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的介绍

土家族绝大部分居住在湖南永顺、龙山、保靖、古丈以及湖北省来凤、利川、鹤峰、咸丰、宜恩一带及四川省。人口570．42万（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意为本地人），有自已的语言，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大多数人通汉语，目前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聚居区还保留着土家语。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崇拜祖先，信仰多神。

主要从事农业。织绣艺术是土家族妇女的传统工艺。土家族的传统工艺还有雕刻、绘画、剪纸、蜡染等。土家织锦又称“西兰卡普”，是中国三大名锦之一。

土家族爱唱山歌，山歌有情歌、哭嫁歌、摆手歌、劳动歌、盘歌等。传统舞蹈有“摆手舞”、“八宝铜铃舞”及歌舞“茅古斯”。乐器有唢呐、木叶、“咚咚喹”、“打家伙”等。

礼仪主要有：见面要互相问侯，家有来客，必盛情款待。若有是逢年节到土家人家里做客，主人还会拿出雪白的糍粑去烤，待烤得两面金黄开花时，吹拍干净，往里灌白糖或蜂蜜，双手捧给客人。

有的地方给客人吃糍粑还有些讲究，即把烤好的糍粑给客人后，客人不得吹拍火灰，要接过就咬，这时主人会抢回去吹打拍净，蘸上糖再给客人。

扩展资料

土家族饮食文化

土家族日常主食除米饭外，以包谷饭最为常见，包谷饭是以包谷面为主，适量地掺一些大米用鼎罐，煮或用木甑蒸而成。有时也吃豆饭，即将绿豆、豌豆等与大米合煮成饭食用。

粑粑和团馓也是土家族季节性的主食，有的甚至一直吃到栽秧时，过去红苕在许多地区一直被当成主食。现仍是一些地区入冬后的常备食品。土家族菜肴以酸辣为其主要特点。

民间家家都有酸菜缸，用以腌泡酸菜，几乎餐餐不离酸菜，酸辣椒炒肉视为美味，辣椒不仅是一种菜肴，也是每餐不离的调味品。豆制品也很常见，如豆腐、豆豉、豆叶皮、豆腐乳等。

尤其喜食合渣，即将黄豆磨细，浆渣不分，煮沸澄清，加菜叶煮熟即可食用。民间常把豆饭、包谷饭加合渣汤一起食用。土家族平时每日三餐，闲时一般吃两餐；春夏农忙、劳动强度较大时吃四餐。如插秧季节，早晨要加一顿“过早”，“过早”大都是糯米做的汤圆或绿豆粉一类的小吃。

据说“过早”餐吃汤圆有五谷丰登、吉祥如意之意。土家族还喜食油茶汤。

人民网-土家族

希望下面资料对你有用:

在讨论苗疆土司与苗族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弄清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那就是“苗疆土司”和“苗族土司”。简言之，凡苗族聚居区的土司均为“苗疆土司”，在这些土司中，由苗族充任的土司称为“苗族土司”。苗疆土司的外延，与苗疆的地域相重合；本文所说的苗疆，即苗族东部方言区，也就是史籍所称的红苗生息地。这块苗疆的地域如何？请看诸种史籍皆相同的记载：“红苗原出铜仁府，其族甚繁。东至辰州界，西至四川平头、平茶、酉阳土司、北至保靖，南至麻阳、东南至五寨司、经线三百里，纬线一百二十里，周千一百二十里，皆其族所居之所。”

按现在的地图计算，这块苗族聚居区的经线为360华里，纬线240华里，周围1200华里，面积21600平方公里，内含铜仁、松桃、秀山、酉阳、沅陵、泸溪、吉首、古丈、花垣、保靖、凤凰、麻阳等12个县市。除此之外，永顺、龙山、桑 植、大庸、以及鄂西边缘县份，尚有红苗寨落。

这块在历史上定格的苗疆，其地域一直保持相对稳定。明朝开国之后就着力于对苗族的镇抚，但37年后酉阳的生苗才开始归附。《明史》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指挥丁能、杜福抚谕亚坚等十一寨生苗一百三十六户，各遣子入朝，命隶酉阳宣抚司。”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官方镌刻的《移建安化县碑记》仍称“黔之东铜思所属有梵净山，高耸数千仞，绵延数百里，向为苗人所居。”

在这块土地上，统辖苗众的中小土司多由苗人充当，而担承治理责任的大土司，则多由汉人担任。民国二十年（1931年）编撰的《沅陵县志》，依旧沿引史籍的记载来陈述这种史实。该志有曰：“蛮部（指苗族）各有酋长，其酋皆各相雄长，不能统一。汉人之才智狡者，往往因而利用之，结合诸酋，使之承奉其号令。溪州之氏，盖汉人而为群蛮之所推尊者也。”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对这种史实有了新的说法。潘光旦教授在他的洋洋十余万言的专题报告中讲：“‘土司’不是一般的土官，而是‘土家人’所担任的‘土官’”改变了土司的内涵以后，对于它的构成成分，潘说：“元代以来，湘西的土司是一般的、十有八九的，由‘土家人’充当的”。尽管还有点闪烁其词，可他最后还是勇敢地过渡到预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元、明、清三代实行所谓‘土司’制度，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为止，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对当地的苗族，代表中原统治者经常‘约束’，随时镇压。”

历史果真如此吗？

历史上，汉族大土司对苗族没有起到“约束”和镇压作用。那位创导修筑长城来防御苗族的蔡复一，在公文中曾经强调过这种事实。

蔡氏字敬夫，福建同安人，万历进士，几次升迁官至兵部右侍郎，巡抚贵州，后总督贵州、云南、湖北军务。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蔡任湖广参政，分守湖北，带管辰沅兵备道，驻节沅州（今芷江县）。他在《边防条又议》“责担承”那段中写道：“永顺（土司）约束镇苗，保靖（土司）约束竿苗，每岁俱有担承认结到部，苗哨原设有抚苗防守舍巴头目，月食禀粮……今则担承毫无实效，认结只属虚文。就中草苗猖獗尤甚，历数冬春二季入犯，十（之）三镇苗，而十（之）七竿苗也。”不仅“受国恩世有爵土的”永顺、保靖两宣慰司奈何不得镇竿生苗，就连专事屯戍的营哨兵也如同虚设。明代官员马协在同类的公文中写道：“（哨官）不为自强之计，甘为媚苗之术。”“……真所谓畏苗如虎，自视如鼠也。”

这种情况到了清朝依然没有甚么改变。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湖广总督郭（左王右秀）在反映苗疆情势与防务的奏章中写道：“历任督抚提镇诸臣，止议永顺、保靖二土司分寨抚管，土司相距颇遥，且兵未经制，止可偶供征用，未便其永远抚管。”十年后，湖南巡抚赵申乔在《题六里苗民归镇溪所乾州同知抚管疏》中指出，土司的担承“毫无实济”。该疏曰：“镇竿有镇苗、竿苗之分，镇苗向系镇溪所管抚，竿苗即红苗，向系竿子坪长官司抚管。前明以镇苗令永顺司担承，竿苗令保靖司担承，苗乃叛服无常，二土司有担承之名，毫无实济”。就是这道奏疏，取消了永保两土司担承“约束”苗族的虚名，改土归流。

为何汉族土司无法约束苗民？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是苗族的社会结构与其他民族不同。苗族是个崇尚自由、强调自我意识的民族，它的尊卑全由实力的强弱来决定，无精神方面的因素，所以其社会管理框架属多系统的不稳定型结构，由于不是稳固的宝塔形模式，使异族统治者无法提纲挚领。关于这点，史籍中有许多记载。明代曾任贵州巡抚的郭子章在《黔记·诸夷》中写道：“诸苗夷有囤峒而无城廓，有头目而无君长。”清代凤凰敬修书院山长孙均铨在《苗蛮辨》中写道：“蛮犹有上下之分，苗则无所统纪。”关于苗族社会的特点，《永绥厅志》有比较详细的记述：“生苗各分寨落……有部落无酋长，其俗不以人命为重，寨中有父子兄弟数人数十人，强梁健斗或能见官讲客话者，则寨中畏之，共推为寨长；如寨中再有一人一户，则又各自为党。或一寨一长或一寨数长，皆以盛衰强弱迭更易，不如他部之有酋长世受统辖也。”

二是苗族的生存环境，外族难以适应。溆浦人严如煜，嘉庆元年（1796年）征举孝廉方正，廷试第一，以知县试用陕西，后随军到湘西镇压苗民起义，著有《苗防备览》、《苗疆风俗考》等多种关于苗族的文献。他在《总论苗境事宜务为筑堡议》中写道：“……又溪涧之水，夫马既多，腥秽不可入口。其泉水稍清洌者，俱为岩浆，极寒，败人脾胃，兵役饮之，水土不服，多生疟痢二疾，或痨黄肿，四肢无力，地势使之然也。”

三是苗人的战术斗技，精于他族，难以制服。对此，严如煜在他那篇《议》中写道：“他省近边夷人，以弓弩为武器，易为遮御。苗人本寨好打冤家。苗人五六岁即习鸟枪，种山赶场，寸步不离。”严氏还说苗地向产土磺、洞硝，苗人配制火药的技术“精于内地”，“放火器非诸夷所能及。”关于苗人的战术，严氏写道：“我军施放火炮，彼则挖坎伏避；即不能避，而三五分队，中毙者亦少。”为让官军高度重视苗人的战术，《苗防杂识》在印证了严氏的记述后写道：“（苗）遇敌必先择土坎岩窠，伏身暗中，放枪后，即从莽草中退十余步潜避他所，以防反击。”它的结论是“苗人火枪最难提防。”

严如煜在《议》中还写道：“苗人所居之险，猱崖猿壁，非人迹所能到。外间劲旗，扳援一峻坡，已喘息不能行动，安能与之追蹑？”而苗人在这种险竣的山地又表现如何呢？请看《乾州厅志》的记载：“而苗人走崖谷往来如猱，或明东暗西，堤防少疏，一营有事，数营震动矣。”

古代苗族社会的各种条件决定，大土司以下的中小土司大部分得由苗族来充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对苗族起到一定的统辖和约束作用。至于“大小‘土司’几乎全部由‘土家’人承当”的说法，只是潘光旦教授个人的认定，并非历史的真象。但是，这种说法却被少数学者当成科学论断，将人导入误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原因主要是“五姓真苗说”的影响，以及图解民族压迫的结果。

“五姓真苗说”人为地缩小了苗族的范畴，使我们把一些苗族土司作为异族。此说先见于孙均铨的《苗蛮辨》，其中有曰：“其时蛮中大姓则有彭氏、舒氏、向氏、冉氏、田氏，各有分土，中环五种土酋，有石、陇、吴、麻等姓，今苗姓有此，疑即是苗。”到了嘉庆年间，严如煜在《平苗议》中写道：“统计三种苗，惟吴、龙、石、麻、廖五姓为真苗，其欧阳、彭、洪等姓乃外民入赘，习其俗久遂成族类。”这就把五种土酋为苗的说法深化为“五姓为真苗”，即五姓真苗说。此说被后人承袭，谬误留传后世。其实苗族自己就有削、没（芈）、边（卞）、管、卡、来（莱）、刊等七大苗姓，他们使用的汉姓不计其数，若按多少来决定大小的话，那彭、向、田也是苗族中的大姓。关于这些情况，笔者曾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作了比较详细和阐述（见《吉首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按照现代的观点，为了体现民族压迫，苗疆土司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把它们都视为异族是不会引起非议的。也就是说，至少苗族学者不会去关注这种界定是否客观。另一方面，由于“土司”与“土家”早先就被潘光旦混为一谈，于是那种界定又容易被人渲染，这样，就弄得苗疆土司中似乎不存在苗族土司了。

为了矫正视听，我们还是来正视一下史实。先谈几个没有争议之处的苗族土司。

吴毕朗，明宣德年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宣德五年（1430年）率苗众造反。

廖彪，明永乐三年（1405年）为竿子坪长官司土司，曾与其他苗族土司一起遣子入朝进贡。

杨二，明洪武初年的“卢溪苗长”。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卢溪县的辖区很宽，包括如今的泸溪、花垣、吉首三县市，以及古丈、凤凰的部分地区，那时，朝廷企图对该县的苗民实施籍户口、派赋税的统治措施，引起苗民的反抗。为了平息苗疆的骚乱，“卢溪县主簿孙应龙入峒招渝，领苗长杨二赴奏，准轻赋，始割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辰州卫。”关于此事，《明史》、《湖南通志》，以及湘西的多种地方史志均有记载。杨二进京面圣的结果是：要苗民缴纳的一万一千石粮食减去一万石，对卢溪苗民分而治之，割124寨为十里，为清康熙年间永绥厅（上六里今花垣县）、乾州厅（下四里，今吉首市）的问世铸定雏形。镇抚十里苗民的镇溪军民千户所建置后，杨二和其他“苗之渠首”被任命为百夫长，以约束苗民。

至于田姓土司中是否有苗族土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关于首任田姓土司田儒铭的族属，笔者在《红苗姓氏与风俗》中已举证说明他是苗族，此处不再重复。为证实那种说明并非妄断，下面以《湖南通志》和乾州、凤凰、芷江三厅县的志书记载，再铺陈两位田姓土司的情况，从中亦可见苗族土司的特征——叛服无常。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都指挥邵鉴诬诌竿子坪乌牌寨（属今凤凰县）苗人陇老恰、陇党叟，称其替川黔叛苗窝脏。于是镇竿守备陈表令土司田兴爵诱出二苗，解辰沅备道府衙（今芷江）监候。十八年（1539年），陇母叟因其父陇老恰屈死狱中，遂率苗众造反，守备陈表被弹劾离职。第二年，雅酉寨（属今花垣县）苗头陇求儿，乘势邀集川黔苗众造反。是年，田兴爵与镇溪土指挥田应朝，统领所部土兵，随大队军官到暴木营（凤凰县禾库镇吉寅村）参予剿抚造反苗民。史籍所称之“土兵”，实为凤凰、吉首、花垣三地的苗兵。由于二田的作用，官军得以利用廖羊保等苗族头人四处招谕，用“抚”的办法使战役尽快结束。这时，田兴爵、田应朝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发挥土司的职能，以苗剿苗。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田兴爵因开罪官府被关押在辰州（今沅陵县）狱中，后经一些苗人暗中贿赂官吏将其救出，藏于生苗腹地腊尔山。第二年，田兴爵便率领苗众称兵反叛。田是一条无情无义的色狼，他仗势到处奸*妇女，并恩将仇报，虐待营救自己出狱的苗人。这家伙，有一次到土官隆歹家，因“呼其妇不至”，便把土官为求子而用来祭祖的猪杀了。后来，因为满足色欲，强夺阿留弟媳，“负以牛，将入山”。这时，土官隆歹率领被虐之苗众一齐杀来，田见寡不敌众，“乃挟刀且战且走”。从田兴爵在腊尔山苗寨的种种表现可以看出，这位土司是通苗语、谙苗情的，否则，就不会有“呼其妇不至”的情节，也不敢独自用牛驮上美妇人入山享乐，尤其是他敢于“且战且走”，独自在生苗腹地闯荡。就是到了四五十年代，整连整排荷枪实弹的军队，若没有苗族作向导，也是不敢闯进腊尔山的

就在田兴爵狼奔鼠窜的时候，平头（属今松桃县）长官司土官携带印信与“所部诸苗逃奔蜡尔”。原因是苗族群众拖欠赋税，并在铜仁知府督催缴纳时逃亡他乡，于是知府责成土司偿还，土司也只得一走了之。当平头土司与所率之苗同田兴爵相遇后，便联合称兵造反，“围麻阳县，执知县，官军讨之不能克”（见《乾州厅志》，上同）。这时，田兴爵又完全背叛了朝廷。

就在田兴爵称兵造反时，田应朝仍然在为朝廷效力，在副将都御史万镗的统率下，参予剿抚“湖广蜡尔山蛮叛”（见《明史》）。万镗采纳了田应朝的计策，软硬兼施，对苗族首领晓以厉害，诱以利禄，后来如《湖南通志》所载：“镇溪土司田应朝等，招出（陇）求儿等五十余人。”余下苗众，被官军各个击破，苗疆得到短时期的安静。

站在官方的立场上，各种史料一方面承认田应朝的能量，一方面又说他“狡黠多诈”。确实如此，作为异族，田应朝没有孝忠皇上的意识，顺从只是表面的，那只是为了谋求切身利益，反叛的本质，一旦时机成熟便会显现。对于异族土司，他毫无感情可言，暗中制造矛盾，挑唆是非，让永顺、保靖两土司相互仇杀，自己坐山观虎斗，并从中两面讨好，两面收受贿赂。除此之外，他还暗中勾结和支持田兴爵与平头土司称兵造反。此次苗叛平息后，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他又如法炮制，阴结贵州苗酋龙许保等为乱。田应朝知道自己只是朝廷的一只猫，如果老鼠不闹事，猫便会丧失原有的地位。这家伙“战则庇贼冒功，抚则反复要重资”（见《乾州厅志》），使平苗之役久而不克，给官府施加压力。

嘉靖三十年（1551年），龙许保、吴黑苗再次统率湘黔苗民造反，攻陷思州府。掠执知县李允简等官员。苗民此次起兵反抗，得到了酉阳冉姓土司的暗中支持。这时，田应朝反叛朝廷，率部合酉阳土司兵在平茶一带多次阻挠官军。奉旨征苗的都御史张岳，多次派人召田应朝罢兵来见，田不听从。后来张岳侦知田之叔田勉，饶勇悍桀，常被应朝恃为后盾，便设计将其捕来乱棍打死。此时田应朝有些畏惧，派人向张岳表示改过自新，张许其以功赎罪，但田又变卦不出山，张岳便削掉他的土指挥职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官军的围剿下，田应朝感到形势窘迫难以维持，便到永顺宣慰司见张岳表示归顺。张岳先以军棍仗之以示惩罚，再令其随同官军征苗，后来还是把他杀掉，悬首于市，以惩戒其他苗酋。

从有关史料可以看出，由汉族充当的苗疆大土司，对苗族的直接影响力不大他们只负一个“承担”和“约束”苗民的虚名，只是在朝廷调集官军镇压苗民反抗时，率部随军进剿，依靠由苗人充当的中小土司，发挥前锋作用。由苗人充任的中小土司，能对苗族起到直接作用，而他们又具有时顺时叛的两面性。在顺从朝廷协同镇压造反苗民时，他们因熟悉地形，了解战术，通晓语言，总是作打头阵的尖兵，但是，他们往往都是用献策招抚苗族首领的办法来结束战事。这样，官军可尽快撤离，苗族也能保存实力，因此每次战后的安定都只是短暂的。从总体上看苗疆一直动荡不安，于是土司也就才能乱中取势，直到改土归流。苗族土司一旦反叛朝廷，结局都是削职杀头，所以史籍中出现的中小苗族土司，能世袭其职的不多

田氏政权在乌江流域黔中地区的统治可以追溯到隋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止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 统治时间长达831年之久。开皇二年(582)，乌江下游的彭水（黔中）包括今黔东北一带，处于湖广、四川交界的“两不管“的地方，山峦起伏，地势险峻，交通极为不便，历史上称之为“蛮夷之地”，加之，“夷苗屡叛”，人民生活贫困并难以安宁。为了黔中“蛮夷之地”的治理，隋朝皇帝苦于无计可施。此时，大臣苏威保荐田宗显为黔中刺史。田宗显与子田惟康（田世康）到任一年多，黔中大治，政通人和。隋文帝大悦，于是封田宗显为国公节度使。后来，白莲教金头和尚任则天举行农民起义，朝廷再次调遣田宗显前往征伐。战争胜利后，田宗显奉命管理黔中一带，接着，又被加封为 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由此，田氏确立了对乌江流域的黔中包括黔东北地区的统治地位。

唐初太宗统治时，二世田惟康世袭为黔州刺史，因为平叛有功，又加封为黔潭二州节度使。三世田阳明平“贼”有功，授都督府大总管一职。四世田克昌能以恩威服夷，接受义军兵马使。经过田氏十多代人的努力，乌江流域的下游的治理已见成效。但今贵州境内的广大地区，虽然均为 黔中田氏政权所管辖，然而，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人民生活仍贫困而不能安宁。直到宋代大观元年(1107)，田宗显十四世孙蕃部长田祐恭入朝内附，愿为王民，始建思州治。田氏政权重心已经开始从黔中的彭水移到黔中的务川，据史料记载：思州之名始于唐代，唐武德年间，有因务川当牂牁要道而设务州的记载，属于羁縻州。贞观中，又以思邛水之名改为思州。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思州辖有务川、思王、思邛三县，设址务川。政和八年（1118）以其地置思州，领务川、邛水、安夷3县。宣和元年（1119），田祐恭以镇压贵州境内少数民族有功，加封贵州防御使（贵州之名始于此），赠封为少师思国公。宣和四年（1122），废州县，改务川县为城，邛水、安夷2县为堡，属黔州。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复置思州和务川、邛水、安夷3县，为羁縻州，州治务川，仍属黔州。至此，黔东及黔东北才得到有效治理。

之后，无论是羁縻或经治思州，都是田氏为知州，田氏世为思州守。进入元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推行土司制度，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思州田谨贤以地归附，乃置万户府。后改置思州军民宣抚司，隶湖广行省。元至正间，田氏族属镇远州知州田茂安，始分据其地以献农民起义首领的明玉珍，创设思南道都元帅府，其慰徙治都坪，而思州分为二矣。元顺帝至二十五年(1365)，元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归附，朱元璋仍置思南宣慰司，田仁智仍为宣慰使；朱元璋改思州宣抚使为思南镇西等处宣慰使司，以田仁厚为宣慰使。下辖务川县、镇远府及十四州、五十二长官司。其地域“以今之地域观之，大致东起湖南永顺、保靖，西迄贵州务川、凤冈、施秉一线，北达四川酉阳，南至黔南荔波、从江，几乎占有贵州的三分之二兼及湘西之一部，地域辽阔，远远超出唐宋时代的思州（1）”。元代是思州田氏地方政权管辖范围最宽、级别最高的大土司，难怪明初朱元璋在建立明王朝初期还说：“两广覃黄，思播田杨”，即指思州田氏、播州(今遵义)杨氏，势力之大也、强也。思州宣抚使在元代就分为思南宣慰使和思州宣抚司，故民国《贵州通志》卷6前事志曰：思州“自龙泉坪徒宣抚司治清江郡，因此称为思州，而改称故思州为思南”。可见，元至元时期(1264～1294年)思州田氏政权就一分为二了，其中一部分已迁入今思南。明代，思南宣慰司辖有水德江、蛮夷、沿河佑溪、思印江、朗溪、镇远溪洞金容金答、施秉、偏桥、邛水十五洞(团乐、得民、晓爱、陂带、邛水五长官司)、臻剖六洞横陂等处、铜仁、省溪、提溪、大万山、乌罗、平头著可、溶江芝子坪等17个长官司，加上思州宣慰司的地方，就相当于今天的岑巩、玉屏、石阡、凤冈、黎平、锦屏、从江、榕江、德江、沿河、印江、施秉、三穗、镇远、铜仁、江口、万山、松桃等县和重庆酉阳部分地方。这些地方与四川、湖广相邻，地处要冲，自元代以来，为湖广通往云南的驿道干线所经，有水陆通往四川、湖广，又是川盐入黔孔道之一，流寓以四川、陕西、湖广、江西为多，经济较为发展，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价值。

至此，思南、思州田氏宣慰司为贵州四大土司中的两大土司，思南、思州（今岑巩）分别成为黔东北和黔东的两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改土归流的直接发生地，其辖大片土地也为贵州建省奠定了地域基础 。

田氏土司自战国至汉至周，均是黔中地或思州之地的一大望族。

从《太平御览》的记载知：“涪陵蛮时，有冉氏，何氏、田氏。聚落最盛，大者万户，小者千户太和十七年（493），蛮帅田益宗率部曲四千户内附。”面对蛮夷地，土地之宽广，人烟稀少的黔中，能拥有四千户的民众，确实不易，这足以说明田氏系望族，拥有很大一片疆域。

北周保定四年（564），涪陵蛮帅田思鹤以地内附周，建德三年（574）改奉州为黔州。”

《沿河县志》载：“随文帝开皇二年（582），田宗显为黔中刺史。”

又根据民国《沿河县志》引《田氏宗谱》载：“随文帝开皇二年（582），黔中夷苗屡叛，大臣苏威保奏（田）宗显为黔中刺史，同子惟康赴任年余，黔中大治，文帝诰封为国公节度使之职。旋陕西天鹅山白莲教金头和尚为乱，调宗显往征，兵至天鹅山与贼战，贼败奔四川、成都。宗显追至，贼复败走渝城朝天门，潜往小河，追及复战，贼又败。兵至漆地安营，访贼至石马，问往民何地，民以石马即庸州答之，宗显详观地形，山环水抱，下居焉。迨贼授首，奉命镇管黔中思州十八堡，沿治四十八渡。旋加封为宣慰荣禄节度使金龙护国公，子孙世袭宣慰职，军民两管。”

依据《元史》、《明史》、《贵州通志》、《思州府志》、《思南府志》、《镇远府志》、《沿河县志》、《铜仁市志》、《岑巩县志》、《田氏雁门堂记》等史料记载：

元至正二十五年七月初七（1365年7月27日），授思州军民宣抚使兼湖广行省左丞，以武功靖乱，加朝烈大夫，管古州八万军民事的田仁厚，派遣都事林宪、万户张思泉首先纳款，随即将田氏世守的二府、十县、三十四州（长官司）地方图册献纳明朝朱元璋。

土家语属于藏缅语系，其传统名字仅仅有名而无姓。

例如：

雍尼、布所、日客额、地额额、匠帅拔佩、

洛雨、墨比卡巴、春巴嬷嬷、墨贴巴、傩贴巴、依窝嬷嬷、头嘎、西朗等等

土家人和大自然有天然的亲和力，于是他们在取名时往往和自然有关。比如龙山坡脚的土家人现在给小孩起的乳名大部分还是为土家语名。

例如：热木（美竹）、亥木（盛竹）、阿聚什用（岩下大将）、岜必（小山）、麦铁送（天官） 一是统治阶级的官方语言记录：据史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古巴郡的“南郡蛮五姓”中，有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五个大的氏族群体，但这几个姓在当今土家族中是小姓，巴姓、瞫姓、相姓几乎完全没有。

土家族姓氏与汉族大同小异，除了较为特殊的田、向、覃、彭、冉外，其他的李、杨、王、张、刘、陈、赵、黄、周等等姓氏的人口数量排列顺序与汉族百家姓人口数量排列顺序大同小异。

二是在不断归顺中央王朝途中依附的汉名汉姓。

这种情况十分复杂，简单来说有土司被赐予汉姓，其所辖人员皆依附其姓。

古代汉族规定蛮夷不可入仕，也有为了入仕而购买汉族家谱伪托于下。明朝时达到一个小高峰，以至于很多西南苗族和土家族的家谱都来自江西。

还有一种是依归大户姓氏。无地农民依归大户后自然攀附大姓，这些自耕农子弟如若考取功名，大户更加乐于承认其为宗族。 1、桃源大田覃氏 清乾隆十二年（1747）建宗祠于县东罗家店。族谱创修于1931年。

2、桃源木塘覃氏 宗祠在县城东门桥。族谱创修于1929年。

3、石门覃氏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光裕堂一修族谱，清道光六年（1826）二修，光绪元年（1875）三修，1922年四修。嘉庆十八年（1813）九如堂一修族谱，光绪八年（1882）二修，1931年三修。2004年光裕堂、九如堂及拳甫裔合修族谱。字派：世继宗光祚，家声庆远长，文章遵正道，事业佐明堂，定国忠谟显，安人厚泽扬，熙廷常懋绩，奕代普联芳，志学希贤圣，徵庸步寿康，百华祥豫兆，繁衍序弥昌。

4、石门覃氏 清嘉庆十九年（1814）一修族谱，光绪八年（1882）二修，1931年三修。旧派：明大国正自以勋，宇宙调和遇圣君，念昔开基多用武，从今继绪在修文，世传韬略光先德，兰桂腾芳永绍芬。

5、石门长梯隘覃氏 清光绪元年（1875）、1921年、2004年与添顺公裔合修族谱，现今2200余人。派语：拳秀显洪宝世正日双嘉云翔，永远绍先绪，盛朝多明士，兴业佐明堂。

6、澧县、津市覃氏 支谱始修于明，清道光元年（1821）二修，光绪十七年（1891）三修，1947年四修。2004年与石门光裕堂、九如堂合谱。派语同石门光裕堂覃氏。

7、慈利覃氏 清光绪三十年（1904）纂有族谱。

8、麻阳八里桥、兰村覃氏 麻阳景公房旧议字派：庆廷时如应，天子万代启（兴）隆，祖（宗）德光方远，仁文绍国华，进程开世册，昌大起家声（老字“光”对新派“立”）。五大公房1990年三届合修族谱新字：洪都京兆堂，诗书中科甲，立志辅朝纲，根培枝叶茂，积玉振家邦，健康享寿久，荣华富贵长，喜庆千秋景，祖传万代芳。

9、张家界三潭坪覃氏 族谱创修于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1994年续修。三潭坪派派行：良尚宗光祚家声庆远长文章遵正大。石门派派行：世继宗光祚家声庆远长文章遵正道。茅岗御派派行：廷胤洪声纯祖忠熙朝嘉世德永代著。中湖派派行：国尚大学仕明登正朝长文章遵孔孟。旋家峪派派行：囗囗囗德正红大其士宗文章遵孔孟。青竹界派派行：万正印新仕家启寿远长文章遵正大。榔溪派派行：万正印新仕家启寿远长祖泽延恒永。大庄派派行：宗仲印文德家声庆远长文章遵正大。五溪派派行：汝效星茂世启希士开成大运光德永。公定统一派行：良尚宗光祚，家声庆远长，文章遵正大，基业肇荣昌，定邦勋名在，承先盛绩扬，万传敦本序，佑启自联芳，忠厚前谟显，诗书宜训详，攀桂才高举，培兰庭满香，崇儒昭谦让，造育多熹康，逢原创京史，锡位振三纲，为孝垂能守，居临循五常，支源流泽久，百代若同堂。

10、桃源夺甲桥田氏 宗祠在夺甲桥。族谱创修于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1946年续修。

11、桃源浯溪田氏 光绪十六年（1890）建宗祠于让家坝。族谱创修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

12、石门白洋湖田氏 明崇祯间始修族谱，清乾隆十六年（1751）二修，咸丰九年（1859）三修，1928年四修。字派：万遇受仲单永单大万春（胜）国（春）登（正）虞（起）单（之）种（世）光（应）士淳民良，长裕启祥，家有余庆，祖德荣昌。2005年湘西北田氏联修宗谱，拟定通派：岱惠容高雅，复祠振伟积，凯岸舒皓欣，知严育健骐。白洋湖田氏自“余”字后采用通派。

13、石门黄溪坪、马鞍铺田氏 派语：锦永相光至，钟冰极美时。一本传宗泽，经书启象贤。“宗”字后采用通派。马鞍铺祠清同治二年（1863）首修族谱，至今人口1000余人，派语：祚永崇孔孟，秀启应万钟，相世承文德，家声自恢洪，圣朝登义士，上国为荣宗。"朝"字后采用通派。

14、石门磨市田氏 字派：永廷兴时应，朝国启文明，万士登金榜，洪基绍先生。“生”字后采用通派。

15、凤凰田氏 字派：其一“祖宗庆兴应，景儒茂仁宏”。其二“荣太谷有仕忠时”。

16、芷江罗平彭氏 始迁祖瑊公，字紫梁，原籍江西吉安，唐懿宗时因官辰州刺史迁湘，开基于芷江罗平乡。族人分布在马公坪以及永顺、保靖等地。

17、麻阳锦和彭氏 派语：友从胜际，光明正大，廷应世喜，国容在先。

18、麻阳土桥溪彭氏 派语：志敬亭大仲，师天忠万相，必定光祖德，宏开先泽茂，启祥昌我宗。

19、麻阳彭氏 派语：从显士定永，志兴万全方，日秀文武政，世代庆隆昌。

20、桑植彭氏 宗祠在县城。

21、桃源青云向氏 宗祠在向家坪。族谱创修于1941年。

22、桃源大里坪向氏 清雍正十三年（1735）创修墨谱，光绪八年（1882）、光绪三十二年（1906）、宣统元年（1909）、1936年续修。

23、桃源太平庵向氏 清咸丰十二年（1862）建宗祠于太平庵。族谱创修于道光十二年（1832），1914年续修。

24、桑植竹叶坪向氏 民国年间与旧土司裔合谱。

25、益阳向氏 清道光十六年（1836）二支始合修宗谱，称三修，光绪四年（1878）四修，1917年五修。贤暹公房派语：述延以序德，志士克承先，建基舒国步，大启本家传。洪德公房派语：名贤以序德，志士克承先，建基舒国步，大启本家传。

26、凤凰瓮来杨氏 宗祠在凤凰县新场乡瓮来，清道光三年始修宗谱。清道光十六年与廪卡杨氏、芷盈杨氏合谱，建宗祠与县城。　　27、凤凰廪卡杨氏 清道光十六年始修宗谱，宗祠在县城。

28、凤凰芷盈杨氏 清道光十六年始修宗谱，宗祠在县城。

29、怀化杨氏 始祖明则公。三世祖首选迁贵州铜仁府；首达迁靖州莳竹县九宕梆洞，首达生七子：正金居托口，正玉居洪江岩头湾，正满居岩里，正堂居新路河，正福居辰溪木州，正禄居泸溪，正寿居常德太平门。正堂生四子：才稳居铜安（铜湾）龙家湾（后改杨家堤）；才广居卧龙杨氏屋场；才进居白岩青山下（黄溪）；才祯居淇滩。

30、怀化卧龙杨氏 清乾隆四十年（1775）建宗祠于卧龙老屋院。 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语支未定，有主张彝语支。大多数人由于长期与汉族杂居，很早就开始使用汉语、汉文。关于土家语的系属问题，罗常培、傅懋绩二位合写的《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概况》一文中提到：“……土家语言中有些特点跟彝语近似，也应暂时列入彝语支”，此外尚无定论。

绝大多数人通汉语，如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聚居区还保留着土家语。没有本民族文字，现时使用1984年创制的拉丁文字（也有毕兹卡精英人士结合汉字、日语和藏元音创制的“毕兹文字方案”）。

土家语是毕兹卡语和孟兹语两种语言的统称。但由于孟兹语一直以来就是小众语言，使用人数极少，故一般提及土家语指的是武陵山区一千多年的通用语言毕基语。土家语言属藏缅语族，语支未定，一说属彝语支（语音相对接近），一说属羌语支（黏着程度高），但毕基语和绝大多数藏缅语的差异都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与完全没有词形变化的汉语、苗瑶语、壮侗语差别更大，因此现一般单独成立土家语支。毕基语为黏着语，孟兹语为分析语。毕基语又分龙山土语和保靖土语两个方言区（注：以往将保靖土语分为沙沙语和虾语，但两者相对龙山土语十分接近，故2006年以后藏缅语学界倾向于两者合并为同一土语）。龙山土语还存在有无颚化和舌尖元音的差异。

土家语的另一支系语言——胡玛语，仅存于永顺县郎溪乡王木村打洞溪。打洞溪因为与世隔绝，山外土家族人受汉文化影响而不断汉化，这里却保存了原生态的土家文化，胡玛语得以保存完好。

毕基语与孟兹语差异过大，无法交流。毕基语两土语间通话基本无碍。即使毕基语更为传统，语音上从改土归流开始也受到了汉语西南官话影响，浊辅音b、d、g、dz、dʑ有所清化，但此转变并不彻底，只有自然停顿后的第一个音节为浊音时清化成了不送气清音，而其余时间仍为浊音。而原清音节，停顿之后的第一个音节为清音时送气较强，其余时间送气较弱偶尔不送气。因此，应加强注意这一点，去掉改土归流以来西南官话对毕基语语音的影响，维持清浊二元对立模式，以消除同一个词两种拼写的不便。而孟兹语受周边语言（主要是湘语和苗语）的影响十分深刻，语音与毕基语相去较远不提，语法上也与毕基语的高度黏着背道而驰，完全放弃了黏着手段，变成了分析语。

1983年春，为发展土家聚居区的文化、教育，开展土家、汉双语教学和承传民族优秀文化，吉首大学民族研究室土家族学者彭秀模、叶德书，接受人代会期间龙山、永顺、保靖、古丈及州直一些代表的意见，按照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创制少数民族文字的原则和土家语北部方言的语音系统，以龙山县苗儿滩镇为标准音点，创制《土家语拼音方案(草案)》，邮寄国内130多位语言学专家、教授，并征求意见。这年秋，彭秀模、叶德书综合各专家教授的意见，对《土家语拼音方案(草案)》进行修订，1984年1月在《吉首大学学报》公开发表，得到国内语言学家的肯定。

鄢陵田氏家谱

源于官位，出自西周时期官吏田仆，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田仆，是西周初期设置的官位，与田地农耕无关，而是专职负责管理君王所行之道路的官吏。

周王朝，是在灭殷商王朝的基础上建立的奴隶制国家，而殷商是以土德立国，因此在周公以三年之久的时间镇压了纣王之子武庚的反叛以后，周王朝君王所行之路就不再同于士卿大夫和平民百姓所行之路了，而是专用木板铺设的道路，称“田路”，取五行之中的“木克土”之意，防止殷商旧族再造反。

田仆，就是负责建造和管理田路的大夫，下属有上士十二人，史一人，丞相一人，徒若干，是很重要的官职，隶属于夏官府司管辖。

在典籍《周礼·夏官》中记载：“田仆，掌驭田路。田路，木路也。田仆上士十有二人。”

在田仆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称谓为姓氏者，称田仆氏，后省文简化为单姓田氏，该支田氏古音读作chén(ㄔㄣˊ)，今读作tián(ㄊㄧㄢˊ)亦可，是非常古老的姓氏之一。

在诸多姓氏史籍中所说的“妫完之后始有田氏”，完全是错误的，该支田氏就远早于妫陈之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