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000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

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

扩展资料：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发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

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首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的训练难度极大，规模难以成型，战斗力也不及后世。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发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

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速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

-马鞍

公元前215年，蒙恬把匈奴赶到河套。秦末汉初，匈奴逐渐强大起来，屡次进犯汉朝的边境，对西汉政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面对强大的匈奴，西汉居然连续诞生5位英主，他们分别是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汉武帝刘彻、汉昭帝刘弗陵、汉宣帝刘询；咱们看看这五位英主对匈奴的态度。

刘邦为了缓和跟匈奴的关系，不得已采取和亲的政策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匈奴趁机南下，占据了河南地，刘邦称帝以后，便开始削除异姓诸侯，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韩王信投降匈奴。刘邦便亲征匈奴，导致白登之围。后来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谋，贿赂了冒顿单于的阏氏，才得以脱险。高祖九年（公元前198年），刘邦和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开放汉与匈奴的关市。

刘盈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

刘盈虽然为皇帝，但是真正掌权的却是吕雉，刘盈任用萧何和曹参为丞相，实行萧规曹随、与民生息的政策。到了汉惠帝三年（前192年），匈奴派使者带来冒特单于向大汉求婚的书信，吕雉看到书信以后，便召集文臣武将商议，把匈奴使者给杀了，发兵匈奴。

朝堂之上出现了两种声音，第一种打，《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将军樊哙曰：“臣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诸将皆阿吕后意，曰“然”。第二种不能打，《史记·卷一百·季布栾布列传第四十》季布曰：“樊哙可斩也！夫高帝将兵四十余万众，困于平城，今哙奈何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陈胜等起。于今创痍未廖，哙又面识，欲摇动天下。”最终吕雉采用季布的建议，和匈奴和亲。

刘恭、刘弘二帝都当了四年的皇帝，因为吕后执政，也没有多大作为，咱们就不多叙述了，到了汉文帝刘恒对匈奴采取和亲止战的方式。

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背弃和西汉的和亲之约，率领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进而威胁长安。这是从汉高祖刘邦的白登之围后，第一次对匈奴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年），老上单于率14万大军占朝那、萧关、彭阳；直逼长安，汉文帝派周谷、张武、卢卿等，抵抗匈奴。西汉和匈奴打了一个多月，这个时候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

汉景帝刘启对匈奴的态度以防御为主

汉景帝时期，并没有对匈奴采取大规模的用兵，虽然匈奴对西汉有骚扰，汉景帝为了整个大局考虑，但是在反击匈奴的战斗中，西汉涌现出来了李广、程不识、致都一批优秀的将领。汉景帝时期，继续对匈奴采取和亲的政策，同时在匈奴的边界设立关市，和匈奴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匈奴的骚扰。

汉武帝刘彻对匈奴的态度长年交战

西汉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等一系列的发展经济与民生政策之后，西汉的国力已经蒸蒸日上，汉武帝用军事手段代替有屈辱性质的和亲政策来彻底解决北方匈奴的威胁。汉武帝三次对匈奴大规模出击，使得匈奴远迁漠北，基本解决了西汉初期匈奴对中原的威胁。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六》大将军卫青将四将军出定襄，将军去病出代，各将五万骑。步兵踵军后数十万人。青至幕北围单于，斩首万九千级，至阗颜山乃还。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乃还。两军士死者数万人。前将军广、后将军食其皆后期。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第六十四上》票骑之出代二千余里，与左王接战，汉兵的胡首虏凡七万余人，左王将皆遁走。票骑封于狼居骨山，禅姑衍，临翰海而还。

汉昭帝刘弗陵活捉匈奴瓯脱王

汉昭帝时期，乌桓逐渐强大起来，匈奴也趁机犯汉边，《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七》：始元二年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这次活捉匈奴瓯脱王，匈奴不敢再入侵张掖郡。元凤三年（前78年），匈奴袭击乌桓，汉昭帝派范明友在辽东迎击匈奴，范明友按照霍光的“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等筹划，袭击匈奴，击杀乌桓三名首领六千多人，得胜还师。

汉宣帝刘询大破匈奴，导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来称臣

汉昭帝末期，匈奴攻打了乌孙国的车延、恶师等地方，乌孙国便像大汉求救，这个时候汉昭帝驾崩，汉宣帝即位，乌孙国首领上书大汉天子，《汉书匈奴传上》乌孙昆弥复上书言：“连为匈奴所侵削，昆弥愿发国半精兵人马五万匹，尽力击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

本始二年（前72年）宣帝便北上远征匈奴，《汉书睦两夏侯京翼李传》载：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单于远循，南平氐羌、昆明、瓯骆两越，东定芷、骆、朝鲜，廓地斥境，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于宗庙。

本始三年（前71年）匈奴再袭乌孙，遇上大雪，生还者只有十分之一，这个时候乌孙又和乌桓、丁令趁机攻打匈奴，《资治通鉴·卷二十五》：是岁，匈奴饥，人民、畜产死者什六七，又发两屯各万骑以备汉。其秋，匈奴前所得西辱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杀伤甚众，遂南降汉。

神爵二年二年（前60年），日逐王先贤掸与投降汉朝，汉宣帝册封日逐王为归德侯。甘露三年（前51年），“匈奴款塞、单于来朝”成为一大盛世。《汉书匈奴传》记载：“礼毕，使使者道单于先行，宿长平。上自甘泉宿池阳宫。上登长平，诏单于毋谒，其左右当户之群臣皆得列观，及诸蛮夷君长王侯数万，咸迎于渭桥下，夹道陈。上登渭桥，咸称万岁。”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带着数万人投降汉朝，《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是岁，神爵二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故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田于北胥键，披莎车之地，屯田校尉始属都护。都护督察乌孙、康居诸外国，动静有变以闻。可安辑，安辑之；可击，击之。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

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封建王朝的强盛，主要是取决于皇帝的雄才大略，西汉在刚建国的时候，需要休养生息，从汉文帝开始汉景帝、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连续诞生5位英主，他们励精图治、发愤图强，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匈奴，最终使得匈奴来投降汉朝。

景帝刘启前156年——前139年 

  景帝刘启是文帝长子，母亲窦姬，惠帝七年（前188）生于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在位16年，卒于景帝后三年（前141），谥长信宫灯号“孝景皇帝”。按周代的《谥法解》，“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虽有谄媚溢美之意，但还是从几个侧面反映了景帝政治及其个性特征。 

  汉景帝在西汉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那么，景帝是怎样发展有利的形势、消除不利的因素，使大汉王朝达到繁荣强盛的境地的呢？以下从对诸王、对匈奴、对政治、对储位四个方面，加以阐释和解说。 

对诸王：成功平叛，稳固皇权 

  景帝前三年（前154），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从此，刘濞称疾不朝。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悔改，反而更加骄横。 

  晁错像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前154），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郡级）以下的官员。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名，遍告各诸侯国。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族诛。可惜晁错一片忠心，就这样为小人谗言所害。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周亚夫像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而吴王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汉“广陵王玺”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匈奴：和多战少，蓄势待发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 

  李广骑射图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郢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马政：“造苑马以广用”。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对政治：清静恭俭 

  西汉棉袍对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农抑商，发展经济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前元元年（前156），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前155），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发展教育，打击豪强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高西汉帛画 

  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对储位：明争暗斗 

  太子的废立将导致统治集团权利的重新分配，各种矛盾可能在此时突然爆发，所以是君主政体最薄弱、最危险的环节。景帝从登基那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考虑身后的储位问题，他一共生了16个儿子，却没有一个嫡出。原来，景帝的正妻薄皇后，是祖母薄太后的娘家孙女，在他做太子时由祖母指定包办的。薄皇后始终未生一男半女，于是便引起了对储位激烈的明争暗斗。 

  对储位的明争明争储位的是他的胞弟、母亲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梁王刘武。皇后薄氏无子，加上刘武有贤王之名、广袤的封土和在平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赫赫战功。窦太后意欲在景帝驾崩之后，由梁王入继大统。 

  汉景帝自己也有过失。前元三年（前154）初，即七国之乱爆发前夕，梁王入朝，当时景帝尚未立太子。一日，景帝朝宴梁王，酒醉后说：“朕千秋之后当传位于梁王。”梁王自是心中窃喜。参事窦婴说：“汉法之约，传子嫡孙。今帝何以得传弟，擅乱高祖约乎？”景帝酒醒后惊悟失言，此议搁置起来。 

七国之乱平定后，立嗣矛盾更加突出。窦太后再度暗示景帝传位于梁王，景帝命袁盎等去劝诫太后，袁盎对窦太后说：“从前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引发了五世之乱。小不忍，害大义，必生事端。所以《春秋》认为传子才是正确的。”窦太后自知理亏，从此不再提及此事，遣梁王归国。 

  争储位的暗斗暗斗的主角是汉武帝的母亲王夫人（后封为皇后）。王夫人名娡，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境）人，父王仲，生母为臧儿。兄弟王俗、田蚡、田胜、妹王姰，曾嫁人生女金俗。由其母将她与其妹王姰送进刘启的太子宫。 

  王夫人入宫后给刘启生下4个孩子，一龙三凤，前3个均是女孩，分别被封为平阳公主、南宫公主和隆虑公主，而龙胎，就是后来威名远播的汉武帝刘彻，生于景帝即位不久的前元年（前156）七月初七。 

  刘彻初名彘，天生聪颖过人，慧悟洞彻，进退自如。据《汉孝武故事》载：“至三岁，景帝抱于膝上，抚念之……试问儿：‘乐为天子否？’对曰：‘由天不由儿。愿每日居宫垣，在陛下前戏弄。’”小刘彘信口而应的回答，使刘启不得不对这个儿子另眼看待。刘彘有惊人的记忆力，求知欲特别强，尤爱读书中古代圣贤帝王伟人事迹，过目不忘。景帝深感诧异。刘彘“讼伏羲以来群圣，所录阴阳诊候龙图龟册数万言，无一字遗落。至七岁，圣彻过人”，景帝遂改刘彘名“彻”。“彻”字表示充满智慧，达到圣德的要求。于是刘启就萌生了易太子的念头。 

  景帝四年（前153），立宠妃栗姬子刘荣为太子，史称“栗太子”；封刘彘为胶东王。不久刘彘取栗太子而代之的契机出现了，原因是馆陶长公主刘嫖插进来了。 

  刘嫖是汉景帝的姐姐，窦太后的爱女长公主想把其女阿娇嫁给太子刘荣，没想到竟遭到了栗妃的一口拒绝，刘嫖因此与她结下怨恨，心存报复之念。 

  与栗姬不同，王夫人机敏圆滑，当馆陶长公主刘嫖想将比刘彘大四岁的女儿许配给他时，王夫人见长公主地位崇高，在窦太后跟前说一不二，当下满心欢喜地答应下来。 

  于是6岁的刘彘与10岁的陈阿娇订了婚，时在景帝前六年（前151）。同年九月，皇后薄氏因无嗣被废，从此，馆陶长公主屡屡向景帝称赞刘彻如何聪明，如何达理，使景帝更加喜爱这个孩子。同时，长公主经常向景帝进谗，诬陷栗姬。景帝便在前七年（前150）十一月，案诛大行，废栗太子刘荣为临江王。半年后，王夫人被立为皇后，7岁的刘彻被立为太子。 

  争储的余波后来，中元二年（前148），临江王刘荣不慎犯法，被从江陵（今属湖北）征诣京城。中尉郅都令人严加看管、审讯。刘荣极其愤懑、悲伤，写完向父亲的谢罪辞后，自杀身亡。 

  刘彻被立为太子，梁孝王刘武不肯就此罢手。他广延四方豪杰之士，多做兵器弩弓等，储存金银“且百巨万”，又派人刺杀袁盎等十余名大臣。阴谋败露后，梁王大为恐慌，买通韩安国走长公主的后门，疏通窦太后，稍得宽释，但景帝对他已疏远多了。梁王刘武连沮丧带惊恐，不久就身染恶疾而亡。景帝将梁地一分为五，在不知不觉中就削弱了刘武诸子的势力。 

  景帝另立太子后，对权倾朝野的条侯周亚夫最不放心，又寻机处置了他。景帝后元年（前143），竟然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周亚夫削职下狱。一代名将，5天不吃东西，最终呕血冤死。逼死周亚夫与冤杀晁错一样，都说明景帝“寡恩忍杀”，惯于过河拆桥。 

  汉景帝陵景帝后三年（前141）正月，景帝刘启患病，病势越来越重，他自知不行了，临终前对太子刘彻说：“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但要知人、知己，还要知机、知止。景帝似乎已经感觉到儿子有许多异于自己的品质，把天下交给他是放心的，路还是让他自己走吧，多嘱咐也无益。不久，景帝病死于长安未央宫，葬于阳陵（在今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村北）。太子刘彻即皇帝位，这就是汉武帝。 

刘启个人小档案 

  姓名：刘启 

  出生：惠帝七年（前188） 

  属相：牛 

  卒年：景帝后三年（前141） 

  享年：48岁 

  谥号：孝景皇帝 

  庙号：无 

  陵寝：阳陵 

  父亲：刘恒 

  母亲：窦氏 

  初婚：为太子时，年龄不详 

  配偶：7人，皇后薄氏、王娡 

  子女：14子，3女 

  继位人：刘彻 

  最得意：平定七国之乱 

  最失意：梁王刘武争储 

  最不幸：长子刘荣自杀 

  最痛心：冤杀晁错 

  最擅长：寡恩忍杀 

 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是汉朝的第七个皇帝。汉武帝是汉景帝刘启的第十个儿子，汉文帝刘恒的孙子，刘邦的曾孙，其母是王娡，七岁时被立为太子，16岁登基。54年的统治历程。前无古人的巨大功业。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在他统治下的西汉帝国比罗马帝国还要强盛。成为世界文明无可争议的中心，而汉武帝的时代，也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和展示的伟大时代之一。 

生平 

汉武帝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他登基后继续他父亲的政策，削弱诸侯的势力，颁布大臣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让诸侯封他们的儿子为侯，使诸侯的封地被分裂。同时他引入了刺史的官级，用来对地方加强控制。在军队和经济上他也加强中央集权，将冶铁，煮盐，酿酒等事物编成由中央管理，同时他禁止诸侯国铸钱，使得财政集中于他的手中。他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儒学在中国古代的特殊地位铺平了道路。但是一般认为他利用儒学统一思想，同时采用法术、刑名以加强统治，即是所谓的“表儒法里”。当时积极启用的汲黯和对司马迁用宫刑即是其中著名的例子。 

汉武帝即位初，一方面政治形势比较稳定，国家经济状况也比较好，另一方面诸侯王国的分裂因素依然存在。所以，他在继续推行景帝时各项政策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政治方面，首先颁行“推恩令”，使诸侯王多分封子弟为侯，使王国封地被分割，以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势力；其次建立中朝削弱相权，巩固了皇权的神圣地位；再设置十三部刺史，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在军事方面，主要是集中兵权，充实了中央的军事力量；在经济方面，整顿财政，颁布“算缗”、“告缗”令，征收商人资产税，打击富商大贾；又采取桑弘羊建议，将冶铁、煮盐收归官营，禁止郡国铸钱；设置平准官、均输官，由官府经营运输和贸易，大大增强了国家经济实力。同时兴修水利，移民西北屯田，实行“代田法”，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思想方面，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外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匈奴他一方面派卫青、霍去病征伐，解除匈奴威胁，保障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他消灭了夜郎、南越政权，在西南先后建立了七个郡，并使今天的两广地区自秦朝后重归中国版图。同时他派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了对西域的统治，并发展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在东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朝鲜北部)，置为乐浪、玄菟、临屯、真番四郡。 

汉武帝非常注重人才的开发，他确立了察举制度，是中国有系统选拔人才制度之滥觞，对后世影响很大。 

汉武帝晚期由于连年对匈奴和西域用兵，并由于举行封禅，祀神求仙，挥霍无度，加以徭役加重，捐税增高，致使农民大量破产流亡。天汉二年（前99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均爆发了农民起义。汉武帝曾在轮台颁下《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以表示承认自己的错误。 

公元前88年，汉武帝叫画公画了一张“周公背成王朝诸侯图”送给霍光，意思是让霍光辅佐他的小儿子刘弗陵作皇帝。子幼母壮，为了防止太子的年轻母亲钩弋夫人重演吕后称制的局面，汉武帝狠下心借口处死了她。 公元前87年， 汉武帝驾崩，葬于茂陵，庙号是世宗。 

家庭 

 陈废后 

 卫皇后 

o 戾太子刘据 

o 卫长公主（当利公主） 

o 阳石公主 

o 诸邑公主 

 王夫人 

o 齐怀王刘闳 

 李姬 

o 盖长公主（鄂邑公主） 

o 燕刺王刘旦 

o 广陵厉王刘胥 

 李夫人 

o 昌邑哀王刘髆 

 尹夫人（尹婕妤） 

 邢夫人（邢娙娥） 

 赵婕妤（钩弋夫人） 

o 汉昭帝刘弗陵  

 一位有雄才大略又能善于用人的盛世君主 

        汉初, 因连年争战人口减少,生产力不足,但经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之后,中国的国力已达巅峰汉武帝继位后,着手开始解决北方的匈奴的威胁重用名将,霍去病,卫青,李广等,加上张骞 的外交,令中国在国际舞台迅即揭起经三十年的经营基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威胁而且已俨然成为东亚的霸主 

        在当时,中华帝国的地位如日中天公元前二八年,北匈奴杀中国使节,八年后,中国西域总督府副校尉陈汤利用西域各国的军队,和囤在西域的汉军,对北匈奴发起攻击,终于一举消灭北匈奴陈汤在向中央陈述发兵的理由说:"凡侵犯中国的,逃的再远,也要诛杀"如此气慨,现在的中华儿女也应汗颜

汉文帝刘恒，作为我国历史上封建帝王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切最高统治者与剥削者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共同本质。但是，他又有区别于其他封建帝王的一面，这便是他有生活节俭、胜残去杀、与民休息和励精图治的品格特征，这就是他的个性。如果只看到前者而忽视后者，或者只看到后者而忽视前者，甚至无限夸大、拔高后者，都不能准确反映出汉文帝的形象来。

评价汉文帝，还有一个不为表面现象所蒙蔽的问题。因为从表面上看，汉文帝只是继承了惠帝、高后时期的黄老思想，推进了清静无为的黄老政治，实行了轻徭薄赋的传统政策，采取了一些重视农业与工商业的措施而已。以致于在他整个政治生涯中，既没有大兴土木的建设措施，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兴革举措，还没有兴师动众的壮烈行为，在他统治的二十余年中，好像一切都很平静，连《史记·孝文本纪》与《汉书·文帝纪》载其事迹也十分简略，有的年份，甚至无事可记，给史书留下了空白年代，从而给汉文帝造成了无所作为的印象。然而，这并不是汉文帝的真实形象。他提倡的清静无为政策，为的是防止官吏扰民，藉以保证劳动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时间与条件，并不是真正无所作为，更不是毫无兴革与建树。实际上，他的一生都在切切实实地为铲除亡秦暴政而努力为之；也在不声不响地为清除诸吕造成的消极影响而不懈奋斗；还在为维护与巩固刘邦开创的政治基业而煞费苦心，更在为不断实行旨在减轻劳动人民的租税徭役负担和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而采取各种措施。正是通过他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才踏踏实实地奠定了西汉前期长期稳定的政治基础，开创了社会经济迅速恢复与蓬勃发展的良好基地，实现了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局面，为景、武二帝时期准备了丰厚的物质条件，也为后世帝王树立了勤政爱民的典范。正如司马迁所云：“汉兴，至孝文四十余哉，德至盛也”[1]；也如司马贞所说：“孝文南面而让，天下归诚。务农先籍，布德偃兵。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绨衣率俗，露台罢营。法宽张武，狱恤缇萦。霸陵如故，千年颂声。”[1]时人晁错说他“绝秦之迹，除其乱法；躬亲本事，废去*末；除苛解娆，宽大爱人；肉刑不用，罪人亡帑；非谤不治，铸钱者除；通关去塞，不孽诸侯；宾礼长老，爱恤少孤；罪人有期，后宫出嫁；尊赐孝悌，农民不租……亲耕节用，视民不奢。所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者，大功数十，皆上世之所难及”[2]。后世史家，也称颂开创于文帝和继续于景帝时期的政治、经济局面为“文景之治”时期。因此，汉文帝虽无雄心勃勃的改革家形象，也无气势汹汹的张扬表现，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改革者，正是他寓改革兴建于清静无为口号下的实干作风，开创了西汉王朝的新局面。故文帝决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皇帝，更不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而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改革家，一个西汉王朝的忠实维护者。这就是他的个性特征的集中表现。

二

汉文帝的上述个性特征，既不是先天赋予的，也不是他个人的爱憎好恶决定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质言之，是西汉初期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铸造了他的品格特征，决定了他的所作所为。

汉文帝即位前和即位之初，亡秦的苛法暴政仍然严重地困扰着当时的劳动人民，对此如不彻底予以改变，就有蹈亡秦覆辙的危险。这是汉文帝所面临的第一大社会问题，也是铸造他以行仁政的形象出现的关键性因素。

我们知道，秦的苛法与暴政，是导致秦王朝速亡的重要原因。秦末农民起义，就以“诛暴秦，伐无道”[3]相号召，可见秦法与暴政是当时劳动人民所反对的核心问题。刘邦入关后之所以立即与关中父老相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正是顺应当时关中“父老苦秦苛法久矣”[4]的心态而采取的措施。然而，事实证明，刘邦的这一作法只是临时性措施，他并没有来得及“悉除去秦法”，同时也无条件在推行这一措施，故秦的苛法如故，以致于到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正月，她还在说：“前日孝惠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5]新近出土的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所载，更明显地证明从汉高祖初年到其十二年中所使用的法律基本上仍是秦律。因为这个《奏谳书》所收十多个案例所依据的法律，在刑罚名称、罪犯类别、量刑标准和计赃数量等方面，都同云梦出土的秦律相同，却不同于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则刘邦确未曾“悉除秦法”。正因为如此，故惠帝时才有“欲除三族罪、妖言令”之议，高后才有除此苛法之诏[6][7]。

吕后虽有除秦苛法之诏，却并未实行，或者说实行不久，又恢复了诽谤妖言之法，唐人颜师古即持此看法，故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五月，依然存在“诽谤妖言之罪”[8]。由此可见，文帝即位之初，仍然面临一个必须彻底废除秦的苛法这一重大社会问题，不如此，就无以求得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事实证明，正是这样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汉文帝采取了彻底清除亡秦的苛法与暴政的一系列措施：

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即文帝即位后第三个月，便发布了“尽除收帑相坐律令”的诏书。

前元二年五月，又颁“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其除之”之诏，并规定“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前元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即除去擅征捕之苛法。

前元十三年五月，又颁“除肉刑法”之诏。

汉文帝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就给他塑造了一个“除帑削谤，政简刑清”的仁者形象。实则他并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仁者”，而是在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不得不顺应民心而为之，否则，既无以树立西汉政权不同于亡秦的形象，也无以巩固他自己的统治，故曰是时代铸造了他的品格特征。

孝文帝即位之后，摆在他面前的另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就是经过秦末汉初动乱造成的人口大量死亡、社会生产严重破坏、粮食奇缺、粮价飞涨等状况，使早已疲于亡秦徭役、兵役和赋税的劳动人民，仍然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就迫使汉文帝必须缓解这一矛盾，否则随时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

我们知道，在秦末汉初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汉高祖时期由于此起彼伏的异姓诸侯的反叛，仍然缺乏恢复与发展的条件。是以“汉兴，接秦之弊，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饷，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9]。惠帝、高后时期，因鉴于社会经济状况的严峻形势，采取了“俱欲休息乎无为”[10][5]的政策，虽然一度出现了“衣食滋殖”[10][5]的局面，但是，由于时间短和基础不牢，以致直到汉文帝时期，仍然是“岁一不登，民有饥色”[8]。因此，继续实行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进一步减轻劳动人民租税徭役负担，这又是时代赋予汉文帝的历史使命。

事实又证明，汉文帝果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旨在减轻劳动人民的赋、役负担和促进社会生产迅速恢复与发展的改革措施：

文帝前元元年六月，“令郡国无来献”（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即取消各郡国的岁贡，等于间接减轻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

前元二年九月，再下重农之诏，并以“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的办法以劝农（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此前田租率为十五税一，今收其半，实开三十税一之先河。

前元五年四月，“除盗铸令。更造四铢钱”（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即开放钱币铸造权，同时由国家铸造新币，以促进商业的发展。

前元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注：见《汉书》卷4《文帝纪》；《史记》卷10《孝文本纪》缺载。）。即取消关卡检查制度，以促进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和货物流通。

前元十三年六月，又下重农之诏，并颁“除田之租税”的诏令[8]，即全部取消田租的征收。

前元十三年，颁布“除戍卒令”[11]，等于取消劳动人民的戍边之役。

后元六年四月，“令诸侯无入贡。弛山泽。减诸服御。损郎吏员。发仓庚以振民。民得卖爵。”所谓“民得卖爵”，即文帝允许百姓将官府奖励他们从事农耕所赐给的“民爵”出卖给无爵者。

此外，《汉书》卷64《贾捐之传》论文帝时，“丁男三年而一事”，即把丁男每年应服的一月“更役”，减少为每三年服一月更役。《汉书》卷51《贾山传》在其《至言》中，用汉文帝的改革措施同秦的暴政作对比时说：“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余匹以振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悦喜。”除贾山所反对的“除铸钱令”等措施外，他几乎对文帝的改革措施作了一个总结。

文帝时，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表现在农业方面，除了家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个体小农经济获得了发展之外，还出现了专门种植经济作物而致富的单一经济经营户，正如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在武帝之前，早已出现了许多拥有“千树枣”、“千树栗”、“千树楸”、“千亩漆”、“千亩巵茜”和“千畦姜韮”的单一经济作物经营者，其中无疑包括文帝时期。随着单一经济作物经营者的出现，全国各地的农副产品也形成了地区分布的特征，如齐地“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鲁地“颇有桑麻之业”；越、楚之地，也“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燕代之地，善“田畜而事蚕”；渤海与碣石这些地区，也有“鱼盐枣栗之饶”；巴蜀地区，“亦沃野，地饶巵、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12]。这些不同地区产品特色的形成，必萌始于文帝时期。由于各地区桑麻种植与养蚕业的盛行，就为纺织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仅以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前期的纺织品来说，就有绢、纱、绮、锦、刺绣与麻布等多种丝麻织品；在这些丝麻织品之上，还饰以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人物等花纹，其色彩之鲜艳，织、绣之精美，达到了巧夺天工的程度[13]，这难道不说明包括文帝时期在内的西汉前期的纺织手工业的高度发展状况吗？

至于“千亩漆”的经营者的兴起，无疑是漆器制造业兴起后的产物。反过来，它又会推动漆器制造的发展。上述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五百余件包括食器、沐器、酒器和装饰性器皿的漆器，就是以反映出包括文帝时期在内的西汉前期漆器制造业的发达水平。

西汉前期新产生的大冶铁业主，则更是文帝实行弛山泽之禁、除关津检查制度和允许自由冶铸政策的直接产物。如吴王刘濞，就是在文帝时期“即山铸钱，富埒天子”的人物；大夫邓通，亦于文帝时“铸钱财过王者”，出现了“吴、邓氏钱布天下”状况[9]。故文帝的改革措施，直接导致了西汉前期冶铁与铸币业的发展，从而出现了“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12]的工商业兴盛发达的局面。

汉朝是一个强大的帝国，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和之后的唐朝合称为“强汉盛唐”。汉帝国和同时期的罗马帝国与印度的孔雀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汉朝统治时期所确立的社会与政治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到现在，中国人仍然称呼自己为“汉人”，而中华民族中以华夏族为主的中原部族集团亦慢慢被统称为“汉族”，其文字系统亦称为“汉字”。

汉高祖死后，汉廷经过一段的动荡，爆发了诸吕之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史称为汉文帝，朝政逐步稳定下来。其后汉景帝刘启即位，汉高祖及其后的汉文帝、汉景帝等，吸取秦灭的教训，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减轻农民的徭役和劳役等负担，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注重发展农业生产。文景时期，提倡节俭，重视“以德化民”，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一、政治领域

（一）无为而治

汉建立之初，鉴于民众对秦残厉法制的不满，顺从民意，采取了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与民休养生息，这也是道家思想第一次登堂入室。

文景时期，继续推行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各项政治措施实际上都围绕着无为而治的思想展开，并适当补益损革，使得汉朝国力逐步恢复。“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无为政治看起来有消极保守的倾向，但从另一种角度看，却透露出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精神。这种政策强调行政上不妄为，少有急切的举措，避免苛政扰民，营造比较宽和的政治空气，使社会生活在自然的状况下得以安定。这种政治风格无疑是符合当时的国情民情的，是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进步的。

（二）稳定局面

文帝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前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

汉初统治者认为秦朝郡县制并不成熟，在国体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

汉文帝即位之后，首先封赐推举自己上位和诛杀诸吕的有功之臣。汉文帝前元年（前179）十月，封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灌婴为太尉，组成新的汉廷中央。除了保留旧有的诸侯王之外，汉文帝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

汉文帝根据群臣的建议，立长子刘启为太子。这样，自汉高祖以来，预立太子就成为汉家的定制。

汉景帝即位后，加强中央集权，重用御史大夫晁错，大力推行削藩。平定“七国之乱”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诸侯王国领郡由汉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汉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汉景帝抑贬诸侯王的地位，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

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三）虚怀纳谏

文景二帝还十分重视有识之士，听取和采纳他们有利朝廷的建议。思想家贾谊提出农业生产是立国的根本，只有把粮食积贮得多了，才能攻能守。政治家晁错提出重农轻商的主张，提出使农民附着于土地的观点，文帝都采取了措施加以实行。

（四）修改刑罚

秦朝时期大多数犯罪的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

这些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并没有认真执行。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汉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二、军事领域

（一）强化军权

军权是保障皇权最重要的权力，汉文帝在进入长安的当天夜里，就命令亲信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命张武为郎中令，巡察保卫宫中。有司衙门分别诛杀少后帝及其三个弟弟于各自的府第。皇帝回到前殿，连夜颁布诏令，大赦天下。

汉文帝知道自己在汉廷并无雄厚的政治基础，有的宗室认为他是“摘桃派”，仅仅是依靠一批老臣的拥戴而登上皇位的，他所面临的是不断壮大和日益骄横的诸侯王势力，所以他首要的任务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策略来巩固皇权。

（二）维护统一

由于汉王朝大力推行无为政治，对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起了催化作用。诸侯坐大，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必然使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和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文帝即位后就开始激化了。文帝三年（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叛乱，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文帝派兵镇压，叛军顷刻瓦解，刘兴居被俘后自杀。

只过了三年，淮南王刘长又举起了叛旗。但尚未行动，即被朝廷发觉。文帝派人传讯刘长入京，罢去他的封号，将他发配蜀郡。途中，刘长绝食而死。

贾谊献策，两起叛乱虽被平息了，但汉初诸侯王势力的恶性发展，实际上已成为对抗中央朝廷的分裂势力。朝廷中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到了非从根本上解决不可的时候了。贾谊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时年28岁的贾谊上《陈政事疏》（即《治安策》），提出两点：第一，亲疏不是主要问题，即同姓诸侯王不比异姓王可靠。第二，是强者先反叛，弱者后反叛，在这样的封国条件下，最后都是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的。贾谊提出解决的办法就是“众建诸侯王而少其力”，即分割诸侯王国的势力，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

汉文帝十分欣赏贾谊的《治安策》，然而，当时他正用心于稳定政局，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形势不允许他与诸侯王公开对抗。直到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齐王刘则死，无子嗣位，文帝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又封刘长的三子刘安、刘勃、刘赐等为王，将淮南国一分为三。贾谊关于众建诸侯的建议，至此才得以实施，但皇权和王权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分权和集权的问题依然存在。由于汉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所以导致了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

汉景帝即位后，先提拔晁错做内史，然后又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晁错经过分析，告诉刘启要特别提防诸侯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

汉景帝知道了七国反叛的消息，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三十六个将军去攻打吴国、楚国；派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国；派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国、赵国的军队。

窦婴向汉景帝引见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汉景帝召袁盎进宫相见，趁机劝说汉景帝杀掉晁错，以保国家安全，平息叛乱。汉景帝采纳了袁盎的计策，便杀了晁错。

而七国之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汉景帝调派周亚夫等将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用截断叛军的粮道然后坚守不出的战略，最终击溃了叛军，用三个月将叛乱彻底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汉景帝将各诸侯王国的权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诸侯国的官吏数量。诸侯王不再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三）安定边疆

汉文帝前元三年（前177），匈奴右贤王背弃和亲之约，率数万大军侵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地区），并进袭上郡（今陕西绥德地区），杀略汉民，威胁长安。双方虽未交兵，但这次用兵是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表明西汉王朝并不甘于和亲政策。

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前166）冬，老上单于亲率14万大军入侵汉地，前锋直抵岐州雍（今宝鸡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200里，直接威胁西汉王朝的统治中心。文帝得报，立即命中尉周谷、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屯驻长安附近，防卫京师；又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遫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上郡、北地、陇西等处兵马车骑迎击匈奴，苦战月余，老上单于方退出塞外，而汉军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从此，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西汉王朝深以为患，不得不遣使者复与匈奴修好和亲。汉文帝后元四年（公元前160年），老上稽粥单于死，其子军臣立为单于，仍以中行说为亲信，积极准备攻汉。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军臣单于绝和亲之约，对汉发动战争，侵入上郡及云中郡。文帝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进驻飞狐（今山西上党）；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将兵入代地，进驻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又派将军张武屯兵北地，同时，置三将军，命河内守周亚夫驻屯细柳，祝兹侯徐悍驻棘门，宗正刘礼驻霸上，保卫长安。此时，匈奴骑兵已进至代地句注边，边境烽火警报连连告急。汉军经数月调动，方抵边境地区。匈奴见汉军加强了守备，遂退出塞外。

总体而言，受制于国力、统治思想和马匹、武器等具体物质基础，文景时期对待匈奴的入侵并不组织军队主动出击，以避免加重百姓的负担，不使恢复不久的正常的经济生活再次受到破坏。

三、经济领域

（一）与民休息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70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粮仓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汉初休养生息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使中国出现了第一个治世。文景时期实施较为开明的政治，以达到巩固专政的目的，为汉武帝的大一统奠定了政治和物质条件。

（二）减轻杂税

汉高祖登基后，约法省禁，减轻田赋税率，“什五而税一”。汉惠帝时，下令“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可知汉高祖在位的12年间，后期因国家财政上的需要，税率有所提高，但惠帝于汉高祖十二年即位后，马上恢复了原来的税率，使十五税一保持下来，即使吕后当政时也未见改变。汉文帝时，进一步降低田租的税率，按“三十税一”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田赋税率最低的时期，而且以后始终不变。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又下诏：“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将以往十五税一的田租，又减轻了一半。

（三）鼓励生产

文景二帝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开荒。

农业。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汉文帝前二年（前178年）和前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前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则减至每3年服役一次。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春正月，下诏准许百姓从贫瘠地区迁往土地肥沃地区，以利发展农业。他还多次下诏申明以农为立国之本，强调重本抑末。同时要求郡县官吏认真执行，对失职者加以严惩。汉景帝二年（前155年），又把秦时17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20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23岁。

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吸引农民重视农业生产，汉文帝君臣认为惟一途径就是提高粮食价格，对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这样，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接下来又进一步充实各郡县的储备。只要郡县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田租。在这样政策的鼓励下，农民的收入保障了，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

工商业。汉文帝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财力减免田租。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四）厉行节约

汉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加。他曾经想做一个露台，预算报上来，需要百金，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他说：“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了，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觉得羞耻，怎么能花百金建露台。”为了减免人民税负，他还减少自己的开支，裁减侍卫人马。汉景帝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的国家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五）抑制豪强

汉廷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采取重农抑商；逐步分化诸侯。

西汉前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农民是雨露阳光，但却助长了豪强商贾的实力。因为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轻徭薄赋政策使他们获利最多；“弛山泽之禁”，富商从中获利最大。所以，在“与民休息”的同时，豪强巨商一天天膨胀起来，社会上形成了拥有政治优势的汉初军功集团、桀骜不驯的巨族土霸和财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势力。这些豪富占有大量财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着农业生产；一方面疯狂兼并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流亡。当时国家的税收是三十税一，即收获量的333%，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率是什五，即收获量的50%，其差额就是地主的受益即4667%。社会财富占有的悬殊，是社会不安的最大隐患，这极容易造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