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艰辛二十载胡氏寻根出“七说”

市家谱研究会副理事长、原铁西区区志办主任胡忠奎，可谓是“小云南”调查者中的集大成者。他奔走辽宁、北京、山东等各地，耗时近20载，翻遍了有关的多种史志、资料，综合各家之长，将“小云南”的出处梳理成“七说”：

“小云南”在云贵边界说

胡忠奎认为，“小云南”在明代的乌撒卫即今云南和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可能性较大。

据了解，“小云南”应该是云贵边界一带的俚称、俗称，不是真正的地名。据鞍钢建设公司李凤昌的《李氏世谱》（清同治九年本）记载：“始祖小云南乌撒卫人也，遭红巾之变徙居长清大河迤西五里许，相土而居，以姓名庄，遂为李家庄。”另据《蓬莱县志》（1988年《蓬莱县志稿》）载：“元末明初，山东为元明争夺要地，明将常遇春血洗山东，山东半岛人口被杀戮殆尽，残存土著极微。明朝建立后，开始向半岛大批移民，当地人口多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及永乐二年（1404年），两次由‘小云南’的乌撒卫迁入。”

“小云南”在山东说

在胡忠奎老人多年的调查中，“小云南”在山东的说法较为普遍，也有一些资料佐证此说。据岫岩县《王氏谱书》记载，“顺治八年（1651年）始祖王明政率四子，从山东小云南大榆树村迁来奉天城北康家屯定居。”吉林省舒兰市白旗镇《马氏家谱》则这样介绍：“马氏原居山东‘小云南’马家庄，清乾隆时迁吉林永吉县缸窑镇，后迁舒兰县白旗镇。”山东省昌邑县《谭府万世谱书》载：“余谭氏之相传，于元明之际，自‘小云南’鳌山卫、迁邑城之北，潍水之东，庄名海眼。”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说

在两下蓬莱探访“小云南”时，胡忠奎从当地县志办获悉，“蓬莱县志办领导曾就此事专访了北京大学于希贤教授，于教授认为明洪武年间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村移民至蓬莱”（《辽阳县志》1994年版）。抚顺市蒋本瑛说，他的邻居杜某的《杜氏家谱》有祖坟的石碑记载：“杜氏祖先是山西洪洞县人氏，又名‘小云南’”。

关于明代从山西洪洞县向外省移民之事，许多文献多有记载。明初的大规模由山西向外部移民大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移民所到的地区主要是河南、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地，移民者都要到洪洞县北二里的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由于故土难离，大家也不愿走。传说官府就张贴告示限定某日之内，愿迁者到广济寺大槐树下报到，不愿迁者也需到大槐树下等候裁定，那日，成千上万的民众聚于大槐树下，一律捆起迁走，众人一步一回首，看着渐渐远去的广济寺里的大槐树和大槐树上的老鸹窝，心中无比留恋，大槐树和老鸹窝也就成了泣别家乡的标志，这些移民也就把洪洞县大槐树作为老家，写进家谱。

山西运城“小运南”说

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晋西南的运城地区，那里有条小运河，“小运之南”渐渐演变成“小云南”。沈阳侯育明先生《“小云南”之拙见》一文载：“唐宋以前，为运送粮食和木材开凿了运城（明清称安邑属解州）至永济的漕运水道（低档运河），它把汾河与黄河联结起来，成为唯一重要的交通线，当时水运繁忙，人群聚集，一度驰名辉煌省内外，所以人们习惯地把晋西南称为运河南，后泛指今运城市所辖各县广大地区。历经数代口头传诉，因乡音俚语以讹传误，将‘运’换作‘云’，故‘小云南’即‘小运南’。”

“小云南”在安徽凤阳说

另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的濠州与凤阳地区。《所城刘氏家族》（刘树厚1988年手稿）记载：“胶东追祖有二说，一说是从四川移民而至；二说是从“小云南”移民而至。通过考察，“小云南”之‘云’应为‘运’。古时山西运河南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元时全国战争频繁，各地人口不均衡，采用移民方法把我们刘氏祖先移民到安徽省与河南省交界濠州与凤阳地区。为了纪念刘氏自己的故乡，山西运河以南，故把新生落户的地方安徽地址称作‘小运南’，后人们讹传‘小云南’。”

山西北部“云中之南”说

有的资料认为“小云南”在山西北部大同一带，因为古地名有云中、云州、云岗和云阳的名称，都带“云”字，统称云南，为区别云南省，称这一地区为“小云南”。这一观点来源于1936年出版的《牟平县志》：“洪武四年，山后徙民事，谓：阴山之南，恒山之北，自昔即以云称。战国赵曰云中，秦汉置云中郡，北周置云中县，隋置云内县，金元皆置云州，其地俱在今晋察绥三省之交。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在大同西，为名胜地）、云阳（谷名，在左云县）、云泉（山名，在张家口西）之南，其人必有以云南称者。登莱迭遭金元之乱，居民死亡殆尽，于是移民来此。其先至者领地开垦，为占山户，后至者购熟地耕种，为买山户，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别之为‘小云南’。”

“小云南”在云南省祥云说

也有资料认为“小云南”在今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的祥云县。大连《甘井子区志》（1995年版）载：“康熙时期，迁入境内的汉族人口中大多数来自登州府，尤以蓬莱、文登、莱阳、福山等县为多，其中一部分如住周水子街道王家桥从福山迁来的王姓其祖籍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祥云县（原云南县）俗称‘小云南’”。铁道部十九工程局王跃《“小云南”与“大槐树”》载：“祥云县位于大理州东部，汉武帝无封二年设云南县，县治在东30里的云南驿镇云南驿村，在这以后的历史发展中又先后设立了云南州、云南郡等地方政权，直到1929年才由民国时的云南县改称祥云县，因此，史学者总称祥云县为‘古云南’，而民间则称这一带为‘小云南’”。

马氏观点：山西大同、云南大理祥云史证充分

鞍山还有一位古稀老人———马文清，十几载痴心不改，多次到北京、南京及山西等地，寻访调查“小云南”这一未解之谜。他认为，“小云南”可能在山西大同，抑或在云南大理祥云一带，跟胡忠奎老人梳理出的后“两说”观点类似。

1984年，马文清不止一次听老邻居提起，自己的老家在一个叫“小云南”的地方，可具体在哪儿，却没一个能说清楚。1986年，调入民委工作后，工作之余，他开始潜心对得到的各种“小云南”线索逐条分析，有的干脆还进行实地考察。十几年间，老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市村镇。根据史料佐证，他的“小云南”山西大同、云南祥云两说，内容渐渐丰满起来。

山西大同古称“小云南”

不久前，马文清获悉这样一条信息：公元前325年，雁北盆地中心始设云中郡（今大同）建制，而置云中、雁门、代郡。云中郡成为边陲要地。后来不同朝代对这里的郡或州或府或路均简称为“云”。云中、云州、云岗、云阳、云泉之南地区当地人俗称“云南”，防止与“大云南”重名，故在云南前加一“小”字，称“小云南”。

今年9月16日，马文清出席银川第十四次全国回族学学术研讨会归来，专程前往大同市考察。接待单位请来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马升、谷玉泉及文史界李大钧等5位先生召开座谈会。据他们介绍：“小云南”在当地山区农村仍有流传。当大家驱车前往市区南郊，瞻仰元代24座古墓时，管理墓园的老者说：“我们这儿就叫‘小云南’，但那是老老年的事了。”

多年寻访中，马文清还了解到，山东莱西县后村《王氏族谱》记载着：“王氏于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小云南’雀头村迁莱阳亭儿山。至万历年间（1571－1620）迁埠后村落户定居。”登州府蓬莱县龙山店镇井家湾《周氏家谱》记有：“原始祖先也是由陕岐而山西‘小云南’移来，在蓬莱城大土地庙之左安家落户。经六世分系，老祖又到龙山山麓安家。”

云南大理祥云史称“小云南”

虽然“小云南”的山西大同说，一度使马文清老人备感惊喜，但云南民族学院历史系纳为信教授协助提供的《云南省云南县志》又让老人增加了疑惑。该县志记载着：“云南者小云南也。曷小乎尔？云南置郡昆池之阳，大府所治行省旌麾驻焉。（盖）云南乃在苍河间为大理，不隶于大府而为云南得名所治。区别之曰小云南尔。”另据该志卷三“建制沿革”载：“汉置云南县，梁荒废。南诏国、大理国为品甸坦。至元十一年，赛典赤以元中书宰相行省云南驻大理时‘初置郡县’。在此置云南县。至元十三年开设云南行省治昆明之后，祥云县便有‘小云南’之称谓”。“小云南”在云南祥云东云南驿镇云南驿村。马老还搜集到这样一个佐证：2001年12月26日，云南昆明《春城晚报》“大观”栏目编发“六城古地———‘小云南’的考证作品，祥云县农村自由撰稿人胡子龙先生在文中记述，云南古城位于祥城东15余公里的今云南驿镇云南驿村。经考该城筑于唐天宝年间。唐代樊绰撰《蛮书》载：“云南城，天宝中阁罗凤所规置也。历经元代动乱洗礼，到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朝除把大理总管段氏和蒙古贵族迁往北方省份安置外，又移民实边，开展军屯、民屯、商屯，大批汉族从内地移居云南。”“明中叶以后，汉族开始成为云南各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这种线索侧面证明，云南的人口鼎盛为居民外迁提供了可能。

元末明初，连年混战，给山东、河北等中原地区人民带来了灭顶之灾，“民不聊生，日甚一日”，《明史》载，战后“淮北鞠为茂草”。战争使运河从南到北的人民惨遭涂炭，山东、河北广大地区成为无人区域。大批来自“小云南”的兵士及民工被迫迁居于此。

繁衍生息数百年后，山东一带地区的人丁兴旺起来。据考：清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曾由登州向辽东半岛移民。辽阳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载：“其应招之垦民，官给地亩，牛给口粮，而招揽民户者，则励以官爵。”还规定：“招百名垦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判，武授千总；招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主簿，武授百总；招民多者每百名加一级，所招之民每月口粮一斗，地一饷，种子五升，每百名垦者给牛二十头。”由于清政府采取一系列农垦政策，鼓励汉人来此开垦荒地，使直、鲁大批移属迁入辽东半岛。康熙七年（1668年），废除其《开垦条例》移民暂停。康熙二十八年（1760年）周人骥请禁各省流窝人民入川，高宗（乾隆）不准，并谓“承平日久，生齿繁多，在籍难以维持生计之人口，移民别地乃情理之常。”又谓：“古北口外，内地人民前往耕种者达数十万户。”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高宗谓，“热河之地，数十年来，见该处户口日增，民生富庶，且农耕藩殖，市肆殷阗”。乾隆五十七年（1796年），放宽了贫民出关禁令。嘉庆、道光年间，又颁布了特别许可令，移民逐渐起动，上述史证表明，清定鼎后的200年间，关内各省向东北移民，无论是有组织或逃荒，下关东谋求生路，始终未能停止。乘船渡海、推车挑担步行出关的“先民之路”。古时水路东起庄河的青堆子、皮口、旅顺的都良镇、复州城的北海和海城牛庄的**庙等码头上岸，分流东北各地。

20世纪80年代，《东北地方史稿》（1987年四期）、《东北地方史研究》（1989年三期）、《东北民族是史略》对辽宁省一部分汉族先民祖籍“小云南”，进行过多次讨论，尤其《本溪文史资料选辑》刊发“本溪县的小云南人”之后，《满族研究》于1999年第一期，发表了夏树藩先生的“试论历史上的‘小云南’与‘小云南’人”。综合史家观点是，“三藩之乱”被评定后，其残部由云南拨发山西；二是吴三桂余部直遣山东聚居。他们为了纪念自己是云南人，后将山西（或山东）居住地称为“小云南”。两说涉及的历史事件便是“三藩之乱”后移民迁徙史的记述。据史载“”三藩之乱”事发于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因清政府发出撤藩旨令，激怒平西王吴三桂发动叛乱。《中国通史》图文版说：“平叛后，康熙先后撤去了三藩建制，就地就近安排藩属”。余部谪遣戍边。

东北史家在研讨清代移民时认为，发生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九月以吴世�于昆明自杀为界定的移民迁徙，是历史上更具代表性的发遣戍边。据《沈阳回族》载：康熙帝将三藩余部发遣至东北各地充当台丁、站丁或官庄壮丁。他们开荒垦地发展农业生产、负担守卫、传递情报和运输货物任务。吉林境内的宁古塔、吉林乌拉、三姓、伯都纳等地方，为流人（罪犯）、发遣者落脚和安插之地，还有被破例“恩赐”到吉林占荒开垦者。他们或者被编入官庄充当壮丁，或发送船厂充当造船匠役，有的调水师营充当水手。时被发至38个驿站充站丁者850名，27个柳条边台的台丁约4050人，以及从事驰送文报、查边立栅修壕差者若干人。据东北民族源流研究会副理事长、原吉林省考古队分队长、考古副研究员李松岩先生介绍说，守卫我国南方云南地区反清部将兵丁约有近10万人。除按朝诏旨就地安置部分藩属外，大部分发遣戍边、屯垦开荒于东北。其中大批余部遣赴黑龙江，安置在渔村（今哈尔滨）至齐齐哈尔间一带，落籍垦荒，守卫东北边疆者数目不小。以泰康（今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为集中安置点，建戍边垦植站多处，他们称自己为“站人”。人数较多的戍边站为嫩江东部垦区的多耐站，人数达5000人左右，其中信仰佛教的汉族站人来到北国与当地满族通婚，世代传宗，后将萨满教融入自己信仰之中。但他们的后裔至今仍然承认自己祖先是吴三桂部下，从云南移来黑龙江。“康熙十五年从直鲁等省有40余户回回被强制迁往黑龙江省地区，在齐齐哈尔等地随军当差，承种旗地”。据吉林《唐氏族谱》引清廷《书札》诏曰：“兵部为钦奉上谕事，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奉上谕事，马永荫差来赉奏，段应龙发往起程之时，预先奏闻：‘应给札赏，赉交兵部，钦此’查，据马承先供内既称，段应龙原系伪游击，相应授以游击，札付户部取缎二匹，赏给可也，等因。马承荫、马承先曾随父马雄附乱吴三桂，朝廷平叛后率军归顺，被宽大处理。段、唐、于、张四姓回族兵士，遂由川、滇一带随军发往吉林省九台县蜂蜜营扎根，随旗当差，种官地，听从国家调用。上述史例说明，吴三桂余部发谴戍边东北各地。他们的后裔至今仍承认自己的先人是从“小云南”过来的。从移民迁徙角度考证，吴三桂部卒移入东三省者不在少数，仅《奉天通志》所载，即有“八百八十四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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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8国道旁，有一个村庄几乎人人都姓杜，村里人说，他们是杜甫的后代。这个地方名叫定襄。

其实，定襄为今管江，前溪头两村，1961年底分开，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古村。发黄的杜氏家谱写着：管江杜家太公尚德公，为杜甫第十代子孙。宋时，尚德公从苏州迁居到管江，看此风景优美，地形不错，就定居在此发族。之后，修掘了“前溪坑、后溪坑、前溪、后溪”四溪，以仿拟四川，追缅故土。后有杜氏子孙先后迁居鄞西、宁波等地。

这四溪为亭溪主、支流。它们从上游弯弯曲曲流来，像绿色的绢带穿过老房子的门前屋后。人走在石板路上，似乎在和它赛跑。旧有“上有天童育王。下有邹溪管江”之说，即言其水秀。两条溪旁呼有一井，每口井一米见方，两米深。长年来，井水清澈见底，夏凉冬暖，久旱不枯。大热天里，经常看到村民们提着水壶、铅桶来打井水。打一桶井水，喝一口，再洗一把脸，一股凉意由心底升起。

以前，定襄多江面，如今该村一自然村仍被称为徐家碶。村里人说，取名管江是定居于此管理江河之意。也有人说，管江的“管”意为“毛竹山下之大官”。确实，管江不仅多山（如今全村仍有山林面积2400多亩），更以耕读传家。杜家旧谓世家，由宋及清出过不少文官武将，神童文人。其中第三世祖杜晰曾官任枢密院，后又加封为荣禄大夫。崇德殿直谏学士。第五世祖杜橚四子以文学官显于朝廷。第十一世杜梦祥的四个儿子，元时俱以武职显官，分别被誉为“前后四荣“。杜家最为有名的则是跟钱肃乐一共起事反清复明的杜秀才懋俊叔侄和施邦玠。据雍正《浙江通志》记载，明末丁亥，清兵南下，直抵管江，杜氏子弟遂退避山寨，血战三日，矢石如雨，尸横遍野，寡不敌众，山寨破，邦玠拔剑逢刎，懋俊重伤，倚墙张目而死，尸首挺立几日，应宠被捉，砍头几刀而死。杜氏子弟死伤无数。此三人世称“管江三烈士”。后村氏、施氏就“晴天打伞，脚穿钉鞋”，意即与清朝不共戴天，不踏清朝地。

解放后村里更是人才辈出，出过驻外大使，国家一级舞蹈演员，著名画家、教授、高工及县级以上公务员。村中的祖屋保存完好，高高的墙头上书写四个红字“宝田泽世“。那是一幢有三道门的老宅。走进大门是狭长的天井，左手边的高墙上探出偏院里的一株枝叶繁茂的金桂，主干有柱子粗，据说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每到农历八月开花时，全村弥漫着金桂的香气。进屋便是大堂，屋顶高挑，两侧各有一道斗拱，梁旁还有精致的木雕，牡　丹花纹栩栩如生。

定襄人多田，人称“横溪王家屋，管江杜家谷”。同其他地方比起来，定襄人的生活向来比较富足。据说，清朝时，定襄人的田最多时至瞻歧下洋和奉化松岙一带，其中一房叫“敦序堂”的有田地999亩。他们每户分有一定的田耕种，另有很大一部分是轮作田，按次序由各房耕作，而轮到该房时，宗族所需的一切开支均由该房负责。如今定襄耕地仍不少，全县170000多人，共有2007亩耕地。

但因为历史原因，县集体负债不少，定襄村至今仍戴着区经经济薄弱村的帽子。现任村党支书杜永清，是解放后定襄江第一任县党支部书记，已70岁高龄，但热情不减当年，他说要当好这个家，带领村里一班人重振管江。几条溪坑上游砂石堆积严重，治理溪坑，整治环境是他们下步要重点做好的一件大事。

虽然是贫薄村，但管江人却不甘于贫穷。如今，越来越多的管江人“洗脚上田”，办起了一家又一家工厂。在村里街街弄弄走走看看，不时可听到“唧唧唧”的机器声，还可看到晒在各家门口的一堆堆打火机针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据介绍，目前管江村有私营企业15家，家庭工厂150家，占全村560户家庭的1/3左右。靠此，管江人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青山依傍，绿水环绕，管江村，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一个充满诗意和生气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