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乔家大院的六个院分别是：

1 前共舍。这是乔家大院的第一个大院，也是最早建立的大院，是乔家用于供奉家神的场所。

2 后三唐。这是乔家大院的第二个大院，建立时间比第一院晚一些，是乔家的宗祠，用于供奉乔家家谱。

3 北影壁。这是乔家大院的第三个大院，建立时间较晚，大约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是乔家的娱乐场所，里面有戏台、旱船等设施。

4 西花厅。这是乔家大院的第四个大院，是乔家的贵宾接待场所，里面有假山、水池等园林设施。

5 东二楼。这是乔家大院的第五个大院，是乔家的主人和家眷的居住场所。

6 世疑堂。这是乔家大院的第六个大院，也是最后一个建立的大院，是乔家的藏书楼，收藏了大量珍贵书籍。

很多人看过《乔家大院》这部剧，讲述的是乔致庸弃文从商，终于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故事，而剧中出现的乔家大院，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历史上也是。不过距离乔致庸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几百年，但是乔家大院到现在依然保存的很好，不过原本住在其中的乔家人，现在还有后人吗？这些后人现在又怎么样了呢？他们对于乔家大院有什么作为？

乔家大院，始建于清乾隆年间，265年沧海桑田，代代相传经久不衰，饱经摧残却又屹立不倒。但你想过吗？为什么在政治变革中，在军阀混战中，在中日抗争中，在解放战争中，它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浩劫，传承至今完好无损？就让我们一起追溯历史，一起探寻乔家大院那些事。

1看乔家的大智慧，慈禧回京掌权问封赏，乔家却只要了四个字。

想当年慈禧离京流落，十分狼狈。一路下来，各地官员和乡绅只认为她如今落魄，再难东山再起，并没有太多的资助。走到山西晋中，乔致庸却慷慨拿出10000两白银赠予慈禧太后，这让慈禧大为感动。回京掌权后，一直对乔家念念不忘。而乔家却只要：福种琅嬛四字，小小举动，却充满了乔家大智慧。

一者，乔家赠银，本就未想过要收回来，只不过要的慈禧一个恩情罢了。而且乔家有钱，几代积攒，区区万两白银也看不到眼里去。日后这老太后会不会回到北京去，谁也不清楚。所以说赠出去的东西重来没想过收回。而且人家本身有钱，这也正是乔家深谋远虑的做法呀。

再者是，当时的清国是内忧外患，自身难保不说，外面还有巨额赔款。国库里面根本就拿不出来这么多银子来偿还。要别的，慈禧根本真拿不出来，只要四个字，也算是全了老佛爷的脸面，故而说这乔家真乃大智慧。

三者，乔家有钱，并不需要什么太多的封赏，商人嘛，要的就是地位和门楣荣光。(这可是老佛爷的广告啊)对慈禧要来四个字当做镇宅之宝，从此乔家的身份再也不仅仅只是商人那么简单了。不仅抬高了门楣，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混战当中，足矣抵挡任何清军的袭击。早早给自己留好退路。

四者，仔细观察这四字，琅环何意？意指慈禧太后，把老佛爷比喻成神仙。借神仙之力为后世人种下福气，极大的抬捧了慈禧。并且寓意美好，蒙阴子孙。故而说，乔家要着四个字实乃大智慧呀。

2抗日时期，乔家大院为何没被抢砸——意大利修女之功？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间，有义和团对此展开了顽强的抵抗，此时有七位意大利修女在中国传教，遭到迫害，一路逃亡到山西晋中。乔致庸见他们可怜，便收留下来并保护了他们。此事过后，又雇车将修女安全的护送走。不多日，意大利得知此事，万分感激，便赠送给乔家一面意大利国旗。

光阴转瞬而过，又到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而我们都知道，这日本和意大利是盟友，眼看别家大院都被破坏了，乔家也是十分着急。最后死马当活马医，直接拿出那面国旗挂在门外，日本军一看，便也没有痛下毒手，乔家这才免了一劫。

其实事情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一面国旗救不了一个家族。若真是一面国旗就能救整个大院，未免太简单幼稚了一些。细究之下，我们知道，这乔家再怎么不济，也还是有点积蓄的。而且日本人岂是那么好糊弄的？一群杀人不眨眼的畜牲，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心。

好在乔家人有魄力，为了生存，也是下了血本，该变卖的全都变卖，把钱都给了日本人。也正是这种舍臂保身的魄力，才没让日本人对乔家人太狠。

3历经混战涅槃无损，可后来乔家大院为何充公？

原来是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当地的人们都跑出去避难，当然乔家的人也不例外，在江南定居了，而乔家大院只留下几个下人打理。好不容易等到抗日结束，却又爆发了解放战争，乔家见势不好，依然没有回到老宅。乔家也就成了一座空宅。

等到解放战争结束后，乔家人才回到了老家，却发现自己的宅子早就变成了政府的办公用地。乔家人也是爽快，二话不说就充公了。因为他们知道阶级和成分的划分，这些资产早晚都要交出去的。还不如主动一点，既落了一个好名声，也还不会遭到阶级斗争的打压。

乔家人爽快的原因是，除了这座老宅，他们其实还有很多产业。但是后来又碰到了我们的大改造，所有东西都要充公。由此之后，这乔家就再也不剩下任何东西了，但是家风依然保存。

4这大院产业都充公了，乔家后人怎么样了？

想当年乔致庸养六个孩子，十一个孙子。人丁兴旺四世同堂，当然现在的乔家自然也是有很多的后人。据第九代乔家后人乔燕和介绍，现在的乔家虽没有当时风光，但也都是公职人员。算来这乔家家族20个子女中，也出了2个博士、3个硕士和12个大学生了。

至今为止，乔家后人还恪守着当年乔家祖辈留下来的家规：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吸毒、不准虐仆、不准酗酒。由于工作，零散到北京天津等地。但也是定期开家族会议的，虽产业不在，却精神永存。这个院落不仅是建筑艺术的代表作，更是晋商的崛起奋斗史，还是一个家族数百年的变迁兴衰史。

正是由于乔家精神和乔家智慧，才能保护它不受摧残完好至今。

祁县乡土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乔家始祖乔贵发，祖居祁县乔家堡，因其父母双亡，早年常为人帮佣，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秦姓结为异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开始在萨拉开厅合成当铺做伙计，稍有积蓄，便转到西脑包开草料铺，兼销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杂货。二人苦心经营，生意日见起色。但后来又一度亏赔，几乎歇业。乔只好回原籍种地，留秦姓守摊。乔回原籍后娶积氏为妻，后续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粮食丰收，秦氏趁粮价低时购存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秦把黄豆出售，获利颇丰，便把乔从原籍叫来共同经营。乔秦二人把店移到东前街，开设客货栈广盛公，乔秦二人当上了财东。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倒卖“买树梢”蚀本。所谓“买树梢”就是当农民急于用钱时，将其青苗作抵押，商号借钱给农民。广盛公这次“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幸当地往来业户支持，议定将广盛公欠款缓期三年归还，使广盛公得以苟延残喘。到三年结账时，广盛公不但还清了债款，而且大有余利。秦、乔认为此乃复兴基业起点，便把广盛公改名复盛公。乔氏以在中堂、大吉堂、进修堂、德兴堂名义，秦氏以三余堂名义，在复盛公共投资白银3万两，业务仍以经营油粮米面为主，后又兼营酒、衣服、钱铺，买卖日益兴隆。

乔家子弟恪奇祖训，定有家规，不准嫖赌，不准纳妾，不准酗酒。因此乔姓家业兴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赌，挥在浪费，渐从号内将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乔家补进，最后复盛公14个财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为乔姓之股。

复盛公成为乔姓之商号后，买卖兴隆，继在包头增设复盛全、复盛西商号和复盛菜园。后来又在包头城内共开设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等有19个门面，四、五百职工，是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号，故包头城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

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先后在京、津、东北、长江流域各城镇设立商号。光绪十年（1884）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大德通票号最初资本6万两，中期增银12万两，最后增至35万两。大德恒票号资本10万两。二票号在全国各地有20多个码头（分号）。西至兰州、西安，东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张家口、归化、包头，东北至沈阳等地，均设有乔氏商号。徐珂《清稗类钞》载，乔氏共有资产四五百万两。实际不止此数，清末乔氏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1000万两以上，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有资产数千万两。

乔氏在商业经营中很注意网罗人才，这也是乔氏商业长久兴旺的重要原因。如祁县人阎维藩（1859－1949），原在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任职时，曾为福州都司恩寿垫支白银贿官，总号认为阎违背号规，要处置维藩，不久恩寿升迁汉口将军，但维藩因处分之事不快，已决意辞职。乔致庸得知消息，认为阎善于交给官府，又是个经营人才，派其子学仪专程途中截迎，礼聘阎氏为大德通票号总经理，许全权处理号事。阎为报答乔氏知遇之恩，弹精竭虑，苦心全营，使乔氏商业获益非浅。乔氏为其商业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结官府。乔映霞就认为花钱捐官买来的只不过是死后铭碑上的殊荣，并无可骄傲之处，而花钱结识权贵则可作为经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场失意，又可另外交结新官吏。也就是说前一个靠山倒了，还可找新靠山，使商业经营不受影响。乔氏交结权官，上至皇室亲贵，至州府县吏，四方笼络，八方疏通。光绪以来，陕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抚道员，几乎都与乔氏的商业在经济上有交往。庚子事变，慈禧西逃，途经山西时，乔氏大展交结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营设在其所办票号祁县大德通总号，又出借给清廷40万银两，以解清廷西逃财政拮据之急。清廷当然也是“投之以挑，报之以李”，此后对乔氏商业多加关照，又让山西巡抚丁宝铨将“福种琅环”匾赐乔氏，乔氏商业也得以借此大壮声威，扩大了影响。

贵发共有三子，长于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后继乏人，人丁缺少，故长门所营商业较逊色。

次门全义，生子致远，堂名宁守堂。致远生二子。长嵘，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乔超五是咸丰九年（1850）举人，光绪初补新城知县，在他的影响下，其子弟秉承遗训，追求功名，故乔姓这一支，父子、叔侄、爷孙、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长子致广，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乔家中一位出类拔萃人物，他历经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朝代，为乔氏家族的繁荣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术荣门阀”，后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于是决心继承租业，在商界大展宏图。致庸治商有方，并主张经商首重信，次重义，第三才是利。他认为：经商必须戒懒、戒骄、戒贪。在致庸的精心经营下，乔氏“在中堂”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人称致庸为“亮财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仪所生子映霞，过继长子景岱，人皆称大少，乔氏在中堂后来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颇严。映霞不愿意乔家诺大家业在他手中败落，力图振兴，维护这个家族的繁盛和完整。映霞还针对众兄弟与子弟的性格特点，分别立书斋名，如“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订立家现：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贝者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

乔家对子弟读书也十分重视，而且要求甚严。他们聘私塾教师一定要聘学问大的，在接待上也尤为礼遇。如对所聘本县名儒刘奋熙，尊敬异常，以致不敢对刘提报酬，只是暗中对刘家给予多方资助。乔家对教师逢节日有例敬，专配有二名书童陪待，吃饭时由家长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请宾朋，必为教师设首席相待，教师回家时，必备轿车接送，家长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乔氏如此尊重教师。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树立教师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于教师秉权执教。约束骄横的小少爷。同时使教师有所感戴，可不遗余力地施教，最后受益者仍为乔家。乔氏重教之风，为乔家培育了许多人才，其后代子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成为科学家、教授和爱国军人等。

尽管乔映霞很能干，但他的婚姻生活并不完美，而且还引起过报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较开明，早期崇拜康梁，后倾向孙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之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委主任。一次在与邻村人械斗中，误用枪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银才了结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时，意欲勒索乔家，又旧事重提；传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间，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继娶杨氏，生子健，但杨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与刘菊秀邂逅相遇。刘氏天津人，协和医专肄业，护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后二人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使踝骨断裂，终生成踢腿。《在中堂――乔家大院》一书载：“对刘菊秀外界诋毁颇多，说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结婚不过贪乔家之财而已。婚后仍和原来情人鸿雁往来，暗渡陈仓，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什么通信用英文书写，欺映霞不识英文，映霞截获原信着人翻译，始知为请书等等。”1994年笔者在日访学期间，蒙日本学者小野信尔、小野和子教授帮助获得民国10年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的婚姻内情：即乔刘是1917年夏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该报还登载了刘林英文通信。但乔刘离婚后，刘嫁北京某医生。文章指出：“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乔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财产究竟是好东西呢？还是坏东西呢？还是不会用财产呢？”该文作者结论道：“父母遗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从乔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国初年乔氏资产尚多，不过并不等于乔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满的婚烟。

乔氏家族的衰败，是从清末清政府设户部银行始。时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公私存款大幅度减少，乔氏不得不把票号改组为钱庄。辛亥革命时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原依附清王朝的乔氏商业，大受损失。乔氏在包头的复字号商业，1926年冯玉祥军向北撤退，饷粮皆由包头商号垫支，摊派极重，乔氏复字号因此损失粮食五万石，现洋150万元，元气大伤。1937年日军侵占包头，乔氏复字号当铺、钱铺均被日伪组织接收。抗战后，乔氏商号复业，仅苟延残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

乔家发迹始祖贵发

乔贵发，字公达，清朝乾隆初年山西省太原府祁县乔家堡人。著名晋商名门乔家发迹始祖。幼年父母双亡，被寄养于东观舅父家，长大后回到乔家堡独立生活。因为穷困潦倒后，毅然决定走西口，到内蒙创业。山西祁县的乔家大院就是乔贵发在包头经商发迹后回老家逐渐建成的。

乔贵发原系一贫苦农民，因生活所迫，与盟兄弟徐沟县大常村秦某相偕于1736年（乾隆元年）离乡背井，到了内蒙古萨拉齐厅老官营村，在一家吴姓的当铺当了伙计。十余年后，有点积蓄，便转到包头西脑包开了一个草料铺，并经营豆腐、豆芽、烧饼、切面以及零星杂货，并无商号牌子。1755年农业丰收，粮价低落，便大量买进黄豆，准备做豆腐，恰该年豆价骤涨，他们卖豆盈利更多，便挂出了“广盛公”的牌子，以后改“复盛公”。随着包头的发展，复盛公营业旺盛，其经营项目包括粮食、布匹、绸缎、烟酒、蔬菜、皮毛、铁水、洗染、旅馆、当铺、钱店、票号等等，并且还发行了纸币。乔家商业最盛时广设商号于北京、太原、太谷、祁县、西安、兰州、南京、上海、杭州、汉口、广州、沈阳、哈尔滨、张家口等地，全部资产约在白银一千万两以上，成为称雄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远通俄蒙的名商巨贾。他的发迹之路值得我们学习。

坚定信念，艰苦创业

坚定的成功信念，是乔贵发经商发迹的首要条件。乔贵发自幼父母双亡，穷得连媳妇都娶不起，全靠出卖苦力帮佣维持生活。只因去参加本家侄儿的婚典宴席，不小心被管事的人大骂讥讽，一下子血性奔腾，引发念头，毅然决定走西口，发誓要混出个人样来。他最初选择了吃大苦，挣大钱的活儿――拉骆驼，有了些小积蓄。这给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一些基础。他不断地动脑筋琢磨发财之道，因当地广产豆类，冬季蔬菜缺乏，豆制品有市场，他开始做起卖豆腐、豆芽的买卖。本利回转很快，钱到手也越来越多。但就在这个时候，乔贵发的意志和信念受到了挑战，有一段时期，他沉迷于赌博，几乎将本钱全赔进去，只好又返回老家山西祁县。在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重新找回自己的信念后，第二次再走西口到包头创业。吃一堑长一智，乔贵发不断坚定着自己必须成功的念头，并且更加谨慎，烟酒赌博全不沾身，一心一意投入创业。而同他合作的伙伴却在稍有长进后开始吃喝嫖赌，挥霍无度，不断将股本抽走。乔贵发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一股股补进，变多股为自己独股，使自己的小本生意立于主动，最后自己独自开了商号。

求新求变，紧抓机遇

乔贵发在经营豆腐、豆芽生意时，取得了不小的成功，当时许多人开始仿效他的做法，他意识到必须另辟蹊径，干更大的买卖。他看准包头可以做草料铺的经营，马上从萨拉齐搬到包头，参与向贩牛马骆驼的商人供应草料，并兼营牲口行，很快取得了成功。在经营范围日渐扩大的同时，他又瞅准做粮食交易的商机，并用低进高出、囤积抛出等手段巧妙经营粮行。他在丰收年低价购粮囤积，在欠收年适当高价卖出。而后又采取形同于如今期货交易的方式，提前定购农作物。虽然风险很大。但乔贵发预测能力极强，几乎年年测准获利。有人说他手气好，可他不以为然。凭着多年吃苦总结，他早将市场了如指掌，水到渠成已是必然。

诚信为本，乐善好施

乔贵发在生意场上以诚为本，童叟无欺。这种“和为贵”的思想渗透在他生意的点点滴滴中。他卖豆腐、豆芽决不缺斤短两。卖高称、薄利多销是他的绝窍。乡亲邻里人人愿买他的东西。回头客多。“宁舍银钱，不结冤家”，“乐善好施，接济穷因”，乔贵发坚持自己做到，子孙做到，乔家世世代代做到。乔贵发不在乎别人欠帐不还，也从不去催。还有人借了东西不送来，他也不问。每逢节日，他都要送邻里朋友小礼物。他把牲口拴在门口，谁愿用谁就用，用完给他送回门口就行。凡遇困难朋友，他都给些钱财物品以解燃眉之急。

善用人才，聚集人气

聚集人才是乔贵发经商的重要策略，他办草料铺发迹后，又在包头开办“广盛公”商号。乔贵发的广盛公商号，从米面粮油、金银铁器、布匹丝织直到典当账铺，处处用的都是能人和细心之人。不能者试用期不到则给以银两婉言辞退。但一旦用准的人，他是百般依赖，给以厚待。在各类人才中，有会算帐的、能跑腿的、会应酬说话的，甚至有能观天象的。

在对待仆人方面，乔家总是宽容，不仅能保证佣人吃饱、穿暖、还尊重佣人的人格，“在中堂”里的女仆只有成年已婚的老妈子，没有未出嫁的小丫环。乔家对待佣仆都比较和善，而佣金比较丰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还把肉、麦、煤、柴发送到各家。对年纪大的佣仆养起来，原意回家的，每年还给些许退休金。偶有过失时，乔家从不恶语相说，也不会打骂虐待。佣仆家中遇到天灾人祸时，乔家总是热情相帮。

家规严厉，百年兴旺

乔家的家规定有六条：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妓，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这些条文从乔贵发起一直沿续到民国年间。

在执行这些号规中，乔家落实得很好，子女们大都仿效约束不敢疏忽。如乔致庸、乔映霞、乔映霄这些后代的婚姻，始终坚持了一夫一妻制。乔映奎的妻子只生女孩，不生男孩。虽然封建礼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权至上”等思想不断给以压力，而且按照乔映奎的家庭地位，娶个二房是顺手可得之事，但在家规的约束下，根本不敢产生娶二房的念头，只得过继侄子过户顶门。

乔贵发在创业小有成功时头脑何等清醒，制定严厉家规约束子孙，这才使乔家从乔贵发起历经七世共200多年来始终能够蓬勃发展。乔家子弟，大都受到中等以上的教育。他们办私塾，高薪聘老师，优秀者送入太谷铭贤学校、天津南开中学、大学深造。毕业后再留学美国。仅“映字辈”，上过大学者两人。第六代兄弟20人中，11名大学生，获博士学位者2人，硕士1人，多人从事教授、翻译、工程设计等事业。

祁县乡土

乔家大院位于祁县乔家堡村正中。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建筑群体，从高空俯视院落布局，很似一个象征大吉大利的双“喜”字。整个大院占地8724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分六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大院形如城堡，三面临街，四周全是封闭式砖墙，高三丈有余，上边有掩身女儿墙和了望探口，既安全牢固，又显得威严气派。其设计之精巧，工艺之精细，充分体现了我国清代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相当高的观赏、科研和历史价值，确实是一座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被专家学者恰如其分地赞美为“北方民居建筑的一颗明珠。”难怪有人参观后感慨地说：“皇家有故宫，民宅着乔家。”

进入乔家院大门是一条长80米笔直的石铺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甬道两侧靠墙有护坡。西尽头处是乔家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大院有主楼四座，门楼、更楼、眺阁六座。各院房顶上有走道相通，用于巡更护院。纵观全院，从外面看，威严高大，整齐端庄；进院里看，富丽堂皇，井然有序，显示了我国北方封建大家庭的居住格调。整个大院，布局严谨，建筑考究，规范而有变化，不但有整体美感，而且在局部建筑上各有特色，即使是房顶上的 140余个烟囱也都各有特异。全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堆金立粉，完全显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确实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大院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公元1756年），以后有两次扩建，一次增修。第一次扩建约在清同治年间，由乔致庸主持，第二次扩建为光绪中、晚期，由乔景仪、乔最俨经手；最后一次增修是在民国十年后，由乔映霞、乔映奎分别完成。从始建到最后建成现在的格局，中间经过近两个世纪。虽然时间跨度很大，但后来的扩建和增修都能按原先的构思进行，使整个大院风格一致，浑然一体。

乔家大院依照传统的叫法，北面三个大院，从东往西依次叫老院、西北院、书房院。南面三个大院依次为东南院、西南院、新院。南北六个大院的称谓，表现了乔家大院中各个院落的建筑顺序。

清乾隆年间，现乔家大院坐落的地方，一部分正好是乔家堡村的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口。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长分家后，买下了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主楼为硬山顶砖瓦房，砖木结构，有窗棂而无门户，在室内筑楼梯上楼。特点是墙壁厚，窗户小，坚实牢固，为里五外三院。主楼的东面是原先的宅院，也进行了翻修，作为偏院。还把偏院中的二进门改建为书塾，这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是老院。传说偏院外原来有个五道祠，祠前有两株槐树，长的奇离古怪，人们称为“神树”。乔家取得这块地皮的使用权后，原打算移庙不移树。后来乔全美在夜间做了一梦，梦见金甲神告他说：“树移活，祠移富，若要两相宜，祠树一齐移。往东四五步，便是树活处。如果移祠不移树，树死人不富……。”没有多久，此树便奄奄一息。乔全美恐怕得罪了神灵，便照梦中指示的地方，把树移了过去，树真的复活了，而且枝叶繁茂如初。这好象是“真神显灵”，真有其神，于是又在侧院前修了个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主院与侧院间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衔灵芝的鹿等。土地祠额有四个砖雕狮子和一柄如意，隐喻“四时如意”。祠壁上还有梧桐和松树，六对鹿双双合在一起，喻意“六合通顺”。

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也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往东是奎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

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

光绪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稳，乔家的景仪、景俨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费了不少周折，花了很多银两，买下了当时街巷的占用权。乔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院和西南院的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跨院间有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连接起来，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

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后，乔映霞、乔映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但窗户全部刻上大格玻璃，西洋式装饰，朱光效果也很好，显然在式样上有了改观。就是院内迎门掩壁雕刻也十分细致。与此同时，西北院也由乔映霞设计改建，把和老院相通的外院之敞廊堵塞，连同原来的灶房，改建为客厅。还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了“洋茅厕”，增添了异国风情。

靠西北院，原来有一小院，为乔家的家塾，故把此院叫做书房院。分家后，乔健打算建内花园，从太谷县一个破落大户家买回了全套假山。正待兴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工程停止。日军侵占时期，全家外逃，剩下空院一处，只留部分家人看护。延续至今，乔家大院成了北方民居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乔家大院大门座西向东，为拱形门洞，上有高大的顶楼，顶楼正中悬挂着山西巡抚受慈禧太后面喻而赠送的匾额，上书“福种琅环”四个大字。黑漆大门扇上装有一对椒图兽街大铜环，并镶嵌着铜底板对联一付：“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字里行间透露着乔在中堂主人的希望和追求，也许正是遵循这样的治家之道，乔在中堂经过连续几代人的努力，达到了后来人丁兴旺、家资万贯的辉煌。

大门顶端正中嵌青石—块，上书“古风”。雄健的笔力同这两个字所代表的承接古代质朴生活作风的本意，相得益彰，耐人寻味。大门对面的掩壁上，刻有砖雕“百寿图”，一字一个样，字字有风采。掩壁两旁是清朝大臣左宗棠题赠的一付意味深长的篆体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楹额是“履和”。这同作为巨商大贾的乔家所秉承的和为贵的中庸之道是很相宜的。进入大门，走完那长长的甬道，西尽头处是雕龙画栋的乔氏祠堂，与大门遥相对应。祠堂装点得十分讲究，三级台阶，庙宇结构，以狮子头柱，汉白玉石雕，寿字扶栏，通天棂门木雕夹扇。出檐以四条柱子承顶，两明两暗。柱头有玉树交荣、兰馨桂馥、藤罗绕松的镂空木雕，装饰精彩，富丽堂皇。额头有匾，上书“仁周义溥”四字，李鸿章所题。祠堂里原陈列着木刻精雕的三层祖先牌位。

甬道把六个大院分为南北两排，北面三个大院均为开间暗棂柱走廊出檐大门，便于车、轿出入。大门外侧有拴马柱和上马石。从东往西数，一、二院为三进五联环套院，是祁县一带典型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里外有穿心过厅相连。里院北面为主房，二层楼，和外院门道楼相对应，宏伟壮观。从进正院门到上面正房，需连登三次台阶，它不但寓示着“连升三级”和“平步青云”的吉祥之意，也是建筑层次结构的科学安排。

南面三院为二进双通四合斗院，硬山顶阶进式门楼，西跨为正，东跨为偏。中间和其它两院略有不同，正面为主院，主厅风道处有一旁门和侧院相通。整个一排南院，正院为族人所住，偏院为花庭和佣人宿舍。南院每个主院的房顶上盖有更楼，并配置修建有相应的更道，把整个大院连了起来。

乔家大院闻名于世，不仅因为它有作为建筑群的宏伟壮观的房屋，更主要的是因它在一砖一瓦、一木一石上都体现了精湛的建筑技艺。南北六个大院院内，砖雕、木刻、彩绘，到处可见。从门的结构看，有硬山单檐砖砌门楼，半出檐门，石雕侧跨门，一斗三升十一踩双翘仪门等。窗子的格式有仿明酸枝棂丹窗，通天夹扇菱花窗，栅条窗、雕花窗、双启型和悬启型及大格窗等，各式各样，变化无穷。再从房顶上看，有歇山顶、硬山顶，悬山顶、卷棚顶、平房顶等，这样形成平的、低的、高的、凸的，无脊的、有脊的、上翘的，垂弧的……，每地每处都是别有洞天，细细看来，切实让人赏心悦目，品味无穷。

木雕：大院还有更迷人处，那就是随处可见的精致的板绘工艺和巧夺天工的木雕艺术，雕刻品个个都有其民俗寓意。每个院的正门上都雕有各种不同的人物。如一院正门为滚檩门楼，有垂柱麻叶，垂柱上月梁斗子，卡风云子，十三个头的旱斗子，当中有柱斗子，角斗子，混斗子，还有九只乌鸦，可称一等的好工艺。二进门和一门一样，为菊花卡口，窗上有旱纹，中间为草龙旋板。三门的木雕卡口为葡萄百子图。

二院正门木雕有八骏马及福禄寿三星图，又叫三星高照图。二院二进门木雕有：花博古和财神喜神。这花博古是杂画的一种，北宋大观宋徽宗命人编绘宣和殿所藏古物，成定为“博古图”。后人将图画在器物上，形成装饰的工艺品，泛称“博古”。如“博古图”加上花卉、果品作为点缀而完成画幅的叫“花博古”。正房门楼为南极仙骑鹿和百子图。其它木雕还有天官赐福、日升月垣、麒麟送子、招财进宝、福禄寿三星及和合二仙等。和合二仙亦称“和合二圣”，是一种民间神话故事画题。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中说：“宋随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之外亦能回家，故曰万回。”后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二仙亦蓬头笑面，一持荷花，一捧圆合，取“和谐合好”之意。旧时一般在婚礼时悬挂厅堂，以示吉利。

此外，柱头上的木雕也是多种多样。如八骏、松竹、葡萄，表示蔓长多子、挺拨、健壮；芙蓉、桂花、万年青，表示万年富贵；过厅的木夹扇上刻有大型浮雕“四季花卉”、“八仙献寿”，即传统装饰纹之一。“八仙献寿”，是传说中的汉钟离、张果老、韩湘子、李铁拐、吕洞宾、曹国舅、蓝彩和、何仙姑八仙赴会瑶池，为西王母祝寿，以此组成的画面纹样，造形优美，栩栩如生。全院现存有木雕艺术品三百余件，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砖雕：砖雕工艺更是到处可见，题材非常广泛。有壁雕、脊雕、屏雕、扶栏雕。如一院大门上雕有四个狮子，即四狮（时）吐云。马头上雕有“和合二仙”，抬着金银财宝。卡圆上雕有兰花。掩壁上为“龟背翰锦”，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为六边形骨架组成的连续几何图形。因它像龟的背纹而得名。古时以龟甲作为占卜的工具，视能兆吉凶。古书《述异记》云：“龟千年生毛，寿五千年谓之神龟，万年为灵龟。”以龟为长寿的一种灵物，用作图案，以示吉祥延年。进了一院大门对面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松树、桐树和蹬于太湖石山上的九鹿，喻示九路通顺。立柱上有四个狮子滚绣球；一院偏院南房墙上有五个扶栏雕，中间为葡萄百子图，表示蔓长多子和富贵不断头，其余四个格子为“博古图”。一院正院马头上雕有四季花卉。二进院马头上为四果及“暗八仙”。“暗八仙”也是传统装饰纹样的一种，是以古代传说中八位神仙所执的器物而组成图案。相传汉钟离轻摇小扇乐陶然，常执小扇；吕洞宾剑显灵光魑魅惊，常背一剑；张果老鱼鼓敲起有梵音，常执鱼鼓；曹国舅玉板和声万籁清，常执玉板；铁拐李葫中岂只存五福，常带葫芦；韩湘子紫箫吹度干满静，常执一箫；蓝彩和花篮内蓄无凡品，常携花篮；何仙姑手执荷花不染尘，常执荷花。因只采用他们所执器物，不画仙人，故称“暗八仙”，含有吉祥之意，明、清时采用较多。

二院大门的马头正面为犀牛贺喜，侧面四季花卉。二院正房前面走廊的扶栏雕，从东往西数，一是喜鹊登梅，二是奎龙腾空，三是葡萄百子，四是鹭丝戏莲，五是麻雀戏菊。东偏院过门雕有四季花卉、四果，加琴棋书画，亦取吉祥之意。

三院大长廊，马头正面麒麟送子，侧面松竹梅兰，又梅兰竹菊。中国画正是以梅兰竹菊四种花卉为题材的总称，花鸟画为其分支。宋、元时期许多画家都喜欢画梅兰加松树，称“松竹梅”，又叫“岁寒三友”。元代吴镇在“三友”外加兰花，名“四友图”。明神宗万历年间（公元1573——1619）黄凤他辑《梅兰竹菊四谱》中，又叫“四君子”。后人又加上松树或水仙、奇石，合称“五清”或“五友”。清代王概编《芥子图画传》第三辑，即为《梅兰竹菊四谱》。这类题材，象征高洁的品格和正直、坚强、坚韧、乐观以及不畏强暴的精神。

四院门楼中为香炉，侧为琴棋书画。院内“梯云筛月”亨有四狮（时）如意、梅根龙头、四季花卉、花开富贵。并有掩壁，赵铁山书写题字。右边为暗八仙，狮子滚绣球，表示平安如意。还有凤凰戏牡、鹿鹤同春。左边为双鱼、戟罄，属吉祥如意图，是传统的装饰纹样之一，指以古代兵器中的戟，乐器中的罄和鱼纹组成的画面，取戟与吉、罄与庆、鱼和余的同音，表示吉庆有余。西跨院正房门楼有葡萄与菊花百子，上面扶栏为琴棋书画及博古图。四个马头正面为四个狮子，侧面为四季花卉。特别是《省分箴》雕和前面提到过的《百寿图》雕一样，也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五院门楼马头为麒麟送子，院内四个马头为鹿鹤桐松。南正房门楼为菊花百子，中为文武七星，回文乞巧，又叫“七夕乞巧图”。七夕乞巧图是民间神话故事画题。七夕即农历七月初七夜，相传牛郎、织女在天河相会。这一夜，妇女结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牛郎、织女都是星名，演化为神话人物，织女为天帝孙女，长年织造云锦。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后，织造中断。天帝大怒，责令与牛郎分离，只准每年七月初七夜相会一次。《风俗通》中记载：织女会牛郎时，喜鹊于天河上为之搭桥，名鹊桥。七夕乞巧图，初始于北宋画家侯翼所作，后逐渐广传。

六院东院进门两侧为喜鹊登梅，背面为青竹和“福禄寿”三字。四个马头为暗八仙。正房扶栏中为葡萄，东为莲花，西为牡丹。前院内有“福德祠”，八宝图上有两个活灵活现的狮子和喻为吉庆有余的图案。

石雕：乔家大院中的石雕工艺虽比较少见，却是十分精细。现有几对石狮，石狮形态各异，憨态可掬。有的石狮为踱步前行状，刀纹如新，锋芒犹在，表现得机警、威武、活跃。其顾盼自豪的头部，提起全身的神气，表现狮子的雄壮、英武而不失真，给人以健康、活跃，富有生命力的感觉。

还有阴纹线刻，如五院门蹲石狮底座为“金狮白象”，中为“马上封猴（侯）”、“燕山教子”、“辈辈封侯”。南房柱石底垫为“渔樵耕读”、“麻姑献寿”等。六院门蹲石狮石础上有“出将入相”、“神荼郁垒”（相传古代以神荼、郁垒为门神，可以御凶邪避鬼魅）、“得胜返朝”等线刻，图像清晰，故事引人，线条流畅，形象逼真。

彩绘：整个大院所有房间的屋檐下部都有真金彩绘，内容以人物故事为主，除“燕山教子”、“麻姑献寿”、“满床笏”、“渔樵耕读”外，还有花草虫鸟，以及铁道、火车、车站、钟表等多种多样图案。这些图案，堆金立粉和三兰五彩的绘画各有别致。所用金箔，纯度很高，虽经长期风吹日晒，至今仍是光彩熠熠。立粉工艺十分细致，须一层干后再上一层，这样层层堆制，直到把一件饰物逼真的浮雕制成为止，最后涂金。涂金是用人头上的油污贴上去的，因其太薄，必须挑选晴朗无雨无风的天气，才能进行操作，可见完成一件图案作品是相当费劲、费时的了。其它还有线条勾金、敷底上色，都是天然石色，因此，可保持经久不褪，色泽鲜艳。

牌匾：乔家大院各个门庭所悬的牌匾很多，内有四块最有价值。其中有三块牌匾是乔家的，也是值得乔家自豪和感到荣幸的。那就是光绪四年由李鸿章亲自书写的“仁周义溥”和山西巡抚丁宝铨受慈禧太后面谕送的“福种琅环”及民国十六年祁县昌源河东三十六村送给乔映奎的“身备六行”。前两块表明乔家在某个时期对官府的捐助，又经朝廷大员题词推崇，因此倍加荣耀光彩。后一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乔家的一些善举和对人处事的方法。另外一块价值更高，那就是傅山亲笔题写的“丹枫阁”匾（现存展于乔家第四院的东房内）。“丹枫阁”建成后，傅山为其亲笔题了匾，同时，戴廷式写了“丹枫阁记”，傅山又在后面加了跋。一匾二记三跋，语句令人费解。细分析，戴廷式《丹枫阁记》的大意是：公元1660年9月，他做了一梦，梦见和几个穿古代服饰的人在城外同行。忽然发生了一场大的变动，回头看时，已无平坦之路可行，前面是悬崖峭壁，崖上长满枫树和青松，中间还有一小阁，匾上写得“丹枫”二字……。他醒后就按梦中的式样建筑了“丹枫阁”。其实戴廷式梦见穿古装的人出行，是对故国的怀念。发生了一场大变动，是指政局变化。《丹枫阁记》的真正含义是：国家灭亡，国难当头，放建“丹枫阁”，以寄托亡明之痛。傅山在《丹枫阁记》后写的《跋》中所言：“丹”是指读书的中心，“枫”是戴廷式的字，“阁”是戴廷式读书的地方。故把“阁”命为“枫”，把“丹”字写在前面以示醒目。“丹”表示红色，又表示忠心；“枫”既表示气节，又表示红色，都充盈着对明朝朱家的怀念思想。

此外，还有各院的门匾，例如“彤云绕”、“慎俭德”、“书田历世”、“读书滋味长”、“百年树人”、“惟怀永图”、“为善最乐”、“居之安”、“治福多”、“建乃家”、“静观轩”、“梯云筛月”等都有其一定的具体寓意。

总之，乔家大院既是建筑艺术的宝库，也是民俗学的殿堂。步入其间，既会得到美的享受，又会使人增长许多知识。因此，来祁县民俗博物馆一游，从艺术、科学、文化、趣味每个方面，都会使您感到获益非浅，不虚此行。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祁县城东北12公里处，北距太原54公里，南距东观镇仅2公里。它又名“在中堂”。属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清代全国著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邸。是一座具有北方汉族传统民居建筑风格的古宅。始建于清代乾隆二十年（1755年），后又经同治、光绪年及民国初年多次增修。占地87248平方米，建筑面积4175平方米。整个院落呈双“喜”字形，分为6个大院，内套20个小院，313间房屋。整个院落是城堡式建筑，三面临街，四周是高达10余米的全封闭青砖墙。大门为城门式洞式。与大门相对的是砖雕“百寿图”。大门以里，一条长约80米、宽约7米的石铺甬道把6个大院分为南北两部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汉族劳动人民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

清乾隆年间，现乔家大院坐落的地方，一部分正好是乔家堡村的大街与小巷交叉的十字口。乔全美和他的两个兄长分家后，买下了十字口东北角的几处宅地，起建楼房。主楼为硬山顶砖瓦房，砖木结构，有窗棂而无门户，在室内筑楼梯上楼。特点是墙壁厚，窗户小，坚实牢固，为里五外三院。主楼的东面是原先的宅院，也进行了翻修，作为偏院。还把偏院中的二进门改建为书塾，这是乔家大院最早的院落，也就是老院。传说偏院外原来有个五道祠，祠前有两株槐树，长的奇离古怪，人们称为“神树”。乔家取得这块地皮的使用权后，原打算移庙不移树。后来乔全美在夜间做了一梦，梦见金甲神告他说：“树移活，祠移富，若要两相宜，祠树一齐移。往东四五步，便是树活处。如果移祠不移树，树死人不富……。”没有多久，此树便奄奄一息。乔全美恐怕得罪了神灵，便照梦中指示的地方，把树移了过去，树真的复活了，而且枝叶繁茂如初。这好像是“真神显灵”，真有其神，于是又在侧院前修了个五道祠，直至今天依然存在。同时主院与侧院间有一大型砖雕土地祠，雕有石山及口衔灵芝的鹿等。土地祠额有四个砖雕狮子和一柄如意，隐喻“四时如意”。祠壁上还有梧桐和松树，六对鹿双双合在一起，喻意“六合通顺”。

乔致庸当家后，为光大门庭，继续大兴土木。他在老院西侧隔小巷置买了一大片宅基地，又盖了一座楼房院，也是里五外三，形成两楼对峙，主楼为悬山顶露明柱结构。通天棂门，门楼的卡口是南极星骑鹿和百子图木雕。上有阳台走廊。上得走廊，前沿有砖雕扶栏，正中为葡萄百子图，往东是奎龙和喜鹊儿登海；西面为鹭丝戏莲花和麻雀戏菊花，最上面为木雕，刻有奎龙博古图。站在阳台上可观全院。由于两楼院隔小巷并列，且南北楼翘起，故叫做“双元宝”式。

明楼竣工后，乔致庸又在与两楼隔街相望的地方建筑了两个横五竖五的四合斗院，使四座院落正好位于街巷交叉的四角，奠定了后来连成一体的格局。

光绪中晚期，地方治安不稳，乔家的景仪、景俨为了保护自身的安危，费了不少周折，花了很多银两，买下了当时街巷的占用权。乔家取得占用权后，把巷口堵了，小巷建成西北院和西南院的侧院；东面堵了街口，修建了大门；西面建了祠堂；北面两楼院外又扩建成两个外跨院，新建两个芜廊大门。跨院间有栅栏通过，并以拱形大门顶为过桥，把南北院互相连接起来，形成城堡式的建筑群。 民国初年，乔家人口增多，住房显得不足，因而又购买地皮，向西扩张延伸。民国十年后，乔映霞、乔映奎又在紧靠西南院建起新院，格局和东南院相似。但窗户全部刻上大格玻璃，西洋式装饰，采光效果也很好，显然在式样上有了改观。就是院内迎门掩壁雕刻也十分细致。与此同时，西北院也由乔映霞设计改建，把和老院相通的外院之敞廊堵塞，连同原来的灶房，改建为客厅。还在客厅旁建了浴室，修了“洋茅厕”，增添了异国风情。

靠西北院，原来有一小院，为乔家的家塾，故把此院叫做书房院。分家后，乔健打算建内花园，从太谷县一个破落大户家买回了全套假山。正待兴建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工程停止。日军侵占时期，全家外逃，剩下空院一处，只留部分家人看护。延续至今，乔家大院成了北方民居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到乔致庸的生平就有了比较准确的记录。”武殿学说，“他出生于1818年，去世于1907年，活了89岁。

在整个乔家前几代人中，乔致庸是最长寿的一个。”历经两代人经营，到乔致庸出生时，乔家家境已经比较富裕。

乔致庸青年时代已经考中了秀才，《乔家大院》的作者兼编剧朱秀海说，他的生活本来应该与商道无关的。

“当时乔家有三门。

一门人丁不旺，二门已经出了5个举人，家里竖了5个石旗杆，生意则是乔致庸所在的三门主要在做，但三门却没出过一个举人。

乔致庸的大哥有个愿望，就是希望乔致庸能给三门挣个举人，竖个旗杆。

如果将来能再中个进士，这辈子的任务就提前完成了。”

山西历史上名人荟萃。

武殿学说，光是祁县，元以前正史里所出现过做官的人，初步统计有数十人之多，但元朝之后祁县就没出现过大官。

这样一个转变，除祁县不是北方的政治中心，更重要的是明朝中期，为对付元朝的残余势力，朝廷在北方边境建设了9个边关重镇，称为九边。

大量军队驻扎物资消耗惊人，这给了山西人经商的大好机会。

武殿学说，从明代山西人以经商为荣的风气就开始形成。

“以祁县为例，它的气候并不很好，每年的无霜期170多天，土地不是很肥沃，也没什么特产和矿产，经商称为唯一的一条路。

好在祁县处于山西交通中枢，信息比较灵通，通商有便利条件。

在50年代搞过一个调查，祁县当时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经商史。

当时祁县人口在10万多一点，按这个推算，当时祁县就有两万多人在外经商。

干买卖也分两种，一种是自己做生意，一种是入股或者当雇工。

道光年间北京城有300多家粮店，100多家都是祁县人开的。

晋商发展到最后，主要以府南县为主，也就是太原府以南的榆次、太古、平遥、介休，当时传统叫‘祁、太、平’，也就是祁县、太谷和平遥。”

祁县乔家堡的乔致庸虽然生活在这个商业气息浓厚的地方，却幼年失去父母，由大哥大嫂养大，极受大哥关爱。

朱秀海说，由于大哥对他照顾有加却没有一般做父亲的严厉，乔致庸的生活可以说过得很自在，“年轻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

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只多了几百两。

而那时候乔家最年轻的大掌柜一年也有1000两白银的薪金，这还没有算上4年一次的账期分红”。

朱秀海说。

然而没想到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

“当时天下的生意主要就是6种:粮、油、丝、茶、盐、铁。

盐、铁从来都是朝廷控制，乔家基本没有涉足。

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

我在电视剧里描写争夺高粱霸盘，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粮油这样的大生意都没有了，于是连高粱这样的小生意都要争夺了。”

做粮油生意的当时主要是平遥和晋南的商人。

乔家虽然主营丝茶，但在当时山西商人中也并非最大。

乔致庸的大哥因战乱对生意的重大打击而一病不起，本来将以一介儒生终了的乔致庸于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

“从咸丰初年到光绪末年，乔致庸的人生经历了整个清朝晚期。

接手家族生意后，他却在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清朝晚期把乔家的生意推到了顶峰，尤其是乔家的票号生意。”朱秀海说，“乔致庸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疏通南方的茶路、丝路。”

当时祁县鲁村茶叶市场在山西规模很大，正是南方运抵茶叶的主要交易中转市场。

其后传统的茶路将分为两路:一是经西口前往新疆塔城、恰克图;二是通过张家口前往东北。

漫长的茶路，从南方的武夷山到蒙古腹地，干系着无数茶工、船工、驼队和山西商人的生计。

朱秀海说，乔家单是丝茶生意，直接间接就关系到上万人的生计。

而丝绸通道则是将湖州的丝运往山西潞州制成潞绸。

商旅路途的艰苦和危险开始让乔致庸逐渐意识到票号的重要作用。

“当时乔家还没有涉及票号生意。

那时已经有了平遥的日昌升票号，现在找到的最早证据是日昌升在1823年分账的记录，当时是5年一次。

不过公认在日昌升之前，平遥就已经有了商号经营汇兑。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票号是平遥人而不是祁县人开创的。”朱秀海说，当时票号很少，全国也只有5家，其中最大的日升昌也只有7个分号，且不和中小商人打交道，影响非常有限，一般小商人还必须带着银子做生意。

当乔致庸意识到票号的广阔前景后，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汇通天下，“这个想法多么先进，他的理想有多大！这不就类似今天的银联吗？100多年前的山西商人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这样完善的想法和广大的气魄了。

不但如此，乔致庸虽然力图将票号发展到全国，却并没有垄断票号生意的意愿。

他的想法，其艰难和风险都一眼可知——比如你想让票号把20两银子汇到南方，这在当时连路费都不够。

想想看，如果你乔家在新疆要是有票号，让你汇一两银子去你也必须做到，这个成本和风险何其惊人！但乔致庸就是那样的理想主义”。

乔致庸之所以如此看重票号的前途自有他的心得。

当时商路上土匪和乱军纵横，商人携带大量银两非常危险不便。

而票号兑换的汇票即便被土匪所截，没有密记也不可能在票号中兑换到银子。

令人惊讶的是，后人考证，整个山西票号史上，至今一例有据可查的误兑错兑都没有过。

乔致庸利用乔家的资本一气开了两个票号大德通和大德丰。

“大德通正是电视剧里的大德兴改过来的。

成立于咸丰年间的大德兴最初主要经营茶叶，同时也搞汇兑。

乔致庸后来发现票号是更新的产业，于是改成汇兑为主，茶叶为辅。”武殿学说，“光绪十年，乔致庸把大德兴改为大德通，同年专门成立了大德丰票号，专营汇兑。

在乔致庸经营下，后来大德通和大德丰都成为全国屈指可数的大票号。”武殿学用这样几个数据显示了乔致庸经营票号的发展速度，“光绪十年大德丰成立时的资本是6万两，没几年就变成12万两，到光绪十几年的时候资本已经增加到35万两了”。

原因其实很简单。

乔致庸把每年利润部分继续投入作为资本，行话称为“倍本”。

通常山西商人会在每一个账期分利，每个账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

武殿学说，乔致庸几乎所有红利都投入到资本中，他的资本在当时的票号里也可以说首屈一指。

“当时有人估计乔家的资本有四五百万两白银。

建国后的研究估计，乔家的流动资金约在800万到1000万两，这还不包括票号和房地产。”武殿学也承认，这个数字是大家估算的，因没有明确记录，主要根据乔家当时有多少铺面字号来推算，准不准也很难说。

但在当时山西，乔致庸作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为明代开始发迹的山西商人群体中处于上升期的新兴力量。

之所以一介儒生能有如此成就，武殿学和朱秀海都认为，除天赋，乔致庸在经营时把儒家的宽厚和仁义精神带进商业。

现在能看得到的最确凿证据是乔致庸去世后立的墓表。

武殿学说，乔致庸的墓还在乔家堡村子里，墓表是立在墓前的，墓志铭是埋在墓里的，乔致庸的墓志铭至今没找到。

墓表上的文字是乔致庸的孙女婿、民国时的文化名人常赞春写的。

他记述乔致庸幼年的家庭状况，以及他本来想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庭，却被迫接手家业，并以儒学为经商指导大获成功。

而作为商人的乔致庸手头仍然常备有四书五经和史记等书籍，对于社会上的灾祸，他都会挺身而出赈灾。

朱秀海说：“‘民为贵，君为轻。

’乔致庸内心就是这样一个民本主义的思想。”

朱秀海认为，这个精神可以延续到乔家祖上。

乔贵发是个草根阶层，30岁都娶不上媳妇。

但他最终娶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可谓情深义重。

“你到山西乔家看看，他们家有个报本堂的第一代先人，那个泥塑旁边是个要饭的篮子和一根打狗棍。

他们并不隐瞒自己祖上贫穷的历史，反而要家族记住这些贫困史。

不只是乔致庸，包括到乔致庸的孙子乔映霞这一代，每到过年时候，他们都要用车拉着米面，给那些贫穷的家庭资助，帮助渡过年关。

他们家有很好的家教，其中就有不要忘记自己贫穷的出身。

乔家家教有多严格可以举个例子。

山西有很多大家族的宅院都有戏台，但乔家没有，怕的是后人玩物丧志。

乔家还有一个规矩，家里不用年轻的丫环而用中年妇女，为的是避免年轻的男主人出现不雅的事情。”

乔致庸之所以能有雄厚的资本实现自己票号汇通天下的理想，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把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生意发扬光大，复字号也成为乔致庸发家的起点。

武殿学说，在乔致庸做东家时，复字号已经是包头第一大商号，几乎垄断了整个包头市场。

“有句话说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

当时经过两代经营，乔家在包头有11处生意，关内还有好几家铺子，总数有17家。

光复字号有3个大号，十几个商铺，几百名伙计。”朱秀海说。

包头当时是新开发地区，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交的地方，除了马，很多东西都很缺乏。

乔致庸利用包头为基地，将商业触角发展到蒙古地区，直到后来到北京和天津。

乔致庸还很审时度势。

当时左宗棠西征，乔家出了好几百万两银子，但也有一定条件，就是大军到达新疆后，乔家可以派一个票号跟随经营后勤，为军队筹办粮草，负责汇兑朝廷的军饷。

武殿学提到乔致庸在经营中对人脉的精明投资。

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逃到山西。

8月，乔家大德通掌柜高钰接到一封密信，写信人是跟随慈禧、光绪西行的内阁学士桂春。

桂春在信中写道:“銮舆定于初八日启程，路至祁县，特此奉闻，拟到时趋叩不尽。”接到信后，高钰立即把乔家大德通大加装饰一番，作为慈禧、光绪的临时行宫。

“慈禧太后逃到山西后缺钱，山西官员在太原召集山西各商号商量‘借钱’，要大家体谅朝廷苦衷，大家谁都不敢答应。

当时乔家大德丰票号的一个跑街的(业务员)贾继英却当场答应，同意借给朝廷银10万两。”武殿学说，“他虽然是个跑街的，但自作主张的权力很大。

当时太后很高兴。

贾继英会去跟大掌柜阎维藩说，这个人物在电视剧里也有。

阎维藩问你为什么答应？贾继英说，国家要是灭亡了我们也会灭亡，要是国家还在，钱还能要回来。

阎大掌柜就夸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也出不了个贾继英’。”而“慈禧太后此后给山西商人的人情，一笔是由各省督府解缴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来经营;另一笔是将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约10亿两白银交由山西票号来经营”。

1906年乔致庸去世前，乔家的生意进入最辉煌期。

武殿学说，可能常人看来非常奇怪，因为当时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山西票号的生意却获利甚丰。

那是因为朝廷和西太后解除了山西票号的禁令，过去绝对不允许票号进行公款汇兑，但战乱让南方给朝廷的公款无法到达，只好对民间票号解禁令。

但是国家的危机一过，朝廷马上又重新禁止。

到庚子事件之后，国家再次放开民间公款汇兑，所有山西票号都大获全胜。

“当时乔家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年(1884)每股分红是850两，光绪十四年(1888)增长到304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每股分红高达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中。

这些都证明1900年以后山西票号的飞速发展，乔致庸的经营达到了顶峰，而这也是山西票号崩溃的开始。

辛亥革命一开始，山西大部分票号迅速崩溃。

只有祁县的大德通、大德丰，瞿家的三晋源(电视剧里水家的)、大盛川这4家是经营最久的票号，其中乔家的大德通、大德丰直到1951年才关门(大德通总号原来在山西祁县，1940年迁到北京，改为银号。

最后在1951年结束其历史，成了最后一个山西票号)。

武殿学说，除振兴包头复字号、把票号做到汇通天下，乔致庸人生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为后人留下了这栋乔家大院。

乔致庸在世时候乔家从没有分过家，而且家庭统一管理，每人每年开支多少都有明确规定。

朱秀海说，乔家大院最早只有乔贵发建的一个筒楼，后来乔致庸的父亲在边上修建了一个院子，乔致庸本人是没兴趣兴建家宅的。

“他信奉当年山西一个商人计然的学说，计然说，货币的流通应该像流水一样，流得越快越广才能给更多的人包括自己带来利益。

乔致庸一生都将利润投入到生意中，没有兴趣置宅买地。

但是后来从他手里接手家族生意的孙子乔映霞是个很现代的人，他当时比较反对他爷爷的观点，说你看你忙了一辈子，可是你什么都留不下来。”

“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中国面临崩溃，向国外赔款45亿两白银的时节。”朱秀海说，“而当时乔家最大的生意就是朝廷的税务通过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进行汇兑。

第二个生意便是当年英国人把持了中国天津的海关，在直接提走赔款后，其余的税由乔家这样的银号代收。

1904、1905年的账期，乔家一股的红利就有17000两白银，而原始的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