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宗庙、祠堂概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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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庙的起源甚早。商代甲骨卜辞中大量的祭祀祷文，就是占卜之后由主持者在当时国王的宗庙中举行的仪式上宣读的。据《诗经·大雅·緜》所咏唱诗句为：乃召司

空，乃召司徒，俾立家室，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周人的祖先太王一到周原，立刻就命令官民，建立宫室、宗庙、大社；周原出土的先周甲骨刻辞中也

有

祠，自蒿于周周原甲骨刻辞编号为H11：117。考释见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四川大学学报丛刊》十，《古文字研究论文集》，1982年。的记载，这

是对周王从镐京往岐山周原的先王宗庙进行春祭活动的一条记录。这说明宗庙的历史与汉人宗族的历史一样悠久。祖先祭祀活动是宗族存在的基本方式和重要标志，

也是它的人文价值所在。因此，古人把宗庙看得非常神圣，所谓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

《诗经·大雅·緜》

作庙翼翼郑笺。《十三经注疏》上册，第510页。的说法，不仅象征着迁居、立朝的合法性，甚至还带有生存合法性证明的意义。

由于周代实行的是贵族政治，社会上各个等级拥有的宗庙数量，就受到非常严格的等级规定。如在《礼记·祭法》中有以下一套复杂的制度：

(1)天子七庙：考庙（父）、王考庙（祖父）、皇考庙（曾祖）、显考庙（高祖）、祖考庙（始祖），此五庙一月一祭；另有二祧庙（一昭一穆），高祖以上远祖入祧庙。祧庙不受月祭，只在冬至时接受一次祭祀，称为尝

。

(2)诸侯五庙：考庙、王考庙、皇考庙，此三庙受月祭；另有显考庙、祖考庙，受

尝祭。

(3)大夫三庙：考庙、王考庙、皇考庙，都只受

尝祭。显考和祖考不另设庙。

(4)上士二庙：考庙、王考庙，只受 尝 祭。皇考以上都不另设庙。

(5)中士一庙：考庙，王考无庙。

(6)庶人无庙。

如此等级分明的规定，一方面是为了适应贵族政治的身份要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除了贵族以外，当时其他阶层中的宗族组织还没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对祖先的追

溯，也远未达到王族、贵族的水准，因此，在先秦文献中，完善和典型的宗庙系统只与天子宗族，即所谓的王族相连。而在其他阶层中，由于宗庙数受到非常严格的

限制，宗庙的意义显然不够完备。但在文献中，无论存在多少等级差别，凡是为祭祀祖先而建造的建筑物，宗庙仍是最基本的通称。在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九

一《宗庙考》中，所谓的宗庙就涵盖了全部，其中包括天子宗庙、后妃庙、私亲庙、功臣配享庙、诸侯宗庙、大夫士庶宗庙等等。

战国以后，随着政治等级制度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开始将

宗庙专归于祭祀历代帝王，相当于国庙系统，而对帝王以下各阶层宗族祭祀本族祖先的场所，则出现了 祠堂

的称呼。如楚国屈原流放到汉北，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

《楚辞集注》卷三《天问》王逸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49页。。

祠 ，或特指春祭。《说文》：

春祭曰祠，品物少，多文辞也，其时青黄不接，可祭物品缺乏，故以宣读文辞为主。或泛指祭祀。《公羊传·桓公八年》： 春曰祠

，东汉何休注：祠犹食也，犹继嗣也。春物始生，孝子思亲，继嗣而食之，故曰祠，因以别死生。 祠堂

之意主要指后者。由于秦代非笑圣人，荡灭典礼，务尊君卑臣，于是天子之外，无敢营宗庙者司马光《文潞公家庙碑》，吕祖谦编《宋文鉴》卷七六，文渊阁《四库

全书》集部总集类二。，祠堂这一名称就进一步从帝王宗庙系统中分离出来（例如在著名的西汉宫廷庙议

中，就没有 祠堂 的地位参见拙著《西汉礼制建设之一

庙议》，汤志钧等《西汉经学与政治》第六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不过，那时的祠堂与后世不同。首先，它大多建立在墓地

边上，而不是像后世那样，总把祠堂建于宗族居住地的中心。《汉书·霍光传》：复土起冢为祠堂

；司马光也说：

汉世公卿贵人，多建祠堂于墓所，在都邑则鲜。同上引司马光文。其次，它也不一定都属宗族所有。许多官吏在职期间颇有政绩，当其调转升迁，当地人民为抒感怀

纪念之意，集资为其建造

生祠，此风兴起于汉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二《生祠》： （《汉书》）《于定国传》： 父于公为县狱吏，郡中为之立生祠，号曰于公祠。

《汉纪》：栾布为燕相，有治迹，民为之立生祠。

此后世生祠之始。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册，第1268页。，对后代的影响也很大，为保佑一方平安的

地方神祠堂（名目甚多），亦来源于此。如香港新界石湖墟的 周王二公书院 为纪念将当地居民从清初

迁海令的浩劫中拯救出来的广东巡抚王来任、两广总督周有德二人，由当地各界人士集资，于康熙中期建立 报德祠 一座，后来改称

书院，并成立了相应的神诞祭祀组织。参见田仲一成著、钱杭等译《中国的宗族与戏剧》第一篇第一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另可参见拙文《祭祀圈与民

间社会以平阳县腾蛟镇薛氏忠训庙（大夫殿）为例》，郑振满、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9

414页。韩国学者朴元镐《方仙翁庙考 以淳安县方储庙的宗祠转化为中心》，《

家庭·社会·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第459 462页。，就属于这一性质。

唐、宋年间，上层官僚、士大夫宗族所立 祠堂 大多改名为

家庙。比如，唐代流传下来许多 家庙碑 、 先庙碑 之类，而很少见有称

祠堂碑的。唐末社会大乱，各级家庙大多毁于战火。宋朝建立以后，为防止重新出现豪强割据，朝廷曾严令禁止各类宗族设置家庙。庆历元年（1041），仁宗颁布赦书，许文武官立家庙

《宋史·宋庠传》。王曙也奏请三品以上立家庙，复唐旧制；文彦博请定群臣家庙之制。，但人们仍心有余悸，

因循顾望，不敢奉行。一直到十几年以后的仁宗皇祐年间，由朝廷正式下令，允许大臣建立家庙，才逐渐 复唐旧制

。从此，官宦之家可设家庙，祭高祖以下五代 ，就成为定制了。详情可参阅《宋史》卷一九《礼志·吉礼·群臣家庙》的记载。

如果要指出宗庙与祠堂的区别，那显然是因为前者有

百世不迁之宗，而后者由于宗法制度的演变，已不再有条件维持这种严格的系统与级别。明末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说：今天下宗子之制不可复，大率有族而无宗。宗

废故宜重族，族乱故宜重祠。有祠而子姓以为归，一家以为根本，仁孝之道，由之而生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七《宫语·祖祠》，《续修四库全书》史部734

册，第695页。，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我们不能将宗庙和祠堂这两个本质上基本一致的概念绝然对立起来，虽然它们确实有过不同的发展历史和适用

范围。

一套堪称完善的汉人宗族祠堂系统，是明中期以后才开始出现的，到清初得以固定下来。除了帝王仍袭用宗庙之称外，其他各阶层宗族的祭祖场所都称为祠堂，如赵翼所说：今世士大夫家庙皆曰祠堂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二《祠堂》，中华书局，1963年，下册，第691页。；科大卫则称之为

家庙式的祠堂科大卫《祠堂与家庙从宋末到明中叶宗族礼仪的演变》，《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卷第2期，2003年。。由于贵族特权的衰落，一般地主和庶民势力的增长，普通民众也逐渐获得了自建祠堂的权利，因而其分布面就非常广泛。

清代祠堂广泛兴建， 居家变祖祠

得到普遍的提倡，常常是每一村落，聚族而居，不杂他姓其间。社则有屋，宗则有祠程庭《若菴集》卷五《春帆纪程·入新安界》，《四库存目丛书》子部补编第8

册，第114页。。这是徽州一些单姓宗族聚居村内的情况。诸姓杂居村内亦复如此，除非某姓尚未成族，否则没有例外。就连位于川渝山区的江津县，也是族必有

祠，族必有长，以祠统家

聂述文等修、刘泽嘉等纂《江津县志》卷一一之一《风俗一》，民国十三年(1924)。。

在宗族的总祠之下，各房支都建有分祠、支祠，如曾国藩所说：分建支祠，亦犹古小宗亲庙之遗意。曾国藩《先大夫置祭费记》，《曾国藩全集》第五册《诗文·杂

著》，岳麓书社，1986年，第353页。在世系的归属上，分祠很明显地要受控于总祠，但在实际功能上，除了举行全族性活动（修谱、散谱、修祠、宗族庆典

等），分祠有义务作为宗族的一个部分参与其中外，分祠日常活动的组织，财产的筹集、使用、分配，对本房族人、族务的管理等等，都是独立进行。

与祠堂性质相同、但规模有异的祭祖场所，还有上面已经提到的 家庙 。

家庙的形成可远溯至先秦，惹得孔子大怒，宣布 是不忍孰不可忍 的 八佾舞于庭

，据说就发生在季氏的家庙之中《论语·八佾》郑玄注：鲁以周公故受王者礼乐，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于其家庙舞之，故孔子讥之。

刘宝楠《正义》：此注所云家庙，当即指桓庙，以公庙设于私家，故亦称家庙也。《清经解续编》卷一五三，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第四册，第787

页。。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九《吉礼·祭始祖先祖》：或建为宗祠，或合为家庙

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四。，宗祠对外，所祭祖先的规则很严，规定了继高祖以下的小宗如何在龛中祭奠他们各自的祖先，并借此更加明确各小宗通过祖先祭祀实

现亲族统合的宗法理念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96页。。家庙不对外开放，可根据建庙者愿望，突出一个

合字，所祭对象上至始祖，下至祖考，组合比较随意。比如，在明朝夏言关于家庙的著名建议中，就提出允许三品以上高级官僚的家系中存在大宗集团，允许四品以

下官僚的家系中存在小宗集团同井上彻上引书，第122页。。常建华的分析应该可以成立：虽然家庙与祠堂、宗祠同是祭祖所在，均与《家礼》有直接关系，但是

二者仍有一些重要差别。建立家庙者多为高级官僚，等级观念严重，家庙名称背后蕴含着特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常建华《明代家庙述论》，《明代宗族研究》附录

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27页。

宗族宗庙、祠堂系统的主体已如上述。除此之外，有一种性质特殊且规模甚大的

合族祠也值得一提。合族祠，也就是联宗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联宗的产物。笔者曾在《血缘与地缘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1年。一书中详细研究过广州的

苏氏武功书院 、广东的 庐江何氏书院、东莞等地的 陈氏试馆 、东莞的 都庆堂邓氏大宗祠 、 广州大宗祠 、广州 吉山书院 、温州平阳的

陈氏纪念堂等著名合族祠，指出了它们的基本性质，其实已不是宗族组织，而是宗族间的一种同姓地域组织。关于这一问题，读者可阅读日本学者牧野巽的《广东的

合族祠与合族谱》之一、之二后收入东京御茶水书房1985年《牧野巽著作集》第六卷《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以及笔者对此所作的详细评论拙著《血缘与地缘

之间中国历史上的联宗与联宗组织》，上海社会科学院，2001年，第46

47页。。最近黄海妍著《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清代以来广州合族祠研究》三联书店，2008年。，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讨论，极具参考价值。

祠堂的经济基础是祠田、祭田，有关研究成果很多，此不赘言。读者可集中阅读前引常建华《宗族志》第五章《族产》，前引井上彻《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第七章《清代的苏州社会与宗族》。

二、宗庙、祠堂的象征意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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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研究汉人宗族宗庙、祠堂（以下简称祠堂）问题的著作，都要肯定祠堂作为宗族象征物 这一深层次意义，甚至还不无夸张地称之为 血脉的圣殿

刘黎明《祠堂·灵牌·家谱中国传统血缘亲族习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页。。所谓 象征 ，是 反映 、 影像 出 本质 、

底蕴的意思，但宗族的本质和底蕴并非 血脉 所能准确概括，无血缘或血缘不明的

拟制关系大量存在于祠堂之中。那么，祠堂究竟象征了什么？怎么象征？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宗族祠堂史的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惜研究者大多语焉不详。

祠堂的功能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按一定规则供设祖先神主（牌位）的场所；

(2)举行各类祖先祭祀活动的场所；

(3)宗族尊长向族众宣讲礼法戒律和道德规范的场所；

(4)宗族成员讨论族中事务的场所；

(5)处理宗族内部纠纷的场所。

这五个方面中的每一个，都是在说

祠堂是一个什么场所，或者宗族成员在祠堂里干什么，并没有涉及祠堂的象征问题。

林耀华对义序宗族祠堂的学术思考出自于他的亲身体验，所以读来非常亲切：

宗族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全族人所供奉的祠堂。祠堂的建立，原是为祭祀，崇拜宗祖，感恩报本，然时过境迁，祠堂的功能，不复仅限于宗教方面，其他功能也渐

渐附着产生。祠堂化作族人交际的场合，变为族老政治的舞台；公众意见由此产生，乡规族训由此养成，族人无不以祠内的教义信条奉为圭臬。简言之，祠堂是宗族

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也就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collectiverepresentation）。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8页。

祠堂本身只是一个建筑物，祠堂内可以进行各种性质不同的活动，可以发挥各种不同的功能（这些活动和功能当然必须与宗族有关）。但是无论何种活动和功能，对

于宗族设立祠堂的初衷或目的来说，都只是外在的和派生的，也就是说，它们并不直接反映宗庙祠堂的本体意义。祠堂在宗族成员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远远高于在

祠堂中完成的各种纷繁的具体功能。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祠堂所具有的特殊的象征意义，完全可以脱离那些具体功能而存在。而若无那些特殊的象征意义，祠

堂中也许就不会再举行任何活动了。象征意义是所有功能表现的真正基础。

建立祠堂，供奉祖先牌位，举行祖先祭祀，对于宗族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清人说：祠堂之设，所以尽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首，开业传

世之本也。康熙四十四年(1705)浙江会稽《顾氏族谱》卷二《祠堂例禁》。这里指出了很重要的一点，即：设立祠堂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宗族成员的报本反始

之心

和 尊祖敬宗之意 ，换言之，祠堂所象征的，就是这一个 心 和这一个 意，两者是相通的。通过对祖先世系的追溯来探求自身肉体、精神和文化的

根 ，这是 报本反始 ；不仅在肃穆的仪式中

祭神如神在，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将祖先的遗训和祖先的恩德当作无声的至高命令，时刻感觉到祖先神灵的呼唤，诚心诚意地尊崇着祖先正体的延续者（宗子），这

是尊祖敬宗。前者体现的是宗族的历史感和归属感；后者体现的是宗族的道德感和责任感。这四种心理追求构成了宗族整个意识形态的支柱。祠堂的建成，之所以能

够成为宗族实现整合的标志，就是因为它以浓缩的、象征的形式，把原先不无虚幻的心理感受显现了出来，使之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对于研究者来说，宗族的祠堂

不是一个物质性的空壳，不是一种建筑的模式，也不是仅仅表现具体功能的场所。透过宗族祠堂的外墙，我们应感受到这一建筑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它培养了宗族成

员的荣誉感和认同感，显示了宗族的价值源泉。

祠堂通过两类形式不同的 符号 来体现其特殊的象征意义。

一类是正面表达上述四种心理感受的符号，如见于各类祠堂中的楹联、匾额。由于这是在祠堂中进行的一种典型的正面宣传，因而就充分象征了宗族报本反始之心

和

尊祖敬宗之意。当然，这些楹联具有显而易见的理想性夸张成分，即便如此，仍应对之高度重视。因为这是汉人宗族成员关于祠堂象征意义的最直接的自我评价。这些评价基本上是脱离具体的功能表现的。

另一类则是反面体现祠堂象征意义的符号，就是把违反宗族规范的族人赶出祠堂，让不守规则者 出局 的

禁令。剥夺某一族人的宗族成员资格，是宗族在国法所允许的

自治范围内，对一个违反本族规则者所能进行的最不动声色、但又是最严厉的惩罚。如道光五年(1825)江苏润城《全城章氏宗谱》，对犯有下列过错而不思悔改的族人，不但当时就要革出祠门，以示惩训

，而且还要在家谱上 书大恶某人，使之遗臭万年 。这些过错共十四条：

(1)倚仗护符而出入衙门；

(2)不尊卧碑而兴灭词讼；

(3)逞酗酒而凌辱父母；

(4)倚强力而殴辱弟兄；

(5)不务正业酷好赌博，先破家而复诱同宗子弟；

(6)游手好闲专事挑唆，图口腹而致一脉参商；

(7)纸上栽赃设阱而贻害同族；

(8)平地生波下火而暗伤宗人；

(9)不分尊卑而戏谑无度；

(10)不论叔伯而殴詈交加；

(11)娱情嬉游而使营生之失业；

(12)溺爱婢妾而致阃范之不清；

(13)捕风捉影借端而戕贼宗支；

(14)拨草寻蛇无故而诈害子侄。

不许违反规约者入祠的警告具有非常强烈的威慑作用。它不像一般的体罚只触及皮肉，也不像一般的罚款只涉及身外之物，打了、罚了之后，人还是自己人

。 不许入祠 这一震撼人心的

符号的特殊功能，是触动了族人最敏感的神经，并且将宗族价值规范的源泉和基础，提到了生死攸关的高度：如果不被允许进入祠堂，一个人与宗族祖先之间的联系

纽带就将断绝，从此也就会失去了族人之所以为族人的全部理由。其后果的严重性，甚至还会导致那些失去入祠资格的族人死后成为无所依归的孤魂野鬼

。对于习惯将个体价值融入群体价值的中国汉人来说，被自己仍深刻认同、只不过因忘乎所以而一时有所悖逆的群体抛弃、勒令

出局，无疑是不堪设想的最悲惨的结局。日本学者田仲一成在研究了中国南方农村盛行的

孤魂祭祀（比如农历七月中旬的盂兰盆会）后，指出了这类仪式的象征性含义：

孤魂者，或多或少是被宗族抛弃的，宗族对这些孤魂，或是恐惧，或是负疚。罪犯和浪荡子之所以在孤魂之列，也是因为他们作为脱离了宗族秩序束缚的人，引起了族人的恐慌。

由于宗族是一个单靠相同血缘的人们联结起来的封闭社会，因此不属于该血缘集团的人，就被作为

外人排除出去。虽然有可能象同族合并和宗亲会那样扩大成拟制性血缘关系，但即使这样， 血缘范围之内 与

血缘范围之外的区别仍然非常严格，宗族作为封闭社会这一点并未改变。如果一个人越出宗族范围，得不到宗族的保护，其命运必定是悲惨的，他们大多要被死亡吞

噬。如果这些族外者增多，就会导致封闭社会的不安定，族外者的敌意也很可能导致宗族的动荡。因此，宗族社会有理由对这些在外无祀的孤魂、幽鬼表现出异乎寻

常的关注。孤魂祭祀对于维持宗族社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安全措施。安居在宗族内的人们，害怕流落于野外的孤魂野鬼他们感到孤魂的怨声是最可怕的。田仲一成

《中国的宗族与戏剧》，钱杭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35

436页。

反面的威胁，尤其是对一旦不能入祠而沦落为

孤魂野鬼的恐惧，显然比正面的评价更深刻地揭示了祠堂的象征意义。同时它也说明，宗族成员对祠堂意义的反复强调，并不是出于某种功能的、社会意识形态的需

要，更不是欺骗。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责任感，关系到宗族存在的根本理由，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汉人与宗族之间那不解之缘的真正纽带。族谱当然也具

有这种象征性，尤其是在修谱、散谱的过程中尤为突出地表现出来；但族谱毕竟不能像祠堂那样，可以直接地、老少咸宜地、极为通俗而不论文化高低地、形象化和

日常化地，将宗族成员与祖先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最迅速地满足汉人对以上四种心理感受的需求。

有些批判以轻蔑调侃的口吻对宗族祠堂作了漫画式的描述，似乎这一切只是一场可笑的闹剧，而宗族首领都是一群自欺欺人的大骗子，族人都是蒙在鼓里的大傻瓜。

有些人又反其道而行之，竭力渲染祠堂内的恐怖气氛，把祠堂看成一所私刑充斥、滥杀无辜的残酷的牢狱，而宗族首领近似刽子手，族人则是一群听凭宰割的可怜

虫。这两种观点都是严重的误解。宗族祠堂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更不是戏台。它是一个庄严肃穆的场所，寄托了汉人宗族成员深沉执著的感情。我们当然可以

去批评这些感情所包含的不合时宜的历史内容，但我们不要去嘲弄这些感情。汉人对自身历史感、归属感、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自觉追求，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的精髓，

应该得到现代人的尊重，尤其应该得到汉人子孙们的尊重。请读下引两段文字，体验一下沉浸于其中的那略显悲怆的感慨：

祠宇为祖先栖神之地，已故者自当进位于祠，但该支后裔，当思创造何等艰辛，不独资材为难也。今附主于祠，俾先灵享无功之奉，亦何以相安？光绪五年(1879)江苏武进《承氏宗谱》卷首《祠墓规》。

临祭不许跛倚。每见近来好游荡者，于演戏赛会之场，终日争趋，不厌不倦；又或好祈福者，朝南海，走东岱，不惜劳苦，虔心虔意；乃一年三百六十日，只二日祭

祀。今所行仪节一概从简，即礼仪大备，亦不须半日时辰。凡我族人，反不若游荡祈福者聚精会神，而行立跪拜，漫不恭肃，殊失礼意!道光十年(1830)江苏

江都《卞氏族谱》卷一《基沙祠堂禁约》。

这些话，就像是一个老人正在对祠堂的象征意义作一番心情沉重的回顾。其实，他真正感到痛心的，并不仅仅是一些族人没有遵守祠堂的有关规则，而是他们对宗族价值源泉的漠视。这当中的道理，也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宗族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延续和重建，说明汉人与宗族的联结是极其牢固的，说明上面所提到的那种

漠视，毕竟没有能占领汉人的心灵。这肯定是一件幸事。

陕西 商南 蒋氏 〔陕西商南〕蒋氏宗谱&S226;陕西省商南县红庙分支（九修）二卷 1999 商洛3

陕西 商南 冀氏 〔陕西商南〕冀氏宗谱不分卷 2000 商洛4

安徽 潜山 蒋氏 〔安徽濳山〕濳山县蒋氏八修宗谱三十二卷，首一卷 1904 商洛5

陕西 洛南 童氏 〔陕西雒南〕雁门郡童氏宗谱三卷 1964 商洛6

陕西 洛南 李氏 〔陕西雒南〕陇西郡李氏宗谱二卷 1963 商洛7

陕西 洛南 杨氏 〔陕西雒南〕杨氏宗谱十卷，首一卷 1963 商洛8

陕西 洛南 刘氏 〔陕西雒南〕刘氏宗谱不分卷 1963 商洛9

陕西 洛南 罗氏 〔陕西雒南〕罗氏宗谱一卷 1963 商洛10

湖北 黄冈 陈氏 〔湖北黄冈〕陈氏续修合谱八卷，首三卷 1901 商洛11

陕西 商南 罗氏 〔陕西商南〕罗氏宗谱 一卷 1954 商洛12

陕西 商南 李氏 〔陕西商南〕商邑李氏家谱 二卷 1999 商洛13

陕西 商洛 〔陕西商洛〕〔 氏四修家谱 〕不分卷 1987 商洛14

陕西 商州 周氏 〔陕西商州〕商山周氏家乘不分卷 1934 商洛15

陕西 洛南 汪氏 〔陕西雒南〕舒邑晓天汪氏宗谱 六卷 1991 商洛16

什木罕 〔 〕什木罕家谱一卷 清末 市档案1

陕西 洵阳 〔陕西洵阳〕〔？氏〕廷辉公续修支派一卷 1911 市档案2

日本 奈良 原田 〔日本奈良〕大藏朝臣原田家历传不分卷 1939 市档案3

陕西 户县 王氏 〔陕西户县〕第十二修王氏族谱三卷，首一卷 1996 市档案4

陕西 户县 仝氏 〔陕西户县〕仝氏族谱第三谱不分卷 1999 市档案5

陕西 户县 杨氏 〔陕西户县〕户县庞光镇炉丹村西堡杨氏族谱一卷 2001 市档案6

陕西 户县 贾氏 〔陕西户县〕牛东贾氏宗谱（车门支系）一卷 1993 市档案7

江西 弋阳 刘氏 〔江西弋阳〕彭城刘氏福四公裔重修族谱三卷 1826 市档案8

陕西 户县 姬氏 〔陕西户县〕姬宗世谱录不分卷 市档案9

陕西 户县 王氏 〔陕西户县〕王氏族谱四卷 清 市档案10

刘氏 〔 〕刘氏宗谱一卷 1889 省档案1

湖北 黄冈 方氏 〔湖北黄冈〕方氏宗谱十二卷，首四卷 1901 省档案7

陕西 商州 周氏 〔陕西商州〕商山周氏家乘不分卷 1934 省档案8

陕西 白河 钱氏 〔陕西白河〕白河钱氏宗谱四卷 1927 省档案9

陕西 白河 钱氏 〔陕西白河〕双溪常系谱钱氏宗谱四卷 1927 省档案10

湖北 蕲春 程氏 〔湖北蕲春 〕 蕲阳程氏宗谱六卷 1823 省档案11

江西 九江 陈氏 〔江西九江〕义门陈氏宗谱十五卷 1876 省档案12

江西 九江 陈氏 〔江西九江〕义门陈氏宗谱十五卷 1876 省档案13

江西 庐陵 周氏 〔江西卢陵〕新修周氏族谱四卷 1940 省档案14

福建 厦门 庄氏 〔厦门泉州〕泉州桃源庄氏族谱汇编六卷、卷首一卷 1999 省档案15

陕西 紫阳 伍氏 〔陕西紫阳〕伍氏宗谱 1934 省档案16

山东 黄县 丁氏 〔山东黄县〕丁氏族谱十二卷首一卷 1909 陕师大1

江苏 苏州 文氏 〔江苏苏州〕文氏族谱续集不分卷 1929 陕师大2

江苏 吴县 王氏 〔江苏吴县〕洞庭王氏家谱二十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1911 陕师大3

福建 闽县 王氏 〔福建闽县〕西清王氏重修族谱不分卷 1935 陕师大4

山东 滕县 生氏 〔山东滕县〕滕县生氏族谱四卷，卷首一卷 1936 陕师大5

江西 婺源 朱氏 〔江西婺源〕紫阳朱氏宗谱二十五卷，卷首一卷 1925 陕师大6

河南 安阳 朱氏 〔河南安阳〕朱氏家谱不分卷 1906 陕师大7

河北 交河 李氏 〔河北交河〕李氏族谱不分卷 1937 陕师大8

湖南 汝城 朱氏 〔湖南汝城〕大村朱氏族谱四卷 1931 陕师大9

山东 乐陵 宋氏 〔山东乐陵〕乐陵宋氏族谱不分卷 1935 陕师大10

辽宁 海城 李氏 〔辽宁海城〕李氏宗谱一卷 1901 陕师大11

浙江 绍兴 杜氏 〔浙江绍兴〕会稽杜氏家谱十二卷，卷首一卷 1899 陕师大12

浙江 绍兴 阮氏 〔浙江绍兴〕越州阮氏宗谱二十二卷，卷首一卷 1928 陕师大13

陕西 蒲城 屈氏 〔陕西蒲城〕屈氏族谱不分卷 1984 陕师大14

河北 营城 邵氏 〔河北营城〕邵氏宗谱不分卷 1939 陕师大15

江苏 吴县 周氏 〔江苏吴县〕洞庭东山周氏支谱不分卷 1916 陕师大16

多罗钟端 宣宗成皇帝位下多罗钟端郡王家谱不分卷 民国 陕师大17

四川 井研 胡氏 〔四川井研〕井研胡氏族谱不分卷 1936 陕师大18

江苏 镇江 唐氏 〔江苏镇江〕京口唐氏重修族谱二卷 民国 陕师大19

江苏 吴县 秦氏 〔江苏吴县〕洞庭秦氏宗谱五卷，首四卷，末一卷 1873 陕师大20

河北 沧州 孙氏 〔河北沧州〕渤海孙氏家谱不分卷 1921 陕师大21

章氏 章氏会谱德庆初编三十卷，二编四卷，三编十六卷，四编十卷 1919 陕师大22

浙江 杭州 许氏 〔浙江杭州〕高阳许氏家谱二卷 1849 陕师大23

天津 静海 马氏 〔天津静海〕马氏族谱一卷，世系表一卷 民国 陕师大24

江苏 常州 张氏 〔江苏常州〕毘陵张氏宗谱十二卷 1929 陕师大25

河南 项城 张氏 〔河南项城〕项城张氏族谱十二卷 1936 陕师大26

满洲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八十卷 1735 陕师大27

四川 云阳 程氏 〔四川云阳〕云阳程氏家乘四卷 1919 陕师大28

河北 南皮 杨氏 〔河北南皮〕杨氏族谱不分卷 1933 陕师大29

平江 叶氏 平江叶氏族谱十二卷，卷首一卷，末一卷 1935 陕师大30

江苏 吴县 叶氏 〔江苏吴县〕叶氏祖谱不分卷 民国 陕师大31

江苏 常州 卞氏 〔江苏常州〕胜西卞氏族谱十六卷 1940 陕师大32

江苏 常熟 归氏 〔江苏常熟〕京兆归氏世谱十二卷 1913 陕师大33

江苏 无锡 荣氏 〔江苏无锡〕荣氏宗谱三十卷 1935 陕师大34

河北 丰润 赵氏 〔河北丰润〕浭阳赵氏西门统谱七卷 1932 陕师大35

辽宁 开原 颜氏 〔辽宁开原〕颜氏支谱一卷，附优复恩例一卷 1935 陕师大36

上海 潘氏 〔上海〕上海潘氏家谱六卷 1935 陕师大37

山西 汾阳 韩氏 〔山西汾阳〕汾阳韩氏支谱四卷 1884 陕师大38

河南 荣阳 郑氏 〔河南荣阳〕郑氏族谱二十卷，卷末一卷 1932 陕师大39

浙江 临安 钱氏 〔浙江临安〕钱氏家乘不分卷 1925 陕师大40

浙江 武进 钱氏 〔浙江武进〕钱氏宗谱十六卷 1878 陕师大41

江西 婺源 吴氏 〔江西婺源〕环溪吴氏家谱四卷 1904 陕师大42

陕西 兴平 赵氏 〔陕西兴平〕赵氏世谱稿不分卷 1925 陕师大43

河北 满城 宋氏 〔河北满城〕清苑宋氏宗谱四卷，卷首一卷 1923 陕师大44

陕西 兴平 赵氏 〔陕西兴平〕赵氏壬午年谱不分卷 1932 陕师大45

陕西 长安 罗氏 〔陕西长安〕罗氏族谱二卷 1938 陕师大46

陕西 泾阳 王氏 〔陕西泾阳〕宝田堂王氏家乘八卷附特命录一卷 清 陕师大47

蒙古 蒙古世系 1979 陕师大48

河南 洛阳 白氏 〔河南洛阳〕白居易家谱 1983 陕师大49

广西 田阳、忻城 岑氏 〔广西田阳〕〔广西忻城〕广西土官岑氏莫氏族谱 1965 陕师大50

广东 花县 洪氏 〔广东花县〕洪氏宗谱 1982 陕师大51

云南 晋宁 郑氏 〔云南晋宁〕郑和家谱考释 1937 陕师大52

爱新觉罗 爱新觉罗宗谱 1938 陕师大53

吉林 他塔拉氏 〔吉林〕吉林他塔拉氏家谱九篇 1989 陕师大54

孔氏 孔子世家谱卷首，初集六十二卷，二集34卷，三集10卷，四集12卷 1990 陕师大55

广东 台山 赵氏 〔广东台山〕浮石赵氏族谱（增订初编 续编 补遗 附录）二十四卷，卷首一卷 1966 陕师大56

庾氏 庾氏志（赣粤湘桂卷） 1999 陕师大57

上海 嘉定 周氏 〔上海嘉定〕嘉定周氏宗谱不分卷 清 陕师大58

浙江 杭州 陈氏 〔浙江杭州〕陈氏宗谱不分卷 清 陕师大59

古氏 新编古氏宗谱 1994 陕师大60

福建 泉州 庄氏 〔福建泉州〕泉州桃源庄氏族谱汇编六卷，卷首一卷 1999 陕师大61

苏氏 新编苏氏大族谱 1994 陕师大62

山东 曹县 闫氏 〔山东曹县〕〔陕西三原〕闫氏族谱一卷 1981 咸阳1

山东 曹县 闫氏 〔山东曹县〕〔陕西三原〕闫氏族谱一卷 1983 咸阳2

陕西 咸阳 张氏 〔陕西咸阳〕张氏家世一卷 1981 咸阳3

陕西 礼泉 张氏 〔陕西礼泉〕张氏家谱四卷 1809 咸阳4

陕西 旬邑 刘氏 〔陕西旬邑〕刘氏旬邑族谱一卷 1963 咸阳5

陕西 旬邑 马氏 〔陕西旬邑〕马氏世系考一卷 1920 咸阳6

陕西 旬邑 蒙氏 〔陕西旬邑〕蒙氏家谱底稿一卷 1973 咸阳7

陕西 长武 马氏 〔陕西长武〕马氏家谱三卷，末一卷 1990 咸阳8

陕西 长武 鱼氏 〔陕西长武〕鱼氏宗谱二卷 1996 咸阳9

陕西 永寿 张氏 〔陕西永寿〕张氏宗谱稿三卷 1984 咸阳10

陕西 永寿 任氏 〔陕西永寿〕〔任氏影〕一幅 咸阳11

陕西 三原 李氏 〔陕西三原〕〔李氏影〕一幅 咸阳12

陕西 永寿 王氏 〔陕西永寿〕〔王氏影〕一幅 咸阳13

陕西 旬邑 吴氏 〔陕西旬邑〕吴氏族谱一卷 1995 咸阳14

陕西 长武 师氏 〔陕西长武〕〔师氏家谱〕一卷 1869 咸阳15

陕西 长武 师氏 〔陕西长武〕师氏家谱五卷 1997 咸阳16

陕西 长武 魏氏 〔陕西长武〕魏氏族谱一卷 1987 咸阳17

陕西 三原 李氏 〔陕西三原〕〔李氏家谱〕一卷 2000 咸阳18

山东 郓城 张氏 〔山东郓城〕张氏族谱一卷 1997 咸阳19

河南 洛阳 王氏 〔河南洛阳〕北岳王庄王氏宗谱一卷 1987 咸阳20

陕西 旬邑 李氏 〔陕西旬邑〕〔李氏影〕一幅 1996 咸阳21

陕西 旬邑 第五氏 〔陕西旬邑〕〔第五氏影〕一幅 咸阳22

陕西 旬邑 刘氏 〔陕西旬邑〕〔刘氏影〕一幅 咸阳23

陕西 长武 张氏 〔陕西长武〕张宅家谱一卷 1825 咸阳24

陕西 长武 刘氏 〔陕西长武〕刘氏族谱一卷 1957 咸阳25

陕西 三原 毛氏 〔陕西三原〕〔毛氏影〕一幅 咸阳26

施耐庵（约1296～1370）:中国元末明初作家。名子安，一说名耳。兴化（今江苏兴化县）人，原籍苏州。

相传施耐庵是《水浒传》的作者。明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载：“《忠义水浒传》100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万历年间，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指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今人一致认为施耐庵是《水浒传》作者。

有关施耐庵生平事迹材料极少，搜集到的一些记载亦颇多矛盾。自20世纪20年代，江苏兴化地区陆续发现了一些有关施耐庵的材料，有《施氏族谱》、《施氏长门谱》和《兴化县续志》卷十三补遗载有《施耐庵传》1篇、卷十四补遗载有明初王道生撰《施耐庵墓志》1篇。据这些材料分析，施于元明宗至顺二年（1331）中进士，曾官钱塘二年，因与当权者不和，弃职还乡，回到苏州写作《水浒传》，追溯旧闻，闭门著述，悒悒不得行其志。还有的传说他此时与元末农民起义将领张士诚有过联系。

另外有资料:

公元 1296 年（元成宗元贞二年岁次丙申）秋

一岁，生于苏州城外施家巷，取名彦端，字子安，号耐庵。父名施元德，字长卿，母为卞氏。施氏

是孔子弟子施之常的后裔。

明人王道生《施耐庵墓志》：“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又

说：“盖公殁于明洪武庚戌岁，享年七十有五。”注：王道生，此人待考。淮安王寿萱自云是王道生后裔，

但未提供家谱。

并见白驹出土文物，署名“施子安”的残碑。

1979 年 8 月 8 日，盐城地委宣传部曹晋杰、兴化县委宣传部刘嘉谷、大丰县委宣传

部吴春霖等，至兴化县调查施耐庵遗迹。兴化县新垛公社施家大队农民施庆满提供： 1978

年秋，挖到墓志方砖一块，系明代嘉靖甲申仲冬壬申月《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其中部份文字尚清

晰可见，云：“施公讳翔，字廷佐，祖籍姑苏，生高祖施公元德，于大元丙申生曾祖彦端，会元季兵起，乱

及苏，……故迁兴化遂白驹。生祖让，字以谦。生父文昱，字述元。……”此碑于

1978 年秋在出土后，曾被施庆满取去盖咸菜缸。注：这碑证明王道生对施耐庵生年之说有据；且

能反证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决非有人托名杜撰。施耐庵原籍苏州之说亦成立。施耐庵恰生活在“元季兵

起”至“及世平”的元末明初之际亦有实证。

又，《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

族也。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并说：“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

书下至，坚持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

又，《施氏家簿谱》：“彦端，字耐庵→让，字以谦……”注：施耐庵先期的家谱资料与后期出土的家

族资料一一相符；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反复被证明有据。

又，白驹施氏后裔《国贻堂施氏家簿谱·施氏长门谱序》中说：“族本寒微，谱系未经刊刻，而手抄

家录，自明迄清，相延不坠。”这表明，施氏谱是代代直录，不同于清代一些追录式的家谱。一个世代不居

官的“微寒”人家，代代直录，其可靠性是可知的。

又，《文艺报》 1952 年第 21 号丁正华、苏从麟《施耐庵生平调查报告》中说：“施耐庵

兄弟三人，长即耐庵（又称子安），名彦端，传白驹及施家桥一支；次名彦明，传苏州阊门外一支；次名

彦才，传兴化施家庄（施家桥东北十余里）一支。”

清代乾隆《吴县志》载：“城外十八巷”，其中“施家巷（有施子祠，故名），在怀胥桥

北。”现怀胥桥北仍有大小施家弄。

同上，“施子祠在阊门外，久废。雍正十三年，贤裔施浚文等请改建于元和县利一图祀临濮侯施之

常。”注：施之常是孔子七十二北子之一。又，施家桥在“旧长洲县治府学龙门东。”

清赐进士出身诰授奉直大夫户部主事陈广德于咸丰四年所作《施氏族谱序》中说：“施氏为先贤施

之常之裔。”

据《新闻报》 1928 年月日 11 月日刊登胡瑞亭文：“所供十五世祖讳耐庵。”故施元德当

为施之常的十四世。

又：据白驹施保国提供的资料， 1852 年，施耐庵后裔施占鳌和袁吉人在淮安访先人遗迹，

称施耐庵之父名施长卿，母卞氏。注：母卞氏之说与施耐庵与卞元亨为表兄弟之说相符。

关于施耐庵的卒年代和籍贯，众说纷纭，有的系推算，有的系略说，并无确证。至于生平，各说亦

略有细节差异。我们依王道生之说。其他诸说，略列于后：

1

据苏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陆振岳提供的清初《顾丹午笔记》（手抄本）中说：“施耐庵，钱塘人，与

刘青田相契。明太祖搜罗人材，刘荐耐庵，命访之。适耐庵作《水浒传》甫竣。刘阅之，遂不言荐。归报

太祖曰：‘此人心思才力已耗尽于一部小说矣。用之何益！’”注：顾丹午，名公燮，约为乾隆时苏州名

流。苏州地方史料中引用《顾丹午笔记》之处甚多。这一条笔记，能证明施耐庵是刘伯温同时代人，且与

刘伯温相契，而且在钱塘有过经历，《水浒》的初稿已在施耐庵隐居时完成。而且，施耐庵确有不肯为明

太祖出山的经历。至于籍贯，只是顾丹午的一说。

2 淮安市（今淮安市楚州区）图书馆陈阳（ 98 年时 86 岁）的“打印稿”中说：“施

耐庵（约 1298-1370 ），原名施耳，施子安。……元代至顺年间的进士，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

做官。……刘伯温与施耐庵同榜进士。……张士诚起兵，也多次派步将施的好友卞元亨来请施作谋士……带着弟

子罗贯中乘船逃到淮安，隐居在淮城棋盘街东头都土地祠西侧一个单门独院的知友家中。这个知友在苏北

里下河地区开了一爿最大的当铺店。家中豪富，院中有假山水榭、亭台楼阁（今新华池后边）。老板为人

不俗，喜结天下名流。……施耐庵竟以楚州（今淮安）的萧湖、勺湖、越湖、洪泽湖、白马湖、蓼儿洼湖荡

芦苇沼泽及山东水泊梁山为背景，更以淮安画家龚开画的有关《三十六人赞》这线索，闭门创作了巨著

《水浒传》、《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等奇书。……《水浒传》……成书于淮安，最后客死于淮，淮地

好友备棺木运回原籍兴化安葬。”注：此说据《兴化县续志》卷十三《施耐庵传》：施耐庵原名耳，白驹

人，祖籍姑苏，……。”按：这两份资料同出一源，其中“名耳”一说，其实也有道理，因为施耐庵既到淮安

是“隐居”，或许是避祸，当然要隐去真名，姑且以“耳”为名有何不可？但仍保留了他的字“子

安”。“耳”者，与“而”同音，“耐庵”有“而”，“彦端”亦有“而”，这也许是施耐庵

的心计吧！施耐庵到过淮安，与大丰白驹发现的《木榜文》内容相符，这决不是移花接木了。

3 近代淮安市陈民牛编辑《淮安人名辞典》，赵朴初题书名，冰心题写扉页，由天津

古籍出版社出版，辞典中有施耐庵小传。（略）

4

北京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张惠仁《施耐庵生卒年新论》（提纲）中说：“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各有一

知名学者撰文提供过施耐庵的另外二种生卒年：一说生于是月日

1290 年，卒于年，卒于是 1364 年；一说生于 1260 年，卒于 1340

年，……”接着说：“据《施耐庵学刊》第一期介绍，……兴化县资料室主张卒年为 1328 ——

1420 左右。该刊第 2

期杨钟淮文章提出了两种可能：一为 1323 —— 1397 ；一为 1320 —— 1394 。又见陈辽提

出 1332 —— 1406 说；刘冬提出

1308 —— 1382 年说。”于是说；“施耐庵生于元仁延佑七年岁次庚申（ 1320 年），卒于明太

祖洪武二十七年岁次庚辰（ 1400

年）”注：《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中已有“于大元丙申生曾祖彦端”字样，且与早期传世的王道生

《施耐庵墓志》“生于元贞丙申岁”相合，其他的考证似是多余了。

清代之前，疏于考证，但是凡有一说，都有来历。现略列于后：

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传施号耐庵，名、

字竟不可考。”注：这里指在“武林”刊行的书中有一部《水浒传》，而不是指施耐庵是武林人。因为“名、

字竟不可考”，当然不知其人的籍贯了。“施耐庵”是刊行时的署名，所心胡应麟先称“施某”，继称“施号耐

庵”。胡应麟是很谨慎的，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因为他采访不到隐居的大作家，只也点到为止。

清代以来，以文字资料作为考证依据的居多，有的近乎推测。如， 1919 年，曲学大师吴梅

在《顾曲麈谈》中提出：“《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注：孙楷

第亦持此说，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说：“耐庵即施惠号，见传钞本《宝敦楼传奇汇考目》，惠字君美

（一云字君承），钱塘人。”按：两位大师忽视了《水浒传》的艺术风格，只是扣住了“钱塘”“施”字下了

考证。写《幽闺记》的手笔决不会去写大气磅礴的《水浒传》。

上世纪初，开始对施耐庵实地考察，施墓被挖，拓片丢失，但肯定了施耐庵墓的真实地址。上世纪

的五十年代起，由于省、地、县政府的实地考察，保存了施氏后代墓中的实物，恰与口碑、家谱、王道生

的《施耐庵墓志铭》等一一吻合，显露出了施耐庵的真实身世。

公元 1308 年（元成宗大德十三年） 十三岁，在苏州城外的浒墅关季氏家塾就读。

据兴化县清末邑庠生刘仲书于 1919 年在今大丰白驹镇闻长者杨小岚言：“耐庵是苏州阊门外

人，父亲是撑船的，十三岁到浒墅关读私塾。”注：苏州的浒墅关是大江南北的水运要隘，一条大运河贯通

南北。这“浒”字，对施耐庵的印象该是极深刻的。按：“父亲是撑船的”一说存疑，用苏州话的说法“爷是

船浪人”，即是靠行船谋生的人，那末，施耐庵之父也许是走南闯北的商人，浒墅关是他外出行商的必经之

地。如果是“撑船的”苦力，他的孩子也读不起私塾。因为走南闯北，江湖经历和见闻甚多，施耐庵不会不

听到。十三岁的孩子有一点独立生活能力，此时离家就读是可能的。

公元 1311 年（元武宗至大四年） 十五岁，在季家继续就读。

在季家就读的时间很长，所以此后季先生的女儿嫁给了他。也许季先生与施耐庵之父的交谊本来就

深，或者“门当户对”。

这年，刘伯温（ 1311-1375 ）生。注：刘伯温系施耐庵的同榜（辛未）进士。注：《浙江通

志》有“辛未余阙榜”，中载“刘基”名。元代科举混乱，江苏未有辛未科举记载的资料可查，但施氏家谱、

木主都记载为施耐庵系“辛未进士”。刘、施同榜是可以认定的。

公元 1314 年（元仁宗延佑元年） 十九岁，考中秀才，同季氏结婚。

《施谱后序》作者施振达的侄儿施藩提供的材料说：施耐庵“十九岁中秀才，二十九岁或三十岁中

举，三十五岁入翰林。”

公元 1320 年（元仁宗延佑七年） 二十五岁，被荐为“孝行信义”。

据兴化刘仲书于 1919 年在白驹闻长者杨小岚言：施耐庵“二十五岁后，被苏州官吏于诸户内特别

推荐有孝行信义。”

公元 1324 年（元泰定帝泰定元年） 二十九岁，中举。

这年，卞元亨生。据盐城便仓《卞氏宗谱·柏门老人年谱》：“元泰定帝致和（泰定）元年庚午（甲

子）生公。”注：“柏门老人”系卞元亨之号。按：生卒年待考定。卞元亨之父与施耐庵之母这宗族，所以

有表亲之说。

公元 1330 年（元文宗至顺元年，岁次庚午） 三十五岁，赴考途中经梁山泊，作了些

考察。

一说，施耐庵“庚午一科会试，中了进士”。注：此说为兴化刘仲书于 1919 年录自白驹长者杨小

岚口述。按：疑是“庚午一年赴试，中了进士。”

一说，明洪武年间，山东郓城县周庄有个名叫周铎的人，字文振，做过袁州知府。在他所写的笔记

（手抄本）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施耐庵者，江南才子也。元至顺间，赴大都，应试不第，乃师国子监司

业刘本善，荐任郓城训导。力倡农桑。与教谕不洽，辞之。游梁山水泊。次年复至大都，中进士。官钱塘

二载。后归隐，不知所终。”（转录自曹晋杰、朱步楼《施耐庵新证》学林出版社1986年11月1版第84-

85页）按：这条记载可补施耐庵中进士之前的一段经历，非常重要，录此以备参考。又：据山东菏泽市文

联朱希江云：山东梁山、郓城一带，民间也有施耐庵任郓城县学训导的传说。

约于这年，罗贯中生。注：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罗贯中“盖元明间人（约一三三

0 ——一四 00 ）。”

公元 1331 年（元文宗至顺二年，岁次辛未）

三十六岁，入翰林；一说“中进士”。开始做二年钱塘（今杭州市）的官，与刘基（刘伯温，浙江青

田人）相契。

由西桥施宝宽提供的木质神主牌（即《施氏木主》）上写“元辛未进士始祖施 考 公

耐庵府君……之位”

明人王道生《施耐庵墓志》：施耐庵“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司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

官归里，闭门著述。”

明人杨新《故处士施公让墓志铭》：“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

《明史·刘基传》：称刘基为“至顺间进士。”

《浙江通志》：“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张宗文，开化人；刘基，青田人，御史中丞；……”按：此

虽为浙江一省之榜，可见“辛未进士”之说有据。但元时科举混乱，江苏的材料未获，施耐庵的中进士之材

料一时找不到正史资料佐证。

1933 年上海中西书局出版的《古本水浒》梅寄鹤叙中说：“元末的时候，他（指施耐庵）和刘

伯温同拜一位先生读书。说起来他们是同窗兄弟。”按：“同榜”亦以主考官为师门，相互称“同窗”，未必

曾是同一先生所教。此是梅氏根据有关传说写下的话，不足为据。但可见施、刘二氏之谊非一家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