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里可以理解为高层社会和边缘社会，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将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

开篇界定本章乃至整本书所讨论的对象，即基层的中国社会。中国农村不同于中国城市，它们更能代表中国社会的整体情态，更能反映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



②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有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是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了。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全是农业区。（三条大河指长江、黄河、澜沧江，三大流域皆孕育了农业文明。）而且，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里迁移到四围边地上去的子弟，也老是很忠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传统。最近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举例说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思维与以中国为首的东方思维所具有的差异性。）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用中国人在西伯利亚种地的事例说明了中国人与耕种的紧密关系，同样的事例还有中国维和部队在非洲种菜喜获丰收，江西医生在南极种出蔬菜的新闻等，不胜枚举）。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评价中国乡土社会的两面性，土地哺育了农业文明，又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

费孝通分析乡土的“土性”来自“泥土”，指出乡土社会“土性”的第一个特点：人与土地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土地孕育了乡村文化，所以对土地的深厚感情是乡村文化的基础，因而表现出对土地无法割舍的情感。农民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即便迁徙到别处，首先想到的也是种地。太平天国运动时，洪秀全用“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用”的口号吸引农民，我国也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口号。从侧面可以看出，土地在很大程度上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因土地的吸引而努力奋斗。



③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用比喻手法说明农民受缚于土地，生动地表现了农民保守封闭的性格特征），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对比农业、游牧业和工业在土地对人的束缚上的力度，得出因赖以为生的土地难以挪动，而使得农民也具有了土气。由于不流动而生出的土气，其实是传统乡村文化中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在农民身上的体现



④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黏”字形象地描写出人与土地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我遇见过一位在张北一带研究语言的朋友。我问他说在这一带的语言中有没有受蒙古话的影响。他摇了摇头，不但语言上看不出什么影响，其他方面也很少。他接着说：“村子里几百年来老是这几个姓，我从墓碑上去重构每家的家谱，清清楚楚的，一直到现在还是那些人。乡村里的人口似乎是附着在土上的，一代一代地下去，不太有变动。”——这结论自然应当加以条件的，但是大体上说，这是乡土社会的特性之一。（采用举例说明的手法，从语言研究的角度理解人与土地的黏着关系。）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论述乡土社会“土性”的第二个特点：不流动。《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

⑤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本来，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须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帮忙罢了。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我们看见乡下有大小不同的聚居社区，也可以想到那里出于农业本身以外的原因了。

本段为过渡段，由不流动的社会特性引出“村落”的概念。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体制，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为基础，完全或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满足自身消费为主的小规模农业经济。农村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就是对其最好的注脚

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作者提出“地方性”概念，对乡土社会的特性做进一步说明。村落之间的隔膜在《血缘与地缘》一章中，作者论述到外村人很难真正融入进去，外村人与本村人的划分是极其明显的，这种由本村人构成的亲密的社群关系靠的是互相欠人情积累起来的。村落内关系的稳固也是其与外界关系产生隔膜的原因之一。

⑦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乡土社会“土性”的第三个特点：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讲究的是人际关系，“朋友多了路好走，朝里有人好做官”，从俗语中就可以看出熟人社会的特点。

⑧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磨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说文解字》：习，数飞也。习的古字形一般认为表示鸟在日光下飞行，或练习飞行。习的基本义是练习、学习。）“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进一步论述熟人社会。作者引用《论语》中的句子解释说明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由熟人组成的礼俗社会，社会成员学习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以达到在社会中“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

⑨“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照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此处说明在乡土社会人们受制于内化于心的“规矩”而非外在的“条文法律”。）西洋的商人到现在还时常说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类于神话的故事真多：说是某人接到了大批磁器，还是他祖父在中国时订的货，一文不要地交了来，还说着许多不能及早寄出的抱歉话。——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深入论证熟人社会。在礼俗社会中，因为人与人之间互相熟悉，所以人际间的交往规范就是社会约定俗称的“礼俗”，也可以理解为孔子的仁义礼智信。这里没有法律的施展空间，大家按照“礼”的内容对自己进行约束。

⑩不但对人，他们对物也是“熟悉”的。一个老农看见蚂蚁在搬家了，会忙着去田里开沟，他熟悉蚂蚁搬家的意义。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最后甚至归结到“心安”两字。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触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们的欢，做到自己的心安。这说明了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

论述熟人社会的内涵，指出经验在乡土社会中的重要性。从中国古代文化成就的研究思路可以去理解，科学技术不是来自科学性的论证推理，而是来自经验性的总结；中国传统社会不重视“万有真理”，更重视个体体验。

⑪这种办法在一个陌生人面前是无法应用的。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风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他投到宋庆毅军当了一名骑兵。那年，他20岁。他喜好马匹，以精骑击，得名擢哨长。甲午战败，他逃回了辽西。1895年，他21岁时同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的二女儿赵春桂结婚。赵春桂是张作霖的原配夫人，是张首芳、张学良、张学铭的生母。

　张作霖是个不甘寂寞的人，甲午战后的辽西是个三不管地区。散兵游勇成群，乞丐难民遍野。官府腐败，土匪横行，百姓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1900年，张作霖在岳父赵占元的帮助下，在赵家庙成立了一个民团，有二十多人，他当上了小头目，负责附近几个村子的治安。他负责的地区称为保险区。张作霖在保险区内很守规矩，不仅遵章守纪，而且维护治安。因此，在这个地区胡匪的骚扰得到遏制。张作霖也得到村人的称赞，他的声名由此鹊起。后来他管辖的范围逐渐扩大，达到二十多个村子。

　在赵家庙的西北，也有个民团，团主叫金寿山。金寿山收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了一百多人的民团。民团的总部设在中安堡，其周围地区是他的保险区。金寿山在保险区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比胡匪还凶残。百姓被逼得实在无法，就去请名声较好的张作霖帮忙。张作霖率众驱走了金寿山，占据了中安堡。他的队伍增加了，势力扩大了。

　但金寿山并不甘于服输，在1901年腊月三十夜半率部偷袭了张作霖。张作霖携带妻女率众突围，逃到了姜家屯，继而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今属台安县）是个大集镇，商号有五十多家。本来张作霖是想从八角台借道投奔辽南的绿林冯德麟（即冯麟阁）的，但是到了八角台，他的四十多人就被留下了，借以保护地面。这都得益于张作霖的名声好，不扰民。

　后来，八角台的头目张景惠主动让贤，甘居副职，张作霖做了团练长，地方的绅商也表赞成。从此，张作霖就在八角台落了脚，这里也成了他的发家地。张作霖为人机敏、长于计谋，在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的帮助下，张作霖以弟子身份叩见了新民府知府增温，从此改邪归正，被政府收编，使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他就是依靠这支民团武装，巧使手段，占新民进奉天，平步青云，扶摇直上。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1912年，张作霖被任命为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袁世凯称帝后，又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张作霖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利用日本的势力控制了奉、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

　张作霖，字雨亭，北洋军阀。1875年3月19日（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生，自小出身农家。张作霖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掌权者，号称东北王。1928年被蒋介石战败，退回东北途中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时年53岁。

　史学界关于张作霖祖籍主要有两说：一为山东说。《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行状》中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奉天海城人，远祖居山东，族甚蕃，清道光初徙居海城。祖发业农，称素封。行状是过去死者家属叙述死者世系、籍贯、事迹的纪念文体。

　该文称远祖居山东，主山东省说。一为河北说。河北中又有大城、高阳、河间三说。在《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公雨亭神道碑》写道：公讳作霖，字雨亭。其先为直隶人，清末迁奉天海城。这通碑文是督军署参谋长臧式毅领衔，又有8位处长署名的，载于《张大元帅哀挽录》。

　文中明确地说其先为直隶人，即是河北人，主河北说。从有关历史记载看，张作霖的祖籍是诸说并存，多数学者主河北省说。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多次自称祖籍是河北省大城县。据《大城县志》记载及当地老人记述，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张作霖曾回到河北省大城县南赵扶冯庄认祖，但由于族中老人反对（族人认为其年轻时当过胡子，有辱门风，担心奉系失败牵连族人）而未能归宗，张作霖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关于这两种说法均无确切文字记载。但《河间县志》记载：在明清时期河间为府衙所在地，管辖着大城、任丘、肃宁、献县等县，所以大城是河间府属地，才有了河间之说。对于大城说，笔者详细查阅了《大城县志》和大城堤北冯庄《张姓家谱》等历史文献和相关资料，据《张姓家谱》记载，在清道光年间大城因遭水患，子牙河南赵扶段决堤，大水淹没数百里，造成房屋倒塌，农田颗粒无收。因生活无着，张作霖的曾祖父张永贵携带着儿女，闯关东谋生，一路乞讨，来到了辽宁的凌海立身，开荒种地，养家糊口。

　张永贵勤劳耕作，善于经营，到了张作霖的祖父张发的时候，家境富有，称素封。所谓素封，就是指虽然没有官爵封地，却和受封者一样富有的人家。张发有4个儿子，其第3个儿子就是张作霖的父亲，名叫张有财。张发死后，张有财就带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财产来到了海城。

　张有财先是开了一家杂货铺，几乎赚不了什么钱。后来，杂货铺倒闭了，他又不愿意干活，因此欠了人家许多赌债，被仇家债主害死。张有财死后，家庭生活更加困难，无奈之下，张母王氏只得带着4个孩子投奔镇安县（黑山县）小黑山附近二道沟的娘家。娘家生活也是非常困难，又添了五张嘴，简直没法继续生活下去。张母王氏只得含泪带着四个孩子改嫁当村李兽医。那年，张作霖才13岁。开始张作霖好奇随继父学些兽医，后嫌脏没前途，就开始游手好闲。

　张作霖本来没钱念书，但是有一位好心的老师帮了他的忙。这位老师名叫杨景镇，那时教私塾。有一天，他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偷偷听他讲课。杨先生感到这个小孩想读书识字是好事，就免费让他上学，还赠给他纸笔。张作霖读的这段私塾为他打下了初步的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