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是个大而不确定的概念，在人说不一的情况下，我们选择这一课题，化费五年的时间，经过四个人的集体努力，写出这一著作，其目的是想用史实来说话，这比概念之争具体、详实，因而也就可能有一定的说服力。 我们想说的社会文化这一概念，并不着眼于对社会文化作如何解释，社会文化是个新型的知识系统，不长的历史，跨学科而又界定不太清晰的领域，发展并不成熟，有关社会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不论是外国或中国学者都可以沿袭前人或发挥创造，进行长久的讨论。但是历史学在当代的发展却亟需要从社会文化的大视野，开拓自己的新领域。 记得八十年代初，文化史作为一门学科在中断30年后复兴，1982年12月在上海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与会者面对这一古老而又年青的学问，困惑于文化的多义多解，莫衷一是，史学界的前辈周谷城先生作了一个绝妙的比喻说:“草鞋没样，边打边像。”这一言解惑，释放了各自的能量。随着文化热的兴起，文化史的著述层出不穷，成为二十世纪末中国一大显学。 社会文化史是文化史的分支，与文化史有相似的命运，不相同的背景和起点。中国文化素以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和从未中断的传统闻名于世，不论是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以鸿儒硕学各领风骚，这是中国文化的主力和精萃，由这些学人提炼的思想或制度，具有系统性、主导性和稳定性，是谓主流文化或大传统。丰富的文化遗存，灿若群星的文化精英，为今人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取之不竭的源泉。然而人民大众在生活方式，情感行为，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中所表现的种种形态和文化意识，因为自发性，多样性和易变性又与主流文化或大传统有一定的间矩，成为非主流文化或小传统。由于资料分散，研究薄弱，留下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社会文化史是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那也就从这一单薄的基础上起步。在文化史被冷落的时候，它固然被人们遗忘，在文化史兴旺以后，它仍然举步迟缓。 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史的领域尤其突出，它不仅有许多空缺，更无前人的成果可资借鉴。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西方文化的涌进，猛烈地冲击传统的社会生活，肇成几千年未有之历史巨变。这种急剧的变化绝不限于社会形态的转化和大事变。在世界进入近代化的潮流中，中国是被迫而后发近代化的国家，伴随小农社会艰难地发展工业的进程，中国又从独立的封建国家蜕变为不完全独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双重转变带来的震撼和阵痛，是整体性的变动，触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多年来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关注的是上层、是精英、是意识形态和制度，而处于社会下层的民众是怎样生息、活动和喜怒哀乐，上层和下层又是怎样互相渗化和制动，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因此，探讨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成为我们这一著作的宗旨。 选择这一薄弱领域作为主攻方向，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学科考察，使我们确信历史学的发展和大众文化在当代的崛起，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必将成为21世纪史学研究的热点课题，使人耳目一新。 一、廿世纪初，“历史饥饿”留下的空缺 八十年前，梁启超就说过这样的话:“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工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⑴ “历史饥饿”这一句话，在二十初叶的中国学界，不啻是惊世骇俗之语。 中国史学在传统文化中本是一门发达最早而又最成熟的学问，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巴比伦的《创世纪诗》，都以耳传口授的神话传说作为史学的发端，可信而不可全信；中国却以实实在在的文字记录，开其史学的滥觞。成书在三千多年前的《尚书 盘庚篇》，是商代帝王的文书，以可靠的信史为世界文明古国所罕见。甲骨文中的“史”字，是执掌文书的官员，这表明从有文字以来就有历史的笔录者，记下的是确凿存在的人和事，后人从地下发掘的文物，往往能证实当初的文字记载，很少被推翻。中华民族就以这样清明的头脑和笃实的态度认识自身的历程，在史学中表现出理性早启，为其他国家难以企及。 然而成熟并非完备。古代中国史学的资政性和史官制，使得官史所记载的内容，绝大部分是统治者的政绩训令，文治武功，礼仪大典，星变灾异，生产经济和征伐边务等国家和皇家大事。史书的编篡者是最高统治者推行政令的得力助手，这样的史官实际上是国家的职能机构，它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兴废，只要有国家体制的赓续，史官的设置就相沿不变，代代相承，文献档案累积数千年不断。但也由于这一点，资政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把这意图说得最彻底而又作出范本的是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他强调阐明历史是为了“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这一思想事实上已成为官修史书的总纲，贯串二十四史。所以梁启超愤而指斥这不是国民的历史，是“帝王家谱”。同时，他又提出，要努力“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⑵ 说二十四史是帝王家谱的论断虽不失有偏激之处，但要求历史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却是至理名言，然而这又是中国史学最为薄弱之处。人们若要了解典章制度的沿革，社会经济的演变，国家的兴亡衰败，都可以在文献典籍中找到充分的资料，要想知道当时民众的感受，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在正史中所见廖廖。被目为野史稗乘的笔记、小说，为后世保存了社会文化的大量资料，但由于正统史学的偏见和此类著作的良莠并存，杂乱无序，至今未得到系统的整理和充分的利用。那些市井工商、农夫村妇、贩夫走卒、佣工小吏，是怎样在中华大地上生息，创造出灿烂的文明 又从哪里一瞥他们的生活风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 各类专史的缺失留下巨大的空白。梁启超正是为了探求历史上的全部真相，发出了“历史饥饿”的呼声。 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人和事，这是已经消失，永不复现的人情世态，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治史的偏颇，古人留下的史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史学研究就是要充分发掘和运用已有的资料，恢复它的原来面貌，探究它的来龙去脉和发展的规律。梁启超呼吁建立各门专史，正是为了从各个侧面探求历史的真相而上下求索。 建国后，巨大的空白正在从考古发掘中得到填补，楚文化、良渚文化田野考古的成就，说明中华文明的源头并不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重要的发源地，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齐鲁、巴蜀、江浙、西北等各地区文化的新发现，也正在改变以往史书的定见。因此学术界的前辈有人提出重写中国历史⑶，得到许多同行的认同。 引起历史重写的，不只是文物的新发现，某些思想观念的变化和视角的下移也会引起历史的全部或部分的重新考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改变了以封建统治者立场阐述历史的旧史学，恢复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是历史著述的大改观，各门专业史的出版，使“历史饥饿”得到充实。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阶级斗争的绝对化，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又变成人与人的斗争史。打开历史读物，只见风云变幻，制度消长，政权更迭，人民大众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生存和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喜庆，消闲娱乐，交际应酬是什么样子，有什么追求和时尚 对于种种大事变、大人物，他们又有什么想法 诸多贴近民众生活和社会文化的课题，又沦为无足轻重或视而不见，往往模糊不清或语焉不详。在这样的历史著述中，穿梭来往的历史过客，没有生活，没有七情六欲，没有个性，千篇一律，形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样板，充其量也是政治形态或经济规律的人格化。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尚且如此，无名无姓的民众群体，又哪有他们的踪迹，这是史学最大的空白。有些耽于古人的记载不详，可能留下永远不解之谜。《礼记 曲礼》一句“庶人无故不食珍”，从古到今，阅遍正史和野史也弄不明白先秦的庶人究竟能不能有肉吃虽然事关礼制和庶人的地位，那也爱莫能助，只能不甚了了。古人遗留资料的残缺，后人不能苛求。在报纸、出版传媒事业已经相当发达的近代，报刊杂志，出版读物，有相当大部分的内容已面向新兴的市民社会，此类记载不可谓不多，然而又有多少近代史的著作反映他们的生态和意愿 所以这不是不可知，不能知，而是没有进行这样的搜索、发掘和思考，观念的改变至关重要。 经典作家对有关社会生活的论述, 有许多精辟的见解。马克思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的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时才取得的。”⑷马克思对深入社会生活的历史著述的价值，给予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他一贯强调有关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方式的变化又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所以生活方式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又是促使社会关系变化的不可取代的物质力量。⑸李大钊说得好:“历史这样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史学不仅不能淡化社会生活的研究，而且是史学著述走向深化的表现。但是建国后，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社会生活史的出版，整整延迟了40年。这批著作的问世，令人可喜地看到史学著作贴近了人民，使人们看到历史的价值就在于使人类了解自己的过去，认识现代社会、国民性格与既往和未来息息相关。 社会生活是社会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人类来到这个世界，首先就要吃穿用，这是民族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出发点。只是在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的方面表现出种种差别，发展自己的智慧，从而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复原前人生活的本来面貌，是社会生活史的基本要求，但是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又不能停留在这一步。社会文化史要求把生活放在一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中来考察，通过生活方式的变迁认识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历程。 诸如穿鞋戴帽，本是纯粹的个人生活行为，但在近代中国引起轩然大波，成为一代先辈思想启蒙的先声，生活方式国际化的滥觞。 鸦片战争后人们痛感到国家的积弱是由于民智不开，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裹足成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旧习，波及千家万户。19世纪末兴起男子剪辫子的风潮，成为维新运动和民族革命的动员号召。 反对女子裹足和男子留辫子，必然推动鞋帽服饰的改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裾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开启民智的意义。剪辫子与留辫子，从上到下分成两大派。主留的固然有上层的冥顽派，而下层民众尤其是闭塞的农村反剪的势力更大，辫子尽管不是汉族的装束，但已通行了几百年，由长期生活积淀形成的心理习惯已经积重难返。有的为失去辫子哭泣的、骂娘的、呼妈的形形色色，有的自发组织保辫会进行抗议，甚至发生罢市。主剪的更把这一行动视为支持革命的召唤，到辛亥革命前夕形成高潮，人们欢欣鼓舞地选吉日，拜祖宗，放爆竹，剪辫子。有的地方“辫子”还成为一句骂人话，要说一句“你这人真是辫子! ”如同被骂“不是东西”。对辫子的态度，是非荣辱的两极对立和迅速转化，极为敏感地反映了在革命风潮中社会风尚的起伏激荡。 断发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民国初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髦和燕尾服作大礼服，是对封建服式等级制的彻底否定。孙中山还提出“适於卫生，便於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⑺作为改良服饰的指导思想，这一与现代文明接轨的服装观念在中国的实施，使得人人须臾不可离身的服装，彻底摆脱封建伦理的规范，向着实用、经济、卫生、美观的方向发展，这是服装史上的重要转折。 在服装变化中，穿洋装是一大时尚，这不能简单地归于崇洋的倾向。民主制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人们醉心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的思想，认为由这种思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的前进方向，洋装是文明的的象征，受到人们的喜爱。社会实践的结果是，洋装在中国的流行，并未取代中国服装，而是促进了中国服装的改良。中山装的出现，就是中西合璧的产物。它以西服为模本，改大翻领为立领，四个贴口袋，五个扣，去掉腰带。女性服装一改宽大直筒式的满装，依照西方的人体曲线美加以剪裁，演变成今日的旗袍。这都是沿用西式服装的审美和价值观念，结合中国传统的某些形制而创作的新服式，可谓西体中用最成功之作。穿什么，不穿什么是个人行为，一些先进的思想家们都把个人安排生活的自由视为个体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力。个性解放的呼声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生活欲望，在穿着打扮上追新求异，合理的，不合理的浪急潮涌。西装革履，长袍马褂，坦胸露背，长靠短打，新旧土洋，千奇百怪，真正开开始了服装自由穿着的时代。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中，服装的变化得风气之先，敏感地表现了文化气候的走向。 从社会、思想和文化变迁的角度看服装的变化，那服装就成为考察社会文化变迁的窗口。所以一部优秀的社会生活史必定是社会文化史；一部优秀的社会文化史必然要对社会生活作出具体详实的文化和社会的阐释。这是从不同方位对同一课题的描述和解析，也是社会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的联系和区别。 社会文化史的内容并不限于社会生活，大众文化和社会风尚都是研究的大宗，这在90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后，学科的主题愈来愈加明确。 二、廿世纪末，大众文化崛起的呼唤 八十年代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出现持续的文化热，这是从文化反思发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论、文化建设与展望等一系列重大文化课题的研究性热潮，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渗入各门学科，成为社会变革思潮的一部分。毫无疑问，文化史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因素。更确切地说，八十年代初的文化反思开始于对十年浩劫和建国以来“左倾”错误的深刻反省。八十年代中期随着经济改革的全面推开，突出了观念变革的问题，文化研讨与社会改革意识融为一体，推动了社会史的复兴。从社会史领域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发展和改造，触动观念变革的深层结构，也是文化史进一步深化的趋势。人们从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摒弃旧观念，吸收新思想，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观念和心态，贯串文化热。浓厚的意识形态与强烈的功利性，使得八十年代文化热的思想解放意义更甚于学术意义。 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导向，使得人们的社会心理从关心意识形态向关注经济生活转化，文化热有所降温，文化人边缘化。其实这种降温只是从政治色彩的淡出和文化视点的多元化。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崛起，那种凭借现代传媒技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的文化产品，一改传统的说教面孔，走向商业化和娱乐化，对精英文化形成不小的冲击。本来，哪个时代都有大小传统、雅俗文化和主亚文化之分，大众文化即是小传统和通俗文化，并不始于现代。但是大众文化真正显示它重要的社会价值，令人刮目相看，却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在中国学术界有个适应和调整的过程。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对几千年文明史的研究，分割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各自领域，缺少对这两者相互影响、制约、渗透的综合研究。精神文化又以少数精英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思想家的思想，这是主导大传统的精神资源，一部文化史实际上是思想文化学术源流史。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高于民众，未必被民众所理解，甚至不能流传，到后世才被人发现，这在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自古以来雅俗文化的分野使得文化人有傲视俗文化的倾向，文人雅士崇尚大雅脱俗，与世俗生活有一定的疏离，有识之士也往往以大雅化俗的态度，居高临下，以教化凡夫俗子的心态，看待俗文化。思想家们的智慧言论和提炼的思想命题，蕴藏深刻的文化内涵，但这是经过舍弃大量的生龙活虎的具体现象而后抽象的思维成果。人们常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才是常青树，这灰色意味着高度凝炼的理论形态有相当简约的程式，仅仅靠理论的演绎和表述，难以充分反映丰富多采的实际生活，对一般民众来说，只能仰视，可望而不可及。大小传统之间的隔膜，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距离，在精英文化为主流的文化结构中是惯常的，也是难以避免的现象。社会主义文化面向劳动人民，大大缩小了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的差距。但是，不论是封建主义传统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虽然有根本性质的不同，以精英文化为主流的一元化的结构，却没有多少变化，这大约是前现代社会文化的基本格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推动了新一代文化市场的发育，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崛起，以锐不可挡的势态，改变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传统定势。以信息高科技为生产和传播的新兴文化产业，以大量的影视、音响、多媒体和电子读物涌向市场，与此同时，学术成果通俗化蔚为潮流，把少数人享用的专业知识，变成大众欣赏的读物。文化消费不再是精英的特权，也是平民百姓的生活需求。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造就了广大的市民消费阶层，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文化市场的取向。面对这一变化，现代学者有高度的评价。有的说:“崛起于九十年代的通俗文化，已全然不同于以前的那种市井文化或乡俗文化，而是一种与城市生活直接相关的大众文化。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接受，只要现代化进程不发生逆转，在相当一个时期里，通俗文化的主流地位恐怕是难以动摇的。”⑻有的认为: “大众文化反映着普通群众的精神要求，代表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现实的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⑼有的强调:“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发展，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人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权利。它在文化领域内，形成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局面，从而给人民提供了选择的条件”⑽ 大众文化由小传统、亚文化一跃而为中国文化的主要构成，史学也失去神圣的光环，从资政济世的高阁，下移到平民百姓的书桌，甚至变成茶余饭后消闲读物。史学研究者从代圣人立言、“帝王师”，沦为民众的一枝笔。这对专事研究王朝兴亡盛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那种大抱负、大事变、大业迹的治史传统是个挑战。史学著作从治国经邦之学向阅世知人的转化，不仅要开拓前人从未涉猎的历史荒原，也在改变研究课题的方向。芸芸众生的穿衣吃饭，婚丧嫁娶，消闲娱乐，登上了大雅之堂，有的还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的重点项目。从文化史与社会史交差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人民大众，开辟新的领域，给历史学的建设又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文化史和社会史本是近代新史学起飞的双翼，建国后双双中断，肇致史学建设的失调。它们命运相济，盛衰相连，是这两们学科发展的共同趋势。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史的繁荣往往以文化论争为先导，文化史的深入有待从社会史领域内发展。二十世纪初社会学的引进和社会史研究的开拓，得力于十九世纪末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之争；三十年代社会史的兴旺，又导源于二十年代文化论战开其先河；八十年代后期社会史的复兴，直接受益于文化热的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反复说明，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不能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反省，变革中国的社会又必然从文化变革发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是常见的普遍现象。⑾ 然而，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是相邻、相交而不相属的独立学科。文化史的研究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层面，外延可跨入哲经文史各个部门，但并非是百科全书，从各个侧面探索传统文化特质的形成、发展和演变是中心内容。因此偏重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以便把握文化发展的脉络，也是当然之义。由于无视下层文化，那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以及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成为一大缺失。这种文化史只能是上扬的文化专史，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史。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详实的研究，复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务实、求真，描述性的写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扬的需要下移，从社会史的领域考察中国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学科的一片沃土。大众文化入主文化结构的态势，呼唤创生自己的理论和学术系统，尽管在海外早已有文化社会学、社会文化史和公共史学的成就。但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开出新的天地。 这在中国又是一个待采的富矿。这不仅因为浩瀚的史书和数不尽的文物遗址，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史料，还因为中国人有浓厚的历史意识，看问题注重追根溯源，述先道故，使得人们重视历史经验的吸取，留下大量的野史、笔记。这些留存在正史以外的资料，最为丰富、生动，有待人们去整理、发掘。大众文化荟萃的近代报刊，百余年来累计资料数额惊人，薄弱的研究与丰富的资源形成极大的反差。一旦打开这个宝库，会使人们眼界大开，甚至有可能引起部分历史的改写。所以，中国社会文化史是最有发展潜力的阵地。 三、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 在我们设计课题的时候，视线是向下看，着眼于小传统，可是作为精英文化的大传统又是怎样影响和制约小传统的发展，这是理解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互动关系中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沿着文化传统的脉络，揭示精英文化社会化的过程和特点是我们的思路。 中国古代社会的大传统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起源最早而又最完备的社会规范，也是古人用以修身、理家、治国的准则，不论哪个学派都在这一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认同，这是精英文化的主流。小传统在古代表述为“俗”，所谓俗者“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说:“土地所生，习也。”这是从生活经验中自发形成的风俗习惯，具有地方性和多样性。有生活才有规范生活的礼，所以俗先于礼，礼本于俗。俗一旦形成为礼，上升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从《周礼》成书就强调“礼俗，以其驭民”。以礼化俗即为礼俗，这是驭民的统治方略，也是对民众生活的调适。礼作为观念形态，以高踞主导地位的优势渗进世俗生活，使分散的小传统对同一的大传统得到最大范围的认同。古人说:“夫礼之在天下，不可一日无者，礼行则道德一矣。道德一则风俗同矣。”⒁精英文化的价值观念渗进世俗生活，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推向下层民众，所以又是精英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饭，这一最寻常的行为来说，伦理意识渗入饮食活动的倾向随处可见，从熟食的发明、原料的调配、烹饪的技巧、食具的选择、节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审美，无一不受伦理的濡染，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来说，本是饭锅，它鼓腹，容量大；两耳，便于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燃烧。炊具和餐具合而为一，比釜、镬、豆、簋更为实用。《说文解字》说他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行施重大礼仪，这就使日用饭锅蒙上神秘的色彩，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铸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迁鼎则指国家的灭亡，问鼎乃是窥视政权的行为，由此演绎出许多历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是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好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作为权力的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饮食与权力、天理连为一体，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为意识形态。作为饭锅的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实用价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伦理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源远流长。当代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纪念香港回归的盛和宝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内外的认同。由食器到宝器，表现了由俗物而成为礼器和以礼化俗的过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为“道”， 古人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观念；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百姓日用。作为日用器物可以变化更新，贯串其中的观念一旦与伦理挂勾就经久不变。在西方商品大潮汹涌输入的清末，即使反对洋务的顽固派也不反对日用器物的引进

提纲目录

一．研究性学习对英语教学的要求

1．新课改的目标与任务

2．研究性学习对英语教学的要求

3．研究性学习对英语教师的挑战

二．英语研究性学习的实施策略

1．英语研究性学习的学科支持

2．英语研究性学习和英语常规教学的整合

3．“三式并举，循序渐进”是实施英语研究性学习的有效之策

三．英语研究性学习的案例分析

1．课程式案例

2．课题式案例

3．交互式案例

4．备选课题

一．研究性学习对英语教学的要求

一． 新课程改革的目标与任务

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将彻底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改变教师的专业生活并引领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与前两次改革相比新一轮关于课程和教材的改革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考虑：

1．统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课程和教材要有多样性。为了保证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全国应有统一的基本要求。在达到这个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课程和教材要有多样性，可以编写不同程度不同风格的教材，以适应我国的不同地域，使学校的课程发展适应并促进社会进步。

2．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课程和教材要有时代性。继承中外优秀传统文化是基础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特别是继承和发扬我国的民族文化，在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更是一项紧迫的工作。同时，我们的教育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实现我国在21世纪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宏伟目标。

3．在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前提下，课程和教材要有实用性。中小学阶段的加强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教学为青少年儿童的成长打好基础，是中小学的基本任务。我们设计课程和编写教材要为升学打基础，但不能忽视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就业的需要。因此课程和教材必须让学生掌握现代社会最必须最有用最基本的的知识技能，必须考虑实用性。

4． 在保证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课程和教材要有个性。我国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美劳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但是，人的禀赋，性格，爱好不同，成长的环境条件差别，以及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除必修课外，应设置一些具有个性的选修课。

5．在以通用教材为主体的情况下，课程和教材要有乡土性。为了保证基础教育的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要求，我们坚持以通用课程和教材为主体。但是，鉴于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环境差别悬殊，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除了通用教材外，还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编写乡土教材，以适应国情。

当然，我国的课改，尤其是要实现课程现代化，还任重道远。我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三化”：

1．实现课程的多元化。其核心问题是课程标准的多元化，要改革全国一本的现状而实现一纲多本或多纲多本。

2．实现课程的综合化。这是一个当代科技发展向教育提出的一个新课题。目前，知识总量的急剧增加同基础教育的时空限制已产生了矛盾。综合化是一个出路，也是一个趋势。

3．实现课程的弹性化。课程的弹性化，一方面是指课程本身作一些调整，如编制一些微型课程，乡土课程或自由课程。另一方面，是指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教材。

为了配合新的课改，《全日制普通高中课程计划》（试行）在课程设置上作较大的调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第一次把综合实践课纳入必修，第一次引入了“研究性学习”的概念，并颁布了《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试行）。因此，学习好并落实好英语的“研究性学习”理念，既是新课程改革的亮点，也是一大焦点和难点。

二．研究性学习对英语教学的要求

研究性学习，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和解决问题的学习活动。我们知道，实施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关键是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设置研究性学习的目的在于，改变学生以单纯地接受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学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的机会，促进他们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习策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我们今天倡导的研究性学习，在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是“新生事物”，也是“泊来品”；但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加以反思，它是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时代性的。我们需要借鉴“启蒙运动”，“学科结构运动”的成果，更要吸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四大支拄”，尤其是“学会学习”（learning to learn）的精髓。个性的健全发展，是我们今天倡导研究性学习的出发点和归宿；从学生的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问题是研究性学习的内容；认为每一个人的学习方式都是其独特个性的体现，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性学习方式”，课程应遵循每一个人的学习方式的独特性，是今天的研究性学习秉持的理念。由此看来，我们今天倡导的“研究性学习”课程，不仅仅是转变学习方式（learning style），而且是通过转变学习方式促进每一个学生的个性健全发展。它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独特个性和具体生活，为每一个学生个性充分展示创造空间。“研究性学习”课程因此必然而自然洋溢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

研究性学习（Project/Problem -based Learning）或探究性学习（Inquiry Learning），称谓不同实质一样，都是与“接受性学习 ”相对的一个概念。但“研究性学习”课程是与学科课程迥异的课程形态，其根本特性是整体性，实践性，开放性，生成性和自主性。

英语，作为新课程改革体系中的核心课程，虽然在标准上仍以统一性，基础性，稳定性为主，但在新课改背景下，更应突出它应有的学科特性和时代特色。英语教学在保持和发扬接受性学习的优势的同时，更应切合研究性学习的要求。我们认为，英语的研究性学习首要的是，要实现以下三个转变：

1．转变学生单纯接受性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倡导以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和动口等自主学习为特色的研究性学习方式。我们传统及眼下的英语教学，无论是翻译法，认知法，功能法，还是交际法和整体法，都是“教师控制”型课堂，学生“被控”型学习。因而英语学习整体上仍限于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这种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封闭性，单一性，接受性和机械性，不仅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发展的需要，脱离了实际生活，落后了时代潮流，而且掩盖了外语教学的本来面目，Using the language is the best way of learning the language。为了转变这种学习方式，我们必须树立下列教育观念：

（1）英语不是教会的，而是学会的。根据语言的习得规律，acquisition 比 learning更重要；practice 比teaching更有效。研究性学习的实践性，生成性和自主性也再次验证了这一真理。

（2）学生不是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充盈燃料的火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作为自己知识的建构者在应用知识的情景中主动参与真实性的活动和任务，在完成教与学的任务的过程中进行批判性和创造性思考并在与小组其他成员的协商过程中不断建构自己的知识，在元认知水平上监视自己对知识的建构。他们不是空带耳朵来听的，而是有备而来主动建构的学者。难怪古希腊生物学家谱罗塔戈（Plutarch）早在3000年以前就说“头脑不是一个要被填满的容器，而是一把需被点燃的火把”。现代学习策略研究也显示，我们会掌握阅读内容的10%，听见内容的15%，但亲身经历内容的80%。

（3）自主学习和问题意识是转变学习方式的两翼。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既是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统一，又是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也是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统一。与他主性学习相比，自主学习是把学习建立在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和独立性层面上，因此是推进素质教育的核心方式。从教育心理学角度讲，自主学习属于发现式学习，具有显著的问题意识或课题意识，即英语的Problem/Project-based Learning所指。爱因斯坦曾精辟地指出，“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困难也更有有价值”。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历程。英语既非典型的社会学科，亦非自然学科，有其尴尬处境。因而，创新更主要地看学习精神和策略，实践，则可以充分地体现在听说读写的方式和能力上。

2．变教师过于注重书本知识传授和课程内容“偏难繁旧”的现状，强调英语教学的实践性，真实性，平易性和人文性 。设置研究性学习的目的，在于改变学生以单纯地接受教师传授知识为主的学习方式，为学生构建开放的学习环境，提供多渠道获取知识，并将学到的知识加以综合应用于实践的机会，促进他们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和良好的学习策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此真正实施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在研究性学习中，教师的教育观念，教学行为和角色都必须转变。教师不再是教材的决策者( decision-maker)，课堂的统治者( ruler )，也难以充当百问不殆的权威 ( authority )，或始终如一的传导授业解惑者( consultant )；他们只是成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 facilitator )，组织者( organizer )和指导者 ( instructor )。教师在参与指导研究性学习的过程中必须重新审视，吐故纳新，与时俱进地提高素质,完善自我,并建立新的师生关系（partnership）。

在英语研究性学习活动中，书本知识只是一种必要并非绝对充分的知识，教材只是一种参考而非唯一的样本。一个包含各种英语媒体，结合诸位师生实际的开放型大课堂，大平台才是根本。

在英语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教师和学生自身就是一种教参和教材，一群编剧，导演兼演员。他们不再千篇一律，亦步亦趋地跟着教材和教参跑，而是完全可以自编自导自演出精彩节目来。

在英语研究性学习活动中，每一位学生都有自己喜闻乐见的学习菜单（Learning menu ），每一位学生都是别人羡慕,自己满足的成功学者。“偏难繁旧”，“少慢差废”，“填鸭式-说书式”，“考试法宝，分数命根”将走向边缘，以注重实践，强调真实，透溢人文气息为特色的清新课堂将浮出水面 “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用英语中学会英语，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听说读写等语言实践，达到输入 ( input )--处理 ( process )--输出 ( output ) 的自然效果,即Teach students to use the language instead of teaching the usage of the language；根据英国帕尔默等人提出的情景教学法，强调学习英语必须通过真实的交际情景,调动学生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因此，为了培养学习英语的核心能力，将基础知识转化为语言技能，进而发展成交际能力。因此，英语研究性学习活动要达到“四个真实性”，即语言材料的真实性、语言自身的真实性、语言环境的真实性和学生情感的真实性，使学生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去真实地体验、感受和运用语言；研究性学习既是未来社会最为重要的学习方式，又是人本教育最为本质的体现，原本就承担着人文教育重任的英语教学，更应突出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学习方式的个性化，以及文化价值的包容性。

3．转变单一的静态的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功能的英语学习评价方式，建立起包括听说读写在内，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发展性评价体系。英语研究性学习强调学习的过程，强调对语言知识技能的应用，强调学生亲身参与探索性实践活动并获得感悟和体验，强调学生的全员参与。因此，评价方式必须重视体验过程，重视自我评价和自我完善，强调激励性，强调发展性。评价除了兼顾其他学科的共性，如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评价内容的丰富性灵活性之外，还要特别凸显英语的特性。建议：（1）全面考察听说读写，重点突出阅读能力。单一的，静态的语法或书面测试既不利调动大多数学生积极性，开发潜能，也与语言教学的初衷相悖。（2）采用小组测试，培养团队精神。小组测试，更宜实施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发展性评价方式，也更符合语言的交际原则和实用原则，特别是通过合作竞争，激发更强的学习欲望。（3）创设真实情景，盘活语用能力。改变“一考定终身”，“纸上谈分”的局面，让学生在真实的语境下，讲英语练英语考英语，实现学以致用，考以促学的良性循环。

三．英语研究性学习对英语教师提出的挑战

新的课程改革不仅要改变教师教育，而且要改变教师们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教学行为。这场改革在给教师带来难得的机遇的同时，更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英语研究性学习同样也给英语教师提出了挑战。那么, 在英语研究性学习中，英语教师的角色将发生哪些改变？工作方式需要做哪些调整？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该如何拓展如何提高？面对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教学策略？

1．教师失去了对学生学习内容的权威和垄断

在以授受性学习为核心的传统教学中，教师是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授者，是学生获得知识的唯一来源，他们垄断了整个课堂的架构,内容和运作，自然是无可争议的权威。但在英语研究性学习中，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讯的发达，学生的身心巨变和多变，科技的日新月异，社会的纷繁复杂，尤其是英语的无孔不入，致使教师既没有多少专业优势可言，更从“唯一中心”走向“多边边缘”。英语教师可以对语法规则了如指掌，但未必清楚英语**对白的语言风格；可以横溜倒背高考词汇却未必熟知电脑词汇；可能熟读英美文学却未必看过《星球大战》，《恐龙世界》等科幻杰作；可能你的课堂独白不错（“我说你们听” ）却未必在师生自由对话中占优。在开放性的课堂上，你能继续逼迫学生死啃一本老教材，不向你提出异议，不向你发起刁难或挑战吗？绝不可能！其实，教师知识的多寡和深浅无关紧要，韩愈早就靠诫我们“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要紧的是，教师必须扔掉权威，放弃垄断，向学生向课堂，向社会向自然学习，终身学习。教师的角色已由传授者转化为促进者，由管理者转化为引导者，由居高临下者转向“平等中的首席”。

2．教师失去了对静态型狭义型课程资源的依赖

我们一直认为，以纲为纲，以本为本，上课即上教材读教科书才是正道，教材就是唯一的课程资源。在这种观点下，教师对教材的依赖度决定着他的敬业度，进而决定着教学效度。但在研究性学习视野中，一纲多本或多纲多本才是正常的，把教科书当作圣经来教或学就是陈旧的，过时的教学方式。教师需要编撰，建筑涵盖素材性资源和条件性资源两大类的英语课程资源库。其中，最具挑战性的有两点：一，学科资源和网络资源的整合。近几年，许多外语教师已能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以及音像资料来拓展英语时空 ，提高教学实效，但网络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其实，网络不仅是课程资源共享的手段，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座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课程资源库。如果说ENGLISH是一把铁锹的话，INTERNET 就是一座挖之不尽，掘之不竭的金山！二，开发教师这一最重要的课程资源。对于英语课堂而言，英语既是形式又是内容。一位语音纯正，举止得体，富有文化内涵的英语教师就是一本绝好的英语教科书。教师，作为素材性课程资源的一部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最为重要的课程资源。在某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其他资源极为紧缺的时候，英语教师的金口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反之，只能依赖狭义型静态性教材，照本宣科，甚至讲不出一句地道生活英语的教师只会在研究性学习中大煞风景，甚至扫兴，“化神奇为腐朽”。

3．教师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将接受严峻考验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的英语教师一直数量不足，负担很重，且缺少足够正规的外教培训，从严格意义上讲，观念陈旧，知识老化，教学技能和手段原始落后，业已受到新一代学生的考验和质疑。研究性学习的实施，就像WTO对中国社会一样，必然带来更全面，更深刻，更严峻的考验。归纳起来，最突出的有以下四方面：

（1）教育观念。新的课程，新的课堂，新的学习方式的前提是，教师必须有新的现代教育观念。是顺应潮流主动应变？是徘徊观望或消极等待？还是“新瓶装陈酒”，“穿新鞋走老路？”àeg

（2）专业素质。英语专业和教育专业，二者缺一不可。而英语专业又分纯语言知识，语言技能和文化修养。相比而言，后者在研究性学习中更为重要，但它恰恰是多数中老年英语教师的“跛腿”。语言技能中的口语也愈显突出了，有位参加过外教英语夏令营的中学生，笑谈她的英语老师的口语是“粤语”，虽然听着（知道）是在讲英语，但和真的外教比起来，简直就是粤语和普通话的差距！教学技术中也更讲究课前的策划设计，以及课堂上的组织调度，尤其是随机应变。Teacher--àeducator

（3）研讨能力。这里指研究性教学能力，和同事间,师生间合作探索，商讨问题的能力。这是研究性学习赋有的特性，也是未来社会的习性。“在研中教，在教中研”，是研究性学习要求的常态。

（4）“因材施教”与“教学相长”。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孔子的“因材施教” 与 “教学相长”教育思想，在研究性学习中将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因材施教”意味着差异性个性化教学；“教学相长”意味着教师和学生的双主体地位，师生互动-互助，互学-互教型课堂。习惯了师道尊严，程序化教学的教师，能走下讲坛走进学生论坛吗？

二．英语研究性学习的实施策略

了解了英语研究性学习，意识到英语教师要做的准备工作，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会开展和实践英语研究性学习。这里面既有认识上的模糊性又有操作上的复杂性。比如，英语研究性学习和英语常规（学科）教学是什么关系？既然研究性学习方式已经渗透于学生的学科及其活动了，为什么还要设置专门的研究性学习课程？开展英语研究性学习能否一步到位，还是因师生情况，办学条件和地域差异而要求不同，抑或参照执行？搞英语研究性学习对高考有哪些影响或帮助？

其实，“研究性学习”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项崭新内容，既然出台，就应该得到贯彻落实。各学校及教师首先要加强对“研究性学习”的学习和研究。学习和研究的程度将决定实施的效度。无论一所学校的地理位置、社会环境、自然、科技、人文资源如何，也无论一所学校的设备、师资、生源如何，她都可以，也应该开展“研究性学习”，只要她与时俱进，确实转变观念。苏沪浙等地区的先行实验证明，教师是开展“研究性学习”的第一资源，教师的观念又是研究型教师的第一素质。“研究性学习”开展的程度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新课程计划的落实程度，进而决定着新高考体制下的学校前景。因此，开不开展英语研究性学习已不成其为问题，关键是如何开展----如何制定英语研究性学习的实施策略。

一．英语研究性学习的学科支持

尽管英语研究性学习课程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许多学校许多教师也积极进行了大量探索活动。 然而，在实施的许多环节中仍存在着诸多疑难和困惑,如提出课题,知识储备,教师指导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研究性学习的实质性展开。观念的转换,素质的提高,学校条件的改善已是人所共知的,但理清和处理好研究性学习课程和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却是不容忽视的当务之急。

1．英语研究性学习的长期规范开展必须以英语课程为基础。我们知道，提出课题是研究性学习探索活动的首要问题，它规定着学生探索活动的全过程，也将直接影响着学生的体验效果。现实是，许多学生要么提不出课题，要么课题“假大空”，为课题而课题，为研究而研究，根本无法实施。冷静反思，情有可原。毕竟课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自然，社会，和日常生活。但由于现有学校课程及活动时空有限，学生参与自然和社会的实践更有限，学生的日常生活也确实单调乏味；况且，由于英语非文非理，对于绝大多数农学校的学生而言，也进入不了日常生活。因而，学生普遍感到：课题缺土壤，自我乏兴趣。少数提出课题的学生又遇到另一个困难，知识储备量不足质不高。课内外衔接，科内外衔接，好说不好做，深入社会探究自然更是涉及到太多东西了，“生活处处皆学问，没有英语还是空”。学海无涯，首先得有主攻和专修。其实，在研究性学习探索活动中，无法回避的最大困难还是教师的指导能力。我国90%以上的中小学英语教师都是学英语专业出身的，知识面相对较窄，加上正规培训进修机会少，和长期的跛腿式应试教育，一时难以胜任“指导者”的角色。我们的教师当然应该加强学习，迎接挑战，力争成为专才加通才的复合型教师。但他们既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个切入点，“起跑线”，这就是英语基础性课程的学科支撑。学科支撑将为英语研究性学习打下三方面的坚实基础：

（1）提供可研究性课题。比如“英美广告/服饰/流行音乐/休闲方式等研究”课题就要求参与者既有一定的词汇量，又必须学好相关语法（省略句，倒装句，虚拟语气等），还要参阅一些课文（1A的 Travel, 2A 的Disneyland, Charlie Chaplin ,3A 的Advertising, Gymnastic 等）。反之，学生只有学了交际英语，语音语调，和词汇学之后才能提出“英美常用体态语探迷”，“英语中称谓语问候语及告别语的感情色彩”，“英语构词法研究”等可望可及的实效课题。推而广之，没有过硬的英语语言文化素养就别奢谈“中美文学比较”了，不管你的文学兴趣多浓见解多深。

（2）培育准研究性教师。开阔的视野，敏捷的反应，周密的策划和组职能力，还有独特的研究意识和能力，绝非一朝一夕，研究性教师也不是一蹴而就。“立足英语超越英语，源于课堂高于课堂”不失为培育准研究性教师的一条捷径。比如,上故事性对话性课文（ The Necklace, The Merchant of Venice, At the Shop, At the Conference）时多演课本剧,上语法课前多引入“难点式预习”，“尝试解答式预习”，布置作业还可多些“开放式长作业”和“小组式作业”等举措既可以强化教师的研究意识，又可以帮助他们增强当好研究性教师的信心。

（3）为研究性学习及研究性教师的良好“生长”补充营养，创造环境。象其他新生事物一样，研究性学习既富有生命力又相当脆弱。如果没有充沛的源泉和扎实的根基，是很难深入持久的。学科英语正是英语研究性学习的水之源，木之本；也正因为有了一个像学科英语这样内容丰富，体系完整，难度适中的基础载体，英语研究性学习才会根深叶茂源远流长。现行教材的局限性其实并不否认它存在的合理性。中英合编的SEFC也好，还是编的LOOK AHEAD，包含的“英语内核”（语言文化含量+时代科技含量）比一般性英语研究性学习肯定要强要好。因此，有了学科素养的英语研究性学习，才切合师生实际和我国中小学英语教学的实际 。

二．英语研究性学习与英语学科教学优势互补，形成整合

英语研究性学习作为全新的课程模式，无疑深刻地变革了教师的教育概念和教学方式。是未来社会最为重要的学习方式，和实施素质教育最为有效的载体。而英语学科教学（基础性课程）作为基础教育时段最低的学习基准，对于奠基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又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两种课程的学习，事实上是相辅相成，优势互补，相互促进的。我们的英语教学不应该非此即彼，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如果说前期的课改所提出的两种课程最多只是平行不相交的话，且已造成了推行英语研究性学习的困境。那么在当前形势下，必须整合。主要原因有三：一，世界经济科技竞争的加剧，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资源信息数字化的进程掀起了又一轮教育改革浪潮，时不我待。二，家长和社会担心目前的困境会“热热闹闹地耽误一代人”。坚实的基础知识受到冲击，创新能力也无从谈起，造成“鸡飞蛋打”，无所适从的局面。三，教师和学生都分为互不理解，互不相容的两类：要么坚守学科教学一隅，不谈“研究”；要么仍掉学科教学大搞研究性学习。其结果一样，培养不出新时代富有竞争力的人才。看来，英语研究性学习与英语学科教学的整合非但必要，而且是迫在眉睫。在整合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四点：

（1）规范性与可操作性原则。规范的英语研究性学习与英语学科教合须抓住听说读写四种技能，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板块。可操作性则指在什么类型的学科教学中可以尝试渗透研究性学习的形式和内容，在哪些课题中必须应用学科知识，还有那些教学理念和技术可共享。教师可以先个人探讨，集体商议，赋予个性特色后写入备课教案。总之，要有可操作的严密计划，并化为教师的自觉行动。

（2）整体性与实效性原则。英语研究性学习的整体性，实践性，开放性，自主性，灵活性一定要和英语学科的系统性，知识性，权威性整体融合，才能产生实效。虽然教育有它的周期，教育效应也有其内隐性滞后性，研究性学习也强调体验探究的过程，但作为教师，对他所开展的学习活动理应有“预期实效”。比如，学英语的兴趣和热情，目标和动力，勤勉和努力，思维方式，学习方法和策略等方面的变化，就是实效。当然，也靠括学科成绩的结构性或区域性进步。

（3）全员性与认同性策略 。英语研究性学习与英语学科教学优势和有效整合，像其他学科一样，需要“学习共同体”（学校管理者，教师，家长和学生自己）的全员参与和广泛认同。全员参与既是为了集思广益以便于减少失误，提高效率，更是英语研究性学习的

志定绍万载，邦永思卿德，宗原仕伯添，文世大梦宁，朝端启嘉庆，俊秀继芳诚，一元余运会，安本乐宽平，厚道传先训，显扬集国英，昌隆才必贵，顺迪吉恒盈，承祖联科第，崇儒肇盛名，楚良开泰景，远代信光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