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生活在东北的人，多数是闯关东过来的。想当年太爷爷一辈或是更上一辈，领着妻儿，挑着挑子奔向东北求生，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都不肯丢下背在身上的家谱。虽然家谱上只是记载家族已逝先人的名字，但那就代表着祖宗，家在祖宗在，祖宗在，家也就在。无论在哪里落脚，每逢春节的时候，他们都会把代表祖宗的家谱请出，背北朝南，也就是朝着先人家乡的方向供奉起来，以此来寄托对先人的怀念。

时至今日，不但供祖宗的记忆一直还在，祭祖先的传统也一直没丢。

每年腊月二十九或三十，也就是除夕当天一大早，爸爸妈妈就开始张罗供老祖宗。

爸爸准备祭祀用具：拿出家谱掸去灰尘，悬挂在北墙上，粘好祭祀用的对联，上联是“金炉不断千年火”，下联是“玉盏长明万岁灯”，横批是“祖豆千秋永”；家谱下面一般是一口大木柜，在上面摆一对烛台、一个插香碗、四双、六双或者八双红筷子。

妈妈准备上供的食品：用白菜切花刀在水缸里泡成花，再用红纸染上色；把粉条油用油炸成团状，也用红纸点上色；烀好的大块肥肉螺旋着切，做成宝塔的形状；猪肚里面塞上东西，肚头插一根白绿相间的小葱当鼻子做成大象的形状；大小适中的小鲤鱼用油煎到发黄；满满的四小碗米饭，两两对扣到一起，形成圆圆的小山形状；专门蒸一锅上供的馒头，上面要用筷子头沾红印泥点缀上梅花的团图案。

在妈妈准备供品和午饭的这段时间里，爸爸带领我们贴对联和福字。大约中午十点左右，对联贴完了，供品也基本做好了，爸爸妈妈开始摆供品，一切就绪后，点上一炷香。

老祖宗虽然供好了，但实际祖宗还没有回来，需要天黑以后由家人接回来过年。

一点到两点是吃午饭的时间。吃过午饭，为了保证晚上能通宵守岁，大人们一般让孩子们先睡一觉。有的孩子也会先去找小伙伴玩，总之天黑之前尽量都找时间休息。

夜幕降临了，到了家家接神的时间。接神就是接神仙的意思，也就是接自己家的祖先回家过年。民间认为，过年的时候天上地下都放假，只有这个时候自己的祖先才能回来和家人团聚。

接神的地点在村里的十字路口。去接神的时候需要拎一盏灯笼，拿一撮香和一些纸钱。到达十字路口后，把香点燃插在雪地上，再把烧纸点燃烧掉。然后冲着西南方向跪地磕头，嘴里念叨：“老祖宗回家过年了，老祖宗回家过年了”。然后起身，大人拎着灯笼带孩子们往回走。回去的路上不许说话，大概是因为老祖宗跟在身后，怕惊扰了祖先。

回到家中，把蜡烛点上，香点燃，再用铁盘子倒点白酒用火柴点燃，蓝色的火焰燃烧完毕后，爸爸带着我们给祖宗磕头，老祖宗算是正式接回来了。这时候，妈妈煮好了上供的饺子，用盘子盛两盘摆在供桌上，老祖宗吃过年回家后的第一顿饭。因为下午刚吃过饭，一会儿还要吃年夜饭，所以这一顿全家人都象征性地吃几个饺子，算是陪祖先共进晚餐。

这顿饭吃过后，爸爸会和我们打扑克，或者我们去找小伙伴玩，大人们可以乘机休息一会儿，然后又接着准备年夜饭。

夜半子时左右，到了吃年夜饭的时间。年夜饭前，有个“发纸”的环节，这时，万家鞭炮齐鸣，芝麻秆点燃的篝火映彻整个村庄。孩子们会从火中跳过，试图烧去身上的晦气，也会手把门框的上坎，一边抻一边念叨“某某长大高个啦！”。

发完纸，全家人洗手洗脸，洗去过去一年的晦气，然后给祖宗上香、磕头，之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地吃年夜饭。

年夜饭结束后，就到了去亲戚家拜祖宗和长辈的环节。在爸爸哥哥带领下来到亲戚家，先到供祖宗的房间给亲戚家的祖宗磕头，嘴里念叨着：“给老祖宗磕头”，就好像不念叨亲戚家的老祖宗就收不到似的。给先人磕头后，紧接着就要给亲戚家的长辈磕头。依然是一边磕头一边念叨：“给舅姥爷磕头”、“给舅姥姥磕头”、“给大叔磕头”、“给大婶磕头”。磕完这家，再去另一家，照例是“给老祖宗磕头”、“给舅爷磕头”、“给舅奶磕头”……

如果除夕夜没有去亲戚家磕头，那么初一也要一大早就去磕头，拜先人拜长辈的仪式绝对不能省略。

那时候磕头拜年，有时长辈会给一元两元的压岁钱。对于孩子来说是那是一笔极大的收入，很可能会让孩子们兴奋一整个正月。

张作霖的家谱我不知道，但是关于他的民间传说，我知道一个，是我小时候，姥姥讲给我听的。

是一个张作霖和东北特产鹜肉斧相关的传说，希望对你有参考价值。

据说东北枭雄张作霖小时候家境贫寒，曾经在外乞讨流浪，说好听点就是经常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后来没办法做了小土匪，有一天傍晚，他带了两个小弟打了两只鹜（这个字念雾），用刀子胡乱斩成几块，随手掰了几片苞米叶子包上，在河滩上点了一堆火，开始烤鹜肉吃。

眼看就要烤好了，正要解馋的时候，他以前抢过的一个仇家，是个地主不知道怎么发现他了，带一群人找了过来。张作霖远远的看见来了一群人，就觉得不好，这小子很聪明的说，反应很快，来不及吃鹜，用碎石把火堆盖上，扭头就跑。

仇家人多势众，张作霖他们好不容易甩掉了追兵，躲到了一个山洞里，藏到半夜，哥几个饿的发慌，都睡不着了，一个小兄弟说：真他么倒霉，眼看烤好的肉，没吃到！

张作霖抓抓脑袋，坏笑着说：敢不敢回去接着吃？

小兄弟直摇头：不敢不敢，为了吃鹜肉，再把脑袋丢了，不合算，，，

张作霖站起来，说：放心，现在回去啥事没有，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还敢回去，没事！

就这样，艺高人胆大的张作霖带着兄弟兜了个大圈子，仗着胆子又回到了原地，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了，饿着肚子的张作霖发现烤鹜肉的碎石竟然还是热的，原来石头被炭火烧热，竟然连续几个小时持续的焖烤着鹜肉。

张作霖扒开碎石堆，发现几块上边的鹜肉都成黑煤块了，烤的时间太长了，根本没法吃，哥几个这份失望啊，一个兄弟不甘心，张嘴啃着黑煤块，张作霖一把抢下来，扔到河里，骂道：饿死鬼，那他妈能吃吗？

骂完了，张作霖不死心，接着挖石头堆，要不说嘛，这就是屌丝逆袭的节奏啊，终于发现两块形状似斧头，颜色深红的鹜肉，张作霖张嘴就咬，结果却咯的门牙生疼，原来这块鹜肉长时间埋在土里焖烤，所以外表有点硬。

饿红眼的张作霖还是不死心，不好咬，他就用手往下撕，撕下来一条鹜肉，放到嘴里，慢慢的嚼了起来。

边上的两个兄弟着急的看着他，看他嚼起来没完，就问：怎么样？能吃吗？

张作霖眼睛里直放绿光，说：能吃吗？太他妈能吃了，不光能吃，这鹜肉斧子还他妈特香呢！

后来，这种把碎石子烤热来烤鹜肉的方法就流传开，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我小时候，我姥姥会经常会烧热一堆石头子，烤这个鹜肉斧给我吃，我小时候最解馋的事，就是一边在村里溜达，一边捧着一块鹜肉斧，一条一条的撕着吃了！

有用你就看看，没用就当我没说。