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氏族谱是按照省份划分的，共分为12个，分别为：

蔡氏族谱: [湖北石首]；

蔡氏族谱: [玉山]；

[慈溪蔡氏宗谱]: 不分卷；

浦阳香溪蔡氏宗谱；

蔡氏世系源流；

沩宁蔡氏东宗谱: 十八卷：[宁乡]；

德清蔡氏宗谱: 十二卷；

蔡氏重修宗谱: [丹阳]；

乌砶蔡氏宗谱: 二十一卷：[暨阳]；

德清城关蔡氏家谱: 不分卷；

蔡氏族谱: 不分卷：[武陵]；

湖南攸县渌田蔡氏九修族谱: 十一卷：[湖南攸县]。

扩展资料：

蔡姓是以国为姓的。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姬发灭商后，将弟弟叔度封于蔡（今河南上蔡西南），建立蔡国，与兄管叔鲜、弟霍叔处共同监督被封在商朝旧都的殷纣王之子武庚禄父，管理殷商遗民，史称”三监”。

武王死后，子成王姬诵继位，由武王之弟周公姬旦摄政。管叔、蔡叔对此不满，联合武庚及东方夷族进行反叛。后被镇压，武庚、管叔被杀，蔡叔遭放逐，不久，死于迁所。

其子胡，能够与父亲的反叛行为决裂，遵守文王的德训，与人为善。由于胡在鲁政绩卓著，周公奏请成王，复封胡于蔡，以奉蔡叔之祖，是为蔡仲。其子孙就以国为姓。

-蔡姓

二、元至顺家刻本:浴火重生、举世所珍

范浚文集宋末殆已无存,历元移宋第鼎之兵燹,更趋佚亡。迄于元代,同邑吴师道为范浚文集之重刊,厥功甚伟。吴氏基于范浚文集的散失,甚是惋惜,因而搜讨不遗余力,然其“幼即访其文集,不可得。至顺二年(1331年),吴师道始得范浚文七卷于亲友应氏家,其认为所得为范浚文集之首刊本,即南宋绍兴范端臣手订本,“盖其首编也,陈公岩肖序称从子端臣右史所纂,凡二十二卷,则逸者尚多”。后承范浚裔孙范俊告之称其家族所藏的范浚文集“家藏缺自一至五卷,惜其无从补也。于是吴师道将其所得断简七卷,与范俊之家藏残本相合,足以成编。（两者凑合起来得二十二卷，这中间，也就有很多问题。肯定不是原来的二十二卷。）

在此基础上,范端臣裔孙范元瑙率族人共梓之,首刊数卷,并且在范浚集后,“又以右史《蒙斋集》未及刊,则以其与香溪唱酬诸诗先附见焉”。后世未见有范端臣《蒙斋集》单独刊行,其今仅存诗文数篇,亦唯附于范浚集后方得以传世。范端臣之诗文附于范浚集后,始于元至顺本。然范端杲之诗文附于范浚集后始于何时清人姜殿扬认为“《蒙斋遗文》为至顺本增入,见师道序;此多《杨溪遗文》,又明代新附矣。由此可知,元刻本所据底本实为吴氏所得与范氏家藏两残本拼合而成,卷帙与宋本同惟以《蒙斋遗文》附之。元本较宋本虽稍阙然基本保留了宋本原貌,又经名家吴师道精审订补,是为《香溪集》今存最早刻本,亦是善本中之精品。

元刻本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黑口,每卷有目,连属正文。前有陈岩肖序,后有吴师道跋。关于该刻本,后世多有著录,如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丁丙《八千卷楼书目》、陆心源《仪顾堂书目》、缪荃孙《艺风藏书记》等均有相关记载。著录虽多但元刻本鲜有存世。

三、明刻本:名家序跋雕镂可观

有明一代,范浚文集有两次刊刻,为成化唐韶递修本、万历刻本。这些刻本中多有名家大锅赐序添跋,亦是不可多得的善本。

(一)成化唐诏递修本

明成化年间,唐韶为兰溪县令,在任时,积极弘扬文教事业,“阅地志,访遗书,礼乡贤,将以兴废与坠,隆化美俗”。当范浚裔孙范永昌将家藏范浚文集二十二卷上呈唐韶。唐韶读后,对范浚之文推崇备至,并命人重刊范浚文集,同时嘱兰溪大儒章懋作序。关于此集刊刻时间,章懋在《题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后》末有款曰:“屠维大渊献之岁,季秋九日里后学章懋拜手谨题。”所谓“屠维大渊献之岁”,祝尚书先生在《宋人别集叙录》内认为是弘治十六年(1503年),且考证出唐韶刻本“所谓成化本实乃弘治本”,其云：

此序作于“屠维大渊献之岁”,“大渊献”为“亥”年,故此本之逡修本,今各藏馆皆著录刊于成化十五年(己亥,1479年)。四部丛刊续编》本(此本详后)姜殿扬考证道:“唐尚虞刻本有同邑章懋序,童品撰香溪范先生传》。按县志《官师表·县令》栏:‘唐韶,弘治十二年(1499年)任。《宦迹门》:唐韶,字尚虞。《乡贤传》:章品,初从童姓,与章懋齐名,弘治丙戍(按弘治无丙戍,疑为丙辰或壬戍之误)进士，筮仕后奏复宗姓。此题童品,盖犹未第时所作也。”若县志不谬,则章懋序当作于弘治癸亥(十六年),所谓成化本实乃弘治本。

而“所谓成化本实乃弘治本”,实有商榷之处。据上文内姜殿扬所跋,可知其所据唐韶任兰溪知县一事源于《兰溪县志》。今查《康熙兰溪县志》,卷之二“官政类”明代“知县”下有:

李琎,字纯夫,怀宁人,以成化七年进士任。刚介有为,治行著闻。郡志云建祠于圣寿寺东峰亭之故址,以祀乡贤名宦,曰景贤祠。又重建悦济浮桥,民甚赖之,升太寺寺丞;唐韶,字尚虞,常熟人,成化十二年进士任。温柔和易,克协上下,升监察御史;刘恩,德州人,成化十八年任;王倬,字用检,昆山人,弘治五年以进士任。通敏有为,剖决如流。期月之间,百废备举,以治行闻,升南京监察御史;计翱,字鹏举,成都人,弘治七年以进士任。勤慎有守,人多称之。以治行闻,升太仆寺寺丞;苏琰,字廷珍,雄县人,弘治十三年以进士任,后升兰

州知州;许完,字补之,丹徒人,正德三年以进士任。持身端洁,莅政严明,擢升江西道监察御史。

明确记载唐韶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以进士任兰溪知县。又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成化十一年乙未科(1475年)“,此科为谢迁榜,“第三甲二百二名”下第四十五名为唐韶。查书末索引,有明一代,名唐韶登进土者仅此一人。唐韶既于成化十一年登进士,又按章懋序中所称“进士唐君尚虞之治兰溪也”,可知唐韶是以新科进士身份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始任兰溪知县。

康熙县志后,又索嘉庆、光绪《兰溪县志》,对成

化至正德朝兰溪县令的记载与上述一致。且弘治朝

任兰溪知县者,前后相接,未有间断。计翱于弘治七年以进士任兰溪知县,苏琰于弘治十三年任,许完于正德三年任。则弘治十二年任兰溪知县者为计翱,而非唐韶。唐韶任兰溪知县时间实为成化十二年至成化十七年。所以,姜氏所引“唐韶,弘治十二年任”有讹误。而祝尚书先生考订出的“所谓成化本实乃弘治本”亦值得商榷,今各藏馆皆著录刊于成

化十五年当属正确。故章懋撰序之“屠维大渊献之岁”当为成化己亥,即成化十五年(1479年)。此时章懋正居乡讲学,恰可为之作序。

成化唐氏刊本按章懋所言,其底本源自范浚裔孙范永昌家藏,集亦是二十二卷,故章懋认为是“盖先生从子右史蒙斋之所类也”。但章氏又言:“窃惟先生之学之文,与其立身大节,故侍郎陈岩肖、礼部吴公正传,序之详矣。”可见章懋所见的范永昌家藏范浚文集为元至顺本,所以成化十五年的唐韶刻本是在元刻本基础上递修而成,仍二十二卷,每半页十二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双边,只是集易名为《香溪先生范贤良文集》。今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台湾“国家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内阁文库)等地有藏。其中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有二种，一种集前有陈岩肖序、吴师道跋、章懋跋装成4册，框188×124公分;另一种集前除陈序、吴跋、章跋外,尚有清吴煦手书题记,分6册,框同。

成化本之后,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著录有《香溪先生范贤良文集》二十二卷,标为明嘉靖刻本。《增订四库简目标注续录》亦谓有嘉靖本,但仅著录“明嘉靖刊本”五字,具体版样未提及。李盛铎《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内亦有关于嘉靖本的记载,案语却称:“第一卷题门人高榜编。元刊本。“其下文又载:“有吴师道后序及童(按:当为章)懋重刊文集书后。”既有章懋序文,则显然非元椠。按李氏所载,嘉靖本特征:“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大黑口,左右双边。每卷前后标题皆大字,占双行。有吴师道后序及童(按:当为章)懋重刊文集书后……自一卷至六卷不隔流水,板心题上几。七卷至十四卷板心刻“中”字、页数,仍分卷。十五卷以下或刻'进’字,谓进策,或刻‘记’、书’、启’、‘志’等字此与成化本无异,诸家将成化本误作嘉靖本。

栋[栋，读音作dòng(ㄉㄨㄥˋ)]

一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上古黄帝后裔轩栋氏，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轩栋氏，为黄帝轩辕氏的直系后裔之一，是上古时期古老的姬姓氏族部落名称之一。

在轩栋氏的后裔子孙中，确有省文简化为单姓栋氏者，但源流详情还需要进一步考证，证实之前暂不祥述。

第二个渊源：源于职业，出自古代建筑工匠栋甍，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栋”：框架结构屋的正梁，即屋顶最高处的水平主梁，支承着椽皮的上端房子的大梁；也叫正梁。“梁”：水平方向的长条形承重构件。木结构屋架中专指顺着前后方向架在柱子上的长木。

“栋梁”，人们后来用它来比喻能担当国家重任的人才。

代，在进行房屋建筑之时，上栋即上大梁时是非常隆重的，要由最有名望的工匠大师进行，这个“挑大梁”的大师就称作“栋甍”。

在栋甍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称号为姓氏者，称栋氏。

本书按：

南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临川康王刘义庆(公元403～443年)，自幼才华出众，精擅文学，撰有著名的《世说新语》。

刘义庆在《世说新语·赏誉》中第一次使用了“栋梁”之辞：“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

庾子嵩，子嵩，颖川人，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仕至东晋王朝的豫州长史。时有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舆在东晋王朝东海王司马越的太傅府任长史，刘舆很有才华，看不起其他人，因此在他任职期间，有许多名于故世之人多都被他构陷，只有庾子嵩不把心思放在世事上，使他没有空子可钻。

后来，刘舆抓住庾子嵩生性吝啬而家境富裕的特点，怂恿司马越向庾子嵩借千万钱，希望他表现出吝啬而不肯借钱给东海王，自己就可以找到可乘之机予以劾陷。司马越果然上当，真的就在大庭广众面前的宴席之上向庾子嵩借钱。

当时庾子嵩已经醉醺醺的，头巾都颠落在小桌上，他把头伸进头巾里戴上，然后慢吞吞地回答说：“下官家里原来大约就有两三千万，随您取多少！”

在一旁等待机会的刘舆傻了眼儿，这才万分佩服庾子嵩，以后也不再找他的麻烦了。后来有人向庾子嵩谈起这件事时，庾子嵩说：“这可以说刘舆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第三个渊源：源于满族，出自明时期建州女真与黑龙江女真，属于以部落名称汉化为氏。

据史籍《清朝通志·氏族略·满洲八旗姓》记载：

①满族栋阿氏，亦称东鄂洛氏，满语为Dongga Hala，属于黑龙江女真的一支，世居那木都鲁(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海参崴)，清朝中叶以后，多冠汉姓为栋氏、佟氏、邓氏、东氏、洛氏等。

②满族栋佳氏，亦称董家氏、董佳氏，满语为Dongiya Hala，属于建州女真的一支，世居董佳城(今辽宁新宾)、嘉木湖(今辽宁新宾)、嘉哈(今辽宁新宾夹河村)、哈达(今辽宁西丰小清河流域)等地。后多冠汉姓为栋氏、董氏、邓氏、陈氏、冬氏、侗氏等。

③满族栋鄂氏，亦称董鄂氏，满语为Donggo Hala，以居住地“董鄂”为姓氏，董鄂在今辽宁省桓仁县、宽甸县一带。后多冠汉姓为董氏等，亦有称栋氏者。

第四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清朝时期著名经学家惠栋，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

惠栋，公元1697～1758年，字定宇，号松厓；江苏元和人(今江苏苏州吴县)，著名的清朝时期汉学家，汉学中吴派的代表人物。

惠栋生在经学世家，家学渊厚，师有专门。祖父惠周惕，字元龙，又字研溪，是吴学派的开山祖师。《清史稿·儒林传》说：“清二百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惕其创始者也。”惠周惕少年传其父惠有声(字朴庵，明贡生，曾以九经教授乡里，尤精于《诗》)之学，受业于时人汪琬，而与徐枋雅相友善，结为知己。工诗及古文词，皆有规度。至于中年，为贫困所厄，于是遍游四方，得与当代名士相交。当时已成为社会名儒的朱彝尊曾极口称赞他的学问，因之文名益著。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惠周惕举博学鸿儒科，因为丁忧，未得参加考试。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惠周惕成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因他不习国书，改任密云知县(今北京密云)，有善政，不久即卒于官上。惠周惕不仅有学，而且富于才华。就其学问来讲，著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诸书。就其才来说，有《诗说》、《研溪诗文集》。他论《诗经》，认为大小雅的区别在于其音不同，而不以政别，澄清了附在《诗经》上的一些误会。他还认为，无论天子还是诸侯，均可以有颂。这些，对其继承者惠栋都有直接影响。

惠栋的父亲惠士奇是使吴学派由发生而走向成熟的过渡性人物。惠士奇，公元1671～1741年，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号半农。惠士奇十二岁就能作诗，其“柳未成阴夕照多”的诗句，曾得到先辈们的极力赞赏。二十一岁时，惠士奇正为诸生，却自愿不参加省试，自谓“胸中无书，焉用试为？”从此奋志力学，晨夕不辍，终于博通六艺，对诸子及《史记》《汉书》《三国志》诸史书皆能背诵。一次，名流宴集，坐中一客故意难之说：“闻君熟于《史》《汉》，试为诵《封禅书》。”于是惠士奇当场背诵终篇，竟然不漏一字，众皆惊服。清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惠士奇得为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官编修、侍读学士。清康熙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惠士奇典试湖南，督学广东，在任上积极提倡经学。三年后，通经者多。惠士奇曾举荐海阳进士翁廷资为韵州府学教授，部议格置不行，不过清圣祖康熙皇帝亲自干预说：“惠士奇所举，谅非徇私，著如所请，后不为例。”惠士奇盛年经史兼治，晚则尤邃经学。著有《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春秋说》十五卷、《交食举隅》二卷、《琴笛理数考》四卷、《红豆斋小草咏史乐府》、《南中集》、《采莼集》、《归耕集》各一卷、《人海集》四卷、《时术录》一卷。内容除经学外，还包括天文、音乐、文学诸方面。

惠家本来住在吴县的东渚村，后来迁居到城东南的香溪北面，当时附近的东禅寺内种着一株红豆，本来早已老而枯干，此时竟然复生新枝。惠周惕移一枝栽于阶前，更是生机盎然，焕发出勃勃活力，四方名士过吴门者，必停舟相访。因此，惠周惕即自号为红豆主人。同里乡人习惯上把他唤做老红豆先生，而把惠士奇称为红豆先生，把惠栋称为小红豆先生。

惠士奇有子七人，惠栋是老二，在兄弟中学问最好。他自幼笃志向学，孜孜不倦。家有藏书，日夜讲诵，自经史子集到百家杂说、稗官野乘、释道二藏及儒家毖纬之学，无不津逮。由于他生长在一个书香世家，又赶上政治、经济、文化都高度发达的“乾嘉盛世”，因而得以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当时他父亲的朋友李绂一曾竖指称赞说：“仲孺有子矣！”

惠士奇督学广东期间，惠栋形影相随，时广东高材生苏珥、罗天尺、何梦瑶、陈海天，有“惠门四子”之称，随从惠士奇讲论文艺，与惠栋为莫逆交，但四人皆自以为学问不及惠栋。以后，惠栋又来往于京口一带，因父亲在清雍正初年“入对不称旨，罚修镇江城，以产尽停工削籍”，饱尝饥寒困顿之苦，甚于寒素。不久，父母双亡，惠栋恪守孝道，并不以贫废礼，终年教授学生自给，任凭甑尘常满，处之坦然。

生活虽然困苦，但惠栋对古代典籍甚为爱惜，每得一善本，不惜倾囊，也要买来，有时还借读手抄，精审地予以校勘，以至对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惠栋读书主张从名家入手，而在远大处着眼。当时学者余萧客写成某书，向他求正。他说：“子读书撰著，当务其大者、远者。”余萧客闻之深受触动，当下执弟子礼。

在学派上，惠栋与皖派经学代表人物戴震既有师生之谊，更为忘年交。清乾隆大帝登基后标榜风雅，鼓励士子们从事经学考究，免得成天琢磨“反清复明”，因此在清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诏令各地举荐明经行修的士人。当时陕甘总督尹继善、两江总督黄廷桂与惠栋并无半面之识，但因早闻他的学行，因此交章论荐，认为他“博通经史，学有渊源。”然而，因为惠栋因为没有及时将著作呈递给掌权者，更不擅长胁肩谄笑的贿赂，再加上他名大招忌，因而罢归，失去一次极好的入仕机会。此后，他与仕宦再无半分缘分，故而专事著书立说，在大半辈子的治学生涯中，培养出一大批封建时代最优秀的第一流学者，余声所及，及于今日，犹自未绝。如著名的余萧客、江声、钱大昕、钱大昭、王鸣盛、戴震、王兰泉、顾广圻、王昶、江藩等等诸人，都与惠栋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师承关系。没有这些学者，所谓“乾嘉学派”也就失去了光彩。因此，惠栋可以说是一位成功的教育家。

对《周易》的研究，是惠栋学术的顶峰。他著作有《易例》二卷，“乃熔铸旧说，以发明《易》之本例，实为栋论《易》诸家发凡。”《易汉学》八卷，“掇拾孟喜(汉宣帝时博士)、虞翻(三国时传孟喜之易者)、荀爽(东汉治古文费氏易者)绪论，以见大凡。”其末篇附以己意，发明汉《易》之理，以辨证河图、洛书、先天、太极之学。《周易述》二十三卷，“以荀爽、虞翻为主，而参以郑玄、宋咸、干宝之说，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可惜的是，这部书并未完成，缺《未济》以上十五卦及《序卦》、《杂卦》两传。后来，他的再传弟子江藩代为补注，作成《周易述补》一书。

惠栋治《周易》有两大特点：一是专主 之说，二是混淆家法。这两个特点主要来自惠士奇。惠士奇有《易说》六卷，专主汉说，认为《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备于孔子。这种观点，沿袭了“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传统讲法。清朝学者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曾十分强调汉族人的最重家法和师法。汉族人最讲学有专门，而惠士奇则有意混淆汉朝的家法与师门。如孟喜以卦气、京房以通变、荀爽以升降、郑玄以爻辰、虞翻以纳甲分别说《易》，实际各不相同，但惠士奇却认为：“其说不同，而指归则一，皆不可废。”这就不管汉朝的门户界线，而给以综合融汇的功夫。此外，对孔子据以正名的《春秋》，也是事实据左氏，论断多采《公》、《谷》。至于汉朝以后，他认为自三国魏王弼以玄言注《易》，其古义便荡然殆尽了。到了惠栋，几乎全部承袭其父的观点，但更加精审详实。不过他认为唐朝李鼎祚《周易集解》还是保存了一些汉朝精华。

除《周易》外，惠栋还遍通诸经。他有《九经古义》十六卷，讨论《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的古音古字古义。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其中《左传补注》六卷因有别本单行，有目无书，故称“九经”。他论证详博，考证精确，因而又被人誉为“惠九经”。

对于《春秋》三传，惠栋尊郑玄之《周礼注》、韦昭之《国语注》，而对杜预《集解》多所驳正。他认为，严彭祖所传《公羊春秋》，即熹平石经所刻；颜安乐所传乃为何休所注。讨论古代明堂制度有《明堂大道录》八卷、《谛袷说》二卷，认为古代的帝礼(一种祭祀)乃在明堂举行，而明堂制度来源于《周易》。于史部有《后汉书补注》十五卷，取《初学记》《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太平御览》诸书，补谢承、薛宝、司马彪、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七家之亡。又有《诸史会要》《竹南漫录》，惜未成。《王文简公(士祯)精华录训纂》二十四卷，《太上感应篇注》二卷、《山海经训纂》十八卷、《九曜斋笔记》二卷、《松崖笔记》二卷、《松崖文抄》二卷。除此之外，惠栋还曾帮助卢见曾手定《雅雨堂十种》、《山左诗抄》、《感应集》。

值得强调的是《古文尚书考》二卷。讲到东晋枚赜所献伪孔传本《尚书》，人们总是先提到阎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实际上，惠栋的《古文尚书考》与阎百诗相比，别具特色，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据 、钱大昕的惠书序，阎百诗著成《疏证》之前，“先得定宇之指，定宇书不谋而与之合，文词未及其半，而辨证益明，条贯亦清益。”阎百诗之书终“未若先生之精而约。”可见惠书之特色。从外，阎百诗沿袭许多前人的错误，直接影响了其价值。如周公摄政称王，封康叔于卫，阎百诗相信蔡沈在《书集传》中的臆说，以“武王诰命为卫侯”。又相信宋人王柏之说，认为《诗经》所谓郑卫*风非孔子手订，为可删。这些又反衬出惠书的价值。惠栋则坚持认为，郑玄所传的二十四篇《尚书》乃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的二十五篇为伪。对唐人所说郑玄所传乃张霸伪造的百二篇，今文《泰誓》出于伪造，都一一予以驳证。创见颇多，在史学界产生过深远影响。

学者皮锡瑞认为，惠栋为雍乾以后汉学大宗，但未尝废宋学。实际上，他认为只有汉朝学者才保存了圣人的真谛，因此在惠栋的著作中，几乎全是发明汉朝人的言论。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评论说：“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休)、服子慎(虔)之间，马融、赵歧辈不能及也。”也是把他同汉朝学者相比。因此，惠栋可称是汉学大师。

但是，惠栋固守汉儒之《易》说，而且不复甄别，以致当时及后世人对其有“株守汉学”、“嗜博泥古”之讥。

惠栋为世人留下的著述有《古文尚书考》、《易汉学》、《易例》、《周易述》、《后汉书补注》、《九经古义》、《明堂大道录》、《松厓文钞》、《春秋左传补注》等，为清朝吴派经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得乾嘉学者推重。

在惠栋的后裔子孙中，就有栋氏、李氏两支别于惠氏之原姓。栋氏，当取先祖之名为姓氏，而李氏因何而变出，惠栋的后裔子孙皆讳莫如深，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郡望：

苏　州：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苏州的历史已有四千多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苏州古称吴，现简称苏，拥有姑苏、吴都、吴中、东吴、吴门和平江等多个古称和别称，苏州城始建于周敬王六年(吴王阖闾元年，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命伍子胥建阖闾城，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在吴都城设会稽郡、吴县，自此，当时的苏州称为吴县，或有时称为吴州。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始定名为苏州，以城西南的姑苏山得名，沿称至今。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代宗设苏州为江南唯一的“雄州”，从此，苏州名称被固定作为通称。北宋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宋徽宗曾改苏州为平江府。苏州城目前仍坐落在春秋时期原来的位置上，基本保持着“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的河道水系和“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的独特风貌。

三历史名人：

栋阿赖：(生卒年待考)，亦称董鄂洛；满洲正白旗人。著名清朝将领。

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之时归附，以护军参领从征，其后屡建军功，授一等轻车都尉，累官至副都统、都察院副都御史。

栋阿赖逝世后，其子栋闪袭其世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