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特产

温州特产小吃：长人馄饨、矮人松糕、白蛇烧饼、县前头汤圆、陡门头灯盏糕、胶冻、凤尾鱼（子鳍）、乌牛早茶叶、无核柿、永嘉竹笋、瓯柑。

温州特产其他：瓯绣、瓯塑、黄杨木雕、彩石镶嵌

[三杯香] 泰顺名茶，采摘于清明前后，因冲泡三次后仍有余香而成名．该炒青绿茶外形条索细紧有苗锋，色泽翠绿油润，芽毫藏隐，泡开之后呈一芽两叶叶形。

[大荆红花芋] 乐清大荆镇利用山地和梯田，大种红花芋。它个大而均匀，去皮后呈粉红色，艳如花蕾，肉嫩味香，为芋中的上品。1994年初有40万公斤陆续运销日本。

[大黄鱼] 又叫黄花鱼，为暖温性集群回游鱼类。洞头渔场盛产大黄鱼。渔讯期3月至6月，以5、6月为盛。大黄鱼蛋白质、脂肪丰富，无机盐及维生素含量高，鲜食味美，晒制成鱼鲞，则可保持较长时日。肝可制鱼肝油，鳞可制芡鳞胶、咖啡碱。

[上吴枇杷] “浙南五月碧苍苍，蚕老枇杷黄”。浙南有名的批杷生产基地——永嘉县六龙乡上吴村，有枇杷树46,67多公顷，10多个品种。种植最多的“大红袍”、“青碧”，都是枇杷中的珍品，皮薄色黄，果晶柔软，味甜如蜜，食之满口生津。还有“红毛丫头”，红红果子，大如鸡蛋，25～26颗便有1公斤重。80年代全市枇杷的种植面积已发展到266．67余公顷。

[马站四季柚] 历史上有“仙家名果”之称。又名苍南四季柚。据马站魁里乡下魁村《周氏家谱》记载：周大川(1698—1780)曾任四川省千总，带回四川柚苗种植，后经农民繁殖选育而成四季柚。四季柚以一年能多次开花结果而得名，以第一第二次花所结果实最好。果实卵圆形，单果重075—125公斤，果皮较薄，肉质脆嫩，汁多无渣，甜酸适口，品质上乘。果肉白色居多，也有挑红色的。果耐贮藏。果树喜温湿气候和黄红壤，唯马站气候土壤适宜。

[乐清湾缢蛏] 乐清湾，为我国缢蛏(俗称蛏子)三大产地之一。蛏味很鲜，为沿海居民所喜食。除鲜食外，也有加工为蛏干和蛏油。乐清每年围塘整涂，规模较大。整涂培苗与海区自然涂附苗比较，亩产要提高10至20倍。

[永嘉田鱼] 学名田鲤。养殖于水稻田，形似鲤鱼。永嘉稻田养鱼已有数千年中历史，至今相沿。该鱼适应性广，繁殖力强，成活率高，生长迅速，当年鱼苗最大的达0．5公斤。全县养殖面积5666．67公顷，年产量达80余万公斤。肉质肥嫩，少骨刺，味鲜美，营养丰富，兼有利尿、消肿的药用价值。田鱼多姿多采，也是理想的观赏鱼类，人们誉之“体像鲤鱼，味赛鲫鱼，色如金鱼”。市区菜市场有售，还远销国外。

[永嘉早香柚] 永嘉中部山区岩头、花坦，碧连等地，有百亩以上的早香柚荃地8个，其中花坦乡巽坑村荃地达400亩。永嘉早香柚原产碧莲，9月下旬成熟，属我国特早柚类品种。平均亩产1500公斤。肉质脆嫩，果汁多，甜酸适口，1993年在泰国曼谷国际农产品评比中获银质奖，1994年又在全国第三次柚类评比中获金杯奖。

[龟脚] 学名石砌，长5—8厘米，因形似乌龟之足而得名。龟脚分布于海浪冲击的崖礁缝中，瑞安北麂、北龙、大峙等海岛有产．其肉淡红色，肥而细嫩，味极鲜美。因渔民要攀登海岛悬崖找寻、挖采，十分艰险，所获不多，故更显名贵。

[沙岗粉干] 永嘉枫林镇西北的新坊、镬炉、兆潭、东岸庄、徐家湾等村庄统称沙岗．这里农户向来以制作粉干为副业。粉干为民间主要副食品。其制法是：米粉加水蒸成半熟，捣成块状，再压成细条，扎制成贴，晒干即成。沙岗粉干细如纱线，洁白软韧，快熟难断，耐煮汤清，是温州地区最优质粉干之一。

[瓯江子鲚] 子鲚，瓯江特产，上市时节满腹是子，故名。学名叫凤尾鱼，也叫凤鲚，系因尾部有分叉、细长而尖、形如风尾而得名。它从立夏、小满开始，洄游人瓯江中游咸淡水汇合之处产卵繁殖，一直到夏至、小暑，捕获期约两个月。此鱼高蛋白、高脂肪，肉质细嫩、鲜美，久负盛名。食法有红烧、油炸或加工成鱼干。尤以油炸鲚为夏日筵席上的时鲜佳晶。

[瓯柑] 温州栽培柑桔，已有千余年历史。瓯柑早在唐代便列为贡品。今有柑桔种植面积近1．333万公顷，优良品种有“茶山温州”、‘梧埏温州”等，还培育出无籽瓯柑。瓯柑肉质鲜嫩无渣，香甜略带苦味，夏日食瓯柑犹如玉液琼浆，沁人心脾。瓯柑还能去胃中瘕热，利水谷，止呕咳，生津止渴，久食能通筋络，开肠胃。储藏得法、春后不溃的瓯柑，还有清心消暑、去邪祛毒、降血压等作用。矿山、井下、炉前接触煤气烟毒硅尘的工人最宜吃瓯柑。

[金星草] 又名雁荡铁皮石斛，为当地特有的兰科植物。生长于峭壁和峰柱裂缝处，高约50厘米，竹鞭状，条叶鲜丽。其根枝清热解毒，疏肝化郁、并能治神经衰弱、精神分裂症、热症抽搐、心悸、记忆力减退等多种疾病。

[黄腹角雉] 我国特产珍禽，属国家一级保护鸟，产于泰顺县乌岩岭自然保护区。体型略大于家鸡，羽毛鲜丽。尤其是雄鸟，头顶有一簇由黑色和棕红色羽毛组成的羽冠，头两侧有一对钴蓝色的角状突，腹部纯淡**，背面黑底缀以许多米**的圆斑和棕红色的块块，颗颗小白点散布其间，显得格外柔和、匀称。更为别致的是，它胸前挂着一块从喉部垂下的肉质裙，肉裙中央鲜红，外缘镶以蓝色的条纹图案。文成石蝉林场也曾发现黄腹角雉，被专家们确认为新分布。

[菊花鸡] 温州特产细毛乌骨鸡，味美，药用价值高，因周身羽毛向上卷曲似菊花，故名。其特点是：躯干部似圆球，全身羽毛洁白无瑕，羽枝如丝，顶上毛冠大而圆，中间附生半球形软顶骨，耳垂呈翡翠色，额前肉冠形似胡桃，连同颔下肉垂呈蓝紫色，腿羽扩张如帚，五趾羽毛宛如两把雪白的小扇子，婆娑而行，别具风趣。

[温郁金] 因产在温州而命名，为姜科多年生草本植物，根末端膨大成纺锤形块根，稍扁，肥满，外皮细皱，表面淡**，断面有光泽。加工成药，味苦、辛甘、性寒，具有和血散瘀、行气解郁的功效，治胸肋脘腹疼痛、痛经等症，瑞安市马屿、陶山各乡镇，为全国三大郁金产地之一，产品出口印尼等国。

[楠溪江香鱼] 瓯江八珍之一。生息分布在大小楠溪，上至巽宅，溪口，下至沙头，尤以大楠溪产最佳。年产约50吨。楠溪江香鱼头小吻尖，尾分叉，身上细圆鳞发光。除腹部为银白色外，全身呈淡**。一条100—150克重，体长为15严20厘米。肉味鲜美，素有“淡水鱼之王”美称，清炖、白烧、熏焙咸宜。

[檀香橄榄] 又名青果，温州橄榄均属白橄榄，分布在飞云江南岸。种植历史已逾百年。平阳塘川檀香橄榄，脆嫩少渣，味清甜，含旃檀香，回味持久。种植面积133。33公顷，年产10万公斤。瑞安董夏村是橄榄专业村，年产橄榄4万公斤，主要有长榄和檀香揽两种，品种多，以老香、丁香榄最佳，是鲜食和加工兼用优良品种。

　　一、孔家“衍圣公”，这可不是各朝各代内世袭罔替所说的，而是各个朝代一脉相续，源源不断的。

　　“衍圣公”，是孔子嫡派后裔的世袭封号，开始于西汉元始元年，当时平帝为了张扬礼教，封孔子后裔为褒侯。之后的千年时间里，封号屡经变化，到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改封为衍圣公，后代一直沿袭这个封号。而到了公元1935年，民国政府取消“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生于1920年的孔德成先生，便成为末代衍圣公，首任祭祀官。2008年，伴随着孔德成先生的去世，“衍圣公”才划上了句号。http://baikebaiducom/view/57332htm

　　二、康熙皇帝里的衍圣公的姥姥

　　后唐五代之时，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孔家家道日渐败落。第四十二代公爷孔光嗣，望五十之年才得了个儿子，起名叫孔仁玉。三千亩地一棵谷，就这么一根苗苗，怕在府里养不活，便叫奶妈张氏抱回家去抚养。

　　当时有个洒扫户叫刘末，因进府当差，改名儿孔末。老公爷瞧着他勤谨老实，就把府库、名器、财帛和族里六十宗户、本支孔家的家谱都交给了他掌管。开初人们也不当回事——谁想这孔末见世道乱了，就趁机先盗了府库的银子，又私改了祖宗家谱。日子长久了，竞说他原来就姓孔，也是圣人的血脉。

　　乾化三年中秋节，孔光嗣设酒筵请全家伙计吃酒。二更以后，孔末竟勒死了孔光嗣。召集全府宣布：老公爷已经归天，遗令孔末接印。并称孔仁玉是外人的私生子，接不得孔氏香烟，必须马上斩除。满府的人早被他用钱买通了，一群打手嗷嗷叫着，灯笼火把，刀枪棍棒，直往张家奔来。

　　张姥姥一家人喜度中秋，正要休息，听见涨大水似地的喊杀声，孔未提着雪亮的大刀，带着几十个人闯进来，立逼姥姥交出孔仁玉来，如不答应，便满门杀绝！

　　张姥姥将自己的幼儿狗子与孔仁玉调换，但狗儿又惊又怕。抱着姥姥脖子死不撒手，哭着叫：‘娘，我怕……’姥姥拍拍狗儿，把炕上的糖果月饼都塞到孩子怀里：‘儿啊，不怕，不怕，一会儿就……好了！’

　　孔末认为狗子就是孔仁玉，将狗子当场杀死。

　　为了避祸，张姥姥全家出走，在石门一带深山里住了十几年。姥姥日夜里纺线。织布、给人家帮工绣花，洗衣服缝穷，攒的钱一点点都拿出来供这孔仁玉读书。到了后唐明宗年间，孔仁玉进京赶考，金榜高中。朝廷授他官职，并接姥姥进京。这时，张姥姥向他说出实情。

　　孔仁玉听完血泪史，连夜赶回京城，将悲惨身世奏报皇上。皇上龙颜大怒，发兵来曲阜拿了孔末，碎剐在京城。孔圣人断了宗的世家，这才叫仁玉接了，这就是孔家第四十三代“中兴祖”

　　孔仁玉当了孔府的衍圣公之后，不忘奶妈舍子救主和养育教诲之恩，奏请皇上恩准，奉张家为孔府的世代恩亲。“姥姥”成为世袭官称，传给张家的长房儿媳妇。七百年来，孔府和张家辈辈有亲。每一代衍圣公接印，都要恭恭敬敬地送上一支龙头竹节拐杖，如今已传了二十代了。这拐杖，即使衍圣公爷有错，都可以打压，孔府上下人等更不在话下。　

　　当然，这个是二月河的小说里的故事，应该是民间传说，再加上小说家的改编了。

　　三、北宋天波杨府、呼延

　　先吃饭，饭后再接着说。

世界最长家谱，涵盖孔子家族整个传承史的《孔子世家谱》以其延时之长、族系之明，纂辑之广、核查之实，体例之备、保存之全，2005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最长家谱”。

孔氏全族之正式有谱，始于宋朝元丰甲子年间(公元1089年)，迄今已历九百余年。在此以前也有族谱，不过只收长支，不及旁系。自康熙甲子年后规定：每逢甲子大修一次，每逢甲午小修一次。所谓小修，即将三十年内孔裔的生死变迁分别填造成册作为大修的底册，亦即为大修做准备。清代康熙、乾隆甲子年(即公元1684、1744年)都曾大修。自此以后，孔氏族谱命名为《孔子世家谱》。它最后一次大修是民国十七年，在曲阜孔府组成了以七十六代衍圣公孔德成任总裁的修谱筹备处，着手全国孔氏家族的合修家谱工作，历时七年，完成了现存的从孔子至七十六代近两千五百年的108卷家谱档案。家族谱是古代谱牒的一种，它记述了家族始祖源起，受姓情况，对于研究家族，特别是人物、礼俗等均有重要意义。如《孔子世家谱》中的孔子年谱、孔子姓源考等对于研究孔子的学术思想和生平事迹就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孔子世家谱》共分为四集。一集，以孔子为卷一，以孔仁玉(孔氏中兴祖)为卷二，孔氏六十户则自大宗次第为60卷，每户一卷(有的一卷又分几册)，共为62卷；二集则自孔仁玉以后流寓共为34卷，列入除六十户中兴祖流寓的孔裔；三集则自孔仁玉以前流寓共为十卷，每卷人数多少不等，列入中兴祖以前流裔的孔裔；四集则自上代失考者共为二卷，总共108卷。据《孔子世家谱》记载，孔子身后，单传者七代，自第八代起才逐渐繁衍，至第九代始有兄弟三人，传至第四十一代孔光嗣被孔末害死，篡位袭爵。十八年后，孔光嗣之子孔仁玉上书后唐明宗，孔末因而被诛，孔仁玉得以中兴孔族，后世尊之为中兴祖。孔末后裔从此被称为“伪孔”，不得入谱。北宋末年，第四十七代孔端友于高宗建炎三年，随康王南渡，定居浙江衢州，谓之南宗。其弟孔端操留守林庙，金命权袭封衍圣公，谓之北宗。实际上南宗才是孔子的长支后裔，但后来南宗未再北返。然派分南北流，其间也曾有南宗、北宗为正宗地位之争，直到明代弘治年间才由皇帝决定承认北宗为正宗。故合散为聚汇为一谱。

孔氏中兴祖孔仁玉的后裔原分为二十派，传到第五十五代时(明代洪武年间)，因子孙繁衍日多，散居各地，于是合此二十派的各支派分为六十户，迄今已有六百余年。其中原来的长支为大宗户，属孔族内嫡系后裔。其余各支为小宗户，后者各有其名，如临沂户、孟村户、道沟户等。从此以后，由历代皇帝先后钦定了按照行辈取名用字的序，从“希”字起孔家姓名为三字，中间字相同，其后一代一字，十分明确。先后字辈次序为：希言公彦承弘闻贞尚胤兴毓传继广昭宪庆凡祥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其他姓氏也有行辈用字，但唯有孔、孟、颜、曾四姓用字相同，全国一律，不得含混，而唯有孔姓尤为严格，孔子后裔如不用此取名，不经更改，则不得入谱。所以，凡属孔姓，只要用行辈取名，一看便知是孔子的第几代子孙。这些孔裔与孔子的血缘关系应是一样的，只是由于以长子长孙做为主干的中心，其他支派才产生了相对的远近。

又据《孔子世家谱》记载，现在的孔子嫡系近支，指的是曲阜十二府内的孔裔，俗称“府门头的”，在这些府里，衍圣公是长房长子长孙，称为大宗。其他各府当然也有各自的长房长子长孙，称为小宗，也是该府的承袭人。如孔德成就属大宗户内第七十六代的大宗。大宗户与大宗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衍圣公府是六十户之首的大宗户。衍圣公是整个孔族的大宗，大宗有领导管辖本族的责任，即《礼记》所谓的收族除了上述的宗法组织外，他们收族的重要法门是修宗谱。通过修宗谱，达到“收宗合族”和“详老系、联疏亲、厚伦谊、严昌紊、序昭穆、备遗忘”的目的。另外，按照宗法制度，修孔子家谱时，有六种人不准入谱，即义子、赘婿、再醮带来之子，流入僧道者，干犯、流入下贱者。

孔氏每次修谱时，为使谱系完整严格并能按时完成，制定了一整套规章制度和一系列组织机构。首先在修谱前下发条规，以公元1774年修谱为例，就有34条之多；除了条规，孔氏家族还以衍圣公府的名义颁布修谱凡例、榜示、告示、祝文、誓词等；修谱时要“开馆”、“祭祖”、分发格册，严防冒认。为使重修的家谱不出差错，在收回旧谱上一份不漏，如旧谱损坏或丢失，都必向族长报实禀明叩乞。说明原因。旧谱交回时，都由家庭族长印领。另外在入谱上，还有一系列条规，为入家谱，必须写好呈请，恳准后方可入谱。在入谱上，如出现立嗣争继，冒宗乱真等问题，一律严加查办。修谱时，设立的组织机构有：鉴定监修、提调、编次、掌收、校阅、誉录、暂刊、收发、供应等。

由此可见，《孔子世家谱》所反映出来的孔族世系，既久远又复杂，枝繁叶茂，同出一源，绵延二千五百余年，但又十分细致严密，它给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我们的工作有益的启示，对待所存的历史财富，不能只满足于保存，而要“身在宝山识清宝”。在此，我们把《孔子世家谱》概括地介绍给大家，以期为专家学者和同行们研究我国的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经济史、宗法制度等作出一点应有的贡献

陂下古村四座大门之一的朝天门，气势凛然。组图/记者常立军

说起江西，很多湖南人的话语里会带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然而，这种亲切感似乎只停留在话语体系中，对于江西的历史与现状，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禅宗曾把湖南与江西合称作“江湖”。江西与湖南，这对地理形态上“对称”的“邻居”，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时而竞争，时而合作，关系暧昧而微妙，而历史上的数次移民，也在不断改变着两省的对比平衡，并进一步影响着它们在历史上的命运。

大洋洲的考古发掘，让江西一跃成为青铜器重地。

文天祥墓前的文翁仲。

[时间轴上的移民]

唐宋到明清，江西向湖南的移民就没停过

从江西到湖南的移民潮，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轴，并非只在明朝。

大宋年间，祖上从山东迁到江西庐陵（吉安）的曾氏家族，面临着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生计。山东曾氏后人曾辉四传孙曾孟鲁（武城曾氏42派），出外谋生流浪到湖南茶陵州，将全家从江西睦陂（江西吉安永丰）迁湖南茶陵西阳乡（綦溪）。类似曾氏的这种因为生计问题的自主迁徙，在历史上很常见。

南宋时期，因为战乱，大量北人南迁，本来土地就十分有限的南方开始变得拥挤起来，移民因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的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不过长沙、常德、益阳和浏阳、醴陵等地，却是在洪武年间迁入的人最多，醴陵在洪武年间，从江西迁入的氏族达到146个，而南宋时只有9个。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的最主要的汉族群体。

与曾氏不同，据罗氏族谱记载，罗氏家族迁入湖南的主要时间集中在元末明初，这是第二次两省间迁徙高潮。

元末明初移民的起因，与战后湖南江西两省的经济情况密切相关，并非是江西人对湖南有什么特别的感情，非要跑到湖南去住，而是江西实在已经待不下去了。按照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是江西人口与地矛盾加剧，向湖南的自然转移。

根据人口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人类的繁殖呈几何级数，而人类的生产仅呈算术级数增长，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必定超过生产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就是说，粮食的增长速度，远远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当然，马尔萨斯的观点在现代社会显得有点过时，当今的技术进步也已经进入几何级数增长，但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这条论断几乎可以成为铁律。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导致的粮食不足问题，屡屡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索，危及乃至倾覆王朝统治。

“马太效应”是人口发展的自然规律，越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更多的人往那里聚集，最后的结局，多半是土地不堪重负，粮食供应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官府主导移民，是有先见之明的举措。

今天的江西，常住人口超过4600万，而湖南已有6800万人，数量远超当初的移民地江西，人口的天平经历了一次反转。江西如今的人口比起元末明初的两千多万已经翻番，当时的江西为什么只能容纳这么点人口？其实正是粮食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几千年来，中国的农耕技术一直徘徊不前，作物种类增加缓慢，而最终能够助推人口闯关的番薯、土豆、玉米等高产作物都还没有进入普及，两千万人，已经超过江西有限的土地资源能够养活人口的极限了。

没有足够的粮食，再说什么“存天理，灭人欲”都没意义了。

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

明朝的移民，与历朝历代有所区别，它是非战争时期政府主导的移民，历史上的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以及元末农民起义，多是在北方发生战乱情况下，民众被迫南迁。洪武大移民，始于政府主动调控，是一场基于资源与人口严重不协调背景下的战略规划，然而，移民带来的离乡之痛，成为几代人无法忘却的记忆。

牌匾往往反映了一个家族的美好期待。

曾氏祠堂后面的巷子极窄，稍微胖点就有点腾挪不开。

[空间里的移民]

江西与湖南的地理对称性

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两者之间，有一种地理上奇特的“对称性”。

两省北部都有大湖，在湖南是洞庭湖，在江西是鄱阳湖，它们包揽了中国淡水湖面积的前两名。从地貌上看，湖南是三面环山,朝北敞口的凹形盆地，江西为东西南部三面环山,中部丘陵起伏，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两省不仅纬度相同，地貌也出奇地类似。不太相同的地方是，江西北部临近长江与鄱阳湖的位置有庐山，一峰突起，而湖南同样位置的岳阳则没有这样的高山。

湖南简称“湘”，江西简称“赣”，都是以省内主要河流命名。河流及其形成的流域，是人类得以繁衍生息的生命线。在湖南，洞庭湖水系汇集了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在江西，鄱阳湖水系收纳了赣江、抚河、信江、饶河、修水五大河流，且两省大湖都在北部，主要河流赣江与湘江都是由南向北流淌，两省的经济中心都在水系最大的河流流域之中，两省地理格局何其相似。

盆地和河谷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主要选择地，江西有著名的吉泰盆地、赣州盆地。从赣江流域迁徙而来的江西移民，主要迁徙方向依然是河谷和盆地，只不过这次河流换成了湘江及其支流，湘江所经过的盆地，有衡阳盆地、长沙盆地、湘潭盆地，支流有浏阳盆地，这些盆地，成为江西移民的主要落脚点。而规模庞大、土地丰富的大湖平原更是农耕民族向往的理想国，历史上的鄱阳湖平原向湖南的移民，多移向洞庭湖平原区域，这也是一种对于过去生产生活习惯的延续吧。

地理上的相似性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适应性。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的环境，这几乎是一场完美的“生活复刻”。

两个空间之间，是横亘于湘赣边境的幕阜山脉与罗霄山脉，湘东和赣西之间虽然有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等高山阻隔，山间谷地却有四条天然孔道，南昌—平江，瑞州（高安）—浏阳，庐陵（吉安）—攸县，袁州（宜春）—醴陵，从南宋到清朝，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孔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这些迁入迁出地之间，在地理也呈现出一种“对称性”

尽管有如此多的对称性，江西与湖南在地理上依然存着明显差异感，最明显的应为气候，虽然是同一纬度，因为地貌上的细节差异，气候因此也变得不同。江西北部在湖北有大别山脉，可以阻挡寒潮，江西南部靠近广东的南岭山脉，地势相对较低，暖湿气流更易进入，湖南则恰好相反，北部无高山，寒流侵袭可直入，南部南岭山脉群峰高耸，寒流阻滞不前，暖湿气流难以进入，因此，江西气候整体要比湖南温和，赣南地区甚至可以种植热带水果，而湖南南部，则很难见到热带作物。寒流来时，湖南遭受灾害则更为严重。

从江西到湖南，从一个流域到另一个流域，也许不变的是传统中国人对人居地理的理性选择。

白鹭洲书院，文天祥的雕像默立于前。

科举，是古代江西人引以为荣的家族大事。

书院的景贤祠里挤满了理学大师的雕像。

[标本化的移民]

吉安为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

很多湖南人都说自己从庐陵来，庐陵是哪里？其实就是现在的吉安，西汉时属豫章郡。

湘东一带乃至湘中，有大量的族谱记载本氏族迁自江西庐陵，即使排除掉少量伪造附会的，吉安也足以成为一个可以确信的移民迁出地。吉安也是山东曾氏王莽之乱后落脚的地方，这里有数座曾氏宗祠。我们驱车来到吉安县一个叫三山岗村的地方，这里不仅有曾氏、罗氏两家的宗祠，还有两家的合祠“萃合堂”，曾罗两姓在此繁衍、联姻，已成世代之好。祠堂前的空地上，树立着两块碑，记载着族人引以为傲的科举荣耀。曾罗两氏，历来重视文化传承，祠堂旁的啸岗书院即为族人所建。

据住在祠堂旁老宅里的曾氏后人曾宪中所述，他们自山东迁来后，最早的落脚地在永丰，然后开枝散叶才到了这里，其间迁往湖南的分支，也不在少数，曾国藩的那一支，就是从永丰迁出。这一点，也在《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中得到证实。

作为曾经的名门望族，曾氏族谱的可靠度要高于其他普通姓氏，吉安可以确定为部分湖南人的重要迁入地。江西浓厚的宗族文化在移民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迁徙的过程中，正是因为宗族凝聚的作用，没有造成整体的离散，族人的文化传统因此得以保留延续，这一点，于曾氏一族尤为明显。

湖南罗氏家中多供奉豫章堂堂号，豫章罗氏发源于南昌，吉安的罗姓也基本来自于南昌一带。吉安地区罗氏追溯源流时仅断自唐吉安刺史罗崱，并明确其先祖来自浙江钱塘。后罗崱后裔严遵祖训，亦断自罗崱。但宋代举人罗绋的女婿、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四库全书》中留下《诚斋文集》，并断言：“罗氏，皆豫章别也。其在于晋，君章（注：罗含字君章）以文鸣降；及五季，则有江东公（罗隐号“江东生”），今庐陵之罗，其后也。”明确庐陵（吉安）罗氏是豫章罗氏的一个分支。

如今的吉安，湖南人曾经的故乡，又是怎样的一个地方？

其实吉安离湖南很近，与株洲市南部接壤，中间仅罗霄山脉相隔，一山分水，各自流向不同的江河，由此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流域，分省时按山川形便原则，罗霄山脉就成了天然的省界。

山那边的吉安，很多湖南人曾经的故乡，是一座怎样的城？

我们在吉安，感受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的“清新”，这里的绿化实在是美得让人感到“治愈”，浓密的森林几乎将城市包围，而探访中发现吉安深厚的历史文化，从青铜器时代的辉煌到儒学的昌盛、禅宗广布，吉安名人辈出，文化积淀丰厚且景色宜人，无愧于历史上“江南望郡”的称号，故乡如此之美好，让我们深感宽慰。

陂下古村少有人住，蕨类植物生长茂盛。

古樟树是陂下古村的风水树，在村中备受尊崇。作为古村落中必不可少的组成元素，古树有着荫蔽保佑的象征意义。

[古村落里见“江湖”] 江西更纯粹，湖南更多元

如果有人问，江西与湖南在气质上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回答：江西比湖南更有“古意”。

这种“古意”，以古村、古城、古树、古楼、古墓诸多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在某些场景中，我们甚至会有一种“身在古代”的奇妙体验。

此次，我们选择了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的陂下古村作为探访地。青原区以青原山命名，同样以青原命名的还有著名的禅宗一代宗师青原行思，南宗青原系的开山鼻祖，吉安因此也是禅宗祖庭之地。

进入陂下古村，富水河边路边有成排的古樟树，作为江西常见的风水树种，这些樟树的树龄多在800~900年间，成片的风水树组成了风水林，这体现了古代江西人对人居的理想追求，人们之所以栽种风水林，主要目的就是追求理想的居住或安息场所。理想的地方必须符合“藏风”、“得水”、“乘生气”几个要求，除了形局佳、气场好，还要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而栽种树木就是改善环境的一个极好的办法。江西是森林大省，古树名木随处可见，虽然它们不能用语言为我们讲述历史，却可以通过它们得知近千年来的区域气象变迁。

湖南也有不少古村落，但相比于江西，不仅数量上要少，格局上也有所改变，不再是最初的模样。江西的古村，则近乎完美地保留下了明清时的格局，我们所到的陂下古村，祠堂原有36座，现存25座，古井有18口，牌坊四座，古建数量极为庞大，村子入口处就是著名的敦仁堂，为胡姓宗祠，是江西迄今发现的最大祠堂，祠堂门口是“朝天门”牌坊，气势凛然，它由江西特产红砂岩修筑而成，这种石头有着天然的赭红色，色彩鲜艳却不会显得俗气。

牌坊宝顶上站了一个小人，为“魁星点斗”，也是基于对科举的一种崇拜。

受历史上理学氛围浓厚的熏陶，江西人极重名节，这在古村落中也被充分体现出来，几乎每家每户门头上都有一个字匾，这很像是我们如今在互联网社交软件上的个性签名，它彰显出每户人家对于理想的不同追求。陂下古村的字匾内容非常有趣，胡氏宗祠星聚堂的字匾是“柱国名宗”，想说的是胡氏景星公一脉精英辈出，已成国之栋梁。“南极星辉”是为男人祝寿之意，还有比较生活化的“万紫千红”、“焕然一新”、“庭园秀色”、“春暖”、“芝兰其室”，吉祥语类的“常青”、“旭日东升”、“前程似锦”、“彩凤呈祥”，玄幻仙境风格的“紫气东来”、“华光普照”、“光射斗牛之墟”；充满理想主义道德追求的有“光前裕后”、“运启文明”、“维新标贤”、“德令昭光”，有点自我吹嘘感的是“风华正茂”，还有一处大户人家，字匾上写的是“率真”，可见是一家性情中人。还有人家的字匾上用板报体写着“曙光”，大概和“旭日东升”的意思差不多吧。最有趣的大概是一处写着“敦伦”的民居，如果不经意，很容易就看成了英国首都“伦敦”，其实敦伦在古代是敦促人伦的意思。

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院长俞孔坚曾说“中国建筑是内向的”。陂下古村即是如此，村中古建筑众多，巷道皆为封闭式，只留四门进出，无数个内向的院落建筑组成了一个“整体内向”的建筑群，这也正是我们民族性格在建筑上的体现。

村中水系依然保留并沿用古代形制，这种体系集聚积、沉淀、净化、排泄四大功能于一体，被称作“五水朝东”，每几户人家共有一个水池，不同的水池有着不同的功用，数座水池之间有明渠连接，形成一个完整的给排水体系，古代村落规划之完善令人惊叹。

村中尚有古墓，就在民居之间的两棵巨大的连理古樟树之下，墓建筑得古朴精致，与自然、民居融为一体，一点都不显得突兀，江西古代堪舆名家辈出，江西人对于风水的重视，随着移民的大潮，被带到了各地，湖南的古村落，则在建筑和文化上既受到了江西的影响，又融入了更多的外来因素，因此显得更为多元化。

富田镇也是一处人文繁盛之地，南宋名臣文天祥的故乡就在距离陂下古村不远的山野间。

我们特地驱车前往拜谒，此处山水极美，墓道前有小溪及石桥，石兽石马石翁仲隐没在草丛中，千古名臣，长眠于故乡的山水间，时光流转，唯有浩气长存。读书，出仕，成就理想人格，江西人崇拜文天祥这样的生命历程，传统知识分子在此曾经历过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

位于鄱阳湖边的瓦屑坝，是一个被符号化的移民圣地，站在遗址前，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的移民场景。

“移民圣地”瓦屑坝：南方版的大槐树

北人南迁，曾是湖南移民的主要来源。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王趯（yuè）墓志，清晰记载了两宋之交太原大族王氏从北方迁徙而来的历程。五代以前，湖南移民多来自北方，五代以后，则多来自江西。那些记载着迁徙的文字，看似平淡，背后却是一段筚路蓝缕，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的历程。然而族谱并不能成为真正的“信史”，太多主观或客观的因素让它变得并不是那么可信，除了迁徙本身可以确定，其他的各种细节，都早已迷失在历史的烟云里，或成为一种记忆符号，在世间流传。

被符号化的移民出发地

江西的地图上已经没有瓦屑坝村这个地名，当地人带我们来到一个叫“瓦燮坽村”的地方，如今这里属于莲湖乡，村里处处都是瓦屑坝的痕迹，小学也叫瓦屑坝小学。“瓦屑坝移民先祖遗址碑”就在湖边孤零零地立着，还有一座后人修的牌坊，正中写着“移民圣地瓦屑坝”。

瓦屑坝的名字来源很直观，这是历史上一处重要的窑址，破碎的瓦屑堆积在这里，因而得名瓦屑坝。其实江西移民的出发地远不止瓦屑坝一个地方，吉安、宜春（袁州），都是重要的移民出发点。瓦屑坝的意义在于它位于江西的中部，这里曾聚集了大量的移民，在此可通过水路经鄱阳湖进入长江水系，前往湖广地区，移民数量的庞大造成了一种类似山西洪洞“大槐树”的符号记忆效应，以至于提及江西移民，很多人都会说自己来自于江西的瓦屑坝。

瓦屑坝并不在鄱阳县城里，它在湖边。

开始的路很好走，湖区的杉树笔直挺拔，一路美景。快到瓦屑坝时，村里正在修路，遍地的泥水和坑洼，我们艰难行进，路边的村民友善地为我们指路，这里的民风依然淳朴。到达瓦屑坝遗址时，我们的车已成泥车。遗址在湖边一处空阔处，之所以叫瓦屑坝，源于这里曾经有一道河坝，眼前是交错的河汊，先民们曾在此上船，去往未知的远方。

岸边草丛中有“庭璜公庙”，经询问附近村民得知，是村中胡姓先祖。如今，胡姓已是村中主要姓氏，有祠堂一座，经常有外地的胡姓前来访祖，一位胡姓村民告诉我们，来的大多是湖北和安徽人，湖南的也有，但比较少。

瓦屑坝移民走水路流向湖北与安徽

乡关何处？也许一代人清晰记得，后世的人的记忆则会日渐模糊，尤其是在经历了数次的迁徙之后，最初的故乡早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记忆。正如传说中的山西大槐树，人云亦云的附会现象屡见不鲜。

山西大槐树移民的虚构性已经被证实。

历史学家赵世瑜在基本肯定移民史实的前提下，从墓碑与族谱中找到若干条证据，证明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相关联的移民传说，“和移民本身是两个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独立部分”，并且，“传说的文本并不是在一个时间里形成的，它们经历了一个丰富、添加、黏附的过程”，也就是说，遍布华北大地的“大槐树”移民传说，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虚构的成分。

那号称“南方版大槐树”的瓦屑坝又如何？它真的是江西移民的聚集地吗？

既是历史学家，又是鄱阳县本地人的曹树基曾对此有过细致的考据。他通过大量族谱与《明实录》的比较，证实江西北部的情况表明由大量族谱构建而成的地名志，其内容可与《明实录》相对应。这就意味着，根据族谱记载重建明代初年的移民史，是基本可靠的。至少在统计的意义上，利用族谱构建的移民史基本可靠。

据曹树基考证，瓦屑坝的移民主要流向为湖北与安徽，流向湖南的并不算多，迁徙方式主要为官方组织，走鄱阳湖与长江的水路，然后再登陆分散。

瓦屑坝移民是史实，并不等于所有从江西迁出的人都来自瓦屑坝，其真实移民规模远远没有传说中那样宏大。当人们已经无法准确考据到自己来自何方时，那些被传播最多的地理信息就会成为一种“共识”和“集体记忆”，记忆在口口相传的时间长河里被不断加强，时至今日，已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

这种对迁出地的共识，其实更多来源于移民的一种“自我身份认同”，谁也不想说自己来自一个别人从未听过的地方吧。而从具象到抽象，完整的真相早已无存，故乡就是这样日渐模糊起来。

我们在通往瓦屑坝移民先祖纪念遗址的路上，遇到开车经过的村民朱秀傲，他在村里当过六年的支书。说起湖南移民，他摇头说那真的不太多，大部分人都去了湖北和安徽吧。那时候江西人太多了，粮食不够，容易造反啊。每个家族五抽三，三个抽两个，必须走。据说那时候家里兄弟五个，家族势力也大了，难以管理。当时的目的就是一是把政治搞稳，二是把经济搞上去。

对于移民，他的解释并不是很“学术”，却更加朴素易懂。

潇湘晨报记者 常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