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请问你是哪一支？如果要网上的，有——

http://wwwzouswcom/show_hdrphpxname=1N0PR11&dname=M1MBO01&xpos=20&cname=&cpos

http://wwwchina-zoucom/article-later-7htm

http://wwwbaiducom/swd=%D7%DE%CA%CF%BC%D2%C6%D7&cl=3

（二）如果你要问的是私人的，我手边就有厚厚的一部，不过是纸书，转载不过来的。

以前听说某个地方人杰地灵的时候总觉得这个地方一定特别牛逼，现在已经习惯了，因为所有的地方不管是不是人杰地灵的都会自称人杰地灵，不过甘肃地区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人杰地灵之地，此地诞生过不少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前段时间刚去一趟甘肃旅游，期间了解到不少关于甘肃地区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就以这道题来跟大家交流下甘肃地区出过的几位历史名人。

“飞将军”李广

参与抗击匈奴、平定“七国之乱”被誉为“飞将军”的一代名将李广是西汉时期甘肃地区的历史名人。李广是一位大家熟悉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典故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射石”等。

董卓、贾诩、姜维

这三位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历史名人，董卓是东汉末年汉献帝时期的大军阀、权臣；贾诩则是曹操手下最著名的谋士之一；姜维是三国时期蜀汉名将，在诸葛亮和费祎去世后执掌蜀汉军权，继续诸葛亮的北伐事业。

李唐皇室

唐朝建立者李渊是甘肃人，所以像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唐朝皇帝其实都算是甘肃籍的历史名人。

“铁面御史”邹应龙

邹应龙是明朝嘉隆万时期的名臣，有“铁面御史”之称。邹应龙最著名的事迹就是在嘉靖四十年时成功弹劾了严嵩父子，严嵩因此致仕，严世蕃更是因此入狱治罪，此举可谓是名垂青史。

邹应龙(生卒年不详)，字云卿，明代大臣。长安(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五桥村)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中进士。初授行人，后提升为御史、兵部侍郎。邹为官刚正不阿，以参倒作恶多端的权奸严嵩父子及其党羽而传颂于世。

　 明世宗朱厚熜重用奸佞严嵩，嘉靖二十一年(1542)，将南京吏部尚书严嵩升为武英殿大学士，直入文渊阁作为内阁首辅。严把持朝政，并与其子严世蕃、爪牙赵文华等结党营私，残害名臣良将。他们巧取豪夺，贿赂公行，以致兵备废弛，国库空虚，导致倭寇扰掠东南沿海，内侮外患，民不聊生，使明王朝危机四伏。一些忧国忧民的官员，多次弹劾严嵩父子，但因世宗昏庸，对弹劾严嵩者动辄廷杖、监禁、流放，甚至有杀身之祸。于是百官互相告诫，缄口旁观。而邹应龙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参倒严嵩父子，为朝廷铲除贪官，为民除掉大害。

　 嘉靖四十一年(1562)，明世宗对严党的昭彰劣迹有所察觉，当时严嵩年老昏瞆，朝政多由其子严世蕃处理。由于世蕃骄横贪婪，使世宗对严氏父子渐渐疏远而亲近大学士徐阶。邹应龙认为时机已到，就上疏参劾，大意说：”工部侍郎严世蕃凭借父权，贪得无厌，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刑部主事项治元以13万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2000金得知州，司属郡吏之贿赂以千万计，平时，由其子锦衣严鹄、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及幕客中书罗龙文为之收受赃贿。遇严嵩生日，严年动辄献万金祝寿。

　 严嵩父子故籍袁州(今江西宜春县)，而在南京、扬州等地广置良田美宅不下数十处，由豪仆严冬主管，兼并侵夺，民怨沸腾。

　 世蕃丧母时，世宗以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严鹄扶柩南下，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酣歌曼舞，灭绝人伦。而严鹄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站，百般勒索。

　 现今各地有水、旱之灾，宁夏有强度地震，外患不断。而内外百官无不以民脂民膏填塞严氏私囊，百姓怎能不贫臣若有一言失实，甘受杀戮。严嵩溺爱恶子，亦宜早日放归田野，以清政治。

　 明世宗早得知严世蕃丧居纵*，十分厌恶。那时，正当方士蓝道行以扶乩受皇帝宠幸。世宗问蓝道行：“当今辅臣是否贤明”蓝道行利用扶乩假托神仙意志，说：“严嵩父子玩弄权术，以致天下不治。”世宗从此疏远严嵩而信任大学士徐阶。当他接到邹应龙的奏章后，就勒令严嵩致仕，将严世蕃等谪戍雷州(属广东省)。

　 然而严世蕃未至戍地而逃回江西。嘉靖四十四年(1565)三月，南京御史林润主管江防，查知严世蕃与罗龙文日夜诽谤朝政，藏匿江洋巨盗，并招收勇士四千人南通倭寇，北通鞑靼，图谋不规。林润上疏后，世宗大怒，就逮捕严世蕃与罗龙文处斩。并抄严世蕃家产，得黄金三万两、银三百万两，其它珍宝饰物所值数百万，同时罢黜严嵩及其孙。同年八月，又抄没严嵩家产。两年后，严嵩老死于墓舍。

　 邹应龙参倒严嵩父子后，被升为通政司参议。隆庆元年(1567)，邹任副都御史，总管江西、江南盐屯，后升为工部右侍郎。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朝弼专横欺压百姓，朝廷商议举荐德高望重的人去镇抚，就提升邹应龙为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巡抚云南。邹到任后，公布了沐朝弼的罪状，沐因而被捕问罪。

　 1572年神宗朱翊钧登位，次年改年号为万历。他年仅十岁，大权落在司礼太监冯保之手，冯又掌管东厂，气焰万丈。邹应龙因得罪冯保，同时遭到巡按御史郭善梧、给事中裴应章谗言诬陷，被削职回乡，死于家中。

　 万历十六年(1588)，陕西巡按王璇向朝廷上疏，认为邹应龙刚正清廉，死后留田不过数亩，住房不过数间，没有恤金，朝野为之鸣不平，神宗才恢复邹的官衔，给以祭葬。

始兴县墨江桥是中国明代著名建筑师邹应龙设计并参加建造的。邹应龙是明代著名的工程师和建筑师，他曾经参与设计和修建了许多重要的工程和建筑，如北京城墙、天坛、圆明园等。墨江桥是他在广东省始兴县设计和修建的一座重要的石拱桥，建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跨越墨江，全长约200米，是当时南方最长的石拱桥之一。墨江桥的设计和建造体现了邹应龙精湛的建筑技艺和创新精神，也是中国古代桥梁建筑的杰出代表之一。

自秦朝以来，封建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到了明朝，这种中央集权的方式达到了顶峰，在中央官制上，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而代之以“私臣”治国的内阁制度。明朝的内阁制度是怎样一种制度，又是如何运作的？历来议论很多，所持的观点也各有不同，很难形成一致的看法。

明初立国时，一开始朱元璋曾经沿用元代的制度，以中书省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设左右丞相总领政务，也即奉行历代采用的宰相制。但是，在朱元璋看来，自秦汉设立宰相以来，虽然不乏有贤德的宰相，但多数是小人专权乱政，而且宰相权力过大就会危及到皇帝的权力。因此，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就借胡惟庸谋反一案，罢中书省，废掉丞相职，并诏告天下说以后再也不许立丞相，如果有哪个臣子敢上奏劝皇帝重新设立，要处以重刑。从此，推行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在中国就告结束，皇帝集皇权、相权于一身。明代官员像但是皇帝毕竟分身无术，精力有限，每天要处理如此大量的政事，是很难持久下去的。为了保证皇帝权力不旁落，同时又便于处理政事，就不得不在政治制度上另想他法。为此，朱元璋先是设立了四辅官，但不久就废掉，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开始仿照宋朝的制度，实行殿阁大学士制，主要是从翰林院等机构挑选文臣充任文渊阁、东阁、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的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协助皇帝批阅奏章，随侍左右，以资顾问。由于这些人都是饱学的儒生或低职的翰林官，位卑品低，最高的也只有五品官衔，不能参与国家政务的决断，并且当时的真正实权部门六部的事务都是由各部尚书直接上奏皇帝的，不用通过这些大学士，就使得各种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这样一来，部分地解决了皇帝日理万机的痛苦，使得朱元璋能够更从容地处理国事。可是，这一制度也有缺陷，因为事事都要皇帝亲自决策，而缺乏一个有效的处理日常政务的中枢机关，不利于政令推行，所以殿阁大学士制实行时间不长就又撤销了。从此之后，一直到废丞相的二十三年之后，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在殿阁大学士制的基础上，对有关的缺点作了调整，重新恢复了这种体制，由皇帝本人亲自挑选亲信大臣进入文渊阁，参与政务。因为文渊阁正好坐落于皇宫内延，所以称为“内阁”。至此，明朝的内阁制度正式形成，它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常设机关。

明成祖时代的内阁其重要性也不是很突出，就好像一个机要秘书式的小衙门，其作用犹如现今的高级顾问班子或智囊团，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权力机关。因为它既没有专门的衙门，也没有官衙印信，更没有官员属吏，最重要的是内阁不能直接统辖各部事务，仅仅是奉皇帝的旨意办事。这一时期的内阁官员和朱元璋时代一样，都出自翰林院，大多官员的官品不及五品。朱棣仍然严格遵守太祖朱元璋的祖训，严禁阁臣过多干预政务，对于有敢于过多干预皇帝施政的，即使是出于忠君之心，也不轻易宽恕，为此还处置了不少器重的阁臣。如明成祖时的第一个内阁大臣解缙，曾为朱棣争夺皇位立下过汗马功劳，仅仅因为敢于向皇帝直言犯谏，结果一度被贬下狱；另有一个黄淮，曾被朱棣视为有远见的大臣，也因此被下锦衣卫牢狱关了十年，直到朱棣死后才放出。

内阁权柄不重的情形到了仁宗、宣宗朝以后，经过长时间的积累，渐渐改变，开始突破朱元璋时的限定，演变成为一个能够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无所不包的中枢机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内阁官员身份的改变同步的。这一时期的内阁大臣们已经不再是以往那些低官职的小吏，因为内阁长期处于皇帝身边，对于朝廷的大事毕竟有很高的参与度，可谓位高权重，而如果官员的品秩不高，这就很难保证下面的大臣会老实地服从。所以，从明仁宗的时候开始，阁臣的官位越来越高，如明仁宗提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升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不久又都升任为尚书。于是便出现了阁臣加太师太保，或加尚书、侍郎，但仍兼学士、大学士衔的情况，同时，内阁也开始有了独立的官员属吏和相应的办事机构。从此，在内阁大臣之间，凡是居于首位的人，慢慢地又向着位跻三孤，权压六卿的宰相过渡。这时的所谓“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曾六居内阁，辅佐三朝皇帝，执掌了国家大政，皇帝的政令都由他们这些阁臣事先代拟诏令旨意，然后传达下去，人们称之为“三杨用事，政归内阁”。到了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7年），上朝听政的时候，大学士的排位班次开始列于六部尚书之上。可以说，内阁大学士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明朝中叶以后，内阁之中还出现了首辅、次辅和群辅的明确区别。首辅又叫“首投”，主持内阁大政，位极人臣，为内阁首席阁臣，一切朝政皆归其调度，次辅和群辅都要听其行事，不敢与之相争。当时皇帝发布号令的程序是，先由皇帝口述旨意，然后由宫内的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称批红）后，交给内阁，再由内阁首辅按照“批红”拟成诏谕（称“票拟”，亦称“条旨”或“调旨”，即用小票写所拟之批答，以备皇帝朱笔批答）。很明显，首辅的权力远大于其他的阁臣。这种情况直到出现太监专权的时候，首辅开始听令于内侍，其权力才开始被削弱。嘉靖朝，夏言、严嵩等内阁首辅的权威很大，已成为实际上的宰相，而内阁成为了事实上的全国行政中枢机构。

随着内阁的演变，内阁权力由轻而重，对明朝的政治活动有很大的影响。首先，内阁与中央机构中的六部的关系就必然要发生转变。前面已经提过，按明朝官制，内阁与朝廷的大多部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六部分理天下事务，直接对皇帝负责，内阁大学士不许实际掌握六部事务。永乐时期，由于内阁初创，内阁官员品秩不高，和六部官员在一个层次上，矛盾还不是很明显。但到了明朝中后期，自严嵩开始，内阁开始逐渐侵蚀六部的权力，特别是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时，他与皇太后及宫内的大太监冯保勾结控制了皇帝，使得六部的权力都归于内阁，阁权一度凌驾于部权之上。这种改变明显违反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祖制，又涉及到实际的权力争夺，自然引起了六部的极大不满，为了各自的利益，内阁与六部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纷争。当时，内阁官员经常利用所掌握的对官吏的考察任选权排除异己，如严嵩就将文武大臣的升迁操纵在自己手中，就连历史上颇有清名的张居正，也经常利用考察官员之机，铲除异己分子。并且，内阁为了把持朝政，压制部、院，还经常勾结皇宫内的宦官一起对付政敌，结果助长了明朝的阉祸，这也是明朝宦官为害深重的一个重要诱因。

可以说，明朝统治者为解决宰相难题而设立的内阁，却使得各官僚集团争夺权力的斗争空前激烈，造成明朝党争异常激烈。明朝的党争，也就是官员结党为朋，互相攻击。这其中，言官制度（主要是都察院及六科给事）是一个重要因素。言官们经常以朝廷舆论作为自己的标榜，通过向皇帝进言劝谏，来影响皇帝对某一问题的看法。这一制度很受明朝皇帝的重视，因此言官就成为了内阁与六部等斗争的打手，内阁和六部都极力笼络言官，利用他们进行互相攻击，如果遇到与自己政见不同的政敌，便授意言官群起而攻之。从明朝中期起，这种争斗越来越激烈，到了明末更是形同水火，出现了“内阁所是，外论必以为非，内阁所非，外论必以为是”的政治格局。

明朝的党争中以内阁之中的纷争最为激烈。按说，作为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以“仁、义、礼、智、信”自居的士大夫，应该以仁为本，与人为善，为国效忠，但是在内阁制度下的残酷的权力之争中，弱肉强食，几乎每个人都拉帮结派，培植自己的势力，以自己的好恶为准绳，对权力欲望的追求使他们变得冷酷无情，非要置政敌于死地而后快。从心狠手辣上讲，这些内阁大臣们比文化不高的武将和不通文墨的宦官毫不逊色。按明朝官制，阁臣只能由三品以上的大臣通过共同推举产生，而大臣一旦入阁，便可向上接近天子，向下傲视百官。在明朝，内阁并没有定员定制，多时有七、八人入阁，少的时候只有三、四人或二、三人，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有了首辅、次辅、群辅之分，首辅位高权重，可谓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只能参与讨论，这就使得对首辅的争夺更加激烈。为此，阁臣们联朋结党，攀引门生，互相倾轧，采用各种伎俩来打败竞争对手，其中嘉靖、隆庆、万历时期首辅之争最为激烈。嘉靖初年出现了所谓“大礼议”之争，当时的首辅杨廷和因议礼的时候不符合皇帝的意见而失宠，次辅杨一清就趁机联合张璁等其他官员扳倒杨廷和取而代之，张璁不甘心居于杨一清之下，又网罗党羽，扳倒了杨一清，自己出任首辅，之后不久夏言又取而代之，很快严嵩又取夏言而代之。此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阁臣徐阶暗中嘱咐御史邹应龙弹劾严嵩，徐阶当上了首辅，然后李春芳、高拱又先后取而代之。再此后，徐阶的学生张居正勾结司礼监太监取代了高拱，独揽大权。张居正死后，也受到了百官的攻击，惨遭抄家之祸。首辅之争最残酷的地方是，一个首辅的倒台，必然要牵涉到所有的官员，或贬或升，造成政局动荡，党祸不断，国无宁日。

可见，明朝以内阁取代宰相加强皇帝中央集权的做法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围绕着内阁与各方的纠葛，带来的反而是明朝政治的混乱，最终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