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又称族谱、宗谱等。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家族的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书。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由正史中的帝王本纪及王侯列传、年表等演变而来。家谱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具有平民特色的文献，记载的是同宗共祖血缘集团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家谱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从中国家谱发展的历史看，宋代以后修谱的宗旨发生了变化，此前家谱作为官吏铨选和巨姓望族婚姻门第参考的依据作用已逐渐丧失，编纂家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世系、序长幼、辨亲疏、尊祖敬宗、睦族收族，且比较关注亲亲之道的提倡。家谱的编纂也逐渐由官方垄断走向民间私修。总的来看，宋元时代民间私修家谱尚未形成风气，并不普遍，而这一情形的转变主要是在明代。

家谱是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的历史图籍。是由记载古代帝王诸侯世系、事迹而逐渐演变来的。先秦时，社会上流传有《周官》、《世本》等谱学通书；秦汉以后，又出现了《帝王年谱》、《潜夫论·志氏姓》、《风俗通姓氏篇》等谱学著作。到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制度盛行，家谱成了世族间婚姻和仕宦的主要依据，于是便迅速发展起来。隋唐五代后，修谱之风更从官方流行于民间，以至遍及各个家族，出现了家家有谱牒、户户有家乘，并且一修再修、无休无止。因此每次修谱，也就成了同姓同族人之间的大事。但第一部家谱是什么样子？修撰于何朝何代？是官修还是是私修？因为历史上缺泛记载，至今尚不得而知。但东晋太元中（176－396），员外侍郎贾弼之曾为天下十八州七百多个著名家族作谱传，名曰《姓氏簿状》。当时天下公认的谱学行学的王姓人，如王弘对《姓氏簿状》素有研究，他当朝理事，可以"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僧绰任吏部郎，"究识流品，谙悉人物"，谱学上世代的《百家谱》修改校订编成《百家集谱》十卷，在谱学上的修养更超过先人；又有王僧孺，梁武帝时任天下家谱总算篡官，奉诏改定《百家谱》，相继编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成为以前各代家族的集大成者。当时社会公认的有两个以研究谱学而闻名的姓族，一曰贾氏，一曰王氏，称"贾王之学"。后人也把谱学称为"贾王之学"。

到隋唐五代时，王俭和王僧孺的 谱学著作还都在流传，王姓自己的家谱也通行于社会，被奉为天下修谱者的蓝本。此外，北周人王褒所撰的《王氏江左世家》二十卷，佚名氏的《太原王氏家传》二十三卷，南齐人王逡之所《续百家谱》四卷、《百家谱拾遗》一卷、《南族谱》二卷、唐朝人王玄感的《姓氏实论》十卷，王方庆的《王氏家牒》十五卷、《家谱》二十卷、《王氏著录》十卷，等等，也都是唐宋时最为通行的谱籍。

至于宋元以后，私家修谱之风大盛，散居全国甚至海外各地的王姓人都有自己的家谱。王姓家谱究竟有多少？谁也难以统计清楚。但据最保守的估计，总数至少在两千部以上。

到了宋代，由于官方修谱的传统禁例被打破，民间编撰家谱风气开始兴盛。于是家谱也日益多了起来。在这一时期的家谱中内容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世系图，若想知道谱中某人世系所承，属于何代、其父何人，一看此图便即了然；第二部分是家谱正文，是按世系图中所列各人的先后次序编定的，分别介绍各人的字号、父讳、行次、时代、职官、封爵、享年、卒日、谥号、姻配等。这些介结性的文字，长者50余字，短者仅二三字，实际是人物小传。使人知其本源，而世系表也因此更加完整；第三部分为附录。对研究姓氏的源流、迁徙、分布、文化等都有较大价值。

据最新消息说，当前全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家谱，总数有三万四千多种。这一统计数字，还没有把散布于民间的各种家谱包括在内。家谱究竟有多大数量，至今还没有人作出确切统计。因为家谱像其他所有私家家谱一样，还有秘不示人的家规。每当家谱30年一小修，60年一大修后，旧的家谱除留下极少几套保存在宗祠或族长手中外，其余都要全部销切，而代之以新的家谱。这种特殊的风俗习惯，当然为古老家谱的保存制造了人为障碍。不过，尽管如此，家谱作为生活轨迹的记录，仍有不少被保存了下来。至于散落在民间的家谱，无疑还有更大的数量。清 袁一相《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袁赋诚）於其暇中念家乘散失，无以示后，辄与开美（袁赋正）诠次而谱之。”

作为宗族的神圣符号，家谱一直深藏民间、秘不示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于丽黎介绍说：“家谱是中国5000年文明的见证。在过去它是一种家族制度规范，能够规范人伦，是对社会法律和制度的一种重要补充。对于当代来说，家谱可以作为传统文化展示，可以重温先祖的优秀文化。家谱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具有文学、社会、史料价值。正史的记录毕竟是有限的，范围也太广，而家谱可以作为历史研究的有利补充，更加生动。如果我们如今珍视和珍藏好家谱，那么也是将来子孙了解我们的一个范本。”

关于中国家谱的起源问题，历来就有几种说法：一说起源于周代，一说起源于战国秦汉时期，一说起源于宋代，更有一说起源于周以前的甲骨文、金文家谱甚至更以前的口头家谱和结绳家谱。我们认为，根据历代文献记载和本世纪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考证，中国家谱起源于商、周时期比较可信。尊重家谱是尊敬祖先的表现，中国人有很朴素的祖先信仰，不仅中国，而且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国家，也都存在浓厚的祖先信仰。韩国保存了很多完好的家谱，他们的总统卢武铉、卢太愚都曾经到中国山东来认祖寻根。

家谱就是家族的历史，记录了一个家族从产生和发展，家族的迁徙等情况，以家族取的成就。目前我国的家谱多产生于唐代之后。唐代的黄巢之乱之后五代之乱，原来的掌控国家大权的门阀大族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原来由朝廷掌控的各门阀贵族的谱谍也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自宋代以后，科举考试不再根据依据门阀，而且政府不在由官方出面为那些门阀世族来定品修谱。从宋代开始，修家谱完全成了民间的行为。这时中国的家谱大量出现，主要有欧式（欧阳修）和苏式（苏轼）两种。由于唐末五代的战乱，门阀世族的消失以及谱谍的散佚，那些新出的家谱完全不象唐和唐以前政府修谱那样严肃和严谨。出现了胡乱攀附名人的现象。而家谱造假现象十分严重，几乎是无谱不假。但是，如果剔除其虚假的成份，家谱仍还是有相当大价值的。他在传承民族的优良传统方面仍然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要写家谱，一般来说，先写叙文，把自己家族的情况先交代一下。然后从自己的第一辈先祖开始记起，把他的后代每个人的事迹记录清楚。最后如有可能，还要绘制自己的谱系，即西方人所说的家族树。

家谱是人类以血缘为核心亲缘关系的投影，若从人与群体联系观念形成的角度考察，起源相当久远。现在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已经表明：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前，血缘关系是人类群体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纽带。人类最初出现的群体是“榛榛狉狉、群居袭处”的原始群，此时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纯是浑然之群。按照古人类研究得出的结论：在人类存在的三百多万年历史中，约有二百九十万年是处在原始群时期，到了距今十多万年时才开始产生氏族制度。浑然的原始群，开始分为若干小群，而且演进愈深，分析愈细，辨别亲疏的族群观念也随之产生，“故人之相仁遇也，始于知生我之母。知有母，则知有与我同母之人焉。由此而推之，则知有母之母焉；又知与有母同母之人焉。亲族之关系，盖由此而昉也。”这也就是后来作为家谱核心和基本内容世系的萌芽。

　　血缘亲疏的辨析，族群世系的认同，应是谱牒产生的根源，口述口传的世系，正是家谱滥觞。古有“瞽蒙主诵诗，并诵世系”之说，吕思勉考证，“瞽蒙之职，盖尚在小史之前。”可见了在文字家谱出现之前，确有口述家谱的存在。我们追溯家谱产生的源头，可以发见家谱（严格地说只能是口述族群世系）、最初的功能就是辨析亲疏，凝聚族群，优化生育，即所谓“亲亲以相及”。此后万变不离其“别”与“聚这两个基本功能的，但随时代推移，社会制度不同，其具体内涵和所起作用也不一样。”

　　家谱发展及其功能嬗变的脉络，大致可分为周代、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五代以后几个阶段。

　　周代实行的是宗法封建制度：“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白虎通义》：“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称者为小宗。”《礼记大传》“族”本来只是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并无尊卑主从之别；而进入队级社会，便有了“宗”，也就是在亲族之中奉一人以为主，主者为尊并有特权，他死了则由宗子继承。这样，家谱别亲疏、明统系的功能渗进了主从尊卑队级特权，为宗法封建政治服务的内容。《周礼春官》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郑康成注云：“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辨昭穆者，帝系《世本》之中，皆自有昭穆亲疏，故须辨之云。”由此可见：周代的家谱《世本》之类，是属于以周天子为首的周室宗族的，它所明的统系，是周宗室的帝王统系；所辨的亲疏，是尊卑贵贱的亲疏。所以，周代的家谱完全是为推行宗法分封，巩固周王朝统治服务的。

　　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经过春秋战国战火“礼崩乐坏”趋于瓦解，特别是秦王扫除六合，旧的贵族“公侯子，失其本系”到了汉高祖刘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组织由兴到衰，由破坏到重建，到东汉时已由世族和宗族代替了。两汉时期的政治，基本是世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刘邦尚官，“命官以贤，诏爵以功”，君统与宗统开始分离。所以，两汉的家谱功能是为恢复、复建宗族和形成、巩固世族的统治服务。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士族政治、魏立九品中正制，“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选官品人，婚姻嫁媾，士庶分明，尊卑严格，“官之选举，必由簿状；家之婚姻，必由谱系”，因而维系门阀制度的家谱特别兴盛。此时的家谱成了政府选举、士族出仕、门第婚姻的根据，同时也成为士族政治服务的工具。正因为家谱对于人们的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社交层次有如此重大的作用，造假的现象应运泛滥起来，由“尚官”“尚姓”“至于”“尚诈”，这是利益驱动所致。

　　由于北方战乱频繁，大量中原人口南迁，经济中心南移，五代以后江南庶族地主势力抬头，特别是宋明清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城镇商业繁荣和商帮的出现，推动着社会权力的进一步下称，士族宗族也向平民宗族发展。五代以后“取士不问家世”，庶族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出仕：“婚姻不问门阀”，新兴的地主、商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应有地位。家谱由于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功能也由官修变为私修，内容也就更加广泛丰富，它的功能也由政治功能向发挥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具体地说，私修家谱通过姓氏原始、迁徙本末、世系渊源的展现，起着追溯宗、联宗收族，维系和强化作为社会群体的宗族和家庭的作用。

　　总之，家谱的产生与发展，同社会群体氏族、家族、家庭相联系，它的功能是随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嬗变，从社会功能至政治功能再回归到社会功能，自有文字家谱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由贵族而士族而平民，维系和凝聚的人群也越来越广。

家谱名称繁多，大致有宗谱、世谱、族谱、家乘、祖谱、谱牒、宗谱、会通谱、统宗谱、支谱、房谱等称法。皇帝的家谱称玉牒，如新朝玉牒、皇宋玉牒。家谱是记载某个姓氏家族子孙世系传承之书，具有区分家族成员血缘关系亲疏远近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产物。

随着历史的发展，家谱由官修变为私修，所录内容不断丰富，其作用也不断增加和变化。如今，家谱同各姓氏的郡望、堂号一样，不仅为区别姓氏源流，可作为数典认祖、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等参考资料，它还是姓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记载父系家族世系、人物为中心。

家谱是中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在汉族有悠久的历史。家谱不仅记录着该家族的来源、迁徙的轨迹，还包罗了该家族生息、繁衍、婚姻、文化、族规、家约等历史文化的全过程。

家谱是中华民族的三大文献（国史，地志，家谱）之一，属珍贵的人文资料，对于历史学、民俗学、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均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家谱是影响人数最多、影响时间最长、影响面最广的书籍之一。 家谱是以记载一个血缘家族的世系与事迹为主要内容的史类文献。 唐朝是官修家谱最发达的王朝之一，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先后组织编修了数部大型谱牒著作。 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致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正因为古代谱牒不复存在，加上迁徙的频繁，各姓氏修谱也都有了合理的“想象空间”。

魏晋时期，编撰谱牒的主要目的是维护门第，由于门第与选官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政府也参与其事，官府组织编修谱牒。宋代修家谱关注的重点在于“尊祖敬宗收族”，以保持家族内部的团结互助。由于与选官没有关系，官府自然不再过问，因此宋代以后都是私人自行修家谱。随着家谱政治功能的消退，家谱逐渐从官府、从世家大族走向了普通百姓。

进入明清以后，官方继续积极鼓励家谱的纂修，康熙、雍正都曾号召纂修家谱，地方官员也热衷于劝说百姓编修家谱，这使得家谱数量大增，甚至达到了没有无谱之族的程度，纂修家谱成为家族生活的头等大事。

流传至今的祖传家谱很多都出自明清时期，但是，明清两代家谱造假现象却是络绎不绝，一些姓氏家族为了抬高自己的门第和郡望，习惯于与名人扯上关系，或硬追溯到某皇帝作自己的祖先。不少家谱为“光宗耀族”，往往攀附帝王、名臣为自己先祖。旧时甚至出现过所谓的职业“谱师”，专门帮人在修谱时添入名臣名人作为“先辈祖宗”。这种族谱造假的行为，自欺欺人，颠倒基本事实，即是对先人的极不尊重，甚至是侮辱，也不利于家风的传承。为了提高家谱的“产量”，“谱匠”创造的家谱都有一定的框架和模式，比如“谱匠”习惯于用华美的诗词歌功颂德，也喜欢把家谱中的先祖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名人，这也是他们认知中最古老的时期。

现存的古老家谱大多数属于明清时期纂修。如果从科学角度探讨家谱的真实性，结果可能让人很失望。根据专家考证，现存明清时期的家谱中，先祖内容大多都是虚构，谱中第一位先祖往往附会历史名人。在古代战乱频繁情况下，想延续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族谱是非常困难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稳定，近几代的家谱世系真实度还是很高的。

高,曾,祖,考,己身,子,孙,曾孙,玄孙---是为九族顺序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高祖以上可并入“本门历代祖先神位”

中间为最长辈,面对祖先灵位右边为上(尊),左为下(卑),依次排列

始祖居中,二世、四世、六世位于始祖的左方,称昭;三世、五世、七世位于右方,称穆。简而言之,昭穆就是宗庙和坟地的左右位次,左为昭,右为穆。

按照我国民间传统习俗，人逝世后其家人都要为其制作牌位，作为逝者灵魂离开肉体之后的安魂之所。牌位大小形制无定例，一般用木板制作，呈长方形，下设底座，便于立于桌安之上。牌位书写，古代一般多用老宋体（笔划竖粗横细）、自上而下竖写，现代则多采用正楷、隶书、魏碑、等字体，以示庄重、肃穆。

扩展资料

家谱，是使后代知晓统系来处的方法，又可以使家族不散不失传。然而修家谱的目的是治国，将古代宗法尊祖、敬宗、收族的原则，变成了修宗谱、建宗祠、置族田、立族长、订族规为特征的体现封建族权的宗族制度。

家谱的雏形，在殷商卜辞中的世系关系中有所反映。隋唐以前，家谱的修撰已相当发达，大量的家谱书籍问世，但大多未留传后世，人们一般认为家谱起于宋代。

宗庙制度产生于周代，《礼记·王制》中已记载了 帝王贵族的宗庙制度 。即天子七庙太祖、三昭、三穆，诸侯五庙太祖、二昭、二穆，公卿三庙太祖、一昭、一穆。秦代“尊君卑臣，无敢营宗庙者。汉世多建祠堂于墓所”。士大夫不敢建宗庙，从此宗庙成为天子专有

宋代朱熹提倡建立祠堂法：每个家族建立一个奉祀高、曾、祖、祢四世神主的祠堂四龛，而且，初立祠堂时，计现田每龛取1/20以为祭田，亲尽则以为基田。由宗子主之，以给祭用。清代，祠堂已遍及全国城乡各个家族，祠堂是族权与神权交织的中心。

祠堂中的主祭——宗子，相当于天子；管理全族事务的宗长，相当于丞相；宗正、宗直，相当于礼部尚书与刑部尚书。祠堂最能体现宋代宗法制家国一体的特征。

  家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巨大，古人对家族关系十分重视。殷商甲骨文中已见家谱刻辞，到了周代形成"同姓不同婚"的原则。当时还出现了专门执掌"奠世系，辨昭穆"即专职研究家谱世系的史官。春秋战国便有《世本》一书流世，汉晋以后，谱系之学更加兴盛。早期只有王公贵族方可有谱，而后修谱之风逐渐走向民间。

由于早期家谱大多没能保存下来，现存家谱大都是明清以来特别是民国时期所修，而所述先祖事迹都远远在明清以前，甚至上溯到受姓前后，其间相距数千年，要做到真实可靠并非易事。因此，过去修谱者在追述祖先源流、先人事迹时，张冠李戴者往往有之，混淆颠倒基本事实、与历史不符合的现象也很常见。究其原因，有些可能与编修的人故意做假有关，有些则是历史的原因使然。如早在唐朝灭亡以后，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连年战乱和社会动荡，传世的家谱几乎丧失殆尽，以至宋代时就已很少能见到旧谱，许多家族的世系也因此断了线、失了传。对于这种旧谱散失的情况，宋代人曾有过很多令人信服的论断，如被誉为新式“苏欧体”家谱奠基人之一的苏洵就曾指出“自秦汉以来，仕者不世，然其贤人君子尤能识其先人，或至百世而不绝，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忘而独存，则由谱之力也。盖自唐衰，谱牒废绝，士大夫不讲，而世人不载，于是乎由贱而贵者耻言其先，由贫而富者不录其祖，而谱遂大废” 另一位奠基人欧阳修也说“自唐末之乱，世族亡其家谱；今显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谱学由是废绝”，无不指出了当时这种显而易见的事实。同样，在宋代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民间修谱之风尽管颇为盛行，但情况也相当复杂，其中沿袭者有之，攀附冒认名门者有之，含糊其事、胡编乱造者有之，真假相间，不一而足。明清时还出现了专门替人伪造家谱世系的“谱匠”，利用事先准备、不具姓氏的通用家谱作为“道具”，每当有人延请修谱，填上姓氏即大功告成。这样修出的家谱至今仍有所见，其中大多托始于南宋，有几乎一样的名人序跋、远祖遗像、朱子题辞等，咋一看来天衣无缝，但张王李赵几乎一个面孔，以致许多家谱中都出现了欧阳修、苏轼、朱熹、文天祥、方孝孺等名人的题跋序言，其实都是这些“谱匠”的杰作。对于这种情况，现在许多人由于不了解真相，将其视为祖传之宝；甚至一些报纸也动辄发布消息，说某地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家谱，记载了某姓某族数千年的世系传递，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等等，几乎吹上了天，其实真实性都是要大打折扣的。

由上可见，由于早期家谱大多没能保存下来，而人们又有把自己与很早以前的祖先联系在一起的习惯，于是伪造世系、拉名人作祖先等便成为经常使用的办法，从而使家谱所反映的血统次序并非都那么真实可靠。对此，钱大昕也指出家谱“支离附会，纷纭蹭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并无多少事实可信。当然，这种做法如果追根求源，其实由来已久。在古代，几乎所有的开国君主都要伪造自己的世系，把自己的家族与以前的帝王将相联系在一起，一些名人也乐此不疲。如汉高祖刘邦本是山东一布衣，南面登基后因不知先祖所出，便自称是唐尧刘累之后，伪造了商周以来的有关谱系。其后，两汉之际的王莽代汉建新，自称黄帝、田齐之后，也是有意拉名人作祖先。三国时，刘备明明是编席卖履的小贩，却到处夸耀自己是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臣武将，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而曹操本是由夏侯氏入继曹姓的，但仍自称其先祖出自黄帝，而曹操之子曹植又说其先祖姓姬，是周王室的后裔。后来，曹操的孙子魏明帝说曹姓是虞舜的后代，出自有虞氏。作为一国之君的曹氏，竟然如此三易其祖，说明他们自己实际上已经不知道血统所出了。

这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几乎举不胜举。比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自称是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之后，认为白公胜在被楚国杀害后，子孙逃亡秦国，世代为将，如白乙丙即是其中一个。白乙丙裔孙白起为秦国立过大功，受封为武安君，白氏从此兴盛。事实上，白居易的这些自述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白乙丙生活时代要早白公胜一百多年，不可能是他的后代。因此，后来曾有人针对家谱的这种妄相攀附而对其进行尖锐批评，并说它“出于闾巷，家自为说，事非经典，苟引先贤，妄相假托，无所取信，宁足据乎”。从这种意义上说，上述观点也并非没有道理。

我国古代许多家族拉名人作祖先，并把他们记录在家谱中，其做法实际上是十分不科学的。众所周知，我国姓氏的来源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发展过程中又经过离合演化，情况十分复杂。今天使用同一姓氏的人，历史上不一定同宗同姓。尤其是一些大姓，来源更为复杂。如向称“圣人之姓”的孔姓，虽有自孔子以来连绵不断的世系可考，但如果认为天下所有的孔姓人都与孔子有关，或者只有这一单一的血统则不合事实。从有关记载上可以考知，孔子的孔姓出自子姓，是春秋时宋国贵族孔父嘉的后代。而在当时，卫国也有孔姓，源出姞姓；陈国有孔姓，源于妫姓；郑国有孔姓，出自姬姓。上述4支孔姓人后来都有子孙传世，但由于出自子姓的孔姓人因有孔子而地位最高，其余三支为了抬高自己，后来也都自称是孔子的后代，从而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血统。特别是清代时，全国孔姓与颜、曾、孟三姓联合修谱，凡姓孔的人都被认为是孔子的后代，使用共同的字辈作为辈序，使本与孔子无关的其他三支孔姓人的假冒身份得到了正式确认。从此，要想区分哪些人与孔子有关，哪些人与孔子无关，就更加困难了。至于那些人口相对较小的姓氏，也未必都有完全纯正的血统。

在不少民间编修的家谱上，还常常可以看到把自己与人类早期的一些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内容，确信自己是他的多少代孙，自己的血统100%纯正。其实，这种说法也是难以成立的。在前些年，一位专家曾作过一个推算，说假定一位姓张的男子与一位姓李的女子结婚，生下儿子后，在儿子身上只能有张姓血统的1/2。这位张姓男孩长大后与姓刘的女子结婚，所生的儿子身上只能有张姓血统的1/4。如此代代递降，到数千年后的张姓人身上，所谓的血统也只能是天文数字了。因此，历来在我国流传很广的“万代一系”、“某姓血统”等观念，其实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

所以说，要想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找出一个千百年来一直是100%纯正血统的姓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通常所说的“同姓一家”、“五百年前是一家”等等，都不过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仅仅具有思想观念上的凝聚力，并不能认为历史上真的如此。

当然，关于血统问题，有时还比较敏感，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如果你对他说他家祖传的家谱是假的，他不是某某名人的后代，不是他的多少代孙，他一定会难以接受，甚至会要跟你拼命。在另外一些人中，有时候尽管自己也感觉到有假，靠不住，但碍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愿意承认。诸如此类的情况即使在港台海外地区也有所见，充分说明了血缘观念在我国民间的根深蒂固。

1、政治：由分裂到局部统一、再到全国统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2、经济：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商品经济繁荣（打破市坊分区，夜市、瓦子、纸币出现）海外贸易发展3、民族关系：民族融合加强；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加快，少数民族政权与汉族政权并立

4、文化：三大发展划时代发展

5、对外关系：以海路为主

宋元时期的政治经济:

宋元时期（960—1368年）是中国封建社会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和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时期[1] 。宋朝（960年—1276年）建于五代末宋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夺后周帝位而改元自立。宋统一各藩镇后，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二帝发动宋代仅有的几轮北伐，宋代前中期疆域大致定型。此后宋朝一直采取重内轻外的消极防守策略，很少对北再兴干戈。

建国之初，赵匡胤为避免重蹈唐后期藩镇割据和宦官频繁干政引发的悲剧，将军权归于中央，采取崇文抑武的国策，采取调将指挥制。这一国策影响所及深远：一方面宋朝少有廷臣豪强乱政，经济、科技发达，文化极为繁荣；另一方面，也导致北宋自初立之后武备积弱，频频不敌北方外患，对西夏、契丹用兵屡遭挫败。

宋太祖建国时就确立土,地,私,有,产,权,制,度，买卖自由，并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租,佃,经,营成为重要的土,地,经,营,形式。租,佃,契,约期满后佃农可以自由决定终止或续,约。人,口,流,动,性增强，城市商品经济发展。

宋代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南宋初期对南方的大规模全面深度开发，促成南方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从此完全取代北方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地位。

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空前的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达到极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等俗谚都是出在宋朝。宋真宗时，状元出身的陈尧咨拒绝出任官,级,更,高的武职。在,理,学的兴起、宗,教,势,力退潮、言论控制降低、市民文化兴起、商,品,经,济,繁,荣与印刷术的发明等一系列背景下，宋朝优秀文人辈出，知识份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史尧弼在《策问》中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其后中国由于蒙,古的入,侵并对文人采取,敌,视,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与清,朝,文,字,狱严重压制学人思想自由发挥，中国除晚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宋朝一样兴盛的文化景象。

与唐朝相比，宋朝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略有下降，宗教也更加世俗化与汉化。后周时，周世宗下令限,制,佛,教，废除各地,非,敕,额的寺,院，又贬斥儒学，废除孔子后代的免,税,权。宋太祖建立宋朝，致力于统一全国，加,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在一些方面继承和发展周世宗的政,策。宋太宗任用文,臣,执,政，儒,学随之逐渐兴起，佛教也渐流行。宋真宗自称“礼乐并举，儒术化成”，大力提倡儒术，同时又提倡佛,教，信奉道,教，建立起儒,佛,道的思,想,统,治。然而整体来说，宋朝宗教以,道,教较为兴盛，北宋许多帝王如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等都信,道,教，政,府支持提倡，使北宋道,教,大,盛，南宋较衰，但余风仍在民间。佛教在后周周世宗时，曾受打击，宋初渐复，但宋徽宗崇,道,抑,佛，又略受打击，南渡后又复，在佛学研究上比之唐代要黯然消沉。此外，民间尚有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

宋朝,政,府对文人之待遇在中国史上属于最,高,水,平，由于宋代非常重视考,生,质,素，教,育,事,业也得到政,府的支援。宋仁宗时，下诏州、县,办,学，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宋代官学，规模空前，政,府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太学、武学、律学及四门学和广文馆。中,央,各,部,门也设立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地方上，设立州县两级学校，并在路设立学官。教,师先由地,方,选,聘，后改,聘,进士或国子监、太学毕业学生，教,材有国,家,统,一,颁,布，多以五经为主。

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临安、大名、应天、镇江、平江、江陵、广州、成都、福州、潭州、泉州等。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游,乐,场,所，内有勾,栏，专供大,众,娱,乐。东,京的瓦,舍见于《东京梦华录》的就有十座。临安的瓦,舍见于《武林旧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内容呈现商业化、专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新趋势。演出的内容主要包括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其形式多样，深受大众的好评。

而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廿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 ；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妇,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发扬，从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出,卖,肉,体,的,工,具，且花样繁新。

衣：崇尚节俭——奢侈之风盛行。

食：北宋肉类以羊肉为多——南宋羊肉价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较为简陋，稍稍富裕点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结合。

行：牛车——骡子——乘轿。

南宋以杭州为首,都，江南湿热且水源丰富，因此社会上下都有爱,洗,澡的习惯，临安城里,营,利,性的澡堂就很多，以至形成了独立的一个行业———“香水行”（《都城纪胜》）。

民间有在五月端午或七夕捣凤仙花染红指甲之俗。如《燕京岁时记》：『凤仙花即透骨草，又名指甲草。五月花开之候，闺阁儿女取而捣之，以染指甲，鲜红透骨，经年乃消。』

周处《风土记》云：『七月七日，其夜洒扫庭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祀河鼓( 即牵牛也) 织女。』唐诗人祖咏《七夕乞巧》诗云：『闺女求天女，更阑意未阑。玉庭开粉席，罗袖捧金盘。向月穿针易，迎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穿针乞巧者，或穿七孔针，或穿九孔针，用一根彩线连续穿过为巧。《醉翁谈录》：『其实此针不可用也，针褊而孔大。』

《东京梦华录》载：『摩侯罗惟苏州者极巧，木渎袁家所制益精。』宋代苏州虎丘有玩具市场，被称为『虎丘耍货』，包括泥娃娃、泥美人，彩画鲜妍，制作精良。杭州西湖玩具，被称为『湖上土仪』，有泥孩儿、莺歌、花湖船等。《梦粱录》载：『内庭与贵宅皆塑卖磨喝乐，又叫摩睺罗，孩儿悉以土木雕塑，更以造彩装襕座，用碧纱罩笼之，下以桌面架之，用青绿销金桌衣围护，或以金玉珠翠装饰尤佳。』宋许棐『泥孩儿》诗云：『牧渎一块泥，装塑恣华侈。双罩红纱厨，娇立花瓶底。少,妇初尝酸，一玩一心喜。潜乞大士灵，生子愿如尔。』

立秋后第五个戊日，约新谷登场的八月，是为秋社。陆游有《秋社》诗云：『雨余残日照庭槐，社鼓咚咚赛庙回。又见神盘分肉至，不堪沙雁带寒来。书固忌作闲终日，酒为治聋醉一杯。记取镜湖无限景，苹花零落蓼花开。』

《梦粱录》：『观潮，其杭人有一等无赖不惜性命之徒，以大彩旗，或小清凉伞，红绿小伞儿，各系绣色缎子满竿，伺潮出海门，百十为群，执旗泅水上，以迓子胥弄潮之戏，或有手脚执五小旗浮潮头而戏弄。自后官府禁止，然亦不能遏也。有《看弄潮诗》云：『弄罢江潮晚入城，红旗飐飐白旗轻。不因会吃翻头浪，争得天街鼓乐迎！』可见市民对弄潮儿像接待英雄一样欢迎他们。

南宋杨万里有《三月三日上忠襄坟因之行散得十绝句》诗，当时上坟已由祭,扫变为带食盒酒具到郊外踏青的活动；而路旁许多卖粉捏孩儿、象生果子等物的小贩用赌博形式吸引买主，这种赌,博称为『关,扑』。

宋代衣服以丝织、麻织、毛织品为主。宋代只有海南有木棉布——吉贝布，苏东坡有诗“遗我吉贝布，海风今岁寒”（《和陶拟古九首》）。中原无棉织品，当时的所谓“布”，是指麻、葛等制品。东坡有诗谓：“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病中游祖塔院》）。其“葛”就是一种布。

宫,廷、贵,族、官,员都以穿锦品、丝绸为主。史载宋时养蚕业很发达，织锦的技术也相当高超，缝制、织染、绣花技艺也已很高。

《东京梦华录》记载了市井服装习俗：“其卖药、卖卦、皆具 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以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掌事，即着皂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之人便认得是何色目。”

宋代对士、农、工、商的服饰，限制极为严格。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民俗》记载：“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至于乞丐者，亦有规格。稍似懈怠，众所不容。其士、农、工、商，诸行百户，衣装各有本色，不敢越外。谓如香铺裹香人，即顶帽披背；质库(当铺)掌事，即着皂(黑)衫角带不顶帽之类。街市行人，便认得是何色目。”可见，在宋代，除从服饰上可以看出等级差别外，还可以看出他们所从事的行业。

北宋的东京，已传入南方的烹饪技术，改变了以前北方人粗放的饮食习惯。在那里，北馔、南食、川饭等几种菜系互相竞争，使饮食业变得更加丰富。宋室南渡后，随着大量北方人口的迁入，东京的饮食业也进入临安，使南北的饮食再次得到交流，形成“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吴自牧《梦粱录》卷16)的局面。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等文献的记载来看，两宋的烹饪技术已经相当高超，有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酒、冻、、签、腌、托、兜等几十种，每一种都可以做出二十多个品种，可谓丰富多彩。

宋代的农历除夕夜，据《梦,粱,录》的记载，人们要“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门神和钉桃符，主要是为了驱邪避灾，祈求新年好运。门神原先用的是古代传说中能打鬼驱邪的钟,馗，北宋末年则以唐代名将秦琼、尉迟敬德代之。人们还贴年画，以增添喜庆气氛。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当时出现了木版年画，便于人们购买张贴。宋人还有除夕夜守岁的习俗。《东,京,梦,华,录》载：“士庶之家，围炉团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袁文的《瓮闲评》评论说：“守岁之事，虽近儿戏，然而父子团圆把酒，笑歌相与，竟夕不眠，正人家所乐为也。”

宋代农历正月初一，三更过后、五更来临之时，爆,竹便响彻天空。不仅宫,中,爆,竹,山,响，要举行隆重的元日朝贺礼。寻常百姓也竞相燃,放,爆,竹，开始了拜天地、祭祖先、互相拜年的活动。同僚亲朋之间拜年时，要赠送名刺(即名片)。如果自己不能亲往朋友家拜年，要派人骑马到每一位朋友家，连呼数声，留下一张名刺，表示已前来拜年。节日里还有大量的娱,乐,活,动。如北宋,东,京，元旦放假三天，“士庶自早互相庆贺……(坊巷)皆结彩棚，铺陈冠梳、珠翠、头面、衣着、花朵、领袜、靴鞋、玩好之类。间列舞场歌馆，车马交驰”。入晚“贵,家,妇,女，纵,赏,关,睹，入场观看，入市店饮食，惯习成风，不相笑讶”(《东,京,梦,华,录》卷6)。南宋的临安，元旦入夜，还有放烟火、赏灯等许多娱乐活动。

宋代的足球相当普及。宋人著有《蹴鞠图谱》等专,论,踢,球的著作。踢球者组织的足,球,团,体有“圆社”“齐云社”等。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踢法，一种是设球门，比,赛,进,球的多少，另一种是比,赛,踢,球的花样。花,样,脚,法有几百种之多，除用脚外，还可用头、肩、臀、胸、腹、膝等部,位,处,理,球。在瓦子勾栏里踢球，就是比赛踢球的花样。宋代足,球,高,手,辈,出。苏轼的书,童,高,俅，后来服侍一位大臣，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宫中向端王(后来的宋徽宗)显露了球,技。端王非常欣赏，将他留下，时常陪练足球。端王即帝位后，高俅也官运亨通，职至宰相，并任朝廷最高武官达二十年。还有一位道士球艺极高，能“使鞠(球)绕身，终日不堕”。

1951年发掘的河南禹县白沙镇一号宋墓前室西壁壁画“宴饮图”。画高约九十厘米，宽约一百三十五厘米。画面采用了砖雕与绘画相结合的方法，男女坐像、桌椅、卷帘等凸出壁画5～10厘米。在卷帘、悬幔之下，居中摆着一方桌，桌上放着酒壶、酒杯。桌两侧的靠背椅上，坐着一对中年男女。男子居右，头戴蓝帽，身穿圆领长袍；女子居左，头梳高髻，上穿绛红袄，下穿白裙，二人袖手对坐。人物身后绘有水波纹屏风，屏风前站立三位女侍和一位男童，他们手捧唾壶、盒子、果盘，侍候主人。这幅壁画对面，还有一幅女伎乐图，画面上共有11人，中间一人女扮男装，扬臂起舞，其他人手持各种乐器，分左右而立，为舞者伴奏。两幅画联系起来看，对坐的这对男女应是该墓,主,人。他们神情肃穆，欣赏着对面的女,伎,乐。这是宋墓壁画中比较流行的题材，墓中结构复杂的砖雕梁架斗拱，加上墓主人饮酒品茶的日常生活，使幽暗的墓,室转化为一个充满温情的家庭。此画真实地反映了宋代服饰和家具的特点，也表现了当时富,裕,阶,层,人们生活享乐的情景。

《宋代庖厨》图反映了当时食品加工的场面，出自1958年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出土的画像砖。图左为温,酒,厨,娘，头戴高冠，身穿小袖对襟、旋袄，站在方型火炉旁，火炉上有一酒壶，厨娘正在拨火温酒。中间一人为烹,饪,厨,娘，她上穿交领窄袖袄，下穿长裙，裙外还系有围腰，双手腕上戴钏镯，她一边挽袖一边正准备收拾桌上的鱼。方桌旁还有洗鱼的盆和煮鱼的炉火、锅等。图右几位妇女正在忙着倒水、做菜。整个画面，反映了宋代的烹饪技艺和饮食习俗。

宋代狮子舞非常盛行，尤其是儿童们跳起狮子舞都兴高采烈。这一时期的狮子舞，注重武艺，表演常与打斗相结合。狮子有时还口吐烟火，以增强神威武勇的气氛。这幅以儿童生活为主的风俗画反映了宋代民间舞蹈的盛行。

宋代人有赏花的习俗，每当春暖花开时节，城里的男男女女就“争先出城探春”，结伴赏花。《东京梦华录》就记载了当时园圃之多和花开之盛。

宋人在典礼、宴庆、佳节、出游时有簪花的习俗。簪花又称插花、戴花，本是重阳登高习俗，“帘前柳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写的是苏轼在杭州赏花插花的情景，发出了春光易逝、人生易老的感慨。黄庭坚的词中也有“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白发簪花不解愁”的句子。

宋人相亲，定亲，主要是男方家人到女方家去，如果相中女方，则“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如果不如意，则“留一两端彩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矣”。

宋人延续唐朝风俗，喜欢坐凳、椅子和绣蹲，同时伴有茶几、衣架、梳妆台、太师椅和画屏。坐姿的标准是双腿垂下，而不是跪坐。原来，古人皆习惯于席地而坐，汉代才开始坐于床。起初，人们仍保持席地而坐的姿,势，“凡坐必屈脚”，南朝末期才逐渐有“跛床垂脚”，也就是垂脚坐于床沿上的坐势。当时，尊贵者独坐一床，宾客臣属连床而坐。坐床习俗由西,域,胡,人传入，胡床在魏晋至隋唐时期使用较广，到了宋朝有钱有势的人家不仅居室必备，就是出行时还要由侍从扛着胡床跟随左右，以备临时休息之用。这种胡床已具备了凳子的形状和功能，但因那时没有“凳”的称谓，人们还习惯称之为“胡床”。宋以后，凳子的使用逐渐增多，凳子的名称也被广泛使用，并从床的品类中分离出来，独立成凳。另外，宋朝男性坐在凳椅上已司空见惯，但是妇女若坐在凳椅上，则是惊人之举。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上说：“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杌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宋时的凳子形式多样，主要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几种。

宋朝时期，下级见上级或卑着见尊者，都以跪拜或叉手为礼。而妇女则不行跪,拜,礼。男子行“肃拜”礼时，双膝跪地，两手放低。“拜手”即跪地后两手至地，这是较重之礼仪。丧,夫,者则头垂至地，此时首饰要全部卸掉。朱熹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曾令妇,女,鞋,底,装,上,木,头，使行动有声，便于觉察，以,防,私,奔。

宋朝男子有簪花习俗。男子簪花古来有之，如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王昌龄《九日登高》“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重阳节要插戴茱萸花从两汉至唐代已经有过流行。虽然汉唐已有男子戴花现象，但不是很普遍，也只有在重阳节这一天佩戴。明清时期，偶有为之。惟有两宋男人戴花蔚然成风，最为兴盛。宋朝男子不仅头插鲜花，还有将巾帛彩剪成茱萸、菊花来佩带。受到妇女头上簪花的影响，皇帝大臣也头上簪花。

汉族服装受契,丹,族,服,饰影响较大，汉族女子流行穿一种叫“褙子”的服装。这种来源于辽契丹服的褙子穿在身上的效果与唐朝时小衣大裙造型截然不同，而是表现出了衣长而露短裙廓形，女子穿上褙子会显得端庄、稳重、典雅。宋朝时女子普遍流行穿褙子，并普遍以缠足为风尚。

由于晚唐五代时期门,阀,士,族已经没落，科,举,考,试,制,度到宋代真正得到广泛应用，对社会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科,举,制,度使大量过去贫寒的读书人一跃成为士,大,夫,阶,级，使政府与社会有了紧密的联系，也打开平,民,入,仕,为,官的管,道。透过科,举,入,仕的知,识,阶,级在宋朝时已在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全面优,势,地,位，在,法,律,上也拥有许,多,特,权，因而社会大众以中,举,任,官做为读书的首要目标，社会也就衍生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风尚。儒家的忠,孝,节,义,观,念，透过社,会、乡,约、族,规、家,礼等各种方式深入民间，推广于全社会。中国自宋代以后也得以构成一个比唐代远为普及的文,化,社,会,族,群。而基,层,知,识,分,子，构成基,层,乡,绅，并成为村,镇,百,姓与官,府的桥梁。他们指,导,公,共,工,程、支,援,学,校与书,院、编纂地方地志、参,加,地,方,祭,典、纠,集,赈,灾,工,作、招,募,地,方,自,卫,武,力、提供村,镇,行,为,规,范。两宋时期，透过科,举孕育而成的士,大,夫,阶,级，是一个同时拥有政,治,权,力、经济优势、学术文化素养的新,兴,族,群。优势条件的结合促使这个时代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普遍发达的时代。因此，总体而言，到了宋朝，经济上除了一些皇亲国戚、富商大贾外，社会已无明显的阶,级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