，同、童、佟三者音同，因此，有的史书译全为童或佟。郑天挺先生说：“朝鲜李朝《太祖实录》书与《龙飞御天歌》时代相若，所据皆当时记录，而一称童猛哥帖木儿，一称夹温猛哥帖木儿，盖一用汉姓，一用对音。”这说得很清楚明了。努尔哈赤一会自称“佟”姓，一会又自称“觉罗”，原来是同一个姓氏。“觉罗”系以居住地而得姓，汉译角落，引申为故里老家之意。后来由于日久年深，氏族繁衍和迁徒，于是形成了人口众多的觉罗氏族。

在努尔哈赤后期，“觉罗”的涵义又发生了变化，即由代表爱新觉罗整个家族而转为特指这个家族的旁系，即疏族——塔克世堂兄弟的后裔。于是，“觉罗”就从姓氏变成了身份地位的代称。姓爱新觉罗的人，就分成了皇家嫡系（直系黄带子〕即宗室和旁系即觉罗（红带子）。自努尔哈赤始，其宗室用爱新觉罗这个姓达300余年。满族使用姓氏有自己独特的习惯，“凡公私文牍，称名不举姓，人则以其名之第一字称之若姓”，因此，在官方文献中极少见到“爱新觉罗”这个字样。

爱新觉罗氏的后裔为什么有取姓为“金”、“肇”等汉姓的呢？有说，“爱新觉罗”汉译为肇姓， “爱新”汉译为肇，因此猛哥帖本儿被追封为“肇祖原皇帝”。肇者，起始者也。又说，“爱新”汉译也为“金”，“爱新觉罗”即“金姓”，清朝皇室贵族和金代统治者出于同一部族。上二说法都是因为没有把握住事物的本质而产生的。其实，早在清朝初年顺治追封肇祖原皇帝之前，早已使用“爱新觉罗”姓氏，这点皇太极加以否认：“然大明帝非宋帝之裔，我又非先金汗之后”。可努尔哈赤为巩固以其为首的女真贵族的统治，强化其家族神圣不可侵犯的独尊地位，在觉罗前面加“爱新”，“以示其异”，从而构成了一个新的姓氏“爱新觉罗”。其余的觉罗氏则于前俱加土“民”字，构成了“民党罗”，其族属众则以地名为氏，以与爱新觉罗氏相区别，于是，爱新觉罗氏即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成了“国姓”。这样， “爱新觉罗”就不应认同为“肇”姓、“金”姓、“金之遗族”等意思，而应是“金子般尊贵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觉罗族”的意思。这也是神女吞朱果诞育努尔哈赤家族这一神话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努尔哈赤反复强调自己的始祖为上天所生（君权神授）的基本依据。

爱新觉罗氏家族按血统亲疏分为宗室与觉罗，“以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系黄带，六祖（其余的）子孙俱称觉罗，系红带，以别之。”另有获罪而未除氏者，系紫带子。爱新觉罗家族在有清一代享有特权，因此，无人愿舍弃其姓氏。直至清亡后，族人则皆冠以汉字单姓，只宗室支，仍姓爱新觉罗，但“宗室与人私生子，则不入属籍，赐姓口觉罗禅，犹言非正支也。”

爱新觉罗姓氏400余年的演变，首先表现在－名字的汉化上，如福临、玄晔、乾隆等名，即已汉化。据史载：乾隆“命取‘永绵奕载’四字为近支宗室命名行派。……道光丁亥，钦定续拟‘溥毓恒启’四字。咸丰丁巳，又钦定续‘焘闿增祺’四字，均见谕旨。”取名已经汉化，但“爱新觉罗”这个姓依然不变。

辛亥革命以后，爱新觉罗氏族成员，除极其个别的，多冠以汉字单姓。起冠汉字姓规律为：一、以满语意思冠以汉字。爱新，汉译为“金子”，即以“金”字为姓，如清末肃亲王善耆之女金璧辉、清高宗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七世孙金启孮。另如金寄水等。二、以名为氏。清末以后，以父祖名字得姓者，有汤、英、祝、荣、永、万、成等。如新宾支迁于黑龙江哈尔滨的几个分支，“溥”字辈的汤武涉之子孙，即以“汤”字为姓至今。汤武涉生有五子，为“毓”字辈，长子汤毓琮，次子汤毓琰，三子汤毓琢，四子汤毓瑁，五子汤毓睁。他们的子女则为汤伟刚、汤洋、汤巍（女）、汤伟红（女）、汤伟玉（女）、汤隽东、汤隽王嬴。汤伟刚之子，即汤武涉之曾孙，为汤灵岳。溥哲后改名为洪哲，其子孙即以“洪”为姓。沈阳的肇凤来（毓字辈）之侄肇恒增，据其父辈名之首字而改肇姓“凤”。恒增同辈亦有用“恒”为姓的。三、以“肇”（或赵）为姓。居于新宾的爱新觉罗氏除上述冠以“汤、洪”等姓氏者外，绝大多数冠以肇姓，乃缘因肇祖猛哥帖木儿。但索长阿一支之后裔则没有冠以“赵”姓。其他地方爱新觉罗氏有冠“赵”姓者，如努尔哈赤第十三子赖穆布之后裔在20世纪40年代改姓肇（或赵）为金，辽宁省北镇县赖公堡一带赖穆布的后裔也以金、赵为姓。美术学家爱新觉罗·溥仙，又名赵师兴。四、将爱新觉罗简化为“罗”，并以之为姓。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即是。五、原姓不变。极少数爱新党罗氏之人仍然使用原姓，如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爱新觉罗·毓（上品下山）等。一些地方的爱新觉罗氏，也有冠以其他姓氏的，但都不忘其爱新觉罗的旧姓。如居于北京等地的爱新觉罗氏冠以金、罗等姓，居于辽阳的冠以海姓，居于沈阳的冠以肇、德、洪、凤、恒、铁、毓、涛等姓，新宾这支除冠以肇姓外，还有冠以依、罗姓的。

爱新觉罗氏字辈问题。《爱新觉罗宗谱》自清肇祖原皇帝猛哥帖木儿以下24代世系，自18世以后改汉字姓“肇”。可在《宗谱》中既没出现“爱新觉罗”这一姓氏，又没出现汉字“肇”姓，这是满洲个氏族修谱的共同特点，即姓、名不连写。爱新觉罗氏字辈是有史可查、有据可证的。近几年来，一些书刊杂志上刊登的爱新觉罗氏的字辈多是不正确的，原因都是以《玉牒摘要》《肇白山世代要则》序中的《肇白山百字派》来作为爱新觉罗氏字辈的。此字辈中只有“胤弘永增祺”是爱新觉罗氏字辈，其余的根本不是爱新觉罗民字辈。

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阁（错字，应该为“闿”）其余的根本不是爱新觉罗字辈。

正确的爱新觉罗氏字辈应为：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这14个字辈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玉牒》上所定的字辈序和字辈数。爱新觉罗氏宗谱从1909年以后停修三次。最后续修的《爱新觉罗氏宗谱》是在1938年出版的，是由爱新觉罗氏宗族修谱处根据沈阳故官光绪三十二年保存的《玉牒》，将直档所记者统行编列横表之内而成，并改《玉牒》为《爱新觉罗宗谱》。1938年修续爱新觉罗氏宗谱的同时，溥仪又添了12个字，即“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至此，爱新觉罗氏字辈为：觉、塔、努、皇、福、玄（这是肇氏宗族自认的字辈首六字）、胤、弘、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闿、增、祺、敬、志、开、瑞、锡、英、源、盛、正、兆、懋、祥。

《爱新觉罗宗谱·己册》世系中所记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三子索长阿的后裔。索长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觉昌安的三兄，为清前宁公台六贝勒之一，住河咯噶善城，此城位于永陵镇后沟罗家堡子后的台地上，距赫图阿拉城9公里，为清前六祖城之一。索长阿有5子，为努尔哈赤的伯、叔。此5子在努尔哈赤起兵“复仇”的过程中，参与了阻止和加害努尔哈赤的活动。史料对绰奇塔和龙敦二人的活动记述，尤为详细。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被明军李成梁部下杀害与古勒城后，年轻的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征讨仇人尼堪外兰，这在爱新觉罗宗族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宗族中五祖子孙在龙敦的煽动下，听信明朝边臣的传言和威胁，“皆归尼堪外兰”，从而极大地削弱了努尔哈赤刚刚兴起的势力。在五祖子孙中，索长阿的第四子龙敦成为宗族中反对努尔哈赤的核心人物。以龙敦力代表的族人千方百计地阻挠瓦解努力哈赤的势力，史料中关于这方面的记载颇多。明“万历十二年初！王祖之子龙敦…¨唆萨木占口：‘尔妹见在我家，汝可与我谋杀噶哈善（努尔哈赤妹夫）’”。萨木占听其言，带领族人遮杀于路。太祖闻之，聚众往寻其尸，兄弟中皆与龙敦同谋，竟无往者。太祖带数人往寻之，族叔尼玛兰城主棱敦止之曰： “族人若不怨汝，焉肯杀汝妹夫，汝且勿往，恐受其害”。当努尔哈赤率部欲攻取兆佳城时，龙敦亦暗中遣人将此密告兆佳城主李岱，致使努尔哈赤劳师往返，一事无成。龙敦又频繁地策划刺杀努尔哈赤，五祖子孙“同誓于庙，欲谋杀太祖”，使努尔哈赤寝卧不安，每“睡到半夜，闻门外有步履声，即起佩刀执弓，将子女藏于僻处，令后故意如厕，太祖紧随，以后之体蔽己身，潜伏于烟突侧。”竟致利用妻子的身体掩护自己，以防族人的刺杀。甚至当他抓到族人派来的刺客，仍惧怕其势力，不敢杀掉，以免族人以此为口实，兴兵问罪，而以窃牛名释之。此时努尔哈赤是何等的艰难。

刺杀努尔哈赤不成，索长阿的第三子绰奇塔又与六祖宝实之子康佳和觉善三人同谋，“纠合哈达国万汗兵，以浑河部兆佳城主李岱为向导，劫掠努尔哈赤所属的瑚济寨而去”。

索长阿的子孙在努尔哈赤创业时，全力地阻止遏制其势力的崛起，在分化宗族势力活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当努尔哈赤建立政权挥师西逆时，其宗族，包括索长阿的子孙们又在其率领下奋力冲杀，为建立清王朝树立了汗马功劳，其后人被赐“红带子”。

满族肇氏，经《宗谱》与史料相互印证，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祖父的兄长德世库的后裔，原为觉罗，后被革退，系紫带子，沿用祖姓觉尔察氏，其家中存有《福陵觉尔察氏谱书》。《福陵觉尔察氏谱书》在谱序及奏折中都有其先世居呼兰哈达山下觉尔察地方的记载，并“因以为氏”。该氏的先世与努尔哈赤所居毗邻，称努尔哈赤为兄。当觉尔察氏的先世在努尔哈赤起兵后因故受到努尔哈赤的处罚，“抽了红带子，降为陈满洲”时，德世库的后代！尚以觉尔察为姓氏。此足证，努尔哈赤宗族此时尚没有以爱新觉罗为姓氏。

对改用汉字“肇”为姓的满族人，《兴京县志》载：“肇氏即爱新觉罗氏”。此记有错。在有清一代，同为六祖之一的德世库和索长阿二人之后裔，前者为觉尔察氏，后者为爱新觉罗氏，非皆为爱新觉罗氏。

综上，清朝发祥地新宾的《爱新觉罗宗谱》，虽远不如爱新觉罗氏宗室《玉牒》完整全面，但它全面书录了索长阿的后裔世系，并佐证了《满洲实录》和《太祖武皇帝实录》中，爱新觉罗氏宗族内部的纷争，揭示了清前努尔哈赤创业的艰难和蹉跎生涯。《爱新觉罗宗谱》和《福陵觉尔察氏谱书》两部民间谱书，无疑是研究清前努尔哈赤家族发展的两部重要文献，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满族社会发展史的民间资料。

清代胶州湾勘界碑

此石碑至今仍完好矗立在河套街道潮海东社区前海路。碑上面大体的内容就是潮海东徐氏家族海疆范围。潮海分为潮海东和潮海西，潮海东几乎全姓徐，潮海西几乎全姓陈。徐氏族人于明朝先来此地建立潮海，而后划分海疆。

根据碑文记载，徐氏海疆的范围：南至铁骑山女姑口（现流亭街道西山），西至打碾石（不知道在哪里，社区老人也无从知晓），北至土茔子（现位于青岛出口加工区内，为战争年代狼烟点燃地，已经不复存在），东至尚家沟小石滩（尚家沟存在，但是小石滩在哪里无从知晓）。

乾隆壬辰年（1772年），时宰相刘罗锅刘墉在山角村（今河套街道山角社区）刘氏族的请愿下（传刘墉与山角村刘氏为同族），亲自主持时胶州湾北岸几个村重新划分海疆，结束徐氏独享海疆的历史。

古烽火台遗址

古时，大沽河、胶莱河、桃源河等河流汇流入海之地称为“汇海口”，地处汇海口东侧的河套一带称“汇海社”，“河套村”因坐落在两条沙河之间而得名。河套地域海岸线曲折，古为海防重地。明初，为抗击倭寇，在此建四处烽火台，并派兵驻防。

据罗家营村罗氏家谱记载，明洪武二年（1369年），罗氏祖从云南安阳县迁来建村。因村西南有一座烽火台（俗称“烟台”“大茔子”），又因地处即墨县最西南部，故村名称“西南茔子”，后以姓冠名“罗家营”,距今已600多年。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汇海口设千总一员，统兵驻守海防。

鸦片战争后，由于国力衰弱，烽火台无兵驻守，于清末坍塌。“文革”时期又有三座烽火台被铲为耕地，今仅有一处遗址尚存。

“港（当地方言念jiang）门口”的兴衰

1938年，11月日本侵略军加修沿海公路，并在潮海村西港门口建据点一处。港门口，对于整个河套街道上了年纪的人再熟悉不过。它位于潮海西社区西侧，今将军花园所在地。很难想象，这里在一百多年前还是渔船往来的港口码头，沧海桑田，这里由于泥沙淤积，距离海岸已经有2公里的距离。

蝴蝶山

蝴蝶山，亦为一个旧地名。早些年间，今潮海西社区西侧有渔船往来避风的“港（方言念jiang）门口”。港门口东岸为潮海，北岸为孙哥庄旧村，西岸为罗家营，当乘船于海上望罗家营、潮海、孙哥庄三个村子，宛如一只蝴蝶，潮海与罗家营为蝴蝶两翼，孙哥庄旧村位于蝴蝶身子，因此，渔民间有流传“守着蝴蝶山，入了港门口，天风不翻”，这也说明了港门口为天然避风良港。如今，海水退去，只留下一段记忆。

大涧石门山奇景

域内大涧村西北靠近桃源河处有一山缝，深邃莫测。山缝两侧为陡峭光滑的耸立崖壁，酷似一座“石门”。因石门地处大涧村地界，故称“大涧石门山”。石门附近，怪石嶙峋，形状各异，人们按其形状称为“石牛”“石马”等。从石门山北部胶州一带的村庄向南遥望石门山，只见石门高耸，山势巍峨。每当要下雨时，便有云雾从石门洞中飘出。农谚有“石门山生云，必有雨来临”之说。

民间传说石门洞中住着神仙李灵仙，那儿也有天地人间，风调雨顺，树木葱茏，鸟语花香。人们男耕女织，相亲相爱，到处是欢声笑语，没有邪恶争斗。洞外贫苦百姓还能时常得到洞中仙人的接济。石门的右前方有一像“牛”的巨石，兀立于桃源河岸边。传说此石是神仙所饲黄牛，夜入庄稼地，因贪吃至日出不归，被农民断喝一声，受惊后卧地化为“石牛”。流传在河套一带大涧石门山洞的故事与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述大同小异。当地人认为陶渊明所记“桃花源”就在大涧石门山洞里。因为石门山洞前清澈潺潺的小河也名“桃源河”。

一村两区的岁月

罗家营村，旧称西南茔。德占青岛时期，强租胶州湾。其中一块租借碑将罗家营的西南半村划进了租借地中，由此形成了一个村因一条路分为不同归属管辖，于是便有了罗家营子和南茔子两个部分，直到解放后，南茔子部分才由胶州营海划回。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

一般认为，经历元末动乱与永乐扫北，山东人口殆尽，由此，明朝开始了山西以及云南移民填山东。在河套街道，葬礼有一个独特的习俗，就是孝子朝西南方向为父母“指路”。为什么朝西南方向，因为，河套街道乃至整个青岛市的村庄多数由明代云南移民而来，朝西南方向指路，为的就是将魂魄送回西南老家。然而，河套街道所有的姓氏都是从云南而来的吗？当然不是。

从云南移民而来的姓氏以罗家营社区罗姓，潮海东社区徐姓等为代表，而潮海西社区陈姓是从四川因职务调整移民山东，山角社区刘姓从安徽而来，更有甚者，传上疃社区的王姓是躲过“永乐扫北”而幸存的“土著”。因此，朝西南方向“指路”，只是约定俗成的一种风俗，但河套街道的姓氏来自五湖四海。

春秋代序，中华崛起，任氏家族更是兴旺发达。山水有源，落叶归根，“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上有祖宗，下有后人，血肉联情，承前启后，任氏家族的每一位成员在自己的大家庭中都拥有自己的位置 。

清代康熙年间，先祖任科夫妇携家自山东登州莱阳大槐树底下辗转迁居承德湾子村，后代又分支居住于槽碾沟村，后沟村，柴河窄道沟村。历时三百余载，族传十四代，先祖为后世设定家族承传字辈，以中间字为序，分别为自、绍、焕、国、先、作、受、万、久、长十代，迁居承德后又排出延、兆、文、书、显、克、井、治、家、昌十辈。并修族谱，立家规，以传后人。

族谱图表上书有一副对联：以清白贻子孙何必矜夸阀阅，唯诗书绵世泽尚祈勿坠萁裘。在这里，先祖勉励子孙要以清白忠厚为本，不能颓废堕落，以诗书孝悌为先，不可骄奢*逸。

适逢盛世，为缅怀先辈，传承优良家风，培养家族美德，发扬家国情怀，先有任长珍细化分支，重整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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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旧派，从珠公43世<盛>字辈起

盛应实用君，成彦伯公叔；以之懋宪光，秉兴克允福。

亨运会时来，贤嗣序昭穆；富有本日新，德业世常录。

2、新派：

忠孝传鸿烈，芳名震豫章；历朝荣显位，奕代佐元良。

理学垂声久，英才毓瑞长；宗支同绍述，焕发衍嘉祥。

豫章罗氏，是发源江西省南昌市的一个江右民系家族。豫章罗氏始祖是西汉时期的大将罗珠。

《江西通志》载：“罗珠汉高祖时跟随灌婴，平定豫章，有功德于民”。罗珠公，字怀汉，仕汉惠帝，先为“治粟内史”，后改为“大农令”，故世称为“大农公”，罗珠与灌婴平定了九江郡。汉景帝时，在南昌一带置豫章郡，建筑城堡，并环城广种豫章树（樟树），其后世子孙遂被称为豫章罗氏。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曲家，是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一生著作颇罗贯中像丰，主要作品有：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小说《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和施耐庵合著的《水浒传》，代表作《三国演义》等。罗贯中，元末明初生于山西太原祁。元代中期，由于灭宋战争的创伤逐渐平息，社会的经济、文化重心也开始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南宋的故都杭州不仅成为人口云集、商业发达的繁华城市，也成为戏剧演出和「说话」艺术发展的重要中心。因此，不少北方的知识分子。

罗贯中生于元末明初的封建王朝时代。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正史不可能为他写经作传。惟一可看到的是一位明代无名氏编著的一本小册子《录鬼簿续编》，上写：“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罗贯中的传世之作《三国演义》中，体现出罗贯中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他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如果没有超人的智慧，丰富的实践，执著的追求，何以能成为这般全才？他主张国家统一，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我们看到了罗贯中依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他动情地写道：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他根据自己看法，将历史艺术化，写成了《三国演义》。

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过五关斩六将”、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四百多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

《三国演义》是古代历史小说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它广泛流传，魅力无穷，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人民生活中都有着难以估量的深影响。

《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与《三国志》中的人物真实性格也是有很大差距的。现举几个人物说明。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沈从文是本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学历高小，行伍出身，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时间证明，他许多作品今天依然显出极强的生命力。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著名小说家、散文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以《边城》等作品享誉文坛，蜚声海外。

沈从文生于湖南凤凰一个旧军官家庭，后因家境转入困顿，刚刚小学毕业、年龄还不满十五岁时，即厕身行伍，到人世间去“学习生存”。其后数年间，他随当地军阀部队辗转于湘、川、黔边境及沅水流域各地。

三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创作的同时，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并以其在文坛的广泛影响，被视为“京派”作家年轻一代的领袖。一九四九年以后，由于“历史的误会”，改行从事古代文物研究，并先后出版《明锦》（与人合作）、《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等古代文物图案集及学术论文集。一九六四年，受周恩来之嘱，着手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候选人。

沈从文1988年5月，因心脏病突发，在其北京寓所逝世。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拨款进行了整修。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的作品中最能表现人性美的一部。这部小说通过对湘西儿女翠翠和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的描述，反映出湘西人民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惨痛事实。翠翠是如此，翠翠的母亲也是如此，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沈从文通过《边城》这部爱情悲剧，揭示了人物命运的神秘，赞美了边民淳良的心灵。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对田园牧歌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这种宁静的生活若和当时动荡的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滚滚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本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川湘交界的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

《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纯纯情爱、祖孙之间的真挚亲爱、邻里之间的善良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作者想要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翠翠与傩送这对互相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海誓山盟、卿卿我我，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惊世骇俗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金钱和权势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自然的男女之情，这种情感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清新而健康。作者不仅对两个年轻人对待“爱”的方式给予热切的赞扬，而且也热情地讴歌了他们所体现出的湘西人民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发表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沈从文先生一生写下很多部小说和散文集，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之中，《边城》则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边城》奠定了沈从文先生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1999年6月，《亚洲周刊》推出了“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对20世纪全世界范围内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遴选出前100部作品。

参与这一排行榜投票的均是海内外著名的学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晓明等。在这一排行榜中，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位列第一，沈从文的小说《边城》名列第二。但如果以单篇小说计，《边城》则属第一。《边城》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