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以谱牒门第为标准，以豪强家族、九品中正制度以及封建庄园经济为基础；高门大姓与寒第下层壁垒森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望族”；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享有特权，其社会地位不因政治升降而受影响，庶族子弟工作事务烦琐，官职升迁机会较少，难以同士族联姻往来，“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决定整个魏晋南北朝诸领域官僚门阀特色。士族制度盛行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随着南北经济文化差异缩小、科举选吏制度打击、中小地主力量兴起和唐末农民起义的冲击，士族制度最终走向崩溃。

　　门阀制

　　门阀制

　　魏晋南北朝虽处于长期分裂对峙状态，但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多有建树，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士族制度、均田制是这一时期初创的政治、经济制度。

　　士族制度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特有的历史现象，它的特点是按门第等级区别士族同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不同地位；从历史上看，士族制度有一个萌芽、形成、充分发展（又称鼎盛）、衰落和走向消亡的漫长过程；我们应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把士族制度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分析和评价。

　　运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士族制度的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过程和科举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一、概念：

　　士族——是以家族为基础，以门第为标准，在社会上形成的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享有很高的政治、经济特权的豪门大族）。世族又称门阀土族，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阶层

　　庶族——是指士族以外的一般中小地主，也称寒门。

　　二、特点（特殊地位）

　　(1)政治上：

　　按门第高低分享特权，世代担任很重要官职；（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

　　(2)经济上：

　　士族占有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建立起自给自足、实力雄厚的庄园经济；（品官占田荫客制为士族制度提供经济保障；）

　　(3)社会生活：

　　不与庶族通婚，甚至坐不同席；

　　(4)文化上：

　　崇尚清谈，占据高级文官职位。

　　三、演变

　　(1)萌芽（东汉）

　　政治：自汉武帝以来崇尚儒术，官僚多以经术起家，至东汉 时逐渐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状况。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得世族地主能够凭借家世出身参与政权。

　　经济：西汉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逐步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三位一体的豪强地主势力。东汉政权是在豪强地主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因此，豪强地主在东汉王朝享有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权，经济上兼并土地，经营庄园，渐成割据，逐渐成为名门大族。士族地主（又称世族、门阀地主）在东汉开始形成，为后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制度的确立提供了阶级、经济基础。

　　（2）形成（曹魏、西晋）

　　士族制度的形成，是指统治阶级颁行各项法令，从制度上维护士族地主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特权。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2）巩固（西晋）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

　　（3）鼎盛（东晋）

　　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原因是东晋王朝依靠南北士族的支持才得以存在。东晋政权是司马氏皇权和以王、庾、桓、谢诸大姓为代表的北方士族以及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江南吴姓士族的联合专政，这种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东晋末年，长达一个世纪之久。那时士族门阀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文化上崇尚清谈。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于是谱学勃兴，谱学专著成为吏部选官、维持士族特权地位的工具。

　　这一时期土族政治上拥有特权，清官要职被士族垄断；经济上拥有田庄，占有大量土地人口，还经常与官府争夺劳动力人口；文化上家学传承，占据垄断地位，还大兴谱牒之学，崇尚清谈玄学，擅长长书法、绘画等艺术；社会上不与庶族通婚往来等。士族把持大权，却不愿涉身实务，在优容奢侈中腐朽衰落。

　　（4）渐衰（南朝）

　　东晋后期到南朝时期士族制度逐渐走向衰落。根本原因在于士族自身的腐朽，士族制度下的门阀士族特别是高级士族凭借门第就可做官，世代控制高级官职。特殊的社会环境使许多士族不思进取，沉溺于清闲放荡的生活，不屑于政务军务。加之士族是近亲联姻，身体素质极差，因此东晋与前秦淝水之战以后，一些庶族出身的将领脱颖而出，显示出较高的政治、军事才能，声望与权力迅速上升，南朝宋、齐、梁、陈开国诸帝均为庶族将领。南朝帝王虽无法改变高级士族垄断高官的局面，但却引用庶族官吏委以品位不高却握有实权的职务，在实际执政中分享了士族的特权。这一时期士族制度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二是受到农民起义的打击；原因之三是士族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中受到打击、削弱。上述三种原因相互作用，极大削弱了士族制度的阶级、经济基础。

　　到了南朝时期，由于门阀世族自身的腐朽。丧失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统治能力；社会阶级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寒族地主乘机以军功崛起，在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进而典掌机要，控制地方，统帅军队，以武功称帝，如刘裕、萧道成等，打破了门阀地主一统天下的局面。世族地主此时虽据高位，却已无实权，走向必然的灭亡。后经侯景之乱、隋灭陈等变化，门阀等级制已奄奄一息，庶族地主跃居政治舞台的主要地位。至隋唐两代，废止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终于使产生于魏，盛行于晋的门阀士族制度在政治、法律制度上最终消亡。

　　（5）消亡（唐末）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六七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四、形成原因

　　（1）历史根源:东汉以来的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2）政治原因:魏晋政权统治基础是士族，皇帝依赖于士族的支持；

　　（3）政治保障: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的政治保障。（成为世家大族培植私家势力，维护政治特权的工具。

　　五、衰落原因

　　（1）自身腐朽：腐朽奢华的生活、与身俱来的特权导致士族缺乏执掌政权的能力，甚至缺乏生存能力；

　　（2）东晋、南朝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庶族乘机逐渐典掌机要；

　　（3）侯景之乱的冲击。晋朝南渡士族“寝略殆尽”；

　　（4）隋唐科举制的实行动摇了士族的政治基础；

　　（5）唐末农民起义的打击。（彻底扫荡结束士族制度）

　　(6) 随南方社会生产力发展，庶族势力得到发展，望寒力量发生变化。必然一起上层建筑的调整。

　　六、影响

　　士族制度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特点，也是西晋政治腐败黑暗的表现，决定了这一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官僚门阀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

　　消极作用：

　　士族制度的政治、经济特点，决定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往往特别尖锐，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士族田庄经济强化了封闭的自然经济，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士族是地主阶级中的腐朽集团，越到后期愈发腐朽，是一群社会寄生虫。

　　客观上的积极作用：1．经济上，士族田庄经济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士族占有大量劳动力，强化了封建依附关系，在魏晋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编户农民依附于世家大族，有较为保障的生产条件，这对封建经济的发展显然有利；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相对安定，作为北方移民核心的士族地主来南方立国创业，客观形势使得他们成为开发南方经济的组织者，他们在南方建立的田庄、山墅，毕竟对江南荒丘山泽地区的开发起了推动作用。2．民族关系上，士族士大夫在推动北方各少数民族封建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思想、科技文化上，士族生活优裕，有条件从事文化事业，部分士族蔑视礼法，倡导个性自由，思想上富有想象和浪漫色彩，因而东晋南朝时期在哲学、文学、书法、绘画、科学上有较多的成就，并且富有特色

　　七、庶族

　　与士族对立的是庶族：

　　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比起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更显得优越。世族、寒门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论》）。因此，这两个阶层之间是不相往来的。寒人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世族，亦不为世族之所礼接，甚至会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废之孙路琼之，和王僧达做邻居，琼之「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 身昔门下驺人路废之者，是君何亲」（《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于是叫左右把路琼之坐着的床烧掉，搞得路琼之下不了台。宋吴郡张敷为正员中书郎，中书舍人秋当、周赳以为与张敷是同僚，商量是否应该去拜访他。周赳说：「他倘若不招待我们，我们会很难堪，我们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有相当地位了，既是同事，随便坐坐总可以。」这样，他们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 移我远客」（《南史·张邵传子敷附传》），表示不愿意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齐中书舍人纪僧真，曲掌机要，曾请求齐武帝萧赜：「臣出身本系武吏，荣任高官，又替儿子娶得旧门荀昭光家的女儿作媳妇，现在我没有其他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齐武帝说：「由江斅、谢沦，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斅，登榻坐定，斅便命左右曰： 移吾休让客。 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 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江夷传曾孙斅附传》）。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与对当时官位身份的严格区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敝端，已可概见了。

　　世家大族为了要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为了不使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就必须不与寒门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和高门望族结亲，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也一定自择素对，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一方面他们不以连姻素门出身的南朝帝室为殊荣；另一方面，他们也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因为「婚宦失类」，就会受到本阶层人士的排斥和非难，他们金字招牌的门第就会变得不光彩，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就会黯然失色的。

　　然而南朝寒门出身的将帅，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总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既是那么大，所以有少数世家大族与这一批暴发户结起亲来，如琅邪王锡（王尊七世孙）以女妻沈废之子沈文季，陈郡谢超宗（谢玄玄孙）「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脁妻王「敬则女婚，像「东海王源（王朗七世孙）嫁女与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氏「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南齐御史中丞沈约上表弹劾，以为王源曾祖位至尚书右仆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显，而满璋之虽任王国侍郎，璋之子满鸾任吴郡主簿，可是满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此为甚，故请政府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终身」（《昭明文选》卷四十沈约《奏弹王源》）。可见寒门、世族的界限，还是极严格的。

　　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禄，迁徙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重视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诠叙之用。「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唐人柳芳语），故宋、齐以下，不熟悉谱学的，即认为不能居吏部之职

《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产生于夏，盛于魏晋南北朝，普及完善于宋。

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中国原始社会逐步解体，进入了奴隶社会，确立了王位世袭制。随之产生了记述夏朝世系的家谱。至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前221年），家谱只是记述士大夫身份的一种特殊标志。秦朝（公元前221年～前206年），氏族宗法组织瓦解，抛弃了公侯子孙的贵族世统本系。至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族谱已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普遍崇尚的宗教文化。以后，随着封建门第制度法制化，官修世族大地主的合谱盛于魏晋南北朝（公元265年～589年）。隋唐两朝（公元581年～907元），推行科举制度，士族势力日渐衰弱。至唐朝中期，族谱由以前的官修合谱逐步转向私家修谱而兴盛起来。宋朝（960年～1279年）受“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支配，私修族谱逐步普及和完善。明、清至民国，宗族活动盛行，私修族谱有增无减。

中国族谱随奴隶社会王位世袭制的确立，产生于夏朝

中国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人们以血缘亲属关系结合在一起，居住在一地，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家族、氏族村落，形成氏族公社。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名称和徽号，以维持氏族成员的共同世系和区别于其他氏族。氏族内的重要事情，都按照一定的习惯和世系安排。

夏朝，中国原始社会瓦解，进入了奴隶社会，并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为了明晰王族世系，子孙继位，产生了记述王族世系的“家谱”。《史记·夏本纪》记述了夏朝禹至桀14世17帝。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家谱”。

周朝，以氏族组织演变而来的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即嫡长子继承制的建立，使嫡长子成为土地和权位的法定继承人。与之相应形成了“尊祖敬宗”的祖先崇拜，从而巩固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家谱迅速发展。周朝家谱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贵族出于尊祖敬宗和炫耀祖先，在鼎彝礼器上铭刻自己的家系。这些鼎彝铭文，先叙述祖先名字及其美德、功勋庆尝，最后为铸器人的名字。这类铭文鼎彝按辈份作为祭器陈列于宗庙，这就是周代的私修“家谱”。

二是周王朝和各诸侯国设立史官，记录、整理、保管各贵族的家谱。周王朝中央设有小史掌管王族家谱，负责定位王族世系，区分王族成员的辈份和血缘关系，遇有祭祀，则告诉君王其先祖的死日、名字等。周王朝中央还设有太史、内史，记录、整理、掌管诸侯卿大夫的谱系资料。各诸侯国也设工、史之类的官，记录、管理谱系资料。http://wwwdoc88com/p-1146349882708html

三是出现了一批谱学著作。这些著作中要数《世本》的成就最大。《世本》记录了自三皇五帝一直到春秋战国时历代帝王诸侯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流源、迁居本末、生前创制、死后名号以及其事迹，集各代、各家分散和世系于一书，使之流传后世。

中国族谱随封建门第制度法律化，世族大地主修谱盛于魏晋南北朝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实施官僚制度。氏族宗法组织随之瓦解，但血缘宗法思想并没有削弱。特别是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君臣等级和血缘尊亲观念进一步得到增强。

东汉以来，地方豪族及地主势力发展，他们往往几代宗族不分居，结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他们还与大官僚、大商人纠合，结成集团，在政治上垄断政权，把持仕途，占据中央和地方要职，形成门阀。东汉后期，三公九卿太守州牧，多数由这些高门弟子担任，门第制度已成为世家大族垄断统治政权的基础；阶级矛盾激化，世族大家以保卫乡土、宗族为名，笼络人心，组织宗族武装，维护自己的势力；世族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利用宗族关系控制大量劳动力，为其奴役。曹魏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度，使门第制度法律化。当时中正品第人以家世、才干、品德三项标准并列。到西晋，世族地主专政，把家世提升为主要的甚至惟一的标准。上品高官全为世家大族垄断，寒门、中小地主被排斥在政权之外。家谱自然成为九品中正选择官吏的主要依据。世族大地主利用宗族血缘关系和宗族思想，笼络族众，组织宗族武装遍布全国。族谱也自然成为其有力的工具。当时赋役苛重，大批族人农民只好投奔同宗大地主，转为“私属”，供其奴役剥削。族谱自然成为维护这种局面的工具。为了适应这种需要，魏晋南北朝官府设立“谱局”，诏令专职修家谱。家谱也作为重要文献，保存在各级官府中，出现世族地主家谱的鼎盛。当时修谱以贾弼最有名，他广搜世族大地主的百家谱记，在东晋政府的支持下，撰定《百家谱》，共100帙，712卷。包括18州，116郡大族。

中国族谱随科举制度的推行，私修族谱盛于唐

隋唐两代，废除九品中正制度，推行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不再以族谱为依据。族谱的作用下降，但氏族门阀观念仍然很盛。唐太宗命修《氏族志》，收集全国的氏族家谱，考证其世系，定为9等。并提出“不须论数世之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把皇族列为第一等武则天时，又将《氏族志》改编为《姓氏录》，将后族武姓列为第一等，其余均以官职高下为标准。凡五品官以上者，皆升为士族。唐代中央政权编修的谱牒，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变化。

由于唐皇朝的倡导，并编修大量官谱，社会上私修族谱之风甚盛。不仅旧族“纪其先烈，贻厥后来”，就是那些百代无闻之族，一朝暴贵，也无不追求本系，妄承先哲。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士族势力的衰退，逐步改变了过去绝大多数是官修百家姓氏渊源的合谱状况，私修家谱逐渐兴盛起来。可惜唐末乱世，世家大族家谱大都散失无存。

随“三纲五常”宗族伦理思想的奉行，“家自为说”私修族谱普及完善于宋

宋代以後，中国社会奉行“三纲五常”的宗法伦理思想为核心的程朱理学，宗法家长制的统治思想深入到封建社会的机体。以族谱选官和婚配的作用逐步消失，修谱的目的主要是敬宗收族。朝廷不再设“图谱局”，官府再不修谱牒。世族之家的修谱逐步减少，并转向一般官僚地主之家以至普及到百姓之家。私家修谱一般是本族人自己修，而且是挑选受过一定教育在本族有一定威望的人撰修。宋初，文学家欧阳修、苏洵主持修本族族谱，开创了宋代族谱的先河。其後，许多士大夫纷纷为自己的家族修谱。从此，族谱从过去的“奉敕修定”，转向“家自为说”私修，形成了私修族谱的盛行。欧阳修、苏洵所修族谱体例较完备，私修族谱普遍以其为典范，并进一步予以发展，形成了一套包括谱序、谱例、谱表、谱系、家训、家诫、家规、祠堂、坟地、义庄、仕谱、人物传记和艺文等内容的较完善的私修族谱的体例。  

中国族谱随宗族活动的盛行，明清修谱卷帙浩繁

明代，朝廷置宗人府，编修皇族谱牒，称玉牒。清代自顺治始，开设玉牒馆，由大学士、内阁学士、礼部尚书等主持修牒。时，玉牒为皇族成员发放俸禄、赐官封爵、指婚定名的基本依据。

明清两代，私修族谱更是卷帙浩繁。家谱、宗谱、族谱、支谱、世谱等名目繁多，并产生专记人物生平事绩的“年谱”。值得一提的是《孔子世家谱》，改变了唐及以前只收录直系长子长孙的做法。北宋至明清民国，合族修谱，支庶兼收，续修不断。明中期，规定每60年一大修，30年一小修。谱例规定严明，内容丰富。且随宗族活动的变化，修谱南方盛于北方，南方宗族聚居之风盛于北方，特别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很多商人借助宗族活动开展商业活动。海外华侨成立宗亲会，集合同姓人士，不论亲疏，不分派别，建立宗祠，共祀其受姓的始祖，以此联络感情，弘扬祖德，团结互助，发扬民族精神。这些宗亲活动直至民国时期仍有增无减。

一、家规就是规范家族成员的条列，现代家庭并不多见，旧社会的家庭也多是约定俗成的家规。

主要内容为：一是家庭成员要遵守家规，服从家长领导。二是不论务农、经商、耍手艺，收入要交当家人。开支要经家长允许，领取资财，开支后要报账，余者上交，不得隐匿。三是男人外出要奉公守法，不给家庭惹祸，不准结交非类，吃喝嫖赌。四是女眷要守妇道，孝敬公婆，团结妯娌，爱抚幼小。特别首忌*、盗。五是一般禁止“三姑六婆”进出。三姑：尼姑、道姑、卦姑。六婆：牙婆（女人贩子）、媒婆、虔婆（妓院的鸨母）、巫婆、花婆、稳婆（接生婆）。当然必要时，媒婆和接生婆还是要去请的。六是有祖传技艺、秘方的家庭，规定“传男不传女”。不传女，是不传给女儿，儿媳妇是可传的。不同家庭，内容不尽相同，不再一一叙述。

二、关于家风，不同家庭有不同的家风。一般农家，勤俭为本，孝敬老人，对亲友礼尚往来，对邻里和睦相处，对社会惜老怜贫，这便是好家风。特别是孝敬公婆，尤为世风所重，如 “孝妇泉”的传说讲的就是：一儿媳妇背着年老重病的公公逃难，到一山坡上，公公口渴难忍，媳妇掘地寻水，感动上苍，出一清泉。媳妇一直在此地伺候公公至去世，并掩埋公公于附近，才辞别而去。后人称此山泉叫“孝妇泉”，并建有“辞公寺”以纪念彰表孝妇。

不同的家庭和从事不同职业的家庭也增加不同的家风内容，耕读之家要加上子弟好学上进、尊师重教；尚武之家，要加上急公好义，扶危济困，仗义疏财等；商业之家，要突出买卖公平、童叟无欺；医药之家主要以医德医风立世；工匠之家，则要有有求必应，工艺不欺的声誉等等。

不论什么样的家庭，生活作风都是家风、门风的重要话题。在旧社会，私奔（自找对象）及寡妇再嫁都是破坏门风的，是不允许的。翁媳关系是很严肃的，若有苟且之事，会被人耻笑。即使大伯哥也不与弟媳直接搭话，时风依然。

因此，家风就是家族承传的一种精神。

当然，家风的形成，要靠家庭世代沿袭，靠一代代人的言传身教才能形成。家风好，受世人称赞，家庭成员也感到自豪，家庭的社会地位自然也高。

那么眼下究竟有多少家庭实际存在着并身体力行的“家风”、“家规”呢？不能说绝对没有，至少是非常罕见的。

大多数家庭在这个问题上处于“虚无飘渺”的状态，说有也有，说无也无。古时封建家族社会中，几代甚至十几代大家族集居一起，享受共同的荣誉和利益，真个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家风”、“家规”倒是极盛，《颜氏家训》、《曾国番家训》、《朱子家训》等等，光留传至今“家训”之类的书就有多种。当下早已时过境迁，大家族不复存在，绝大多数都是三口小家庭，有个三代同堂之家就极为稀见。多数人为生存发展都是“孤军”奋斗，独立打拼。因而，即便有比较明确的祖传“家风”、“家规”，实际上也随着社会的发展早已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