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朱熹（1130-1200年）中国南宋思想家。字元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绍兴十八年（1148年）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1209年）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生平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朱熹出生于尤溪，降世不久，其父升任朝廷秘书省正字职，但因反对秦桧主和，被逐出朝廷。朱松回到福建建阳家中。朱熹随父在建阳度过了他的童年。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 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 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上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参刘子、刘勉子、胡宪等人，这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道学家、程颐的丙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要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时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在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秋，宋金关系紧张，金统治者完颜亮分兵四路南进，马踏长江北岸。宋高宗准备出海南逃，由于右相陈康伯竭力劝阻而作罢。不久宋军击溃金兵，消息传至当时朱熹求学的延平，朱熹为民族的胜利欣喜若狂，写下了庆贺的诗篇，表达他不可抑制喜悦心情。同时，他又给负责军事的大臣写信，指出必须乘胜出击，坐视中原而不进取是不明智的。不久高宗退位，孝宗继立，在广大军民要求的压力下，起用了掂抗战派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贬退了秦桧党人朱熹这时上奏孝宗，提了三项建议：（一）讲求格物致知之学；（二）罢黜和议；（三）任用贤能。在奏章中鲜明表达了他的反和主张。

　　这一奏章使朱熹得幸被召。他赶至杭州，正值宋军失利，朝廷派人议和，朱熹仍强烈反对，在孝宗接见时连上几道奏章，慷慨陈词。孝宗有感朱熹的忠心，命其为开学博士侍次，此职非其所长，未免有点讽刺。朱熹乘机面见张浚，提出北伐中原的具体想法。但不久张浚罢相，出任外地，病死途中。朱熹专程赶至豫章（今南昌）哭灵，痛惜抗金受挫。此时朝廷内主和派势力猖獗，金兵渡过淮水。朱熹对此忧心如焚，但难有所为。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回福建崇安，临行前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夫沮（阻）国家恢复之大计者，讲和之说也；坏边陲备御之常规者，讲和之说也；内（拂）吾民忠义之心，而外绝故国来苏之望者，讲和之说也……尖锐地抨击了那些议和投降派。

　　1164年隆兴和议之后，宋金结为侄叔，关系暂时缓和下来，朱熹便一头钻进理学中去了。他在故里修起“寒泉精舍”，住此十余年，编写了大量的道学书籍，并从事讲学活动，生徒盈门。这一期间他对朝廷屡诏不应。

　　1178年朱熹东山再起，出任“知南康军”，尽管他重新入仕，却未忘自己的学者身份。在庐山唐代李渤隐居旧址，建立“白鹿洞书院”进行讲学，并制定一整套学规。即：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教之目”。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之序”。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的“修身之要”。

　　“政权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接物之要”。

　　这个“白鹿洞书院”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而其“学规”则成为各书院的楷模，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成为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油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多，但总是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他退居崇安时期，崇安因水灾发生饥荒，爆发农民起义。有鉴于此，朱熹主张设“社仓”，以官粟为本，“俾愿贷者出息什二，……岁或不幸小饥，则驰半息，大俊则尽”。设立社仓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地主豪绅在灾荒时期用高利贷剥削农民，无疑是有惠于民的。此后，朱熹并在多处推行。1178年朱熹任“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一带），上任不久发生灾荒，朱熹上疏要求减免租税。同时，请求政府兴修长江石堤，一方面解决石堤失修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雇用饥民，解决他们缺食问题，饥民称善。1190年朱熹知福建漳州，时值土地兼并盛行，官僚地主倚势吞并农民耕地，而税额没有随地划归地主，至使“田税不均”，失地农民受到更为沉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激化。为此，朱熹提出“经界”，即核实田亩，随地纳税。这一建议势必减轻农民负担，损害大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后者的强烈反对。“经界”终于未能推行，朱熹愤怒不已，辞职离去，以示抗议。

　　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同时，朱熹在官场上因品性耿直而得罪权臣，致使朱熹晚年落得一个悲剧的结局。

　　1181年8月浙东饥荒，朱熹由宰相王淮推荐任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途经杭州，入对七札，陈述时弊。到职后，微服下访，调查时弊和贪官污吏的劣迹，弹劾了一批贪官以及大户豪右。他不徇私情，牵连攻击了王淮等人。于是，王淮指使人上书抨击理学，斥其为“伪学”，朱熹被解职加乡。

　　1187的朱熹出任江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管理赣州（今赣县）、江州（今九江）一带地方的司法、刑狱、监察、农事等方面的事务。不久王淮罢去，理学一时得势，朱熹更是仕途顺利。几年后受宰相赵汝愚推荐，当上焕章阁侍制兼侍讲，即皇帝的顾问和教师。刚即位不久的宁宗全面肯定了理学，称朱为“儒宗”，这反映了苟安江南的南宋企图以理学加强内部团结的希望。朱熹为宁宗进讲《大学》，每逢双日早晚进讲，但他借此机会对朝政多有批评，终于使宁宗不满，加以干预朝政的罪名，被逐出朝廷。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侂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于是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 》，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松半身像

[1]朱松（1097一1143）字乔年，号韦斋，朱熹之父，江西婺源县人。政和八年（1118），同上舍出身，后为秘书省正字，再迁校书郎、著作郎，又为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郎。时值宋金对峙，秦桧在高宗赵构支持下，力主议和，向金称臣。朱松与同僚一起上章极力反对，因而触怒秦桧及高宗，调知饶州（治今鄱阳）。自请赋闲，改主台州（今浙江临海）崇道观。任满再请，令下后不久逝世。编辑本段生平　　朱松北宋末登进士，南宋初任尤溪县尉。建炎四年（1130）四月，奉调晋江任石井镇首任的镇监。当时安海港海外交通已相当发达。元祐二年（1087），泉州派榷税吏在港口设立津卡，坐收舶税，称“石井津”。后因东西(新、旧)两市争夺舶利，相互斗杀，榷税吏无力制止，泉州当局申报朝廷，诏准在安海建立“石井镇”，并按镇的建制，由吏部派选九品迪功郎为镇监官。　　朱松早年受二程（程颢、程颐）学说的影响，为北宋末较为知名的理学家，与著名学者胡宪、刘勉之、刘子羽等相友善。调石井镇时，公余常集镇中优秀士子讲习“理义之学”。镇民黄护替他在官署傍建1座“鳌头精舍”，作为他讲学的场所。朱松是在泉州开讲理学第一人，安海因之有“闽学开宗”之誉。　　朱松素抱经济奇才。绍兴初，胡世将抚谕东南，发现朱松的才干，向朝廷推荐。不久，离开安海，入京试馆任职。后因极力反对权相秦桧和议，贬任江西饶州知州，未至任病逝。[2]编辑本段诗作　　其诗作大多写于主管台州崇道观时，反映其半官半隐生活，平和淡泊，清新流畅。其文切实明白，文风温婉。《四库全书》收录其《韦斋集》12卷，《全宋词》辑其《蝶恋花》词1首。编辑本段相关　　朱松监镇，“试吏驰驱，厌鱼盐之琐碎”，并不得志，而公余常集优秀士子，于官署旁“鳌头精舍”讲习“义理之学”， 致后人有“谁是当年辟草莱层轩高栋傍崔嵬”之思。　　二十年后，朱熹簿泉州同安县，常往来于相距百余里的泉同之间，必经安海，数访朱松遗迹旧事，“见其老幼义理详悉，遂与论说”，士因益勤于学。　　南宋·绍兴初，朱松经抚谕东南的胡世将保举，任石井镇监（“石井”是泉州安海镇在宋元及明中叶前的行政地域名）。时人(佚名)有《送朱乔年拊举荐监石井镇》诗云：　　“石井镇初腾一鹗，管城子健干千钧。　　已然自足雄吾党，其进祗应轶古人。　　衣被卉裳殊俗惯，解捐犊佩猾商驯。　　万钟他日扶危平，五斗恰恰为奉新。”

无为朱氏濡须纯疃派第八次修谱

第二次扩大会议顺利召开

无为朱氏濡须纯疃派第八次续修宗谱重建祠堂第二次扩大会议昨日在无为县石涧镇纯疃村顺利召开。

到会人员有无为朱氏濡须纯疃派第八次续修宗谱重建祠堂顾问委员会成员、全体理事会成员以及特邀宗亲代表。另有石涧黄龙、含山运漕等外地纯疃派朱氏宗亲赶来参加。会议由朱庆霞副理事长（纯疃村主任）主持。

大会第一项议程，由副理事长朱宗钧和理事朱庆贵分别代表理事会向大家汇报了续修宗谱工作的进展以及经费筹集等情况。

大会第二项议程，与会人员为续修宗谱、重建宗祠工作献计献策。会上顾问委员会肯定了理事会的前期工作，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大会第三项议程，理事长朱士双代表理事会向到会的顾问委员会、宗亲们表示感谢，并向他们表态：立即采纳顾问委员会以及大家的合理化建议并付诸行动，一如既往地坚持节约办事的原则，把续修宗谱、重建祠堂这件族中大事办好。

会前会后，大家查阅宗谱、倾诉同宗之情时情绪激动；交流续修宗谱、重建祠堂话题时气氛热烈。

另，86岁的顾问委员会成员朱宗寿、80岁的族人朱荣祖的遗孀陈莲珠分别当场捐助2千和一万元现金。

濡须纯疃派第八次修谱宣传办公室

2013年4月3日

世传及一些书籍资料均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新中国的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的祖籍是广东韶关，但韶关八县三区，具体是何县何村，何时入川，却一直没有文字资料确认。经查仪陇马鞍同治十三年《朱氏族谱》、政协仪陇县委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单位编辑的资料均证实，朱德元帅的近代祖确在乳源县，居住村庄是乳源龙溪枫树坪、梯下，居住时间二佰年，是从乳源梯下入川。

一、元帅先祖与乳源岭头朱氏

据四川朱香儒（朱香儒离休前任重庆九龙坡区城建工委主任，九龙坡科技协会委员，九龙坡园林协会秘书长，九龙坡土建勘测学组组长）1994年亲笔续修的《沛国堂朱氏续修家谱》初稿明确记载：朱德元帅的先祖朱聪一郎、朱万一郎于明正德年间从福建汀州府上杭县紫金山笋竹坝瓦子街徙居广东韶州府乳源县龙溪枫村坪，后又移居梯下。按谱记载：朱聪一郎取林氏夫人，殒后夫妇同葬梯下上坳岭；朱万一郎于明正德年间生于上杭，随父迁居广东韶州府乳源县，取张氏夫人，殒后同葬乳源梯下合众墩，两位为迁粤一、二世祖。从明弘治年（1488—1505年）至今五百年长，四川离乳源两千多公里，如果没有家谱明确记载，后人是无法考知先祖所居之详址，坟茔葬在何处的。

从仪陇档案馆收藏的马鞍《朱氏家谱》得知，朱德元帅的近代祖朱仕耀于清康熙四十五年甲午（康熙甲午年应为五十三年1714），从乳源梯下入川，首迁地是四川顺庆府广安县龙台寺，然后再迁仪陇马鞍。从明弘治年间至康熙甲午年整二百年，若按二十五年为一代计，朱仕耀的先祖在乳源枫树坪、梯下整整繁衍了八代人。

乳源岭头朱氏的开族始祖朱亮，授诰朱明二郎，于明成化元年（1465年）从福建汀州府长汀县迁乳源岭头立业，比朱聪一郎父子约早30余年，两支朱氏迁粤时间虽有先后，然而，其在闽是同宗共祖，同源于朱熹四代孙朱浚。故，朱聪一郎及其后裔的世系排行（字辈）与乳源岭头朱氏相同，即：“法福万海崇仕克，有上成文化朝邦，贤才一品君相会，衣冠世代永隆昌 ”。仪陇朱仕耀的后人，在字辈的后两句按原韵新编“世代书香庆永锡，贻谋继述耀前章。”其原因可能是清后期因战争及社会动荡，粤川两地失去联系，乳源续修族谱所编的字辈无法传给仪陇，他们只好另起续上。关于世系排行，经查《仪陇揽胜》朱德故里行“伟人足迹”篇（李传元，李英才著）和谢储生的《青年朱德》一书所载基本相同，只有个别字音同字异或前后错位。这些出入，纯属当时转抄笔误造成。

对世系字辈中前两句个别字不同的问题，仪陇朱仕耀的后人朱香儒认为：“朱仕耀入川时可能没带族谱，后来乳源在嘉庆十七年壬申岁（1812年）送谱入川到仪陇，将世代祖名并世系字辈都抄录，可能抄时字体不太正，个别字失辩成错。从老谱中查得广东乳源朱氏世系字辈编写情况，证实马鞍朱氏世系字辈前两句中个别字不同纯属抄写时笔误。从朱德元帅故里展出的世系表中可以看到，朱德元帅的祖父邦俊，属“邦”字辈，排老三，五兄弟，即邦彦、邦余、邦俊、邦兴、邦玖。以此往

上推，朱仕耀应属“上”字辈。若按乳源岭头朱氏的字辈排，朱德元帅应为“才”字辈。

从族谱看，乳源岭头朱氏和仪陇两支朱氏，（文先支和仪陇大寅打油湾朱秉璋支，即朱明魁村朱氏）均同宗共祖，同出于宋朝理学大师朱熹，属朱熹长子朱塾后裔，这与乐昌秀水的老谱所载完全一致（岭头的族谱毁于文革），（仪陇揽胜）“伟人足迹”一文所载与仪陇档案馆收藏的朱氏族谱基本相同，如下：

分支蜀北，自先世文先公移居兹土，世务农，数传而至于公……。

据朱氏家谱记载，朱氏辈序为：

发福万海崇仕先，

友尚文成荣朝邦。

世代书香庆永锡，

贻谋继述耀前章。

二、朱仕耀入川年份推考

朱仕耀入川的首迁地广安县龙台寺，朱仕耀的墓亦在其中。我们在2003年6月17日与朱香儒、朱明魁等四人亲往，龙台寺已拆，六十年代建成了粮仓，朱仕耀的墓及其后人已迁往他处。如能找到朱仕耀的墓，或许可从碑文中看到迁徙的情况。仪陇马鞍镇1982年建成朱德纪念馆，并将元帅故居向游人开放，其展出的好些资料对考证其上源世系有直接的作用。

入川世祖朱文先的坟墓在1933年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原碑已被砸烂，不复存在，1994年重修后也没完全恢复原样。这使我想起一本什么杂志介绍毛泽东主席家的祖坟也遭到同样的破坏，时间也大致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战场上斗不过***的红军，竟以如此低劣的手段妄想挽回他们的失败，纯属流氓之举，何似政党所为！墓是泥坟，正面仍以卵砌起，亦不高，重修时只在正面立了一块石碑，中间以约三寸见方的大字刻着“入川二世祖朱公文先老大人之墓”，左边刻有铭文，曰：

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春，朱仕耀携眷自广东韶州府乳源迁四川顺庆府广安龙台寺，林氏祖母抚育六子存五人，即承先、开先、兰先、满先、文先。朱仕耀祖逝葬龙台，文公随林氏母迁仪陇乐兴溪，林氏祖母葬乐兴梁惠山下，后移居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寨。清乾隆三十五年承买许姓田地立业相传至今，文公卒葬于斯。民国二十二年癸酉祖墓毁，今复建墓碑。孔子曰：“慎终追远，识其源流耳”。（原文没断句，文中标点是笔者所加）

碑由文先七世孙朱中书撰文，八世孙朱香儒敬书。中书今年九十二岁。94年重修文先墓时八十三岁，为“书”字辈，相当于岭头朱氏的“一”字辈，比朱德元帅小一辈。

关于朱仕耀由乳源入川的年份，此碑与同治十三年仪陇朱氏族谱所载同为康熙四十五年，李英才、杨恢在《朱德故里马鞍》“朱德家世”一文所述亦与碑记相同。查政协仪陇县委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仪陇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肖向成所写的“朱德世家”一文所述，朱仕耀入川时间约为清雍正四年（1726年）。在李传元、李英才编著的《仪陇揽胜——朱德故里纪行》“伟人足迹”一文中对朱仕耀入川的时间认为是清康熙四年（1665年）。

关于朱仕耀入川的年份，根据多方资料考证，认为谱载的清康熙甲午年（1714年）较可信。

查四川邻水县朱氏族谱，当时属乳源县辖地的潦水朱家（今属乐昌），始迁祖成统是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入川。

据四川大竹朱氏族谱记，邹家坝派的朱氏始迁祖朱佑二郎，是康熙壬辰年（1712年）从乳源入川。

同大竹谱记，从乐昌迁邻水县香炉山老王沟上仁支始祖朱自美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入川。同大竹谱载，大竹县欧家乡五斗坑朱氏，入川一世祖朱上仕，原是乳源长溪乡李井都岭下村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入川。

这些属乳源岭头朱氏各房分支者入川时间均在康熙中后期，朱仕耀入川前居乳源梯下，距上述入川者远的不过五、六十公里，近的（距长溪）不过五、六公里，为何能在康熙四年，早四十年许入川？不太可信。

另据李传元、李英才在“伟人足迹”所记，清朝批准湖广总督蔡疏荣奏请的“敕部准开招民之例”是在康熙十年（1671年），此后才掀起“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热朝。“招民之例”是清朝给四川因战争和瘟疫造成人口剧减而独颁的招民政策，没有政府的政策允许，远在两千多公里外的广东乡民岂敢冒然入川？李传元、李英才可能发现在“伟人足迹”文中认定朱仕耀的入川时间有误，故在2000年政协仪陇县委马鞍区联络委员会编的《朱德家世》一文，则把朱仕耀入川时间改为清康熙四十五年甲午（1706年）。即使这样，亦欠准确，康熙甲午是五十三年（1714年）他们在编写时并未详查纪元表，只是照抄而已。

肖向成认为朱仕耀是清雍正四年（1726年）入川，并说朱文先于1766年（清乾隆31年）前后，携第四子朱自成一脉自龙台寺迁仪陇马鞍琳琅寨下落户，此入川年份亦不可信。我们可以作下列推算，如朱仕耀入川时约25岁左右，约有一个儿子，最多二个。他一生生六子存五子，不可能带着五个未成年的孩子走两千多公里路入川。那么其余四、五儿子应在龙台寺出生。而要完成生四至五个儿子算他十年时间，而朱文先又是幺子，最早亦在1726年或更后出生。即使朱文先18岁结婚，当年得子，而朱自成是第四子，第五子是贵成，约1754年后出生，文先不可能把他及其他未成年的儿子留在龙台寺，于1766年只带朱自成一人迁仪陇。根据仪陇博物馆收藏的马鞍朱氏族谱道光二十八戊申岁（1848年）朝台所写的序记载，朱仕耀妻林氏及其所生四子，开先、满先、兰先、文先俱迁仪陇，初于梁惠山居数载，又迁马鞍场琳琅寨山下居。开先、满先、兰先、子孙俱远徙异地，惟文先创业于此，世居不迁。如此看来，肖向成在编《朱德世家》一文时，并没找到这本《朱氏族谱》。事实上并非文先带第四子迁马鞍，而是文先母亲林氏带着四个儿子迁马鞍。按照《朱德世家》和《伟人足迹》及香儒、中书所编的新谱初稿均记，朱仕耀公有五个儿子，长子是承先、其余为开先、满先、兰先、文先。但，同治十年朱氏宗谱只记有四子，经电话询问朱香儒，他说：“其他谱记有承先，可能朱朝台所抄的旧谱遭虫蛀而失掉承先的名字。或许承先留居龙台寺未迁马鞍。”

三、关于朱德元帅家人及子女情况

关于朱德元帅家族先人及其子女，外面许多资料记载都不很准确，马鞍场朱德纪念馆收集整理的资料都有说明。谢储生在《青年朱德》一书（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8月版）中认为，朱文先为入川第三代。而事实上并非如此，他是入川第二代，仪陇马鞍的首迁祖。两广朱氏源流编委会亦有几个问题搞不清，他们的资料认为：1、朱德元帅的四代祖朱云成有4个儿子，即荣开、荣朝、荣章、荣乾，人数没错，名字错了两个；2、认为朱德元帅有3个儿子，即理书、尚书、宝书。事实上朱德元帅只有一子一女，朱琦（宝书）、朱敏；3、认为朱德元帅有七兄弟，其实只有二个兄三个弟一姐一妹。关于这些世系人物，“伟人足迹”与朱德元帅故里所展出的世系图是一致的。我们亦与马鞍朱氏修谱主编朱香儒讨论过，他认为《伟人足迹》一文所述是对的。下图是李传元、李英才在《伟人足迹》所列的世系图。

朱氏世系表

朱熹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生于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庚戌岁九月十五日，午时十八分。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中进士，官至宝文阁待制。宋宁宗六年殂（公元1200年），时年71岁，葬建阳西北唐石里（又记为嘉承里九峰山）大林谷亥山已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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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朱塾字受之→朱鉴字子明→朱浚→朱友樟→朱炳→朱埙→朱聪一郎→朱万一郎〔明成化初年（公元1465年）朱聪一郎，朱万一郎父子自福建上杭紫金山笋竹坝瓦子街迁至广东韶州乳源枫树坪后徙居梯下，其后朱仕耀公徙川为长房入川一世祖。〕

（注经考证，朱聪一郎、朱万一郎迁粤应为明弘治年间（1506-1521），）

朱仕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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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公携眷自广东乳源徙居四川顺庆府广安县龙台寺。

文满兰开承

先先先先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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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子孙在广安、营山、渠县、蓬安等地方繁衍。〔文先随母林氏徙居仪陇乐兴溪，母卒葬乐兴梁惠山下。文先又徙仪陇县马鞍场琳琅山，置许姓产业，立业相传至今。〕

通过调查和大量文字资料考证，终于把一个历史上一直没搞清的问题——朱德元帅入川前的祖籍居地及世系中一些误传问题搞清了，现在可以肯定，朱德元帅在广东韶关的祖籍居地是乳源县龙溪枫树坪及梯下，是在清康熙甲午年（1714年）从梯下入川的。

从明弘治年间迁粤至清康熙甲午年入川，朱德元帅的先祖乳源居住了二百年，入川至今已近三百年了。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都写过征文吧，征文要求文面整洁干净，书写端正美观，字体清晰规范，标点准确无误。你所见过的征文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弘扬朱熹文化征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1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此话出自着名历史学者蔡尚思先生之口。

　朱熹博览群书，融会诸家，体察社情民意，著述讲学，建立了完整的理学体系，被世人尊称为朱子。出生于尤溪的朱熹，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武夷山一带度过，并在风景秀丽的九曲溪畔辟有一所书院——武夷精舍，在此一边写作，一边讲学，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今天，我们从朱子思想中可以汲取什么营养？朱子学对现代社会和现代生活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本月初，武夷书院讲坛在武夷山开讲，“朱子学第一人”、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朱熹后裔、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朱杰人，从不同角度解码朱子思想。让我们跟随学者的脚步，穿越时空，亲近大师。

　 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

　儒家思想的特色之一，就是具有强烈的文化传承自觉，在不断传承五经的过程中，发展新的诠释，适应时代和文化的挑战。“宋代道学是儒家发展的新形态，以朱子为中心的宋儒理学特别强调传承道统的意识，对‘学绝道丧’特别忧患，‘学绝道丧’就是文化传承的中断，这对今天重续文化传承和价值传承有重要启示。”“文化传承最核心的是价值观。中华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这一套体系是中华民族刚健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价值基础和根源。”陈来认为，朱子广泛继承了儒家的学术文化，对古代文化作了全面的整理，对四书的集结和诠释几乎花费了毕生精力，是文化继往开来、传承创新的典范，这是近1000年来无人可与之相比的。

　在陈来看来，朱子思想中最重要的“格物致知”理论，是对儒家“学习”思想的一种哲学论证和展开。朱熹用“即物穷理”来解释格物，提出格物就是要穷理，也就是去了解事物的道理；穷理必须在事物上穷，不能脱离事物。“即物穷理”的主要途径就是多读书、观察事物、思考其道理。

　朱熹仕宦九载，立朝御前46天，上书请辞64次，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了研究、著述、授教之上，“绝意仕途，以继二程绝学为己任，奋发读书著述”。朱熹参与创建、修复、讲学、题记的书院有64所，其中自建4所。武夷书院原名武夷精舍，由朱熹亲自擘画、营建，宋淳熙十年（1183年）建成。据记载，自武夷书院建成后，武夷山理学学术活动空前活跃。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都和朱熹的讲学与教育实践有关。

　陈来认为，朱子是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杰出代表。朱子学的对象主要是士人，朱子学的宗旨是为士人提供一套道德学问思想体系，因此朱子强调“学习”“读书”的性格，与其宗旨相一致。以古代朱子学的标准来看，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超过小学而属于“大学”，所以重视《大学》的朱子学适用于当今社会的几乎所有人。

　在朱子思想中，其教育理念同样具有现代意义。“从《论语训蒙口义》到《四书章句集注》，多数朱子的经典解释著作都着眼于学生的经典学习，这使得朱子的著作在今天通识教育的经典学习中仍有参考意义。”陈来说。

　 为儒学补上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康熙曾给武夷精舍赐一块匾额，上书“学达性天”。从事朱子文化研究已有26载的朱杰人认为，这四个字把朱子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写出来了，意思是朱子的学问达到了人性和宇宙的本源，为一度被边缘化的儒学补上了宇宙论和心性论的缺口。

　陈来指出，朱熹论道德的思想有许多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如朱熹关于理性与欲望、道理原则与个人私欲关系的看法。朱熹阐发了古代“道心唯做，人心唯危”的思想，认为“人心”与生俱来。但如果“无所主宰，留而忘返”，社会就会“危”。要使人心不致危害社会，就应该用“道心”主宰“人心”。朱熹认为道心的特点是公，即反映了社会公共的道德法则。

　“朱熹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从加强法制以约束人的行为来考虑，所以朱熹的方法是完全诉诸道德，这是理学的局限性，但突出道德意识的重要性还是难能可贵的。”陈来说。

　朱熹和理学还提出“天理”和“人欲”的问题。朱熹认为，欲望应当受道德原则的制约。“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坚持道德不能建立在欲望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理性主宰、责任意识、美德培养之上，主张用反映社会共同要求的道德原则来克服违背公共道德的私欲，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化为人体的内在自觉。”陈来指出，这在当今社会仍有重要的意义。

　“当然，在理性和欲望的关系方面，朱熹对有些问题的处理并不完满，他比较忽视欲望和生命力的满足，未能重视理性和欲望也有统一的一面。”陈来说，整体而言，朱熹的思想对封建时代的精神文明和民族精神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朱子家训》具有普世价值

　在朱子学说中，《朱子家训》同样影响甚广。说起《朱子家训》，不少人会想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等名训。事实上，这并不是《朱子家训》，而是明末清初著名哲学家朱伯庐的《治家格言》。

　朱杰人指出，两者互为羽翼，朱伯庐的《治家格言》是对《朱子家训》的阐发与延伸，把哲理形象化了。如果把《朱子家训》比作纲，那么《治家格言》就是目。

　《朱文公家训》又称《朱子家训》，原来收在朱氏家谱中，是朱子训诫家族子弟的私家文件，只是家族内部用的，并不对外。 “世界朱子联合会成立以后，我们认为《朱子家训》是一个宝贝，应该让更多人了解它，所以就把《朱子家训》公之于世，并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现在已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朱杰人说。

　朱杰人认为，《朱子家训》仅有317个字，却道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底线。这是朱子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高妙之处，也是《朱子家训》可以在汗牛充栋的“家训”著述中卓尔不群的原因所在。

　在朱杰人看来，《朱子家训》虽产生于800多年前，但仍具有时代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人伦观、修养观、道德观、社会观、价值观，这是中华民族贡献给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比如，《朱子家训》对于马来西亚华人乃至整个马来西亚民族都具有现实意义。20xx年，马来西亚吉隆坡建造一个园林叫孝恩园，园内建有刻着中英文《朱子家训》的大理石石碑，当年还举行了隆重的揭幕典礼。

　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优秀的“大学”教材，但当时儿童并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因此，朱子在晚年花费大量的精力，将孔子、孟子的家训收集起来并进行改造，重新写成《小学》，用通俗的语言把传统家训中最根本的思想提升到哲学的高度，并以精炼的语言表达。这就使家训摆脱了复杂而言不及义的弊端，使“训”的意思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朱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陈来指出，要把朱子学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培育结合起来，使中华文化、朱子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价值和个人美德的源泉与基础。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2

　朱熹公祭活动始于明弘治四年（1491年），尤溪是古代全国唯一朱熹诞辰日官方祭祀朱熹的地方。20xx年，尤溪县在南溪书院恢复朱熹诞辰祭祀活动，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20xx年，“朱子祭祀大典”被列入省级非遗名录。

　“你看，这"南溪书院"匾额为宋理宗皇帝御书，"文山毓哲"匾额是清康熙皇帝御赐，这里就是祭祀朱熹的地方（书院），几百前就是闽文化象征之一……”纪优梓介绍起尤溪县近年来在推进朱子文化品牌建设方面所做的工作，如数家珍。

　没有文化的城市没有灵魂，没有传承的地方缺少乡愁。

　作为尤溪最大的特色，朱子文化的研究、保护和传承工作一直为尤溪高度重视，并以“全城朱子文化”来定义城市的规划发展。

　比如在挖掘、保护、整理、研究和运用朱子文化工作方面，通过艰苦努力，尤溪县理清了该县作为“朱熹诞生地”及其朱熹生平的脉络，出版了有关朱熹的著作12本，共200多万字；整理、规范了朱熹公祭活动相关事宜；与上海辞书出版社合作，由我国著名哲学家、朱熹研究权威张立文领衔，集全国近百位专家学者精心编撰了《朱熹大辞典》一书，于20xx年编辑出版，反映了目前国内外朱熹研究的最高水平。

　“以家风家教、家训祖训为内容的朱子家训文化以及孝文化在尤溪得到很好的发展弘扬，像这里的南溪书院、开山书院，甚至尤溪火车站广场都成为弘扬朱子文化的重要载体。”纪优梓说，尤溪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朱子家训的研究，把朱子家训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相结合。如，尤溪实验小学组建百人朱子合唱团和百人朱熹诗词、朱子家训朗诵队。县里还组织有关朱子诗词演唱的节目，被搬上了中央七套的乡约栏目、林博会等。

　挖掘、整理是基础，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传承，由此，尤溪县根据“全城朱子文化”的定义，设定了打造“中华理学文化名城”的总体目标。

弘扬朱熹文化征文3

　朱熹一生勤于讲学、诲人不倦。他创建和修复了许多书院，建立的第一所书院是寒泉精舍，修复的第一所著名书院是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初建于南唐，到南宋已是断垣残壁，朱熹出任江西南康军的郡守，上庐山访求白鹿洞书院的遗址，组织重建书院。他制订《白鹿洞书院揭示》，提倡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强调修身、处事、践行的原则，对中国书院教育发展的产生很大影响。朱熹晚年出知潭州时，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他以《白鹿洞书院揭示》为学规，以《四书集注》为教材，到学院授徒讲学。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是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的两个，它们都因朱熹而名扬天下。

　朱熹教育思想博大精深。他深刻总结历代教育经验，认为教育应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8——15岁为小学教育，目标是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培养“圣贤坯璞”。15岁以后为大学教育，任务是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与重在“教事”的小学教育不同，大学教育内容的重点是“教理”，即重在探究“事物之所以然”。对于大学教育方法，朱熹强调自学为主，辅以老师教导，主张开展切磋交流，在自学、教导、切磋交流中提高。

　朱熹继承周敦颐、张载、二程，融汇释道，构建了“致广大、尽精微”的哲学体系。这一体系的最高核心范畴是“理”。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理先于气，理比气更本源。气是理的表象，有发展变化的能动性。理是事物的规律。社会伦理也是理的表现。

　朱熹深化孔子“仁”的认识。他提出，“仁乃天地生物之心”，仁是自然万物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动力和源泉。自然的本质是“仁”，是宇宙意志的根源，是生命的基础和不竭动力。朱熹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万物的生生不息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的本性和特性。自然万物都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潜力，根本的原因是天理本身含有“仁”的基因和要素。这种基因和要素决定了自然万物呈现出发展变化的不同状态。人从自然中走来，人的生命也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基因和要素。由“天地生物之心”所规定的万物之间的发展变化，构成了生生不息的自然生命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

　朱子一生致力于对经典的重新诠释。朱子对孔子儒家经典《五经》和重要文化典籍作深入研究，编撰《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形成《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或《四书》），使之成为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新的文化经典。

　从历史看，孔子总结了夏商周到春秋的文化，创立了儒家学派，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面对佛教道教对儒家文化的冲击，朱熹融汇重建儒学的基础和体系。这是极为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原先的《五经》不包括《论语》和《孟子》。《论语》在汉代不过是小学的教材。而《孟子》在北宋之前也是不受重视，甚至连经书都不算。朱熹认真研究《五经》，认为《周易》主要是卜辞，是占卜之书。《礼记》是礼仪制度的汇编；《尚书》与《春秋》属于记载历史的书；而《诗经》则是诗歌总汇。《五经》内容丰富而且庞杂，表达的意义不够集中、明确，无法形成足以与佛教道教抗衡的思想理论体系。

　朱熹重新选定文本。他将《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大学》、《中庸》合并为《四书》。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深入细致研究《四书》。他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在注释时广泛吸收了汉唐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他在文本研究时发现《大学》仅有载“格物致知”字样，但没有解释。他认为流传原本丢了“释格物致知义”，补进“即物穷理”等134字，使《大学》逻辑通顺，文气贯通，意义完整，也使“格物致知”成为新儒家重要思想和实践指南。他还明确把《大学》作为《四书》首篇。他认为《大学》确定的“三纲领、八条目”，明确提出儒学的宗旨和纲领。“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是指修身与学习的过程，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四书》的产生，使中华文化有了新经典。有力的突出孔子和孔子思想，维护和巩固了孔子思想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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