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后代族谱
孔子的后代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这些人又是怎样下面由我阐述孔氏家族后代的 历史 过程,希望你喜欢。
孔子后代
第54代孙 元孔思迪,字凝道。以国子生授胶西主簿、安庆录事,转光山尹,迁陕西行台御史、湖广都事、太常 礼仪 院判、太常礼仪使。元文宗时,楚中因灾动乱。迁思迪为湖广都事,以宣抚安定为主策,动乱遂告平息。
第60代孙 明孔承倜,字永冠。博学工诗,尤精颜真卿 书法 ,明代孔庙石碑多出其手。一生为官清正,笃信阳明之学,足迹所至,均开馆会生徒。著有《易经代言》、《诗经代言》、《书经代言》、《四书代言》等。
第62代孙 明孔闻诗(-1643),字四可。天启二年(1622年)举进士,授中书舍人。崇祯元年(1628年),向明思宗条上八事,以革新 政治 。时清兵已入昌平,下京畿州县,闻诗应援守御,战绩卓著。编有《奏议》数卷。
第63代孙 明孔贞运(1574-1644年),字开仲。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以殿试第二名赐进士第,授翰林院编修。官至东阁大学士,晋太子太保,代为辅相。编著有《词林典类》等书。第63代孙 清孔贞瑄,字壁六,清顺治庚午举人,博学多才,潜心研究经史,尤精算学、韵学。由泰安学正升云南大姚知县,因争公道不得而辞官。 晚年专事著述,著有《聊园文集》等。
第64代孙 清 孔尚任,戏剧《桃花扇》作者。
第69代孙 清孔继汾(1725~1786),经学家。有《阙里文献考》100卷,《孔氏家仪》14卷,《乐舞全谱》2卷,《匡仪纠谬集》3卷,《行余诗草》2卷,并校刻《文献通考序》1卷。
第69代孙 清孔继涵(1739~1783),校勘学家。有《微波榭丛书》。
第70代孙 清孔广森(1752-1786),经学家、音韵学家。著有《春秋公羊通义》、《大戴礼记注》、《经学卮言》、《诗声类》等。第70代孙 清孔广陶(1832-1890),广州藏书名家。藏书处称“三十三万卷书堂”,与伍崇曜“粤雅堂”、潘仕成“海山仙馆”、康有为“万木草堂”,合称“粤省四家”。
第71代孙 清孔昭虔(1775年-1835),宇元敬,孔广森子。嘉庆六年(1801年)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官至贵州布政使。善 隶书 ,工吟咏,于古音学颇有研究,曾著《古韵》、《词韵》。第71代孙 清孔昭薰,宇惠如,衍圣公孔传铎六子孔继澍之孙。嘉庆举人,封翰林院五经博士,任山东临邑县训导。刻苦好学,嗜古工诗,好金石学。于曲阜城郊掘得汉、唐宋、金、元、明各代石碑120通,编成《至圣林碑目》六卷。
第72代孙 清孔宪彝,著名诗人。第72代孙孔宪铎(1935年生),曾任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学术副院长、香港 科技 大学学术副校长第73代孙孔庆东,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第73代孙孔庆翔(1983-),美国偶像参赛者。第74代孙孔繁礼(1923-),字景高,安徽太湖人,苏轼研究专家。第74代孙孔繁星,当代诗人。
第74代孙孔繁森(1944-1994),曾任西藏阿里地委书记。第74代孙孔伯华,谱名繁棣。中 医学 家。山东曲阜人。与汪逢春、萧龙友、施今墨并称北京四大名医。第75代孙孔祥熙,曾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
第10代孙 西汉孔藂(-前171),早年追随汉高祖砀山起义,屡立战功,曾官左司马、、都尉。高祖五年(前202年),孔藂领军军夹击项羽楚兵,大胜。次年六月被封为蓼侯。卒谥“夷”。
第11代孙 西汉孔臧,孔聚之子。汉文帝时嗣蓼侯,迁博士,拜太常,位列九卿。在官数年,著书十篇,赋二十四篇。
第11代孙 西汉孔安国,著名的注解家。
第14代孙 西汉孔光(前64-5),字子夏,自幼随父孔霸徙居长安,通经学,年未二十即举为议郎。后举方正,入朝任谏大夫。汉成帝即位,举为博士,迁大,拜相,封博山侯。哀帝刘欣即位,封为千户。汉平帝即位,拜太傅、拜太师,称病辞职。卒谥简烈侯。
第19代孙 东汉孔宙(103- 163),字季将。少好学,治严氏《春秋》,举孝廉,授郎中,迁元城令。是时,泰山附近动乱,孔宙为泰山都尉,旬月而平。故吏门人立碑示后,即《孔宙碑》。碑今存曲阜孔宙东庑。第20代孙 东汉末孔融,“建安七子”之一, 故事 《孔融让梨》的主人公。
第26代孙 晋孔坦(285-335),字君平,居会稽。任世子文学,后补为太子舍人,迁尚书郎,任吴郡太守,后迁尚书,疾笃未任。晋元帝年间,建议申明贡举之制,崇修学校。死赠光禄勋,谥“简”。有集传世。
第32代孙 南朝孔奂(514-583),字休文,居会稽。好学善属文,通经史百家。侯景之乱,孔奂独傲然自若,自谓不以取媚凶丑以求全。陈武帝永定三年(559年)任晋陵太守,后为御史中丞、吏部尚书等。有集传世。
第32代孙 唐孔颖达,经学家。最重要的著作为《五经正义》,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
第33代孙 唐孔绍安,以文才知名,隋末为监察御史。归唐拜内史舍人。少年时诵古文集数十万言,曾奉诏撰写《梁史》,未成而卒。有文集五十卷,今存诗七首。
第37代孙 唐孔巢父(-784),字弱翁,冀州人。少时与李白、韩准、张叔明、陶河、裴政隐居徂徕山,称“竹溪六逸”。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授左卫兵曹参军,累官至给事中、河中、陕、华等州招讨使,兼御史大夫。唐德宗兴元元年(784年)受命为魏博宣慰使, 成功 劝说藩镇田悦归顺。后为藩镇李怀光部众所杀。
第38代孙 唐孔述睿(730-800),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唐代宗召为大常寺协律郎,转国子博士,迁尚书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后升为谏议大夫兼皇太子侍读,改秘书少监兼右庶子,复为史馆修撰。“述睿每迁,即至朝谢,俄而辞疾归。”述睿精研 地理 ,重修《地理志》。卒赠工部尚书。
第43代孙 北宋孔仁玉(912-956),字温如。孔仁玉之后,子孙繁衍,先分为五位,又分为二十派,再分为六十户。孔氏子孙为纪念孔仁玉的功德,追称他为“中兴祖”,供奉在家庙中按时祭祀。
第45代孙 北宋孔道辅(985-1039),字原鲁。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举进士第,授宁州 军事 推官。九年(I016年)迁大理寺丞,知仙源县(今曲阜县),主孔子祀事。曾受命出使契丹,契丹宴使者,优人以孔子为戏,道辅怒退,契丹陪罪,后不敢侮慢宋使。后知兖州,曾访得孟子墓,建庙于墓。
关于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今山东曲阜),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 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 教育 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孔子在古代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 文化 名人”之首。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非儒学),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也一度成为和上帝、和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建安七子与建安诗歌
发布时间:2005-11-06 19:55:26 点击:684 次
名称: 建安七子
产生文学时期: 魏晋南北朝文学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时期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七子”之称,始于曹丕所著《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期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录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七子中除了孔融与曹操政见不合外,其余六家人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都亲身受过汉末离乱之苦,后来投奔曹操,地位发生了变化,才有了安定、富贵的生活。他们多视曹操为知已,想依赖他干一番事业。故尔他们的诗与曹氏父子有许多共同之处。因建安七子曾同居魏都邺中,又号“邺中七子。”宋严羽《沧浪诗话》:“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这一时期,三曹、七子、蔡琰等人并出,诗风“慷惯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词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后世称这种风格为“建安风骨”、“汉魏风骨”,又称为“建安体。”北齐邢邵《广平王碑文》:“方见建安之体,复用正始之音。”“七子”中,各人又都有并称。曹植与王粲、刘桢并称“曹王”、“曹刘”。南朝肖纲《与湘东王书》:“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钟嵘《诗品》:“昔曹刘殆文章之圣。”王荣与刘桢并称“王刘”。胡应麒《诗薮·内篇》:“王刘以降,敷衍成篇。”
建安七子 建安诗歌
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最早提出\"七子\"之说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籍元瑜、汝南应炀德琏、东平刘桢公□。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这七人大体上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而外的优秀作者,所以\"七子\"之说,得到后世的普遍承认。
\"七子\"的生活,基本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们在汉末的社会大战乱中,尽管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不能逃脱颠沛困顿的命运。后期他们都先后依附于曹操,孔融任过少府、王粲任过侍中这样的高级官职,其余也都是曹氏父子的近臣。不过,孔融后来与曹操发生冲突,被杀。由于七人归附曹操时间先后不同,所以各人的前后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界限。孔融在建安元年(196),徐干、阮籍在建安初,陈琳在建安五年,王粲在建安十三年,刘桢、应炀在建安十三年后。与他们的生活道路相对应,\"七子\"的创作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多反映社会动乱的现实,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主要作品有王粲《七哀诗》、《登楼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刘桢《赠从弟》等,都具有现实意义和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有些作品情调过于低沉感伤,如阮籍《七哀诗》、刘桢《失题》\"天地无期竟\"等。后期作品则大多反映他们对曹氏政权的拥护和自己建立功业的抱负,内容多为游宴、赠答等;但有些对曹氏父子的颂扬,带有清客陪臣口吻,显露出庸俗的态度。然而,无论前、后期,\"七子\"的创作都是积极、健康的内容占着主导地位。
\"七子\"的创作各有个性,各有独特的风貌。孔融长于奏议散文,作品体气高妙。王粲诗、赋、散文,号称\"兼善\",其作品抒情性强。刘桢擅长诗歌,所作气势高峻,格调苍凉。陈琳、阮籍,以章表书记闻名当时,在诗歌方面也都有一定成就,其风格的差异在于陈琳比较刚劲有力,阮籍比较自然畅达。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应炀亦能诗、赋,其作品和谐而多文采。\"七子\"的创作风格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也就是建安文学的时代风格。这种时代风格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原因,便是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所说的:\"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们与\"三曹\"一起,构成建安作家的主力军。他们对于诗、赋、散文的发展,都曾作出过贡献。
在诗歌方面,\"七子\"以写五言诗为主。五言诗是直到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新诗体,桓、灵之世\"古诗\"的出现,标志着五言诗已经初步成熟。而\"七子\"的优秀五言之作,写得情采飞扬,变化多致,使五言诗在艺术上更臻于精美。如徐干的《室思》就比同一题材的《青青河畔草》或《冉冉孤生竹》写得细腻深厚。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阮籍《驾出北郭门行》等都作于汉末战乱发生之前,其写作时间不一定比\"古诗\"晚,它们在五言诗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就更加值得重视。
在辞赋方面,\"七子\"写了大量的小赋,他们在张衡、蔡邕等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上,为小赋的进一步繁荣作出了贡献。\"七子\"的小赋有三点值得注意:①取材范围更加扩大,题材的普通化、日常化进一步冲淡了过去大赋的贵族性质;②反映社会现实的功能更趋加强,直接描写政治事件的作品有所增多;③抒情色彩愈益浓厚。对于\"七子\"的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还特别认为王粲、徐干二人是曹魏一代的\"赋首\",说他们可与宋玉、司马相如、左思、潘岳等并列。
在散文方面,孔融的章表,陈琳、阮籍的书记,徐干、王粲的论说文,在当时都能独树一帜。它们的共同优点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以气为主\"(《典论·论文》),贯注了作者独特的气质。\"七子\"散文名篇有孔融《荐祢衡疏》、《与曹公论盛孝章书》,陈琳《移豫州檄》、《为曹洪与魏太子书》,阮籍《为曹公作书与孙权》,王粲《务本论》、《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七子\"散文在形式上有逐步骈化的趋向,尤以孔融、陈琳比较显著。他们的一些作品对偶整饬,又多用典故,成为从汉末到西晋散文骈化过程中的一个不能忽略的环节。
\"七子\"著作,原集皆已佚,今独存徐干的政治伦理专论《中论》。明代张溥辑有《孔少府集》、《王侍中集》、《陈记室集》、《阮元瑜集》、《刘公□集》、《应德琏休琏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清代杨逢辰辑有《建安七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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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诗歌
孙静
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些时期的文学,不仅以它的杰出的创作丰富了文学宝藏,而且形成一种优良传统,给后世文学以深远的影响。汉末建安时期的诗歌便是如此。
建安诗歌的传统,锺嵘《诗品》称之为“建安风力”,严羽《沧浪诗话》称之为“建安风骨”,它和“风”“骚”——即《诗经》《楚辞》的传统一样,常常成为后代诗歌革新运动标举的旗帜。初唐的陈子昂,在反对六朝绮靡诗风时,即提倡“汉魏风骨”;继承其革新事业的盛唐诗人李白,也高唱“蓬莱文章建安骨”。
用“风力”或“风骨”概括建安诗歌传统,不免有些抽象;但就其精神实质来说,却颇为中肯、传神。什么是“风力”或“风骨”呢?锺嵘说“干之以风力”的诗歌能使“闻之者动心”,即有震动人心的力量,所以他把左思猛烈地冲击门阀制度的《咏史》称之为“左思风力”。刘勰说:“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他把有“风骨”的文学比作“征鸟之使翼”,即有如雄鹰振翅高翔。可见所谓“风力”或“风骨”,都是指诗歌内容充实,风格劲健,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建安诗歌产生于汉末动乱时期,诗人们面对现实的苦难,慷慨悲歌,正如《文心雕龙》所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恰恰指的是情绪激昂,风骨内充。“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建安诗歌正是以它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和遒劲浑成的风格,铸就了自己的刚健“风骨”,继两汉寂寞诗坛之后,奇峰突起,屹立在我国诗歌发展的长河中。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诗歌是诗人们的歌唱,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回声。好的诗歌应该是奔腾的历史巨流翻卷起的浪花。建安诗歌所以具有“风骨”,就在于它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出建安时代的面貌和精神来。
建安是后汉献帝的年号(公元196—220年),建安前后是汉末阶级斗争激烈、政治和思想发生重要变化、社会极度动荡不安的时期。从建安前十多年黄巾大起义起,中经豪强军阀的剧烈混战,到基本奠定魏蜀吴天下三分的局面,几十年中,整个中原地区铁骑奔驰,兵戈交加,广大人民被推入水深火热的深渊。
在汉末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曹操代表与豪强大地主不同的进步势力。建安诗人基本上是围绕在曹氏周围的一个进步文人集团,主要有“三曹”、“七子”和蔡琰。“三曹”即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其中除孔融政治上不属于曹氏集团,文学成就也主要不在诗歌方面外,其余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属。蔡琰是汉末著名文人蔡邕的女儿,汉末大乱中被掳入南匈奴,后为曹操赎回。他们都亲身经历了汉末的动乱,品尝过时局的艰辛,所以作品有浓郁的社会气息,清晰地反映出时代的面影。
在建安诗坛上开风气之先的是曹操,他的《薤露行》和《蒿里行》都是用乐府旧题而不袭古意,直接“叙汉末时事”。《薤露行》写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军阀董卓入京作乱的事。何进的庸才误国,董卓的暴虐专横,都直接摄入诗篇。《蒿里行》是继前篇之后,写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而联军因为利害相争发生内哄的事。诗人对袁绍、袁术等军阀的腐朽本质给予了有力的揭露和抨击。这些诗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诗史”。它们以时事入诗,写当代重大政治事件,直接抨击同时人物,反映了诗歌创作的一种新精神。后来杜甫写“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都是直写现实情事,其间显然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建安诗歌在反映汉末动乱和人民苦难方面,有相当的深度。曹操的《蒿里行》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据史书记载,汉末经过董卓之乱,繁华的东都洛阳变得“数百里无烟火”,西京长安也是“城中尽空”,“二三年间关中无复行人”。曹操的诗是其形象写照。在这样的浩劫中,人民的遭遇往往是惨不忍睹的。王粲《七哀诗》写他避乱荆州时所见:“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严重的饥荒竟迫使母亲不得不忍痛抛弃亲生的骨肉!蔡琰《悲愤诗》写董卓部众洗劫城邑:“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又是多么凄惨的景象!建安诗歌很善于选择典型事例反映现实,既形象又深刻。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借筑长城的历史题材,从家庭的角度控诉了汉末繁重的徭役:“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沉重的徭役负担不知摧残了多少幸福家庭;而“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那连绵不绝的长城就是无尽无休的徭役的象征。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建安诗人虽然面对凋残破败、扰攘不宁的现实,却没有被动乱窒息,被苦难压倒,而是表现出一种重整乾坤的气概。他们对前途有展望,对未来有信心。他们的诗歌是伤时悯乱的感慨,不是绝望颓唐的哀鸣,在凄苦的音调里激荡一股昂扬奋发的精神,给人以鼓舞和力量,显得十分可贵。
作为建安时期领袖群伦的人物曹操,在《观沧海》中以朴实淡远的笔墨描绘了大海的形象:“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涵裹日月星汉的大海,也就是诗人气吞宇宙、囊括九州的胸怀。寓情于景,情明景真,读之使人心胸为之扩展。在《龟虽寿》中,诗人又以金石铮铮的字句表现了老当益壮的顽强进取精神。“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世说新语》记载王敦每逢酒后便吟咏这四句诗,“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可见其激动人心的力量。《短歌行》尤其富有典型性。深重的苦难,给全诗蒙上一层凄怆忧郁的气氛;执着的追求,又使全诗回荡着扬厉图治的壮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虽不免凄苦感伤,可是诗人“不戚年往,忧世不治”,不是纠缠于人生的穷途,而是忧虑于天下的不宁。所以整首诗是紧紧围绕收揽人才、创建功业的基调旋转的。最后归结为以周公为榜样:“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网罗尽天下英雄,再造山河,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魄!
被《诗品》称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同样一生都以统一天下为职志。他在《白马篇》中塑造一个“羽檄以北来,厉马登高堤”,“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士形象,联系到作者在《求自试表》中说,如能准许他参与平吴灭蜀的事业,那么,“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可知这个形象实在是寄寓了作者自己为国献身的壮烈情怀。黄初四年,诗人到京师朝见魏文帝曹丕,上书提出“甘赴江湘,奋戈吴越”,愿意万里赴敌,不料曹丕不准许他参予国事活动,命他东返封地闲居。诗人在著名的《杂诗》其五中愤怒地提出:“将骋万里途,东路安是由!”“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诗中那种铅刀贵一割的精神,呼之欲出,十分动人。曹植后期不少诗歌抒写受文帝、明帝压抑的痛苦,暴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其所以感人至深,就在于其中含有壮志不伸的深沉感慨。
有壮志,有理想,有追求,有抗争,鲲鹏抟风,鲸鲵冲波,构成“建安风骨”的重要的特色。
“文以气为主”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的文学观念,反映了建安诗歌的重要特质和变化。
曹丕常以“气”论当代作家,他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刘桢“有逸气”。又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可见他所说的“气”是指不同作家的不同风貌,是指文学的不同个性与风格。虽然曹丕还不能对此作出科学的解释,却是对建安诗歌个性化、抒情化在理论上的很好概括。建安诗歌的这一突出倾向,对两汉诗歌是一个解放和飞跃。
在建安以前,传统的文学观念是《尚书》和《毛诗序》中提出的“诗言志”。“志”本来也可以包括广泛的思想感情内容,可是汉代自武帝以后,独尊儒术,“志”便被捆上一条儒家的绳索。如对“诗三百”,汉人尊之为“经”,又用儒家思想解说,把周代这部诗歌总集解说成了儒家政治和伦理规范的教科书。《诗经》开篇的《关雎》,本是一首生动的恋歌,而《毛诗》却解说道:“《关雎》,后妃之德也。”说关雎鸟是雌雄“挚而有别”的,所以后妃与君子也是“夫妇有别”的,而“夫妇有别”便能化成天下,使“父子亲”,“君臣敬”,“朝廷正”,“王化成”。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所谓“言志”便成为言儒家之志。孔子的“思无邪”成为不可违逆的教条,“温柔敦厚”成为不可逾越的诗教。汉诗也就出现象韦孟《讽谏诗》、傅毅《迪志诗》, 充满了道德说教,把诗歌创作引入死胡同。建安时期,儒家思想统治随着东汉帝国的瓦解发生了根本的动摇,法、名、兵、纵横诸家思想应运而起,思想呈现自由解放的趋势。建安诗人借此东风,一反汉诗的趋向,直接以汉乐府为榜样,汲取其“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走直抒胸臆的道路,从而创造出富有时代气息和活泼个性的文学。
建安诗歌这一解放和飞跃,不仅重新打开了诗歌反映现实、抒发感情的道路,而且使诗歌出现个性与风格的差异。如曹操的诗古直苍劲,恰如敖陶孙所说:“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丕则清丽激越,长于言情,诗又“鄙质如偶语”,所以“便娟婉约,能移人情”。曹植的诗比起曹操、曹丕来,语言要华美一些,王世贞说他“天才流丽”,陈沆说他“美秀而文”,但并不柔弱,华丽其容,风骨其实,其风格正象《诗品》所评:“骨气奇高,词采华茂。”他如刘桢,我们只要读他的《赠从弟》第二首,吟玩一下那迎风傲霜兀立不凋的松柏,便可体会到他那“仗气爱奇”、“真骨凌霜”的风格。建安诗歌的这一成就,为五七言古诗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开端。此后,人们沿着这种趋势,不断开拓五七言诗的领域,创造不同的风格,从阮籍的《咏怀》、左思的《咏史》、郭璞的《游仙》、陶渊明的田园、鲍照的《拟行路难》、谢灵运与谢朓的山水,直到庾信的《拟咏怀》,都以各具特色、丰富多姿的创作,充实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百花园。
“五言腾踊”
《文心雕龙》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建安诗歌在五言诗的发展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
五言诗不始于建安时代,东汉班固已有《咏史》,到汉末无名氏古诗,艺术上也已相当成熟。但直到建安时代,它仍然属于新起的形式。如果说传统的四言是雅调,那么,它只能算是俗调。到晋代挚虞还说:“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韵之正也。”直到南朝的刘勰,仍称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汉末五言古诗全是佚名之作,便透露了这种诗体地位的卑下。建安诗人敢于无视雅音正体,大量采用五言“流调”,终于使它成为诗坛的主体形式,这是一个历史的功绩。此其一。
汉末五言古诗虽然具有艺术魅力,但题材狭窄,内容单薄,不足以开启一代诗风。建安诗人以丰富的内容,高远的志怀,慷慨的激情,为五言诗输入峥嵘的“风骨”,使它足以成为后人景慕效法的榜样,此后五言诗人便跟踵而起。此其二。
第三,建安的五言诗,不仅抒情极为高妙,叙事也很杰出。蔡琰的《悲愤诗》代表了本时期叙事诗的成就。这首诗以五百多字的篇幅记叙诗人的悲惨遭遇,把被掳途中所受的凌辱,流落异域的思绪悲怀,被赎回时的别子之痛,归来后面对荒凉家园的孤独之感,直至再嫁以后的“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废”的惶惶心境,都刻画得情景逼真。上述这些成就为五言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开启一个五言诗长足发展的时代。
内容上勇于冲破樊篱,形式上勇于尝试探索,反映了建安诗人的创造精神。除五言体外,曹髦还曾“首创九言诗”。《古文苑》所载孔融六言诗虽不可信,曹丕在《答群臣劝进书》中却记载下了自己的六言诗。在我国诗歌史上,六言一直不甚发达,但直到唐宋还时时有人继作。曹丕的《大墙上蒿行》则为杂言长篇,对歌行体的形成有一定影响。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为乐府狮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七言,在建安以前,只有相传的柏梁诗,不仅真伪尚有争议,而且充其量不过是联句体,而曹丕的《燕歌行》则已是声情摇曳、艺术完美的七言诗了,后来鲍照将句句用韵改革为隔句用韵,这一体制便最后定型。五七言诗是汉以后我国古典诗歌的基本体式,一直持续到近代新诗的起来,而追溯其源,实在应该说是肇端、或者奠基于建安时代。
得姓始祖的传说:林坚,得姓始祖林坚是比干的遗腹子。
因商纣王残暴无道,比干多次犯颜强谏反遭杀害。当时,比干的夫人陈氏身怀六甲,逃到树林掩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坚,字长思。周武王伐纣取胜,比干的夫人携子坚拜见周武王。因为坚是在树林里出世的,所以,周武王以“林”赐姓,拜为大夫,食采西河后移封博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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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氏:
作为南方第二大姓,起源于河南的林姓如今大多分布在福建、广东、台湾等地。 每年,都有很多海外林氏不远千里到卫辉比干庙祭祖。他们第一次组团来祭拜时,吸引了十里八乡的村民围观,一度逼停了京广铁路上的火车。
在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林宪斋看来,这和林氏历史上不断南迁有关。东汉末年,中原林氏遭受政治迫害,河淮地带的士族和民众一次就有十余万户流徙江南。此后,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致北方战乱不息,士民大批南迁。
林氏望族之“下邳林氏”“晋安林氏”就是这个时期的林姓人南迁形成的,并光大于南方,特别是以福建为中心的沿海一带。林禄曾任晋安(今属福建省)太守、晋安郡王,死后葬于惠安县涂岭九龙岗,为海内林姓谒祖圣地之一。
—林姓
扬州八怪”究竟指哪些画家,说法不尽一致。有人说是八个,有人说不止八个;有人说这八个,有人说另外八个。据各种著述记载,计有十五人之多。因李玉芬《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是记载“八怪”较早而又最全的,所以一般人还是以清末李玉芬所提出的八人为准。即:汪士慎、郑燮、高翔、金农、李鳝、黄慎、李方膺、罗聘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
苏门四学士是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
曾门四学士是薛福成、吴汝纶、张裕钊、黎庶昌
明初诗文三大家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宋濂与刘基、高启并列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公安三袁是指明代晚期三位袁姓的散文家兄弟,他们分别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唐宋八大家,是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
建安七子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三苏是苏轼 苏辙 苏洵
江南四大才子是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和徐祯卿
初唐四杰是王勃 杨炯 卢照邻 骆宾王
大历十才子是中国唐代宗大历年间10位诗人所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偏重诗歌形式技巧。据姚合《极玄集》和《新唐书》载:十才子为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一作峒)、耿湋、夏侯审。宋以后有异说,但多不可信
浙西四贤指元末明初时四位著名的大臣、文士,在元末,朱元璋对元的战争中他们同时被征聘,又都为浙江西部人士,故名“浙西四贤”。这四人是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其中刘伯温、宋濂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
空谷三隐:明末,松江“夏氏三隐”。夏完淳姐姐淑吉,极富文才,字美南,号荆隐,又号龙隐、义融,出家后法号神一。有弟子盛蕴贞整理《龙隐斋诗集》。夏完淳诗文中提到她的地方极多,甚至认为她的文采足以比得上东汉时的才女蔡文姬。 完淳的妹妹惠吉,字昭南,号兰隐,和他同为陆氏夫人所生。惠吉的字为“昭南”,和字“美南”的姐姐淑吉同称“二南”,再加上夏完淳,姐、弟、妹三人又同时被称为“”。
金陵四公子是明末时期,复社中的陈贞慧、方以智、侯方域、冒辟疆并称
嘉靖八才子:明代作家李开先、王慎中、唐顺之、陈束、赵时春、熊过、任瀚、吕高八人的并称。嘉靖八才子”与明代正、嘉之际文坛的复古取向 由以李、何为代表的前七子掀扬的复古思潮,流延至正、嘉文坛激起了不同的回应,演变成或承续其绪、或悖逆其势的两极发展态势,“嘉靖八才子”成为体现此际文坛复古发展态势的一个缩影。
,闽中十才子闽中十才子指的是林鸿、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等十人,他们对后世诗歌的发展影响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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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是指中国唐代初年,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合称,简称“王杨卢骆”。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宋四家是中国北宋时期四位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的合称。这四个人大致可以代表宋代的书法风格,而且成就最高,故称“宋四家”。
部分历史人物简介
王勃(约650年—约676年),字子安,汉族,唐代文学家。古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出身儒学世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为“王杨卢骆”、“初唐四杰”。
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九岁时,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十六岁时,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因做《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
在参军任上,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八月,自交趾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溺水,惊悸而死。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五绝,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 。
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进士及第。宋神宗时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曾任翰林学士、侍读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并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党执政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大赦北还,途中于常州病逝。宋高宗时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黄庭坚(1045年8月9日—1105年5月24日),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杜甫、陈师道和陈与义素有“一祖三宗”(黄庭坚为其中一宗)之称。与张耒、晁补之、秦观都游学于苏轼门下,合称为“苏门四学士”。生前与苏轼齐名,世称“苏黄”。
著有《山谷词》,且黄庭坚书法亦能独树一格,为“宋四家”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引碑入草开创者的李志敏评价:“黄庭坚引鹤铭入草,雄强逸荡,境界一新”。
孔子后代族谱
本文2023-12-02 06:12:38发表“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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