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吴起

吴起（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菏泽市曹县，一说菏泽市定陶区）人。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

吴起一生历仕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在楚国时，曾主持“吴起变法”。后因变法得罪贵族，遭其杀害。有《吴子兵法》传世。

唐肃宗时，吴起位列武成王庙内，被称为武庙十哲。宋徽宗时被追尊为广宗伯，为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2、吴广

吴广（？－前208），字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秦末农民起义领袖。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朝廷征发闾左屯戍渔阳，陈胜、吴广为屯长。他们行至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为大雨所阻，不能按期到达。按照秦法，过期要杀头。

陈胜、吴广便发动戍卒起义，提出“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用已被赐死的秦始皇长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号召群众反秦。

次年，围攻荥阳的假王吴广与义军将领田臧意见不合，被田臧假借陈胜的命令杀害。

3、吴承恩

吴承恩（1506年—约1583年），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汉族，淮安府山阳县人（现淮安市淮安区人）。祖籍安徽 ，以祖先聚居枞阳高甸，故称高甸吴氏。

现存明刊百回本《西游记》均无作者署名，提出《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的首先是清代学者吴玉搢。

吴承恩自幼敏慧，博览群书，尤喜爱神话故事。在科举中屡遭挫折，嘉靖中补贡生。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任浙江长兴县丞。殊途由于宦途困顿，晚年绝意仕进，闭门著述。

4、吴三桂

吴三桂（1612年6月8日—1678年10月2日），字长伯，一字月所，明朝辽东广宁前屯卫中后所（今辽宁绥中）人，祖籍南直隶高邮（今江苏省高邮市），锦州总兵吴襄之子，祖大寿外甥。明末清初著名的政治、军事人物。

明崇祯时为辽东总兵，封平西伯，镇守山海关。崇祯皇帝登基，开武科取士，吴三桂夺得武科举人。不久，吴三桂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

崇祯十七年（1644年）降清，在山海关大战中大败李自成，封平西王。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镇守云南，引兵入缅甸，迫缅甸王交出南明永历帝。

康熙元年（1662年），吴三桂杀南明永历帝于昆明。同年，晋封为平西亲王，与福建靖南王耿精忠、广东平南王尚可喜并称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下令撤藩。吴三桂自称周王、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发布檄文，史称“三藩之乱”。

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市）登基为皇帝，国号大周，建都衡阳，建元昭武。

康熙十七年（1678年）秋在衡阳病逝。追谥为开天达道同仁极运通文神武高皇帝。其孙吴世璠支撑了三年之后被清军攻破昆明，三藩之乱遂告结束。

5、吴道子

吴道子（约公元680～759年），唐代著名画家，画史尊称画圣，又名道玄。汉族，阳翟（今河南禹州）人。约生于公元680（永隆元年） ，卒于公元758（乾元元年）前后。

少孤贫，年轻时即有画名。曾任兖州瑕丘（今山东滋阳）县尉，不久即辞职。后流落洛阳，从事壁画创作。

开元年间以善画被召入宫廷，历任供奉、内教博士、宁王友。曾随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通过观赏公孙大娘舞剑，体会用笔之道。擅佛道、神鬼、人物、山水、鸟兽、草木、楼阁等，尤精于佛道、人物，长于壁画创作。

——吴姓

鲁郡：汉改薛郡为鲁国，治鲁县（秦以曲阜为鲁县）。晋为鲁郡。北齐为任城郡。又隋有鲁州鲁郡，唐有兖州鲁郡，虽辖有曲阜（隋改鲁县为汶阳，继又恢复曲阜原名），而治所均在兖州。

「濮」源出

濮（Pú）姓源出有四：1、出自有虞姓，是舜的后代，以地名为氏。虞舜为炎黄部落首领时，将他的子孙散封于濮地，其后代遂以地名为姓，形成濮姓，世代相传。2、出自高阳氏，是颛顼的后代。颛顼帝裔孙陆终之后，有另居于濮者，其后以地名为姓。3、出自姬姓，是卫国康叔的后代，以邑名为氏。据《姓苑》的记载，春秋时，卫国有大夫封于濮邑（今河南省濮阳市东濮城），其后以封地邑名为姓，称濮氏。4、出自熊姓，以国名为姓。据《路史》的记载，周朝时，有百濮国（在今湖省北石首县南），国人以濮为姓，亦称濮氏。

得姓始祖

姚散。根据《路史》上记载，是姚舜（虞舜）的`儿子姚散的后代，受封于濮，后代子孙即以濮为姓，称为濮氏。故濮氏后人尊姚散为濮姓的得姓始祖。二、迁徙分布（缺）濮姓在大陆和台湾都没有列入百家姓前一百位。濮姓的主要来源有：根据《路史》上记载，是舜的儿子散的后代，受封于濮，后代子孙即以濮为姓，称为濮氏。根据《姓苑》的记载，是因为卫大夫食采于濮，后代因此就以地命氏，已经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根据《路史》的记载，濮氏就是百濮之族。所谓百濮之族，就是《左传·文十六年》记载的夷族，麋人曾率领百濮之族聚于选这个地方，准备讨伐楚国。百濮之族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今湖北省石首县的东南，后来迁到河南的濮河两岸定居下来，成为河南的一个著名姓氏。濮氏在四川的中部，也一向很有名气，自南北朝时期开始，就是“巴中七姓之一”。根据学者考证，四川的濮氏，当初是从湖北迁过去的。望族居于鲁国郡，即现在的山东滋县西部。

堂号

濮姓的主要堂号有：“尚忠堂”等。

濮姓宗祠通用对联

〖濮姓宗祠四言通用联〗

高丽殉节；东海受诗。——佚名撰濮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明代人濮真，远征高丽时被俘，高丽王诱他投降时，他说：“大丈夫有一颗赤心，怎么能顺从你呢！”随即抽出佩刀，剖心而死。下联典指西汉东海人濮仲翁，宣帝时应朝中征召，曾向宣帝讲过《诗》。

名高东海；志迈雄师。——佚名撰濮姓宗祠通用联上联典指西汉名人濮钟仲翁，东海人。尝授诗与宣帝。下联典指明代人濮真，征高丽被执，剖心拒降。

《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

《山海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要有人这么问我，我只能用一句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来回答他：《山海经》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奇书。如果他还要追问，那我也只能说：它是一部由几部分组合而成的性质非常奇特的书。

《山海经》一共十八篇。前五篇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合称《五藏山经》，也简称为《山经》。藏者，内也。《五藏山经》意即按南、北、西、东、中五大地区来讲述中夏内地的山，以及源出于这些山的水流，还有山上的动植物，矿物——其中包括了不少带有神怪性质的东西——和山神的形象与祭祀的方式。《五藏经》据清代学者郝懿行的统计一共有两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字[1]，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多。剩下不足全书三分之一的部分称为《海经》，郝懿行统计其共有九千五百六十个字，一共有十三篇，分为四组。第一组是《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四篇，内容多记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第二组是《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篇，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第三组是《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篇，第四组是《海内经》一篇，这五篇在刘向（歆）校书时并未收入《山海经》，直到晋朝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才将它们收了进来[2]。这五篇最为杂乱无序，但却也是保存神话资料最为丰富的五篇。这里的“海”，据黄永年先生所讲，应当是《尔雅·释地》中“九夷、八狄、七戒、六蛮谓之四海”的海，即指不属于华夏的边远之地而言。我是同意黄先生的看法的。在这些边远之地中，距中夏不很远的称“海内”，较远的称“海外”，更远的就叫“大荒”了。

我们这下大体将《山海经》的结构与内容讲明白了，可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它“盖古之巫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列入子部小说家；而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史部地理类；《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数术略的形法类中，与《宫宅地形》《人相》等书并列。可见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山海经》的性质与归类一直有争议。要想准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剖析《山海经》。《山海经》的内容包罗万象，除了地理、生物、矿物之外，还包括民族、历史、民俗、天文、宗教、哲学、医药，简直可以说是古人生活日用的百科全书！如果从这一点看，那么上面无论哪一分类都是正确而不全面的。但是倘若我们再做一番细致分析的话，情况可能就要有些变化了。

我们姑且先抽取其中谈历史、民俗、天文、宗教的部分内容来分析一下，以尝鼎一脔。

《海内经》与《大荒西经》中各存有一段黄帝的“家谱”：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豖啄、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以上《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以上《大荒西经》）。

而在《大戴礼记帝系篇》中也有一段黄帝的“家谱”，这个“家谱”后来被《史记》、《帝王世纪》等史书广泛采用：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

两相比较，除了多了韩流一代及以重、黎为二人外，两个“家谱”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一下的话，《山海经》中记载的又是“麟身”又是“豖啄”，一会儿“上天”一会儿“下地”，这哪里是人的“家谱”，完全是一部“神谱”！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应龙处南极，杀蚩尤及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这一段记载的应当是舞龙祈雨的民俗，这样的民俗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仍在四川民间有所保留。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民俗的起因，乃是一段神话！

《大荒东经》中记载日月所出之山凡六：大言、合虚、明星、鞠陵于天、猗田苏门、壑明俊疾；《大荒西经》中记载日月所入之山亦凡六：丰沮玉门、龙、明、鏖鏊钜、常阳、大荒。这段明显的神话，实际上却是先民用山头观测日月出没以纪历的现象，是天文学知识在神话方面的折映[3]。

《海外西经》中有一段对于当时的“宗教工作者”——巫师们的记载：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以上这四处，它们记载的虽然分别是历史、民俗、天文和宗教，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神秘、非常、超自然、换言之，即笼罩在一片浓郁的巫傩文化之中。不独这几篇如此，整部《山海经》等笼罩在一片巫傩文化的氛围之中。

但是对于《山经》和《海经》而言，它们的巫傩文化氛围又彼此不同。《山经》虽有巫傩文化的影子，但大体上来讲仍是一部地理书。它里面虽然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但那是古人谈地理的通病。西方直到十六七世纪的世界地图上还画有海妖、水怪、美人鱼什么的，《山经》自然也无法例外。再来看《海经》，它的巫傩文化氛围比起《山经》来不知重了多少倍，要说“古之巫书”，单独的《海经》比整部的《山海经》更适合这个称号。因此，考虑到它们那悬殊的份量，我们可以说：《山海经》是一部以巫书做附录的地理书。

明白了它的性质，现在我们应该来解决《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的问题了。

历来著录《山海经》时都说它是大禹或伯益所作，但《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记载《山海经》的作者，反倒是《吴越春秋》中提到了这件事：

禹……巡行四渎……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

而王充在《论衡·别通》中也说道：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

后世的学者大都不相信禹益所作之说。除了所记多异物、奇怪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书中竟然出现了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时期的郡县名！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仅凭这一点就要把《山海经》的生日定在汉代乃至汉代以后，则未免太过武断。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为《山海经》辩护道：

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复加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

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新会梁任公（启超）先生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也说：

书中所见秦汉郡名，则出于附益，古籍多然，不独此书矣。

后代的学者虽然怀疑《山海经》，但却对同样托名于大禹的《禹贡》却深信不疑。究其原因，不外乎《禹贡》被收入了煌煌圣典之一的《尚书》，而且它文体简洁严整，记录各地方的顺序一丝不紊，对于民族及物产中奇怪者一概不予记录，而且历代学者又对它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可《山海经》非但奇怪杂乱，而且从郭璞、郦道元之后一千年，直到清代中叶才由毕沅对它进行了初步的考释。对比之下，便可知道学者们对待同样托名禹、益的《禹贡》和《山海经》态度上何以冰火两重天了。

但是《禹贡》的这种简洁严整，一丝不紊以及对奇怪事物的不予记载，实际上却是因为其成书太晚，大致已到了战国之世；而且又被儒家不断地削删改订，最后才成了今天的样子。相比之下，它对古史地理的记载，可信度大概还在《山海经》之下！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

这段话，千余年来治殷商史的学者基本上皆以其出自《山海经》而少于采信。直到近代殷墟甲骨的出土，王静安（国维）先生才依据甲骨文材料考证出这个“亥”，就是《吕氏春秋·勿躬》中的“王氷”、《世本·作篇》中的“骇”、《天问》中的“该”、《史记·殷本纪》与《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殷商的先王。而他的名字在甲骨文中正作“亥”，其余的“氷”、“胲”、“该”、“振”、“垓”反倒是后世的讹误[1]。这至少表明了一点：《山海经》——至少是《山海经》的一部分，最晚应当也已在春秋时代成书了。

走到这一步，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窘境：我们即证明不了《山海经》是禹、益所作，也证明不了不是他们所作。但我们却还有一条线索可抓，那就是图。古时《山海经》是有图的，而且还占着主要的地位，故而《山海经》又称“山海图”，陶渊明的诗中也有“流观山海图”之句，连郭璞的注中也有“图亦作牛形”、“亦在畏兽画”中之类的话。《山经》部分的文字条理性较强，应当是先有文字，后绘插图。而《海经》则不然，它的文字散漫似乎是先绘有图画，然后再作文字以说明之。图为主，文为辅，先图后文，这本身就表明了《海经》部分的古老，甚至在《山经》之前！而我们之前所举的那些古老的或是带有浓郁巫傩文化氛围的文段，也正是全部出自于《海经》！再结合我们上面对《山经》与《海经》性质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山经》与《海经》本身两部完全不同的书，而且《海经》的年代远远早于《山经》。《山经》可能是初秋战国时以周都洛阳为中心所撰写的一部带有巫傩文化影子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而《海经》则可能是未经整理，或仅经初步整理的古代巫师记录。它们虽然不一定是禹、益所著，但很可能是身为部落酋长和巫师于一身的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2]。

可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如果一概认为它们是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则有不妥。无疑，《海经》很有可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但《山经》却绝对不是。那么《山经》是什么人作的呢？我认为应当是随王子朝逃到楚国的东周学者或是其后代所作的[3]。《山经》中巫傩文化的影子，其来源只能是在楚国——甚至连来自楚文化圈中[4]也不可能。但它的记载却是以东周都城洛阳为中心的[5]。周与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其文化也各不相同，在楚国以洛阳为中心撰写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地理著作的人，只能是从东周逃往楚国的人。而且书中详尽地记录了全国的山川物产，内容中还牵涉到了上古三代的历史还可以从楚国的史书中寻得的话，那些全国范围内的山川物产，则只能从中央政府——周王室的典籍中得来。能兼顾这两点的人，除了王子朝那一批人或其后人外，还能有谁呢？

因为不明白《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故而历来治《山海经》的人在注解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本可被避免的失误或缺憾。而我则对它们分别整理注释，分为《山经略解》五卷与《海经臆说》十三卷，合为《山海经新释》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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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外二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P212—P214。

[2]参见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3]王子朝在西元前519—510年参与王室内乱事件中，与尹氏、召伯、锚泊、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春秋左氏传》，《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P2112页）。

[4]“楚文化圈”这个说法并不恰当，这里为了行文方便，姑且这么说。实际上，在春秋战国之际，楚、晋、郑、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与齐鲁文化圈分庭抗礼。老聃、列子、长卢子、詹何、邓析、鬼谷子、尸子、子华子都属于这一文化圈。

[5]这一点毕沅在《山海经新校证》中已经有很详尽的论证了。可参看张心徵《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年版，P5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