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大特征，家谱（又称族谱）则是宗族文化的重要体现。一部优秀的家谱，记录着一个家族的发源、发展及流布的历史。马氏家谱，正是一部部马姓家族的发展史，是一部部维系马姓家族的圣物。 中华民族有着追源寻根的优良传统，表现在国家中，便是重修史书，表现在家族中，便是重修族谱，视修史、修谱为不朽之伟业。家谱的渊源，一般推于《周官》，然而事实上，《世本》便是我国谱牒的最早著作，司马迁的《史记》就取法于此。历史上的马姓，与中国广大族姓一样，非常重视本族历史的编修。

最早的马氏家谱修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是，作为汉代的名门望族，马姓在东汉时已有家乘谱牒。唐宋之际，谱牒之学大兴，加之马姓名人辈出，马氏修谱也蔚为大观。明清之际，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马氏修谱更至高潮，甚至一些少数民族马姓也开始兴修家谱。例如道光年间辽宁满族马佳氏（后改为马姓）修有《马佳氏族谱》，同治年间云南玉溪回回马氏修有《玉溪龙门马氏宗谱》。解放后，大陆马氏曾一度停止修谱，而港台地区仍然流行。最近几年，大陆马氏又开始续修、整理家谱。

历来马氏都非常重视修谱，并且将家谱视为维系整个马姓家族的圣物，这在马氏家谱的序文中一般都有体现。例如，每次修谱都先注明受领人的姓名，开列谱牒部数。同时，又非常重视族谱的收藏保管，要求子孙不得胡乱涂改，不能让虫鼠咬蚀，更不能出典等，否则严惩不贷。

对于修谱的意义和作用，一般的马氏家谱都有详细说明。《锡山马氏修谱序》写道：“圣人别礼莫重于宗族，宗族之辨，莫详于谱书，谱书之传，莫大乎宗法门”“祖宗之传，叙人道之本也。古者系出支录、小史之官，所以定世次、辨昭穆，俾后之子孙知其宗族之所由来，亲疏之所由别，敦本以序繁，莫善于谱矣。”同时，又讲了不修谱的危害：“后世谱牒不修，而宗法不讲，数传以下，遂相视如途人，焉能厚宗族而追崇其祖也哉。”

由此可见，马氏修族谱是在宗法制度败坏后所采取的一种宗法礼法挽救、维系血统纯正的措施。有了族谱，就可以区别、分明自己属于马氏的哪一宗、哪一支，从而就不会乱认祖先。正如扶风《马氏修谱序》称：“今日之举，亦惟宗其宗而无冒他人宗，祖其祖而无舍自出之祖，斯免不仁不之讥矣。”修谱时必须“考古而征先，信今传后”。因为“非其裔也强授之不智，得其而故弃之不仁”。《马氏宗谱原序》更概括“马氏谱牒”的作用为“系所生以尚嫡也，明穆以尚祖也，序长幼以尚齿也”。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和苏洵都倡修族家乘，他们不仅亲自编写了本姓的族谱，且提出了编写族谱的体例和方法，并逐成为后世修谱的规范。马氏家谱于欧、苏体皆有所采，或者干脆将两种融合。如暨阳扶风马氏宗谱》采用苏洵“谱法”，“凡子而后得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高祖之父”，用“小宗之法”，即只记五。《锡山马氏统谱》则采用欧阳修“谱法”，而自可见之世，印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别自为世”。原则上是以远近、亲疏为别，乙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

马氏家谱采用欧、苏两种谱法，但不是单的模仿、套用，而是结合马姓的家规、族等具体情况而有所变通，这就形成了独特马姓家谱编写凡例。如《暨阳扶风马氏宗凡例》有20条，其一说：“系图为谱之纲，传为谱之目。凡有官爵者，制诰敕论等文当备载于谱首，无官爵者，生配、死葬、序赞、传文亦宜附载于后，俾后之子孙得有所观法而兴起焉。”其四说：“总图五世一提者，仿苏老泉遗式；盖取五世，外亲尽之义也。”其五说：“各派复为旋图，以引其传者，盖取曾南丰式，为分别小宗之义，明亲疏也。”

对于哪些族人不能入谱，马氏家谱一般都有明确规定，这通常与其家规、家法密切相关。如《暨阳扶风马氏宗谱凡例》规定：“子孙为僧道者，不列行第，不登图叙，以其外宗族，而趋异端也。”“子孙有过恶、训诫不悛者，会众声罪，谱削其名，以其玷宗祖也；如能改进，则复之。”“同族结婚，即同族同谱者，风化攸关，应禁入谱。”“某子配合某氏，已经结婚者，倘某子亡故，某氏转配族人，则不论尊卑、适合与否，一概不得入谱。”不得入家谱，也就相当于赶出族门，这对于重根崇源的中国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与惩罚。马家家法之严，由此亦可见一斑。

2005年清明节，湖南湘潭县湖田马氏，决定重修马氏族谱，经多方努力，寻访到了祖居地的江西永新马氏，并在永新迁安福的柘田马氏处找到了修于清干乾隆三十七年（1772）《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经与湘潭 1933 年所修的《湖田马氏五修族谱》核对，确定湖南湘潭湖田马氏出于江西永新县无误。江西安福发现修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永新溪冈马氏重修宦谱》，确定江西永新县象形乡马家村系马英九先生的马氏始祖马子仪故里。2005年5月，湖南、江西马氏代表数百人在湖南株洲召开《溪冈湖田马氏重修族谱》会议，研究重修族谱事宜。当初远在台湾的马英九之父马鹤凌先生得知此事，欢喜异常，来电热烈祝贺，表达了将台、港、澳及在海外的马氏后裔入谱的希望，并请将会议情况录像光盘寄台湾一睹盛况。

值得一提的是，马英九的前辈中有多人在民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与国民党首要人物关系密切，因此 1933 年的《湖田马氏五修族谱》修成后，国民党总栽蒋介石写下“化家族为国族”、胡汉民写下“世世守之”、汪兆铭写下“世德长留”、何键写下“敬宗收族”的题词。

台湾公布的有关马英九个人简历资料，说明马英九于民国 39 年（1950年）7 月 13 日出生于香港。后来，更有人准确地说出他的出生地是位于香港九龙的广华医院。实际上，在台湾的马英九一直都没有出生证，直到几十年后，马英九从政坛暂退，进入台湾政治大学当教授，才第一次来到香港，终于在广华医院找到了自己的出生证明，这才清楚自己的准确出生日期和地点。相较于一些官夫人，马英九夫人周美青宛如“隐形人”。马英九的家庭生活一直保持低调，非常不希望政治入侵，也不让家人涉入他的工作。马英九三十出头就在蒋经国身边历练，见识过宫廷的险恶，深谙洁身自爱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告诉他，把家人扯入政治，不仅永无宁日，且常无好下场。周美青除了选举时期帮他拉票，一直都谨守分际，闭口不谈马英九工作上的是与非。她很珍惜自己在财经专业的成就，不让自己的专业形象减分。周美青是位标准的职业女性。她白天上班，晚上回家做饭做菜。做事干练、快人快语的她强调不愿做“政治花瓶”，不愿像附属品一样跟着丈夫到处拜访或参加社交活动。1998年 7月，周美青第一次公开露面，就给媒体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说话简洁、率真，毫不客套修饰，甚至冲着马英九频频开炮，与一般官夫人以夫为尊的态度截然不同。

马英九出生于香港，这一点勿庸置疑，问题是，他何以出生在香港而不是大陆或者台湾？有关的介绍文字，出了多个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1949年，马鹤凌带着妻子秦厚修从大陆来到台湾。可是，他们的三个女儿还留在大陆。为了接女儿来台，马鹤凌只身潜回大陆。他前往大陆前，因为将怀孕的妻子留在台湾不太放心，便将其安置在香港，以便自己从大陆返回时，一家人能立即团聚。就在马鹤凌在大陆找女儿的时候，秦厚修在香港生下了马英九。直到 1951 年，马鹤凌带着三个女儿从大陆来港，家人团聚，然后才一起来到台湾。

版本之二：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败局已定，马鹤凌因为在蒋介石和蒋经国身边，知道国民党下一步将经营台湾，所以，他将妻女等送到台湾，安顿之后，又重返大陆。他返回大陆，据说是为了参加西南的会战。岂知，他离开不久，秦厚修因为送朋友到香港治病，来到香港，并且在香港生下马英九。因为孩子太小，一时无法离去，兼且丈夫身在大陆，她便决定在此等丈夫回来。

版本之三：1949年初，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马鹤凌带着妻子秦厚修去了台湾。不久，马鹤凌奉蒋介石之命，返回大陆，参与组织国民党的残余军力，准备参加在西南地区的会战。当时，秦厚修已有身孕，马鹤凌不放心让她只身留在台湾。于是，他把妻子安置到了香港。1950年7月13日，马英九在香港的广华医院出生。第二年，台湾的局势初步稳定，马鹤凌这才带着妻子和儿子离开香港，到台湾安家立业。

由此可见，马英九在香港出生，本身就是在国共两党激烈斗争背景下的“产物”。只不过，幼时的马英九，对此不可能有什么体会。马英九的祖父马立安，是个热心的乡绅，修桥、铺路、兴学、办团练……为乡里做过不少善事。抗战胜利后，马鹤凌回到湖南老家，继承了这种家风。他一把火烧了佃农们历年积欠的粮租契约、各种账册，并表示，马家佃农的债务从此一笔勾销。此举颇得人心。1949年湖南解放后，马家在土改运动中也遭到批斗，但连续4次公审，当地政府都是以“地主善霸”的名义对待马家。后来，一位马家佃农的儿子，为了报恩，趁着黑夜，放走了被拘押的向敦老太太。她离开家乡，转道香港，与儿子马鹤凌团聚，然后辗转来到台湾……

1942年秋冬，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带领延安农村调查团进驻杨家沟，通过对杨家沟一般情况特别是典型地主的调查，整理形成米脂县杨家沟农村地主经济的典型调查报告—— 《米脂县杨家沟调查》 （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80年由人民出版社重版）。报告中说：“杨家沟是全国罕见的一个地主经济条件集中的村庄。”又说：“陕甘宁边区的杨家沟，以有‘马光裕堂’(一个地主集团的代号)而闻名陕北。

米脂县杨家沟村的马氏家族，从明朝万历年间至今，已有四百年的历史。明万历年末，始祖马林槐从山西永宁州（今离石县）之临邑（今临县）迁居绥德州之马家山，开始耕耘土地，艰难生存。林槐的二门四世孙马云风，几经辗转，于康熙末年最后迁到米脂县杨家沟村，以运输业起家，农商并重，发展商业，扩大土地，提倡教育，为马氏家族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清朝后期，即鸦片战争前后，以云风三门四世孙（林槐七世孙）马嘉乐（建堂号：光裕堂）为代表，实行重农抑商，遵循儒教，耕读为本，勤俭持家，拓展基业。马氏家族以农为本，农商并举，耕读传家，于18世纪中叶开始发家，势力壮大，到19世纪中叶已非常兴旺发达，成为名门望族。当时除杨家沟村的老住户，同时也吸引了其他村落没有土地的农户前来揽工定居。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全村约有二百四十多户人家，仅地主就有五十五户（其中四户是敬慈堂和信义堂的地主），土改时已达七十二户，占有周围四五个县的十八万亩土地。光裕堂的五十一户地主中，大门主要聚居在寨子上，二、三门的宅子在水道沟，四门通过抓阄定在寺沟，五门大都住在阳坬上。几百年过去了，马氏子嗣现已经相传十六代。这个陕北最大的全国罕见的地主庄园，已经成为马氏家族创造的文化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