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国的时候，为了将削弱外族大臣的权利，故决定广建宗室，大举封建。将自己的儿子兄弟全部封为亲王。《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对大臣们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

群臣自然不敢反对，逢迎朱元璋是“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而这个制度贯穿整个大明王朝。

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

有明一代270多年，朱元璋家族通过几十代的繁衍，到明末时据有关史料记载总人口超过了100万。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清官海瑞在嘉靖后期抬棺上万言书，这封堪称“国骂”的谏书，列举骂尽了皇室吸尽天下百姓骨髓的事实。明朝末期，崇祯时连蓟辽前线将士的军饷都拖欠发不出。而起义军李自成大军到了洛阳的时候看到的福王都肥的不能走路了，而河南民间却饿孚遍野。。。

靖江国藩王具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在明代藩王中的地位最为特殊，因为其为明代唯一一个直接册封为王的旁支宗室；二是最早建藩、最后灭亡，国祚延续时间在明代诸藩中最长，几乎是与有明一代相始终。靖江王是中国历史上传袭最长的藩王，自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就藩桂林（靖江府），至南明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藩国结束，共历经二百八十年，传袭十三世、十四任王，超过了明朝其余藩王系国祚。

朱元璋建立大明之后，就是将自己的儿子封为藩王，藩王的享有极高的地位和权势，后来在明成祖朱棣以及后代皇帝的整顿之下，藩王的势力已经很弱了，可是到了明武宗执政的时候，又发生了几起藩王叛乱的事故，因此藩王们的权力又被进一步制约，最后几乎再也没有什么势力了，只是被朝廷供养着而已。

益王朱祐槟是明宪宗的第六子，未满十岁的时候就被父亲朱见深封为了益王，封地为建昌府，就是现在的江西南城。朱祐槟长到十六岁的时候，被下令离开京城去往的自己的封地。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只带着一些随从就此离开熟悉的故乡，去往一个陌生的地方，从此后骨肉分离，兄弟也再难相见，别提对可怜了。那时候主要有皇子就藩，场面一定是母子哭着分离，因为这一走，可能此生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益王墓石马

朱祐槟崇尚节俭，喜欢读书，对待封地的百姓也很好，而且他比较幸运，活的时间很长，直到嘉靖坐了十几年皇位后，他才离世，谥号端王。第一代益王朱祐槟是嘉靖皇帝朱厚熜的亲叔叔，也是明武宗朱厚照的亲叔叔，因此益王的家族在这段时期的还是很有威望的。

当年朱厚照做了皇帝之后，一直没有子嗣，他应该是不能生育，因此皇位后继无人。按照祖宗规矩，假如朱厚照没有指定让谁继承皇位，那么皇位就应该是兴王家的，但是兴王只有一个儿子朱厚照，而益王却有很多儿子，因此朝中大臣就建议皇帝在益王的后代中挑选一个，过继到朱厚照的名下，接进皇宫抚养，这样一来朱厚照不就有了后代了吗？。可是朱厚照生性贪玩，一直没有专门讨论过这件事情。谁能想到朱厚照三十岁那年突然离世了，可是皇位的继承人还没有确定呢，这下该怎么办？朝中大臣一下子就傻了眼。最后朱厚照的母亲张太后和内阁首辅没有办法，为了不使朝中发生混乱，他们就匆忙地把兴王的儿子朱厚熜立为了大明的新君，因此朱厚熜就成了嘉靖皇帝。

朱厚熜是朱厚照的堂弟，本来皇位与他是毫无关系的，只是由于明武宗没有孩子，所以他才坐上了龙椅。为了让自己的皇位合乎正统，嘉靖帝就引发了大礼仪之争。那时候，嘉靖帝和张太后以及内阁首辅大臣之间的关系闹得非常僵，以致明朝开始动荡。大家都说明朝最终会灭亡，起因在万历朝的，其实祸根早在嘉靖时期就埋下了。

如果当初大臣们的意见能够被采纳，是从益王的孙子辈中挑选一个男孩，成为明武宗的继子，那么皇位的继承或许就不会发生任何问题，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大礼仪之争，明朝的政局或许就不会发生混乱。

明朝对宗室的管理，总的来说，在洪武时期较为宽松，永乐之后渐趋严格。

永乐以前，在政治上，建藩初期，王府不仅有相傅，而且武臣由勋臣担任，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王府官可兼行省参政，为地方行政首长，也可兼都指挥使，掌地方兵权。在封国内，亲王拥有相当大司法、人事权，其官属除长史及镇守指挥、护卫指挥由进行派遣外，其余均在封国境内或所部军职内选用，藩王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境内人民有敢违犯藩王的，由亲王区处，朝迁及风宪官不得举问。这时的藩王是列爵治民，分藩锡土。亲王所居城内布政使、都指挥使及其以下职官，除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到王府候见外，亲王可以随时召见他们。亲王遣使可以直达御前，敢有阻挡者，即以奸臣论处。风宪官以王小过或风闻亲王大过奏闻，即以离间亲亲关系罪处斩。纵使藩王真有大罪，亦不得加刑，只能召到京师，由皇帝发落，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面申饬，或遣官谕以祸福，促使改过自新。洪武二十作年（1395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奉天门谕群臣，再次强调皇亲除了犯谋逆不赦之罪，其余的罪，均由宗亲会议，报请皇帝裁决，有关部门只许奏闻，不得擅自逮捕；若大臣行奸，不令王见天子，私下使人致王罪而使王遇不幸的话，则天子必定是昏君，其长史司并护卫司可行文五军都督府索取该奸臣，都督府应捕奸臣奏斩之，并族灭其家；而且郡王子孙才能堪用者，考验授职升转，即洪武时宗室子弟可以入仕。这些规定都足以使藩王直到作为天子耳目、监督地方的作用，尤其是当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有权训兵待命，等天子密诏统领镇兵讨伐。

经济上，藩王不仅终身有俸禄，而且待遇很优厚。岁禄单是米一项，即达5万石，是正一品大臣的50倍。此外，还有册封、宫室、婚姻、丧葬等费用，并给予厨役、斋郎、铺陈等杂役人员。

但是，到朱元璋后期，从在外诸王府大兴土木、擅役工匠，靖江王府官欺凌指挥耿和等等问题中，亦渐渐感到藩王权重对皇权是个威胁，特别是皇太孙也曾问他：“虏不靖，诸王御之；诸王不靖，孰御之”。所以又规定：不许亲王同时朝觐，只能一个亲王来朝，平安回到封国后，派人以书信方式报给其他亲王，才能来朝；而且进京朝觐时，留京时间不过十天左右，即遣返封国，以防止藩王与朝臣的勾结。又规定：亲王王子要入侍，这更是含有人质之意。后来又规定：王府废除王府的相傅，升长兄司为正五品，长史由皇帝亲自选派，若王有过，则诘问长史，即长史有监督、规劝藩王之责。到了洪武后期，藩王虽有藩号，但已是列爵不治民，分封不锡土，食禄不治事；王国文官由朝迁选派，犯法时依律审判；王国百姓有侮慢王的，亦要解京审问明白然后才能治罪，以防止王对封地内官民的控制；经济方面则删除了王府若有兴建工程，有司即时由王所居的城中市户差付，不得稽延这条；亲王的岁禄亦减为万石。

不过朱元璋既要诸王藩屏国家，备侮御边，夹辅王室，要讲亲亲之谊，就必须给藩王以实力和特权，所以很多对藩王的限制，并未有太大的效果，藩王的军权仍然被维持着，形成尾大不掉不势，以至于朱棣有实力发动夺位之战。

永乐帝即位后，鉴于前朝之失，对控制藩王极为重视，或以谋反等罪名，分别削去他们的封爵、属官、护卫，取消统领驻军的权力，如借故削去代王、岷王的护卫、官属，齐、谷王先后被废为庶人；或者将要塞地区的藩王迁入内地，如宁王朱权迁往南昌。

永乐时又废除宗室可以为官规定，即使是宗人府，亦改由勋戚大臣摄其事而不备官，所领事务均归礼部管辖。文武百官对于亲王，只具官称名而不称臣。正统十四年（1449），韩藩襄陵王欲入京师，后又愿率子婿从征入侵的蒙古人，但没有得到批准。甚至明末清兵进逼京师，唐王倡议勤王，竟被废为庶人。明末，由于宗藩的厚禄给朝廷带来的严重负担，相当多的中下层宗室已沦为贫困户，于是强烈要求弛松藩禁、请田联自给、试官自效的呼声越来越高。万历中，更定的《宗藩事例》，准无爵的宗室自便生计，准奉国中尉以下宗室参加科举考试，选授京师以外地区的官职，但实行时又加以限制，如对于县令等“亲民官”的职位，朝廷不能放心授于宗室，而只授于中书舍人等一些较为闲散的职位。

亲王封国后到了一定年龄，必须出到封国，以后非奉诏不得进京。永乐时由于笼络人心，准许亲王入朝觐见。成祖死时，宁王权奏请进京，仁宗即以“祖训不敢违”加以拒绝。之后，除天顺时为了“塞疑谗之隙”，特准襄王入朝外，亲王再也没能进京的。

藩王在封地也有许多限制，如二王不得相见；不得擅离封地；即使出城省墓，也要申请，得到允许后才能成行；如无故出城游玩，地方官要及时上奏，有关官员全部从重杖罪，文官直至罢官，武官降级调边疆；藩王除了生辰外，不得会有司饮酒；王府发放一应事务，地方官要立即奏闻，必待钦准，方许奉行，否则治以重罪。王府官亦改用高年不第举人、落职知县等担任，成了位置闲散之地。

对宗室的约束还有：不得预四民之业，仕宦永绝，农商莫通。不得到京师，如有出城越关到京师的，即奏请先革为庶人，然后发往凤阳高墙圈禁，同行之人，发往极边的卫所永远充军。宗室不得擅离境外，有居住乡村者，虽百里之外，十日必三次到府画卯，如果一期不到，即拘墩锁，下审理所，定罪议罚。从郡王至仪宾以下，不得与文武官员往来交结及岁时宴会。请名、请婚也很严格，未经请准，只能呼乳名，不得婚嫁，以致走京游棍以请名、请婚为由乘机勒索宗室钱财，导致许多宗室壮年以后都未能请到名字、成婚。

由于宗藩条例多，宗室动辄得咎，被废为庶人的不少。藩王势力经过多次、多方面的削夺之后，已绝对不能与皇权对抗，皇族内部武力夺位的可能性在正德以后已经消失。那些好饮醇酒、近妇人的藩王，因其对朝廷没有威胁而被称为“贤王”，受到奖励。宗室成了不农不仕、啖民脂膏、被软禁于封地内的典型寄生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