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郡：汉改薛郡为鲁国，治鲁县（秦以曲阜为鲁县）。晋为鲁郡。北齐为任城郡。又隋有鲁州鲁郡，唐有兖州鲁郡，虽辖有曲阜（隋改鲁县为汶阳，继又恢复曲阜原名），而治所均在兖州。

「濮」源出

濮（Pú）姓源出有四：1、出自有虞姓，是舜的后代，以地名为氏。虞舜为炎黄部落首领时，将他的子孙散封于濮地，其后代遂以地名为姓，形成濮姓，世代相传。2、出自高阳氏，是颛顼的后代。颛顼帝裔孙陆终之后，有另居于濮者，其后以地名为姓。3、出自姬姓，是卫国康叔的后代，以邑名为氏。据《姓苑》的记载，春秋时，卫国有大夫封于濮邑（今河南省濮阳市东濮城），其后以封地邑名为姓，称濮氏。4、出自熊姓，以国名为姓。据《路史》的记载，周朝时，有百濮国（在今湖省北石首县南），国人以濮为姓，亦称濮氏。

得姓始祖

姚散。根据《路史》上记载，是姚舜（虞舜）的`儿子姚散的后代，受封于濮，后代子孙即以濮为姓，称为濮氏。故濮氏后人尊姚散为濮姓的得姓始祖。二、迁徙分布（缺）濮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濮姓的主要来源有：根据《路史》上记载，是舜的儿子散的后代，受封于濮，后代子孙即以濮为姓，称为濮氏。根据《姓苑》的记载，是因为卫大夫食采于濮，后代因此就以地命氏，已经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根据《路史》的记载，濮氏就是百濮之族。所谓百濮之族，就是《左传·文十六年》记载的夷族，麋人曾率领百濮之族聚于选这个地方，准备讨伐楚国。百濮之族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今湖北省石首县的东南，后来迁到河南的濮河两岸定居下来，成为河南的一个著名姓氏。濮氏在四川的中部，也一向很有名气，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就是“巴中七姓之一”。根据学者考证，四川的濮氏，当初是从湖北迁过去的。望族居于鲁国郡，即现在的山东滋县西部。

堂号

濮姓的主要堂号有：“尚忠堂”等。

濮姓宗祠通用对联

〖濮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高丽殉节；东海受诗。——佚名撰濮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明代人濮真，远征高丽时被俘，高丽王诱他投降时，他说：“大丈夫有一颗赤心，怎么能顺从你呢！”随即抽出佩刀，剖心而死。下联典指西汉东海人濮仲翁，宣帝时应朝中征召，曾向宣帝讲过《诗》。

名高东海；志迈雄师。——佚名撰濮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西汉名人濮钟仲翁，东海人。尝授诗与宣帝。下联典指明代人濮真，征高丽被执，剖心拒降。

奔[奔，读音作bēn(ㄅㄣ)]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姜姓，出自黄帝裔孙颛顼之妻滕奔氏，属于以部落称谓为氏。

据西汉学者戴德所著《大戴礼·帝系》记载：

“少典产轩辕，是为黄帝。黄帝产玄嚣，玄嚣产蟜极，蟜极产高辛，是为帝喾。帝喾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

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句芒，[案]《史记》作句望。句芒产蟜牛，[案]《史记》作桥牛。蟜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及产象敖。[案]各本讹作及象产傲，今据《礼记·祭法疏》所引订正敖衍文。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西陵氏之子，[案]各本不重西陵氏三字，今从方本。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案]《史记》竹江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案]《史记》作昌仆。产颛顼。

颛顼娶于滕奔氏，[案]各本脱奔字，《路史》注引滕奔氏，《世本》作滕濆，今据以订正。滕奔氏之子，[案]各本讹作滕氏奔之子，今订正。谓之女禄氏，产老童，[案]《史记》作卷章。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之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氏娶于鬼方……”

滕奔氏，亦称女禄氏，历代许多史籍中仅记载其为女禄氏，为旁称，未记其本部落自称滕奔氏，即正称。有些史籍中称其为滕坟氏、或腾隍氏、或胜奔氏，因此戴德在《大戴礼·帝系》中考订补注为“滕奔氏”。

滕奔部原为共工氏九部落联盟之一，共工氏九部所在居帝称九州。共工氏后与颛顼争夺帝位，在争战中被颛顼的部落联盟的军师苍舒和大将仲容以诱敌深入的战略，在今河南省嵩县北黄河附近将共工氏联盟的精锐部队一举击败，之后，滕奔部首领率九州之首的冀州民众归降于颛顼。

颛顼称帝，号少昊，得赐嬴姓，配若水姬氏(邹屠氏)、滕奔氏，寿九十八岁，葬山东濮阳。

颛顼帝妃的滕奔氏，全名叫“滕奔鹿”。其族因有滕奔鹿为帝妃，因以称滕奔氏，世代相传至今。滕奔氏后有省文简化为单姓奔氏、滕氏、鹿氏者，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第二个渊源：源于芈姓，出自汉朝帝王刘氏后裔，属于避难夷化为氏。

东汉末期，豪强纷争，战乱叠起，至三国初期，刘汉皇族宗亲子弟纷纷外逃，有迁逃至琉球，再迁至倭奴国本土者。

倭奴国是刘氏较早到达的海外地区之一。据日本史籍记载，刘氏最早到达倭奴国是在两汉时期。当时，中国与倭奴国有使节往来，到东汉初期，倭奴国还派使节到中国朝见，汉朝光武皇帝刘秀就曾赐给倭奴国国王“汉倭奴国王”的金印。从该时候开始，就有一部分汉朝皇室成员因出使、避难等原因，开始渡海来到倭奴国。

历史上最有名的刘氏开拓倭奴国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阿知(也写作阿智)王，又称阿知使主，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玄孙。

日本原田家族族谱《大藏朝臣原田家历传》称，阿知王是汉献帝的玄孙。当年曹氏灭汉建魏，汉献帝刘协被魏文帝曹丕贬为山阳公，建都山阳郡下的浊鹿城(一名青阳城，今河南修武)。阿知王在这时也随东汉皇室遗民便从洛阳徙居浊鹿。后来司马氏灭魏建立西晋，刘氏皇族地位表面上没有改变，但实际情况开始恶化。

倭奴国太康十年(公元289年)，刘阿知见当时天下混乱之像已生，便于农历5月1日召集旧臣商议对策。刘阿知说：我久在此地，恐有覆灭之祸，闻东国于日本，有圣天子，遂决定率其家族东渡，前往日本避难。这样，刘阿知便率领他的儿子刘都贺、舅舅赵舆德和族人刘国鼎、刘涛子、刘鹤明、刘信子等男女共两千零四十人，离开中国本土，飘洋过海，几经艰难，于日本应神天皇二十九年九月五日来到日本。阿知王到达倭奴国后，被倭奴国国王赐号东汉使主，奉命定居于大和国高市郡桧前村。在今天日本的奈良县桧前村和冈山县仓敷市妙见山顶，现在都有“阿知宫”，是后人祭祀阿知王的场所。

据记载，当年随阿知王来倭奴国的，还有段氏、郭氏、李氏、多氏、皂氏、朱氏、高氏等七个姓氏。阿知到倭奴国国王后，又奏请倭奴国国王，派遣使都前往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将许多流落在这些地方的同乡族人招来倭奴国国王。因人多地狭，倭奴国国王又将他们分置各地。

日本大化《新撰姓氏录》记载，阿知使主的儿子刘贺都，后被日本雄略天皇赐姓为直，子孙因此以直为姓。他的儿子山木直，是兄腹祖也，本名山猪；次志努直(一名成努直)，是中腹祖也；次尔波伎直，是弟腹祖也。其中，山木直又是日本民忌坟、桧原宿祢等二十五个姓氏的共同祖先。尔波伎直则是山口宿祢等八个日本姓氏的共同祖先。志努直的后裔后来也衍生出数十个日本姓氏。

作为汉朝皇族的刘氏移民倭奴国一事，在日本史书《日本书记》、《古语拾遗》、《续日本纪》上都有记载，因此应属历史事实。这部分刘氏族人拓殖倭奴国后，大都没有继续使用“刘”的姓徽，而是完全融入了倭奴大和民族，衍变成新的日本姓氏。他们移民倭奴国，带去了当时中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极大的促进了倭奴国文明的发展。因此，他们以其固有的文化素质，很快成为倭奴国社会中地位尊高的新贵族。如阿知使主的儿子刘都贺就将当时中国的纺织技术传入倭奴国，他因此被称为都贺王。特别是到日本朱雀天皇时代(公元930～946年)，阿知王后裔、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十五代孙大藏春实官任征西将军，为平定当时日本发生的“天庆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日本朱雀天皇天庆三年(公元940年)农历5月3日受到日本天皇的嘉奖和赏赐，被赏赐锦御旗、皇族纹章、军配。当此之时，这支刘氏皇族后裔“恩宠伟大，威势极盛”。

自从大藏春实之后，大藏家族一直任长门守、太宰大监等显要职务。

当年刘阿知归化倭奴国后，被赐姓为“东汉使主”。到日本仁德天皇六十年(公元372年)四月八日，阿知的后裔被赐姓坂上，再到日本雄略天皇十六年(公元471年)农历10月1日，阿知的后裔又改赐姓为“大藏”。

大藏氏中的大藏春实，因功被封为征西将军后，曾在日本九州原田筑城。此后，他的后裔就世代居住在原田城。到日本天承元年(公元1131年)，这支居住在原田的刘氏后裔正式以原田为姓，形成今天日本社会中最著名的姓氏家族。在日本侵华的罪恶历史中，原田氏家族一直在扮演着最不光彩的角色——血腥最重、战犯最多，如今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核心。

到如今，原田家族已传衍到刘邦的第九十三代。这支源出中国刘氏的日本原田家族，在日本九州福冈市建立了汉太公庙。他们至今保存着代代相传的族谱，注明自己的刘邦的后裔，而且按照传统的礼节到太公庙对刘邦等刘氏远祖进行定期祭祀。

据刘邦第七十一代孙、日本高桥通泰先生提供的《岛田高桥家系图》记载，这支加入日本大和民族的刘氏后裔，传到大藏春实的第九代孙大藏种直，生有五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别形成五个新的姓氏：太郎大藏赖种，移居高桥城，以高桥为氏，后裔形成今天日本的大藏(姓)高桥氏；次郎大藏幸种，移居江上城，以江上为氏，后裔日本的大藏江上氏；三郎大藏种雄，以秋月为氏，是为大藏秋月之祖；四郎大藏种成，分居原田城，以原田为氏，后裔形成日本的大藏原田氏；五郎大藏种景，以波多江为氏，成为大藏波多江氏的开姓始祖。到今天，由中国刘氏繁衍而成的日本高桥氏，已传到刘邦的第七十三代。

在非嫡系皇族宗亲子弟中，有改姓氏为刘奔氏者，后逐渐分衍有筑奔氏、岛津奔氏、叶奔氏、日奔氏、王奔氏、野吕奔氏等，其“奔”字是专门特忆其奔逃之史。

唐朝时期，有刘奔氏后裔返回中原入长安留学，有留居陕西地区者，后有回复为刘氏者，亦有简化称奔氏者，今主要分布在晋、陕二省。

第三个渊源：源于蒙古族，出自元朝时期蒙古族库奔适部落，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蒙古八旗姓》记载：蒙古族库奔氏，亦称科本氏，世居厄鲁特(今内蒙古西部、新疆东部地区)。后有满族、达斡尔族引为姓氏者，满语为Keben Hala。在明朝时期冠以汉字单姓为奔氏、库氏。

二迁徙分布：

今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市鄂温克自治旗，陕西省的延安市，山西省的保德县、广东省的广州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贵港市等地，均有奔氏、滕奔氏族人分布。

三历史名人：

奔洪进：(生卒年待考)，著名明朝举人。

奔　布：(公元1937～今)，达斡尔族；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自治旗巴彦托海镇人。著名广播电台编审。

毕业于海拉尔第一中学校。

1958年5月～1997年7月从事蒙话广播工作，四十年来录制六千余首民族特色地区特点的文艺节目。他编写的十四部专题节目分别获国家、省区级一等奖五次，二等奖四次，三等奖五次。

论文《关于达翰尔民族民间音乐》荣获第二届“世界华人艺术大奖”论文金奖，又获世界学术贡献论文金奖。论文《关于达斡尔民族民间音乐》刊登在《世界学术文库·华人卷》第二集上。

作品《声誉世界的歌唱家—记蒙古著名歌唱家宝音德力格尔荣获金质章四十周年》荣获全国文艺作品交流会上一等奖。担任责任编辑的《呼伦贝尔歌曲选》、《金色的曙光—敖尔图歌曲集》出版，这两部书曾作为呼伦贝尔书展的展品在北京展出。作品《声誉世界的歌唱家》已列入《中国跨世纪领导论坛》之中。

出版了专著《奉献者的足迹》。论文《洋溢着独特民族风味的民歌—浅论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民歌》刊登在《中华新论·全国优秀科技理论研究成果信息库》第二集上。

1998年荣获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颁发的铜片“世界名人证书”。1999年获中华人才对外友好交流中心，中华精英大全编委会颁发的铜片“中华名人证书”和“中华精英”奖章。又获世界著名机构联合庆祝1999～2000活动委员会颁发的“千年之交”纯金勋章。再获中华骄子编委会颁发的“中华骄子”荣誉徽章。

姓氏始祖 濮姓 姚散 根据《路史》上记载，是姚舜（虞舜）的儿子姚散的后代，受封于濮，后代子孙即以濮为姓，称为濮氏。故濮氏后人尊姚散为濮姓的得姓始祖。 姓氏源流 濮（Pú）姓源出有四： 1、出自有虞姓，是舜的后代，以地名为氏。虞舜为炎黄部落首领时，将他的子孙散封于濮地，其后代遂以地名为姓，形成濮姓，世代相传。 2、出自高阳氏，是颛顼的后代。颛顼帝裔孙陆终之后，有另居于濮者，其后以地名为姓。 3、出自姬姓，是卫国康叔的后代，以邑名为氏。据《姓苑》的记载，春秋时，卫国有大夫封于濮邑（今河南省濮阳市东濮城），其后以封地邑名为姓，称濮氏。 4、出自熊姓，以国名为姓。据《路史》的记载，周朝时，有百濮国（在今湖省北石首县南），国人以濮为姓，亦称濮氏。 得姓始祖：姚散。根据《路史》上记载，是姚舜（虞舜）的儿子姚散的后代，受封于濮，后代子孙即以濮为姓，称为濮氏。故濮氏后人尊姚散为濮姓的得姓始祖。 5、“濮(布)”在壮语里是人的意思。“濮土(布土)”译成汉语就是“土人”，即本地人或土生土长的人。濮土是与客人、外来人相对而言的。各地壮族有着不同的自称，但他们都离不开“布”、“濮”这个总称。“濮土(布土)”是广西田东、田阳、平果、百色等县的壮族自称。(参考黄现璠著《壮族通史》) 6、中国古代民族。商汤时分布于江汉一带，曾助武王伐纣。春秋战国时楚西南(今滇、黔、川以至江汉流域以西)有许多分散部落，总称「百濮」。无统一君长。「濮」还包括云南最早原住民孟-高棉语族各部落的先世。汉、晋时西南夷中的濮人大多散居在滇南、滇西南和滇东南。与哀牢、百越杂处，有闽濮、贕濮、尾濮等名称。永昌郡周围有称为文面、赤口、黑僰的三濮。诸葛亮定南中，曾将当地濮入「数千落」移徙云南郡(今云南大理、丽江、姚安、大姚、宁蒗、永胜等地，治所在祥云东南云南驿)，这部分濮人後来逐渐与当地居民融合。唐、宋时原来与僚杂屄居的濮进一步分化。澜沧江、元江以西肏的三濮又有朴子、蒲人、望苴子等名称。至今布朗族仍自称濮人或蒲人或日扥人 说文解字:水。出东郡濮阳，南入钜野。从水仆声。 迁徙分布 （缺）濮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濮姓的主要来源有：根据《路史》上记载，是舜的儿子散的后代，受封于濮，后代子孙即以濮为姓，称为濮氏。根据《姓苑》的记载，是因为卫大夫食采于濮，后代因此就以地命氏，已经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根据《路史》的记载，濮氏就是百濮之族。所谓百濮之族，就是《左传·文十六年》记载的夷族，麋人曾率领百濮之族聚于选这个地方，准备讨伐楚国。百濮之族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今湖北省石首县的东南，后来迁到河南的濮河两岸定居下来，成为河南的一个著名姓氏。濮氏在四川的中部，也一向很有名气，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就是“巴中七姓之一”。根据学者考证，四川的濮氏，当初是从湖北迁过去的。望族居于鲁国郡，即现在的山东滋县西部。 历史名人 濮英：明朝大将，他善于用兵，勤于治兵，战功卓著。 濮鉴：元代富阳税务官，字明之，桐乡人。大德中大水淹禾，乡民苦饥。鉴捐米千余石以食饥者，所活甚众。后升提举。 濮澄：字仲谦，明末清初金陵派竹刻创始人，刻竹技法与嘉定“三朱”迥异，不耐精雕细琢，往往只就其天然形态，稍加凿磨即已成器。匠心独运，以自然天趣见胜，名声噪甚。张岱《陶庵梦忆》说：“南京濮仲谦，古貌古心，粥粥苦无能者，然其技艺之巧，夺天工焉……然其所以自喜者，又必用竹之盘根错节，以不事刀斧为奇，则是经其手略刮磨之，而遂得重价。”宋荔裳《竹罂草堂歌》中有为仲谦赋：“白门濮生亦其亚，大璞不斫开新硎。”所谓“大璞不斫”，是说能略施刀凿以见自然之趣。这与一般竹刻不同，须有很高的艺术修养才能为之，故能继承此法的人不多。清后期，文人学者都以仲谦的“大璞不斫”和浅刻为高古独绝，最可推崇，故文人竹刻都继承仲谦浅刻一脉，但也各有发展。浅刻技法适宜于刻扇骨、臂搁、竹杖之类。而这些品类亦正是文人所喜爱和常用者。 濮源、濮升：清代时，父子二人先后任涪州太守，有惠政。 濮万年、濮道兴：兄弟二人为宋代画家，善画人物。 濮阳涞：明代广德人，号真庵，广德人，南昌府通判。一生操履清白，有政声，著述较多。 濮存昕：江苏溧水人，中国话剧、**演员，艾滋病宣传员 郡望堂号 1、郡望 鲁郡：汉改薛郡为鲁国，治鲁县（秦以曲阜为鲁县）。晋为鲁郡。北齐为任城郡。又隋有鲁州鲁郡，唐有兖州鲁郡，虽辖有曲阜（隋改鲁县为汶阳，继又恢复曲阜原名），而治所均在兖州。 2、堂号 濮姓的主要堂号有：“尚忠堂”等。

《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

《山海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要有人这么问我，我只能用一句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来回答他：《山海经》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奇书。如果他还要追问，那我也只能说：它是一部由几部分组合而成的性质非常奇特的书。

《山海经》一共十八篇。前五篇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合称《五藏山经》，也简称为《山经》。藏者，内也。《五藏山经》意即按南、北、西、东、中五大地区来讲述中夏内地的山，以及源出于这些山的水流，还有山上的动植物，矿物——其中包括了不少带有神怪性质的东西——和山神的形象与祭祀的方式。《五藏经》据清代学者郝懿行的统计一共有两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字[1]，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多。剩下不足全书三分之一的部分称为《海经》，郝懿行统计其共有九千五百六十个字，一共有十三篇，分为四组。第一组是《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四篇，内容多记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第二组是《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篇，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第三组是《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篇，第四组是《海内经》一篇，这五篇在刘向（歆）校书时并未收入《山海经》，直到晋朝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才将它们收了进来[2]。这五篇最为杂乱无序，但却也是保存神话资料最为丰富的五篇。这里的“海”，据黄永年先生所讲，应当是《尔雅·释地》中“九夷、八狄、七戒、六蛮谓之四海”的海，即指不属于华夏的边远之地而言。我是同意黄先生的看法的。在这些边远之地中，距中夏不很远的称“海内”，较远的称“海外”，更远的就叫“大荒”了。

我们这下大体将《山海经》的结构与内容讲明白了，可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它“盖古之巫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列入子部小说家；而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史部地理类；《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数术略的形法类中，与《宫宅地形》《人相》等书并列。可见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山海经》的性质与归类一直有争议。要想准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剖析《山海经》。《山海经》的内容包罗万象，除了地理、生物、矿物之外，还包括民族、历史、民俗、天文、宗教、哲学、医药，简直可以说是古人生活日用的百科全书！如果从这一点看，那么上面无论哪一分类都是正确而不全面的。但是倘若我们再做一番细致分析的话，情况可能就要有些变化了。

我们姑且先抽取其中谈历史、民俗、天文、宗教的部分内容来分析一下，以尝鼎一脔。

《海内经》与《大荒西经》中各存有一段黄帝的“家谱”：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豖啄、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以上《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以上《大荒西经》）。

而在《大戴礼记帝系篇》中也有一段黄帝的“家谱”，这个“家谱”后来被《史记》、《帝王世纪》等史书广泛采用：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

两相比较，除了多了韩流一代及以重、黎为二人外，两个“家谱”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一下的话，《山海经》中记载的又是“麟身”又是“豖啄”，一会儿“上天”一会儿“下地”，这哪里是人的“家谱”，完全是一部“神谱”！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应龙处南极，杀蚩尤及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这一段记载的应当是舞龙祈雨的民俗，这样的民俗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仍在四川民间有所保留。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民俗的起因，乃是一段神话！

《大荒东经》中记载日月所出之山凡六：大言、合虚、明星、鞠陵于天、猗田苏门、壑明俊疾；《大荒西经》中记载日月所入之山亦凡六：丰沮玉门、龙、明、鏖鏊钜、常阳、大荒。这段明显的神话，实际上却是先民用山头观测日月出没以纪历的现象，是天文学知识在神话方面的折映[3]。

《海外西经》中有一段对于当时的“宗教工作者”——巫师们的记载：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以上这四处，它们记载的虽然分别是历史、民俗、天文和宗教，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神秘、非常、超自然、换言之，即笼罩在一片浓郁的巫傩文化之中。不独这几篇如此，整部《山海经》等笼罩在一片巫傩文化的氛围之中。

但是对于《山经》和《海经》而言，它们的巫傩文化氛围又彼此不同。《山经》虽有巫傩文化的影子，但大体上来讲仍是一部地理书。它里面虽然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但那是古人谈地理的通病。西方直到十六七世纪的世界地图上还画有海妖、水怪、美人鱼什么的，《山经》自然也无法例外。再来看《海经》，它的巫傩文化氛围比起《山经》来不知重了多少倍，要说“古之巫书”，单独的《海经》比整部的《山海经》更适合这个称号。因此，考虑到它们那悬殊的份量，我们可以说：《山海经》是一部以巫书做附录的地理书。

明白了它的性质，现在我们应该来解决《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的问题了。

历来著录《山海经》时都说它是大禹或伯益所作，但《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记载《山海经》的作者，反倒是《吴越春秋》中提到了这件事：

禹……巡行四渎……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

而王充在《论衡·别通》中也说道：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

后世的学者大都不相信禹益所作之说。除了所记多异物、奇怪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书中竟然出现了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时期的郡县名！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仅凭这一点就要把《山海经》的生日定在汉代乃至汉代以后，则未免太过武断。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为《山海经》辩护道：

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复加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

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新会梁任公（启超）先生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也说：

书中所见秦汉郡名，则出于附益，古籍多然，不独此书矣。

后代的学者虽然怀疑《山海经》，但却对同样托名于大禹的《禹贡》却深信不疑。究其原因，不外乎《禹贡》被收入了煌煌圣典之一的《尚书》，而且它文体简洁严整，记录各地方的顺序一丝不紊，对于民族及物产中奇怪者一概不予记录，而且历代学者又对它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可《山海经》非但奇怪杂乱，而且从郭璞、郦道元之后一千年，直到清代中叶才由毕沅对它进行了初步的考释。对比之下，便可知道学者们对待同样托名禹、益的《禹贡》和《山海经》态度上何以冰火两重天了。

但是《禹贡》的这种简洁严整，一丝不紊以及对奇怪事物的不予记载，实际上却是因为其成书太晚，大致已到了战国之世；而且又被儒家不断地削删改订，最后才成了今天的样子。相比之下，它对古史地理的记载，可信度大概还在《山海经》之下！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

这段话，千余年来治殷商史的学者基本上皆以其出自《山海经》而少于采信。直到近代殷墟甲骨的出土，王静安（国维）先生才依据甲骨文材料考证出这个“亥”，就是《吕氏春秋·勿躬》中的“王氷”、《世本·作篇》中的“骇”、《天问》中的“该”、《史记·殷本纪》与《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殷商的先王。而他的名字在甲骨文中正作“亥”，其余的“氷”、“胲”、“该”、“振”、“垓”反倒是后世的讹误[1]。这至少表明了一点：《山海经》——至少是《山海经》的一部分，最晚应当也已在春秋时代成书了。

走到这一步，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窘境：我们即证明不了《山海经》是禹、益所作，也证明不了不是他们所作。但我们却还有一条线索可抓，那就是图。古时《山海经》是有图的，而且还占着主要的地位，故而《山海经》又称“山海图”，陶渊明的诗中也有“流观山海图”之句，连郭璞的注中也有“图亦作牛形”、“亦在畏兽画”中之类的话。《山经》部分的文字条理性较强，应当是先有文字，后绘插图。而《海经》则不然，它的文字散漫似乎是先绘有图画，然后再作文字以说明之。图为主，文为辅，先图后文，这本身就表明了《海经》部分的古老，甚至在《山经》之前！而我们之前所举的那些古老的或是带有浓郁巫傩文化氛围的文段，也正是全部出自于《海经》！再结合我们上面对《山经》与《海经》性质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山经》与《海经》本身两部完全不同的书，而且《海经》的年代远远早于《山经》。《山经》可能是初秋战国时以周都洛阳为中心所撰写的一部带有巫傩文化影子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而《海经》则可能是未经整理，或仅经初步整理的古代巫师记录。它们虽然不一定是禹、益所著，但很可能是身为部落酋长和巫师于一身的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2]。

可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如果一概认为它们是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则有不妥。无疑，《海经》很有可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但《山经》却绝对不是。那么《山经》是什么人作的呢？我认为应当是随王子朝逃到楚国的东周学者或是其后代所作的[3]。《山经》中巫傩文化的影子，其来源只能是在楚国——甚至连来自楚文化圈中[4]也不可能。但它的记载却是以东周都城洛阳为中心的[5]。周与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其文化也各不相同，在楚国以洛阳为中心撰写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地理著作的人，只能是从东周逃往楚国的人。而且书中详尽地记录了全国的山川物产，内容中还牵涉到了上古三代的历史还可以从楚国的史书中寻得的话，那些全国范围内的山川物产，则只能从中央政府——周王室的典籍中得来。能兼顾这两点的人，除了王子朝那一批人或其后人外，还能有谁呢？

因为不明白《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故而历来治《山海经》的人在注解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本可被避免的失误或缺憾。而我则对它们分别整理注释，分为《山经略解》五卷与《海经臆说》十三卷，合为《山海经新释》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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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外二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P212—P214。

[2]参见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3]王子朝在西元前519—510年参与王室内乱事件中，与尹氏、召伯、锚泊、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春秋左氏传》，《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P2112页）。

[4]“楚文化圈”这个说法并不恰当，这里为了行文方便，姑且这么说。实际上，在春秋战国之际，楚、晋、郑、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与齐鲁文化圈分庭抗礼。老聃、列子、长卢子、詹何、邓析、鬼谷子、尸子、子华子都属于这一文化圈。

[5]这一点毕沅在《山海经新校证》中已经有很详尽的论证了。可参看张心徵《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年版，P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