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目：宗祠

拼音：zōng cí 宗祠（zōngcí），又称宗庙、祖祠、祠堂。是儒教供汉民族设祖先的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场所，又是从事家族事务活动的地方。汉族民间建造家族祠堂，可追溯到唐五代时期。莆田刺桐金紫方氏祠堂，便是建于唐末。涵江黄巷村黄氏宗祠，建于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到南宋，莆田林氏“建先祠”，“置祭产”。（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十二)建阳陈氏家族的祠堂，始筑于元代。各地大规模营造祠堂，则在明清两代。此时入闽各家族经过长期发展和繁衍，族众日益增多，家族为团结族人大兴土木，一时建祠盛行。

据清初《光泽县志》载，当地“从前各族宗祠无几，近数十年，凡聚族而居者，城乡多各建祠。春秋祭祀，序昭穆，崇功德，敬老尊贤，颇有追远睦族遗意。”（清·乾隆《光泽县志》卷四《舆地志·风俗》）一般家族不仅有一族合祀的族祠、宗祠（或称“总祠”），族内各房、各支房，往往还有各自的支祠、房祠，以奉祀各直系祖先。旧时漳州府诏安县，“居则容膝可安，而必有祖祠、有宗祠、有支祠。”（陈盛韶《问俗录》卷四《诏安县》）这一时期的宗祠大都保留至今。据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等调查，连城新泉的张氏家族，除总祠外，另有支祠24座；惠安山腰庄氏家族，族众数万人，大小祠堂超过100座，其准确座数连族人也说不清。福州郊区尚干的林氏家族，族众近万人，大小祠堂不下50座。为显族威，大宗祠堂还盖进省城。一些同姓氏的大家族，有的合建跨地域大宗祠。民国时期，永定“乡村之中，不论大小姓，皆合建祖祠，复合散居各乡及徙居各处之同宗在邑城建祠。”（民国《永定县志》卷十五《礼俗》）仙游县黄氏家族，派下子孙散居30余村，各地黄姓集议，在县城合建黄氏大宗祠。福建林氏是人数最多的家族之一，清初曾会同八闽林氏族人，于福州创林氏大宗祠。此外，在海外及台湾的分支子孙，与乡土宗祠也保持了密切联系。民国时，漳州许氏家族，居新加坡、马来西亚者，曾联袂返乡倡建新加坡许氏大宗祠。

祠堂的建筑大多讲究“风水，通常是在祖先最先居住的地方，将旧房改建成祠堂；一些家族建宅时，往往先建祠堂。闽北一些单姓小村落，无力筹建大祠堂，便在村前选址设牌位，供祖先。祠堂一般多位于正寝（前堂）东侧，讲究的有三间二外门。正大门平常不开，只在春秋二祭或族人议大事时开启。正厅外，有储藏祭器、遗书的小房子，环绕成一个独立的建筑群。普通的祠堂只有一间正厅，正厅内设4个龛（也有8-10个龛者），龛中置一个柜，内藏祖宗牌位（称“神主牌”），4龛神位依次为高祖考、高祖妣和考、妣的官位、姓名字号。每龛前各设一矮长桌，用以摆放祭品。一些宗祠里，凡本族新添男丁要贴张红纸在柱上，上书×××长子（或次子等）、取名×××，以示到祖先面前报到。如今闽南一些祠堂大厅正中大木龛中列祖列宗的神主牌位，已被各主遗像所取代。本房死者若有子已婚（不属夭折）者，其遗像可入祖厅正堂。惠安崇武一带，几乎所有宗祠厅堂的龙壁都贴有符篆、“金箔”及用锡箔色纸剪成的镜、尺、剪刀、双喜等图，用以镇宅。符篆多书“北方玄武大神镇宅”、“西方白虎大神镇宅”、“东方青龙大神镇宅”、“南方朱雀大神镇宅”等。平日祠堂空屋有借给家无住房的族人居住，有的族人的灵柩也寄放在祠中。族人去世，则送香灰入祠。外出族人来谒祖寻根时，必先到祠堂祭拜，而后包上祠堂的香灰及家乡泥土带走，以示不忘根本。 为了维护祠堂的神圣和庄严，保持祠堂的整洁和香火有期，福建汉族民间各家族对之都有一套管理规则。强宗大族专设祠堂司事和祠丁来负责祠堂的日常管理。福州一些祠堂还规定每年按家居住址，每家出1人，一届8年选4人，轮流管理祠堂，这些人俗称“当家头”。族人不允许有损害祠堂的行为。长乐曾氏家族规定：“一宗祠内外，不准私放畜类，以及不准夏秋晒谷，至于乘凉寝睡等事。违者罚钱一千文，充祠公有；若再抗罚，族房齐集，呈官究治。一祠堂内外，凡有安囤家私柴草，即在祠前焚化示众。”（长乐《感恩村曾氏族谱》宗祠规条）有的家族还规定，族人损坏祠堂物件必须赔偿公罚。妇女儿童不得随意入祠，族人盖房不得有碍祠堂风水等，尤其是一些有损于家族道德的行为，如行窃、赌博、吸毒等皆是祠堂的严厉规定的禁条。

1949年后，除“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部分祠堂遭损外，省内宗祠大多保留。如今一些地方宗族活动又兴，新建祠堂不少。漳浦郑姓人1987年就整修族祠，作为郑姓举行“穿灯脚”（穿灯脚，每年农历正月十四，闽南一带在族祠内悬挂各种花灯。让由婆婆陪着的新嫁娘，和初为人母抱着新生儿的小媳妇，沿宗祠的下殿至上殿绕行一周。因系从高悬头上的花灯阵中通过，故称“穿灯脚”）传统习俗活动的场所。宗祠的修建仍由同姓族人捐款集资。闽南许多华侨回乡也捐修宗祠。新修祠堂大都富丽堂皇，耗资甚大，造成浪费。新修的宗祠日常向乡人开放，仅是做为宗族的象征而已。闽南许多宗祠，作为村里老人会活动场所，发挥有益的作用。 在中国传统的儒教文化里，宗祠文化是一项不可蔑视的姓氏宗族文化，由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宗接代思想的根深蒂固，中华民族就产生了姓氏文化，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姓氏文化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延续数千年来都没有间断，虽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其发展甚至受到严重批判，但作为一种宗族文化，一种植根于百姓骨髓的传统，还是迅速地在中国大地蔓延生息，香火不断，最具象的一面，即是宗祠文化。宗祠，习惯上多被称为家庙、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即俗称的牌位）、宗族祭祀祖先的场所，一向被视为宗族的象征。

崇拜祖先并立庙祭祀的现象，在原始社会后期即已存在。明世宗采纳大学士夏言的建议，正式允许汉族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从此宗祠遍立，祠宇建筑到处可见。宗祠原为“追远、报本”的目的而兴建，所以在建筑规制上要体现出礼尊而貌严。自南宋到明初，一般的祠堂都是家祠。特别是自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举办宗族事务、修编宗谱、议决重大事务的重要场所。

宗祠，除了作为祭祀场所之外，还是执行族规家法的地方。族人的冠礼、婚礼、丧礼基本上都在祠堂进行的。有的宗族规定族人之间或族人家庭之中发生争执，都要到祠堂中裁决。所以，在封建时代，祠堂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了衙门，具有一族“公堂”的性质。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民族。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名号，这个名号就叫“堂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自家堂号就知道本族的来源，纪念祖先功德。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族也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自然也有不少家族远赴重洋，在海外定居，这些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衍生新的祠堂来。

宗祠，虽然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产物，在当今则有其新的存在的意义和社会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和全球华人寻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宗祠被新建和修复，族谱被续修，而海外华人则不断翻新旧宗祠，联络故众。可以说，今天的宗祠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只具有帮助人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互相协作的积极意义，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中华民族的团结产生巨大的作用。

好处

1、可以用来祭祀祖宗。

2、各房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这些宽广的祠堂以作为活动之用。

3、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

4、可以凝聚宗族力量。

扩展资料

在中国古代儒家伦理里中，家族观念相当深刻，往往一个村落就生活着一个姓地一个家族或者几个家族，多建立自己的家庙祭祀祖先。

在日本祠堂也经常出现，这种家庙一般称作“祠堂”，其中有宗祠、支祠和家祠之分。“祠堂”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汉代，当时祠堂均建于墓所，曰墓祠；南宋朱熹《家礼》立祠堂之制，从此称家庙为祠堂。

当时修建祠堂有等级之限，民间不得立祠。到明代嘉靖“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后来倒是做过皇帝或封侯过的姓氏才可称“家庙”，其余称宗祠。

参考资料

祠堂_

建设祠堂是因为族人去世，则送香灰入祠。外出族人来谒祖寻根时，必先到祠堂祭拜，而后包上祠堂的香灰及家乡泥土带走，以示不忘根本。

宗祠（zōngcí），又称宗庙、祖祠、祖厝、祠堂。是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从事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地方。民间建造家族祠堂，可追溯到唐五代时期。莆田刺桐金紫方氏祠堂，便是建于唐末。涵江黄巷村黄氏宗祠，建于北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 徽州婺源县黄村黄氏宗祠年）。

到南宋，莆田林氏“建先祠”，“置祭产”。（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十二)建阳陈氏家族的祠堂，始筑于元代。各地大规模营造祠堂，则在明清两代。此时入闽各家族经过长期发展和繁衍，族众日益增多，家族为团结族人大兴土木，故一时建祠之风盛行。据清初《光泽县志》载，当地“从前各族宗祠无几，近数十年，凡聚族而居者，城乡多各建祠。春秋祭祀，序昭穆，崇功德，敬老尊贤，颇有追远睦族遗意。”（清·乾隆《光泽县志》卷四《舆地志·风俗》）一般家族不仅有一族合祀的族祠、宗祠（或称“总祠”），族内各房、各支房，往往还有各自的支祠、房祠，以奉祀各直系祖先。旧时漳州府诏安县，“居则容膝可安，而必有祖祠、有宗祠、有支祠。”（陈盛韶《问俗录》卷四《诏安县》）这一时期的宗祠大都保留至今。据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等调查，连城新泉的张氏家族，除总祠外，另有支祠24座；惠安山腰庄氏家族，族众数万人，大小祠堂超过100座，其准确座数连族人也说不清。福州郊区尚干的林氏家族，族众近万人，大小祠堂不下50座。为显族威，大宗祠堂还盖进省城。一些同姓氏的大家族，有的合建跨地域大宗祠。民国时期，永定“乡村之中，不论大小姓，皆合建祖祠，复合散居各乡及徙居各处之同宗在邑城建祠。”（民国《永定县志》卷十五《礼俗》）仙游县黄氏家族，派下子孙散居30余村，各地黄姓集议，在县城合建黄氏大宗祠。福建林氏是人数最多的家族之一，清初曾会同八闽林氏族人，于福州创林氏大宗祠。此外，在海外及台湾的分支子孙，与乡土宗祠也保持了密切联系。民国时，漳州许氏家族，居新加坡、马来西亚者，曾联袂返乡倡建新加坡许氏大宗祠。祠堂的建筑大多讲究“风水，通常是在祖先最先居住的地方，将旧房改建成祠堂；一些家族建宅时，往往先建祠堂。闽北一些单姓小村落，无力筹建大祠堂，便在村前选址设牌位，供祖先。

祠堂一般多位于正寝（前堂）东侧，讲究的有三间二外门。正大门平常不开，只在春秋二祭或族人议大事时开启。正厅外，有储藏祭器、遗书的小房子，环绕成一个独立的建筑群。普通的祠堂只有一间正厅，正厅内设4个龛（也有8-10个龛者），龛中置一个柜，内藏祖宗牌位（称“神主牌”），4龛神位依次为高祖考、高祖妣和考、妣的官位、姓名字号。每龛前各设一矮长桌，用以摆放祭品。

叶厝村概况

叶厝概况

泉港区山腰街道叶厝村位于泗洲与菱溪水库下游，与惠安东北部辋川镇交界，是泉港区最南端，向东可望渠埕规整波光点点的山腰盐场，西南方向是烟波浩渺的辋川大海，村旁农田畦畦泛青，就是当地村民所称的曾炉埭。全村陆地面面积3平方公里，海域面积2平方公里，全村近600户3200人，（其中有100多户共1200人口，落口隶属于于邻村钟厝村），有4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近560亩，滩涂面积200亩。

历史沿革

叶厝村是于元朝末年芳山始祖七七公由仙游古濑移居而来。土改前叶厝与小山、郭宅、下江、赖厝合为五峰乡。土改中五峰与鸢山（钟厝）合并名为鸢峰。城镇划分行政区时叶厝钟厝以鸢峰村之名归山腰管理，约于1980年拆分为现今的叶厝村。

物产丰富

叶厝村主要种植稻谷、花生、地瓜大豆等。主要特产花蛤、蛏，销往外地。

文物保护

●曾炉寺冶铁遗址，系泉港区文物保护单位。始启于南宋时期，1976年调查，铁渣散布范围2000多平方米，其中一条约300米长的田间车道，皆用铁渣混着泥土筑成。因遗址的大部分被开辟为农田，铁渣深埋于田底，犁田时常被翻出，在沟渠穿过的断层中，可见厚达1米左右的铁渣堆积，有稀疏木炭屑夹杂其中。

●曾炉寺，别名三宝寺，因其地曾设铁炉故名曰曾炉寺，系泉港区文物保护单位。始建时间碑_因遭明季兵毁无从查证，入清朝康熙年间有僧净悟再始重修。时至文革期间遭全面毁坏。后至2005年来由于释达芳法师进住，整修。

清朝时期中国著名画家曾珏出家至曾炉寺颂经传教，圆寂后再由徒弟勇志从福州古山寺来继传教。乾隆丁亥年，泉州马付司考文未中，去文就武中了武状元，诸绅往来，早期同曾珏交为好友，常留恋山水苍翠人文，视曾炉寺境地风景美貌独特，唱和题咏，在寺院后一块丛立大石壁上挥笔作题“云影涛声”四个大字，每字高三尺，每笔阔三寸世人不绝常到寺院境貌游赏。

1943年至1949年曾是闽中地下党惠北地下组织先后七次革命聚会的活动场所，集中参加解放惠安,接管伪党部(昆山风云记载)解放后曾炉寺的佛教文化与文物遗产的独特境貌，虽已随时际运动人为与风化而改变；但它的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和文物遗产的光辉景观，激励后人轮换津新，乡谊永传，铭留千古。于1982年经泉州文物考古专家考鉴，首批为惠安县文物保护单位，于2001年再次由泉州文物考古专家综合考鉴，首批为泉港区文物保护单位，泉港政（2001）综合292号文，泉港区人民政府现场授立碑_庆典，

古今名人

叶吉甫：北京河涧府经历司

叶时蓁：江西抚州府金溪县正堂

叶向日：龙岩州儒学正堂

叶德富：福建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教授正高级

叶传忠：博士，现在美国从业

叶传捷：网络、电脑、软件高级工程师

叶传勇：教授、鲤城政协副主席正高级

叶传贤：泉港二中高级教师副高级

叶元金：泉港二中副校长副高级

叶碧辉：高级兽医师副高级

叶集水：省档案局办公室主任副处级

叶元南：宁德市水电局调研副处级

叶元安：辽宁省电子工业局局长副处级

叶武文：宁德市港务局局长副处级

叶清河：漳州市农校-副处级

叶碧海：省科技厅副处级

叶益泉：三明市第一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正高级

叶军：龙岩市林业局局长副处级

叶再春：福建林学院教授副高级

叶宝聪：集美大学教授副高级

叶桂春：全国经济贸易师（新疆）副处级

叶剑煌：厦门中山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副处级

叶文伟：厦门同安国税局局长、博士副处级

叶天水：华侨大学副高级

叶厝村附近有山腰庄氏古民居、红星生态园、三朱革命斗争纪念碑、吴敦仁烈士墓和纪念碑、中共惠安特支和涂岭农民协会、涂岭农民自卫军、惠安工农革命军驻地遗址等旅游景点，有涂岭龙眼、泉州花灯、涂岭猪脚、泉港涂岭卤猪脚、东璧龙珠等特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