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萨尔浒大战

明朝与满清的第一次大战就是萨尔浒大战。以兵力论。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而明朝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共二十万左右。明朝是攻势。（一说明军共为九万兵力）明军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有火器钢炮，火锐利得多。

清兵为一路。明军兵分四路，一路由山海关总兵杜松率领；一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率领；一路由开原总兵马林率领，并有叶赫援军；一路由辽阳总兵刘綎率领，并有朝鲜援军。杨镐坐镇沈阳指挥。

在指挥上，清兵统帅是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历史上少有的天才军事家。明军的总统帅杨镐是文官，缺乏带兵经验，没有军事常识，虽然手下每一路的将领不乏经验丰富的军官，但是总体调度肯定有问题。

就士兵的素质看。其时明军政事腐败，连带军政废弛，军队缺乏训练，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而且士兵来自各个地方，南方的士兵对北方寒冷气候不适应。清兵却是身经百战，军纪严明，在辽东作战，熟悉地形，适应气候，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清兵采取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主攻明军西路。

西路军总兵官杜松，明军勇将，率军六万，是为明军主力。史书记载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下令点起火把。这下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整个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主攻，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杜松的身中十八箭而死。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全军覆没。

马林闻变，急守尚间崖（距萨尔浒山约二、四十里）。努尔哈赤挥军北进，大败马林兵。马林仅以身免，逃回开原。叶赫兵见势，不战自退。既败杜松、马林之兵，努尔哈赤即统八旗返回赫图阿拉。

当时刘綎不知萨尔浒之败，努尔哈赤使明朝降卒持杜松令箭，假报杜松已得胜深入，刘綎遂直进赫图阿拉，走到阿布达里岗，遭到后金兵夹击，刘綎战死于阵中，全军覆没。（东路总兵官刘絍，明朝骁将，曾打过缅甸、倭寇，更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震海内）朝鲜兵大惊，不战而降。

明经略杨镐闻知三路兵败，急令李如柏撤兵，狼狈逃回。这一次战役，双方作战五日，后金大获全胜。萨尔浒之战的结果，辽东局势起了根本变化，从此明朝在军事上失去主动进攻的力量，被迫处于防守地位，而后金则由防御转入进攻，萨尔浒战后不久，后金又连下开原、铁岭，并灭掉叶赫，兵锋直指辽沈。

这场大战是清兴亡的关键，当时明朝国力强大，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右。其时满清人口约为50、60万，士兵为十万左右。无论怎样计算，明朝的人口远胜满清。明朝可算是有近乎无限的补充能力，满清却是难以承受一败。

就战前条件权衡，未必能证明满清一定能够胜利。明军各路指挥官都还是有能力的。

从后来的明清多次战争来看，明军问题主要在于士兵的战斗力，野战能力极差，而且士气低落。明清的兵力差距很大，当时明军士兵还没有畏惧“辫子军”的心理，取胜不是没有可能。而努尔哈赤能够以集中兵力，利用时间差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分别与三路明军交战。这种运动战中部队的快速行动速度、持续作战的战斗力，以及统帅高超的指挥能力，的确令人咂舌。

明朝后期赖以克敌制胜的锐利火炮在这场战斗中派上用场。火炮固然威力大，攻击力强。但是致命缺点的是移动力差，如果一味依靠火炮，在野战中反而会拖累部队。

这场明清第一次大战，暴露了明军一些问题。随着以后的战略的发展，明军这些问题越来越体现在战略决策上，从而导致明军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因为战争的原因，造成巨大的军事开支使得明朝不断加重赋税，激化了国内的矛盾，导致明朝遭遇内忧外患的袭击，两面作战。

不过当时谁也不会料到满清将会取代明朝入主中原。满清无论从哪方面说，根本没有灭亡明朝的实力，（事实上明朝也不是满清灭亡的），在军事实力上满清也缺乏统一中原的兵力。努尔哈赤之后的皇太极，一代雄主，以战略眼光认识到自身实力的先天不足，没奢望满清能战胜明朝，只是努力想让明朝承认满清在山海关以北的统治地位，所以战略上一直很谨慎。

2明朝皇帝

努尔哈赤以13幅甲胄起家，到统一北方，野心勃勃。满清努尔哈赤有军事天赋，皇太极有政治天赋，多尔衮兼而有之。他们积极进取，都在小心翼翼地强大自己的实力，以前所未有的器量拉拢明朝的人才，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

相反明朝的皇帝，行径却是匪夷所思，以常人不可想象的作为逐步毁灭自己的王朝。

首先得从神宗说起。神宗年号万历。坐了四十八年的皇位。当时明朝经过张居正的治理 ，发展相当的不错，国家富强。可是要破坏一个国家，对皇帝来说易如反掌。

神宗的所作所为简直不可理喻，可是明朝就是出了这么个皇帝，而且以后的几个皇帝都分别在自己的领域毫不逊色神宗。

神宗懒。

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神宗能够懒到这种地步，完全不理国是。大臣们的直言犯忌、乃至所有大臣都在骂皇帝了，也置之不理，以神宗的懒惰而言，很有可能是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

难以想象天下会有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皇帝。但事实上这样的皇帝竟然存在。对神宗而言自然谈不上什么战略了，想来再有本事的人在神宗面前也只能放弃努力。

神宗的贪也是一绝。

天下都是皇帝的，皇帝为什么还要囤积财产呢？皇帝拿这些钱能有什么用处呢，他要什么就有什么，钱能做什么用呢。可是神宗这个皇帝偏偏爱财如命，不过在明朝皇帝中倒也不是绝无仅有的。神宗在贪这一点上一点都不懒，比今天的贪官污吏的热衷丝毫不逊色。

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张居正死后，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神宗其他什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呈报上来，就立刻批准。

神宗重用太监，让太监作为皇帝代表到处搜刮，所收上来的钱全部放进自己的私人仓库，称为“内库”。

可以想象，这些有极大权力的太监出去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太监本来就是心理不正常的，现在以皇帝的名义做事，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宛如出笼的猛虎。他们在将税上缴给皇帝的同时，也要给自己积累财富，这些钱对明朝老百姓造成了极大的负担。

这样一个在位四十八年的皇帝和他的政策。就是明朝溃烂的开始。

正在神宗懒与政事、大肆搜刮的时候，满清开始崛起，并且发兵攻明，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这时明朝发动了一次反攻，进行了前面介绍的萨尔浒会战。

萨尔浒会战大败，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都已经失陷。经过几十年神宗的“勤于国事”，其时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免出战。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竟然全部逃跑。

面对这样的局面，皇帝还是拖欠军饷。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无论如何也不肯召开国防会议。神宗的战略，我是迷惑不解的。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称熹宗，年号天启。

熹宗最大的特长就是做木匠活，并且真是一手好手艺。到了醉心于木匠活的地步。如果他是个木匠，倒也还称职，可是他偏偏是皇帝。

熹宗又是另外一个匪夷所思的皇帝。他对明朝最大的“贡献”就是重用了魏忠贤来治理国家。魏忠贤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太监。想必任何一个王朝有了魏忠贤，就只能有亡国的下场。

于是魏忠贤撤掉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重用一大批八股文专家为统帅，导致了每每全军覆没，已经意料之中了。

明朝的这几个皇帝根本不在乎江山，一心一意的做自己的事情，倒也还逍遥快活。与满清的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相比，明朝的皇帝完全没有战略可言。很奇怪明朝居然还能生存这么久，这样一个腐烂的王朝，真不如早点结束好啦。

身为皇帝这样的不负责任、愚昧、愚蠢。究竟是谁的过错呢？明朝后期的太监掌权危害，其患并不在太监，而在君王的放纵太监。就战略来看，仅以双方统治者比较，明朝不亡，已 经是没有天理了。

3明朝的军事实力

以下是明代正规军的装备介绍。

每一营(5000人)其用霹雳炮3600杆, 合用药9000斤，重八钱铅子90万个；步枪、大连珠炮200杆, 合用药675 斤；盏口将军160位（盏口将军是明代对野战重型炮的称呼），另外有1000人为骑兵。

可见明朝军事实力很强，有重炮，有很多使用火药的攻击武器。可以看到，明军装备的“现代化”和”机械化“，比起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弓箭刀枪的清军，差距极大。

人数方面，明朝军队之多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一数二的。朱元璋刚建国的时候，全国军队达180万人，后来永乐到正统时期甚至超过200万，正统以后保持在120万的水平。

而满清入关前最多也就十万八旗子弟。

明朝在装备和军力有巨大的优势，为什么会作战失败呢？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军事制度，明朝制度是“将不专兵，兵不私将”。明朝的兵和将不是在一起，而是分开独立的，需要打战的时候才集结一起。这样能够防止大将拥兵自重造反，但是作战起来，则是效率低下，管理混乱和训练不足。

兵源问题。明军部队主要的来源是 “垛集军”。“垛集军”就是把大批人民划为军籍，世代相传。明朝皇帝一般把自己的对头变成垛集军的来源。

军户的生活相当悲惨。强制的军事屯田，世代不得脱籍，军饷微薄，战时做炮灰，平时做苦力，逃亡则采取连坐，强制亲戚家人代替。这样的兵源先天缺乏强大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而且这种“为战而战”的“职业”士兵很容易军心涣散，厌战心理很强。

在明朝后期，采用了募兵制的征集部队方式。一般结果是民众将军饷一抢而空，然后四处逃命。

养兵问题。明朝实行军事屯田制度，的确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的钱。但是在战争时期是行不通的，如果皇帝以可以屯田为借口克扣军饷，很容易导致兵变，军人生活已经困苦不堪，还要克扣正常开销，只会使得军队缺乏训练，战斗力低下，并且毫无斗志。

战争时期军饷是极其严重的问题。神宗天性贪财，熹宗宠用的魏忠贤贪财，那些权位极高的太监也贪财，要发达的人只能以钱来谋升官，升官后自然要千百倍的剥削回来。军队的管理这也是这样，军官大肆贪污，虚报兵数。于是军费开销越来越大，户部这儿越来越没钱，只有加重老百姓的赋税。就这样矛盾越来越激烈，军事问题却没有解决。

政治上的战略直接影响着战争的战略。

明朝重文清武，军队的统帅基本都是文人出身，比如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文人出真正的帅才很不容易，明朝的运气很好，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可是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其他的文人统帅基本上就是全军覆没。

明朝的战略基本上是防守型。所以袁崇焕能够以几千士兵防守住满清十万大军，但在是野战的时候，明朝优势兵力却难以击败清兵。明朝的长城是很有名的，长城就是典型的防守型战略思维产物。

明朝后期根本缺乏积极进取的皇帝，战略谈不上积极进取是很正常的，加上体制和实力的约束，后期已经无法开展进攻战了。

所谓明朝的超级装备，在某些条件下就变成了不利因素。火炮是从外国传来的，制造这些装备需要大笔的开销，为了避免损耗和外流，一般这些装备都保存起来。可是到了战争的时候，士兵不会使用这些火炮，经常发生击中自己人的事情，更可笑的事，府库管理由太监把持，要使用火炮抗敌，还要向太监们行贿才行。

于是军事技术上的进步完全被政治腐败抵消了。

可见政治上的腐败完全能够抵消军事实力、军事装备的优势。这个时候军事上的优势甚至变成了危害自身的劣势。从战略上看，这些战争没打之前已经胜负已分。

如果不改变明朝腐败的制度，或者说不改变专制的制度，纵然是积累了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也只是苟延残喘而已。明朝的腐朽注定了他的没落。

明朝的溃败不是靠某个英雄能够挽救的。那是一个悲剧的时代，英雄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4袁崇焕

在官渡之战的时候，曹操并没有必胜袁绍的把握。军力相差太多，自己粮草不够，袁绍也不是昏庸之极的人，手下有大批谋士和猛将。曹操要战，是不得已。如果战前有求和的机会，曹操是不会放过的，积蓄自己的实力，削弱敌人的实力，从而达到不战而胜，或者以最小的代价取得胜利，才是真正的战略。可是战与不战，本是曹操能够控制和选择的，其实曹操退无可退，退兵则必败。既然大环境不是曹操可以决定的，那曹操抱怨也无济于事，只有利用自

己的优势和袁绍的劣势，把握最佳的时机出击，如此而已。结果虽然曹操的胜利，但并不是战前可以肯定的。即使有取胜的机会，也仍是需要双方统帅对队战机的利用、转换、把握能力。曹操还是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战后烧掉了自己军中与袁绍联系将领的名单，固然是收买人心的手法，但也是证明曹操清楚地看到那时的形势。

同样，袁崇焕无力改变当是明朝政治的腐败，而且抗清根本就是治标不治本的。但是袁崇焕不可能什么也不做，他还是有可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到训练士兵，将满清控制在北方，甚至如果皇帝信任，假以时日，消灭满清也不无可能。看皇帝的战略，需要看到政治的高度，需要看的是吏治、政策、管理、用人。就一个将帅而言，要看的就是他在自己能力和权力范围内的作为。尤其是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的作为。很像下象棋，你比对手少了一匹马，埋怨和

不冷静不会对你后面的棋有任何帮助，只有确认这个情况，下出着这种劣势情况最好的对着，利用对手的弱点和软手，争取胜利或者求和。才是正确的战略。

所谓战略，就是判断决策的过程，虽然能够对结果有直接和较大的影响，但最终结果并不是单方面战略能够决定的。凭借结果来对一个人定性是不可取的。

袁崇焕初到辽东的时候，局面很艰巨。明朝军事上已经是几番惨败，颇有军事才能的熊廷弼也被无端逮捕，士气低落。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

当时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

袁崇焕提出了将防线向北移的战略，不久他到达了宁远，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袁崇焕到后，当即筑城，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

袁崇焕指挥明军打赢了两次宁远大捷，都是血战险胜。但是这两次的胜利都是属于防守性质的，什么时候开战、什么时候撤走，都取决于满清，清兵有了这样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可以掌握战机，不利的时候就撤退，所以并没有给清兵造成实力上的致命一击，而且明军野战能力极弱，防守已经是十分勉强，更不用说追击。这两次大捷，其实都是清兵的战略撤退，而不是溃败。

其间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而且袁崇焕还提出和皇太极议和。（这时努尔哈赤已死，满清由皇太极掌权）当时议和是对双方面有利的事情。

满清方面，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皇太极的权位还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市场。满洲当时是奴隶制，掳掠汉人农耕，生产力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向关内侵略，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望，巩固权位。（不久满清进攻朝鲜胜利，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

明朝方面，明方需要的是练兵、筑城、屯田。明朝需要精锐的野战军，需要建设防御极强的城，更主要的是，朝廷向来拖欠军饷，不得已还要屯田来保障补给的供应。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

满清所提的要求是经济性的，皇太极自知人口与兵力有限，经不起长期的消耗战，对于缔结和平具有极大诚意。可是明朝朝廷瞧不起金国，于对方来信一概不答，只由地方官和对方通信，而且对于议和一概不予理会。并且有大臣为此一再弹劾袁崇焕。

谈和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袁崇焕还是利用了满清入侵朝鲜的时机大大巩固了宁远的防御。不久袁崇焕在魏忠贤的压力下被迫辞职。直到崇祯杀死魏忠贤后，才重回宁远担当大任。袁崇焕坚持了“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主的战略。他第二次督师宁远 ，主要战略就是解决两个问题。

其一，军饷问题。

当时为了军饷问题已经发生了多次军变。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达四个月之久。袁崇焕杀了几个为首的军官，暂时平息了局势。可是军饷迟迟不到，兵士又哗变。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欠饷，袁崇焕提出了发“内帑”，“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崇祯为此很不高兴 ，不愿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最后才很不得已的拿出钱来。（看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府库清单所 列，府库存银三千七百万两，金数千万两，而户部仅银四十万两、捐银二十万两。可见国库之虚，而皇帝的私家库房还是很充足，崇祯很舍不得拿自己的钱出来）

其二，议和问题。

袁崇焕罢官时候，皇太极开始自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与皇太极开始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反应。袁崇焕提出先决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皇太极一直千方百计的求和，不但自己写信给明朝边界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劝告。每一个战役的目标，都是“以战求和”。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

再看一段史实记载。

《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 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 。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

可见皇太极有相当的自知之明，用辞十分谦卑。而崇祯毫不理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他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他打任何交道。既不了解形势，又妄自尊大 ，并且还激怒了皇太极。

崇祯二年，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避开袁崇焕防守的东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可见满清之入侵，不是一个山海关可以守住的）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袁崇焕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恶斗八小时，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

袁崇焕其时因为急于救援，来的兵力较少，他想等到集结大规模兵力，再对清兵进行彻底的反击，于是他调度部分兵力深入敌后骚扰清兵，没有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本来这个战略是很正确的，皇太极这次孤军深入，已经犯了兵法大忌，按照袁崇焕的想法，完全有可能将满清部队一次性的击溃。要知道，满清根本无法承受一次这样的毁灭性打击。所以袁崇焕在等待最好的战机，等待勤王大部队的集结。

就在这个时候，清兵溃败之后，心中不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的居民顾着自己身家性命，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崇祯看到袁崇焕迟迟不肯决战清兵，又听到北京城了谣言四起，忧虑重重。加上皇太极恰到好处的一个“离间计”。崇祯终于把袁崇焕下狱了。

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崇祯催促满桂（袁崇焕手下大将）冒险求战，满桂不得以出兵，全军覆没。

祖大寿（袁崇焕手下大将）本来率军营救京城，看到袁崇焕下狱，掉头冲出山海关北去，结果又被袁崇焕修书回兵，意图打胜战立功救出袁崇焕。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切断清兵后路，逼迫清兵退回辽东。（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很多。袁崇焕下狱，导致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从此溃兵加入流寇，使得只会抢粮、不会打仗的饥民有了军事上的领导， “流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成长为明朝的威胁。

后来，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在押送处死中途中，就被民众“咬穿肚腹，直达内脏”。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

袁崇焕既忠且能，可惜生不逢时，最后还落得一个凌迟。经历过袁崇焕的凌迟，以为无论谁投降满清都是可以理解的，想想以袁崇焕如此忠心耿耿，尚且是这样下场，何况其他人。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三桂父亲吴襄曾为宁远总兵，都是袁崇焕的部属。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这些都是袁崇焕战略下培养出来的精兵强将 5凌迟

相对于那个悲剧的时代，凌迟只是盛筵上一个不起眼的水果拼盘而已。那只是一个小小的结束，并不是这幕悲剧的高潮。那个悲剧时代太多太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凌迟看起来也不算很不可理解。

既然说袁崇焕在战略上根本没有过错，为什么又会导致凌迟这个最终结果呢？难道是命运的不公平吗？命运甚至没有给过袁崇焕机会，都是袁崇焕自己在争取。相比之下，命运给了吴三桂机会，吴三桂也及时把握住了，命运也给了史可法机会，史可法却毫不犹豫的放弃了。

袁崇焕能够避开凌迟的命运吗？

袁崇焕绝非不知进退的人。在魏忠贤权倾天下的时候，袁崇焕一样在辽东给魏忠贤建生祠，魏忠贤派太监监兵，袁崇焕也应付得很好。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保荐他的御史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可是在袁崇焕的战略中，他首先必须要有督师这个官位，才能够开展自己的练兵、守城战略计划，否则一切都是空谈。

当时，魏忠贤大肆消灭东林党人，对袁崇焕还算客气，不能不说与袁崇焕的妥协战略有关。到了今天，有些人习惯性的指责历史上说过违心话的人物，认为他们应该宁死不屈，直言不讳，其实是太过了。有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令人敬佩，有人忍辱偷生，也是为了解决问题，付出的代价、承受的压力更大。

要袁崇焕像史可法一样战死，像东林党人一样骂魏忠贤而死，很容易做到。袁崇焕并不畏死，可是这样的死除了给中国历史上增添一个道德高标，给自己留下一个“有气节”的名声，还能够怎么样呢？能够解决当时一丝一毫的问题吗？对国家有一点建设性的作用吗？当时明朝能够没有袁崇焕这样的人才吗？

然而，纵然是崇祯信任和重用袁崇焕，给予他完全的权利和军饷，袁崇焕如愿以偿地在彻底消灭满清，那又怎么样呢？

他马上要面对的是李自成的百万大顺军。他还能够成功吗？

袁崇焕就像是一个消防队员，他积极的扑火，可是外面、里面都起火了，而且火势愈来愈大，最终他也会力不从心，他很有可能也能够平息李自成的大顺军，但是明朝腐败的制度才是那个到处放火的，他能够平息以后显然越来越多的“反贼”吗？他又能够忍心对没饭吃，不得不造反的农民下杀手吗？或者说，他能够觉悟而反对明朝吗？

袁崇焕的结果是那个年代注定的悲剧，凌迟只是悲剧结局的一种而已。

《明朝的那些事儿》人物统计

1 明太祖

朱元璋

洪武

1368~1399

郭子兴 徐寿辉 陈友谅 张士诚 常遇春 徐 达 冯国胜 朱文正 李文忠 傅友德 蓝玉 刘基叶琛 章溢 李善长 汤和 韩山童 刘福通 李贞 赵普胜丁普郎 胡大海 孙炎 邓愈 赵德胜 薛显 张定边 王保保 胡惟庸 宋濂 马皇后朱亮祖 道同 郑士利 方克勤 郭桓 袁凯 朱标 纳哈出 郭英 耿炳文 沐英

2 明惠帝

朱允文

建文

1399~1402

齐泰 黄子澄 方孝孺 李景隆 道衍（姚广孝） 张玉 朱权 平安 铁铉 高巍 盛庸

3 明成祖

朱棣

永乐

1403~1424

纪纲 解缙 郑和（马三保）陈祖义 瓦剌马哈木 鞑靼阿鲁台 邱福 王聪 霍亲 王忠 李远 朱瞻基李谦 张辅 张玉

4 明仁宗

朱高炽

洪熙

1424~1425

杨士奇 杨荣 杨溥 ……

5 明宣宗

朱瞻基

宣德

1426~1435

杨士奇 杨荣 杨溥 张辅 夏原吉 胡濙瓦剌脱欢

6 明英宗

朱祁镇

正统

1436~1449

杨士奇 杨荣 杨溥 王振 张太皇太后 张辅 胡濙 瓦剌也先 王直 邝茔 于谦 钱皇后伯颜沾木尔

7 明代宗

朱祁钰

景泰

1450~1457

于谦 喜宁 罗通 刘定之 石亨 王直 胡淡 李实 杨善 陈循江渊 徐理 曹吉祥 张轨 徐有贞

8 明英宗

朱祁镇

天顺

1457~1464

徐有贞 石亨 曹吉祥 张轨 李贤 王翱 曹钦 孙镗 吴瑾 冯益 汤序

9 明宪宗

朱见深

成化

1465~1487

万妃 韩雍 汪直 纪妃 张敏 吴皇后 梁芳 尚铭 万安怀恩

10明孝宗

朱祐樘

弘治

1488~1505

万安 怀恩 刘吉 王恕 马文升 邱浚 刘健 李东阳 谢迁李梦阳 唐伯虎 （唐寅） 祝枝山 文徵明 徐祯卿 程敏政徐经 华泉 刘大夏 杨一清

11明武宗

朱厚照

正德

1506~1521

刘健 李东阳 谢迁 刘瑾 焦芳 韩文 王岳 王华王守仁（王阳明） 方奎 张彩 张永 钱宁 杨廷和 梁储 蒋冕张钦 孙玺 小王子 王勋 魏彬 张忠江彬 朱宸濠 王琼 孙燧 刘养正李士实 戴德孺 伍文定许泰 刘晖 王冕 刘姬 蒋瑶 乔宇 谷大用 钱德洪 王畿

12明世宗

朱厚熜

嘉靖

1522~1566

杨廷和 张璁 桂萼 杨慎 蒋冕 毛纪 郭勋 杨一清 夏言杨金英（宫女）

严嵩 严世蕃 杨博 陆炳 徐阶 赵时春 唐顺之 曾铣 仇鸾 高拱张居正 鞑靼俺答 丁汝夔 王邦瑞 沈錬 赵贞吉 李春芳 殷士詹 王世贞 杨继盛张经 李天宠 赵文华 胡宗宪 俞大猷 戚继光 徐渭 汪直 徐海王翠翘 毛海峰 王本固

谭伦 李成梁 李默 鄢懋卿蓝道行 罗龙文 袁炜 海瑞王用汲 李士翱 顾磷 胡应嘉 李登云

13明穆宗

朱载垕

隆庆

1567~1572

高拱 张居正 欧阳一敬 齐康 李春芳 陈以勤 赵贞吉 潘季驯 殷正茂 王崇古 杨博 谭伦李成梁（1526-1615） 张溶 朱衡 殷士詹 冯保 高仪 程文 邵大侠 何心隐

14明神宗

朱翊钧

万历

1573~1619

张居正 李太后 申时行 王锡爵 冯保 赵用贤 吴中行 张四维 海瑞 丰臣秀吉 德川家康李如松 李如柏李如梅 祖承训 宋应昌 沈惟敬 李宁 杨元 杨镐 张世爵 查大受 骆尚志 赵志皋 董一元 麻贵 石星 刘艇 刘綎 陈璘邓子龙 李舜臣 王皇后 郑贵妃 王家屏于慎行 汤显祖 许国 张位 顾宪成 沈一贯 朱赓朱常洛 沈鲤 李三才 王时敏赵南星 叶向高 王日乾 王之寀 郑国泰 胡士相 张问达 李成梁王杲 阿台 觉昌安 塔克世努尔哈赤（1559-1626） 杜松 马林 熊廷弼

15明光宗

朱常洛

泰昌

1620

郑贵妃 崔文升 刘一璟 周嘉谟 邹元标 孙如游 杨涟 王安 方从哲 李选侍 李可灼 李进忠（魏忠贤）

16明熹宗

朱由校

天启

1621~1627

杨涟 左光斗 赵南星 高攀龙 邹元标 孙慎行 叶向高 熊廷弼 袁应泰 王化贞 罗一贯 孙得功李永芳 张鹤鸣 王在晋 毛文龙 赵率教 满桂 吴襄汪文言 于玉立 梅之焕官应震 魏忠贤 孙暹 卢受因 王安 客氏 顾秉谦 魏广微 冯铨 施风来 崔呈秀 许显纯 史可法李养正 顾大章 魏大中 袁化中 周朝瑞 周顺昌 颜佩韦 杨念如沈杨 周文元 马杰 黄尊素高第 张嫣

17明思宗

朱由检

崇祯

1628~1644

魏忠贤 皇太极 袁崇焕 赵率教 满桂 祖大寿 陆澄源 徐应元 李永贞 刘若愚 李朝钦 黄宗羲孙承宗 毛文龙 范文程 李永芳 黑云龙 梁廷栋 余大成 周延儒 温体仁 钱龙锡 钱谦益 王永光韩一良 刘懋 何可纲 张春 孙元化徐光启 孔有德 谢涟耿仲明 李成九 毛成禄 朱大典 黄龙 尚可喜 杨鹤神一魁 王左桂 高迎祥李自成 张献忠 吴三桂 洪承畴 曹文诏 左良玉 陈奇瑜 卢象升 孙传庭 贺人龙 祖宽 张凤翼 杨嗣昌 刘泽清 高起潜 熊文灿 王朴夏承德 黄道周 徐宏祖（徐霞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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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朝经明光宗的短命和明熹宗的错庸使得国势进一步下滑。企图挽救明王朝灭亡的明思宗即位后，虽然有所作为，勤政有加，但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而对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局面，明思宗朱由检已没有能力驾驭这种江河日下的形势了。

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明神宗就开始荒于政事。李太后年纪渐大，对明神宗也实在无力再管束。万历十七年（1589）元旦，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疏，称明神宗沉湎于酒、色、财、气。阁臣王家屏次日再上一本，自请罢官。最后明神宗竟三十年不上朝，只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许多朝臣都没见过皇帝一面，经过这一时期明朝的国力进一步衰退。

而此时的努尔哈赤率领的女真族却崛起于东北地区，以后成了明朝的大患。

明神宗久未立储，成为朝臣争执之端，无意中亦成为东林党议上肇始。万历二十二年（1594），欲立郑贵妃所生子朱常洵为太子，廷臣则普遍请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故朝廷出现国本之争。吏部文选郎顾宪成力争“无嫡立长”，触犯明神宗。首辅王锡爵将辞官，顾宪成推举王家屏代为首辅，王家屏也是立长派，顾宪成因此再次触怒明神宗被革职还乡。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

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东林党人杨时乔与左都御史温纯主持乙巳京察，距癸巳已十二年，期间爆发了“伪楚王案”，形成沈一贯与沈鲤两大集团的斗争，沈鲤借机贬谪浙党官员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及御史张似渠、于永清，沈一贯则称病闭门家居，最后内阁只剩朱赓一人，叶向高曾说“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衅四也；凤声气习日趋日下莫可挽回，五也”。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辛亥京察，由年届八十的吏部尚书孙丕扬主持，徐绍吉、周永春等策划倾覆东林，被吏部右御郎王图制止。这时期朝廷的党争形成南党和北党之争，互相攻击，京畿道御史徐兆魁说：“东林所至，倾动一时，能使南北交攻，角胜党附”。 日后阁部大臣，长久缺员，万历帝亦置之不理， 叶向高先后上疏百余次，力陈：“今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南都九卿亦只存其二”，“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长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吏部尚书孙丕扬曾推荐沈鲤、郭正域、顾宪成、赵南星、高攀龙等，神宗一概不理。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浙党吏部尚书郑继之主持丁巳京察，是神宗朝最后一次京察，齐 、楚 、浙 三党大肆斥逐东林党人。至此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泰昌元年（1620年）的移宫案中，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人拥立太子朱由校继位有功，赵南星、高攀龙、顾大章、夏嘉遇、周宗建等重新启用。天启三年（1623年）东林党人主京察，又逐齐楚浙党，明末考核京官的制度成为党争的工具。明末国子祭酒倪元璐说：“其始天子静摄，听臣工群类之自战而不为之理，所谓鼠斗穴中，将勇者胜耳。故其时其血玄黄，时胜时败”。

天启三年（1632年）京察，赵南星掌吏部，力斥浙党、齐党、宣党等三党官员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等“先朝结党乱政”，议当罢黜。

万历三大征是中国明代万历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的统称。 宁夏之役。即镇压哱拜之乱。 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年间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二十年二月，纠合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明廷特调副麻贵驰援，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3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六月，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朝鲜之役。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 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明廷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3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王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成为导致明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大征”是万历当政的48年中唯一可圈可点的政绩，这之后万历就隐居深宫倦理朝政，做了二十多年的“隐居皇帝”。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叛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明军与后金战于萨尔浒，当时明军援辽之师大集，恰遇叶赫告急求援，明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杨镐遂于二月在辽时誓师，期借此消灭后金，解除东北边防威胁。由于明朝指挥失当，明军进入伏击圈，前后夹击，全军覆没，朝鲜援军亦投降。这次萨尔浒大战，明军损失惨重，后金军势大振，又于六月、八月先后攻陷开元、铁岭，马林战死。从此，后金与明之间攻守之势逆转，后金兵开始了长驱直入征讨明朝的掠夺之战。 红丸疑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明神宗去世。八月，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是为明光宗。

他在登基前的七月廿二日及廿四日，俩次发内帑共计一百六十万两，赏赐在辽东前线明军并重用名将熊廷弼对抗后金的崛起，缓解萨尔浒之役后前线的困境。光宗也相继重用东林党人使朝政转危为安，但仅仅过了1个月，朱常洛因病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而死，史称“红丸案”。但光宗在十多年不得其父宠爱下登位，心理高兴有余一口气收下郑贵妃向他进献8位美女。由于纵欲过度不久病倒，太监崔文升进以泻药，连泻三四十次；八月二十九日，又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九月一日五更时猝死，时年39岁。 阉党干政

泰昌元年（1620）九月一日，明光宗病逝，年已16岁的皇长子朱由校即位，下诏改元天启，是为明熹宗。

明熹宗即位后，魏忠贤开始得志。天启三年（1623）十二月，魏忠贤受命提督东厂，一时厂卫之毒流通天下。一大批不满魏忠贤之官员士子惨死狱中；一大批无耻之徒都相继阿附于他，其中有“五虎”、“五彪”、“十孩儿”、“四十孙”之号；更有一批阿谀之臣到处为他修建生祠，糜费民财数千万。他自称九千岁，打击异已，专断国政，以致人们“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天启七年（1627），朱由检即位后，大力惩治阉党，治魏忠贤十大罪，命逮捕法办。他得悉后自缢而死。至崇祯二年（1629年），其余党也被彻底肃清。

而此时的明朝正是国家内部饥荒频传，民变不断，外患持续，明朝已经陷入风雨飘摇之境地。

天启七年（1627）八月，明熹宗病逝于乾清宫，临终遗诏：“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朱由检当天傍晚入宫，第三天即皇帝位，诏明年为崇祯元年，这就是明思宗。

朱由检即位后，首要任务是从魏忠贤手中夺权，而此时的魏忠贤则由于熹宗早亡而失去了靠山，虽然手中仍有相当势力，但不敢如以前那样骄横。 九月，魏忠贤请辞东厂职，朱由检没有批准；他又“乞止生祠”，但只被允止少许。十月以后，魏忠贤集团内部分化，有人弹劾魏忠贤之罪。朱由检不失时机地向魏忠贤开刀，他先是下令安置魏忠贤于于凤阳，继而又下令逮捕。魏忠贤闻悉后自缢而死。由此，朱由检真正掌握了国家大权。 满清的崛起和对明朝的骚扰 参见：丁卯胡乱、丙子胡乱、己巳之变

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败回沈阳。后治疗无效而死。皇太极即后金汗位。皇太极即位以后，调整满汉关系，使他治下的汉人各安本业。他在改汗为帝之后不久，即崇德元年（1636）东征朝鲜，即消除了对明战争的后顾之忧，又扩充军事实力。皇太极采取的这些措施，也迅速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改采绕道长城以入侵北京，袁崇焕紧急回军与皇太极对峙于北京广渠门。经六部九卿会审，最后杀袁崇焕，史称己巳之变。其后皇太极多番远征蒙古，终于在六年后（崇祯八年）彻底击败林丹汗，次年在盛京称帝，改国号为大清，并且五次经长城入侵明朝直隶、山东等地区。当时直隶连年灾荒疫疾，民不聊生。辽西局势亦日益恶化，清军多次与明军作战，最后于1640年占领锦州等地，明军主力洪承畴等人投降，明朝势力退缩至山海关。 内地农民起义爆发 参见：李自成、大顺政权、大西政权

明朝中期之后时常发生农民起事，崇祯时期本身朝政混乱与官员贪污昏庸；与后金的战争带来大量辽饷的需求以及清兵的掠夺；以及因为小冰期气候变冷，农业减产带来全国性饥荒，这些都加重明朝百姓的负担。

崇祯三年（1630），李自成跟随“闯王”高迎祥起义，号为“闯将”。崇祯九年（1636）八月，高迎祥在战斗中被俘牺牲，李自成被推为闯王。经过九年多来的南征北战，这时的李自成已是农民军的领袖。他率领的部队坚甲铁骑，逐渐成为各路起义军中一支举足轻重的队伍。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大顺军会师北京城下。李自成指挥大军环攻九门。大顺军将士架飞梯奋力攻城，攻占外城。与此同时，太监曹化淳献彰义门投降。崇祯帝听到城破，立即命其3个儿子更衣出逃，逼周皇后自缢，剑砍长女乐安公主手臂，又杀妃嫔数人，然后换上便服，携太监王承恩等数十人，出东华门，企图出逃，没成功，又返回宫内。十九日清晨，李自成军攻破内城。崇祯帝亲自响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崇祯帝见大势已去，便与太监王承恩入内苑，对缢于煤山（景山）寿皇亭树下，明朝至此宣告灭亡。

李自成攻克北京后，纵容部将在京城内不惜重刑相逼大肆搜刮遂失民心，又没有及时应对驻守山海关明将吴三桂，结果走投无路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亲率部队攻吴三桂，失败。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深夜便焚烧宫殿与九门城楼，向西撤退。大顺军仅在北京驻扎四十一日。之后，大顺军接连内讧，战斗力大损，与清军交战时也连连失败。

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为安抚汉人笼络民心，多尔衮下令礼葬崇祯帝，臣民服丧三日。十月，顺治帝进北京。北京开始成为清朝的都城。

明朝时期有一位官员，生前两袖清风，是一位被载入史册的清官，他就是明朝时期著名的抗倭名将王士琦。在王士琦死后300多年，他是清官的形象遭到了严重质疑，原来在1954年，位于临海张家渡镇王藏山麓的王士琦墓中出土了一批金冠、金带等珍贵文物。王士琦是明朝的名将，根据历史记载，他去世时是以草席裹尸下葬的，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大清官啊！那么为什么其墓葬会突然间出土了这么多珍贵文物呢？ 

王士琦的平生事迹简介

王士琦（1551年－1618年），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历任南京工部主事、兵部郎中、福州知府等职，是明朝中期杰出官员、将领、军事理论家，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才。

由于王士琦是进士出身，先是在京任职，后被委任到地方任要职，最后升任为右副都御史巡抚大同(从二品)。他在镇守边境重镇云中时，因为严守北疆，处理边疆事务井井有条，刚柔相济，威信素著，被人盛赞“有边才”。

“监军参政王士琦怒，缚其中军，綎惧，力战破之。”——《明史·刘綎传》

万历年间，日本大举入侵朝鲜，朝鲜八道几乎全部被占领，朝鲜国王向大明求救。处于对附属国的保护，大明朝廷决定派出王士琦等人援助朝鲜，对抗倭国。最终明军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

在浙江省临海市有一个“十伞巷”，这里有一个“父子四进士，一门三巡抚”的励志故事。王士琦有四兄弟，他们父子五人当中有四个进士，一个贡生，三人官至都御使兼巡抚。虽然王家多人身居要职，但他们为官清廉，因此百姓送了十把“万民伞”给王家，所以其居住地又被称之为“十伞巷”。

清廉的王士琦墓葬里，出土了众多珍贵陪葬品

1618年王士琦逝世时，是以草席裹尸而下葬的，为何会在其墓葬中牵扯出众多宝物呢？在1954年，有300多年历史的王士琦墓穴坍塌，漏出了一些金器。当地文物部门接到报告后，迅速赶来保护现场。

随后文物工作者对王士琦墓葬进行了保护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就高达22件。由于文物规模之大，在被保护之前被村民顺手牵羊拿走了一些。因此，当地文物部门对村民采取教育措施，让村民上交被拿走的部分陪葬品。

最终经过清点核实后，王士琦墓葬一共出土陪葬品107件，大部分为黄金饰品，预估价值高达10亿，被收藏于浙江博物馆之中。

王士琦墓葬为何会有这么多的陪葬品？

明朝大清官墓葬出现大量金器，这成为了人们议论的焦点，很多人不能理解一个以草席裹尸而下葬时清官，其墓葬里竟然还有这样的秘密。

《临海县志》记载：“殁之日，帑无长物，旅榇萧然。”

根据临海县志记载，王士琦死后下葬时并没有任何值钱的陪葬品。当时王家在当地名气是很高，就算王家因为清廉而不对王士琦进行厚葬，但如若允许乡里之人也会凑钱给王士琦风光大葬。但最终他却选择了裹席而葬，这就说明了王士琦是处于明志的原因。专家们为了弄清楚原委，终于找到了原因。

王士琦墓葬中的陪葬品

原来在王士琦死了几年后，万历皇帝在得知他以草席裹尸下葬的事情后，很是伤感，感觉自己亏待了这么一个大清官。于是下令重新对其进行厚葬，赏赐若干珍贵陪葬品，并修建宏伟外茔。处于对死者的尊敬，当时万历皇帝下令重️厚葬时，并没有打开王士琦的棺椁把陪葬品放进去，而是放在了棺椁外面。

这也就是为什么裹席而葬的王士琦会有那么气派的合葬墓，并且拥有大量珍贵陪葬品，在墓穴坍塌时陪葬品外露的原因。

王士琦墓葬大量珍贵陪葬品的原因终于水落石出，对于他的清廉，不但老百姓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就连身为一国之君，高高在上的皇帝也喜欢这样的清官，才会有了300多年后王士琦是不是清官的争议，同时也让消息的人们更加敬佩他。

说起明朝的历史，我觉得就是个神话，电视剧里也有很多关于明朝历史的，也有很多历史上没有记载的令人疑惑的地方。大家都知道，明太祖朱元璋开国以来，大明王朝在军事上始终呈现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强硬态势。明太祖时期八次御驾亲征塞外，明成祖五次御驾亲征漠北，到万历三大征，大明王朝取得了大多数重要战役的胜利。万历三大征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损失惨重啊。

大明帝国长达三百年的历史，涌现出一批军事家和名将。我记得的有明初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沐英等名将，明太祖朱元璋自已也是一位雄才伟略的军事统帅。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军事统帅，还有名将沐晟、张辅，后来则相继涌现了王守仁、戚继光、俞大猷、李成梁等杰出军事人才。

明朝万历年间的三大征,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的统称,虽然明朝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此时的大明帝国也已是原气大伤。

1宁夏之役。镇压哱拜之乱。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年间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亡命。哱拜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明廷特调副麻贵驰援，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2播州之役。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3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六月，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3朝鲜之役。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大明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明廷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3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王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成为导致明代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损失的比较重要的将领，我觉得是哱拜：

在万历二十年因缺饷而发生宁夏兵变后，哱拜卷入其中，周旋于乱兵、土默特和明军之间，最后虽然设法杀死兵变首领以投降，但还是遭遇明军进攻。按李如松的说法，其 家丁在劝说之下投降，蒙古家丁则与哱拜一起抵抗到底，最终在火攻中被全歼。宁夏镇的一代强兵，就此灰飞烟灭。

我也是才疏学浅，对于历史研究的不算多，要算的话也就是平时看的历史剧还可以，但是电视毕竟与历史有所差距，大家要是想了解更多，推荐大家看看大明的历史，可能会了解更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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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1573年～1620年）年间，三役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虽都以胜利而告终，但每场战争都是一波三折，惊心动魄，胜利的同时也付了出了惨重的代价。

每场战争所牺牲的人物都是无可比拟的，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花多大的代价都要成功吧！

第一次入侵

在1592年5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基本统一日本后，为了平息国内武士对土地分封不均不满，决定对外发兵，以获取更多的土地，并完成其最终统一中国、朝鲜和日本三国，称霸东亚的图谋。朝鲜国王宣祖李昖（yán言）在仓忙间逃奔平壤，但没过多久，因日军追击而至，于是只得再继续逃至中朝边境的义州，并遣使向其宗主国明朝求援。明朝副总兵祖承训率师渡鸭绿江救援朝鲜，与日军战于平壤，但却首战失利，祖承训仅能只身逃脱，这使得朝中震动。

第二次入侵

李舜臣守在鸣梁海峡，但因兵力薄弱，所以决定设陷阱，派人乘退潮时在岸边设置了铁索与木桩。9月16日，日军统帅藤堂高虎率领330余艘战船和2万陆军出发，欲趁涨潮时攻进鸣梁海峡，全歼朝鲜水师。李舜臣首先将海陕内的民用船只侨装成战舰，以扰乱日军，使其以为朝鲜水师已恢复过来。他自己则亲率12艘战船引敌深入鸣梁海峡

要说那个是最好的将领，我却认为是邓子龙！邓子龙年逾七十，仍然意气风发，驾驶三巨舰向日军进攻，并自为前锋，与日军决战。战斗时曾携壮士三百人跃入朝鲜战舰以救援，直前奋击，日军死伤无数。但其他战舰却误掷火器于邓子龙的战舰，使战舰起火，结果邓子龙无路可退，壮烈牺牲。

古代的战争最后受伤的都是那些征战沙场的人！想想还是那些人可怜！真心佩服那些人！让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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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两句

我认为，无论是哪场战争，打得都是经济。士兵装备要钱、士兵吃饭要钱、打输了要抚恤金、打赢了中国自称天朝，也不好意思问它要。

相当于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打架，好不容易把别人打败了，自己也搞得遍体鳞伤，但是拒绝对方给予的治疗援助，这就很伤元气了。

万历三大征从结果上来讲都是以胜利告终，而且明朝重文轻武的特点，也决定了在三大征中阵亡的武将少有像邓世昌这样青史留名者。如果执意要选出一个的话，也就是邓子龙了。但是邓子龙也不过是水军的部将而已。实际上万历三大征对于明朝高级军官团队并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戚继光之后的名将如李如松，麻贵等等都在部分战役里刷了不少经验值。

精锐部队方面，既可以说全部的明朝军队都遭受了损失，也可以说没有损失任何的精锐部队。中后期的募兵制决定了士兵是将领的私人财产，而三大征基本上都是依靠这些军队平定的。如果只从建制损失的角度看，三大征之后的明朝依然保持了比较成型的军事建制和武力威慑。

所以我认为，明朝损失的最大的是其自身的元气。而这比某某著名将领的陨落要严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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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历三大征中，那种用明朝损失的最好的炼焦是谁我真的不知道，明早损失的精锐部队又哪几只？我也不太清楚这个企业类始终都有记载，请去翻阅古代书籍

我来说两句

只要有战争就会有损失和伤亡，在万历三大征中损失的最好的大将应该是邓子龙，他被人称为是民族英雄，为我们的疆土的完成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爱莲说》

古人喜欢借用莲花的品性来比喻良好的品格，而为官之人也当如莲花一般，心思澄明，不蔓延不好的想法，不勾结乱世之人。当自身的清廉品质弥漫各处，到哪里都被称为是位干净的翩翩君子。

清正廉洁的官员受人敬仰

西汉时期的赵广汉，在为官时表现出了高度的责任心，常常通宵处理政务，他头脑聪明，办事效率极高，且亲切待人，他为官之地的百姓都十分爱戴他。《资治通鉴》曾这样描写赵广汉：京兆政清，利民称不容口。这是对赵广汉最真实的评价。不过由于他为官正直，难免冲撞一些骄横的皇亲国戚，最终赵广汉没能逃过被处罚的命运，令人感叹惋惜。

唐代大臣徐有功，为了正道和自己内心的思想多次顶撞武则天，他竭力阻止冤案的发生，时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用尽全力来保卫律法的完整，为公正出生入死，他曾说“我身在大理，人命关天，怎能为顺应皇帝的质疑来宝宫位。”他在恶势力侵袭之下，不停地反抗战斗，甚至背叛了三四次死刑都毫不畏惧，他平反冤案，挽救了数以万计的生命。如果说以上两位的故事已经让人感慨万千，那么这篇文章的主人公：王士琦的故事，想必会激起大家更大的内心波动。

王士琦是明朝有名的将领，军事家。他最令人敬佩的事迹是在他刚入朝的时候，敌方刘綎带领军队进攻失败，军心动摇，就在他的兵团失落之际，王士琦抓住机会力挽狂澜，带领军队在关键的时刻扭转了局势，取得了战争胜利。这是个极其勇敢的行为，因为敌方军队强大，王士琦带领的不过是对方人数的一半，但他抱着战争就是冲向死亡的念头迎向敌人，这才取得了胜利。

除了场场战役勇猛，在处理其他事情上，他也抱着尽最大努力做好的决心，他一度在云中得到了“有边才”的赞誉，他的头脑和勇猛都得到了朝廷的赏识。王士琦为官期间十分清廉，人们当时给予王士琦这样的评价：“唯见旧衣故靴。”可见其清贫，他逝世时，穷的连置办棺材的钱财都没有，最终只能裹在草席中寒酸下葬。可就是这样一位为官清廉却穷困潦倒的官员，却在300多年后的坟墓中，发现了大量的金银珠宝，这是为什么？

生于恶劣大环境，父亲成为唯一榜样

明朝中期，王士琦出生了，这个时期已经是明朝奄奄一息的时期，昔日的光辉已不复存在，而一国之君对于政务置之不理，只是潜心研究那些如何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黎民百姓连饭都吃不起，官员也不扶政，每日闲散，奸人盗贼更是横生肆虐。在恶劣的环境下， 倭寇们也不甘示弱，随时有爆发倾向。

王士琦的父亲是一位朝中的官员，和大多数的官员不同，父亲想要扭转这样的局势，王士琦父亲为官期间一直正直亲切，体恤爱民，解决大家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得他做官守护之地安静祥和，王士琦从小受到父亲高风亮节的熏陶，励志以后也要成为和父亲一样的清官。

战功赫赫，百姓感恩

长大后，王士琦如愿成为了朝中一位官员，他先是管理南京，是兵部的主事，后又管理重庆，成为了太守。任职之时，杨应龙起兵谋反，他行为恶劣，强行压制所在地播州的数位官员，肆意滥杀当地无辜的平民百姓，朝廷速派王士琦前去治理，王士琦到达当地，他平定平民之心，压制下谋反，使当地重新恢复了祥和，当地百姓对他连连称赞，他也因此升了官，成为了一名按察副使。

江河日下的明朝大环境，更多危机还在潜伏。果不其然，在王士琦平定杨应龙事件几年后，沿海的倭寇们也按耐不住出来挑事了。这帮倭寇频繁挑事，叨扰当地居民。王士琦听闻此事，倍感焦虑，他主动请求出战，自愿前去抗击倭寇，哪怕是敌人强大，自己敌不过，也必将拼尽全力去抗击。

在抗击倭寇之初，因为敌人奸诈狡猾，王士琦方屡次陷入套路失败，抗击倭寇形成了僵局。据记载，王士琦五次与倭寇在海上开战，时局不好的时候，被攻陷多地，王士琦一路追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