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姓来源：

望出南越，黄帝臣化狐之后。据考证，自盘古开天地，“化”氏子孙有文字记载的共同祖先是“化狐”。据史料记载，黄帝时，手下有一名曰“狐”的大臣（远古时代，人只有名，没有姓，如：尧、舜、禹等），因“狐”创造车船随黄帝出征四方而深得黄帝的喜爱，特赐姓“化”。后来化姓后人繁衍至今，子孙已分散遍及华夏各地。所以，“化”姓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姓，可与华夏五千年文明同寿，化狐是“化姓”始祖无疑。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也曾经辉煌过，明朝有文学家化晖、援朝将领化燮，清朝有骁骑将军化守登。化氏子孙应以“化”姓为荣，努力发掘、弘扬“化姓”文化。

按：中华姓氏中与我“化”姓同音的姓氏还有“华”“花”“滑”“画”“划”等。这些姓氏可能是同出一源，其间存在一种相互转换的可能，我景泰县化氏老谱载有“化姓由华姓讹传而来”之语，这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吗？是谁在什么时间因为什么原因改为“化姓”的？谁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无论是“华姓”改为“化姓”，还是“化姓”改为“华姓”，总之，“化、花、划、画、华”等姓之间存在深刻的历史渊源关系，而“化姓”是中华最古老的姓氏之一，比“华姓”的起源还要早千余年。“化姓”与中华五千年古老文明同寿，是值得我们化氏子孙引以为豪的姓氏。

化姓分布：

◆山东省

莒南县岭泉镇化家庙子村、薛家墩后村及县城以西的十字路镇化家白龙汪村、东南团林镇李家团子村、北泉子四村及县城以北的北园镇虎园村、团林镇化家村均有化姓子孙聚居。以岭泉镇化家庙子村最为集中，化姓人口近千。其地始祖为化元、化芳等兄弟三人，据传说是明朝年间由江苏省东海县迁移而来。1996年左右立祖坟，祖坟从村后（村北）迁至村南，在鸡龙河北80米。祖坟面南背北，主要由三座主坟构成。

◆甘肃省

景泰县大部地区都有化姓人，以芦阳镇、三塘村、兴泉村、喜集水村等地区较为集中，近年有许多化姓人渐聚居于县城一条山镇。景泰县化姓以明朝武骑尉化盘为始祖，大约于1522年以后由固原卫（今宁夏固原）迁居景泰大芦塘城（原属靖远县管辖），子孙繁衍生息四百余年，已传至第十八代人。据近日对本地化姓人口的不完全统计，有姓名可考的族人自始祖化盘起共有1708人，其中亡故者683人，在世者1025人。大约有100－200人尚未纳入计算。另外，本地化姓在第八世高字辈、第九世天字辈（约公元1800年前后）时期，有大半族人或因官府工作调派、出征、经商，或因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陆续外迁（外迁方向主要是新疆、内蒙），也有支派因某种灾难而绝户，致使世系表空白之处很多。而本地家谱语焉不详疏于记载，故天灾人祸使此次家谱人口统计难以准确计算，1708人也许只是其中一半而已。

永登县华姓与景泰县化姓本为一祖，都是弟兄数人由山东避难而来。因认为“化姓”本是“华姓”而不知于何年复改为“华姓”，难道有什么可靠的依据吗？

静宁县有化姓几十户。与景泰县、永登县、宁夏固原化姓是一个祖先的后人。

◆韩国

韩国晋阳、罗州等地今有化姓人口2000左右，以明朝援朝将领化燮为始祖。辽宁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王秋华在2004年6月发表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一文中有如下记载：

明万历二十年（1592），即李朝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经过长期备战，亲率水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史称“万历朝鲜之役”，朝鲜称“壬辰战争”或“壬辰倭乱”。当时朝鲜疏于军备，日军很快攻下王京（汉城）、开城、平壤等地，宣祖逃往义州。在万分紧急的时刻，宣祖多次向明朝求援，“请援之使，络绎于道”。明朝于当年两次派兵援朝抗倭，相继收复王京、开城等地。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寇再次发动侵朝战争，此年为丁酉年，故称“丁酉之役”。明廷再次援朝，战果累累。次年，中朝两国军队又在海上与倭寇展开殊死决战，终于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战后，明朝东援将士多人落籍朝鲜，援朝将士的子孙也有陆续东渡朝鲜者。

晋阳化氏。《大明遗民史•广东陈氏•明国东渡人目录》认为：“晋阳，化燮，丁酉(1597年)再乱时，以中军之职参战，战后东留定居晋阳。”《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认为晋阳化氏是明朝开国功臣、大司马、大将军化云龙后代，丁酉再乱时，化燮在蔚山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荣获一等功臣，战后定居，以晋阳为本贯。化氏子孙在朝鲜受到重用，化燮子奉祥官至嘉善大夫，孙英俊官至通政大夫，玄孙日就为嘉善大夫、同知中枢府使，还有资宪大夫化日长，嘉善大夫化日熙，折冲将军化东辉，通德郎化允泽，五卫将化廷汉，参判化锡汉等。韩国经济企划院1985年的国情调查报告显示，化氏已有1592人。

◆其它地区：

◆河南省上蔡县化庄村、新野县前高庙乡郭湾村、禹州市褚河乡化庄村均有化姓人口千余人。

◆安徽凤阳临淮有化姓20余户。

◆北京丰台区花乡黄土岗村有化姓20余户。

◆宁夏贺兰县立岗乡化姓人也不少，至少几十户。

◆沿着京杭运河河畔，分布着很多化姓家庭，如山东省枣庄附近、江苏邳州、高邮、金湖和高邮湖、地龙船闸等地都有姓化的。

◆北京房山区张坊镇，安徽颍上半岗镇蔡庙村，广西岑溪市、梧州市，河北邯郸、衡水、石家庄、宁晋县刘家台儿、雄县，江苏邳州市、盐城市、徐州，内蒙古河套平原，山东临沂、微山县、曲阜、菏泽市单县，山西，陕西，新疆，青海，宁夏固原等地亦有化姓分布，户数及具体人口数字不详。

化姓名人：

●化狐

化狐，也称作化狄、货狄（狐、狄古字形相近而易），黄帝臣。据史料记载，黄帝23年（公元前2845年），手下有一名曰“狐”的大臣（远古时代，人只有名，没有姓，如：舜、尧、禹等），因创造车船帮助黄帝征讨四方而深得黄帝的喜爱，特赐姓“化”。自盘古开天地，此为化氏子孙有文字记载的共同祖先。后来化姓后人繁衍至今，子孙已分布遍及华夏各地。化狐作为中华远古时期第一个舟楫的伟大发明者，是我们的光荣与骄傲！是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永远学习的榜样！！

《廿六史》中有如下记载：

黄帝始制阵法，内行用刀锯，外行用甲兵，设旌麾，有不顺者征之。披荆斩棘，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命共鼓、化狐制造车船，水行用船，陆行乘车，以通行四方。行六相而天下治。立五官以叙五事：命羲和占日；常仪占月；鬼叟蓲占星；车区占风；命大挠探五行之情，占斗刚所建。始作甲子，干支相配，而定之以纳音；命容成作盖天以象天，占日月星辰，而定气运；造神历，置闰月，以知时节；命仓颉制文字。仓颉四目，生有圣德，当时有灵龟负书，出于洛水之汭，丹甲青文，仓颉受之。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园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语山川，以指画掌，而造文字。文字成，苍天为之降下雨粟，鬼神夜间为之哭泣。

初，自伏羲画八卦以来，略有文字，至仓颉造字，则以六义造字。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谐音，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至此时，天下的文字就具备了!帝命隶首作算数，命伶伦造音律，命大客作承云之乐，命名为《咸池》。黄帝元妃嫘(音累)祖，教民种桑育蚕，制造衮冕衣裳，制作杵臼使谷粟能够脱壳，作釜灶而民始粥，作甑而民始饭，以烹煮之法，制造甜酒和奶酪；让人们过河有桥梁，走路有鞋穿，死后有棺椁。命挥作弓，夷牟造箭，歧伯作鼓吹，铙角、灵[革+卑](军中击的小鼓)、神钲(行军乐器)，以扬武德；命共鼓化狐剖空树干制成舟船，把木头削成桨，用来渡河。命邑夷仿照北斗的旋转，制成车子以供出巡四方。

其它古本中亦有如下记载：

《初学记》卷二十五 器物部 舟 第十一 引《物理论》曰：化狐作舟。

《世本》曰：“共鼓、货狄作舟。宋衷云：二人并黄帝臣。注云：货狄亦作化狐，化孤见鱼尾画水而游，乃剡木为楫以行舟。”

澍桉玉海引世本云：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当是宋注。又桉共鼓见木可以浮水而渡，即刳木为舟；化狐见鱼尾画水而游，乃剡木为楫以行舟。路史引货狄作化狐，说文同。

●化益，古代东夷族首领少昊之后，父亲皋陶。化益也被称作伯益、伯翳、伯繁、柏翳，或只称益。因佐舜有功，被封于费，因此又叫大费、费侯。化益是尧舜禹时期的农业专家、地理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个发明了“凿井取水”和“以卦占卜岁时吉凶”的办法的伟大的发明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具有传奇色彩和作出过卓越贡献的伟大人物。舜时化益与大禹同朝为官，因善于狩猎与畜牧，被佥推为九官之一的虞官，负责治理山泽，管理上下草木鸟兽，并佐舜调驯鸟兽。由于他在长期狩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熟悉鸟兽语言和习性，鸟兽多被其驯服，因而在畜牧方面功绩卓著。又始食于嬴，被舜赐姓嬴氏，作为东夷少昊部落嬴姓的继承人，并赐给其封土。大禹继承舜的王位之后，化益又辅佐大禹治理水土、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凿挖水井（《世本•作篇》引《周易释文》：“化益作井。”）。化益在政治上也很有建树。《吕氏春秋•慎行论•壹行》：“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化益曾告诫大禹，凡事要有前瞻性，要虑事周全。不要违背法则、制度，不要过度游乐享受，不要违背规律去追求百姓的称誉，不要违反民意而满足自己的欲望。治国不能懈怠，政事不能荒废，谦虚会受到益处，自满能导致失败，要选贤任能、除奸去邪。在处理民族矛盾方面，化益亦表现出远见卓识。舜时，三苗族离心离德，舜便派大禹武力征服，三苗不服，化益提议，要恩威并举，德武相济。大禹接受了化益的建议，撤退军队，实行文教德治，三苗族受到感化，终于归顺。化益还将跟随大禹治水时所经历的地理山川、草木鸟兽、奇风异俗、轶闻趣事记录下来，成为《山海经》的素材。据史料记载，大禹有意禅位于化益，班固《后汉书•律历志》称张寿王治《黄帝调历》言：“化益为天子，代禹。”但因禅让制度的社会背景发生变化而未能实现，大禹之子启夺取继承权。从此，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禅让制度亦被世袭制取代。后来化益的后嗣非常繁盛发达，分衍出徐姓、黄姓、赵姓、秦姓、江姓、化姓、马姓、梁姓等十多个姓氏，俱尊他为血缘始祖。

●化晖

化晖，明朝文学家，《辞海》有此记载。其余不详。

●化盘

化盘，行二，其父兄名讳已无法查考。原籍固原卫人。据甘肃景泰《化氏家谱》残卷记载，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十月初九日公率全家种地应帮军役（即参加兵户，平时屯种，战时出征），军名虎都巴才户，因军功，官至武骑尉。后因军事需要，全家随军屯种戍守迁居靖北大芦塘城（今景泰县芦阳镇旧城），因之为景泰化氏始祖。其后代繁衍生息近五百年，已至第十八世，千余人口。子孙忠勇可嘉，多以军人效国。四世孙化守登在清初平定叛乱战争中建功于“秦之兴安、蜀之西川、楚之竹山”等地，战绩赫卓，“东镇海口”，参与 ，解救、引进琉球国首次进贡朝拜清朝使臣，被康熙帝封为骁骑将军，任兴国副将，位列二品，世袭三代，此人臣非常之荣也。八世孙化兴廉、化兴朝随宁远大将军岳锺琪建功新疆等地。十四世孙化文仁在抗日战争中出生入死，击杀倭寇无数，屡立战功，晋升中校代理团长，隶属于国防部，后实授上校团长。

按：

固原卫地处西安、兰州、银川的三角交汇地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有戎、羌、匈奴、敕勒、鲜卑、突厥、柔然、党项、女真、鞑靼、 等少数民族和汉族聚居地区。素有“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南”之称。秦始皇、汉武帝、宇文泰、成吉思汗、忽必烈都曾经营过固原，他们或亲临固原视察、或在固原设置州、或在固原设置中央派出机构，其规模之大，权力之显赫，在当时就全国而言也是罕见的。靖北大芦塘城亦其属地也。

景泰县在军事上明朝属于固原卫，清朝属于靖虏卫，其地理位置独特，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位于甘、蒙、宁三省交界处，是河西走廊的东端门户，这一独有的地域特征和地理位置成就了它在丝绸古道中东引西联的枢纽地位，故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常争之地，历史上战乱非常频繁。天灾人祸，原居民多已离散，今之居民多数系明朝年间迁移而来。

●化燮

化燮，明朝援朝将领。明万历二十年（1592），即李朝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经过长期备战，亲率水路大军，悍然发动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史称“万历朝鲜之役”，朝鲜称“壬辰战争”或“壬辰倭乱”。当时朝鲜疏于军备，日军很快攻下王京（汉城）、开城、平壤等地，宣祖逃往义州。在万分紧急的时刻，宣祖多次向明朝求援，“请援之使，络绎于道”。明朝于当年两次派兵援朝抗倭，相继收复王京、开城等地。万历二十五年（1597），日寇再次发动侵朝战争，此年为丁酉年，故称“丁酉之役”。明廷再次援朝，化燮以中军之职参战，在蔚山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荣获一等功臣。次年，中朝两国军队又在海上与倭寇展开殊死决战，终于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战后，明朝东援将士多人落籍朝鲜，化燮以晋阳为本贯定居。化氏子孙在朝鲜受到重用，化燮子奉祥官至嘉善大夫，孙英俊官至通政大夫，玄孙日就为嘉善大夫、同知中枢府使，还有资宪大夫化日长，嘉善大夫化日熙，折冲将军化东辉，通德郎化允泽，五卫将化廷汉，参判化锡汉等。韩国经济企划院1985年的国情调查报告显示，化氏已有1592人。

《韩国姓氏大百科•姓氏的故乡》认为晋阳化氏是明朝开国功臣、大司马、大将军化云龙后代。

●化守登

化守登，字标吾。甘肃省景泰县人。乙卯相，生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四月二十八日寅时。卒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九月二十九日。葬景泰大芦塘城南九道岭祖茔。清初从军，征剿建功于秦之兴安，蜀之西川，楚之竹山，渐陟福建闽安协标中军游击，康熙六年授兴国副将总兵。参与 ，解救、引进琉球国首次进贡朝拜清朝使臣，被康熙帝封为骁骑将军，位列二品，世袭三代，此人臣非常之荣也。恤军爱民，兴民戴之，制《荣寿春搜图》并为叙赞，以颂其德。

《靖远县志》道光志卷四二十四页行伍条中记载：化守登任福建闽安副将标下中军游击。

《靖远县新志》卷三仕官表五（武）康熙时代二品总兵副将条中记载：化守登任兴国副将。

《靖远新志》卷十七耆旧传条中记载：化守登，靖北大芦塘人。清初从军，征剿建功于秦之兴安，蜀之西川，楚之竹山，渐陟福建闽安协标中军游击，康熙六年授兴国副将总兵。恤军爱民，兴民戴之，制《荣寿春搜图》并为叙赞，以颂其德。

《景泰县志》载：化守登，字标吾，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大芦塘人。清初参军，在平定明朝残余势力中为清王朝屡建功勋。顺治四年（一 七），调兴安军给都司职。同年，剿杀明宦王应泰，随总镇任珍剿王关锁运粮明军，活捉王关锁明总兵李世英等。五年剿杀明将杨三、整齐王等，于石梁山活捉明副将张尔起。六年，同游击仰九明随平西王北征，大败明总兵张山猴、李奇德，活捉刘三众等，招抚榆林、神木等地。七年，随仰九明杀明将高有才；复石梁山，擒明永历王朱生枝。八年破松树岭，活捉明将李琦；围攻两河口，获明将覃琦；攻克石沟寨，生擒明军首领覃一涵，杀中军李君治。当年八月，清廷予守登以银牌花帛奖。十一月，又破明将孙守金与西川残余势力勾结连犯西乡之举，斩明将翘兴宁、赵定国等。九年，赴湖北竹山县破黄家寨，明游击黄国泰被射死，孙守金、宜州王朱敬耀等被擒。清廷授守登以游击职。之后，又杀明将杨某，获大旗二十七杆，刀枪器械盔甲千余件，救出县官、典史二人，难民男妇千余人。十一年，赴竹山县广峪寨杀明总兵傅起德，擒副将田福等。此后军功、职级无从考查，惟清封“骁骑将军”一节可知。据大芦塘父老相传，守登为人忠厚，年老还乡，热心公益，颇受地方尊敬。制“荣寿春搜图”并为叙赞，颂其德。

（注）“荣寿春搜图”系康熙六年，守登公以副总府衔协守兴国时所绘，有叙赞为证。景泰县志误。

●化文仁

化文仁（1912。5。9－1960。5。17），字贯群，一名化贯群，世居甘肃省景泰县喜集水。自民国十八年应征入伍，勉受军训于没疆场。曾参加中日战争，九一八暨七七事变等战役。卢沟桥畔呼杀跳梁倭寇，团河宫前惨流敌弹鲜血，既膺伤而就医，旋平痊以游击，枪林弹雨从征廿余年，金戈铁马，奔驰万里。兹将详细事迹叙述如下：二十二年，大军驻节察冀，日本兵于民国廿年登陆秦皇岛，进兵沈阳，东北失守，是为九一八事变。日寇秣马厉兵，朝夕训练，测绘地图，进兵喜峯口，以东亚共存共荣之军事侵略攻陷华北。全国人心为之愤慨。时年贯群二十有二，晋级陆军少尉排长，率领全排披星戴月开拔前线，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与倭寇巷战百余次，手刃倭寇千余人。倭寇为之丧胆褫魄。虽非江东八千子弟，似同田横五百壮丁。二十三年驻节察绥边区，伪司令季守信、季英等受日军煽动，窜扰察绥后防，贯群奉旅长密令，并赴百灵庙与匪对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攻势毙匪数十人，擒伪队长一人、马三十余匹、枪械数十支。游击三月，所到之处，匪兵敛迹。二十六年，驻节河间府，日军驻平津各租借地，以保护侨民之名义保送白面，私贩枪支运我内地。勾结土匪汉奸，时向我 挑衅。我军民忍之再忍，敌意未逞，然敌节外生枝，以致引起芦沟战事之发生。贯群时年二十六岁，晋级陆军上尉连长，率兵参加。夜渡黄村站，遇敌于团河，敌众我寡，兵力悬殊情形之下，全连壮烈牺牲。贯群脸部受伤，绿纱帐中昏晕一夜，天雨淋漓，渐觉清醒。即于北平协和医院医治一月后，病体复原。是时北平已被倭寇占据多日矣。贯群虽已脸受重创，然报国之心勿稍怠，病将愈即赶赴雄县，组织游击队，追奔逐北，搴旗枭酋，游击于冀鲁豫晋之间者，八年之久也。致使敌人时刻提心吊胆，未能高枕安眠，实华北游击之功也。胜利后，晋级陆军少校营长，围剿河北各县土匪有功，晋升中校代理团长，隶属于国防部，时年三十有五。华北日渐紧张后，以剿匪有功，实授上校团长。三十七年冬时受伤赴平医疗。平痊后整束归装，返里省亲。（据族叔化廷述文整理）

●化绍新

山东临沂人，出生于1953年10月。1971年高中毕业，1974年参军，复员后在临沂市运输公司任驾驶员，后入济南经济管理学院学习经济管理专业，1986年毕业。综合钓创始人；中国渔业大学钓鱼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鱼学院院士；辽宁渔友之家常务理事长；辽宁渔友渔具公司董事长；辽宁渔友钓鱼俱乐部总经理。

化绍新自小爱好钓鱼，擅长用饵，对悬坠钓组物理化学变化中的饵重关系和外力作用下的信号反应有独到见解。曾加盟上海海狮钓鱼俱乐部，2000年被湖北老鬼钓鱼学校聘为主教练，在竞技钓鱼中夺杯得奖如探囊取物。1997年起亮相竞技钓坛，即获第三届“钓王杯”第4名和十三届全国钓赛手竿第5名的不俗战绩。1998年又提高一个等级，获第四届“钓王杯”第3名，1999年在圆梦“钓王杯”成为新“钓王”的同时，又在第十五届全国钓赛中获手竿第4名。然而，在竞技钓鱼的鱼种变化为较大鲤鱼和草鱼的比赛中，化绍新和大多数钓鲫高手一样，出众的钓鲫技术就难免见拙了。是年的第三届“海狮杯”全国俱乐部总决赛上，他告负于两场钓大鱼而留下遗憾。钓技成就于鲫鱼可称“时代特色”，他是特定条件下物质、鱼情和竞技规则促成的。成为“钓王”后的化绍新依然钟情于“钓王杯”，第六届因故中途收竿，今年的第七届又有上佳表现。如此稳定的成绩是化绍新成了年轻钓手的崇拜偶像，他也从不拒绝钓友求教，在钓界极有口碑。

●化桂云

化桂云，女，安徽淮北矿务局张庄煤矿综合经营分公司工人。单肢残疾，自强不息。1985年九月获得全国女子乒乓球单打第二名。1988年获得第八届世界伤残人奥运会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1989年9月获得远东及南太平洋地区伤残人运动会金牌。1989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授予女劳动模范。中国残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残联1991年5月9日“全国自强模范”。杜集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化姓地名

◆北京市昌平区昌平镇化庄村。

◆北京朝阳区西部化家胡同。北起朝阳门外大街，南至芳草地北巷。民国时已有其称，以姓得名。化家胡同以西有芳草地西街，再西有贾家胡同，东起芳草地西街，西至神路街。民国时亦有其称，亦以姓氏得名。化家胡同北部现盖有蓝岛大厦，芳草地西街北部亦盖有大厦，其街型亦同化家胡同，发生了颇大变化。五十年代初，辅华矿药厂发生爆炸，贾家胡同受到波及，房屋受损倒塌。九十年代，贾家胡同北部建天福园小区，东北部亦盖楼，亦发生了颇大变化。

◆河南省新蔡县化庄乡，占地面积68平方公里，东南与杨庄户交界，西临县城紧靠106国道，且与涧头乡、棠村镇接壤，东接安徽临泉。该乡现辖20个自然村，205个自然庄，347个村民小组，全乡人口54400人，耕地面积65289亩。止年底，全乡将有80%的村委之间可通柏油路。驻阜国家二级公路由该乡横贯而过，将为该乡带来勃勃生机，引来滚滚财源。新筹建的集中心贸易市场将以崭新的姿态喜迎八方来客。化庄乡的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地处平原，属半湿润地区，可谓阳光充分，水源充足，加上有利的交通地理优势，基础设施健全。全乡共有柏油路8条，长达60多公里，实现了全乡村村通柏油路；建成移动、联通两个手机接收塔，大大提高了手机、电话的入户率。为加大小城镇建设步伐，该乡新修街道两横三纵，整修的主街道宽敞，路灯、水道、绿化带等设施齐全，已建成综合贸易市场一个，停车场一个，专业交易市场四个，同时，加大市场管理力度，规范市场行为，招来外资。

◆河南省永城市化庄村。

◆河南省禹州市褚河乡化庄村。

◆河南省上蔡县化庄村。

◆河南省郾城县化庄村。

◆山东省莒南县化家庙子村、化家白龙汪村、化家村。

◆山东省滨州地区邹平县化庄村。邮政号码 256217

◆山东曲阜市姚村镇化庄村。位于曲宁公路以南，是曲阜、宁阳、兖州三县交界处。全村土壤是沙土地，以种植小麦、玉米、花生为主的产业结构。全村共有人口976人，土地1600亩，党员25人，干部4人，人均收入3100元。

◆山东省临沂市临沭县曹庄镇化桥村。户数381，人口数1437。邮政编码276704。明朝中叶，化氏徙此定村，因村东有一小桥，故称化桥。后传薛礼征东时，曾在小桥上挂甲小憩，逐改称挂甲桥。

◆陕西省洛川县朱牛乡东化庄村。

◆河北怀来县小南辛堡镇化庄村，海拔约1000米，位于山区的腹地，被大片的黄土丘陵和黄土台地环抱，仅有一条通道与外界相连。

◆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市瀛化庄村。邮政号码 212361

◆安徽省阜阳市化庄村。

◆焦作高新区李万乡仇化庄村。

◆青海省乐都县桃红营乡化庄村

◆甘肃省景泰县有化家崖湾、化家坟掌。

◆山西省介休市连福镇化家窑乡化家窑村、化家窑煤矿。村子四面环山，风景秀丽，不过近几年由于人们疯狂的开采煤矿，山已经快塌了，全村将要迁出了。这个村大部分都是姓化。

◆安徽省濉溪县新蔡镇化家湖。化家湖位于淮北市濉溪县新蔡镇北部，距淮北市区直线距离十千米，公交里程约十五千米，淮北市公交公司庆相桥车站有专线12路公交车直达。

◆湖北省潜江市张金镇化家湖村。

甘肃景泰县化氏盘祖之第十四世孙化栋搜集、整理、修订

黄帝纪年四七零五年正月十六日（西元二零零七年三月五日）成初稿

就算同是华姓，不同支的字辈也都不同啊。不知你是哪一支的，具体要问你家族里的长辈了。

在网上给你找了一些华姓字辈排行，资料很不全，有待补充：　

　　山东兖州华氏字辈：“汝炳承连延允中继世长”。

　　山东兖州华氏字辈：“永秀振魁风守孝德”。

　　山东东阿华氏字辈：“廷德泽士西书培凯昌乐”。

　　山东青岛华氏字辈：“振启方泽裕正承先修仁丕志崇本克延”。

　　山东青岛、吉林华氏字辈：“永云景树显振启芳泽玉”。

　　重庆合川华氏一支字辈：“祥长光懋建元子继承先学盛文名显廉平治道贤”。

　　重庆合州华氏一支字辈：“朝云斌中国(正)世代永兴隆祥长光懋建学道文名显元子继承先”。

　　广西河池华氏一支字辈：“益德必肇庆盛传宗家道荣昌永远福堂”。

　　广西河池华氏一支字辈：“日德友召庆盛(正)传忠家道荣昌永世福堂”。

　　河北固河华氏字辈：“和风振兰如闻征燕”。

　　河北高唐华氏字辈：“一振(洪)同林兴立”。

　　河南南阳、浙江丽水华氏字辈：“清绍祚德远道承宪泽长传嗣启元会佩中兆文光”。

　　浙江东阳岘北蟠溪华氏字辈：“仁庸隆一良时修懋克本孟仲伯叔季永兆大廷文国应思奇正忠嘉秉元德承启显光志立人品士昌占亦乃可式顺展高岳才”。

　　湖北丹江口华氏字辈：“先兆克勤”。

　　辽宁大连华氏字辈：“于传吉玉政承仙”。

　　江苏无锡华氏字辈：“德先开人文启尔道”。

　　江西崇仁华氏字辈：“春和云祥运新道昌”。

　　四川简阳华氏字辈：“祖庭万兴旺承天元尚明德启文光正中发永从祥”。

　　天津华氏一支字辈：“永起长文国宝乃昌”。

　　华氏一支字辈：“安邦定国正大光明天立万代荣华富贵”。

　　本文主要论述东林学风的区域源流，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及文化的关系。文中提出东林学风的核心是务实经世，当东林后人表达手段“灰色”化、逐渐放弃在野抗争的情况下，务实经世的特色却保持着，成为苏南社会近代变迁的一大特征。这一切可以从东林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之间的关系上得到解释。关键词：东林学风；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族教育；家族文化关于东林学风渊源、流变及其历史影响的研究，学术界历来多有成果。但是在东林学风和苏南望族关系的研究上，至今仍存在着一些空白点。这可能和我们以往重点关注东林党与新兴市民阶层间的关系有关。在学者们将很多主观期望或解释赋予东林党人的时候，难免会忽略它与望族这一“灰色”社会阶层间的联系。笔者期望通过本文为研究东林学派及其学风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以利寻求更全面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启示。一、东林学风源流的区域背景与苏南望族东林学风其源深远，其流悠长，学术界对此久有研究，一般认为是宗奉程朱理学，或云出入王氏心学，而以程朱理学为归。还有学者考证，东林学派虽与张居正的新政时有矛盾，但在实学致用特点上是一样的，开了明清实学之先河。这些见解都是十分深刻的。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东林学风不仅具有全国性背景，也有其区域背景，笼统的“程朱理学”等未必能概括苏南区域的历史、社会和学术源流，而且在时间上也显得不够准确。东林学派学风渊源的区域背景，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其一，北宋初年苏南就有经世致用之风。早在北宋庆历年间范仲淹提出“天下”观，以及范仲淹、胡瑗当年在吴中地区实行“分斋教学”时，这一思潮就已形成了相当的社会基础。这应当是东林学风可考辨的最早区域渊源。前者指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这是人们所熟知的。所谓“分斋教学”，指的是由著名学者胡瑗所创行的一种教学制度，以培养经世人才为目的，针对科举制下学校教育萎缩、人才多不敷实用的积弊进行改革，以革除当时流行的诵经试帖的应举教学模式。胡瑗要求学生读儒经要能够“明体达用”，学知识要以“经世治事”为宗旨。 范仲淹先是将该制度引入苏州、湖州府学（故又称“苏湖教法”），后又在庆历新政中将其引入太学教学中，一时颇为轰动。正如研治思想史的学者们所言，这种反映在教育中的思想是非常实际、作用也最深远的思想，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孕育于苏南的教学制度，这样一位生养、终老于苏南的政治家、思想家，尤其又是一位最早在家族内创立义庄、义学，被明清许多苏南望族视为效法典范的家族教育倡行人——范仲淹， 其反映的思想比“程朱理学”更早（范、胡都早于程、朱）。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与骨干多出于斯地的望族，不可能不受影响。其二，明代时程朱理学与苏南的务实致用风气的融合。自杨时讲学锡、常诸地，经历长期战乱的影响后，已经很难分辨其传人为谁，也无人声称继承其学脉。但如明代毘陵唐氏、庄氏、薛氏等著名望族的代表人物（唐顺之、薛应旗等）倡导以经术用事、以文章应世的主张，又形成了新一代经世致用思想。唐顺之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人，长于治经学。罢官回乡后，他又着重研治数学、地理、天文、历法、兵法和医学等实学，尤其精通三角术，是当时最著名的数学家之一。其文学观也以载道应世而著称，主张在现代文人生活中重构古代智慧，与好友、昆山人归有光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与薛应旗相善，常一起致力于经世之学，同为常州经世之学的举旗人。庄氏也是常州的著名望族，盛产经学名家，与唐氏关系密切，在思想与学术上深受唐氏的影响。虽然很难找到与程、朱间的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与范、胡当年所倡行的经世之学以及变革实践，有着精神上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其中也融合了杨氏之学、即程朱理学的入世传统，从而具有超出笼统经学意义的文化价值。当然，这与逐渐形成的苏南不拘泥成规、务实重功之民风是不可割裂而视之的，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苏南，这也是一种很自然的精神产物。其三，“东林党祸”将东林学风导向了更加务实的轨道。东林党祸震惊了亲睹其惨烈景象的苏南人，也令东林党人、同情者及其后人对经世致用的形式作了多种反思。徐光启关于“党与二字，耗尽士大夫精神才力，而于国计民生毫无干涉”的观点便反映了这一点， 他同情东林党、复社却不入“党争”，最终在农业科学实验中找到了归宿。东林党成员黄道周关于“（徐）霞客兄翱翔以来，俯视吾辈，真鸡鹜之在庖俎矣”的叹羡也是典型之例。 徐霞客与徐光启殊途同归，黄道周的评论更耐人寻味，是对东林党祸后东林学风新动向的颇为准确的形容。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则在教导子弟“顾、高之乡可不勉乎”的同时， 走上了研治实学、投身近代工商业和创办新式学校的道路。思想的武器何必与武器的思想争锋？经世之路很多，也很活，这应当是东林务实学风的新内涵。苏南后来不乏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经世形式，可是却极少有革命家、军事家。为什么东林志士的后人们一方面强调继承“顾、高之学”，一方面却在后来苏南的历史上描写出这样的特点？谜底在于对“东林党祸”的反思。这不啻是东林学风的实践渊源。当东林学风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和反思似乎变得“灰暗”时，恰恰是它发展的时候。以上所述，都清晰地反映了东林学风渊源和流变的区域性背景和趋势，辨明这一点，能为下文论述提供许多启示。同时，作为渊源的宋初经世之风是通过教育形式反映出来，通过书院讲学传播开去，又在苏南家族的教育和文化的传承中进一步发展的，这很自然就使握有教育优势的苏南望族成了影响这一学风的重要社会力量，并深深影响了相当长时间里东林学派为代表的苏南学风的流变。物质上的优势决定了教育上的发言和主导权，宋明以来苏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二、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要理清东林学风与明清苏南望族的关系，必须了解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明清苏南望族的交往。交往是基础，密切的交往背后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思想上的联系。类似事例很多，这里列举一些最典型的例子。与毘陵唐氏的交往。东林书院创始人、东林学派主要领袖之一的顾宪成与毘陵唐氏有非常引人注目的密切关系。常州府志中唐顺之及其父亲唐瑶二人的传记都是东林领袖顾宪成写的，这两篇传记都被收入了《毘陵唐氏家谱》 。顾宪成与唐顺之之子唐鹤征更是密友，唐鹤征曾“日与同郡龚道立、顾宪成辈讲学东林书院” ，是东林学派骨干成员之一。在顾宪成所著《泾皋藏书》中，还收有他为唐鹤征第三子唐效纯撰写的墓志铭。 除唐鹤征外，唐鹤征的女婿孙慎行也是东林党人。东林骨干钱一本也与毘陵唐氏关系相当密切，唐氏家谱中就收录有钱一本为该族人物所撰写的传记。与毘陵薛氏的交往。顾宪成、顾允成兄弟与毘陵薛氏的关系更不同一般。据记载，顾氏兄弟少时曾“问业”于常州经世之学举旗人之一的薛应旗门下，与薛应旗之孙薛敷教有同窗之谊，薛敷教甚至在祖父撮合下，与顾氏兄弟缔有“兄弟交” 。顾宪成对此曾有记述，称“少受业于方山先师（即薛应旗）之门”，而且还受其子薛近鲁“引掖” 。顾氏兄弟问学于薛应旗，并与薛氏家族连续三代皆有密切的交往，这无疑说明常州经世之学与东林学风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不仅如此，薛敷教后来也“从东林讲学”，是东林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通过薛敷教，东林学派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从学术渊源更升华成了盟友关系。东林学派另一位领袖人物高攀龙与毘陵薛氏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与薛敷教同年中举，一度曾“无日不相过从，交相励勉”。薛敷教去世后，高攀龙为之撰写了墓志铭。7与无锡华氏的交往。华氏是无锡最著名望族之一，其中尤以荡口支华氏更突出。东林领袖高攀龙与荡口支华氏的关系非常深。华贞元曾从高攀龙受业，其族子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三兄弟都曾“闻其教”，甚至还曾“立家会，邀高攀龙、吴桂森诸公公开讲席”，荡口支华氏由此“始兴起于学”。其中，进士出身的华允诚与高攀龙关系最密切。在其从学期间，高攀龙曾赞其“整齐严肃，怠若性成”。在投水自尽前，高攀龙曾写有《别允诚书》，“明以后死绝学之系属”。8 这是一份见证，也是一种殊遇。除高攀龙外，东林骨干之一的毘陵钱一本与荡口华氏也多有交往。华贞元、华允谊、华允诚等都先后从钱一本学《易经》9。与江阴梧塍徐氏的交往。梧塍徐氏是江阴望族，旅行探险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即出于该族。值得注意的是，在徐霞客为祝贺母亲八十寿诞而请人题赠、镌刻的《晴山堂石刻》上，收录了众多东林党著名人物的诗文作品，包括如高攀龙、钱一本、文震孟、孙慎行、黄道周、陈仁锡、钱谦益等的作品。其中高攀龙所题贺的《题秋圃晨机图》诗写道：“吾闻东海有贤母，不艺春园艺秋圃。凡木虽阴不耐霜，独爱离离豆花吐。菽水由来展孝思，于今更可添慈谱。白首晨兴课女工，勤俭为箴自千古。风前有子进霞觞，更挟文孙共斑舞。手授遗书禅冶工，杼声似写丸熊苦。异日昼锦煌煌辉形衣，亦知功自断机能作祖。”10 这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是东林领袖与徐氏家族交往的见证。诗中“菽水”里的“孝思”和“秋圃”间的“晨机”、“风前”的“霞觞”与“昼锦”下的“白首”相映成辉，展示了一种奇情异趣，更体现了东林领袖与徐霞客的某种精神交会。另据缪昌期曾孙回忆，徐霞客与东林骨干缪昌期也“以文章道义相交好”，还为子孙缔结了联姻关系。11婚姻是一种更深层的交往关系，传统的联姻往往能反映思想及学术授受，甚至反映了道义和政治的结盟。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及子孙与苏南望族的联姻便是如此。常州的孙慎行、唐鹤征、薛敷教等都是东林骨干，他们不仅本身都出自当地著名望族，且都与本地或邻近望族有联姻关系，孙慎行娶于毘陵唐氏（唐鹤征女婿），唐鹤征的妹妹出嫁毘陵庄氏，薛敷教之女则入无锡华氏之门（华察之妻）。无锡高氏与邹氏、朱氏，顾氏与华氏、秦氏、杨氏，华氏与顾氏、朱氏之间的联姻也是如此。其中邹、华等族都有子弟录名东林，如邹氏家族中有邹期桢、邹期相兄弟二人，华氏家族中更有华允谋、华允谊、华允诚兄弟三人上榜，他们都有从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东林的经历。这些联姻行为往往具有多次性、相对稳定的特点，从明代中期甚至延续到清代。无锡华氏与顾氏间的联姻便是如此，最为典型而感人的要数江阴梧塍徐氏徐霞客与江阴东兴缪氏缪昌期子孙间的联姻。如上文所述，徐霞客与许多东林党人关系密切，不过联姻关系则是后来缔结的。在党祸发生、缪昌期惨死后，为人极重情谊、生死不易的徐霞客却缔结了徐氏与缪昌期子孙连续数代的婚姻关系。徐霞客的长子徐屺妻室缪氏为“故翰院文贞公（即缪昌期）孙女”，徐霞客的两位曾孙女也嫁给了缪昌期的重孙。 这种联姻显然更多的是出于道义目的了。从上述事例可见，东林领袖及骨干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交往，其中既渗透了学术和思想上的渊源授受，也体现了心灵上的交会和精神上的同气相求。三、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教育东林学派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源于苏南社会，又作用于苏南社会，且生生不息，这些都可以从望族教育体现出来，大致反映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望族家训中的东林志节影响。东林学派精神财富中的一个很重要部分，是十分注重做人的志节。明末东林党人的志节感染了世人，也影响了许多苏南望族，强调做人志节成为明清时期苏南望族家训的特点之一。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所在家族自然都是如此，《高忠宪公家训十九条》将“吾人立身天地间，只思量作得一个人是第一义”之语作为第一条， 无锡顾氏家族《乾隆谱训约八条》也将“治家以清白为世守”列为第一条。 缪昌期的后人还将此写进了训子诗：“满眼乌珠看汝身，文章切要着精神。残骸不似南山久，赖尔昂昂做个人。” 东林志节深深影响了那些与东林学派代表人物关系密切的望族，如毘陵唐氏就强调，“读书变化气质，即资性愚钝，多识几字，习他业亦觉高人一等” 。其他苏南家族，包括一些著名的工商家族也深受影响，如无锡《荣氏家训》“蒙养当豫”条写道：族中子弟接受教育，“他日不必就做秀才、做官，就是为农、为商、为工、为贾，亦不失为纯谨君子” 。所谓“变化气质”、“纯谨君子”和高、缪的“作得一个人”、“做个人”是同一个意思。东林志节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重视育人的传统在明清久已被科举所误、所废，重视人格教育也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种志节对苏南望族和其他家族的追求影响深远，近代苏南的工商实业家族（如无锡荣氏、毘陵迁锡唐氏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资助社会慈善和教育事业、保持爱国情操，与此不无关系。其次，望族教育中的东林学术传承。东林学风包含着许多进步的成分，有在野清议、抗争意识，有经世致用、强国富民以及与此相关的其他主张。在东林党祸之后其中有些成分（如在野清议、抗争等）逐渐边缘化、变得“灰暗”了，但客观地分析，那原本就属于手段、形式问题。作为东林学风核心的经世致用、强国富民及有关思想，经过历史的选择依旧保留了下来，在苏南望族教育中传承着、发展着。清代前期，无锡荡口支华氏家族内部曾出现过这样一段对话，父亲华汝修曾对儿子华希闵说：“前明一代理学，薛、胡开其始，顾、高集其成，顾、高之乡可不勉乎？” “顾”、“高”是众所周知的，“薛”则指薛瑄，“胡”就是胡居仁，几位都是明代以研治经学见长的学者，宗奉程朱理学。时多以程朱理学为经世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风为其集大成与发展，与王阳明心学有明显区分。很显然，无锡荡口华氏家族在教育中自觉地将东林经世学风作为家学传承了下来。还有许多不作声言，却将东林学风渗透教育、加以实践的许许多多苏南望族及至其他家族，如后来既产生学术大师，又涌现近代实业巨子的无锡钱氏（钱钟书家族）、薛氏（薛福成家族）、荣氏，毘陵唐氏（含唐顺之及迁锡支家族）、盛氏（盛宣怀家族）和庄氏（庄存与家族）等等。如毘陵庄受祺“每谓 之学能见其大”的治学气度， 钱钟书伯祖钱熙元“援古证今，有所取法”的学术理念， 伯父钱基成精通经、史、地、兵、医学乃至“重力、汽机之学”的广博学养， 无锡近代实业家唐骧廷祖父唐懋勋“不屑屑于章句之末”的价值倾向， 等等，无不涌动着东林学风的活力。再次，书院实学氛围中的东林学风浸润。在明清苏南望族教育中有一种常见的模式，当子弟在结束族塾或家塾的学业后，往往就进入当地的书院深造。毘陵的庄氏，无锡的华氏、尤氏，吴县的潘氏、彭氏，以及常熟的翁氏家族等等，都有如此惯例。书院的学业对望族子弟来说是教育的关键阶段，通常决定着一生的发展方向。而明末以降苏南的书院充满了实学氛围，纷纷讲求经世之学。比如，乾隆时期的苏州 书院，讲习时“于明理之外，务期实用，凡水利、农田、兵刑、备荒诸政必悉心讲求” ，光绪初年，江阴南菁书院更“专课经学古学，以补救时艺之偏”，在“古学”课考的内容中包括天文、算学、舆地、史论等实学内容。 这种与科举教育全然不同的氛围，可以从顾亭林实学、常州学派作追溯，但追下去却必然溯及东林学风的影响。东林学派借助书院讲学来传播其经世学说与改革主张的形式，给苏南书院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苏南望族子弟在书院中受到的实学浸润，必然会影响苏南社会，清代尤其是近代以来苏南的实学人才优势与此不无关系。知识就是力量，但教育是力量之源，而强调育人、培育可用之人的教育，其力量才真正惊人。家族是社会的缩影，社会是家族的放大，苏南望族教育所受东林学风的影响为苏南的持续发展和近代领先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四、东林学风和明清苏南望族的文化如上所述，东林学派代表人物与苏南望族关系密切（自身也出自其中），其学术也通过望族教育得以传承，因而对这些家族文化与学术的影响是很自然的。首先，促苏南望族的文化成就呈现辉煌。东林学派在汲取苏南文化养分的同时，又辐射社会和苏南望族的文化。徐霞客在科学探险和地理学上的杰出贡献，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徐霞客从对山水自然的好奇发展到以科学探险、地理考察为归宿，不能仅从家族影响下的个人选择去解释，东林学派的思想也从多个方面给了他影响和帮助。一种是精神上的鼓励，高攀龙诗中的“菽水孝思”、“风前霞觞”也好，黄道周的“乃欲搜剔穷真灵，不畏巉岩不避死”也罢， 都表达了一种知音式的赞赏和鼓励。一种是具体指点和帮助，诸如陈仁锡为徐霞客指点自关外返京师的见闻和奇观、钱谦益力促刻印《徐霞客游记》等等。 徐霞客的成就与东林学派的实学就这样联结到了一起。此外，荡口华氏家族在近代涌现出华蘅芳、华世芳兄弟数学家，并以强大的辐射力培养出徐寿、徐建寅父子化学家、钱穆与钱伟长叔侄等大师级人才，与东林学风传承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其次，为苏南望族的学术整合提供灵魂。望族文化是东林学风的重要来源，而东林学风也为望族文化与学术注入了内涵和活力。华汝修对儿子所说的“顾、高之乡可不勉乎”之语，是荡口华氏家族对高攀龙“后死绝学之系属”嘱托的落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而常州学派学术体系的灵魂可以说就是来自东林学风。一方面东林学风是联结唐顺之、薛应旗经世之学与常州学派的纽带，另一方面它也是明后期以降常州文化的“灵魂”。顾宪成、顾允成、薛敷教、唐鹤征、孙慎行、钱一本等作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和骨干成员，彼此之间诚有学术授受、联姻之谊，一旦入了东林、并活跃于其中，他们所代表的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的家族及其文化了。比如，唐顺之、薛应旗等的学术传统通过联姻扩大到了毘陵庄氏，而庄氏家族则对创立常州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清代中期的庄存与继承唐顺之“研经求世用”的学术宗旨，对数学、医学、天文、历法等实学也广泛研究，成为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庄存与等人这种对常州经世之学的重新整合与发展，其实就如同东林学风的“灵魂转世”，二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其三，对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产生作用。东林学风重视经世致用，主张发展工商业、强国富民，这一进步理念对明清时期苏南望族的价值取向影响很大。这包括两层含义，一层指的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当许多地区依然盛行科举之风的时候，许多苏南望族受经世学风的影响，已经注意将实学视为更有价值的学问，把务实济世而不是科举中式视为人生的追求。明末江阴人徐霞客就是实践的这一人生追求。清代荡口华翼伦对儿子华蘅芳、华世芳兄弟实施的教育、为其选择的人生方向也是如此。毘陵唐氏家训“读书”条在“读书变化气质……”之语后面，又云“（读书）非止拾青紫、取荣名已也” ，这不只是对读书目的，也是对人生价值取向的一种解释。另一层指对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毘陵迁锡唐氏、无锡城中薛氏、钱氏等族或出入儒贾、或致力工商实业，视如寻常之事，与徽商发迹后仍固执于科举的归宿迥然不同。这一现象可以从无锡《荣氏家训》（明后期） 、武进《龙溪盛氏宗规》（清代）的“职业当勤”训条中“士农工商所业虽不同，皆是本职”的话语得到解释。 很显然，它们出入儒贾，或以工商实业为归，都是得益于“四业皆是本职”职业价值取向的影响。苏南望族及其他家族在择业观上的机敏灵活特点与东林学风在精神上是相通的。这一突破的意义重大，打破了传统重农抑商的观念，为我们揭开苏南近代实业领先的谜底提供了一把钥匙。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内容。没有价值观的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的突破，苏南许多家族就是从这里起步向近代化迈进的。应当指出，在价值取向的两个层面中，前者是基础，而这正是东林学风的核心内容。可以说，正是东林学风为苏南人提供了近代腾飞的坚实基础。综上所述，东林学风的源流与苏南望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形成与发展更与苏南望族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相得益彰。它在明清苏南望族文化中汲取了养分，又影响了苏南望族教育和文化，进而再辐射到更多苏南家族和整个苏南社会。而它之所以会具有那些“灰色”，那保守的伦理观，那后来的虽然务实、却进一步变“灰”（“政治抗争”亮色褪化）的趋势，或许也可从这一点找到一些解释。当然，“务实”才是东林学风最核心的内容，形式或手段的颜色不能改变这一点，否则就无法解读苏南近代化了。（作者系江南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原载于《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历史上的所谓琵琶，并不仅指具有梨形共鸣箱的曲项琵琶，而是多种弹拨乐器，其名“琵”、“琶”是根据演奏这些乐器的右手技法而来的。

也就是说琵和琶原是两种弹奏手法的名称，琵是右手向前弹，琶是右手向后挑。

所以说当时的“琵琶”形状类似，大小有别，像月琴，阮等，都可说是琵琶类乐器。

琵琶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主要弹拨乐器。

经历代演奏者的改进，至今形制已经趋于统一，成为六相二十四品的四弦琵琶。

琵琶音域广，演奏技巧为民族器乐之首，表现力更是民乐中最为丰富的乐器。

演奏时左手各指按弦于相应品位处，右手戴赛璐璐（或玳瑁）等材料制成的假指甲拨弦发音。

大约在秦朝，开始流传着一种圆形的、带有长柄的乐器。

因为弹奏时主要用两种方法：向前弹出去叫“批”，向后挑起来叫“把”，所以人们就叫它“批把”。

后来，为了与当时的琴、瑟等乐器在书写上统一起来，便改称琵琶。

到了南北朝时，从西域传来了一种梨形音箱、曲颈、四条弦的乐器，有人就把它和中国的琵琶结合起来，改制成新式琵琶。

在演奏方法上，改横抱式为竖抱式，改拨子拨奏为右手五指弹奏。

经过不知多少艺术家的改进，才成为如今的四相十三品及六相二十四品的两种琵琶。

琵琶又称“批把”，最早见于史载的是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

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

”意即批把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向前弹出称做批，向后挑进称做把；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批把”。

在古代，敲、击、弹、奏都称为鼓。

当时的游牧人骑在马上好弹琵琶，因此为“马上所鼓也”。

南朝王僧虔《技录》：“魏文德皇后雅善琵琶。

明帝尝引后衣乞为音乐，时杨阜在侧，问帝曰：‘太后，陛下嫡母，君礼岂在邪？’帝愧然缩手，后乃出。

倾之，帝谓阜曰：‘吾知卿敬节，然诚因吾心虑不平，今从卿言，不得茫茫湘水，见伊人焉？’此言后之音律高妙。

”可知在魏晋时期，“琵琶”之称正式进入宫廷。

琵琶由历史上的直项琵琶及曲项琵琶演变而来，据史料记载，直项琵琶在中国出现得较早，秦、汉时期的“秦汉子”，是直柄圆形共鸣箱的直项琵琶（共鸣箱两面蒙皮），它是由秦末的弦鼗发展而来的。

“阮咸”或“阮”是直柄木制圆形共鸣箱，四弦十二柱，竖抱用手弹奏的琵琶。

晋代阮咸善奏此乐器，故以其名相称，即今天的阮。

南北朝时，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进行文化交流，曲项琵琶由波斯经今新疆传入中国。

曲项琵琶为四弦、四相（无柱）梨形，横抱用拨子弹奏。

它盛行于北朝，并在公元6世纪上半叶传到南方长江流域一带。

到了公元五、六世纪随着中国与西域民族商业和文化交流的加强, 从中亚地区传入一种曲项琵琶, 当时称作 胡琵琶。

其形状为曲颈, 梨形音箱, 有四柱四弦，很像在阿拉伯国家常见的乌特琴(Oud 或 Ud)或古波斯的巴尔巴特琴（Barbat）。

横抱琵琶用拨子演奏。

现代的琵琶就是由这种曲项琵琶演变发展而来的。

从北齐到唐代，是琵琶发展史的第一个高峰，原籍曹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东北一带）的曹氏琵琶家族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如北齐至隋代的曹妙达，因善琵琶在北齐时即被封王，入隋后又被任为宫中乐官，于太乐教习琵琶技艺。

在隋唐九、十部乐中，曲项琵琶已成为主要乐器，对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从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仍能见到它在当时乐队中的地位。

到了唐代（公元7-9世纪）琵琶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高峰。

当时上至宫廷乐队, 下至民间演唱都少不了琵琶, 随成为当时非常盛行的乐器, 而且在乐队处于领奏地位。

这种盛况在中国古代诗词中有大量的记载。

例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著名诗篇《琵琶行》中非常形象地对琵琶演奏及其音响效果这样的描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唐代后期琵琶从演奏技法到制作构造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在演奏技法上最突出的改革是由横抱演奏变为竖抱演奏， 由手指直接演奏取代了用拨子演奏。

琵琶构造方面最明显的改变是由四个音位增至十六个（即四相十二品）。

同时它的颈部加宽，下部共鸣箱由宽变窄， 便于左手按下部音位。

由于以上这俩项改革，琵琶演奏技法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据统计琵琶的指法共有五六十种。

归纳起来，右手指法分两个系统： 一、轮指系统，二、弹挑系统。

左手指法也分两个系统：一、按指系统， 二、推拉系统。

唐代是琵琶发展的高峰，涌出了大量的琵琶演奏者和乐曲，如唐代世居长安的曹保，其子曹善才，其孙曹纲，都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为世人所推崇，诗人对其高超技艺亦多有诗作赞颂，曹纲的演奏，右手刚劲有力，“拨若风雨”，另与之齐名的裴兴奴则左手按弦微妙，“善于拢捻”，故当时乐坛有“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之誉。

来自西域疏勒的“五弦”名手裴神符是唐太宗最看重为宫廷乐师之一，他首创了琵琶手指弹法；康昆仑号称琵琶第一手，段善本则是有名的佛殿乐师，后与康昆仑琵琶比赛后，进入宫廷成为皇家乐师。

唐社佑《通典》云：“坐部伎即燕乐，以琵琶为主，故谓之琵琶曲。

”在唐代的文献记载和诗词中，有许多描述琵琶音乐的精采篇章，说明那时的琵琶演奏技巧已有很大进步，表现力十分丰富。

一、无锡派

清代初叶，琵琶分南、北两派。

南派，即浙江派，以陈牧夫为代表，用下出轮。

擅长的乐曲有《海青》、《卸甲》、《月儿高》、《普庵咒》、《将军令》、《水军操演》、《陈隋》、《武林逸韵》等。

北派，即直隶派，以王君锡为代表，用上出轮。

擅长的乐曲有《十面埋伏》、《夕阳箫鼓》、《小普庵咒》、《燕乐正声》等，无锡华秋萍、华子同两人向南北两派学习，编著《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三卷，采用工尺谱，有较完整的指法记载，是中国最早印行的琵琶谱。

由华氏传授的流派遂被称作无锡派。

《南北二派秘本琵琶谱》前后出版三次，对后世学者的影响较大，对研究琵琶古谱，提供了宝贵资料。

尽管无锡派嫡派传人不多。

按照《华氏谱》原谱演奏的人也很少，但其他各派或多或少地采用了《华氏谱》中部分乐曲整理了现在流行的演奏话。

因此，无锡派在清代中叶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琵琶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平湖派

平湖派以李芳园为代表，李家为琵琶世家，五代操琴，李芳园之父常携琴交游，遍访名家，李芳园在家庭的熏陶下，自誉“琵琶癖”，不仅技艺超群，且编撰《南北派大曲琵琶新谱》，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版发行，后人称之为《李氏谱》，由李氏传授的流派称作平湖派。

平湖派以李其钰、李芳园、吴梦飞以及吴柏君、朱荇青（朱英）等世代相传，流传有《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怡怡室琵琶谱》、《朱英琵琶谱》等。

吴梦飞曾得到李芳园的亲授，后又从李其钰的学生张子良，常在上海演出，艺术活动相当广泛，对弘扬平湖派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朱荇青师承李芳园高足吴柏君，针对《华氏谱》“左手按弦惟大禁两指不用”，首创了运用左手大指按托之法，并突破了不用小指按音的禁区。

平湖派的演奏有文有武，文曲细腻，常配以虚拟舒缓动作加强余音袅袅之感。

武曲讲究气势，以下出轮为主（《将军令》用的是上出轮）。

平湖派琵琶对当今琵琶的各种风格的形成有相当的影响。

三、浦东派

浦乐派传自鞠士林，以鞠士林、鞠茂堂、陈子敬、倪清泉、沈浩初等师承相传，流传有《鞠士林琵琶谱》、《陈子敬琵琶谱》、《养正轩琵琶谱》等。

鞠士林是清乾隆嘉庆年间南汇县惠南人，生卒年月不详，性好交游，有“江南第一手”之誊。

据说，鞠有一次坐船至苏州浒墅关，由于时晚城门已经关闭，鞠遂操琵琶消遣，守关官兵为其琴声所动，喜而开关放行，故有“弹开浒墅关”之美传。

鞠士林留有《闲叙幽音》手抄琵琶谱，此谱于1983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题名为《鞠士林琵琶谱》。

鞠士林的弟子有鞠茂堂、陈子敬、程春塘等，据《南沙杂志》载：“是时吾邑善弹琵琶者有：一为先生，一为陈子敬。

子敬常旅食在外，忆光绪丁亥（1887）至上海东门外王家，适子敬在坐，见指套铜甲，弹《霸王卸甲》，声调洪亮，有拔山盖世气概。

人谓：陈善武套，程善文套。

”浦东派的锣鼓技法就始于陈，陈的弟子曹静楼最擅长此技。

陈另一弟子倪清泉用的琵琶比一般要大要长，叫大套琵琶，很能突出武曲的气势。

陈的再传弟子沈浩初，对浦东派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培养了大量琵琶演奏家，整理出版《养正轩琵琶谱》。

浦东派琵琶的特点是：武曲气势雄伟，擅用大琵琶，开弓饱满、力度强烈，文曲沉静细腻。

其富有特色的传统技法有：夹滚、长夹滚、各种夹弹和夹扫、大摭分、飞、双飞、轮滚四条弦、弦数变化、并四条三条二条弦、扫撇、八声的凤点头、多种吟奏、音色变化奏法、锣鼓奏法等等。

四、崇明派

崇明地处上海东北角，以《瀛洲古调》琵琶谱师承传授的，由于发源于崇明岛，后人就称崇明派。

崇明派以蒋泰、黄秀亭、沈肇州以及樊紫云、樊少云等世代相传，以隽永、秀丽的文曲风格闻名于世。

崇明派琵琶可追溯到三百余年的清康熙年间，那时，北派琵琶传入崇明近邻的通州地区，有白在湄、自彧如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