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绅地主创建族田义庄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经济权力维护宗法关系，以巩固封建统治，因此受到封建政权的维护。明清时尤其是清代，伴随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宗法关系趋向松懈，或谓“自宗法不行，士大夫无以收其族，昭穆既远，视为路人”。针对上述变化，官绅地主建祠修谱，加强宗法关系，同时建置族田义庄，用经济手段约束族众。清人大倡“祠堂敬宗”、“义田收族”之说，即源于此。方苞在论述吴县范氏义庄时曾明确提出：范氏族姓宗法之所以长期持续不坠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乾隆年间，章学诚谓创建义庄可以“补王政所穷”，即通过族田义庄强化宗法关系，起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直到清代后期，冯桂芬说：“千百族有义庄，即千百族无穷民”，他的设想是推广族田义庄制，使“亿万户皆有庄可隶”，这样，广大农民都被控制在官绅地主所操纵的义庄之下，则“奸宄邪慝，无自而作”。所以，有清一代，在封建宗法关系趋向松懈、农村阶级分化加剧、社会秩序日益动荡的条件下，族田义庄曾成为地方行政的辅助，对封建统治起着一定维护作用。

皇子一般按其所建功勋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并随每代子孙递减一级。

清代乾隆年间曾封八位“铁帽子王”，王位可以“世袭罔替”，并可“配享太庙”。清中后期又封四位这样的铁帽子王。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

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华人心目中，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它是祖的标志，根的象征。

六百年岁月沧桑，不远万里跋山涉水，在大槐树前祭拜，共话骨肉情，它是炎黄子孙心中不老的精神树，团结树，洪洞大槐树是心目中的家，灵魂深处的根。

我张氏家族，原籍山西省洪洞县县城南十三里许。 明洪武初，始祖霖公，奉旨南迁江苏丰县城北四十里，地名河泽村即今欢口镇西张庄，后因户繁地狭，得建业于北三里许，地名邓鄂庄即今水坑洼村。

追溯往昔，元末朝政腐败，战乱频繁，灾疫连绵，茫茫中原大地，荒芜人烟。而当时三晋大地，特别是晋南洪、赵一带经济富庶，人口稠密。明初统治当局为复兴中原，巩固边疆，遂于洪武至永乐年间，开始大规模向中原和边关地区移民。据历史记载，当时在洪洞大槐树处，进行一场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迁民活动。虽说当时不是专迁洪洞人，但因其人口密集，交通便利，把洪洞作为迁民重点却是很自然的事。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再说中原地方好，几年不纳粮，可谁也不想迁到那里去。明朝统治者只好制定移民条件，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并规定凡移居者都必须到洪洞广济寺办理手续，领取“凭照川资”，然后从那里出发，按官方指派的方向，在官兵的监护下，分别迁往中原各地。自洪武之初至永乐15年，50年内共18次迁民。迁民对于调整当时人口布局，发展生产，巩固边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血缘关系是家庭的天然纽带，要维持宗族的传承和延续，必须有族谱、祠堂和族田的支撑。

一般的家谱都记载着一个家庭自始祖以来的繁衍生息分支迁徙，不断拓展的艰苦而光荣的历程，也记录着历代先辈治理家政的经验和子孙处世为人的教训。因此一本家谱就是一个家庭发展的历史，它为我们描绘的是血肉之躯相传的生命链条。基于这种原因、所以家谱才世代相传，生命不息，并不断赋予它新的内涵。

修谱是一个家庭的大事，睦族无谱分辨不出一族亲疏，睦族莫重于序谱，谱不修谓之不孝。

霖祖系下共修七次，格式按欧、苏两者兼取家族世系之体例，自宋代以来就有欧式与苏式之分。欧式创自欧阳修，注重上下垂直联系，苏式创自苏轼，主要左右横向联系。张氏家谱多数两者兼取，先取欧式总系，以明家族发展源流，后遵苏式分各支各房，世系载入历代子孙，构成了张氏家族生命之链。霖祖系按五世一台头，既明了又容易看懂。

霖祖系下南迁至今历经七次续修，其顺序为：

一、大清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十代孙猷训公创修族谱

二、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十四代孙兆文

三、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十五代孙自让、大振

四、清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十六代孙太乙

五、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十九代孙 谦

六、公元一九三一年 十九代孙 谦

七、公元一九九七年 十九代孙 德山

按照历代修谱之惯例，修谱必修祠。

祠堂是宗族组织的祭祀场所，是一个家庭的象征。张氏祠堂是十世祖猷训公创建於大清顺治十年。历经几代人修缮颇具规模，后因年久失修已破败不堪，到一九九零年六月召集各支会议，按人丁一元筹款，整修大殿，重建山门及耳房，翻建东廊房。1997年城关大彪一支捐款三千元，华山张集思宏一支捐款三千元，张黄庄张成美、沙庄张孝玲各捐700元，叶庄宏喜捐款500元，建西廊三间，大殿中红木神龛和神主楼是张黄庄先法公独资从越南置办。竣工后，主殿铁叉云燕高耸，兽脊彩瓦流光，门窗雕漆楹柱，飞彩大门焕然一新。

始祖霖公，自大明洪武之初迁民南来迄今六百年，据载同来者十八位或二十四位祖爷，他们或为胞兄弟，或为堂兄弟，分布大江南北，想来时或以后数代人，理应互有联系，往来庆吊之礼，自然不断，逢年过节，请亲探祖之举，当亦不绝。然至大清顺治十年十代祖猷训公创修族谱之日，已距始迁之时三百余年，各族子孙繁衍之盛，分布之广，当可想而知，以故各族之后人其间联系多有中断。

经考：江苏丰县欢口镇水坑涯始祖霖公与山东鱼台清河涯、堰口始祖清公和永乐二年后来鱼台县石集张庄、张曹庙佩公实为胞兄弟。沛县张集鲁公与济宁张家桥始祖岱公为胞兄弟。五位始祖为堂兄弟，至于张家庙一支与我水坑涯居趾相连，行辈不差，六祖本属一脉。

吾张氏家族堂号“百忍堂”，五修族谱时主修人谦公为霖公系下另立堂号“两铭堂”以示新疏，两铭已包百忍之意。

高姓家谱介绍（一）概述

家乘又称家谱、家牒、族谱、宗谱、世谱、支谱等，是记载宗族世系、人物的历史图谱，是宗法血缘制度的产物。其内容相当广泛，记载着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全族的坟墓和族田的四至方位，也包括家法、家训、风俗习惯、社会变故等宗族文化。家规家法，有的家族有成文法，有的家族则只有习惯法，有成文法者皆载入家乘。大凡全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户口人丁、祖宗墓地、族产公田等，在家乘宗谱上一查就着。

家谱是维系家族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它又有宗谱、族谱、家乘等不同的名称。宋朝以后，随着封建家族制度的形成，修家谱的风气十分盛行。到了明清两代，在农村中可以说既没有无谱之族，也没有无谱之人。

高氏家谱的内容，一般说来也是包括上述几个方面。如收藏在辽宁省，阳县高家的《高氏宗亲谱册》主要内容：谱序、命名旋盘、先人坟茔坐落、人任显荣者传以及世系图表等内容。

有了祖谱，人们就能区别、分明和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属于哪一宗、哪一支，不会乱认祖先宗派，就能联络宗族同姓之间的感情。因此，在大多数高姓宗谱的家范家规中，都把修谱系作为突出的一条。高姓宗族也很重视族谱的收藏保管，所以尽管在十年“文革”中有许多家谱被迫烧掉或毁掉，至今仍然有一部分高姓家谱被完好地保存下来。特别是在满族的高姓中至今有保存谱书和谱单的传统，每年逢祭日，便将宗谱从祖宗匣中取出，敬除房内西墙板上，全家跪拜祭祀，以示不忘祖宗恩德并祈求祖宗的保佑。

修谱

过去修谱是家族中的重大事件。没有家谱的家族要新修，已有的要续修。每隔一段时间，家族中总要新生孩子，娶进媳妇，嫁出女子，增减人口，还要死去老人，夭殇子女，新增坟茔。族产公田也会有新变化。为了及时将种种新情况反映到家谱上来，所以每个家族的家谱都定期续修。修谱有一定的体例和原则，代代相袭，不许族众干预。

家谱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在于把全族的子孙固定在一个地方——祠堂的周围，不致因分化、流徙而使家族瓦解，也不致因异姓或同姓异族的迁入而使家族的血缘关系发生混乱；其次是提倡尊尊亲亲，向族众宣传血亲相爱、亲族团聚的观念，从思想意识上防止家族溃散，以达到收族的目的。正因为家谱对家族的存在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每个家族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祠堂读谱仪式。祠堂读谱，有的家谱一年一次，有的则一年数次。仪式的隆重与祠堂祭祖差不多。

各家修谱，一般都要请学者名流，政界要人或本族人作序，高姓族谱也不例外。在谱序中，有的是叙述本族的发展历史，有的是叙述修谱的缘起和经过，也有的是叙述修谱的重要意义。因此说，一篇谱序就是一篇本族发展的简短历史或本族所应遵循的道德文章。

高氏族谱

高氏族谱，最早的当数隋唐时期官修《高氏小史》，此书记载了渤海高氏，特别是北齐一宗的发展变化情况，宋以后佚失。今天能见到的大多是明清修订或续修的，也有民国年间续修的族谱。仅就现存的高氏各谱来看，南方的高氏族谱修订的较早，世系详尽，保存的也较完好，修谱也较有规律性，一般都能定期续修。而北方的高氏族谱多有佚失，并且修谱较晚。山东郓城《高氏族谱》记载：“适民国二十四年老高庄祠堂落成，与祭者七十余村，有二十一世孔贤，因各村老谱失传者，约各村记几世，即自几世序之汇印成牒。”旧谱的佚失给续修族谱带来一定的困难，也容易造成世系的不详。族谱失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自宋以后，北方动荡较大，受北边各族的入侵较多，致使迁徙频繁。同时，北方高氏较为集中，各宗支混杂相居也为修谱带来一定的难度。郓城《高氏族谱》又载：“其间逃而复还者又不知几高氏与焉，迄今五百余载矣，迁于彼又迁于此者更不知几高氏与焉。”而南方高氏宗系则较为单一，各宗支一般多聚族而居，据江苏常州《芳田高氏族谱》记载，高氏“星罗郡东殆遍”，合计有五六百家，被称为“郡东望族”。同姓同宗同支聚族而居，有共同的祠堂，共同的义田，这样就从根本上使修谱续谱有了保证。当然这并不是说北方高氏族性不强、淡于谱事，事实上北方高氏谱要比南方多，只是囿于诸多因素的限制才造成上述情况的。不过，从北方各高氏族谱来看，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辽宁等省区的高氏，也包括一些南方高氏多为渤海高氏后裔。不论迁徙多么频繁，宗支多么混乱，但最终都能追到渤海这一支上。

“湖广填四川”及移民文化

明末清初的大战乱，四川大部分地区十室九空，十不存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因而大量的移民奉旨或者逃荒，或者自愿(经商、游宦、习医等)入川，改变了整个四川的人口经济、风俗民情诸方面，其影响胜过历史上多次的移民四川的大活动，奠定了现代四川包括成都诸生活的由来与根基。正是由于大规模举家甚至举族迁移入川，恋家恋根之心甚重，因此对族谱的修缮，方志的撰写甚于它朝。不特如此，四川古来都有重视修志的传统，从目前已知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东汉的《巴郡图经》到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一部方志、常璩的《华阳国志》，无不对此后中国地方志的修撰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而常璩的《华阳国志》还被梁启超称为“方志之祖”。就刘纬毅所著的《中国地方志》中载，我国现存历代地方志共有8273种，倘按方志所属省区来划分，位居前五位之榜首的四川672种(其它分别是浙江592种、河北567种、山东541种、江苏540种)。四川修方志之风很盛，或许与四川人恋乡又远离中央政权不无关系。如果方志是官方为了保存当地的民俗风情和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那么民间为了保存自己的声音，达到睦宗族、正人伦、端风化、敦孝悌，亦即巩固家放大的凝聚力、维护家族的秩序、扩大家族的活动与影响，维护亚宗法社会的生活原则，让子孙铭记家族的创业和迁移活动，以及祖先们为后代所创下的基业，因而谱谍的修撰就显得非常之必要。

经过清初至中叶的“湖广填四川”后，移民对自己的来历及祖先的业绩更是特别在意，有的在蜀安定后，随即回乡取来或者老族的人送来老谱，以便在迁四川后续修新谱。在学者黄尚军所过目而作简略登录的100部家谱中，最早者系喜庆13年(1808年)，最晚是民国36年(1947年)，其间包括有数部无法确定年代的族谱。而这一百部中关于成都府的更多，但关涉至今日仍属成都管辖的则只有23部。而这23部中因古简州包括今龙泉驿，而龙泉驿已属今成都市，故包括那时所描述的简州龙泉驿家族之族谱；再者23部明载因清初“湖广填四川”而迁入成都者为13部，占23部的56%，可见湖广填四川对成都人口影响之一斑。兹随举几例，以窥一斑。1835年(道光15年)简阳所修的《王氏族谱》中表明其1680年从长沙府迁入成都府简州龙泉驿；1875年大邑《邱氏宗谱》记载顺治年间由福建迁蜀；1888年新都《魏氏族谱》中载其始祖从康熙年间从福建被派入川者近百支，散处成都、绵阳、乐山，以新都为最；1924年华阳《廖家族谱》说1726年从广东兴宁县至湖广，其子在1724年先期入川(资料均见《四川方言与民俗》)。福建、江西、广东在清初战乱后填四川的人是不少的，但正如光绪年间《德阳县志续志》中的《陕西会馆田记》一文说：“……时朝廷功令他省民人入蜀报垦……当此之日，楚来最多，亦最选，秦次之，江右为后，粤、闽出于乱定数十所之外。故人邑人率皆五方杂处”。《成都通览》是这一论点另一个佐证，从当时填四川者，湖广籍占25%，云贵籍占15%，江西籍占15%，陕西籍占10%，安徽占5%，山东占5%，广东占5%，广西占5%，而福建、山西、甘肃合占5%。这说明湖北、云贵、江西和陕西人占了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的大多数。

奉旨入蜀的人就不去说他了，因为他们入川缺乏很多内在动力和本能的利益驱使，这种入川方式最难判断入川者的个人素质。而那种被逼上绝路逃荒或者由于家乡发展已至极限，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是我们应该分析的对象。可以说，入蜀的第一代全是靠圈地和自耕农以及佃租的方式起家的。他们多是勇猛有余，而在读书方面出息不大的人，也就意味着是封建社会科举考试下的边缘人。一直到了他们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甚至更靠后，才改变了他们辛勤劳动而食不果腹的尴尬境地，他们积聚了钱财，需要改变自己或许有点钱，但却非常寒微地位，于是读书中举就成了在平凡而稳定的社会之必选项目，也表明了“湖广填四川”给四川包括成都带来了怎样的荣誉。我们先谈那些著名人物如元帅陈毅、朱德等人的家世(这些族谱方志里的资料均采自孙晓芬编著《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它处不再另行出注)。陈毅的先祖陈尧钦三兄弟在康熙末年从湖南宝庆府新宁县，随“湖广填四川”的人口移动而长途跋涉入蜀，最终老大陈尧钦决定落户乐至，而另两位兄弟则另走它处，与其告别。到陈毅时已至第九辈。朱德先祖随“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从广东韶光迁移到四川广安、营山一带做生意，直到入蜀第三代朱文先才带着四个儿子到仪陇县马鞍场大湾定居。到朱德时已至第八代。这就说明移民非数代之艰辛劳作不能结果。

一些四川的现代作家如李 人、阳翰笙、郭沫若、艾芜、马识途等，其祖上都过“湖广填四川”的艰辛历程。李 人的八世祖李述明清初从湖北黄陂县入蜀，李述明的入蜀比较特殊，他是沿途做小生意比如卖布并且行医，到达四川华阳县定居的。而李 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也是教私塾兼行医，出售湖北祖传“朱砂保赤丸”，而李 人的父亲李传芳及其妻子均会制作此丸。其实李氏之入川，不只是带来了“朱砂保赤丸”，而且将祖传的家乡菜也实践到他所开的餐馆“小雅”当中——如凉拌芥茉宽粉皮之类。更重要的是李氏第八代之子对成都的贡献，不只是他的小说堪称近代小说的《华阳国志》，而且他对成都的研究在四川作家中无出其右者，这只从他的遗文《成都历史沿革》和《话说成都城墙》里就能不费力地感觉得出(《成都文物》1991年2期)。而艾芜的远祖则是失掉了土地，只好携妻带子，远走他乡，于是在康熙中叶迁蜀，在成都府的新繁与彭县交界的平原上，靠着水沟插占务农。其始祖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务正乾坤”的韵文字辈入川的，到了艾芜父亲一代正好用到“坤”字辈，于是派人去湖北麻城寻访祖先同姓，又带回用在字辈的头两句韵文“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按照粗略的估计，艾芜始祖入川已达十世左右。而作家阳翰笙的祖先和马识途与所有入川之作家的祖先均不同，他的祖先是被官方胁迫而非自愿入川的，他并不想迁蜀，迁蜀后定居于高县罗场。作家、学者郭沫若祖上乾隆年间从福建长汀州宁化县迁蜀，其“有”字辈的始祖背着两个麻袋移民到嘉州务农，到三代仍做长工，第四代突然大昌，而到郭沫若属第六代。作家马识途的先祖是在乾隆年间从湖北麻城奉旨迁蜀垦荒，到忠县境内离石宝寨十多里的弯丘和沙地坝落业，后干脆名为马家山和马家湾。我国著名地矿专家、作家韩素音之父周炜是清代大移民时从广东迁蜀的，“由广东行商来蜀，经营花板及丝绸，为高人赀富人”(陶尧生《爱国至忱，以死勤事——记韩素音之父周映彤先生》)，后定居郫县。而我国著名中医专家唐宗海，其先祖从湖南武岗入蜀广汉，最后迁至彭县三邑乡。观察上面诸多个案，可得出移民之艰辛不易，要想培养出本家族的杰出人才，非得六至十代不可，尤以八代为最普遍。按每代二十年算，移民之家要培养自己的杰出之才，需要160年左右不可，至此移民已完全蜀化矣。而且从另一方来说，也表明移民的人口素质及其结构的提高，为优化四川人的人口质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只是如此，川剧发展至今日的局面，也是移民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结果。明代四川土戏与昆剧入川形成的昆川混杂，秦腔入川及弹戏的形成，徽调入川及川胡琴的诞生，都给川剧形成空、高、胡、弹、灯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加上像魏长生这样的川剧创造者及其他表演艺术家的努力，以及像文人如赵熙创作《情探》等，均对川剧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陕西在清初填四川的大潮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其原因不问自明，陕西与四川自古相通，是为近邻，常有商业交易及民间往还。陕人在清初入川占地，其具体做法是“秦人随大军开辟，砍树臼其皮为界，施棚帐于内髅瓦砾之间”，自此之后，“远近趋利者踵相接”(同治《重修成都县志》)陕西人在成都的经商行道以典当、盐茶、棉织业等著称。比如清代33家当铺(《成都通览》载28家)，多为陕商经营。陕西严氏家族便是以运销川盐而获得大利，故而严雁峰(他是尊经书院的学生，王壬秋的高足，与宋育仁、廖季平、张森楷等著名学者系同学)、严谷孙才有贲园藏书之富，同时才有大量资金投入所辑的《渭南严氏孝义家塾丛书》的精校、刊刻、印行，其所辑的“丛书”涉及经传、训诂、音韵学、中医药学等重要的文献。我自己就曾收得其中严氏刊刻的关于音韵学方面的书数种，流沙河先生还曾借去作过一个关于音韵方面的口诀表。严氏刊刻“丛书”的版片大约3万多片，可惜文革时保存不善，军宣队进驻文殊院时，军代表将存于该地的一些版片，拿来当作煮饭的柴火烧。曾蒙书籍装设计家盛寄萍先生遗赠，我得到一块严氏刊刻《曾子》一书的版片，闲时用手指轻扣这梨木版片，不胜陶醉之感。

更为切要的是外地人之入川所带来的农作物种植上的革命，对改变四川农作物及经济作物的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方面闽粤入川移民功劳甚剧。如红薯在1733年间经闽、粤入川的移民带入四川，比如乾隆《双流县志》上载有当年成都、双流开始种植红薯的情况，“民间有空地者种之，或售或食，是亦治生之道”。只经过了二三十年，1760全川种植红薯就颇成规模，尤其是川北等地如西充被称为苕国。如此一来，加上原先的水稻种植，使得四川人的粮食逐渐富裕起来，且廉价的红苕还可用来喂猪，对改善民众的膳食及营养结构均不无好处。但顺带说一句，玉米、红薯之引入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确实极大地利用旱地，较以前保证了农民食物问题，但这是一柄双刃剑，旱地开发过多，毁林开荒的事情就不断发生，以至于森林面积逐渐减少，清代以后，全国森林遭破坏越来越加剧，除人口剧增(道咸以后尚有减少)外，最重要的玉米、红薯广泛裁种对土地的需求量加大，从而造成这种无可避免的后果。成都在中后叶，尤其是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三十年(1905年)三十年间，四川所有日常物品(包括建筑材料其增长均在3%以下，为现代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合理的物价上涨指率。而四川的燃料价格却在三十年间平均上涨约118%，平均每年上涨3·93%，超过了物价上涨的合理指率(吕实强《近代四川农民的生活》)。这说明代移民造成的毁林开荒——与红薯的大面积种植不无关系——加之伐薪烧炭的事情日趋严重，才造成炭价上涨。前经营炭帮和木柴帮的商号和人数那么多，其原因盖源于需求大、利润厚的缘故。同时大量伐木，造成水木流失，泥沙增多，河床加高，而水量减少，这是清末包括府南河在内的岷江等内河航运能力下降的真正原因。红薯等旱地作物的大量种植看似与炭价上扬、内河航运能力低下、水土流失严重、水灾频繁没有联系，真实这里面有非常深刻的内在关联。

其次尚有甘蔗、山蚕的引入，对成都乃至四川有很深的影响。蔗种在1671年在富顺种植成功，到了清末，富顺产甘蔗15万吨，产蔗糖1万余吨，糖坊500余家(详见《富顺县志》)。内江大约也是1671年，福建商人曾达做生意来到内江，见九月菊花开放，知此地气候与福建有相近之处，遂借返乡迎亲之际，带来蔗种、制糖工具并带来了制糖工人。这种经济作物的种植对整个川西平原及浅丘地带的农业生产和商业带业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四川原来只有春蚕、秋蚕和四季蚕，并无山蚕。而山蚕是1741年大邑县知县、山东人王酉将山蚕从山东引入四川，从山东省取蚕数万，散发给民间，教他们饲养。山蚕喜吃柞树叶(又名栎树，俗名青杠树)，而四川许多地区都有栎树，而山蚕所产丝谓之为柞蚕丝，其所织成的柞丝绸，是柞蚕丝织成的平纹织品，有光泽，适宜做夏季衣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末经营丝绸生意的丝绸帮商号及人数之众堪与日日不离的油米帮的商号及人数相埒的原因，同时也为更多的普通人家消费得起丝绸服装打下了基础。福建、广东入川的移民身上均有经商传统或具备商业眼光，而且有敢于为先的风气，如他乡之人不喜种苎麻时，“粤东籍家多种之”(《温江县志》)，给扩大苎麻种植，增加经济收入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另外，四川虽有烟草种植，但产量不高，面积不大，烟与烟叶的加工比较粗放。雍正年间福建龙岩移民至金堂的傅氏因此广种烟草，于是傅氏的烟草在成都很卖得起价，获利高，又能运销四方，于是民众便广泛种植，这样就为成都地区的民众增添了一项经济收入。为成都经济的尽快恢复打下了良好的基底。

大量的移民入川，于是他们在四川各地建立了大量的会馆，移民几年或十几年后便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京师各省会馆的作用大抵如次：为官绅乔寓之馆，科举士子居住的管所，专门为赴科士子住读之所。而地方会馆自是不同于京师针各省会馆，但一般会馆不外是协助同乡应试举子，推进同乡工商业务，便于同乡间聚会联宜等等。而川省林立的会馆因其系移民所建而有所不同，台湾史学家吕实强认为四川的会馆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参加会馆者不仅是工商官宦，即便是农民亦是会馆的基本会众；其次是会馆设立相当普遍，不仅通都大邑，就是村镇乡场也往往设有；最后，川省会馆除了一般会馆的功能外，尚涉及若干属于地方行政方面的事务，诸如仲裁是非，调解财产纠纷等(《近代四川的移民及其所发生的影响》)。这就使得四川的会馆取得了亚宗法社会(既与官方有利益联系又有自己利益地盘，会众只要通过大社会里的小社会就可解决问题)对于会馆会众的利益保护和约束力。四川在清代中后叶袍哥众多、公口林立，对四川的近现代社会结构及社会变动，保路运动的爆发以及民国的军阀割据鸦片泛滥川省等，都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譬如会馆会众的广泛性和会馆建立的普遍性，使得各个利益集团的联络在农业社会的情况下相对快捷，便于统一行动，在短时间内聚集起来，以应付各种不测之激变，这对后来袍哥发水电报以起事都有不可小看的启示。

移民所形成的宗族的族约族规，对维护一个宗族正常的社会秩序有不可小视的作用，但我个人认为宗族对社会产生较大且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便是族产中的族田亦即义田。因为古代社会重家重族，而且一个人中举进士，不只是个人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光荣。再且这一个社会在不能，更准确是说不想(当然统治者是不想，他们想的上如何愚民)实行义务教育亦即免费教育，同时又使同族大多数人不致失学的一个有效办法。譬如成都龙谭乡范氏宗祠，从1787年至1950年的160多年的时间里，范氏家族有祠产3000亩(资料来源孙晓芬《清代前的移民填四川》)。而范氏族产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族产属范氏家族所有，并推举德高望重的人掌管祠堂，子孙出世后只须向祖宗送红鸡公和喜封，祠堂命名上册后便可成为其中一员，享受祠中一切权利。当然也有对违规的惩处条款。其是范氏家族有健全的组织机构，设德高望重的族长一人，正副总理各一个，掌管祀田(指祭祀专项开支费)和义田(作为办学及奖学金、救济金之专项开支)的收支，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更为重要的推帐务主管一人，为本祠贫困子孙、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进行救济，每年终施放一次救济粮、款，同时设学务主管一人，为范氏小学子弟专管伙食、学杂，此费由祠堂供给。考上初中发给奖学金24银元，高中36元，大学100元，上京师和日本留学，每年发给140元。考上留欧美发给280元。每个学生毕业考取优等者，在祠堂贴挂金字红榜鼓励。宗族祠堂在没有义务教育以前，在一定意义上实行义务的是义务教育(小学免费)，倒是现在义务教育实施不了，因为现代社会将祠堂的功能代替，但就是没有做好真正的义务教育。正是祠堂族产族田亦即义田对教育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也是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学校，立马就能够在各地得以实现的真正原因。因此实行新的学校制度后，就能立马改为华阳范氏小学。近代成都的变化和前进与这些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家谱，又称族谱、家乘、宗谱、公谱、祖谱、谱书、家牒、族牒。它是记录家族组织活动的档案材料。福建的族谱兴于宋代，盛于明清之后。修谱的动机是“溯渊源，分疏戚，序尊卑。”（安溪《谢氏总谱》卷首《联谱序》）族谱的形式有装订成册的（古为线装，今与一般印刷物相同），也有图表式的。许多家族把编纂族谱作为后代子孙的一项义务写进族规，重修族谱年限不等。闽北浦城的季氏和李氏家族，均规定族谱30年一修。房氏则规定“宗谱有贤子孙或十年、三十年一修，则存没葬地，时日不爽。先儒云，一世不修谱为不孝，宜知之。”（清·光绪《闽浦房氏族谱》）类似的族规，使修谱用家族法的形式永久化了。

　　族谱所载内容详略不一，通常除记载全族的户口、婚配和血缘关系外，还有全族的坟墓、族田族产、祠庙等的方位、数量及管理使用办法、家族的规约训诫、修谱凡例义则、各类合同契约文书等。一些较详的族谱，还记载有家族历代的重大事件、与外界的纠纷、可嘉奖的人物传记、科举出仕、名人传记以及义行节烈等。

　　族谱的核心内容是记载家族的世系源流、血缘系统。以防血缘关系紊乱而导致家族瓦解。连城《新泉张氏族谱》卷首说得明白：“亲疏派别得谱则溯其源，上下分支得谱则穷其本，即荡析代变，而皆有所考焉。”为达到显示血统的目的，各地族谱均有认中国先朝名人为远祖的习俗，这种附会的谱风，虽能使其家系倍增光彩，但往往导致家史失真和对后代误导。安溪湖头的李氏宗谱，认先祖为道教创始人李耳，直系则“出陇西，为唐高祖李渊公之苗裔。”南靖庙兜郭姓，认始祖为周文王之弟“虢叔”（“虢”与“郭”音近），并由虢叔是黄帝的二十七世裔孙，郭子仪是虢叔的第六十世孙、黄帝的八十七世裔孙，而推论自己的宗族嫡出于中唐名将郭子仪。（《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9页《庙兜郭姓的历史渊源》何柳枝）这些记载，易使族人深信不疑。其他的如刘姓必溯祖为刘邦，肖姓多探源为萧何，都是这种攀强名流、附会望族的修谱心态之反映。

　　族谱中，家族迁居（开基）始祖之下的代系排列严格分明，不容混淆。这往往是族谱中最具史实价值的部分。福建的许多家族，都实行名字排行制（古称“昭穆”），俗称“排辈份”。即在同一辈份的族人中名或字须用某个统一规定的单字起头，再与其他单字结合成名或字，以示区别。如某一父辈生三子，儿辈名按“永”字排列，分别称“永志”、“永仁”、“永贵”。如此，在族谱中一看“永”字排行便可知其为兄弟或堂兄弟辈份。已去世者，则在其名上写上谥称并加上“公”字，以示区别，沙县一带习俗，收养子若无族长和六亲认可，不可上谱排字辈，否则会被骂为“出透的人”而遭岐视。排辈份除少数由祖、父辈临时决定外，大多是按先祖早已选定的排行用字。南靖县双峰村《丘氏族谱》载：从其二十一世始，标定的昭穆用字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创垂显奕，继述藏嘉。光前荣耀，世德作裘。仁亲义祖，燕翼贻谋。桂芳兰茂，日新月盛。思皇多佑，福禄来成。庆余善积，谱泽绵延。宗风丕振，亿万斯年。”（《南靖文史资料》第二期86页《双峰丘氏的历史渊源》林明波）目前已传至“垂”、“显”字辈，即第三十至三十一世。这种按族谱排辈份的方法，使农村常可见到这样的俗象，由于世系分支发展速度不一，一些年届七旬的老翁，要向三岁稚童称“叔”或“伯”。永定俗谓：“白头哥，坐地叔”（即对平辈的白头老翁仅呼“哥”，而尚在襁褓中的叔辈，即使上年纪老者也要唤其为叔）。为了区别同辈中的年龄次序，“排辈份”之外还要“排号”。永泰县同安乡张氏族谱规定，族人添丁按先后次序排号，日常称呼常舍其名而直呼其号，如同辈中是第20个出生的，就直呼“二十”以代名字。这一习俗在当地一些年高者中至今仍颇为流行。

　　同一姓氏的不同分支家族，还经常利用族谱中的血缘世系排行记载，进行“联谱”活动。安溪谢氏家族，曾于民国年间合数十宗支进行大联谱。辈份分明后，各宗支子孙公议决定排行班次悉归画一，修纂总谱，旨在扩大家族势力。谢氏家族裔孙谢维峻在《联谱序》中称：“联之以谱，化弱小为强大，转柔软为坚刚，众志成城。”此外还有，当族谱分支过多时另分几个房派修谱（房谱和族谱通称家谱）。如一房人外迁，其房谱分出后就成为新的族谱。

　　由于族谱为同一姓氏家族承继的依据，故一般只记男丁。少数族谱也将族中所谓“贞妇烈女”记载入乘。族谱有的依不同对象规定用笔着色的。据《岛居三录》载：“泉郡向修族谱，世系图所牵连之线，有红有黑，体例甚严。红线者，一本至亲，虽远房承宗亦然；黑线者，乞养异姓，即显宦不能免，此亦春秋诛心之法也。”有功名成就或能光宗耀祖之人，族谱中用红笔记入以示表彰，过去秀才或秀才以上的读书人也用朱笔入谱。现在一些新修族谱仍沿此习。寿宁《刘氏总谱》中，凡上大学的族人，名下都划上红线，所书的姓名用谱名（即按族谱排行而起的名字），抱养子用黑线注明（连城一带是用蓝线）。修谱和查阅族谱也很有讲究。旧时对祖谱保管十分重视，须慎重保存，定期曝晒，认真缮修。霞浦一带，谱系分正谱、副谱（草谱）。副谱可以查阅，而正谱修好后，要入箱上锁，将开锁的钥匙丢入祖祠神龛，以示此谱交祖先收存，以后禁开锁。若遇副谱丢失，有事要查谱时，要先做“牲福”，祭请祖先同意，方可开锁。

　　旧时一些宗族修谱，每逢初一、十五日要祭祀祖宗。族谱告成后，还要造灵厝、做功德，请和尚法师观灯；观灯时造3座大灵厝（纸糊房子），供已超度的神魂居住，另设一些黑龛，供无子孙后代及未超度的神魂居住。福建省连城一带宗族，每年正月要拜“代图”（即写在布上的族谱）。行仪时，本族男丁都要到场，先是“新丁上图”（即新添男丁的名字入谱），上图之家要给执笔者一个红包，并烧香燃炮，用三牲祭祖。若逢大祭，要用整头猪羊置于下厅的支架上；继而是鸣锣击鼓放鞭炮；最后会餐，座位严格按辈份排列。族人围坐喝酒谈心，气氛很好。连城人把正月“拜代图”的宗族聚会称为“闹花灯”。

赵姓家谱介绍

赵姓很早就有了自己的家谱，宋的《天水堂·赵氏族谱》把西汉名将营平侯赵充国世系的发展、演变做了详细的记载，在“汉传至宋系图”中列了一世祖赵充中至六十七世赵景雍，表明天水迁长安、又迁襄阳樊城、再迁洪州，至赵景雍时移居江南的历程。赵姓规定每30年修订一次家谱。现存赵姓家谱多是清代和民国初年纂修的。

赵姓族谱的基本格式

赵姓族谱虽有以上种种类型，但从其发展历史来看，这些类型并非同时出现，而是大体经历了一个从简易家谱，到族谱、支谱、房谱，再到宗谱、统谱等联宗合纂的演进过程。同样，族谱的修撰格式也有一个从简单谱系、谱表到体例完备的发展过程。就现存清代、民国时期的赵姓族谱而言，其格式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谱序。这是每部族谱都不可缺少的内容，它包括本族人写的序和邀请外族人写的序，以及跋语等。外族人写序通常是当朝、当地的名人，或是与家族有特殊关系的人。谱序跋的内容大致是修谱缘由、修谱经过、家族渊源传承，有的谱中还阐发一些修谱理论。随着族谱撰修的次数增多，序跋也不断增多，所以一些大型族谱，其序跋篇幅很大。通常情况是续修次数越多，谱序就越长，谱序跋本身也就成了了解家族历史的重要资料。

二是谱例，即修谱凡例，主要阐明族谱的纂修原则、体例、领谱和族谱的管理原理。同治年间所修的《天水堂赵氏合修族谱》凡例共有20则。《山阴华舍赵氏宗谱》除录旧谱凡例外，还新增凡例若干条。

三是先世考与遗像赞。主要考述本姓来源、本族的历史和分支迁徙情况，尔后是把本家族中最显赫、有德行功业的先祖绘成遗像载诸谱端，并附像赞。这方面，民国年间所修的《东莱赵氏家乘》最具典型。不仅考述文字简明清晰，祖像的绘制也十分精美。在说明本脉出于蜀汉顺平侯赵云，世居成都府红花市之后，用四言联句表达家族的迁徙、兴盛情况，颇有特色：“聿维我谱，俱详历履，原籍西川，始白天水。明初迁莱，郡城安宅，嘉靖开科，隆万任职。伯镇封疆，仲总六卿，武勋相业，朝廷所荣。愿绍前烈，德言与切，绵长先泽，睦族敦宗。”另外，赵宋皇室后裔的族谱大多载录《太祖遗训》一文。

四是恩荣录。主要刊载皇帝和朝廷、地方官员对家族或家族成员的封赠文字和匾额。山阴华舍谱中有御印、御押，东莱赵氏有“诰命”、“封赠”、“荫袭”、“旌表”四项。

五是家法族规。清末民初所修的赵姓族谱中，一般都是旧规、新规分列，内容庞杂，财产婚姻、祖业管理、家族往来，举凡为人处世的各个方面无所不包，且各个家族因自己的不同情况而有所侧重，但都不离敬宗收族这一核心内容。

六是祠堂坟墓。赵姓对祠堂、祖坟的修建历史、建筑规模、地理位置等都有详尽记载，有些谱中配有简单的绘图。其中大量内容是有关宗祠的管理规章，如山阴华舍赵氏谱中有“宗祠条规”、“陵祭条款”、“宗祠禁约”、“宗祠祭典”、“宗祠仪注”、“六陵仪注”、“宗祠仪注”、“六陵祭文”、“宗祠祭文”、“宗祠祭句”、“六陵联额”，另外还有历代相关的碑文、记颂等。

七是世系。这是赵姓族谱中的主要内容，占有2／3的篇幅。世系可分两种形式，一是世系传录，即从一世祖开始到修谱日期止，家族成员的姓氏名号、生卒年月、简要阅历、妻室子女以及葬地封赠等情况；另一种是世系表或世系图，即以图表的形式记载该家族的血缘传承情况。在笔者所见的赵姓族谱中，后一种形式要多一些。

八是传记，包括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以及年谱等多种形式。传记又有德行、孝友、烈女、仕宦等篇目，与地方志的体例大体一致。

九是仕宦录，或称科第录，登载赵姓族内历代科第人仕者的名单，并简要记载他们的业绩及著述。

十是族产，包括祀田、祖山、义庄、庙产、房屋等。赵姓族谱对这一点相当重视，族田、祖山都写明地理位置和面积大小。同时《还记载族产的数量、买卖情况、管理细则、收支账目以及经营租佃。

十一是艺文或名迹录。收录赵姓族人或与家族相关的各种著述诗文。名迹录则是记载与赵姓家族相关的名胜古迹、山水桥梁、庵寺书院和亭台堂舍等。

十二是字辈谱与领谱字号。

附录：光绪年间所修《暨阳章卿赵氏宗谱》谱目

卷一：总谱，包括江阴赵氏发源图、江阴赵氏世子总图、章卿赵氏四大支十一分支世系总图、发源谱、十六世总谱。卷二至卷十五，支谱。卷十六至十八，分支谱。卷十九，家范录，包括祖训、家法、祭法等。卷二十，义田录，包括义庄、义庄条规、义田细则。卷二十一，世济录，含科举、世荫、胄子等。卷二十二，先茔录。卷二十三，先茔图。卷二十四，墓志行状。卷二十五，丝纶录，包括制、敕书等。卷二十六至二十九，文乘录，录家族艺文。卷三十，节录，内含历修谱序、后序、跋等。

该谱为南靖金山祥涌肖氏族谱。该谱肖氏原籍江西临江府新喻县竹皮材，元至元初，（元）肖燧徙居汀州归化（今明溪）龙湖大帐山，燧即为肖氏入闽始祖，明代肖孟容迁入南靖金山，为金山肖氏之祖。

该谱内容有谱例、谱序、世系。世系始记于一世（孟容），止于八世。

该谱首修于明天启四年（1624）（廖启祥修），重修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肖士修），清光绪八年（1882）（肖王成修），本次修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9991/72912）

肖氏族谱 肖氏家族遍布华夏大地炎黄子孙源远流长历代勤劳朴实,艰苦创业保持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族成员也曾英才栋梁,拜相称帝,爵位有之,为国家之昌盛,民族之振兴创建了卓越的业绩乃国人之福家族之荣也

水有源,树有根,人固有本也先祖相传:明朝洪武年平间,由肖门马氏祖奶奶带领忠、良、将三子从山西洪桐县老槐树地下迁至河南林县城南四十里连家坡村后来马氏祖奶奶又随三子迁至汤阴县肖家横岭肖忠、肖良定居连家坡后立茔村西北三里河山西洪桐县老槐树地下迁至河南林县城南四十里连家坡村后来马氏祖奶奶又随三子迁至汤阴县肖家横岭肖忠、肖良定居连家坡后立茔村西北三里河～附:由于年代久远,家谱失传,先祖流传下来的说法传来传去各有不一除本谱外还有两个说法附录供后人参考'

一、是由河西村肖有生整理续写的肖氏族谱记载的情况是:明朝洪武年间,由马氏带领的肖忠、肖良、肖正、肖义、肖闻五子从山西洪桐县老槐树底下迁至河南林县(现为林州市)南四十里连家坡村,后来马氏又带领肖正\肖义\肖闻三子继续东迁至汤阴县肖家横岭, 肖忠、肖良定居连家一、是由河西村肖有生整理续写的肖氏族谱记载的情况是:明朝洪武年间,由马氏带领的肖忠、肖良、肖正、肖义、肖闻五子从山西洪桐县老槐树底下迁至河南林县(现为林州市)南四十里连家坡村,后来马氏又带领肖正\肖义\肖闻三子继续东迁至汤阴县肖家横岭, 肖忠、肖良定居连家坡后立茔村西北三里河

二、是汤阴肖氏族谱记载,明朝洪武年间马氏带领从山西洪桐县老槐树底下肖正、肖义、肖闻三子迁至汤阴县肖家横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