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家集，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汇辑了家族历代成员著述的特殊文学总集。中国古代社会以宗法血缘为纽带，家族便成为一个基础且核心的单位，家族文学也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脉络中起到重要的联结作用，将文人个体与社团、流派等沟通起来。《四库全书总目》中仅著录了37种家集，而据《清代家集叙录》最新统计，唐五代及以前有家集16种，宋元时期46种，明代193种，清代则多达1244种（见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前言》），足见有清一代家族文学之盛。

家集所收录的作品可能容括家族数十代，也可能仅有两三代。家集的编纂者多是家族后辈或与其关系密切者，他们对家族历代作品加以采摘选录，为家族内部成员——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合乎礼法的家族一员——提供发声的舞台，一族的诗文词曲在家集中遥相唱和、交融共鸣。一个家族若是有较为丰富的文学著述并且有能力将之汇辑刊行，那它多半是有“诗书传家”的文学传统，而许多为世人所熟知的清代文学世家，如江苏叶氏、沈氏，还有以科名闻世的

番禺商

氏等，都辑有自己的家集。在今天看来，这些家集和私家园林、藏书楼等一样，已经成为文学世家的重要文化符号，具有深远的文学、文化意义。家集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它的生成、形态、特点与价值，更是值得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

清代家集虽是收录一家艺文，但它的编纂并不像流水线生产那样总依照一个模板，单纯按时序选录家族历代的诗文佳作，而是有各种不同形式。

科名累世的家族，会将其先辈的制艺、朱卷等搜辑成集以彰显荣耀，还可“用诏后人”，起到示范、教育的功用，相当于传授应试技巧，如高密单氏的《高密单氏世业》、番禺商氏的《商衍瀛商衍鎏同怀兄弟会试墨卷》、钱塘吴氏的《吴氏朱卷汇存》等；有的家族整理家集不限于采选诗文，而是将一族的文学及学术成果辑为丛书，内容丰赡，更能体现家族积淀，如江都汪氏的《江都汪氏丛书》、临海洪氏的《传经堂丛书》等；有的则在家集中专收某一特定文体，这种集中性地创作与搜集，突出了家族的诗文创作理念，典型者如阳湖董氏的《栘华馆骈体文》等；至于那些族中闺秀多有才艺的，便纂成专门的女性家集，在清代也形成了一时风气，如泰州仲氏的《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阳湖张氏的《阳湖张氏四女集》等等，不一而足。这些不同的家集形态，令家族文学传承的可能变得多样。

与编纂形式不同相应，给家集命名也并不总是一个套路。据上引文献可见，家集的名字中一般包含姓氏、籍贯、书斋名、编纂特色等诸多要素。其中，姓氏是家集命名的一个关键，以“姓氏+家集”或“姓氏+文体”等形式来命名家集，也比较能直接体现家集的内涵，如《二王家集》《郝氏遗书》《庄氏诗存》等。在此之外，籍贯可以体现一族的世代渊源，并与同姓的其他家族作区分，故往往缀于姓氏之前，如《金陵陈氏家集》《毗陵伍氏合集》等；书斋名、园林名则将几世代的人置于家族内的某一特定空间，赋予它特殊意义，不同时空的人于此相逢，更显风雅传家的特点；至于“遗芳”“花萼”“世馨”等关键词用于命名，则更是直接体现了对家族文学传衍的自豪与希冀……家集的命名跟人的起名一样，一是要有美好的寓意，二是要能彰显独特之处，家集的面貌与家族文学的特色，在这些名字中得以体现。

家集的文献材料虽是采于家族历代成员，但要纂成一集，自然要有一人或几人来谋定体例。因此，家集虽然是一个家族的文学创作结晶，但同时也是受到个人意志的影响。整理者在选材、定例、命名时都会有自己的考虑，目的不同，其所呈现的家集面貌也就不会是千人一面。可以说，正是在家族整体与整理者个人的双重影响下，清代家集才表现出如此的多样性。

二

除形态丰富外，清代家集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这对于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是清代家集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据统计，《清代家集叙录》所收录的1244种家集遍及直隶、山东、江苏等19省，其中江苏家集最多，

有406种，约占33%；浙江次之，有316种，约占25%。江浙两省仅占省数的10%，但其地区的家集数量已超全国的半数，可见分布的不均。

在同一区域内，“声气相求”，家族之间或仿效、或竞争，很容易就形成了某种风气，这或许还能反映出家集的编纂与清代文学在地域上的发展不平衡有密切关联，可以明显看出，在文风盛行的江南地区，家集的数量如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其二是清代家集序跋中的乡邦观念。如何才能在家集中体现出家族的特色、家学的形成与衍变？一方面要通过编次、分类与选目，另一方面则需依靠家集前后的序跋。除了家族内部成员在序跋中交代整理家集的意图、家集的编纂特色以及追述家族的生活状态外，家集的整理者往往还会积极邀请一乡先正与四方名公，来为自己的家集题序作跋，题写者有时会在序跋中将一族的文学成就拓展至一乡的文学传统。

如桐乡毕氏的《桐乡毕氏遗著》中有无锡顾鸣凤的跋：

嘉兴一郡，于浙西故号明区。国初以来，一时如陆清献、张杨园、朱竹垞诸伟人，莫不笃生斯土。名臣硕学，彪炳东南，洵乎山川钟毓、地灵而人杰欤？

在顾氏的叙述中，毕氏家族之所以名世，得源于乡郡之风气。嘉兴一地，纵向来看，有先贤伟人，远绍于前；横向来看，有名臣硕学，唱和宴游。这并非个例，相似者还有如桐城马氏，“岂惟一家之美？实足征一邑文学之盛”（朱为弼序，见《桐城马氏诗钞》）；毗陵周氏，“毗陵山水清淑，历古魁硕项背相望，渊云萃于闾巷，顾陆耀于简编，几于户贮琳琅，市陈铅椠。艺林朱绂，卓有传人；芬苑青葙，衍为家学”（田步蟾序，见《毗陵周氏家集》）；会稽陶氏，“吾越固多风雅之士”（姚大源序，见《天伦乐事》）等等。通过追溯地域文学传统，进而延展至家族内部文学传衍，可以说是家集序跋中一种较为常见的叙述策略。通过这种叙述，家族文学的传衍这一“小传统”与地域文学发展的“大传统”呈现出交集的态势。

其三是地方风气或地域流派对家集文本产生的影响。家集并非“仅一个家族可见的朋友圈”，家族与地方风气、地域流派有频繁的互动，桐城、武阳

（武进、阳湖）为其中代表。清代桐城一县先后有18种家集编刊，武阳则有25种。从桐城和武阳的家集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域流派

（如桐城派、阳湖文派、常州词派等）的家族之间相互仿效、唱和、题跋，形成超越姻亲谱系的地缘与血缘、学缘交融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到家族文学的创作与传承。

由此，地方诗文总集与家集产生了重要联系，家集或许影响到地方集的编纂，并与之共同参与建构地域文学的风貌，咸丰年间刊刻的《桐旧集》最能体现此点。《桐旧集》所收录的是桐城一乡的诗作，根据姓氏列卷辑录，一地之内，跨越家族，共录桐城84姓作者诗作，与该地18种家集相辉映，如《桐城方氏诗辑》《桐城马氏诗抄》与《桐城姚氏诗抄》等，二者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视角共同展现了桐城诗学的全景。

家集的地域特点不只反映在与地方集的相互影响中。有些地域流派内部的批点与过录，会保留在家集中，如《武进张氏家集》所收张惠言《茗柯文》中，多处录有恽敬的朱笔批语、圈点；同派人的作品也可能被纳入到家集之中，如张氏家族另一部家集《宛邻书屋丛书》收录《词选》一书，辑有恽敬、李兆洛、丁履恒、黄景仁等人之作。将这些家族外部成员的作品纳入家集的举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使得家集的实际范畴也有所扩展。这些文学流派中的交流行为，也影响到家族内部的学习与仿效。

“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方式，在清代主要表现为地方性文学总集的编纂和地方性诗话的叙写”（见蒋寅《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从清代家集的文学研究价值中，似可看到书写地域文学传统的另一种可能：家学传衍与地域流派乃至地域文学发展的交融递嬗。

三

单就数据来看，家集在清代获得了“大发展、大繁荣”，但它也难逃书厄，尤其是战乱，对其造成了严重损失。“庚申之变，粤匪东下，大江南北，几无一块干净土”（周镜序，见《瘦红吟草》），这种情形下，最可能发生的便是生平著述尽皆散失。故而在文学研究价值外，家集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不仅可以反映出一段时间内的“战争与和平”，还可以揭示在此背景之下家族成员如何推进文学的传承。

家集中所描绘的家族生活图景，常常会令人感到非常温馨、和谐。那些图景或如“青灯伴子”，追忆幼年受教，文字清简，却深情款款，体现出书香世家对于教育子女的重视：“先君子十五志学，昼课不足，继之以夜，一灯盈盈，惟姑母手针黹以伴焉”（仲振奎序，见《泰州仲氏闺秀集合刻》）；或如“闺中唱和”，清代闺秀与丈夫的文艺生活、闺房乐趣，跃然纸上：“闺阁中唱遂歌咏，叠相师友，不减梁孟”（姚棻序，见《清香阁诗钞》）；

又或如“儿侄夜读”“兄弟酬唱”“卷轴自娱”等，不仅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藉以一窥家族成员的生活，还细致地表现了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流活动。

这些与家庭群体、家族生活相关的回忆，就像是泛黄的老旧照片，平时静静躺在家集的角落，不被人在意。但当人们偶尔想起，指尖滑过文字，思绪便随之一起进入家族文学的世界，内心也会感到一股暖意，那是对温暖家庭的向往，也是对家族文学一脉相承的感动。家集可以如此生动地向世人展现书香世家内部的文学互动及世代传承，这些故事倘若由正史等史料讲述，恐怕便少了许多趣味。

然而，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许多家族更面临着山雨欲来的危机，阳湖张氏便是其中代表。阳湖张氏有五种家集，除前文所涉外，《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二种均集中收录了张门才女的创作，但是它们却留存了两个不同时期下的社会与家族情景。前者纂成时，时局尚且稳定，张氏一家也未遇多少险阻；而后者辑成时，张惠言、张琦相继过世，家族成员除需考虑生计问题外，还几番流徙，先后寄寓山东馆陶、湖北武昌等地。即使在艰难之中，张家仍旧承续原有的文学创作传统：“于是一庭之内，既损米盐井臼之劳，又无膏粱文绣之好，遂日以读书为事，相与切义理，陶泽性情，陈说古今，研求食物，凡读书、作诗文书画、治女工，皆有定程。”（张曜孙序，见《棣华馆诗课》）寥寥数语间，张氏家族平日读书、唱和等风雅诸事跃于纸上。可惜的是，当时太平军已攻至湖南，不久武昌便被太平军攻占，棣华馆中的读书与写作，也就成为暴风雨前难得的平静。可以说，《阳湖张氏四女集》与《棣华馆诗课》，见证了清帝国的日渐衰败。

徐雁平就其已查阅的1006种清代家集进行了年代统计，单就刻本而言，顺康雍年间

（92年）有33种，乾嘉年间

（85年）95种，道光至同治三朝

（54年）160种，光绪朝

（34年）173种，宣统朝

（3年）9种，民国

（38年）55种。咸同之际的太平天国之乱，对当时的文化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伤，人们可由保存在家集中的文字，如《棣华馆诗课》等，管窥书香之家的起落变化，还能够通过这一时期的家集序跋，了解到家集的损毁，以及家族成员于乱世间颠沛流离、安身立命的境况。

然而，就目前可得见的家集刻本而言，却以道光至光绪年间数量为丰，尤以光绪朝为最，这并非说明战乱促进了家集的繁荣，而是从侧面反映出战乱后人们对家族文学传衍的断裂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悼遗书之灰烬，惧先业之颠坠”（俞樾序，见《邱氏家集》），“诚恐嗣后鲜知珍重，更叹靡沉”（金际泰序，见《志远堂金氏家集诗略》），因此大家纷纷搜集残稿、整理家集，以盼能保存旧籍、继往开来，将书香风雅传承下去。想来也无人料及，战乱所带来的“未雨绸缪”，竟推促了家集的涌现。

因此，清代家集的史料价值不只是停留在文献层面，家族之内的文学交流、与外的唱和交游、女性的生活状态、幼童的读书受教与社会的平静、动荡等，如此种种，深入到了社会与文化研究的领域，为我们了解、研究清代的社会生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文化视角。

清代家集数量较前代迅速增长，有多方面的原因，如时代风气、争先标榜家族成就等等。它或许还和当时家谱修纂的盛行有关。家谱与家集，可以看作是家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堂”与“室”：同样能体现一族文学之传衍，家谱重在梳理世系、述清源流，部分附录家族艺文；而家集序中虽也涉及姓氏渊源等，但侧重点在于家族的文学创作，其不仅能反映出家族的世代谱系与文学成就，还可向世人展现家族内外的文学交游网络。因此，借家族世系与家谱艺文来研究一族的文学传衍，可以“登堂”；而细读家集诗文、词赋，则能“入室”。

《清代家集叙录》所收的1244种清代家集，是历经数次兵燹后的残余，那么有清一代的家集究竟有多少种，实在难以估计。《清代家集丛刊》《续编》先后影印出版清代家集362种，已占可考清代家集总数的29%，但对于整个清代时期的家集著述而言，恐怕也仅仅是“沧海一粟”。然而，也只有通过现存的这些家集，才能了解家族文学的传衍概貌，因此对于当下而言，研究家集的生成、内涵、价值、流传等各方面，才能更好、更清晰地揭示出清代家族的整体面貌与文学传承。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长相思，在长安。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孤灯不明思欲绝，卷

帷望月空长叹。美人如花隔云端！上有青冥之长天，下有渌水之波澜。天长路远

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长相思，摧心肝！

（李白《长相思》）

孤雨心灯，你好！

1、种氏家谱要追根溯源才能找到，不知你是种氏家族的那一支，也不知你祖上从何处迁徙，是不容易寻觅到家谱的。

2、江苏省淮安市洪泽县东双沟镇目前已有300多种姓族人居住，不知你祖辈上与他们是不是一支。

3、种姓出自田姓，为帝舜后裔，春秋时代齐威王的大臣名叫“田种”，后代及后人以祖先字为姓，是种姓最早的传说并有记载。。

4、正如你所说，种姓，不读作种地的种，应读作chong（虫）。

5、种姓还有一来历，其祖先是春秋时代周朝的大夫仲山甫。《姓源》中这云：“仲山甫之后，避仇改为种。”《通志氏族略以次为氏》云：“种氏，本仲氏，或言仲山甫之后。”是种姓有文字记载的最早出处。

6、历史上，种姓中的名人很多，《汉书》中记载的有：种兢、种邵、种拂、种辑等，其中种邵是洛阳人，在献帝时曾做过益州刺使。唐代有种如愿。宋代有种放、种谔、种朴。明代有南宫知县、咸宁人种云龙等。

以上仅供参考。祝好！

　　仲子研究的又一次“海安会议”于二十日与二十二日召开。用崇义理事长的话说：此次会议，规模空前；效果空前；接待空前。而在我看来，则只是仲子研究征途上的一次“瓦窑宝会议”。

　仲子研究，在仲崇义的带领下，历经十几年艰苦卓绝的拚搏，不但点燃了星星之火，编辑出版了《仲里新志》，筹备修缮《仲子世家谱》，实现了仲种合谱，而且找到了传递仲子研究正确的方向与途径。

　客观的说，华风仲子研究会的过去，虽说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更多的是联谊。这是源于历史背景造成的。研究仲子，光靠热情，是不行的。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而且能热心于仲子研究才行。而这样的族人本来就少之又少，一般都生活、工作在一个常人难以涉足的社会圈内。而仲研会又未能发挥出网络的推广、宣传、沟通的作用，再加上缺乏经济的支撑，无法大量的走访调研、宣传。从而制约了仲子研究的更进一步提升，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此次“海安会议，亮点纷呈。出席会议的人数超越想像：一百二十多人。出席会议的地区超越想像：除掉正常参加会议的江苏、山东、安徽、黑龙江之外，今年多了四川、江西、河北、青海、湖北、重庆。仲彬、仲新春的出席，受到了与会族人的拥戴。九代同堂话仲研：参加会议的族人辈分最长的是仲子第七十一代“肇”字辈，辈分最小的是七十九代“怀”字辈。

　最大的亮点之一：“仲氏企业商会”正式筹备成立。在与会族人的共同努力下，经过二十六位“企业法人代表”的热切讨论，先是在“我同意组建仲氏企业商会，并自愿参加仲氏企业商会。但商会章程必须经我同意”的前提下，签下自己的姓名。又在逐条讨论通过的《仲氏企业商会章程》后，慎重的签下自己的姓名。随后便选举产生了商会的第一届会长、付会长、理事、秘书长。

　仲子研究有了仲氏企业商会这个坚实的经济平台做支撑，能解决很多以前想解决而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对仲子研究会有很大的推动与促进的作用。

　编修《仲子世家谱》，是硬性指标。能否在二零一五年完成，是所有仲氏族人的大事。

　仲子研究，是柔性指标。出什么样的成果，什么时候出，需要所有仲氏族人持之以恒的努力。

　仲氏企业商会，是所有参与者奉献分享的平台。“资源共享、共谋发展”是商会的宗旨之一。

　族人联谊，是仲子研究最基本的职能，也是最受欢迎的职能，最能带来族人愉悦的，必须坚持。

　与会的仲彬说：“和”是传统智慧的核心，也是仲子研究必须要坚守的。有分歧，有误差，有差异，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必要去否定，更无需强迫消除。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得到了理所当然的热烈的掌声。

　至此，想起了刘邦的托孤与刘备的托孤。刘备托孤是流行很广的历史典故，而刘邦托孤的事实，则知之甚少。刘备托孤，结果是传递一代而亡。而刘邦托孤，则令政权传递了九代。他们的'托孤成败不言自明。重要的我辈应该得到启迪：托孤团队一定胜过托孤个人。仲子研究需要族人的共同努力拚搏，需要更多的能者、贤者加盟。历史已经证明，靠一两个能人是很难完成艰苦卓绝使命的。

　同时，还想到了一个典故《曲突徒薪》。说的是救的人得到了奖赏，而事前提醒防止发生火灾的人并未得到奖赏。合理吗？合理！你既然看到了，也说了，为什么不坚持？又合理吗？不合理！你不听，是你的责任，我提了醒，就应得到奖赏。历史如此，无奈。社会如此，当坦然。

　会议的时间是短暂的，效能将是长期的。无论是《仲子世家谱》的编修、仲子研究，还是仲氏企业商会的运行，都将是长期的、艰苦的、困难的。仲子研究走到今天，细化职能，分别运行，相互促进，是大势所趋。依据族人才能做好合适的分工，是当前紧迫的需要。

　作为海安仲氏族人，能为会议做点事，是应当的，更是光荣的。

你所说的不是总谱 总谱如下 蕴耀振贻绪 统延肇跻伟

崇惟昭光辉 怀儒敦恒循

封章锡恩广 令德毓贤喆

昌旺盛明皇 荣茂超清香

国祚享贞利 乾坤乐泰康 这是全国总谱 自64代至113代

一、姓氏源流

种（Chóng）源出：

1、出自仲姓，为周代仲山甫之后，为避仇所改。据《通志·氏族略》载：“种，本仲氏，以避难改载仲为种，望出河南。”种姓本为仲氏，以次为氏。仲为排行第二。周代王室重臣仲山甫（一作仲山父）的后人，为避仇改为种氏。

二、迁徙分布

（缺）据《姓氏考略》云：种姓望居河南郡（今河南省洛阳一带）。

三、历史名人

种 暠：字景伯，河南省洛阳人，仲山甫之后。父为定陶令，有财三千万。父卒，种暠悉以赈恤宗族及邑里之贫者。其有进趣名利，皆不与交通。始为县门下史。 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时与杜乔（字叔荣，河内林虑人）两人都被举孝廉，致身通显，并号名臣。未几出暠为益州刺史，乔却迁官大大司农，再迁为大鸿胪。是年八月，顺帝不豫，数日即崩，年终三十，在位与安帝相同，也是一十九年。群臣奉太子炳即位，尊梁后为皇太后。两龄嗣主，如何亲政？当然援照前例，由皇太后梁氏临朝。进太尉赵峻为太傅，大司农李固为太尉，参录尚书事。越月奉顺帝梓宫，出葬宪陵，庙号敬宗。

种 放：字名逸（？-1015），（《郡斋读书志》作明逸。此从宋史本传）自称退士，河南省洛阳人。（《郡斋读书志》作长安人。此亦从宋史）生年不详，卒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沉默好学，七岁能属文。父令举进士，辞道：业未成，不可妄动）。住来嵩、华间，慨然有山林意。及父卒，奉母隐终南山，以讲习为业，凡三十年。咸平中（1001年左右）征赴阙，累拜给事中，迁工部侍郎。后真宗召为左司谏，辞归山。一日晨起服道衣，聚诸生列饮，取平生所作章疏，悉焚之，酒数行而卒。诏赠工部尚书。放好为诗歌，有集六卷，《文献通考》又有《蒙书》十卷及《嗣禹说表·孟子》上下篇、《太乙祠录》等，并行于世。

种师道：字彝叔（1051-1126），北宋名将。原名建中，又名师极，字彝叔。洛阳（今属河南省）人。善察形势，沉毅有谋。初以荫补官，历熙州推官、原州通判、提举秦凤常平。因被诬入元佑党籍，罢废近十年。后起为忠州刺史、泾原都钤辖、知怀德军。政和六年（1116年），擢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知渭州。宣和元年（1119年）初，奉徽宗命率军修筑席苇平城（后改为静夏城，今甘肃平凉境），城未就而夏军骤至，乃列阵葫芦河（今宁夏清水河）畔，佯欲决战，暗遣军出夏军后，扬言宋援军至，乘其犹疑之机，前后夹击，大败夏军。六月，再破夏军于藏底城（今陕西志丹北），升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四年，从童贯攻辽，因建议被拒，兵败雄州（今河北雄县）。六年，建议联辽抗金，遭拒被劾致仕。次年十月，金军大举攻宋，起为京畿、河北制置使。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率15万兵救援东京（今河南省开封），进至洛阳，闻金军已临城下，遂虚张声势，沿路张榜，号称百万，张旗击鼓而进。金军不知虚实，移师增垒自卫。至京，授同知枢密院事、京畿两河宣抚使。因反对割地议和，建议乘金军回师时半渡而击，被钦宗罢为中太一宫使。不久复为河北、河东宣抚使，出屯滑州（今滑县东）。八月，金军复大举攻宋，请钦宗暂避长安（今西安），朝廷召其还朝。十月病卒。

四、郡望堂号

1、郡望

据《姓氏考略》云：种氏望出河南郡。

河南郡：①河南地，秦汉指内蒙古自治区河套黄河以南。②战国时称周雒邑王城为河南，汉置河南县。③汉又有河南郡，即秦三川郡地，治雒阳。隋有豫州河南郡，唐为洛州河南府，辖境都远小于汉河南郡。元为路，明为府。④唐又有河南道，为大行政区，辖河以南、淮以北的广大地区，治汴州（今河南省开封）。开元时从河南道析出京畿道。唐中叶以后又有河南节度使。

2、堂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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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姓宗祠通用对联

〖种姓宗祠七言以上通用联〗

讲习终南，名贤却聘；

制置河北，宿将善谋。

——佚名撰种姓宗祠通用联

上联典指北宋洛阳人种放，字名逸，沉默寡言而好学，七岁能写文章。父亲让他考进士，他推辞说：“学业未成，不可轻举妄动。”父亲死后，他奉养着母亲隐居到终南山，以讲习为业，达三十年。咸平年间，被朝廷征召，历官给事中、工部侍郎；真宗时，任左司谏，他辞别朝廷，又回到山中。下联典指北宋末种师道，字彝叔，种放哥哥的曾孙，官至京畿河北制置使，知兵而有谋略，靖康年间，金兵南下，他进宫献计，但朝中因他年龄大（当时人称“老种”）不能尽用他的计谋。京城陷落后，徽宗拍着胸口说：“都是因为没听种师道的话，才到了这个地步啊！”

基本解释

(1)兄弟或姐妹中排行第二者。指二弟。《诗·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壎，仲氏吹篪。”

郑玄

笺：“伯仲，喻兄弟也。”

高亨

注：“仲氏，二弟。”

(2)兄弟或姐妹中排行第二者。指二妹。《诗·邶风·燕燕》：“仲氏任只，其心塞渊。”

高亨

注：“仲氏，古代长子长女称伯称孟，中子中女称仲，幼子幼女称叔称季。”一说指

春秋

卫

戴妫

。参阅《诗经》毛传。

(3)

汉

末

袁术

占有

长江

淮河

下游地区，自称为帝，号

仲氏

。又称

仲家

。《三国志·魏志·袁术传》“用

河内

张烱

之符命，遂僭号”

裴松之

注引

三国

魏

鱼豢

《典略》：“

术

以

袁

姓出

陈

，

陈

，

舜

之后，以土承火，得应运之次。又见谶文云：‘代

汉

者，当涂高也。’自以名字当之，乃建号称

仲氏

。”

(4)指

汉

末

仲长统

。《文选·孔稚珪＜北山移文＞》：“呜呼！

尚生

不存，

仲氏

既往，山阿寂寥，千载谁赏？”

李善

注引《后汉书》：“

仲长统

，字

公理

，

山阳

人也。性俶傥，默语无常，每州郡命召，辄称疾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