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政令”对整个社会的亚细亚式的控制，实在是太紧了。它从最基层的一丁、一户、一甲、一里开始。朱元璋有一条诰书说：

　　里甲要明，户丁要尽。户丁既尽，虽无井田之拘，约束在于邻里。除充官用外，务要验丁报业，毋得一失，不务生理。是农是工，各守本业，毋许闲情。臣贾微商，供报入官，改古之制，常年守业。消乏不堪，复入报官，更名其业，不许在闲。5

　　这里说的很清楚，除去没有“井田”之外，要通过里甲制度恢复亚细亚式的统治。但又比古时候加强了一步，即经商也要“常年守业”，只有亏赔太甚的商贾经呈报批准后，才可改业。这种立法的用意本来是好的，即禁绝一切游手好闲和为非作歹之人。但对商贾抓的太紧，久而久之，经济联络网枯竭，整个社会就失灵活了。但朱元璋一直抓的很紧，被郑振铎先生援引过的一种明万历刻本书《朱氏家谱》中，载有《户帖》一纸，中有洪武3年11月26日的圣旨说：“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6“做军”，是一种多么大的威胁呀，所以洪武年间，里甲井然，元人敢于干犯律条，正如另一条诰书所说，“一切臣民，朝出暮入，务必从容验丁”。7商贾在外，二年不归，邻里便须询问本户，以免托商在外非为。

　　抓紧“丁”、“户”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役使人民“配户当差”。“军户”、“民户”、“匠户”、“灶户”……，这些在宋朝已经很模糊了的东西，金、元以来渐趋严格，明初达到最严格的地步。特别是“军户”，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超经济强制。“军户”之中，除原来元朝军户传袭下来的，加上元末农民起义部队“从征”的，再加上平定张士诚、陈友谅等“归附”的之外，最严重的是可以随时由“民户”中垛集当军。一旦当军，世袭永充；当军之地，又往往是距家极远的边塞；这对于农民说，简直是最大的侵害了。加以当时刑法严厉，有剥皮、称竿、抽肠、刷洗、铲头、枭令、挑筋、去膝、刖足、鞭背，……。用这样的严刑，去保障超经济强制的贯彻。

　　当时，不是没有反映的。如洪武19年福建沙县民罗辅等十三人便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们各断了手指，便没用了”。8社会上暗暗流传着一些诗，一首咏布袋佛的“大千世界活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又何妨？！”另一首咏翡翠鸟的“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静处栖”。9甚至连皇孙和大臣，都感到紧张，希望放宽。朱元璋死后，据说太孙朱允炊及其弟允通指斥梓宫（棺柩）说：“今复能言否？复能督责我否”？言讫皆笑。10自然这可能是燕王的诬陷之辞，但也不排除是真的可能。所以一旦建文即位，大臣齐泰、黄子澄就主张“《皇明祖训》不会说话，只是用新法便”11。

　　在“洪武政令”的亚细亚式超经济强制之下，出现了三种国有土地：一种是“屯田”；一种是与“民田”相区别以强立名目征收高额租赋的“官田”；一种是“庄田”，包括“官庄”和“皇庄”。其中“屯田”和“庄田”，是“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身上打着明朝的烙印；高额租赋的“官田”，则是明初的新事物，主要出现在东南地区的苏、松、嘉、湖、杭一带。

　　在明朝的屯田中，军屯是主干。这可跟曹魏屯田形成对比。曹魏先搞民屯，以民屯为主干，而军屯随后补充上去。明朝则不然，以军事管制作为振兴农业生产的有力手段，先办军屯，民屯、商屯是其补充物。军屯，是由专制主义强化了的、带有军事性、国防补给性的一种国有土地。土地上的劳动者是当军之人及其贴余。在非战争的地区和年代里，80％、即4／5的军人都要从事农业劳动，数量很庞大。所分配土地，军、余各一“分”。这一“分”，有一定的亩积，一般50亩，但亦有低至20亩者，亦有高至120亩者，大抵肥瘠与地之宽狭各不同。剥削的制度，前后有很多次调整。最初有人主张征30％～50％，是分成制；朱元璋不同意，确定收一斗，是定额制。洪武晚年，确定屯田一“分”，正粮12石，余粮12石，上缴公仓。正粮是劳动者必要劳动的收获，余粮是剩余劳动的收获。后来制度慢慢变化，正粮已不需上仓，余粮减半为6石，这个数字稳定并延续下来了。按一“分”50亩计，亩征为一斗二升。与法定的“没官田”租额相当，已经算是沉重的了。此外，军户还受国家的强度隶属，逃军要受重刑。并且，还要受军官（总旗和小旗）的侵害。总起来看，明朝军屯上的“军”和“余”是军事隶农，他们所上缴的“子粒”中，带有地租赋税合一的性质。

　　“官田”，是明初统治者的意志强加在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基础上的一种产物，它是存在着“名”与“实”相矛盾的一种国有土地，或者说，它是一时打着专制主义强度烙印的一种私有土地。所谓“强度烙印”，指的是惩罚的烙印，主要是朱元璋对其顽固政敌之一张士诚原属下一些大地主的惩罚。所以这些收高额租赋的“官田”，主要在苏、松、嘉、湖、杭一带。其实广义地说，“官田”所包甚广，“没官田”外，还有入官田、还官田、学田、草场、牲地、苜蓿地、陵园坟地、公占隙地很多名色，连贵族的庄田和百官的职田，统统都算“官田”，也就是国有土地。但就狭义而言，“官田”与“民田”的对比含义，仅仅不过在于“官田”租额特高，而差役较少；“民田”租额低，而差役很重。

　　国家的意志，统治者的意志，强加到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基础之上，即便在旧的历史时代，即便在人们认识“必然”的能力还很有局限、从而其“自由”还很小的时候，也不能够违拗着经济基础过甚，过甚了必然出毛病。明朝的历史，正说明这个问题。高额租赋官田制度执行的结果，引出的第一桩毛病，就是人们在“田皮”和“田骨”、或者“田面”和“田底”上玩弄花样，把“田骨”或“田底”放在那里不动，单把“田皮”或“田面”辗转转让或者租佃出去。三转手两转手，“官田”的身份就模糊不清了。引出的第二桩毛病，就是通过田主、地痞、豪绅、胥吏间的勾结，什么改册、诡寄、洒派、移丘、换段等手法，使官册与实种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紊乱，以洪武的严刑酷法尚不能完全禁断，洪、宣之后就自必紊乱更甚了。

　　庄田，是一种贵族占田。朱元璋对一切卡的很严，独对诸王勋臣的赐田，从开始就放的松。勋臣汤和赐田万亩（百顷），见于史料12。亲王最高额至千顷；洪、宣之后，乞请渐多；万历、天启间，横赐日甚，故有福王四万顷数额的说法。明朝的庄田与西汉的“实食封”，有同处，有不同处。其同处在于二者都是独立王国，不受州郡里甲的约束；其不同处是西汉封王仅收国税，实际上是国家统一租税的再分割；明朝封王所收为“庄田子粒”，岁亩征银三分，后递增至七八分，约合粮食15斗、2斗、3斗不等。庄田佃户，不是通过自由契约而来，而是由州、县拨充，或由逃军、逃民为避罪避差役而前来投充，这些人身上的隶属关系很沉重，虽不承担国家差役，但王府所加的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都是很沉重的。

　　在上述三种“官田”之外，就是“民田”。民田上也有民田上的问题。这问题也是由于专制主义统治者意志强加在经济基础上的后遗症。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鼓励贫民积极开荒种地，曾有“永不起科”的谕令，这用意本来是好的，但日久年深，“祖宗之法”的约束力日渐松弛，一切田土均须丈量作数，于是便发生了“原额地少而丈量地反多”的反常现象，好心的官吏害怕把真相暴露，会造成“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于是挖空心思，瞒上不瞒下，“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原额之数”。13这样，便在北方各省出现了“大亩”和“小亩”的纠纷，河北广平府有大亩一亩折合小亩一亩八分者、二亩者、三亩以上者，甚至七八亩以上者。地主豪霸，从中作恶，遂致赋役纠缠日甚。这种现象，在江北淮安一带直到清初尚有此类的遗留问题，《山阳志遗》一书中记之甚悉。

　　四

　　由于产生了如上的一些田土赋役纠纷，在明朝从洪熙、宣德开始，直到嘉靖、万历，一些不同地区中不同等级的官吏，便不约而同地按客观现实中的问题，图谋各自范围内的调整。这证明有一度人们说官吏从来没有好的、或者说“清官”比“赃官”还坏、或者说统治阶级从来不可能进行什么“调节”或“调整”：都是些别有用心之谈，不忠实于历史的真实的。从著名的周忱和况钟开始，仅以《明史》有传的，就有孙原贞、顾鼎臣、王恕、欧阳铎、王仪……等一串不小的名单；加以万历年山东曹县的县官王圻和孟习孔这类更低一级的人物，可以证明不约而同来参加这场调整的人，真是为数不少。

　　在江南地区，他们的努力主要是把重租平下去。周忱曾支持他的属下况钟在苏州府把262万石的田租减到72万石。周忱还想减松江府的，把官田赋额减到和民田看齐的地步，为此蒙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明史·食货志》中很扼要地记述了这些调整的踪迹。如孙原贞在浙江，对嘉、湖、杭的租赋，就执行一种“重者轻之，轻者重之”的政策。他们又担心某些地主和其他官吏会对他们进行弹劾，故使用不明显的手法，“重者，阴予以轻。轻者，阴与以重”，在不知不觉中使租赋趋向于均平。于求“均平”的同时，也追求去烦划一，如顾鼎臣、王恕、欧阳铎在江南的调整中，就追求“征一”，“一条鞭”的精神便从这里露头了。既然追求“征一”，自必产生一个连带的问题，“田”（赀财的所有者）和“丁”（或“户”）（劳动力的所有者）中间按什么比例来配成这个“一”呢？顾鼎臣、欧阳铎、王恕的原则是：“以田为母，户为子”14。偏重剥削一点赀财的所有者，相对放松一点对劳动力所有者的剥削——这种精神，也从这里冒头了。

　　在北方，有些个别官吏，其调整的精神，也不亚于江南。例如在山东曹县，从万历3～4年到33～34年，有前后两任官吏，王圻和孟习孔进行了大胆的改革。上文说过，洪武的要害，在于抓紧“户”和“丁”不放。从抓的紧紧的，到抓的死死的。可是转瞬间235年过去了，人们恰好跟洪武政令“对着干”了，孟习孔的“一串铃法”，第一主张取消户等（上、中、下三等）；第二主张取消丁则（九则），说“三等九则，多方支离”；第三主张按亩摊丁，大体40亩内外，派纳一丁；并且，第四以右贫抑富精神处理派丁事宜，“有人无地者，亦念其穷而去之”，“地少丁多者，配地而减之，将遗下丁额，尽添入地多丁少之户”15。试问：像这些人，像这些事，假如不是“调整”、假如调整者不是“清官”，又是什么呢？！

　　这样做对谁有利？王圻的《平赋答问》中说，穷乡细民，称此法便；只有那些企图诡避、需索、包揽的坏田主和恶棍之流，才称此法不便，阴谋破坏此法的实施。除穷乡细民之外，此法对端正的田主（土地经营者）也有利，从而对农业正常的经营和发展，也是有利的。江南有个退职的大名知府姚汝循，他并不完全赞成条鞭法的，但他也反映说，

　　条鞭未行之时，有力差一事，往往破人之家，人皆以田为大累，故富室不肯买田。……赖巡抚海公均田粮，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16

　　必须再次指出，所有这些参加调整和改革的人，中间都没有串连过，他们是从面对现实中“不约而同”地这样做的。并且，他们更不会认识到有一种亚细亚形式的残余表现在“洪武政令”中对整个社会进行锢闭，阻止封建后期人们财产私有制的前进脚步。他们绝不会懂得这些。这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是自发的、而不是自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去把宋朝时候本已消退到相当可喜程度的社会阻力，使它们又一次消退下去。

　　五

　　文章写到这里，就自然而然地要超越明朝这个人为的历史段落，因为明朝的“一条鞭法”和清朝的“地丁合一”，实际上是一场前后连续的调整和改革的运动。清朝是明朝的取代者，二者在政治上是敌对的，但二者不约而同地处理劳动力强制的放宽问题，这就可见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仍在默默中起作用。生产力在发展，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分枝化、繁荣化，在这种现实下，假如依旧把劳动力死死捆绑到国家差役的柱子上，事情怎么能够推移下去呢？

　　清康熙50年，谕令此后滋生人口，永不抽税（丁银）。这样，“丁银”就成了个历史遗留问题，更方便于把它与田赋捻成一股。康熙55年，首先在广东省试行“摊丁人亩”、“地丁合一”。到雍正元年，又在直隶（今河北）推行，当时的奏疏和批示，现存留在《雍正朱批谕旨》之中，引出如下：

　　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直隶巡抚臣李维钧谨奏：为酌议按地输丁之法，恭请圣裁事:……臣查直隶通属地粮共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两有奇，丁银共四十二万零八百两有奇，统为核算，将此四十二万零八百两之丁银，均摊于二百零三万四千七百余两地粮之内，仍照上、中、下三则之田，各计其轻重纳粮之数，而分摊其丁银，永无偏累之患。所有现在无地穷民，生生世世，戴皇恩于无既矣。

　　朱批：今览尔奏，分析甚明，筹度极当，实可准行。17

　　为什么奏疏中单单提到“无地穷民”这个词？这个词不是随便捡来的，而是表示“地丁合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其后果就是要把这些“无地穷民”从国家差役的超经济强制中解脱出来，使他们能够比较自由地应雇到社会分枝化的各个部门中去，这个倾向是与社会前进的脚步相适应的。假如明朝“一条鞭法”是嘉靖10年（1531）开始试验推行的话，“地丁合一”则是到道光年间（暂确定为1840）才全国范围普遍地施行了。18这样计算下来，中国封建社会这场最晚的一次调整和改革运动，前后已经经历了三个世纪之久。

　　注释：

　　1参看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卷2页101。

　　2明代垦种田土，依据《大明会典》与《明史·食货志》的粗略统计，中叶时为422万余顷，明初“失额”数字当较中叶为小，故实际数字可能较422万余顷为大。其中屯田数字为90或70或65余万顷，即以最小数字计，当为垦种田土总额之十分之一点五。（按最高数字，则应为十分之二）。其中官田，史书中多记载为“七分之一”，则亦接近于十分之一点五。详细数字，请参看伍丹戈先生《明代土地制度和赋役制度的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页20～30。

　　3《明宴录·仁宗实录》卷1上与卷6下。

　　4见《天下郡国利病书》龙刻本卷32、《四部丛刊》本第11册。《皇明经世文编》亦收此文。

　　5《续诰》第2，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6见郑振铎：《元明之际文坛概观》（《文学》第2卷第6期，1934年6月）。

　　7《续诰》第4，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8《续诰》第79，见《昭代王章》（《玄览堂丛书》正集）。

　　9见《七修类稿》。

　　10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页16。

　　11参看王崇武：《奉天靖难记注》（商务印书馆，1948）卷2页101。

　　12《明实录·洪武实录》洪武四年十二月。

　　13《天下郡国利病书》卷4（北直隶3）引《广平府志》。

　　14本段所引片断原文，均节自《明史·食货志》。

　　15《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6（山东5）。

　　16同卢书卷14（江南2）。

　　17《雍正朱批谕旨》李维钧册。

　　18见王庆云：《石渠余记》器3。

江苏扬中·朱氏家谱

藏地：江苏扬中县民国间木刻本六册

江苏扬中·朱氏家谱藏地：江苏扬中县（二部）民国间木刻本十册

江苏扬中·朱氏家谱藏地：江苏扬中县民国间木刻本十二册

江苏丹阳·云阳朱氏重修族谱十六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民国）朱克导修 单景云纂 1919年活字本十六册

江苏丹阳·云阳观东朱氏重修宗谱十二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民国）朱从金 朱之兰经修 1919年在兹堂铅印本十二册

江苏常州·兰东朱氏宗谱八卷

藏地：江苏常州市图书馆 （清）朱兆荣修 清光绪十年（1884年）宗正堂木活字本

江苏常州·毗陵朱氏宗谱四卷

藏地：中国历史博物馆 （清）朱鹤皋撰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凝祉堂刻本

江苏常州·毗陵韩枢朱氏续修谱十二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清）朱裕昌等纂 清光绪四年（1878年）崇道堂活字本十二册

江苏常州·古歙潭渡朱氏迁常支谱八卷

藏地：美国 （清）朱鲁堂等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义安堂活字本八册

江苏常州·毗陵朱氏宗谱八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清）朱长松修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怀淳堂活字本八册

江苏常州·毗陵朱氏宗谱十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民国）朱景元 朱景昌等修 1920年紫阳堂刻本十册

江苏常州·毗陵朱氏宗谱二卷

藏地：江苏常州市图书馆 · （民国）朱润培编 1931年石印本

江苏武进·马鞍墩朱氏宗谱六十一卷首一卷末一卷

藏地：日本美国 （清）朱光勋 朱有德等修 清光绪元年（1875年）绍文堂木活字本八册

江苏·武进颜塘桥朱氏宗谱六卷

藏地：美国 （清）朱邦英等修 清光绪四年（1878年）遗直堂活字本六册

江苏·武进颜塘桥朱氏宗谱八卷

藏地：江苏常州市图书馆 （民国）吴文盛修 1944年遗直堂木活字本

江苏武进·硕乔朱氏宗谱八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清）朱顺德修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敬义堂铅印本八册

江苏武进·灵台朱氏族谱十六卷

藏地：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清）朱光耀修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彝伦堂活字本十六册

江苏武进·灵台朱氏宗谱十二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河北大学 （清）朱百昭 朱绪曾修 清宣统元年（1909年）木刻本十二册

江苏武进·灵台朱氏宗谱十四卷

藏地：江苏常州市图书馆 （存卷 2—7、9—12、 14） （民国）朱永炳修 朱炳坤纂 1947年诒善堂木活字本

江苏无锡·朱氏宗谱四十八卷首一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清）朱友仁等纂 清咸丰三年（1853年）听彝堂活字本二十四册

江苏无锡·朱氏宗谱十卷首一卷

藏地：上海图书馆 （清）朱元标修 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听彝堂活字本

江苏无锡·紫阳朱氏家谱二十五卷首一卷

藏地：中国国家图书馆 中国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南京大学 福建师范大学 （民国）朱继祖修朱祖镐辑 1924年听彝堂刊本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注书堂活字本二十六册

江苏江阴·池墩朱氏宗谱十卷

藏地：河北大学 （民国）朱晋松修 1947年木刻本十册

江苏宜兴·宜荆朱氏宗谱十一卷

藏地：浙江省图书馆 吉林大学 （清）朱人纂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树滋堂活字本十二册

江苏宜兴·古临津朱氏宗谱二十卷首二卷末二卷

藏地：广东中山图书馆 （清）朱时豫纂修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修钞本一册

家谱文件

朱姓字辈

朱姓明代王族字辈

朱元璋为秦愍王朱（木爽）后裔制订的20个派字是：“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忄享）。”

看你是哪一支的

我是河北省迁安市野鸡坨镇安山口村人，我们村百分之八十都姓朱，但都没有家谱了，我说说我的家谱。第一代:朱全、朱井。第二代:朱彦贵、朱彦富、朱彦永。第三代:朱有良、朱有辰、朱有东、朱有具、朱有田、朱有春。第四代:朱顺立、朱顺齐、朱顺芝、朱顺艳、朱顺仓、朱顺兴、朱顺国、朱顺增、朱天赏、朱天送、朱顺民。第五代:朱建源、朱建雨、朱建功、朱建秋、朱建南、朱建山、朱建坡、朱军生、朱军海。

朱氏家谱字辈主要分江苏南京、北京市、江西婺源、江西赣州、四川达县、四川资中、江苏维扬7个宗祠的区别，具体如下：

1、江苏南京的字辈：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2、北京市的字辈：高瞻祁见，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促，简靖迪先猷。

3、江西婺源的字辈：一代鸿儒宗名哲万世贤声定显扬诗书礼邦永继长德泽乃可菏天祥百忍敦厚遵古训千秋懿行秉格言家盛宏烈振坤乾奇英献景福绵延。

4、江西赣州的字辈：明登承国选，才高应世传，文邦贤学士，圣殿荣封联。

5、四川达县的字辈：文志仕良德学尚贵元有光明方正思应礼义仁兴天开庭惠。

6、四川资中的字辈：登台兴朋世琪宗曾文正光远开志万派原能和联为付寿康。

7、江苏维扬的字辈：以之其瑞，立本荣传，汝学纯万，克绍兴邦。

扩展资料：

历史上的朱姓，也与中国其他族姓一样，非常重视本族姓历史的编修。最早的朱氏族谱兴修于何时何代，资料不足征；但作为汉魏六朝东南最古老和庞大的门阀世族，朱姓已有家乘、谱牒。

中国人对待族谱的态度是极神圣的，各族姓往往把本族家谱作为圣物收藏，朱姓也不例外。朱姓对族谱的爱惜程度可从同治壬申年湖南紫阳堂《朱氏族谱》上所载的《领谱家规》一文反映出来。

-朱姓家谱

1、江苏南京的字辈：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2、北京市的字辈：高瞻祁见，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促，简靖迪先猷。

3、四川资中的字辈：登台兴朋世琪宗曾文正光远开志万派原能和联为付寿康。

4、江西赣州的字辈：明登承国选，才高应世传，文邦贤学士，圣殿荣封联。

5、四川达县的字辈：文志仕良德学尚贵元有光明方正思应礼义仁兴天开庭惠。

你应该是大冶茗山乡朱家山头那一只--朱林村（不是株林），附近有朱辛，李铁朱，山下朱，柯先朱，向阳村（朱家山头），还有鄂州等地的朱姓基本都是这支，字辈是：绍荣太幸祖，至壹德重永，文宗正学之，道应启元自，格致端其本，修齐品克全，有书遗世泽，作衍家善传，仁基刚毅朴，平治尚维新，律己光宜慎，康民首润身。我们这支字辈是：君少季秀，奇聪尚永，源木日希，人家极莹，教镕浦朴，美必中纯，槐耀封锡，泮桂炳增，锦江彩焕，菱镜润精，煌堂镇汉，模烈载铬，治相业理，镐洛彬蒸。大冶地区的朱姓基本是同一个祖宗，但是字辈有些不同，这两只追认的先祖是朱俊将军---江西浮梁人，后隐居阳新木港（现在的朱家田畈村）。先祖后代非常昌盛，分布在大冶，阳新，瑞昌，蕲春，武穴，黄梅，九江，咸宁，武汉，甚至有些迁徙到河南淅川。比较出名的大村子：大冶陈贵镇上朱，下朱，张泗朱，堰湾朱等，阳新木港朱家田畈，龙港镇朱家垄，大王镇大朱容，陶港镇朱应通等，武穴朱奇武，瑞昌朱湖，鄂州长岭镇南塘口，武昌铁朱等

世传及一些书籍资料均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的祖籍是广东韶关，但韶关八县三区，具体是何县何村，何时入川，却一直没有文字资料确认。

经查仪陇马鞍同治十三年《朱氏族谱》、政协仪陇县委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单位编辑的资料均证实，朱德元帅的近代祖确在乳源县，居住村庄是乳源龙溪枫树坪、梯下，居住时间二佰年，是从乳源梯下入川。

一、元帅先祖与乳源岭头朱氏

据四川朱香儒（朱香儒离休前任重庆九龙坡区城建工委主任，九龙坡科技协会委员，九龙坡园林协会秘书长，九龙坡土建勘测学组组长）1994年亲笔续修的《沛国堂朱氏续修家谱》初稿明确记载：朱德元帅的先祖朱聪一郎、朱万一郎于明正德年间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紫金山笋竹坝瓦子街徙居广东韶州府乳源县龙溪枫村坪，后又移居梯下。

按谱记载：朱聪一郎取林氏夫人，殒后夫妇同葬梯下上坳岭；朱万一郎于明正德年间生于上杭，随父迁居广东韶州府乳源县，取张氏夫人，殒后同葬乳源梯下合众墩，两位为迁粤一、二世祖。

从明弘治年（1488—1505年）至今五百年长，四川离乳源两千多公里，如果没有家谱明确记载，后人是无法考知先祖所居之详址，坟茔葬在何处的。

从仪陇档案馆收藏的马鞍《朱氏家谱》得知，朱德元帅的近代祖朱仕耀于清康熙四十五年甲午（康熙甲午年应为五十三年1714），从乳源梯下入川，首迁地是四川顺庆府广安县龙台寺，然后再迁仪陇马鞍。

从明弘治年间至康熙甲午年整二百年，若按二十五年为一代计，朱仕耀的先祖在乳源枫树坪、梯下整整繁衍了八代人。

乳源岭头朱氏的开族始祖朱亮，授诰朱明二郎，于明成化元年（1465年）从福建汀州府长汀县迁乳源岭头立业，比朱聪一郎父子约早30余年，两支朱氏迁粤时间虽有先后，然而，其在闽是同宗共祖，同源于朱熹四代孙朱浚。

故，朱聪一郎及其后裔的世系排行（字辈）与乳源岭头朱氏相同，即：“法福万海崇仕克，有上成文化朝邦，贤才一品君相会，衣冠世代永隆昌 ”。

仪陇朱仕耀的后人，在字辈的后两句按原韵新编“世代书香庆永锡，贻谋继述耀前章。

”其原因可能是清后期因战争及社会动荡，粤川两地失去联系，乳源续修族谱所编的字辈无法传给仪陇，他们只好另起续上。

关于世系排行，经查《仪陇揽胜》朱德故里行“伟人足迹”篇（李传元，李英才著）和谢储生的《青年朱德》一书所载基本相同，只有个别字音同字异或前后错位。

这些出入，纯属当时转抄笔误造成。

对世系字辈中前两句个别字不同的问题，仪陇朱仕耀的后人朱香儒认为：“朱仕耀入川时可能没带族谱，后来乳源在嘉庆十七年壬申岁（1812年）送谱入川到仪陇，将世代祖名并世系字辈都抄录，可能抄时字体不太正，个别字失辩成错。

从老谱中查得广东乳源朱氏世系字辈编写情况，证实马鞍朱氏世系字辈前两句中个别字不同纯属抄写时笔误。

从朱德元帅故里展出的世系表中可以看到，朱德元帅的祖父邦俊，属“邦”字辈，排老三，五兄弟，即邦彦、邦余、邦俊、邦兴、邦玖。

以此往

上推，朱仕耀应属“上”字辈。

若按乳源岭头朱氏的字辈排，朱德元帅应为“才”字辈。

从族谱看，乳源岭头朱氏和仪陇两支朱氏，（文先支和仪陇大寅打油湾朱秉璋支，即朱明魁村朱氏）均同宗共祖，同出于宋朝理学大师朱熹，属朱熹长子朱塾后裔，这与乐昌秀水的老谱所载完全一致（岭头的族谱毁于文革），（仪陇揽胜）“伟人足迹”一文所载与仪陇档案馆收藏的朱氏族谱基本相同，如下：

分支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务农，数传而至于公……。

据朱氏家谱记载，朱氏辈序为：

发福万海崇仕先，

友尚文成荣朝邦。

世代书香庆永锡，

贻谋继述耀前章。

二、朱仕耀入川年份推考

朱仕耀入川的首迁地广安县龙台寺，朱仕耀的墓亦在其中。

我们在2003年6月17日与朱香儒、朱明魁等四人亲往，龙台寺已拆，六十年代建成了粮仓，朱仕耀的墓及其后人已迁往他处。

如能找到朱仕耀的墓，或许可从碑文中看到迁徙的情况。

仪陇马鞍镇1982年建成朱德纪念馆，并将元帅故居向游人开放，其展出的好些资料对考证其上源世系有直接的作用。

入川世祖朱文先的坟墓在1933年遭 反动派破坏，原碑已被砸烂，不复存在，1994年重修后也没完全恢复原样。

这使我想起一本什么杂志介绍 主席家的祖坟也遭到同样的破坏，时间也大致在那个时候。

他们在战场上斗不过 的红军，竟以如此低劣的手段妄想挽回他们的失败，纯属流氓之举，何似政党所为！墓是泥坟，正面仍以卵砌起，亦不高，重修时只在正面立了一块石碑，中间以约三寸见方的大字刻着“入川二世祖朱公文先老大人之墓”，左边刻有铭文，曰：

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春，朱仕耀携眷自广东韶州府乳源迁四川顺庆府广安龙台寺，林氏祖母抚育六子存五人，即承先、开先、兰先、满先、文先。

朱仕耀祖逝葬龙台，文公随林氏母迁仪陇乐兴溪，林氏祖母葬乐兴梁惠山下，后移居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寨。

清乾隆三十五年承买许姓田地立业相传至今，文公卒葬于斯。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祖墓毁，今复建墓碑。

孔子曰：“慎终追远，识其源流耳”。

（原文没断句，文中标点是笔者所加）

碑由文先七世孙朱中书撰文，八世孙朱香儒敬书。

中书今年九十二岁。

94年重修文先墓时八十三岁，为“书”字辈，相当于岭头朱氏的“一”字辈，比朱德元帅小一辈。

关于朱仕耀由乳源入川的年份，此碑与同治十三年仪陇朱氏族谱所载同为康熙四十五年，李英才、杨恢在《朱德故里马鞍》“朱德家世”一文所述亦与碑记相同。

查政协仪陇县委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仪陇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肖向成所写的“朱德世家”一文所述，朱仕耀入川时间约为清雍正四年（1726年）。

在李传元、李英才编著的《仪陇揽胜——朱德故里纪行》“伟人足迹”一文中对朱仕耀入川的时间认为是清康熙四年（1665年）。

关于朱仕耀入川的年份，根据多方资料考证，认为谱载的清康熙甲午年（1714年）较可信。

查四川邻水县朱氏族谱，当时属乳源县辖地的潦水朱家（今属乐昌），始迁祖成统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入川。

据四川大竹朱氏族谱记，邹家坝派的朱氏始迁祖朱佑二郎，是康熙壬辰年（1712年）从乳源入川。

同大竹谱记，从乐昌迁邻水县香炉山老王沟上仁支始祖朱自美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入川。

同大竹谱载，大竹县欧家乡五斗坑朱氏，入川一世祖朱上仕，原是乳源长溪乡李井都岭下村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入川。

这些属乳源岭头朱氏各房分支者入川时间均在康熙中后期，朱仕耀入川前居乳源梯下，距上述入川者远的不过五、六十公里，近的（距长溪）不过五、六公里，为何能在康熙四年，早四十年许入川？不太可信。

另据李传元、李英才在“伟人足迹”所记，清朝批准湖广总督蔡疏荣奏请的“敕部准开招民之例”是在康熙十年（1671年），此后才掀起“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热朝。

“招民之例”是清朝给四川因战争和瘟疫造成人口剧减而独颁的招民政策，没有 的政策允许，远在两千多公里外的广东乡民岂敢冒然入川？李传元、李英才可能发现在“伟人足迹”文中认定朱仕耀的入川时间有误，故在2000年政协仪陇县委马鞍区联络委员会编的《朱德家世》一文，则把朱仕耀入川时间改为清康熙四十五年甲午（1706年）。

即使这样，亦欠准确，康熙甲午是五十三年（1714年）他们在编写时并未详查纪元表，只是照抄而已。

肖向成认为朱仕耀是清雍正四年（1726年）入川，并说朱文先于1766年（清乾隆31年）前后，携第四子朱自成一脉自龙台寺迁仪陇马鞍琳琅寨下落户，此入川年份亦不可信。

我们可以作下列推算，如朱仕耀入川时约25岁左右，约有一个儿子，最多二个。

他一生生六子存五子，不可能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走两千多公里路入川。

那么其余四、五儿子应在龙台寺出生。

而要完成生四至五个儿子算他十年时间，而朱文先又是幺子，最早亦在1726年或更后出生。

即使朱文先18岁结婚，当年得子，而朱自成是第四子，第五子是贵成，约1754年后出生，文先不可能把他及其他未成年的儿子留在龙台寺，于1766年只带朱自成一人迁仪陇。

根据仪陇博物馆收藏的马鞍朱氏族谱道光二十八戊申岁（1848年）朝台所写的序记载，朱仕耀妻林氏及其所生四子，开先、满先、兰先、文先俱迁仪陇，初于梁惠山居数载，又迁马鞍场琳琅寨山下居。

开先、满先、兰先、子孙俱远徙异地，惟文先创业于此，世居不迁。

如此看来，肖向成在编《朱德世家》一文时，并没找到这本《朱氏族谱》。

事实上并非文先带第四子迁马鞍，而是文先母亲林氏带着四个儿子迁马鞍。

按照《朱德世家》和《伟人足迹》及香儒、中书所编的新谱初稿均记，朱仕耀公有五个儿子，长子是承先、其余为开先、满先、兰先、文先。

但，同治十年朱氏宗谱只记有四子，经电话询问朱香儒，他说：“其他谱记有承先，可能朱朝台所抄的旧谱遭虫蛀而失掉承先的名字。

或许承先留居龙台寺未迁马鞍。”

三、关于朱德元帅家人及子女情况

关于朱德元帅家族先人及其子女，外面许多资料记载都不很准确，马鞍场朱德纪念馆收集整理的资料都有说明。

谢储生在《青年朱德》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中认为，朱文先为入川第三代。

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是入川第二代，仪陇马鞍的首迁祖。

两广朱氏源流编委会亦有几个问题搞不清，他们的资料认为：1、朱德元帅的四代祖朱云成有4个儿子，即荣开、荣朝、荣章、荣乾，人数没错，名字错了两个；2、认为朱德元帅有3个儿子，即理书、尚书、宝书。

事实上朱德元帅只有一子一女，朱琦（宝书）、朱敏；3、认为朱德元帅有七兄弟，其实只有二个兄三个弟一姐一妹。

关于这些世系人物，“伟人足迹”与朱德元帅故里所展出的世系图是一致的。

我们亦与马鞍朱氏修谱主编朱香儒讨论过，他认为《伟人足迹》一文所述是对的。

下图是李传元、李英才在《伟人足迹》所列的世系图。

朱氏世系表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庚戌岁九月十五日，午时十八分。

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中进士，官至宝文阁待制。

宋宁宗六年殂（公元1200年），时年71岁，葬建阳西北唐石里（又记为嘉承里九峰山）大林谷亥山已向。

↓

长子朱塾字受之→朱鉴字子明→朱浚→朱友樟→朱炳→朱埙→朱聪一郎→朱万一郎〔明成化初年（公元1465年）朱聪一郎，朱万一郎父子自福建上杭紫金山笋竹坝瓦子街迁至广东韶州乳源枫树坪后徙居梯下，其后朱仕耀公徙川为长房入川一世祖。

〕

（注经考证，朱聪一郎、朱万一郎迁粤应为明弘治年间（1506-1521），）

朱仕耀

↓

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公携眷自广东乳源徙居四川顺庆府广安县龙台寺。

文满兰开承

先先先先先

↓

其子孙在广安、营山、渠县、蓬安等地方繁衍。

〔文先随母林氏徙居仪陇乐兴溪，母卒葬乐兴梁惠山下。

文先又徙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山，置许姓产业，立业相传至今。

〕

通过调查和大量文字资料考证，终于把一个历史上一直没搞清的问题——朱德元帅入川前的祖籍居地及世系中一些误传问题搞清了，现在可以肯定，朱德元帅在广东韶关的祖籍居地是乳源县龙溪枫树坪及梯下，是在清康熙甲午年（1714年）从梯下入川的。

从明弘治年间迁粤至清康熙甲午年入川，朱德元帅的先祖乳源居住了二百年，入川至今已近三百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